最新金融工作计划和目标 银行网络金融工作计划(大全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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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计划普惠篇一

[摘 要]从文献综述视角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传统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和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两种主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不但突破了地理和时间等方面的限制，让金融更容易走进农村地区，缓解了农村金融排斥，而且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改善了信息不对称，进而通过刺激消费、促进就业、缓解信贷约束、改善人力资本等机制显著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区域差异、门槛效应、数字鸿沟、风险及行为异化等因素也会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收敛效果。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金融排斥;数字鸿沟

一、引 言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加到2019年的28 228元，人均消费支出从1956年的88.2元增加到2019年的19 853元，恩格尔系数从63.9%下降至28.4%，人民生活质量极大提高。然而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乡收入的差距仍然较大，其中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2009年达到3.28倍的顶峰，之后虽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徘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任务将更加艰巨。而且，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相互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可见，加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内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蔡昉（2013）认为，人力资本、就业机会和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是影响我国收入分配最主要的三大原因[1]。shaw（1973）较早注意到了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认为金融发展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十分重要的手段[2]。贝多广（2015）指出，现有的经济社会结构根源于金融结构，金融可以促使在愈加宽广的社会阶层中广泛地分配财富[3]。我国的金融结构有着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具体表现为金融资源主要流向城镇地区，而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明显不足且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转变当前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多年来的发展经历表明，仅依靠传统的金融措施很难转变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近年来提倡的普惠金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但农村地区融资成本高居不下的现实也使得改进的效果大打折扣。如何在降低现有成本的基础上为农村提供更多的有效金融服务，依托数字技术而生的数字普惠金融则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主要定位于受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时不但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而且通过数字技术降低了经营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从而增强了金融供给的可持续性。鉴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晚，相关研究近几年才相继出现，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定义与定位，以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如何等问题，本文将从现有文献中进行梳理、总结和评述，并最终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内涵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源于金融排斥。金融作为经济主体跨时空转移价值的方式，可以合理分散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传统金融本身具有一定的门槛，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避免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需要金融客户提供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此外，提供金融服务需要物理网点、工作人员以及技术设备等支持，这些都为金融服务堆积了较高的成本。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金融服务往往提供给具有较多资产的富人，缺乏资产的低收入人群则被传统金融排斥在外。金融排斥的核心特征是一部分人群不能以合理的方式获得金融服务，demirgǜkunt & levine （2009）指出金融排斥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4]。为解决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孕育而生的是普惠金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开创的格莱珉银行正是普惠金融实践道路上的成功试点。2005年联合国组织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①，2006年普惠金融被引入中国，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构想，2016年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6年杭州g20峰会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

根据《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它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且是以負责任的、成本可负担的方式提供，同时对服务提供商而言是可持续的。” 黄益平、黄卓（2018）也曾指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既要坚持做到商业可持续性，提供的金融服务又必须是负责任的[5]。因此，总体来看，对于数字普惠金融而言，金融是本质，普惠是性质，数字是手段。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构成

从前述定义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既依托于数字技术，又蕴含普惠性质，包含数字和普惠双重属性，相对应的分别是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构成，当前研究大多认为主要包括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数字化和互联网公司的金融业务两部分[5]。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前者的发展路径是从金融到普惠再到数字化，表现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后者的发展路径则是从数字到金融再到普惠，体现为数字金融的普惠性。

普惠金融是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发展而来的，多为传统商业银行提供，旨在面向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为其提供可接受的金融服务。然而，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普惠金融在社会性目标和盈利性目标之间通常存在相互冲突，即社会性目标要求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支持，所提供的服务是低成本的，而成本过低势必会压缩利润空间。一方面，客观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了传统金融机构获得正常盈利的难度，甚至可能出现亏损，进而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的目标。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尚不健全，成本较高、结构化信息不易获取、定位不明确的问题仍较突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既面临农民信用水平不高、抵押品少、金融知识缺乏等困境，也存在金融服务供给与农村内在需求不吻合、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明显不足等问题。此外，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基于传统金融机构，必然存在着因网点分布而导致的空间性差异。张珩、罗剑朝、郝一帆（2017）就指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偏低，且存在地区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差异较大[6]。地区差异表现为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依然无法获得金融支持，而普惠金融是以金融福祉分配的公平合理为原则，可得性是考察普惠金融的核心指标。

数字技术的使用降低了普惠金融的成本，提高了信息可获得性，为普惠金融带来了更多发展空间。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业务产生正向影响，拓展了商业银行业务，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提高了经营效率。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尹志超、张号栋（2018）指出借助数字技术支持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作用更大[7]。

数字金融早期是由互联网公司涉足金融领域发展而来的，是指通过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手段提供的金融服务。有学者将数字金融定义为传统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之外的第三种金融，认为数字金融区别于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是一种新的金融模式[8]。然而，王国刚、张扬（2015）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有限，并不会颠覆传统银行业务，更多的是对传统金融的补充[9]。黄益平、黄卓（2017）对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进行了总结，认为传统金融不发达、监管压力较小以及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是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并指出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是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鲜明特点[5]。

数字金融天生具有普惠性，谢平等（2015）指出互联网金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拓展交易可能集、交易去中介化、支付变革与金融产品货币化的特点[8]。杨善林等（2016）将互联网视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新资源，互联网金融实质上使用技术手段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10]。总的来看，数字金融的普惠性首先体现在其渠道广，黄浩（2018）认为互联网是渠道的革命，互联网公司借助电子商务和社交网络建立了宽广的渠道，使得弱势群体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进行金融交易，而不受地理限制[11]。其次体现在信息流通，数字技术将信息的传播速度推至极限，并通过技术手段汇聚碎片化的信息，构建全面的信用体系，根据客户的差异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合理控制风险，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使得普惠金融经营可持续。相较于传统金融的政策引导，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内生于数字技术，数字金融的发展已超越移动支付，构建了一个数字金融的生态圈，具有普惠金融的价值[12]。

三、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相关研究大致是按照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而逐步推进的。

（一）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1.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关于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观点。一是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greedwood & jovanovic（1990）提出了gj理论，率先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初期存在财富门槛，金融多服务于富人，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低收入者也可获得金融支持，转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者呈“倒u型”关系，并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库兹涅茨效应[13]。二是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galor & zeria（1993）对“倒u型”提出质疑，认为存在一个初始财富门槛，从而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呈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结果也证明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未能使低收入群体受益[14]。三是金融发展会收敛城乡收入差距，ruixin & sami（2019）认为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其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会收敛，并采用国际数据证实了收敛效应[15]。总体看来，有关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未形成统一观点，农村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的可能。

2.农村金融排斥与城乡收入差距

一些文献认为，金融发展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是农村地区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既包括金融机构排斥农村，也包括农户接受金融服务尤其是信贷服务的意愿不强。首先，城乡之间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取决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李广众、陈平（2002）发现金融中介效率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金融中介规模不存在因果关系[16]。地区间金融效率的差异是地区经济差距的较大原因， 金融规模的扩张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也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而金融效率的提高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我国的金融发展一直注重规模增长，但发展质量不高，金融效率低下，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也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生产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诸多资源，各类资本向城市集中，导致农业自身发展资源匮乏，户籍制度的设立又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衍生出二元金融结构。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是国家战略偏向与地方政府控制偏好的共同结果，表现为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使得城镇居民受益程度远大于农村居民。在二元金融结构下，农村金融扶持力度薄弱，正规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自由化也主要增加了高收入人群的投资机会，降低了农村居民从正规金融的信贷获得，使农村金融机会减少。

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的转变，理论上有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因为此，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对农村金融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农村金融发展依旧面临困境，主要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之间存在矛盾，政策措施未能对症下药，金融机构无法按市场定价，同时缺乏风险管理手段，导致农村金融效率较低，在马太效应下农村地区金融与经济恶性循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17]。

1.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的影响

贝多广（2015）指出，一个好的金融应该是负责任的、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3]。仅靠正规金融的发展无法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信贷约束、发展非均衡是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改善金融约束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普惠金融定位于缓解金融排斥的目标，增加了金融的可获得性，金融深化强调金融发展的深度，而普惠金融强调金融发展广度，有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缓贫困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金融规模扩大、金融结构调整、金融效率提高都能促进经济增长，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侧重在金融中介的发展广度方面，而经济的增长有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18]。其次，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减贫。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减缓贫困，金融可得性增加是减贫效应的前提，发展普惠金融为低收入农户提供了金融支持，缓解了贫困现象。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19]。

chakravarty（2013）指出普惠金融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采用印度的数据证实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20]。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有长期均衡关系，李涛等（2016）实证证实了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21]。

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压抑促使了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困境在于信息不充分，数字技术的发展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抵押约束的难题，有助于普惠金融在农村落地。barbesino et al.（2005）指出互联网已是欧洲银行公认的业务渠道[22]。数字金融的发展以信息不对称为立足点，以大数据为驱动，促进市场分布的“长尾”延展、“加厚”和“向下”，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促进了各地区的信息交流，在支付、保险、信贷等领域均有所建树[23]。互联网发展也突破了空间的局限性，数字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缩小，改善了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促使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更加精准。

吴晓求（2015）指出数字金融的发展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了金融效率[24]。发展数字金融使得商业银行的市场机制得到加强，改善了社会融资结构，有助于我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的结合，解决了普惠金融发展中信息不對称、物理网点限制和交易成本高的瓶颈，扩大了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有助于信息和技术的快速传播，促进经济增长，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25]。

（三）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已有一些学者针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做了探究。目前的研究结果均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例如，宋晓玲（2017）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26]。另有学者使用滞后项、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基础功能、主导功能和衍生功能三大功能，形成了包容效应、减贫效应和增长效应三大收敛效应，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27]。

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收敛效果存在空间效应，耿良、张馨月（2019）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相比传统普惠金融更能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并且短期内还存在显著的全局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也有积极影响，且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取决于其数字服务支持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非农收入同样也存在着空间溢出效应[28]。

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发展也存在差异影响。张彤进、任碧云（2017）发现包容性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在于降低成本，其中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效果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只在中西部显著，小额信贷的收敛效应不显著[29]。李建军、韩珣（2019）指出支付、信贷和数字金融服务可得性对农村包容增长有促进作用，投资的作用不明显，仅数字支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有效[30]。张勋等（2019）基于微观数据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包容性增长，对农民收入提升更加显著，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低收入居民和低社会成本居民的创业影响更加显著[31]。

总体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傅秋子、黄益平（2018）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金融需求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既减少了农村生产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同时也增加了农村消费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但是对不同特征的个体影响不同[32]。梁双陆、刘培培（2018）则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时存在收入门槛和教育门槛效应，且存在地区差异[27]。数字金融能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但对城镇影响大于农村居民。李牧辰等（2020）从金融功能观的角度出发，指出不同功能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33]。

四、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为何会出现影响异质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探究。已有研究成果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促进居民消费

金融市场发展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又会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由于信贷水平、收入差距分别与居民消费呈正向和负向关系，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努力缓解信贷约束，发展消费金融。germana & luisa（2017）认为普惠金融可通过提供个人信贷，使个体做出长期投资和消费决策[34]。尹志超、张号栋（2017）指出，在正规金融不可及的情况下，数字金融能减低家庭信贷约束，增加信贷需求[7]。数字普惠金融为所有家庭提供了公平且可负担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支持可以平滑消费，合理配置资源，降低风险，增加收入。易行健、周利（2018）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消费的关系，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居民消费，且对中西部地区及农村地区更为显著[35]。

（二）增加就业机会

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支持农民创业，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来增加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非正规化就业将成为社会就业的较大比例，但非正规就业者面临着许多困境，其一便是资金约束。中国家庭创业普遍存在资金约束，农村地区尤甚，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创业，缓解收入差距。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新型农业经营的主体提供了金融支持，扩展了融资渠道，谢绚丽等（2018）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业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城镇化较低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作用更强[36]。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增加了农民创业的可行性，改善了农民创业维度上的贫困，有助于农村居民创业，从而增加收入。

（三）缓解信贷约束

农村居民投身非农产业后，数字普惠金融同样可以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为农民创业提供后续的资金支持。在中国，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资本市场都无法为小微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融资，数字金融弥补了一定的信贷缺口，缓解了信贷配给，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渠道。数字普惠金融通过p2p、小微借贷、众筹等模式为小微企业带来了金融支持，打破了金融排斥，显著增加小微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频率，实现借贷资源的高效配置[37]。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打破信贷约束，有助于农村居民创业就业，增加收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四）改善人力资本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信贷约束的同时，还可以改善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廖理等（2014）指出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来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38]。网络借贷中存在着投资者学习的行为，居民在参与数字金融服务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金融知识，而金融知识又能显著促进居民的互联网金融参与度，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尹志超、张号栋（2017）指出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低收入家庭影响较大[7]。

五、制约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的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数字技术，拥有数字、普惠、金融等多重属性或特征，发展过程也因此而遭遇更加复杂的障碍。相关研究发现，一些因素正制约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效果。

（一）区域差异

dayalgulati & husain（2002）研究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差异对经济发展差距有显著影响[39]。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地区性差异，东中部农村金融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西部则减少。李建伟（2017）构建了2009—2014年的省级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检验了普惠金融發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在省域层面上并非完全一致，普惠金融对农户的收入影响也呈现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中、西部则呈负相关关系[40]。传统金融的发展受地理因素的限制，因此会出现一定的空间集聚现象，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打破地理空间约束，理应消除了空间差异，但耿良、张馨月（201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包含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旧呈现集聚现象[28]。

数字普惠金融呈现空间集聚效应，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地区集聚现象[41]，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金融产生了路径依赖，传统金融的集聚传递至数字普惠金融。廖理、李梦然、王正位（2014）发现我国网络借贷中存在着区域差异，地域歧视较为明显，且这种歧视是非理性的[38]。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集聚可能导致一些偏远地区及农村地区依旧无法获得金融支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减弱，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现象。

（二）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异的同时也呈现出复杂的门槛效应。部分学者针对门槛问题进行研究，指出金融发展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减贫方面均存在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在减贫过程中存在收入门槛，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基础设施、实际应用和制度环境的门槛，而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时存在收入门槛效应和教育门槛效应[29]。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只有金融适度发展并与实体经济发展匹配，才能使经济增长达到最优。李志阳、刘振中（2011）发现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在短期内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仅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农民决策具有影响[42]。门槛效应的存在会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效果产生差异，在跨越门槛前数字普惠金融过度地深化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出现门槛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排斥依旧存在。当前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的融合还不充分，农村居民依旧面临基础金融服务不足的困境，收入、技术和教育差异仍然是农村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了供给侧的物理排斥，但农户受教育程度低，对金融及互联网知识理解有限，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侧存在明显的自我排斥[43]，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仍然向高收入群体倾斜，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的可能。

（三）数字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为媒介，数字技术所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必然体现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之中。程名望、张家平（2019）将数字鸿沟分为互联网使用机会方面的一级鸿沟和互联网利用、信息加工、信息甄别等方面的二级鸿沟[44]。城乡居民在收入、教育水平方面的不平等和差距，导致在信息化中获取信息处理信息方面存在区别，形成了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实质是经济鸿沟，数字鸿沟会导致信息贫困群体信息不流畅，减少获取收入的机会与途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特殊的城乡互联网普及二元结构，引发新的阶层分化，当前我国一级数字鸿沟基本跨越，主要问题是二级数字鸿沟。李牧辰等（2020）也从金融排斥的需求供给角度分析了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33]。冷晨昕、陈前恒（2017）则通过对中国22个省区19个国家级贫困县和山东、福建、广东43个行政村645位农户调查，发现只有8.5%的农户使用了第三方支付，鲜有农村居民使用众筹和p2p，表明我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数字鸿沟问题仍然较大[45]。

关于数字鸿沟的成因，一种观点认为数字鸿沟存在于国家、地区之间，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是根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同个地区的不同个体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原因是职业和教育的差异。是否接入网络受地域影响较大，使用方式和目的受地域影响较小。数字鸿沟的初期形态是接入鸿沟，接入可及性差异是数字鸿沟的基本表现形态，即使存在运用差异，相比接入性差异影响也不大。互联网资本的差异造成了获得数字红利的差异，形成了数字鸿沟的新形态[46]。数字贫困指某空间或人群在数字信息供给、获取、应用上处于缺乏状态，贫困户的互联网金融使用率极低，主要是自我排斥，得到互联网金融支持的多为能获得传统金融支持的群体，弱势群体依旧被排斥在外。数字技术会引发弱势群体“数字排斥”，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出现异化现象，数字化进程下本应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因数字鸿沟的存在反而扩大了[47]。

（四）风险及行为异化

数字普惠金融同样也存在着风险。谢平等（2015）认为数字金融的主要风险为信息科技风险和“长尾”风险，一旦出现风险，覆盖范围极大[8]。移动支付具有操作风险，众筹具有信用风险。张皓星、黄益平（2018）发现网络借贷良莠不齐，甚至会出现反向“挤兑”现象，会给用户带来巨大损失，因而具有较高风险[48]。征信机制不健全是产生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根本问题，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网络平台借贷利率虚高，网络平台从信息支持变为信用支持，为互联网借贷堆积了较高的风险[49]。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还存在一些行为异化的现象。网络借贷中的信息不透明导致平台费用上升，拉高了借贷成本，并且产生了严重的身份歧视现象，低收入者对网络借贷的使用微乎其微，数字金融的发展并未促进小微企业发展，资金反而流向股票市场。金融服务的利润最大化是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目标与普惠金融的非盈利目标冲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又形成了一批互联网金融巨头，会造成普惠金融的目标偏离、结构扭曲、功能错位，资金向富裕农户倾斜。尹志超、彭嫦燕、里昂安吉拉（2019）通过微观数据发现弱势群体享受到的普惠金融水平低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既要靠自身业务创新，也要靠政府的适当引导，只注重贫困地区接触金融可能会导致资金外流，加剧城乡收入差距[50]。

六、总 结

本文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后发现，传统金融机构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和互联网公司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两种主要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减少了金融服务的成本，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了农村金融排斥现象，已成为普惠金融当前发展的主导模式。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信贷约束的缓解，人力资本的改善，以及增加就业机会方面给予了金融支持，在促进经济增长、减缓贫困，从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明显的功效，使普惠金融得以落地，切实推动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目标。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依托于数字手段，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具备了数字和金融的双重属性，衍生出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在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数字金融本身的高风险性等等，数字普惠金融本身的行为异化现象，也使得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这些均使得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大打折扣。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生事物，应向何方前行、如何发展，如何克服发展道路中存在的难题，是否可能出现新的行为异化及效果异化现象，仍是今后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注 释]

①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li muchen ，feng sixia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责任编辑：蔡晓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风险与监管研究》 （14zda043）。

作者简介：李牧辰（1991—），男，安徽蚌埠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数字金融;封思贤（1973—），男，江苏泰兴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数字金融。

金融工作计划普惠篇二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

银行普惠金融你知道是什么吗，以下的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一起来看看吧。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一】20xx年1至6月，保定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着力打造“支持区域发展的社区银行、服务三农的零售银行、贴近客户的便民银行”品牌，将推广普惠金融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以文明优质服务为重点，为广大客户提供了更加贴心、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现将上半年普惠金融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1、机构概况

保定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保定市区联社”)共有60个营业网点，其中包括1个营业部、12个信用社、47个分社，遍布保定市竞秀区(含高新技术开发区)、莲池区。其中城区内网点17家，二环线网点23家，三环线网点12家。

按照河北省联社评定标准，保定市区联社共评定五星级营业网点1家，四星级营业网点3家，三星级3家，其余为二星级网点。

在岗职工488人，平均年龄35岁，大专以上学历414人，占比达85%，近年来队伍趋于年轻化、员工素质不断提升。有2人在20xx年金融博览会评选活动中，获得最美柜员称号。

2、经营情况

截止20xx年5月末，保定市区联社各项存款余额xxxxx 万元，较年初上升xxxxx万元，占负债总额的xx%。其中个人储蓄存款xxxxx万元，占全部存款总量的xx%;对公存款xxxxx万元，占全部存款总量的xx%。

各项贷款xxxxx万元，较年初上升xxxxx万元，占资产总额的xx%。其中涉农贷款xxxxx万元，小微企业贷款xxxxx 万元。

(一)、支持涉农小微全心助发展

普之城乡，惠之于民，这是普惠金融最根本的意义。保定市区联社多举措推广普惠金融初显成效，持续做好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工作外，根据河北省联社产品创新情况，相继推出了商贷宝、农贷宝、幸福宝、创业宝、消贷宝、致富宝等新型业务产品，其中商贷宝、农贷宝已在广泛发展。

1.截止到20xx年5月31日，我联社涉农贷款的余额为xxxxx万元，增量为xxxxx万元，比去年同期多增xxxxx万元，涉农贷款增速为xx%，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xx%，较好完成涉农贷款两个“不低于”的指标。

2、截止到20xx年5月31日，我联社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xxxxx万元，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为xx%，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x%，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为xx%，与去年同期相同，小微企业贷款户为xxx户，较去年同期减少xxx户，只完成

了银监局规定的小微企业贷款申贷率一项指标。

截止到20xx年5月31日，农贷宝采集信息户数xxx户，授信xxx户，农贷宝授信余额xxx万元，比年初增加xxx万元，农贷宝贷款余额xxx万元，比年初增加xxx万元。商贷宝采集信息户数xxx户，授信xx户，商贷宝授信余额xxxxx 万元，比年初增加xxxx万元.农贷宝贷款余额xxxxx万元，比年初增加xxxx万元。

(二)、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保定市区联社经营范围逐步覆盖对公存取款、现代支付结算、个人储蓄业务;网上银行、短信业务、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电子银行业务;小额农户信用贷款、联保贷款、生源地助学贷款、住房贷款、企事业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贷款;及代理国开行项目资金监管业务、农民工工资预储金业务、设立了小额票据贴现管理分中心、开办了代收联通话费和代收交通罚款等;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宽，服务种类更加丰富。

“农信村村通”工程是省联社为方便广大农民朋友足不出户办理金融业务、有效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失问题而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保定市市区联社采取“宣传、跟进、升格”三步走，持续推进“农信村村通”工程，不断改善农村支付环境。一是在社区集市宣传、走访农户时，向广大农民朋友介绍epos的使用功能和便利条件，扩大“农信

村村通”的影响力;二是主动上门走访企业、个体商户，了解自助机具布放情况，开展epos营销工作;三是综合考虑人流、位臵及业务等因素，为效益好的特约商户开通、设立小额循环机具，率先升级金融便民店。

(三)、服务特殊群体为民办实事

服务是金融机构立足的基础，发展的根本。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今天，业务的主控权已经由银行转移至客户，改变被动服务的模式，深入感知客户、改善客户体验、提升服务质效，是现代金融机构履行自身社会使命，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保定市区联社打破陈规、主动求变，全心全力打造“最接地气”的地方金融机构。

1.“升格”服务惠民生。市区经济发展较快，客户群体层次较高，各大金融机构林立，然而在城市中心区各银行网点激烈竞争的同时，市区边缘地带、城乡结合部却仍存在金融服务不足的情况。长期以来，保定市区联社在这些区域设立的储蓄所业务范围有限，已很难满足客户的需求，这里所蕴藏的发展潜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扶持。

保定市区联社启动自身服务水平“从规范到专业，从标准到特色”全面提升的第一年，首先便从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网点抓起，经过深入调研、核算成本、调配资源，顺利将18家储蓄所升格为分社，业务范围从居民个人储蓄存款扩大至存款、贷款、国内结算、银行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理保险业务等。此次网点升级，是市区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完善服务网络的一项重要举措。升格后的网点，以更为丰富的业务产品、畅通城乡的结算渠道、让利于民的存贷款利率，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了更便捷、更优质、更高效的金融服务。

2.“流动”服务办实事。营业网点因地点固定、时间固定、空间固定、窗口固定，能够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也受到了限制，尽管自助设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发展，为一部分客户节约了等候时间，提高了业务处理的效率，但难以满足一些特殊业务、特殊客户群体的需要。

如何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客户群体提供方便、安全、快捷的金融服务，是考验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人性化服务水平的重要内容。对此，保定市区联社不断通过规范制度、优化流程及科学培训，探索出一套有针对性的、以“人性化、亲情化”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管理制度，为不便亲赴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提供细致贴心的上门服务。全年各信用社开展“流动”服务，上门为特殊客户群体办理社保卡激活、粮补存折挂失、信通卡挂失等业务总计超过千余次，赢得了百姓的真诚赞誉。

3.“走心”服务暖人心。对于一家金融机构，无论是业务发展、服务水平的提升，还是品牌形象建设，有一支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队至关重要。从基层到机关，保定市

区联社始终将团队建设放在首位，全力打造脚踏实地、真诚热情、善于思考、乐于助人、拼搏奋进的工作作风。

1.完善物理网点。根据保定市区发展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市区农村信用社在社区、产业园区、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网点布局，按照科学、合理、成本控制、服务城乡的原则，对现有网点进行改建、迁址，改善营业环境，提升网点服务星级。同时，积极探索建设人工服务与自助机具相结合的金融便利店模式，积极推进“农信村村通”工程，延伸基础金融服务，为城乡公务活动与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现代化金融服务。

2.发展科技金融。着力推广网络金融、移动金融、自助金融等新型电子服务渠道，全面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等业务，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积极拓展农贸市场、商圈、院校等便民电子支付渠道，改善金融ic卡用卡环境，在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大力开展现代支付结算知识宣传，促使现代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城乡百姓。

3.提升服务素质。延伸服务触角，形成以联社、信用社、基层网点等为网络，客户经理、大堂经理、柜员、宣传小队等为主体的多层次立体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金融知识下乡”宣传小组建设，制订丰富的宣传和金融知识普及、征信宣传等公众宣传计划，构建与“三农”“小微企业”及城乡居民紧密互动、互惠共荣的新型服务关系。

4.推进“双基”共建。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给诚实守信者以支持，体现守信价值，建设信用文化。努力提高农村信用评定基础信息在贷款授信、用信等方面的应用率，不断提升信用工程质量。积极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经营户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拓宽信用工程覆盖范围。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二】践行“中国梦”普惠金融的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安徽宿州宿州农商行成立于xx年12月12日，宗旨就是服务“三农”经济、服务小微企业。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我行截至xx 年3月底，存款达亿元，贷款达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亿元，占比近60%，小微贷款余额

亿元，占比近70%，个体工商户贷款余额亿元。占比近17%。为服务本地小微企业和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尽了绵薄之力，让现代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好地惠及“三农”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弱势群体，在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一“中国梦”上躬身践行。现将宿州农商行在发展普惠金融工作中的些许做法总结报告如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几大国有银行加大撤点减人等改革力度，造成目前县域和农村极端缺乏金融机构，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增加了难度。我行从创设之始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把在县域及农村增设物理营业网点当作是普惠金

融工作的头等大事。我行成立于xx年12月12日，当年便设立埇桥区支行，xx年设立泗县支行，xx年灵璧县支行、萧县支行、砀山县支行先后开业，xx年蕲县支行已经试运营，同时朱仙庄支行、符离支行目前都已经完成装修，预计都将在xx年上半年开设营业，另外又在泗县草沟镇、萧县黄口镇、砀山李庄镇规划选址，xx年下半年至xx年我行至少还将有3个乡镇设立营业网点。

县域及乡镇营业网点的设立，极大地延长了我行发展普惠金融工作的半径。xx年，我行在四县一区全部拥有营业网点后，当年县域存款达到亿元，占全部存款比50%以上，让县域广大城乡居民在存款服务上多了一份选择;同时贷款业务发展更为迅猛，xx年底，我行

亿元的贷款基本都为埇桥区的贷款户，但是xx年，县域贷款余额达亿元，占比达近60%，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预计xx年我行加大力度在乡镇设立营业网点后，将为我们更好地开展好普惠金融、惠及县域、惠及城乡、惠及“三农”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将人民的生活带入了信息化社会，我们如果不能提供现代高科技的金融服务，就不是真正意义的普惠金融。提供不了现代金融，广大城乡居民最终也会抛弃我们，普惠金融工作的目的也是要将现代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城乡居民。因此，我行在创设之始就以

高标准来要求自身。我们接入了“安徽农金”这一高科技银行金融平台，我行发行的银行卡是银联识别卡，一卡在手走遍全球;我行个人与企业网银可以通过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系统与国内各银行相互转账汇款;我行pos机业务通过银联标识，随时刷卡、即时到账;短信通业务，账户余额变动即刻通知;转账电话，把银行搬到家。几乎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现代金融服务，我行目前都能够提供，这些现代金融产品也受到了广大城乡居民的欢迎。两年多来，我行共发行银行卡3万多张，开设网银账户500多个，开办pos业务300多台，开办转账电话20多台，开办短信通业务6000多户，让现代金融服务直接惠及广大城乡居民。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宣传对于普惠金融工作来说，从表面看不出多少实际效果，但在广大城乡居民的心中却增加了他们对现代金融产品的更多认识与了解。我行自开业以来的2年多时间里，为了更好地做好普惠金融工作，先后召开了6次银企对接会，组织14次集中宣传活动(其中进学校宣传活动2次，进社区宣传活动6次，进村组宣传活动3次，进街道宣传活动3次)，组织出动员工80多人次，散发宣传单15000多张。在散发宣传单的同时，我们还广泛利用现代宣传媒体，先后投放近30万元的广告宣传费用，在广告车上、广告墙上、过街条幅上、led宣传屏幕上等进行宣传，扩大我行社会影响的同时，更把现代金融产品宣

传深入到千家万户，使广大人民充分享受到现代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

1.普惠金融服务工作总结

2.银行个人金融工作总结样本

3.金融工作总结

银行金融扶贫工作总结

5.访惠聚工作总结

6.社区访惠聚工作总结

7.金融年底工作总结

8.金融局年终工作总结

9.金融办工作总结

10.金融年终工作总结

金融工作计划普惠篇三

金融工作计划普惠篇四

金融工作计划普惠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根据会议安排，下面我就大善县践行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开展情况作以下汇报，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的发展模式，我县的做法，多次受到市县主要领导肯定，人民日报、新华社、大善日报、学习强国等主要媒体也多次予以报道。

一、主要做法 （一）创建党建金融联盟，发挥党建统领作用。

一是人民银行大善县支行积极推动县政府制定出台《大善县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明确了责任分工，形成了以县委县政府为领导、各部门参与、金融机构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党建联盟，充分发挥党建对普惠金融的引领作用。二是各金融机构成立以行长为组长、经营班子为副组长，各支行行长、部室经理为成员的普惠金融实施领导小组，层层压实责任，做实、做深、做精农村金融，为农民、农村、农业提供更近、更快、更实惠的金融服务，为大善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二）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一是根据大善地域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信用等级评定，形成了全员参与、以信用定额度、以额度定星级、宽授信、严用信的工作方法，既扩大评定覆盖面，又严控金融风险。

二是以信用评定试点村为依托，全面推进信用户信用评定。信用村居民贷款一律享受利率优惠 2%的政策，信用村中的信用户贷款再增加3%的优惠幅度。信用户第一年用信记录良好，第二年用信可以再优惠 3%，第三年乃至以后年度扩大为优惠 5%。

三是逐步完善信用体系的建档增点扩面，建成了“城乡居民—城乡商户—企业及其上下游”三位一体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信用工程体系，保障惠农支农资金的有效投放，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三）

依托普惠金融服务站，打造品牌化金融服务

点+自助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站”三位一体的金融服务网络。一是开展人口分布调研，根据大善县域村庄分布特点和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特点，针对不同乡镇实际情况，给予不同的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计划。组织各金融机构与服务站管理员签订管理协议，明确服务站管理员工资考核办法，刺激服务站管理员办理业务的积极性，使普惠金融服务站管理有制度保障，更好地服务当地百姓。二是增加普惠金融服务站设施配备，满足群众差异化金融需求。硬件方面投入使用了新型惠农自助终端i58，与传统型设备相比，新型普惠金融设备全程自助操作，无需人工代办，实现了小额现金存取、转账、查询等多项业务功能，同时提供缴费、充值、消费等民生服务，有效节省客户排队办理业务的时间；
软件方面在每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张贴“阳光信贷服务公示牌”，宣传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及服务，使普惠金融服务站成为阳光信贷业务的联络站，切实打通农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三是扩充服务站

活动形式，打造多功能服务站点，与县民政局合作，在服务站设立爱心捐助活动中心，张贴“爱心接力 温暖麦乡”慈善二维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捐赠活动中。同时每月组织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服务站进行宣传，内容主要包括普惠金融服务站业务范围、假币识别、反洗钱和非法集资等，提高群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四）

创新普惠金融产品，促进普惠金融全面发展。

一是确定大善农商银行为普惠金融业务重点培育对象，鼓励其大力开发特色金融服务项目，拓宽服务领域，稳步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二是大善农商行先后推出了金燕 e 贷、幸福 e 贷、扶贫 e 贷、“乡村振兴贷”等六大系列 26 款金融产品，其中“金燕快贷通”简化了贷款流程，大大地缩减了审贷时间。同时，对地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上门金融服务，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民合作社给予信贷资金支持。

三是从组织领导、制度保障、考

核评价、差异化政策等方面着手，推动辖内金融机构不断完善自身普惠金融产品和政策，促进“三农”业务在实践中“落地生根”。

（五）规范管理，严防发生风险

一是聘用专业的第三方公司，加大巡检力度，每月至少巡检两次，按月提交工作报告，并实行风险共担机制，实现风险的转移和分散。

二是把信用评定、金融知识宣讲、客户维护活动定期在普惠金融服务站开展，同时反复宣讲普惠金融服务站的业务范围，既能扩大活动效果，又能有效监督。三是发挥“党建金融联盟”作用，让当地党员和协会会员参与监督。

四是明确检查监督的次数，并认真考核，严禁在原有代办站设立，严禁对普惠金融服务站分配存贷款任务。

五是发挥监察专员的作用，定期对监察区域的普惠金融服务站进行独立巡查，在第三方公司监督检查基础上再监督。

六是扩大公示范围，在普惠

金融服务站之外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形成监督合カ。

七是加强后台运行数据监测，发现异常动向，立即进行专项排查，真正管好风险 。

二、取得的成效 （一）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突飞猛进

一是农户电子信用档案逐步健全。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大善县已为 6 万农户建立电子信用档案，覆盖率 52.7%，农户普遍拥有了经济“身份证”。二是信用贷款逐步增加。截至 2020 年 3月末，大善农商银行已累计完成信用评定行政村 337 个，占全辖345 个行政村总数的 97.68%。采集电子信息建档户数 63332 户，评定信用农户 49467 户，授信金额 18.67 亿元，用信金额 2.02亿元；
累计评定信用商户 2726 户，授信金额 1.68 亿元，用信金额 0.43 亿元；
评定信用企业 143 家，授信金额 23 亿元，用信金额 17.51 亿元。

( ( 二) ) 普惠金融服务站点实现全覆盖。

截至 2020 年 3 月末，大善辖区建成投入使用普惠金融驿站共 151 个，布放 atm 机具 108 台，pos 终端 778 个，流动银行车1 台，初步构建了“营业网点+自助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站”三位一体的金融服务网络，实现了“简单金融业务不出村，复杂金融业务不出乡”的金融服务目标，满足 50 万群众的需求。

（三）

金融助推脱贫攻坚作用发挥明显。

截至 2020 年 3 月末，累计走访贫困户 6040 户，发放扶贫明白卡 15200 余张，投放各类扶贫贷款 1085 笔，金额 24440.8 万元。其中：产业扶贫贷款 16 笔，金额 22412 万元；
小额扶贫信用贷款 1069 笔，金额 2028.8 万元，累计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101 户脱贫；
保障了惠农支农资金的有效投放，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金融活水；
金融扶贫“卢氏模式”和兰考普惠金融“一平台四体系”在我县得到了深入推广和复制。

（四）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文明，防范了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通过信用评定工作的开展，老百姓明白了信用就可当钱花，返乡就业、创业人数增加，涵养了当地税源，农民贷款难、贷款贵和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农村空心化”的现实问题得到逐步解决。老百姓的金融素养也大大提高，挤压了农村非法集资、电信诈骗、保健品诈骗的市场，有效保护了农村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许多村组、农户都将信用户牌当作“好人牌”“文明村民”牌，是农村“娶媳、嫁女”的重要参考标志，都争取早日挂上信用户牌，整个社会信用意识全面增强，村委凝聚力显著增强，乡风更加文明。自2018年2月23日以来，大善农商银行300多名员工历时810个日日夜夜的进村入户，走街串巷，构成了新的社会治安防控力量，社会上一些小偷小摸等违法犯罪人员无立足之地，社会治安案件数量明显下降，提升了老百姓的安全感。

践行普惠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

[摘要]作为客户数量最多的银行，邮储银行专注服务“三农”、小微金融，积极创新融资模式，努力构建“o2o”的立体化金融服务网络。

在小微金融服务方面，自成立以来，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超过2.3万亿元，有效解决了1200万户小微企业的经营资金短缺困难。截至今年6月末，全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237亿元，1-6月新增贷款664亿元。八年来，邮储银行针对小微企业特点，推动产品创新工作，形成了“强抵押”、“弱担保”、“纯信用”相结合的全产品体系；
改变“自下而上”做小微的思维定式，立足网点优势，通过专业化机构打阵地战，建设了578家专业化的小企业特色支行，覆盖全部36家一级分行，为高新科技、电子商务等222个细分行业提供专业服务。

然而，在当前创新不断的大环境下，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小微企业缺乏的已不仅仅是资金支持。品牌的传播平台、技术的指导、商业模式的交流、行业信息的了解等均是其所需。

针对这些涌现在市场的新诉求，自2010年以来，邮储银行连续六年举办“创富大赛”活动，与地方经信委、人民银行、银监局等共同组织，为个人创业者和小微企业搭建“一个联盟，四大平台”为基础的创富综合平台。“一个联盟”，是建设以支持中小企业客户发展为目的、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为支撑点的创富联盟；
“四大平台”分别包括：资金支持平台、品牌传播平台、技术指导平台、商业模式交流平台，形成了“帮扶小微企业、助力百姓创业创富”的良好氛围。

积极创新融资模式 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徐学明表示，当前，社会融资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社融股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银行传统的存贷汇服务模式已无法满足客户的需要了。为此，邮储银行积极创新融资模式，走“投贷债”联动发展的路子，积极拓展ppp、产业投资基金、并购基金、政府债务重组等融资方式。6月份，邮储银行在全国首个地方高铁ppp项目——济青高铁（潍坊段）项目中成功中标，投放资金43亿元。未来，邮储银行将加大对城市轨道建设发展专项投资基金、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基金、充电站和充电桩建设投资基金，以及现代物流投资基金等方向的投资，力争三年投资总量达到30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