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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一
从我国煤炭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整体呈现高速发展状态。自2003年以来，我国煤炭行业一直呈盈利状态发展，并且煤炭企业规模不断增大，整体利润率都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在2008年，我国取得产煤量比之前同比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对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与此同时，政府对煤矿企业也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使我国煤炭企业一直保持着一个平稳上升状态，煤炭企业发展不仅满足了我国居民生活需求，以及社会化产业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优化结构、提高报酬。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我国煤炭企业快速发展，很多煤炭企业都采用传统粗放型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弊端在于对煤炭企业周围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破坏，不仅产生了大气污染，还产生了水污染和生态污染等。随着我国相关政策调整和新型管理方式出现，我国大多数煤炭企业都完成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还提升了煤炭产品附加值，延长了煤炭企业产业链。
（三）科学投入、安全保障。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煤炭企业机械化水平也在提高，在很大程度了提高了煤炭企业生产效率。除此之外，由于我国颁布了相关煤炭企业措施，严格取缔了达不到安全标准非法小煤矿，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煤炭企业生产条件。与以往相比，我国煤炭企业安全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二
一般情况下，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都是由“资源—产—废品”的结构组成的，是一种单向循环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对煤炭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十分不利的，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样的发展模式最终会导致我国资源匮乏，并且同时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很多专业人士开始了对煤炭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希望以此来实现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下面本文就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相关的分析。
(一)保护国家能源安全。
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也必须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而煤炭作为最主要也是最宝贵的能源之一，其是否能够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对于我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持续性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可知，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资源的安全，能够有效地缓解我国面临的能源压力。
(二)构建节约型新社会。
近几年国家的政策明确表明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中，煤炭资源的利用率不是很高，这就代表着该产业中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的现象，这严重违反了我国社会建设的原则，因此，必须用新型的发展模式来取代原本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排放，从而降低煤炭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由此可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煤炭行业的应用，是响应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号召的重要体现。
(三)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对我国现有煤炭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不难发现，煤炭资源出现了枯竭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煤炭资源的开采数量将会增大，这样一来，现有资源的运用时间将会缩短，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资源可用的现象。因此，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我国煤炭产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同时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资源开采环节。
在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资源的开采环节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步，其为之后资源的利用等环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根据调查可以得知，目前我国的大型煤炭企业的资源回采率大约在50%左右，小型企业的回采率相对较低，一般不到20%，这样的数据就说明在煤炭资源的开采环节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煤炭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附近地区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对开采数量进行一定的控制，做好合理有序地开发，对煤炭的开采工作进行合理的规划，这样保证在资源的开采环节不会产生过于严重的浪费的问题，也能给之后的运用的环节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对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动力。
(二)废弃物排放环节。
在煤炭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排放是避免不了的，这个环节也是煤炭产业会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环节中，矿井瓦斯爆炸等灾害对矿工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对废弃物的排放完全不控制，其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周边居民的健康的威胁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按照相关规定对废弃物排放环节进行严格的控制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就需要企业在废弃物排放的环节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例如利用抽排瓦斯技术发电等等。煤矸石是煤炭生产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废弃物，其长时间的大量堆积会排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破坏生态的平衡。因此，对煤矸石进行废物再利用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这项举措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土地占用量，还能减少对周围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时为煤炭产业节约了一部分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近几年来，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是煤炭资源产业中常见的一种手段，具体就是根据工业生态学的原理，在不同的产业之中进行物质资源的集成与共同利用，进行信息的共享，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共享资源、相互依存的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举措。这种工业生态园区在煤炭产业中的应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因为在煤炭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下游工业，其与煤炭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煤炭工厂周围，可以建设以煤炭生产为核心的区域产业。就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生态工业园区是符合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一种产业形式。煤炭企业如果脱离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范围，那么企业就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遇到更多的困难，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企业发展步伐的停滞。这样看来，以煤炭产业为核心，在其周边建设一个资源共享、零排放、高效益的生态工业园区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很难做到持续供应，如果煤炭企业仍旧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象。因此，实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要之举，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能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为煤炭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崔倩,魏晓平.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矿业,2009。
[4]左铁镛.对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j].煤炭企业管理,2006。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三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飞速状态，随着经济一年一年的大脚步迈进也奠基这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名族复兴。回望改革开放六十几年的过去，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单一的农业大国发展到轻工业，又由轻工业慢慢渐变到重工业，到现在的工业多重化，经济多样化。中国经济形势四个基本“没变”，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关键词：经济多样化。
正文：二十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希腊经济崩溃等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全球大环境下，我国尚能踏着稳定的步伐在危机大环境下发展前进。我国在习近平主席带领下向多元化的经济体系迈进，并保持稳定发展。
一、中国经济四“没有变”。
实发展议程。要富国必先富民，这是古人留下来的经验。第四、坚持推进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根本目的，是使亚太经济血脉更加通畅，从而扩大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最后习近平主席还提出来了五个“注重”。我们将更加注重效益治疗，创新驱动，公平公正，绿色发展，对外开放。
二、近年国内经济增速下降的因素。
不是我们的体制机制造成的，是国际经济周期的因素造成的。从中我们能够从专业人士的角度了解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经历啦长时间的增长所留下的问题是非常多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经济大环境的衰败。我国的经济在此还是保持性很高的。根据查文献，在200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很慢，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回归到正轨上，在这条经济列车上，我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定会收到这些国家的影响，导致增速下降。但是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比较当中我国的生产劳动力还是很发达的，需要把这些机遇转化为增长就必须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消除腐败等影响经济秩序、社会稳定的问题，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落定中新政府的第三个工业园区于西南重庆，这也将会增加内陆地区尤其西南地区的发展。也将对于西部大开发的工程添色添彩。
三、要准确把握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
11日在北京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首次明确的确定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并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我国当今与往后的中国经济大逻辑。我们以此从九大趋势来了解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从消费需求来看，过去我国的消费方向是明显模仿式的，什么东西火啦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消费，我们应该树立争取的价值观，会议提出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解放人民的购买力。
出口国际收支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的出口产量日益降低，拉低经济发展，应选择新方向把出口经济握紧，使出口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四，从生产能力与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长期困扰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产业需求的减少，使其供大于求。智能型，小型产业，新兴产业，微型企业将会在增长经济发展的路上起重要地位。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廉价劳动力是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人口日益老年化，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很大的问题。往后应当创新成为发展的驱动。六，从市场竞争来看，过去主要是价格的竞争与数量的扩张，现在正在逐步的转型向质量型，市场统一，改变久市场竞争的坏习惯，加快形成透明，有序的市场大环境。七，从环境约束看，过去的发展占用环境很大，现正在向更加绿色化的方向发展。八，从经济风险累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各类经济风险逐步显现化，但是要化解这些风险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政策刺激应经不在那么明显，应全面调控与配置，进行科学的分配。从这九点了解到国家对于经济的新风标已经树立我们应该把握新常态的趋势变化去了解我国的经济。
四、唱空中国经济？你错了。
主发现，每逢我国有重大政治会议召开之际，境外一些机构总会发表一些中国经济将崩溃的谬论，并且夸大的大肆唱空中国经济，而且这些谬论如出一辙，毫无依据与新意。例如2013年外境机构判定中国经济将很难增长，结果下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实实在在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7.8，实现了止跌回升。我国经济学家发表“不要听信境外唱衰中国论调，他们并不掌握中国的情况”。在这些谬论下，我国经济用事实实力的反驳啊境外的唱衰论。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相信国家经济调控，用事实去验证理论，不要轻信对中国的经济谬论，坚信我国经济正在大步的迈进中。中国经济已骤然成为啦时间经济列车的最重要支撑部分，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将引起世界的关注。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四
1.形势与政策的概念。
1.国际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把握消费模式，创造低碳产品。
民生问题，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所以只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学才会发展，社会才会和谐，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五
地方经济是靠支柱产业来带动和引领，也是地方发展主要税收来源和优秀人才聚集地，围绕地方经济支柱产业、塑造学校办学特色、建设精品专业是学校做强做大一个非常有效途径，是提高学校竞争力突破口。为了实现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对接、专业教学与企业岗位要求对接，学校应组织相关专业教师深入社会和企业调研，作为教学改革基础依据。首先要确定地方经济发展支柱产业，进而研究支撑这几大支柱产业相应专业群。这些调查包含了各类企业和用人机构对专业人才素质要求和岗位需求数量。据此，本文结合本校原有专业教学基础，对相关专业设置进行调整和优化。以笔者所在玉林市机电工程学校为例，对这一作法进行说明。玉林市是世界最大日用陶瓷生产出口基地，世界牛仔裤之都，南方药材之都，中国最大内燃机生产基地，国家级建材生产出口基地和食品加工基地。玉林市机电工程学校一直以汽车运用与维修、数控技术应用两个主要专业教学在当地颇有口碑。最近几年，学校又根据本市支柱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增设了汽车营销、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动漫设计、通讯设备维修等多个专业方向，这样专业配置，使学生知识结构更合理，以达到人才培养适销对路，实现供需两旺。同时，还强化原有拳头专业，不断更新和添置新教学设施设备，努力缩小中职学生技能与企业生产要求差距。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六
当前，我国果树生产基本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承包责任制。每个家庭承包土地有限。由于长期受自给自足传统观念影响，大多家庭在有限土地上种植着多种作物，仅有部分土地种果树，且分散经营，这种小规模果园不宜于专业化经营，更不利于集约化经营，管理粗放，效益不高，也不稳定。而且大多数果农难以承担气候、市场、自然灾害等带来风险。近几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年轻人外出打工，管理果园成为老年人、妇女儿童专利，而这些人群知识贫乏，对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差。以家庭为主体经营模式需要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模式变革。果品经营体系面对是国内、国际2个市场，国内市场已趋于饱和，供过于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开拓国际市场，而当前我国果实品质差又很难走向国际市场，2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促使我们必须对果品经营体系加以改革。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七
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这一概念微观指一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宏观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史【四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经济结构从重生产轻消费的重工业基础建设，转向轻重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合理发展；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两步走目标，达到小康水平，社会消费不断升级；当前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变迁，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自此，中国拉开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特区建设和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由萌芽、建立直至日臻完善。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展开。谈到农村改革，就不能不说到小岗村“大包干”改革。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份承诺书上按下手印，把小岗村生产队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秋天，“大包干”的小岗村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1970年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的“大包干”，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开。
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全国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改革，这实质是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经验扩展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财政收入的竞争，也为各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政策和制度空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由农村改革全面扩展到城市改革，掀开了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高潮，也推动了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
正是从那时起，在苏南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非农化发展，从华西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后来进一步成熟的为全国农村所效仿的“苏南模式”。而与苏南模式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以温州家庭作坊为主的个私民营经济——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的面貌迅速扩散至浙江全省并进一步为全国效仿学习。“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路数，就是依靠建设专业市场繁荣商业，并带动产业围绕专业市场集聚，各类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迅速成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把“小商品、大市场”在全国以至世界范围发展到极致的，当属浙江义乌。义乌依托发展市场流通，将小商品生产企业迅速集聚。据统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义乌围绕小商品城开发拓展了占地60多平方公里各类产业集群和块状生产基地，总共拥有织袜、装饰品、轻工拉链、化妆品、衬衫、文化用品、制笔和玩具等各类工业企业1000余家，形成了义乌产业结构上典型的“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
在那个改革开放的青葱岁月，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激发个体积极性的成功发展模式，诸如福建的泉州模式，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广东的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天津的静海大邱庄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一个共性是都注重非农经济发展，发展中都注重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
在这一阶段，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以至“浙江现象”）和“苏南模式”，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最成功、最具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地方成功地承接了全球范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参与了世界经济分工，为我国的地方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奠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
随后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殊途同归，成就了长三角成熟的江浙经济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家提出了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苏南藉此机遇成功地走向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浙江轻工制造则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江浙民企开始“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不断升级，自身的城市化不断提升，城乡统筹亦不断改善。
与农村改革大致同步，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步伐。1980年5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以此为起点，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展。配合对外开放带来的机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由原来的偏重工业转向重视轻工业的发展，这为沿海地区开始发展成为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基础。长三角的江浙乡镇企业、个私民营经济，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和来料加工，闽南三角的纺织服装制造，等等，其发展和兴盛都得益于沿海开放和国家重视轻工业的发展。
1984年5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1985年2月，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确定以及在这些地区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这种政策上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包括轻工制造业的集中直接落地，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实质就是抛开所有制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进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成分和资金技术要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的先行，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陆省份要求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发展机遇的呼声高涨；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极大提高，内陆省区提出了希望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强烈意愿。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趋于缓和，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逐步发展繁荣起来，促进了边境省份的经济发展，于是边境省份和中央政府都把发展边境贸易作为振兴边疆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沿边开放”与“沿江开放”的提出，加上沿海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在空间上开始了“三沿开放”，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
国完备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历了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攀升的经济结构提升过程。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gdp比重约30%，到2007年下降到10.97%；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83年以后迅速上升，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18年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0.7%，第三产业52.2%；各自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8%和60.1%；显然，服务业和工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我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的排不进世界前10位，实现了从2010年开始稳居全球第二位的历史性飞跃；201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8年的64000多元，增长了近200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农业与服务业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以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为主体和动力，以农村人口非农转化与空间集聚为特征。农村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集聚中心——工业城镇。江苏的苏南和浙东北的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样自下而上乡镇企业发展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道路。尽管这一地区农村乡镇集体工业的早期发展也得益于城市国有企业中的技术扩散，特别是当地农村历来有人在上海和杭州等周边大城市国营企业中做技术工人，这部分技术工人在退休以后回流苏南农村和浙东北农村，形成江浙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最早技术动力。毫无疑问，这种来自农村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动力，配合来自城市的技术扩散的支持，使得乡镇工业发展迅猛，直接带来苏南和浙北的农村工业集聚和农村城市化。
这一时期，珠三角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区域城市化更多得益于香港加工制造业的转移落地。而闽南三角的泉州、晋江、石狮等地，则是在农村一些人口较集中的村落形成纺织、服装、玩具等的非农产业生产和集聚，推进当地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远在黑龙江的漠河因为靠近俄罗斯远东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生产加工企业的落地，这一地区亦很快形成民营制造企业集群优势。
1978年到1992年的乡镇工业化，主要是轻工业产值连续上升，重工业投资有所压缩，资源向农业和轻工业倾斜，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生活。1981年我国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50%，反映了改革开放初侧重发展轻工业，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造成的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况。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我国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0116.9亿元，反映了农村乡镇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强劲发展。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是从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起步的，但基层的制度创造还是需要政府在大的制度环境和导向上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安排。中国政府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向纵深发展。政府需要放松对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控制，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政府需要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提高城市对经济的规模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规范市场建设与管理，提供公共产品。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借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东风，浙东北地区对乡镇企业进行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学习温州个私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结合的经验，政府在原来乡镇工业形成的产业基础上引导发展块状特色经济；政府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地方区域接轨周边大市场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周边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浙东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豫东豫西、西北内陆、西南边陲，各地都陆续拉开了学习浙江市场建设经验的步伐，加快了本地市场建设。重点是扩建小商品市场、新建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功能，加强地方区域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对接，促进区域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对接，使市场能够对区块特色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各地积极进行块状特色经济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积极促使特色区域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主导开发区建设，引领区域开放。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作为沿海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全方位整体对外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力军。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各类开发区的建设基本都是按城市建设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现“六通一平”，有的甚至是“九通一平”，这些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建成以后基本都已成功地转变为城市化区域。同时，开发区的发展也带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其他高端要素的集聚，推动了餐饮、交通及其他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大批转移，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
随着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开发区建设，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同时，开发区各有关涉外部门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得我国的投资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始，开发区在我国很多地方，已经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开发区建设带来外向型经济崛起，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拓宽了地方区域城市化的空间与视野。
这一时期，全国各类开发区数量增长惊人。这一方面说明各地开放型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开发区建设过多过热的发展乱象。原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10月开始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经半年多整顿，到2004年4月，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已有3000多个被撤销。在整顿的同时，各地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数十万件，收回土地面积5878.4公顷。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如此数量规模的发展，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本无法想象的。
大都市型的城市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业型城市，其经济集聚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更加强大，产业的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比例适度均衡，产业竞争力强，重工业比重与服务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
改革开放的前半期，工业化主要集中于轻工制造业的集聚和规模扩张，既增加就业，又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偏重重工业、国防工业造成的轻重工业失衡，弥补轻工业发展的不足和解决轻工产品的短缺、匮乏，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我国社会主义消费品生产已经由短缺转为供给过剩。那时的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大限度地增加出口，这可以是我国化解过剩产能的一个途径。
而消化产能的另一个更主动路径是推动城市化更高水平的发展，建设大都市和都市圈，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更大规模投入与产出。目前，我国的大都市圈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武汉地区、长株潭地区等，这些大都市圈规划的主要考量是加强都市圈中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紧密协作，加强城市群、城市带的联动，以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前，全国在都市圈战略安排下，共规划有19个国家级城市群，这其中有三个成熟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要稍稍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当然，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
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规划，加上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规划，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布局和经济发展的梯度雁阵式安排，是我国都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些都市区、城市群、经济带的建设本身，对基础设施需求很大，对自身服务业的比重提升亦有明确诉求，都直接推动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平衡我国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合理经济结构比重。
都市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更高阶段，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大量农民由农村自然村落居住方式转而变为城市社区集中居住，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生活性消费升级，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也带动了重工业发展。1993年以后，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我国再度进入重化工业化时期。进入新世纪，“十五”“十一五”开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都进军工业化中后期，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重化工业园区和大型基础工业基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更高水准的工业化道路，打造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新中国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开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十分艰巨的伟大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去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步勾画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新的奋斗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还是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都面临新的考验，有许多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病”需要解决。诸如如何破解资源、环境的约束阻碍发展的矛盾，如何打破产业结构长期传统低级化的循环怪圈，如何实现区内、区际和国际的经济整合协调，等等，都是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要求的进一步科学和规范，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在“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走进国人的生产、生活，体现了贯彻人与自然及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中国开始走上了更加包容性增长的开放经济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乡镇工业集体经济、个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渐次走到发展的前台，使得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社会的商品、物资和服务日渐丰富，就业与民生收入同步增长，百姓消费也随之改善。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昔日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为标志的千元级商品，提升到住房、汽车、家电、电脑等大宗商品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消费级别。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大家电不断更新迭代，手机、电脑现在是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必备，电子可穿戴设备也正日益流行，信息消费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消费和机器人服务也开始走进寻常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变化正说明中国在经济取得成功发展的同时，消费也在不断升级。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个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抑或是经过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这些不同经济体的企业，都已按照公司制要求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实现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企业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创造了一个开放、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做强国企，还是壮大民企，亦或是做大外企，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
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得中国在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群农民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就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大量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纺织、食品、服装、小五金、小塑料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轻工制造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大量吸纳了农村劳动就业人口。苏南乡镇企业、温州个私家庭作坊、珠三角来料加工等模式，迅速在沿海地域集聚规模扩张。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制造业，起初是解决国人的消费，而随着90年代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推行企业自营贸易，这些制造业企业集群迅速获取国际市场的贸易份额，形成长、珠三角轻工制造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长、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集群，更加强化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号。
没有了温饱之忧，下一步就是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扩大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这样的消费升级，直接带来房地产业、家电设备制造业、家具行业、交通建设、通讯产业、建材等产业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旅游业的投资建设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既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也推进了城市化建设，给地方政府带来充足的财力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及改善民生。房地产还带动上下游几十个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经济带动效应非常巨大。
交通运输、通讯、旅游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关联产业增长效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光纤宽带网、移动通讯网络都居于世界领先行列，我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5g网络通讯技术，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消费满足感、幸福感。中国的高铁如今将城市串成线，形成同城生活，并以线带面，推进了城市群、城市带和都市圈的联动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国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民对于文化的欣赏、体验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社会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媒体书刊、文艺作品、音像制品、文化馆藏、文化研究，是传统的文化产品消费对象；互联网、旅游娱乐、广告、会展，是新兴发展型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自媒体、微信朋友圈、游戏竞技等，是现代数字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这些文化产品和文化休闲消费增长，是推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市场源动力。
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是现代都市人民生活娱乐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乐于观看欣赏体育赛事，乐于体验健康休闲娱乐活动，乐于参与运动健康休闲趣味活动，这些都是体育健康类消费需求，也是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的消费增长，带动了我国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大发展。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应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医疗、智慧办公的推行，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幸福。特别是我们的手机支付已经非常普及，这使得互联网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提供个人金融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金融支持，享受信用消费，更好地支持保障创新、创业、投资和生活，激励全民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数字信息技术成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对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带动作用最强。现如今包括5g通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数字标识、生物识别、量子计算、再生能源、区块链技术等，都已进入成熟序列，正加速商业化进程。这些新经济的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升级，又在消费升级的促动下，支持了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迅猛成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调结构、补短板，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健康、美丽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多边贸易自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等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重申和强调的。2018年11月1日总书记在其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正名，为民营企业家鼓气。个体和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也必须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持续艰难探索，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与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制度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更要保持清醒，正确评估和预判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中美关系走向对立或交恶。我们要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开拓其它国家经贸合作的市场和空间，最大限度减少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有了比较强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事业；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幅员和区域不平衡的现实，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自我调控回旋余地和发展的韧性。今天，我们有华为、海康威视、大疆无人机这类走在世界前列的实体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有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等不输脸谱、推特、亚马逊的互联网企业巨头。我们在高铁、特高压输变电、核能、航天、量子通讯等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与突破，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体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一家制造商在中国只需半小时电话时间就能完成配套生产，而在其他国家往往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搞定……我们不想要贸易战，但我们也完全不惧怕贸易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社会主义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理念，也包含了充分激励个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的思想实质。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用前进的、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学习领会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意味着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历时28年之久的军事较量终于决出胜负。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取胜这个现实，有些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人进得了城市，却管不了城市。他们打天下能得90分，而治理经济却要得0分。进入刚获解放的城市后，熟悉农村泥土和作战用的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看到它们混乱状况，的确有些发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制定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发展目标，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工业建设，加速了中国的初级工业化进程，巩固了社会主义新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多元经济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全球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客观上又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于是，我国进行了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虽然说建国后两次经济体制选择存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观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有一段非常精辟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经济体制选择：一是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市场经济，每一次选择都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来重新审视建国以来两次经济体制选择的历史原因，也许会给人们一些新的启示。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何种经济体制并不是完全由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该国家的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历史条件决定的。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为了改变这种畸型的工业体系和贫穷落后的中国面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这就决定了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既要适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又要保证工业化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是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要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经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举全国之力，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加速初级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计划经济是经济落后国家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的有效手段。建国初期的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必须从加强重工业起步，才能加速初级工业化的进程。
再次，建国初期的经济基础为计划经济的实行提供了可能性。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特点，即封建官僚占整个社会工业的大头。二是数量不多的企业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三是建国初期计划经济选择也出于国家安全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考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建国后，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也逐渐减弱，并开始在某些方面和环节阻碍中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
其次，实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客观条件。
再次，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认识上的重大转变，也为我国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铺平了道路。
正的评价。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那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过着贫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70年经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诸多重要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再到新时代提出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党总能顺应时代潮流，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从推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到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总能发挥其他政治力量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高储蓄率引致高资本形成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本。中国人历来具有储蓄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使投资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综合动力。我们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主体的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外开放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积极引进和利用国际上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本，坚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本和技术缺口，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今后，应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
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我国经济发展就拥有源源不竭的动力。“一五”时期，“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样充满时代精神的口号，反映了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中国工人阶级忘我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伟大创造。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乡镇企业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习近平同志指出，“40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探索、真抓实干，凭着一股开拓创新的拼劲，一股自力更生的韧劲，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正是因为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创造，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奋力前行，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新中国诞生时，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119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80万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二）财政实力由弱变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建国初期，我国财政十分困难。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1978年增加到1132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00亿元。进入新世纪后，财政收入实现连续跨越，2012年达到117254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达到183352亿元。1951—2018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5%，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13.6%，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相当紧张，1952年末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1978年末也仅为1.67亿美元，居世界第38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增加，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
（三）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影响力日益彰显。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受外来封锁等影响，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较少。上世纪50年代，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一度开展交流。70年代，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交往明显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1980年4月和5月，我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2003年以来，我国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建设自贸区，目前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得到1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以wto改革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展现了大国担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基础作用不断加强，工业主导地位迅速提升，服务业对经济社会的支撑效应日益突出，三次产业发展趋于均衡，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一）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基础单薄，“靠天吃饭”现象明显，粮食产量较低。上世纪60—70年代，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61223万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397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86342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机械化程度持续提高，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其中谷物、肉类、花生、茶叶、水果等产量持续位居世界第一。回首7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52年的18万千瓦提高至2018年的10亿千瓦，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6万公顷扩大到2018年的6810万公顷，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二）工业体系逐步完善，多项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建国之初我国工业部门十分单一，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大量工业产品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我国工业化的大幕，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之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宝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进入腾飞期，2012年工业增加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38.2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日益增强，并逐步向中高端迈进。2013—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7%和9.5%。目前，我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倍；钢材产量11.1亿吨，增长8503倍；水泥产量22.1亿吨，增长3344倍。电子信息产业应运而生，实现快速发展。2018年，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达到18.0亿台和3.1亿台。
（三）服务业蓬勃发展，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能力不断提高。建国初期直至上世纪70年代，生产资料行业优先发展，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195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195亿元，到1978年也只有905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随市场繁荣而日益兴旺，进入发展快车道。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469575亿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51.0倍，年均增长10.4%。其中，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9.0%、10.1%、10.3%和12.0%。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保障就业、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
（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依赖单一产业为主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占比较高，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薄弱。195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0.5%、20.8%和28.7%。上世纪50—70年代，随着工业化建设推进，第二产业比重不断提升。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27.7%、47.7%和24.6%。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基础巩固加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协同发展。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7.2%、40.7%和5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2%、36.1%和59.7%。
三、从瓶颈制约到优势支撑，基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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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南通正值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准确理解与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找准对工业经济的新认识、新定位、新举措尤为关键。
一、“新常态”在南通工业经济中的具体表现。
“十二五”以来，南通工业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主要指标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好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南通工业经济运行也呈现出换挡转型期的一些“新常态”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工业运行总体平稳但增速下降。从增加值看，，南通规模工业完成增加值2583.9亿元，是“十一五”末(1722亿元)的1.5倍，年均增长率达14.5%，高于全省平均3个百分点，占全省的比重从8.1%提升到8.8%;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1.3%，比“十一五”末(50.4%)提高0.9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占比1.6个百分点。从产值看，南通规模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继苏州、无锡、南京之后，省内第四家跨进“万亿俱乐部”的城市，20达到11352亿元，是“十一五”末(7482亿元)的1.52倍。但同时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下降态势，年南通规模工业总产值的增幅(12.6%)相比“十一五”末(23.2%)回落了10.6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十一五”末的16%下降到2013年的12.6%，回落了3.4个百分点。
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转型趋缓。从主导产业看，2013年，南通纺织服装、轻工食品、化工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及装备、海工船舶等六大主导产业总产值达到10010亿元，是“十一五”末(6739亿元)的1.49倍，年均增长率达14.2%。但六大主导产业增速总体呈逐年回落趋势，增幅从的24.1%回落至2013年的12.4%，与规模工业增长基本保持一致。通过产业占比分析，六大主导产业占规模工业比重亦呈逐年下降态势，占比从20的90.1%下降至2013年的88.2%。从新兴产业看，2013年，全市六大制造业新兴产业实现现价产值3404.2亿元，是“十一五”末(1615.8亿元)的2.1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8.1%，高于全市平均13.1个百分点。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30%，比“十一五”末(21.6%)提升8.4个百分点。新兴产业逐渐回归理性发展，增幅从年的31.4%逐渐回落至2013年的25%。
三是企业规模整体提升但发展受限。2013年，南通规模企业4964家，其中亿元企业2098家，比“十一五”末(1463家)增加635家，增幅达43.4%;10亿元以上工业企业173家，比“十一五”末(87家)增加86家，整整翻了一番。从工业百强企业看，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3550亿元，比“十一五”末(2291亿元)增长55%。但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融资难、用工短缺等问题有增无减，使得企业盈利空间不断收窄。具体来看，尽管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依然存在。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仍然较高，综合融资成本超过10%。受宏观调控转向影响，个别企业难以脱身，出现资金链、担保链、债务链断裂现象。
四是发展活力保持强劲但支撑不足。2013年，南通完成工业投入1856亿元，增长14.3%，总量继续保持全省前列，比“十一五”末(1530亿元)增加326亿元。其中，设备投资从“十一五”末的831亿元提升到2013年底的1269亿元，增长了1.53倍。但同时，由于国际、国内市场长时间低迷，实体经济投资意愿减弱，环境资源约束加强，项目招引难、项目源不足、项目建设周期拉长等制约工业有效投入的持续增长。今年上半年，新开工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213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65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型发展的后劲。
二、“新常态”下工业经济面临的形势研判。
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上述矛盾与问题，既是错综复杂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经济结构矛盾凸显和增长速度换挡的客观反映。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虽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新兴经济体又遇到新的挑战，不同国家经济走势分化，全球复苏进程缓慢艰难，增长动力微弱不足，实现经济复苏、可持续、平衡增长任重道远。7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调低了0.3个百分点;9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别下调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预期，意味着世界经济复苏比预期艰难。在此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受各种生产成本上升、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出口面临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增长从持续高速降至中高速甚至中速已经成为发展的“新常态”。可以预见，伴随着工业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过去已经持续十年左右的工业高速增长周期将在“十二五”末期进入尾声。纵观“十三五”，工业经济发展主要面临4个方面的突出压力：一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而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制造业将出现下滑。同时，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投资，但收入水平、分配结构和消费环境等因素决定消费长期增长趋势的根本性因素并未发生变化。二是产能过剩的压力。根据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其中，钢材产能过剩40%，电解铝过剩58.4%，家电过剩30%，电视机过剩90%，纺织、服装产能过剩超过100%;绝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70%，有些行业利用率不到40%。三是区位吸引力下降的压力。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下降将使得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减少。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美日欧等工业强国纷纷通过促进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来巩固或进一步提升其已有的生产效率优势，促进制造业回溯。东南亚和部分南美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势开始显现，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增强。四是要素条件趋紧的压力。主要表现为4个“更加突出”：劳动人口供给下降问题更加突出。
通过分析经济形势，我们既要看到困难的一面，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当前经济运行持续健康、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稳中求进仍然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经济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展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对稳增长持续发挥作用。从南通具体情况看，通过近年来的调结构、促转型，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都在发生积极变化，加之陆海统筹配套改革的深入，发展后劲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整体经济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我们要积极主动适应增速换挡、经济转型这一“新常态”，努力在转型升级中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健康平稳发展。
三、适应“新常态”的主要举措。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南通工业经济适应“新常态”、落实“新举措”、推动“新发展”，重点在“挖掘潜力、增添动力、形成合力、激发活力、保持定力”上下功夫、求实效。
(一)挖掘潜力，巩固“稳”的基础。
坚持“能快则快、好中求快”的目标取向，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稳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确保工业经济在合理区间稳健运行，主要指标赶超序时。查漏补缺。逐月逐旬跟踪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密切关注减量因素，分析原因，及时应对，填补缺漏，稳住运行。放大存量。密切跟踪船舶、纺织、化工等行业走势，详实掌握应税销售200强企业以及年新增销售5000万元以上的增长点企业发展质态，加大推进和扶持力度。扩充增量。紧紧抓牢船舶海工、新材料、机械等超5亿元重大工业项目，完善重点项目挂钩服务制度，及时会办项目建设困难和问题，力促项目快竣工、早达产。
(二)增添动力，提升“投”的质态。
积极抢抓陆海统筹、长江经济带、沿海开发等发展机遇，努力化解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企业投资意愿减弱的矛盾和问题，一切以项目为核心，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增长的发展后劲。抓好项目储备。围绕培育新增长点，抓紧完善超亿元工业项目计划，合理确定工业投入导向指标，细化工作思路。突出工作重点。针对工业投资增长乏力问题，引导各地进一步明确规划定位，加快推进苏通科技园、滨海园区、南通高新区等载体建设，着力招引一批重大储备项目，加快推进一批在谈前期项目，不断增强工业投资动力。优化审批服务。加强跟踪检查，定期通报各地项目审批时效情况，督促各地精通业务，努力缩短磨合期。引导审批权限承接有力、业务较为熟练的先进地区总结经验做法，在面上进行宣传推广，通过典型引路，推动各地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各地承诺办理时限缩短。
(三)形成合力，加快“调”的步伐。
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创新智造和绿色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高端化发展。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发展“310工程”，推进六大主导产业和七大新兴产业做优、做高、做强，从“汗水型经济”走向“智慧型经济”，从“要素红利”转向“创新红利”，确保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占比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不断优化。推动信息化发展。抓住“智慧城市”建设机遇，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城市经济，支持发展总部经济园和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促进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着力培育互联网领军企业，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大力推进智慧融合应用。统筹把握，有序推进智慧交通、社区、卫生等民生应用项目，确保在建设中实现共享、共赢，“市民卡”项目争取年底前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服务化发展。积极向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积极推动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加速聚集。充分利用铁路、航运、空港等枢纽节点，构建集疏运体系，打造重点物流基地。推动绿色化发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经济、法律等手段，深入开展化工园区环保专项整治和第三轮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推动特色化发展。强化特色打造，把做强做大特色产业板块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特色产业基地、特色“区中园”和配套园、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充分发挥特色载体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中的支撑带动作用，不断壮大区域特色板块经济的规模。
(四)激发活力，创新“转”的举措。
围绕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用得起”的服务，努力构建“强市场、好政府”的新优势。加快服务转型。认真落实提升服务效能减轻企业负担意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在精政简权和服务转型的同时，更加注重搭建平台，建立服务“直通车”制度，力所能及为企业降低成本、减少行政收费，切实提升服务质态和水平。强化政策创新。在抓好现有政策及时兑现的同时，研究出台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产业扶持政策，注重定向发力、有的放矢，着力解决交叉重叠、使用分散，重分配、轻管理、轻绩效等问题。创新政策资金使用方式，逐步转向以补助奖励等无偿拨款为辅，创投、风投、贷款风险补偿等有偿使用为主的方式，切实发挥政策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强要素保供。用电上，优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进大用户直购电。总结推广重点用电企业电费预结算试点经验，力争更多企业得到实惠。资金上，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增加银行资金供给，挖掘企业有效需求;同时做好企业资金链风险的防控和化解工作，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保持定力，谋划“新”的工作。
20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要坚持谋划明年和研究“十三五”并举，一手抓好指标平稳开局，一手搞好“十三五”谋篇布局。保持发展势头。当前，南通工业经济发展仍处于扩量提质阶段。争当苏中新一轮发展“领头雁”、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仍需要保持一定发展速度。充分认清形势，坚持工业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准确把握区域产业新特征，以稳中求进为基调，向改革创新要动力，正确处理增长与结构、增速与质态、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加快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并进、服务经济与绿色制造统筹发展，着力实施新主导产业培育、新特色载体打造、新增长点带动工程，精准发力，定向施策，不断推动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平稳开局。着手制订明年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在考核导向、任务分解、体系建设等方面紧跟新形势，适应“新常态”。及早摸排明年全市超亿元以上新开工、结转、以及达产达效的项目，梳理省、市级新增长点企业(项目)情况，为明年工业经济的发展添砝码、注活力。精心谋划明年的工作思路，力争在规模培育、项目建设、载体打造、要素保供、政策创新、融合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有所建树，引导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确保完成“十二五”各项目标。科学谋划“十三五”。深入开展调研，围绕船舶海工、纺织服装等重点行业，围绕技术改造、大企业培育等重点工作，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产城融合等重点领域，理清思路、及早谋划，抓紧开展“十三五”规划相关编制工作，引导南通工业经济在“新常态”下提档升级、行稳致远。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经济结构从重生产轻消费的重工业基础建设，转向轻重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合理发展；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两步走目标，达到小康水平，社会消费不断升级；当前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变迁，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自此，中国拉开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特区建设和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由萌芽、建立直至日臻完善。
上按下手印，把小岗村生产队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秋天，“大包干”的小岗村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1970年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的“大包干”，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开。
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全国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改革，这实质是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经验扩展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财政收入的竞争，也为各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政策和制度空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由农村改革全面扩展到城市改革，掀开了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高潮，也推动了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
正是从那时起，在苏南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非农化发展，从华西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后来进一步成熟的为全国农村所效仿的“苏南模式”。而与苏南模式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以温州家庭作坊为主的个私民营经济——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的面貌迅速扩散至浙江全省并进一步为全国效仿学习。“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路数，就是依靠建设专业市场繁荣商业，并带动产业围绕专业市场集聚，各类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迅速成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把“小商品、大市场”在全国以至世界范围发展到极致的，当属浙江义乌。义乌依托发展市场流通，将小商品生产企业迅速集聚。据统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义乌围绕小商品城开发拓展了占地60多平方公里各类产业集群和块状生产基地，总共拥有织袜、装饰品、轻工拉链、化妆品、衬衫、文化用品、制笔和玩具等各类工业企业1000余家，形成了义乌产业结构上典型的“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
在那个改革开放的青葱岁月，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激发个体积极性的成功发展模式，诸如福建的泉州模式，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广东的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天津的静海大邱庄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一个共性是都注重非农经济发展，发展中都注重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
在这一阶段，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以至“浙江现象”）和“苏南模式”，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最成功、最具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地方成功地承接了全球范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参与了世界经济分工，为我国的地方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奠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
随后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殊途同归，成就了长三角成熟的江浙经济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家提出了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苏南藉此机遇成功地走向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浙江轻工制造则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江浙民企开始“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不断升级，自身的城市化不断提升，城乡统筹亦不断改善。
与农村改革大致同步，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步伐。1980年5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以此为起点，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展。配合对外开放带来的机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由原来的偏重工业转向重视轻工业的发展，这为沿海地区开始发展成为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基础。长三角的江浙乡镇企业、个私民营经济，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和来料加工，闽南三角的纺织服装制造，等等，其发展和兴盛都得益于沿海开放和国家重视轻工业的发展。
1984年5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1985年2月，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确定以及在这些地区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这种政策上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包括轻工制造业的集中直接落地，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实质就是抛开所有制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进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成分和资金技术要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的先行，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陆省份要求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发展机遇的呼声高涨；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极大提高，内陆省区提出了希望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强烈意愿。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趋于缓和，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逐步发展繁荣起来，促进了边境省份的经济发展，于是边境省份和中央政府都把发展边境贸易作为振兴边疆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沿边开放”与“沿江开放”的提出，加上沿海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在空间上开始了“三沿开放”，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
国完备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历了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攀升的经济结构提升过程。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gdp比重约30%，到2007年下降到10.97%；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83年以后迅速上升，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18年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0.7%，第三产业52.2%；各自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8%和60.1%；显然，服务业和工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我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的排不进世界前10位，实现了从2010年开始稳居全球第二位的历史性飞跃；201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8年的64000多元，增长了近200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农业与服务业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以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为主体和动力，以农村人口非农转化与空间集聚为特征。农村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集聚中心——工业城镇。江苏的苏南和浙东北的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样自下而上乡镇企业发展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道路。尽管这一地区农村乡镇集体工业的早期发展也得益于城市国有企业中的技术扩散，特别是当地农村历来有人在上海和杭州等周边大城市国营企业中做技术工人，这部分技术工人在退休以后回流苏南农村和浙东北农村，形成江浙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最早技术动力。毫无疑问，这种来自农村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动力，配合来自城市的技术扩散的支持，使得乡镇工业发展迅猛，直接带来苏南和浙北的农村工业集聚和农村城市化。
这一时期，珠三角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区域城市化更多得益于香港加工制造业的转移落地。而闽南三角的泉州、晋江、石狮等地，则是在农村一些人口较集中的村落形成纺织、服装、玩具等的非农产业生产和集聚，推进当地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远在黑龙江的漠河因为靠近俄罗斯远东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生产加工企业的落地，这一地区亦很快形成民营制造企业集群优势。
1978年到1992年的乡镇工业化，主要是轻工业产值连续上升，重工业投资有所压缩，资源向农业和轻工业倾斜，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生活。1981年我国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50%，反映了改革开放初侧重发展轻工业，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造成的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况。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我国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0116.9亿元，反映了农村乡镇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强劲发展。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是从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起步的，但基层的制度创造还是需要政府在大的制度环境和导向上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安排。中国政府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向纵深发展。政府需要放松对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控制，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政府需要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提高城市对经济的规模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规范市场建设与管理，提供公共产品。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借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东风，浙东北地区对乡镇企业进行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学习温州个私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结合的经验，政府在原来乡镇工业形成的产业基础上引导发展块状特色经济；政府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地方区域接轨周边大市场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周边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浙东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豫东豫西、西北内陆、西南边陲，各地都陆续拉开了学习浙江市场建设经验的步伐，加快了本地市场建设。重点是扩建小商品市场、新建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功能，加强地方区域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对接，促进区域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对接，使市场能够对区块特色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各地积极进行块状特色经济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积极促使特色区域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主导开发区建设，引领区域开放。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作为沿海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全方位整体对外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力军。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各类开发区的建设基本都是按城市建设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现“六通一平”，有的甚至是“九通一平”，这些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建成以后基本都已成功地转变为城市化区域。同时，开发区的发展也带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其他高端要素的集聚，推动了餐饮、交通及其他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大批转移，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
随着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开发区建设，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同时，开发区各有关涉外部门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得我国的投资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始，开发区在我国很多地方，已经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开发区建设带来外向型经济崛起，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拓宽了地方区域城市化的空间与视野。
这一时期，全国各类开发区数量增长惊人。这一方面说明各地开放型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开发区建设过多过热的发展乱象。原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10月开始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经半年多整顿，到2004年4月，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已有3000多个被撤销。在整顿的同时，各地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数十万件，收回土地面积5878.4公顷。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如此数量规模的发展，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本无法想象的。
大都市型的城市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业型城市，其经济集聚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更加强大，产业的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比例适度均衡，产业竞争力强，重工业比重与服务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
改革开放的前半期，工业化主要集中于轻工制造业的集聚和规模扩张，既增加就业，又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偏重重工业、国防工业造成的轻重工业失衡，弥补轻工业发展的不足和解决轻工产品的短缺、匮乏，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我国社会主义消费品生产已经由短缺转为供给过剩。那时的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大限度地增加出口，这可以是我国化解过剩产能的一个途径。
而消化产能的另一个更主动路径是推动城市化更高水平的发展，建设大都市和都市圈，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更大规模投入与产出。目前，我国的大都市圈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武汉地区、长株潭地区等，这些大都市圈规划的主要考量是加强都市圈中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紧密协作，加强城市群、城市带的联动，以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前，全国在都市圈战略安排下，共规划有19个国家级城市群，这其中有三个成熟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要稍稍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当然，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
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规划，加上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规划，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布局和经济发展的梯度雁阵式安排，是我国都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些都市区、城市群、经济带的建设本身，对基础设施需求很大，对自身服务业的比重提升亦有明确诉求，都直接推动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平衡我国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合理经济结构比重。
都市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更高阶段，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大量农民由农村自然村落居住方式转而变为城市社区集中居住，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生活性消费升级，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也带动了重工业发展。1993年以后，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我国再度进入重化工业化时期。进入新世纪，“十五”“十一五”开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都进军工业化中后期，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重化工业园区和大型基础工业基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更高水准的工业化道路，打造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新中国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开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十分艰巨的伟大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去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步勾画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新的奋斗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还是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都面临新的考验，有许多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病”需要解决。诸如如何**资源、环境的约束阻碍发展的矛盾，如何打破产业结构长期传统低级化的循环怪圈，如何实现区内、区际和国际的经济整合协调，等等，都是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要求的进一步科学和规范，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在“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走进国人的生产、生活，体现了贯彻人与自然及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中国开始走上了更加包容性增长的开放经济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乡镇工业集体经济、个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渐次走到发展的前台，使得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社会的商品、物资和服务日渐丰富，就业与民生收入同步增长，百姓消费也随之改善。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昔日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为标志的千元级商品，提升到住房、汽车、家电、电脑等大宗商品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消费级别。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大家电不断更新迭代，手机、电脑现在是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必备，电子可穿戴设备也正日益流行，信息消费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消费和机器人服务也开始走进寻常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变化正说明中国在经济取得成功发展的同时，消费也在不断升级。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个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抑或是经过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这些不同经济体的企业，都已按照公司制要求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实现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企业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创造了一个开放、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做强国企，还是壮大民企，亦或是做大外企，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
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得中国在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群农民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就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大量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纺织、食品、服装、小五金、小塑料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轻工制造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大量吸纳了农村劳动就业人口。苏南乡镇企业、温州个私家庭作坊、珠三角来料加工等模式，迅速在沿海地域集聚规模扩张。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制造业，起初是解决国人的消费，而随着90年代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推行企业自营贸易，这些制造业企业集群迅速获取国际市场的贸易份额，形成长、珠三角轻工制造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长、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集群，更加强化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号。
没有了温饱之忧，下一步就是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扩大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这样的消费升级，直接带来房地产业、家电设备制造业、家具行业、交通建设、通讯产业、建材等产业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旅游业的投资建设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既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也推进了城市化建设，给地方政府带来充足的财力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及改善民生。房地产还带动上下游几十个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经济带动效应非常巨大。
交通运输、通讯、旅游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关联产业增长效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光纤宽带网、移动通讯网络都居于世界领先行列，我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5g网络通讯技术，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消费满足感、幸福感。中国的高铁如今将城市串成线，形成同城生活，并以线带面，推进了城市群、城市带和都市圈的联动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国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民对于文化的欣赏、体验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社会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媒体书刊、文艺作品、音像制品、文化馆藏、文化研究，是传统的文化产品消费对象；互联网、旅游娱乐、广告、会展，是新兴发展型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自媒体、微信朋友圈、游戏竞技等，是现代数字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这些文化产品和文化休闲消费增长，是推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市场源动力。
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是现代都市人民生活娱乐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乐于观看欣赏体育赛事，乐于体验健康休闲娱乐活动，乐于参与运动健康休闲趣味活动，这些都是体育健康类消费需求，也是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的消费增长，带动了我国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大发展。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应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医疗、智慧办公的推行，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幸福。特别是我们的手机支付已经非常普及，这使得互联网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提供个人金融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金融支持，享受信用消费，更好地支持保障创新、创业、投资和生活，激励全民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数字信息技术成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对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带动作用最强。现如今包括5g通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数字标识、生物识别、量子计算、再生能源、区块链技术等，都已进入成熟序列，正加速商业化进程。这些新经济的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升级，又在消费升级的促动下，支持了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迅猛成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调结构、补短板，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健康、美丽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多边贸易自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等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重申和强调的。2018年11月1日总书记在其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正名，为民营企业家鼓气。个体和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也必须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持续艰难探索，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与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制度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更要保持清醒，正确评估和预判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中美关系走向对立或交恶。我们要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开拓其它国家经贸合作的市场和空间，最大限度减少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有了比较强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事业；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幅员和区域不平衡的现实，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自我调控回旋余地和发展的韧性。今天，我们有华为、海康威视、大疆无人机这类走在世界前列的实体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有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等不输脸谱、推特、亚马逊的互联网企业巨头。我们在高铁、特高压输变电、核能、航天、量子通讯等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与突破，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体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一家制造商在中国只需半小时电话时间就能完成配套生产，而在其他国家往往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搞定……我们不想要贸易战，但我们也完全不惧怕贸易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社会主义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理念，也包含了充分激励个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的思想实质。我们要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用前进的、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学习领会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十
目前，我国面临整体经济下行的形势，筹资问题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金融资源未能得到合理高效配置。加强筹资模式和风险控制的研究，有助于企业拓展筹资渠道，降低财务风险，直面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压力。
企业筹资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获取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筹资渠道分为内部渠道和外部渠道，筹资方式包括银行借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商业信用、融资租赁、吸收直接投资等。一直以来，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企业筹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间接融资成为大多数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大小项目的建设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单一的渠道不仅使企业经营风险增大，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也给银行资金运转埋下风险隐患。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一些企业为解资金渴求，采取过度负债、过度融资来进行扩张，导致杠杆过大，财务成本过高，给企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可见，优化筹资模式已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三、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给企业带来的机遇。
当前，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为企业筹资提供了更多渠道与方式，网络金融正以一股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此举无疑拓宽了公司筹资渠道。民间借贷规范化之后，将成为企业筹资的又一种选择。同时，金融市场的产品创新受到了企业的欢迎，金融市场与企业实现了双向互动的新发展。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加速了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政策及时调整，国债融资市场日益健全，债券发行规模逐步扩大，产权交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企业面临众多的筹资选择，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金融市场的多元化也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市场的重要地位被重新定位，同业拆借市场交易环境日益规范，同时加大了抵押担保拆借比重，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使得企业筹资能力大幅度提高。
四、新的经济形势下不同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1、不同规模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首先，大型企业经营规模较大、生产能力较强，一般需要大量资金，且资金需求期限都较长，所以选择筹资模式时应当更多地考虑股票、债券等长期筹资方式，亦或借助其良好的社会影响、知名度和信誉度，通过信用借贷、银行保理等进行资金的筹集。其次，中小型企业生产规模小、资金借贷量少且常用于短期投入，应当首选流动性较强的短期借贷，例如银行借款、租赁筹资等，应尽量避免门槛高、标准高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另外，对于金融市场上一些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新金融产品，应当给予更多关注，以尽可能减少筹资成本，实现效率高、成本低的筹资目标。
2、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企业可以选择权益性筹资或债务性筹资，前者筹集的资金归属于企业的资本，后者筹集的资金归属于企业的负债，两种资金的比重就是资本结构。对于发展不稳定的公司，即处于“生命周期”中的初创期或上升期的公司，负债还款压力将是这类公司面临的现实问题，故在此时应当更多倾向选择权益性筹资，即内部筹资或发行股票等，把还款转化为分红形式，以缓解负债带来的巨大资金偿还压力。对于发展较稳定的公司，其资本结构就可以偏向于负债化，诸如借款、发行债券等，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实现其核心竞争力强、市场保有率高等愿景，以求在维护金融市场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3、不同风险承受力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首先，保守型企业可以选择保守型筹资策略，即企业筹集的长期资金不仅要满足长期资产管理需要，还要满足部分短期资产的资金需求，这种选择能够有效降低筹资风险，避免了筹资短期资金所带来的巨大还款压力。不过，长期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将增加企业筹资成本。其次，稳定型企业可以选择将长期与短期筹资方式相结合的筹资方式，一方面选择市场上较为成熟的筹资渠道，借以实现长期资产管理；另一方面将临时的、应急性的短期借款用于满足短期资产需求，这样既可以满足筹资需求，又能够避免长期资金闲置。另外，针对激进型企业，通常激进型筹资组合较为大胆，与保守型截然相反，企业筹集的短期资金既用于企业需要的短期资产，又用以满足一部分长期资产的需要。所以这种模式大大降低了资本成本，但同时所要承担的风险也将倍增。
五、结语。
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给企业选择筹资模式带来了更多选择，企业应当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与经营实力，积极拓展筹资渠道，实现筹资渠道多元化，为设备改造、技术创新、投资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保障。企业要转变传统思维模式，从战略上认识筹资管理，以提高筹资决策的科学性和筹资方案的可行性，实现企业的超常规发展。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十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那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过着贫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70年经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诸多重要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再到新时代提出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党总能顺应时代潮流，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从推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到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总能发挥其他政治力量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高储蓄率引致高资本形成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本。中国人历来具有储蓄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使投资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综合动力。我们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主体的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外开放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积极引进和利用国际上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本，坚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本和技术缺口，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今后，应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
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我国经济发展就拥有源源不竭的动力。“一五”时期，“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样充满时代精神的口号，反映了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中国工人阶级忘我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伟大创造。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乡镇企业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同志指出，“40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探索、真抓实干，凭着一股开拓创新的拼劲，一股自力更生的韧劲，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正是因为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创造，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十二
摘要在当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经济领域的违法活动在几个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及时进行治理和打击对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金融危机违法活动经济安全。
当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给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势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出口明显放缓，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大数量倒闭，失业人口猛增。同时，能源、矿产、钢铁、汽车、有色金属等行业也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这些因素对宏观经济和国家财政税收具有较大的影响。据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发布的有关统计报告预测，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将高达3600亿美元。
在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下，我国经济领域的违法活动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因此及时进行预警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房地产领域易引发的各类经济违法活动。
据媒体分析，美国布什政府实施政策帮助中低收入者成为房屋拥有者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利率，过低的利率直接刺激了民众的贷款投资热潮，越来越多的生活状况不稳定的民众通过银行贷款加入到购房者的行列中。而为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华尔街金融机构按揭贷款的流程变得日益简单，借贷标准变得名存实亡，2006年的美国房屋按揭贷款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率。这导致在贷款利率升高、住房价值贬值后，次贷危机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
从我国情况来看，据统计，截止2007年底，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4.8万亿元，占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18.4%；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占中长期贷款额的1/3以上。另外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还发放了大量以房产为抵押、不问贷款目的、不考虑还款来源的贷款。一旦房地产市场动荡，就将给这些金融机构带来巨大损失。同时，发生在房地产领域的贷款诈骗犯罪活动也屡见不鲜，给银行直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搞虚假按揭、虚假产权、多头贷款等手段，套取银行巨大资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采取一房多卖、虚构房产、非法集资等手段，套取群众的钱财。例如，今年9月4日，湖南湘西自治州吉首市福大房地产公司200多名融资客户因未按时获得利息，强行冲入吉首火车站，造成列车停驶。
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金融衍生产品滥用是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将次贷证券化并产生担保债务凭证(cdo)。这类金融衍生产品仅仅是将风险进行转移，并没有降低投资的风险，而且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开发，风险在无限分散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隐蔽。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表明，截止2007年底，美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值已超过300万亿美元，是美国2006年gdp的十几倍。
从这一问题思考，我们在鼓励金融业发展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否则，将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如2006年11月，我国金融机构推出了外汇保证金交易业务。但是对开办这一业务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息科技系统风险及客户适合度评估不足，风险日益突出。同时，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投资公司以代理境外机构为名非法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业务，这类公司多以投资咨询、开办讲座为名，诱骗国内投资者从事互联网境外炒汇活动。今年6月12日，银监会正式叫停商业银行外汇保证金业务。再如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非法期货交易也屡禁不止。不仅在1998年公安机关侦办的新国大金融诈骗案中，台湾居民曹予飞等人就以欺骗手段进行虚假期货交易，吸收客户4121名，诈骗资金5.32亿元人民币。10月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正式启动融资融券试点。融资融券交易既可放大盈利，亦可能加大亏损。为控制市场风险，要严格禁止未经批准的机构和个人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严查各种非法的融资融券活动。
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经济违法活动。
据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涉及次贷危机的多家对冲基金和私募资本公司展开调查，在已经公开的19起犯罪调查中，多家与次贷危机有牵连的公司涉嫌虚假账务、内部交易以及欺骗性销售的行为。另外，市值约为350亿欧元的法国第二大银行、欧元区第七大银行――兴业银行，去年发生的因雇员非法交易而遭受49亿欧元损失的巨额欺诈案尚未了结，今年又因投资美国次贷相关资产而被迫进行了21亿欧元的资产减计。美国纳斯达克原董事会主席麦道夫证券欺诈案不仅席卷欧美投资市场，还把韩、日金融巨头拖下水，还拖累了慈善机构。这些案例表明即使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西方经济社会，预防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的经济犯罪依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的金融机构也暴露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经济犯罪的问题。如2002年发生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案，三任行长共侵占4.8亿美元。不法分子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利用承兑汇票、信用卡套现，骗取银行大量资金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四、次贷危机可能引发非法集资活动。
基于对经济下行担忧的增强，我国国内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更为审慎，准入条件将更为严格，贷大（客户、项目）、贷长（中长期贷款）的趋势重现，从紧的货币政策会给中小企业带来较大的融资难度，从而可能引发高利贷和民间非法集资的重新兴起。如前述湖南湘西自治州参与民间集资的企业达92家，参与人数达5万多人，集资额达57亿元。另外，一些企业在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下，往往向“地下钱庄”高息融资或利用群众拥有闲散资金，有投资理财的需求，高息吸纳，这些方式不仅涉嫌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等经济犯罪，而且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宏观调控难度。同时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即导致企业停产、倒闭，投资人受损，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不稳定事端。目前，已出现多起企业老板抽资外逃的情况，应引起我们高度注意。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吸收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有关教训，积极研究我国在金融危机下易引发的各种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因此，政府的有关经济监管部门要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契机，统筹兼顾，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监管作用，保障公平、公开、正义，防范市场各种风险；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经济领域违法犯罪的情报信息工作，制定工作预案，要进一步密切工商、税务、银监、公安等各部门的协作配合，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形成防范和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的整体合力，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十三
[提要]本文从有效需求角度分析经济减缓现象产生的原因，共涉及到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外国部门。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已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之后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的上升，必将逐渐丧失此领域的比较优势。如若不能在高新技术产业及时提高创新能力就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真空，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并阻碍经济发展。最后，本文从产品创新、消费信贷、社会保障以及资本结构优化等方面给出建议，以解决需求端带来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产业升级;需求不足;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0月29日
引言。
gni的中国人均数值在2010年达到4，26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跻身中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在2015年第一次跌破7%，2017年下降为6.9%。近几年的gdp增速都在6.7%～6.9%上下波动，经济增速由高速变为中高速。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意味着中国步入高等收入国家的时间是否面临着延后？因此研究经济放缓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具备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现在许多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文章都是从供给端等方面来考虑，很少从需求端来分析，所以本文研究由此角度展开。
（一）消费需求。
1、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国的人口现在接近14亿。据不完全统计，超过4亿人迅速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在全球排名第一。高收入群体对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中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
由于高端消费品的生产通常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更多的资本，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富人的偏好可能导致国内收入外流。一方面国内资金短缺，一些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另一方面需求量小的产业发展迅速，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国情。巨大的消费差距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大和升级，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2、收入预期不足。长期收入假说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是持久收入。持久收入即一个人期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得的平均收入，期间随着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变化而变化。目前，房屋贷款、婚姻、教育，医疗等因素带来的沉重压力降低了消费者的欲望。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增加社会保障才能进一步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购买力。
3、消费信贷不完善。信用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方式，是指消费者消费所用金额是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得来的。这种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消费者能够根据永久收入安排消费。当前，中国缺乏信贷消费主要表现在：（1）信贷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国的信贷消费近年来有所增长，而中国的消费信贷立法仍然不完善;（2）个人信用体系尚未整体建立。中国的信用体系仍在建设中，无法跟踪每个人的信用信息，准确反映借款人的整体信用状况，这将约束信用体系的健康发展。
（二）投资需求。就近两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普遍呈下降趋势。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较2018年下降了3%，由8%下降到5%。
从产业分布来看，中国三大产业民间投资增速均存在不同程度下滑，且产业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产业由6%下降到2.5%，第一产业由2018年第一季度的26%下降到-2.23%。第三产业也由2018年年初的10.1%下降到现在的7.17%。可得知，这种全国性的私人投资增长率下降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
（三）外贸需求。
1、外贸保护。关税等问题使得优质产品价格依然较高，中等收入人群转向海外购。中国的高价格是消费者转向低端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麦肯锡表示，中国消费了全球32%的奢侈品。事实上，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中，在中国销售的所谓奢侈品并不昂贵。进一步降低包括高端消费品在内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是推动消费增长和促进消费升级的重点之一。
2、产品升级缓慢。优质产品稀缺。近年来，由于产品质量不佳，虽然国内商品价格非常低，很多人纷纷涌向海外购买产品。而且由于内部市场存在垄断问题，极高的进入门槛使得它们没有必要加强创新，只要坚持日常经营就可以获得高利润。电子科技等高端型技术产业也会因为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而消极营业，创新需求和能力低下。例如百度，每天烦恼的问题是如何增加更多的广告而非产品升级。
（一）主要结论。中国初期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型，所以中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产业转型升级。若转型成功，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极强的活力。
中国众多的人口使得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时不得不考虑收入差距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实现绝大多数人均能够达到gni的中高收入标准，并非少数群体。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但整体经济依然具备充足动能。具体表现在我国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未来国内快速、持续的城镇化发展，能够积极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将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随着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不断提升，可以使内需进一步扩大，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所以，我国具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动能。
（二）政策建议。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我们可以将中国的产业大致分为四类，对发展周期不同的产业要实施不同的政策：第一类是核心技术落后于国际水平的产业，这类行业虽没有很大的竞争力，但拥有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政府应出台政策积极支持对其核心技术的研究，确保有效供给。第二类产业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主导产业。这个行业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政府应帮助公司进行基础研究，可以通过充当卖方来支持这些产业，帮助其进入世界市场，提高品牌影响力。第三类产业是失去优势的衰退产业。政府可以一方面帮助一些公司通过员工培训和教育实现内部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僵尸”公司，应通过政府干预这些公司的破产清算，及时止损降低其负外部性。第四类是拥有新技术的快速增长型产业，如中国互联网产业，已基本可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这些行业需要国家的激励，可以通过创立孵化器来保护其生长，引入风险投资解决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出台政策增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大规模创新，使其健康无忧的发展。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合理的收入分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步。对于金融、it等新兴行业自然垄断效应极强的行业，其极高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应最大限度让市场决定市场，严格对信息披露程度的要求。激励多种所有制的均衡发展。（2）税收工具是规范收入再分配的核心工具。在公平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低收入人群税率，提高高收入人群税率，形成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收入分配结构。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资源税的征收政策改革，利用财产税的完善缩小收入差距。另外，应发挥暴力机构的作用，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3、完善消费信贷体系。（1）豐富消费信贷产品的品种和适用范围。根据我国国情和市场的现实需要，研究新产品，以充分满足社会各界对消费信贷的需求。目前，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乡镇。乡镇的消费能力下降与落后的消费体系有很大相关性，因此要加快脚步开拓乡镇市场。（2）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形成信用信息申请服务体系。基于应用服务系统，将信用信息应用到每个现实场景中。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利率风险。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做好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建立一个度量模型，对利率风险发生时的风险进行量化。
4、激发企业及个人投资积极性。面对民间投资边际投资意愿下降等问题，首先要稳定民间投资预期，通过大幅度降低融资成本、税收和供应成本的其他因素，提高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其次通过放宽过渡门槛和实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扩大私人投资的渠道。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加强对私人资本权益的保护，确保有法可依。
5、提高对资本的投入，优化要素结构。（1）建立要素稟赋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优化要素稟赋结构。在要素稟赋结构中，增加资本的相对丰裕度。保持公开竞争的市场格局，使各种因素的相对稀缺性反映在市场价格中。（2）加速新兴产业在各行业的渗透和融合。按照工业革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当新技术成熟后，关键问题变成渗透和融合。首先，深化新兴产业对制造业的渗透，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各个生产环节的转型，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发智能生产线。其次，加快互联网对服务业的融合。智慧旅游、智慧金融等概念己不陌生，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促进了服务业更具有普惠性。因此，改革需紧紧握住互联网和大数据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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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燕小青，罗晓慧.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影响因素综合评估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31（6）.
[3]叶静怡，程强.经济转型视角下我国收入差距动态变化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6（1）.
[4]杨新铭.供需视角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分析[j].人文杂志，2018（9）.
[5]邓凌敏.浅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及政策建议[j].山西青年，2018.9.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十四
一、结构调整的新常态背景下，陕西可以实现“动态调整、结构优化”。
陕西经济发展的动力将由过去单纯的投资拉动转变为投资、出口、消费协同拉动，三者比例呈动态调整。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变化，1、2月，轻工业同比增长14.4%，增速高出全省增速7.4个百分点，重工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5.7%，增速低于全省增速1.3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及去年全年分别回落5.3和5.5个百分点。八大支柱产业中三个产业增速加快、五个产业增速回落。三加快：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5.9%，增速较去年同期加快138.7个百分点；食品工业增长10.7%，加快5.1个百分点；纺织服装工业增长21.4%，加快8.1个百分点。能源化工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采矿业大幅回落，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
随着加快服务业发展若干意见的落实，服务业比重还会继续提升，产业结构将逐步实现“三、二、一”的格局。其次是出口短板将逐步改变。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将为陕西赢得新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会。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连接的重要连接带，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加速转移的过程中，在区域合作主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将赢得承接产业转移的先机，以及较大规模、较大体量的投资机会，可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西安自贸区挂牌运行，陕西外贸发展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经济外向度正在逐步提高。
三是消费的贡献率不断提高，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4366元和7932元,增长9%和11.8%。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572.84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3732.26亿元，增长13.3%。按经营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4954.45亿元，比上年增长13.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618.39亿元，增长10.0%。随着社会民生领域投入不断增加，社会政策托底效应的发挥，农民及城市低收入居民收入提高，消费需求将逐步释放，消费结构也不断升级，对增长的贡献会大大提高。
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背景下，陕西可以实现“改革创新、双轮驱动”。
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即过去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低要素成本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将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全面深化改革将为陕西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陕西享受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和西安自由贸易区三大优惠政策。新常态下，随着改革优惠政策的'落地、消化和吸收，全省将进入政策红利的集中释放期，包括十八大以来实施的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资源税改革等政策红利将进一步显现，政策效果将进一步加强，这些改革举措有望成为重塑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的引导力量。
创新驱动战略与产业转型升级为陕西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经济新常态和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我国经济实现突围的根本在于实施创新驱动。陕西具有雄厚的创新资源和能力，仅一年，全省就启动建设了20个省级科技成果中试基地，世界最大的自由锻造油压机、3d打印、智能输变电设备等项目的研制实现突破，26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技术合同成交额和专利授权量分别增长20%和9.5%，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8%。省会西安是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综合改革示范基地、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提供了许多先行先试的条件和机会。
在“十三五”时期，陕西将根据国家的总体部署和西安的实际，全面深化改革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科技投、融资和科技创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释放创新活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加紧密的结合，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单一依靠投资推动向投资和创新双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水平由低质量低效率向高质量高效率转变；产业发展模式由传统的分割发展向融合协同发展转变；产业组织由低、散、乱向高端、规模、集聚、园区化发展。创新驱动推动现代产业发展，不断增强陕西的综合竞争力。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十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意味着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历时28年之久的军事较量终于决出胜负。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取胜这个现实，有些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人进得了城市，却管不了城市。他们打天下能得90分，而治理经济却要得0分。进入刚获解放的城市后，熟悉农村泥土和作战用的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看到它们混乱状况，的确有些发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制定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发展目标，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工业建设，加速了中国的初级工业化进程，巩固了社会主义新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多元经济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全球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客观上又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于是，我国进行了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虽然说建国后两次经济体制选择存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观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有一段非常精辟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经济体制选择：一是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市场经济，每一次选择都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来重新审视建国以来两次经济体制选择的历史原因，也许会给人们一些新的启示。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何种经济体制并不是完全由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该国家的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历史条件决定的。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为了改变这种畸型的工业体系和贫穷落后的中国面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这就决定了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既要适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又要保证工业化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是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要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经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举全国之力，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加速初级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计划经济是经济落后国家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的有效手段。建国初期的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必须从加强重工业起步，才能加速初级工业化的进程。
再次，建国初期的经济基础为计划经济的实行提供了可能性。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特点，即封建官僚占整个社会工业的大头。二是数量不多的企业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三是建国初期计划经济选择也出于国家安全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考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建国后，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也逐渐减弱，并开始在某些方面和环节阻碍中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
其次，实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客观条件。
再次，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认识上的重大转变，也为我国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铺平了道路。
正的评价。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十六
[摘要]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中国经济在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经济金融问题的冲击。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冲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才持久。在实际中，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中采用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中国近年的经济情况：
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放慢的趋势，2011年，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一季度、二季度到三季度，增长有所下滑，但经济平均或者累计依然保持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然而近来，中国经济似乎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通胀趋势。2011年，一项面向100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问卷调查显示，接近九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胀情况比较严重（占73%）或已经非常严重（占15%左右）。这折射出当前大家对通胀有着相当普遍的感受和担忧。该调查同时显示，有不到四成（38%）的人认为，明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遏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也就是说，尽管大部分都同意通胀已经是个严重问题，但并不主张将抑制通胀放在首位。
二、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金融问题时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在政策方面。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在20xx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后果是，在保持了gdp增速同时，也带来货币存量的过快增长。20xx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9.74%，增幅比上年末高11.92个，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34.63%。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长率。面对通胀压力，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主张，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么如何认识通胀预期，如何认识预期对现实通胀的传导机制，以及用什么政策工具来管理通胀预期，就显得尤为重要。20xx年7月份以后，中央人民银行两次下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适时调整了纺织品、服装等出口的退税率。10月下旬以来，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不断加重的情况，又及时地将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调整为坚持实行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并连续出台了扶持稳定农业生产和外贸出口，增加保障民生投入，加强对中小企业支持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
（二）在制度改革方面。
20xx年，我国全国推开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理顺了林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这被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标志性的一项改革内容。县乡管理体制改革在进一步推进，在企业改革方面，国有独资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在继续深化，电信业通过合并调整，形成了三家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的市场经营主体，航空工业体制改革启动实施，铁路投资趋向多元化，在财税金融价格改革方面，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耕地占用税暂用条例，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改革稳步进行，修订了外汇管理条例，外汇管理制度得劲一部完善。调整了成品油和电力价格，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对保障国内能源供给发挥了作用。
三、建议和结论。
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是有条件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的时期，在清醒的认识我们面临的困难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我们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外需减弱的因素，也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累积效应。多年来，面对经济增长过快，投资消费出口比例关系严重不协调的矛盾，面对能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承载压力大，以及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中央一直希望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适度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节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2011年经济增长适度回落，正是中央宏观调控所预期的。
其次，应该看到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综合国力和抗击各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能够利用好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具有有效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调动和组织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最后，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还不高，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立足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潜力还十分巨大。无论是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还是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都会创造出许多新的需求。从而，奠定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协调较快发展或者较快增长的基础，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广阔的空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一定能够很好的应对和化解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各种矛盾、风险和困难，更好的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提高供给能力，改善供给结构结合起来，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使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较快发展。情况下，有一个股权性融资和债务性融资的结合点，使得企业总的资金成本最小。
3.2提高资金利用率。
在确定要进行融资进行新项目的投产时，应当科学、合理地评价分析各个项目能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及风险，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融多少资，以何种方式、何种比率进行融资。在所能筹得资金的范围内，分析项目的收益率以及可分割性，确定各项目投入资金，从而实现企业受益的最大化。
3.3建立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体系。
企业通过举债经营，都会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财务管理人员应当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特征，为企业确定合理的财务预警指标及其数值。常用的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已获利息倍数等。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做到实时监控，判断企业的偿债能力，及时为企业经营融资活动作出调整改进，为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做好基础。
综上所述，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要想长期谋求生存与发展，必须对自己的负债经营有良好的把握。合理的规划自己资金的来源与用途，方能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十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卷入一场浩劫，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企业濒临倒闭，社会失业人数增加，经济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机持续了5年，其影响规模巨大，以至于众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经济，虽然近几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但依旧在动荡中前行。根据以往经济发展规律，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开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没法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充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续回落。
2011年我国gdp为473104亿元，2012年我国gdp为519322亿元，2013年我国gdp为588019亿元，2014年我国gdp为635061亿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国gdp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13年gdp增速为7.7%，2014年下滑为7.3%。虽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但gdp整体水平还是很乐观的，2014年我国gdp水平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这一结果虽然比美国要晚上13年，但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截至2014年，我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国家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经济总量已于超过了整个欧元区；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将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为7.5%和7.7%，由于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高，而是相对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研究相当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讨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有的认为呈w字型，有的又认为是呈l字型，但无论呈现何种规律，都持同一种观点，就是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就是说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1%下滑到6%，未来还是会从6%上升至11%，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有周期性规律之外，还呈现结构性发展特点，并且这种特点的影响程度还超过了周期性特点。正如事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的经济亦是如此，会有发展初期，成熟期、发展期等结构，经济增长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而言，经济增长处于中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具体的货币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高于去年，货币供大于求，理论上会导致利率下降，物价上涨，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比以往下降了，这是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两者之间中和了。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格局的发展相对往年有所增长。因此，2014年，国家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度有所增长，要合理使用。
（二）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就是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税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的是转移到市场而非政府，可以减少政府粗放型投资。政府的税收来自企业和个人，个人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的缴税类型主要是流转税和间接税，政府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降低税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税收结构，明确哪些税收该减，减税方面企业和个人减税比例多少更为合适，能更有效地影响经济，这都是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所要顾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经济形式和政策布局发生了变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严厉调整，要求各级政府要勤俭节约，严惩贪污受贿官员，将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项目之上，增加对人民群众的补贴，通过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降低贪污受贿带来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这说明，政府将政府支出重点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从两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过缩减政府开支间接性增加政府对社会的支持，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分析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一直处在复苏阶段，但整体而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逐渐增长的，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gdp逐年增长，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续回落，另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结合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参考文献。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范文（18篇）篇十八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之路的构建，应该结合我国当前国情，沿着政府提出的发展思路，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制定出满足当前低碳经济发展需要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2.1做好宣传工作，培养全民低碳意识。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和个人对低碳经济还是不够理解，没有意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认为低碳经济和自己无关，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务之急就需要做好低碳经济的宣传工作，使低碳经济深入人心，从而养成全面低碳经济意识，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好的思想环境。做好宣传工作，不仅需要加强企业和个人对低碳经济的了解，还需要让企业及个人找到自身的定位，明确自身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责任于义务，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5］。具体如下：企业方面，一些高耗、高排企业要加速生产模式的转型，加快绿色经营模式的转变。把环保、低碳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制定好相应规章制度来约束下属部门、员工的行为。个人方面，要学习低碳经济理念，把低碳经济贯彻到自身生活中，如绿色出门等。还需要养成节俭意识，不浪费水、电等资源，不破坏环境、不乱砍滥伐，把低碳生活作为一种美德并在生活中积极落实。
目前，煤炭、石油仍然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在这种能源结构下，很难快速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所以需要进行能源结构的优化。同时，大力发展新型能源，研发新能源来代替传统化石能源，从而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1）加强现代化能源建设，如核电、水电等。（2）政府方面应该加大扶持力度，投资我国各类新型能源研发建设，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3）推进生物技术方面的研发，推动生物燃料技术的发展。（4）做好传统化石能源开采规划，有节制、有条理的开采化石能源。
2.3加速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加速技术创新可促进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是制约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能源利用效率低会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量，造成化石资源的过度消耗，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所以，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能源消耗数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企业要强加对现代化生产设备的引进，这些现代化生产设备有着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6］。
（二）要加强技术方面的`创新，加强扶持力度。如煤炭、石油这些化石能源的利用技术，要从提高使用效率以及降低排放这两个方面出发。
（三）提高循环利用技术，如再生产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定的余热或工业废气、废水，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利用起来，就可以避免排放到自然界中，提高了经济效益及能源利用率。
2.4推进低碳农业发展。
农业属于第一产业，促进低碳农业的发展对整体低碳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要推进低碳农业的发展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一）在过去农业生产活动中，对农药、化肥等化学药剂的使用过于依赖。而农药、化肥会对土地造成较大的污染，甚至导致土地退化，长久下来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所以，当前形势下，应该大力推进生物技术的推广，如生物农药、生物治虫技术等。
（二）加强农业生产中对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如水资源方面，可以采用现代自动化、数字化的灌溉技术，大大的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水资源浪费。
（三）减少不正当的农业废弃物处理活动，如燃烧秸秆，会排放大量的污染气体，要改善这一现象，除了颁布相应法律法规进行控制以外，还需要推广各类新型农业废弃物处理技术，如秸秆还田、秸秆发电等［7］。
（四）做好农业生产机械的升级，提高单位生产机械的作业效率，从而减少单位农田农业机械的使用数量和时间，降低机械对各类能源的使用，从而促进低碳农业的发展。
3总结。
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当前时代的主要旋律，我国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有着优化能源结构及产业结构的意义，降低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想要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就需要从意识、能源结构、低碳技术等多个方面出发。加快创新，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
参考文献：
［2］金涌,周禹成,胡山鹰等.低碳理念指导的煤化工产业发展探讨［j］.化工学报,2012,63(1):3-8.
［5］李春曦,王佳,叶学民等.我国新能源发展现状及前景［j］.电力科学与工程,2012,28(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