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英雄主义的以英雄主义为话题英语篇一
我很爱当一个英雄，英雄是把大家解救回来，我却是把事情用坏。
在有一次的运动会开场，我们鼓艺队要起鼓，当做一开始，每一年都这样，把这么大的场面给鼓艺队，让我好紧张。
结果我用力敲，朋友、学长和学姐都转过来看我，没想到是我敲错了，刚那段已经过了，可是好像家长会其他的同学，都没有发现这一件事。
本来想当一个英雄，没想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帮倒忙的“狗熊”了。
在打球的时候很爱自己来，很少传出去给人，大部份都自己投，也很多人都会把球传给我，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很强。
很多次都这样，队友被包围了，我快速的'跑过去，叫他把球传给我，他当然把球给我，我一投，我心想一定进的，没有想到球直接掉了出来，让我有一点小抱歉，跟别人要球，却没进，所以我最近开始练习传球了。
有时别人要帮忙的话，一定要去帮，可是不要像我一样，变成了“狗熊”，要尽力的帮到最后、最好，不然不会有人帮你。
英雄主义的以英雄主义为话题英语篇二
下面是本站小编整理的高中语文《短歌行》说课稿模板，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这个单元的诗歌可以说是高中学生学习诗歌的第一阶段。单元内容包括：《诗经两首》、《离骚》、《孔雀东南飞》、《汉魏晋诗三首》。按照诗歌发展的历程汉魏晋五言诗这部分的教学内容是学生在学习了《诗经》和《离骚》的基础上接着学习的，为以后学习唐诗打下良好的基础。
(2)教学目标
在第一课时的时候给学生梳理《汉魏晋诗三首》(即《迢迢牵牛星》、《短歌行》、《归园田居》)的思路及基础知识，这节课打算从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上升到能力的培养上，把曹操的《短歌行》作为一个突破点，上一节知识扩展和探究的活动课。
根据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我认为这节课应达到两个教学目标：一是注重语文应用、审美、探究与迁移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二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发挥语文课的育人功能;。
(3)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①教学重点在于：注重古体诗对学生的文化熏陶。让学生在查找资料、进行综合、展示表达中学体验古体诗的情感魅力和艺术趣味;让学生在迁移阅读名著《三国演义》中了解个性独特的诗人曹操。
②教师指导学生找到资料后要尽量多分析，筛选出自己需要的资料，然后围绕主题进行综合，在上课的时候按照什么思路来展示自己的收获。这是教学的难点所在。
通过学生扩展探究、展示表达、迁移阅读和交流提高的活动环节，培养同学们语文学习的兴趣和运用语文的能力，提高他们创造性的审美和探究学习的综合素养。
(1)依据：在学第二单元的时候，已经试过了自己查找资料介绍名人，已经有了初步的经验，这次可以增加难度，要求学生更多的是自己的分析。
(2)目的：学习诗歌采用活动课的形式，不仅能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
(3)选择的教学手段：多媒体展示
(1)课前探究准备阶段 (分好学习小组，6或7人/组，共8组)
在古典诗歌单元的教学结束以后，布置以下的探究活动作业：
①自选或编辑一段乐曲，进行曹操诗作《短歌行》的配乐朗诵。
②查找资料，制作ppt、flash等形式的电脑课件，介绍诗人曹操和他的诗歌作品。
③查找关于“曹操”的故事，课下相互交流。
(以上作业要求学生在一星期内独立完成，也可另外自选形式)
此环节设计目的：通过探究活动巩固课内学习的知识，发挥同学们的个性优势，扩展课外知识能力的同时，形成独特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2)课内展示表达和比较阅读阶段
步骤一：教师在音乐声中导入
①导语设计：毛泽东在《沁园春.雪》说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诗中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都是在中国历史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是历史上还有一个人可以站在这样的高度与他们相提并论，这个人就是魏武帝曹操。
②歌声渐稀，教师点明主题：这是一节知识扩展和探究的活动课，需要同学们的积极思考和参与。(这节展示课的目的和意义)
③由两位学生主持展开
步骤二：课内展示(分两部分展示，基本上由学生组织完成)
第一部分：
①学生展示曹操诗作《短歌行》的配乐朗诵(抽查一到两个组)
②教师简单归纳小结，并播放《短歌行》的名人朗诵，让学生从中找出差距。
第二部分：
①按照自己的理解介绍曹操和他的诗歌作品。(抽查一到两个组)
②教师归纳小结，对同学们的探究活动过程和作品做启发性的点评。
步骤三：比较阅读
①节选《三国演义》中能表现曹操鲜明个性的章节(分发给学生)，让学生进行个性化的点评。老师不作统一的答案，而是鼓励学生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
②播放简短的有关曹操的影视片，加深学生对这个人物的印象。
③教师总结，并提出思考题作为作业：曹操的文才在历史上素有争议，人们对他是褒贬不一的，你对他又有什么看法，查找相关的资料后写成一篇评论的文章。
三步骤设计的目的：通过课堂互动的形式，提供更多参与学习的机会，让学生真正变成学习的主人;在学生展示、点评的分析和表达过程中，培养运用语文的能力和张扬个性化的语文学习。
(3)课后交流提高阶段
课后交流以针对作品和个人评出以下奖项的活动形式展开：
ø最具个性创意奖
ø最具配乐完美奖
ø最具诗人气质奖
ø最具演讲口才奖
此环节设计目的：为了使课后交流学习提高不流于口头形式，让没能出来展示作品的同学也有机会参与交流学习和提高，他们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利用课余时间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同学们观看，争取更多的选票。教师也可以根据他们评选出来的结果了解到自己的教学效果。(教学反馈)
英雄主义的以英雄主义为话题英语篇三
;《罗布泊的孩子》这部长篇小说，是近些年来少见的高扬英雄主义主旋律的少儿文学作品，也是对于近年来儿童文学过于追求“娱乐性”的一种反拨，它充满激情的叙述，把小读者带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岁月。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力尚弱，百废待兴，而帝国主义觊觎之心蠢蠢欲动，于是，有那么一批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年轻科研人员，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和一腔青春的热血，在党和国家的召唤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从祖国各地（甚至从海外归国）奔赴祖国的大西北，走进大漠深处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隐姓埋名一辈子，用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为国家研制“两弹一星”，“为了祖国的核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今天的孩子们应该了解和记住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把强国的梦想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这就是《罗布泊的孩子》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罗布泊的孩子》中，作者着力塑造了两代人的群像。以“我爸爸”、“我妈妈”、“大皮靴伯伯”、“郑叔叔”、“戴阿姨”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罗布泊人”，他们毕业于中外名牌大学，都是年轻有为的科学才俊，作者描写他们像红柳一样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扎下根，像红山一样屹立在“死亡之海”中。他们经受了今天的孩子们难以想象的艰辛，住在四面漏风的帐篷里，喝着苦涩的河水，用最简陋的工具，在与天斗的同时还不得不与人斗，忍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磨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小说中用含蓄的文字描述了几位年轻的烈士令人动容的牺牲情景：科学工作者李光为救“我爸爸”被暴风刮倒的铁架砸死，战士四喜子被雪崩掩埋，战士孙来燕被最后一枚哑炮炸成碎片……而这些默默无闻的科学家们却依然坚守理想、永不妥协，终于迎来胜利的蘑菇云。罗布泊的英雄们，为了国家的核事业奉献了一生，是共和国当之无愧的功臣和忠诚儿女。作者笔下的“罗布泊的孩子”们，则像沙漠中的芨芨草一样充满生命的韧性和自由自在的野性，他们为“死亡之海”带来无限的生机和欢乐，他们是国家核事业的见证人，是第一代“罗布泊人”生命和事业的延续，他们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把父辈的英雄事迹和精神气质传递下去。
为了创作这部小说，作家徐鲁几度亲赴罗布泊，深入马兰基地、红山核试验研究所，以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采访了许多亲历过核试验的科学家，以及在马兰基地小学、中学里长大的孩子们，收集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作为一位诗人，徐鲁将他在采访中被激发出来的强烈情感，通过诗一样的语言倾注到小说中，字里行间回荡着历史的回声。
作为一位资深诗人的小说作品，《罗布泊的孩子》中穿插了许多情感激越的、具有特定时代感的诗歌，包括散文诗、歌词等等，用一种打上作者本人烙印的叙述风格，将读者带回那个特定的历史氛围中。譬如，小说第二章，女大学生唐韵在火车上朗诵贺敬之的长诗《西去列车的窗口》，一下子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年轻人立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血情怀烘托得淋漓尽致。再如，小说中数次出现了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眠》的歌词，这是为了衬托郑凯与雷雨晴这一对海归恋人的忠贞爱情，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仍相偎在一起倾听意大利歌剧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眠》，表现了这一代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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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是巴别尔所处那个时代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最频繁出现的革命话语之一。既然是官方的、革命的，它的完美性、凝固性特征就至为突出，往往闪烁着神圣耀眼的光环，不容许任何质疑与亵渎。正因此，当1924年巴别尔的骑兵军系列小说在《红色处女地》、《列夫》、《俄罗斯现代人》等杂志上发表后，即招来原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的尖锐批评。他认为，巴别尔的骑兵军小说描写的不是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他的艺术虚构是对骑兵英雄的污蔑诽谤，巴别尔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小说作者使用骑兵军这样响亮的名字，目的显然是要唬人，使读者们相信过时的谎言，即我们的革命是由一小撮匪徒和无耻的篡权者搞出来的……腐朽变质的旧知识分子是肮脏的和淫荡的，其代表人物库普林等跑到了街垒的另一边，而不知是出于胆怯还是偶然情况下留下的巴别尔，却向我们津津乐道地散布透过他暴虐和变质的棱镜折射出的陈旧不堪的呓语”。由于布琼尼批评的政治火药味异常浓厚，使得巴别尔的文学导师高尔基不得不为自己心爱的弟子辩护：“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与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骑兵军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扎波罗热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是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火明1991：87)。虽然高尔基的辩护显得不是那么有力，但他还是能够最大程度地跳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更高更纯的文学的人性角度来评价《骑兵军》。而布琼尼与大多数庸众一样，以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用政治第一的标准评价文学作品。现实的可悲就在于，后者的力量强大、无情，所以即使有高尔基的辩护，也未能最终挽救巴别尔的生命，他于1940年被政治处决。
巴别尔在《骑兵军》中以新的艺术主题颠覆了读者期待中的战争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锐利无情之笔彻底瓦解了苏联官方话语中英雄主义的固有内涵，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人生厄运。这种颠覆，并非以浅陋的赤裸裸的批判形式来完成，巴别尔的知识分子角色使他在审视作为自己身处其中并深深了解的骑兵军战士时，其人道主义的揭示与人性的解剖就绝不会是单一、片面的，否则就失去了文学应有的深度与诗意，就沦为政治宣传品，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得高尔基等诸位大师的高度赞许，也不会在之后的岁月中征服西方文坛。
通过深度阅读，有理由相信，反讽与直观是巴别尔瓦解苏联官方英雄主义命题的秘密武器。在《骑兵军》短篇小说系列中，巴别尔的此种天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反讽与直观的形式变幻多姿，其内蕴复杂深厚，完全越出了单纯文学技巧的范畴，正如韩少功所言，“大道无形，无文亦远，他已经不需要形式，或者说是没有形式的形式，浑然天成——这也许是文学史上的罕见特例。因为他血管里已经奔腾着世纪阵痛时期的高峰感受，随便洒出一两滴都能夺人魂魄。他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灵魂速记员和灵魂报告人，技巧与方法即使顾得上，也显得有些多余”(韩少功2009：67)。他的技巧与方法已经微不足道，相对于所要表达的东西，艺术的奇特与华丽退居次要地位，那些与我们期待迥然不同的英雄主义命题令读者心绪奔腾，激发起一种强烈的审美效应。
反讽在现代主义文学术语中几乎成为陈词滥调，对它的理解已经平庸化，而且在作家们的手中完全失去了原初创造时具有的艺术震撼力。巴别尔却是例外中的例外，他的反讽已经融于血液，他对英法文学的敏锐感觉与犹太传统的深厚积淀，再加上血火之中的洗礼，三者结合使他的反讽基本已脱离其表层意义，与文学主题合而为一。巴别尔富于小说天才，他的战斗生活是多变新鲜的，所以在对英雄主义的重新审视中，反讽手法运用得变化多端：或俏皮，或尖锐，或忧郁，仿若多声部的合奏，指向同一维度，而听者的体验却迁流变幻。
《我的第一只鹅》中，“我”为了融入哥萨克群体，在尊严上得到他们承认，采取一种极为可笑的行为来表现自我：“我回过头去，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靴子下咔嚓一声碎了，里边东西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伊萨克·巴别尔2004)。
马刀用来斩杀敌人，是随时准备挥舞于疆场的，而这里锋锐逼人的马刀与安详柔弱的鹅形成鲜明反差，此种貌似勇武的行为显得俏皮荒谬，宛如儿童的游戏。更荒谬的是，那群勇猛彪悍的哥萨克竟然认同了此种无聊的举动，而且接纳了柳托夫。同情与怜悯、人道与爱心在尚武血腥的战争中已荡然无存，英雄失去了扶弱济贫、嫉恶如仇的传统意义，以非常规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作者并未就此打住，当这群如狼似虎的军人消灭掉美味的鹅肉以后，作者又用了这样的笔触强化心理感受：‘‘夜晚用它苍茫的被单将我裹在提神醒脑的湿润之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之上”。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战争中，对英雄主义的评判，缺少了耀眼的神圣光环，再也没有人道主义的繁琐内容，战士在血腥的现实中只承认血腥的法则。“我”在此境遇中不得不遵循这一法则，知识分子的天然本能又使“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因为那毕竟不是“我”理想中的价值。
“在乌云密布的天空的背景下，有个身穿橙黄色袍子的大胡子，正赤着脚在奔跑，他的嘴撕裂了开采，淌着鲜血。这时我们的耳际似乎猛地想起嘶哑的嚎叫，只见仇恨正在追逐着这个穿长袍的人，而且追上了他。他伸出弯成了弧形的手臂，挡住扑面而来的打击，紫红色的鲜血从他手上汩汩地流出来。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哥萨克半大小子，见状一声剧叫，低下头，拔腿就逃，其实根本用不着逃，因为壁龛里的塑像不过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主的塑像中最寻常不过的一尊”(伊萨克·巴别尔2004：197)。
一名哥萨克士兵竟然面对着基督塑像撕裂了老人的转嘴，钉穿了老人的脚。显然，最后一句才是最有力的，等于批判了以上一系列的残暴行为。战士的勇力本应施之于疆场，此刻却施之于无助的犹太老人。作者在这里以耶稣与暴行相对，反讽意味异常浓厚，批判异常尖锐。有论者认为巴别尔没有公然的谴责，是巴别尔基于当时苏联的官方语境而采取的一种迂回策略。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如果为了避开国家意识的纠缠，索性彻底隐藏才更加有效，而事实上他的所谓策略也未能使自己免于疾风暴雨似的攻击，最终死于非命。因此，可以找到的合理解释是，巴别尔本人钟情于这种艺术方式，正好是他表现自己观察所得与自己生命感悟的最佳形式。他的小说家身份、他的诗人气质，都不允许他采用别的露骨的更趋辛辣的政论似的形式。爱伦堡曾说，“巴别尔与从果戈理到高尔基的所有俄国伟大作家的相似之处是人道主义，努力捍卫人，保护人的欢乐、希望，短暂而一去不复返的生命”(爱伦堡1991：135)。他的战士情结和知识分子本色，不允许他把暴虐的士兵描绘成一个流氓恶棍，只能是把他们拉下英雄的神坛。
“‘你们热乎去吧’，舍弗列夫嘟哝说，‘瞧!他在追赶十四师………
“列夫卡在树丛里发出恋恋宰率的声音，喘着粗气。雾蒙蒙的月亮在天空中漂泊，像是在行乞。远处的炮火声在空中回荡。针茅草在不安的大地上沙沙作响，八月的星星坠落到草丛中。”(伊萨克·巴别尔2004)
“你们热乎去吧”，“瞧!他在追赶十四师”，在男女交欢的尴尬境地猛然插入团长简短的自言自语，真是天才手笔。没有谩骂，没有愤懑，平静的口吻饱含黑色幽默，却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苟合男女的无声讽刺和团长深藏的痛苦与无奈。他连阻止马车夫与妻子通奸这样的小事也无能为力了。此刻，谁还能够感受到英雄的昔日威风。谁能不为英雄的末路而悲叹?之后，作者明确告诉我们，这个事件就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就在这一瞬间，密集的炮弹多声部地飞泻到大地上”。紧张的战斗与肆意的肉欲之欢产生一种张力，我们在这种张力中真切感受到英雄作为凡人的卑琐无助。
如果在反讽中还能或多或少流露出作者那种发自本能的人道主义情结，那么更多时候，他在表现这些英雄们时，只用最客观冷静的语言，为读者展现的往往是一个完全客观化的世界。巴别尔被称为自然主义作家，就在于他创作时最大限度地隐藏自己，像福楼拜那样，消失在叙述的背后。此时，巴别尔完全作为一个局外人、一个观察者，最大限度地把易于引起心灵震动的一些东西简洁明快地呈现出来，有时甚至是冷酷。正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述，“应该深入到战士的内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惊，这些有原则的野兽”(伊萨克·巴别尔2005：213)。巴别尔正是以一种巨大的天才强抑自身汹涌的激情，以一个隐蔽的客观叙述者记录下英雄们的另一面。他的直观艺术表现有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第三人称叙述，作者客观记录下人物的外在表现，通过某种极端的不协调显示意义;另一种是第一人称叙述，由主人公自己诉说、解释前后矛盾的行为，其内心世界和盘托出，作者没有一丝评判。
读者无法窥透他的内心，作者也不能，也许就连普里绍帕自己也无法测知心灵的深渊。这里，作者的第一印象绝非虚构，也非故作狡狯。好吹牛的患有梅毒的破烂货，这就是现在普里绍帕的精神状态，恐怕以后也是。然而谁又能把懦弱的废物和凶残的复仇者联系在一起呢?暴行之后的沉醉绝望又是一个层次，三重印象速描跌宕变幻，构筑起人物的立体肖像。这里，我们固有的道德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堕落小人与强悍军人、血腥复仇者与快意英雄、疯狂杀戮与失意悲愁不可思议地搅在一起，怎么才能够剔出里面的真正的英雄主义精髓呢?也许永远不行，永远纠缠不清，而在这一刻，官方意识形态中完美英雄主义的光环破灭了，读者被牵进普里绍帕的命运，同他一起醉酒失落，一起哭泣茫然。
在这一篇中，人物形象先是非英雄，一变而为血腥冷酷的英雄，再变而为多情多愁的英雄，几种质素统一于一人身上，复杂极了。完成这一过程，巴别尔没有语言上的大肆铺张，只在千字之中凝缩闪烁;也没有主观的议论提示，只有平静的叙述。他自己讲，“在歌德给艾克曼的一封信中，我偶然读到了短篇小说风格的定义，我感觉比任何其它定义都贴切自然……托尔斯泰以此来一分一秒的描写他身边发生的故事……但很显然我仅仅会以此来描写一天24小时中最有趣的五分钟”(亚·宙克沃斯基2004：79)。这既是他的冷静的直观方式、精心的选择、很重的用笔、粗硬的线条淹没了叙述者主观的情感意志，也重新诠释了英雄主义。
另一篇名作《盐》，则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展现了英雄们的另一个世界。叙述者“我”(巴尔马绍夫)坐在列车上，痛恨着那些搭车的私盐女贩子，认为她们破坏着革命的共同事业，挖革命的墙角。当一名怀抱小孩的妇女向“我”提出搭乘火车的恳求时，出于侧隐之心，“我”在征得战友们的同意后，让她上车，并阻止了战友们试图非礼的要求。
“我”把她比作跳蚤、反革命，愤怒之下把她扔下了列车，看到她依然安然无恙，愤怒到极点。在哥萨克们的建议下，“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这篇小说中，巴尔马绍夫的前后行为反差非常之大，也非常真诚，他的逻辑是，对于抱小孩妇人的尊重是她们的特殊优待，对于年轻姑娘的轮奸行为也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也为她们的痛苦而痛苦。然而一旦发现妇人欺骗了他，他甚至愤怒到要与妇人同归于尽，非常态地表现了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革命的目的是要拯救全体的受苦的人民，那位妇人也是其中的一员，她贩私盐也是生活所迫，可是巴尔马绍夫和他的哥萨克兄弟们却不会如此理解，这些战士、英雄，他们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战争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变异。第一人称的叙述直截了当地突人到哥萨克战士的内心，作者虽然没有评论，却足以颠覆我们对于英雄战士内涵的狭隘认知。
实际上，把革命主义和英雄主义作为一极，犹太主义和知识分子作为另一极，就简化为官方的英雄主义价值观与人道主义的人文传统之间的冲突，巴特尔正是凭借深度反讽与冷漠直观的艺术形态实现这种对抗的。有论者指出，巴别尔是以对暴力的双重情绪——迷恋与抗拒来挥舞手中的文学之剑的，他对英雄主义的瓦解在抗拒中进行，而迷恋的情结却使得这种瓦解的方式表现得如此特别。
英雄主义的以英雄主义为话题英语篇五
;“尽管爱沙尼亚人从来没把自己想象成英雄的民族，但他们的生命还是置身于具有英雄主义气概的坟墓之间，空气中弥漫着已然萎蔫、充满悲剧感的花环散发出的诱人香气，一条小径在一个个英雄民族之间蜿蜒穿行。 左边躺着俄罗斯人，即使在墓穴里，牺牲者胸口的伤疤都裂开着；右边躺着德国人，在他们炸伤的眼睛里流露出现实主义理想与使命感；在墓地的一角躺着芬兰人，在墓道之间，他们的手还握着挑战的匕首；再往里，安息着几位瑞典的人道主义者，一个越来越不折中、永远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王国；在几位波兰人塌陷的胸膛里，响着轻扬的波洛涅兹舞曲；还有几个犹太人，他们是无可争议的殉难者，因此也是英雄……”这是爱沙尼亚文史学家、小说家简·安杜斯克（jaan undusk）在他风格独特的“散文小说”——《嚼在牙齿下的砾石》（nagu kivikild hamba all）的开篇写下的话，将爱沙尼亚人（爱沙尼亚文学）千年以来的悲哀的历史缩影在一个充满英雄主义氛围的墓园里。
的确，回顾爱沙尼亚——这个位于东北欧波罗的海岸的小民族历史，充满了“迫不得已”的英雄主义悲剧：爱沙尼亚人早在公元十三世纪初就被丹麦和日耳曼的基督教骑士团征服，先后沦入丹麦、瑞典、波兰之手，最终被俄国兼并。
历史即文化，在这场劫难中，幸存的爱沙尼亚知识分子所剩无几。在苏联统治期间，如果说爱沙尼亚文学一息尚存，也多是指漂泊西方的流亡文学。即便在境内出现了以简·克洛斯（jaan kross）为代表的本土作家，但他们的命运大多相同——被冠以“进行纳粹活动”、“判国投敌”等罪名关进监牢，流放到西伯利亚。更可悲的是，就连一心效忠苏联的著名诗人约翰奈斯·瓦列斯-巴巴鲁斯（johannes vares-barbarus）和约翰奈斯·塞佩尔（johannes semper），虽曾官运亨通，分别担任了苏联-爱沙尼亚总理和文化部长，最后还是没能在斯大林“肃反”的枪口下侥幸逃生。其他的作家不是作品被禁，就是保持沉默，统治者试图在爱沙尼亚人的记忆里抹掉爱沙尼亚的历史。
选择逃亡的爱沙尼亚人一部分通过水路偷渡逃到芬兰、瑞典，另一部分通过陆路逃到德国，并先后在瑞典（两万人）、加拿大（一万人）、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组成了人数众多的爱沙尼亚流亡组织，流亡文学也应运而生，在瑞典成立了以20世纪最杰出的爱沙尼亚诗人马里哀·安德尔（marie under）、小说家卡尔·里斯蒂基维（karl ristikivi）、古斯塔夫·苏伊茨（gustav suits）等为核心的“爱沙尼亚流亡作家协会”、“爱沙尼亚流亡者笔会俱乐部”以及出版社……如果说，在苏联统治期间爱沙尼亚的境内文学是“无形文学”的话，那么境外出版的爱沙尼亚作家作品则是“有形文学”。诗人亨利克·维斯纳普（herik visnapuu）则将爱沙尼亚文学的种子形单影只地带到了美国。
介绍20世纪爱沙尼亚文学，最值得推介的当是大师级人物——简·克洛斯。简·克洛斯于1920年生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tallinn），大学期间学习法律，二战期间先后蹲过德国人和苏联人的监狱，24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得以返乡。70-80年代，他创作了由四部书组成的文学巨著《三次瘟疫之间》（kolme katku vahel），通过一位塔林神甫的一生刻画了爱沙尼亚人坎坷的历史和无奈的命运。1978年，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沙皇的疯子》（keisri hull）问世，立即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奠定了他在国际文坛的地位。小说描写了一位爱沙尼亚出身的沙皇宫廷卫队副官，即便在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之时，也敢于面对软禁、坐牢和被宣布疯癫的威胁揭露沙皇的谎言。1998年的小说《飞向纵深》，描写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爱沙尼亚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简·克洛斯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让爱沙尼亚人记住自己的历史，2003年，83岁的老人出版了回忆录《亲爱的旅伴》（kallid kaasteelised）。毫无疑问，简·克洛斯是战后爱沙尼亚文学的最高峰，他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91年8月20日，在苏联发生“8·19政变”后第二天，爱沙尼亚脱离苏联，宣布恢复独立，一个月后被联合国接纳为成员国。1994年俄罗斯军队从爱沙尼亚全部撤军，独立后的爱沙尼亚开始了政治、经济改革，文学也从苏联的管制下解放出来，一度繁荣。2004年3月，爱沙尼亚加入北约，5月加入欧盟，经济发展速度高居欧盟前列。但是开放的市场和物欲的冲击，为爱沙尼亚文学带来了自由后的危机：读者群萎缩，价值观改变，年轻作者对西方文化追逐，剧痛之后，试图逃出历史沉痛的阴影。
90年代后的爱沙尼亚文坛，一部分作家继续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另一部分则另辟蹊径，热衷于“现代”、“后现代”风格的实验文学。进入21世纪，新涌现的一群年轻作家又为爱沙尼亚文学注入了超现实主义的怪诞元素，他们试图逃离简·克洛斯雄浑讴歌的“英雄主义墓园”，尝试让作品具有“世界音乐”般的世界性，强调阅读的快感，用机智的文字提供消遣性的阅读享受。铭记历史和逃离历史，使当代爱沙尼亚文学成为一个外人看不懂的矛盾两面体。在这里，我选译的是三位颇具代表性的当代爱沙尼亚作家的三篇小说，配合我对爱沙尼亚历史与文学的简单回顾，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尚且陌生的爱沙尼亚文学。
《洛可可女人》（rokokoo daam）出自作家、记者、文学评论家马伊穆·贝尔格（maimu berg）之手，是一部笔触细腻、险象环生的悬念小说。作者1945年生于塔林，199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我爱俄罗斯》（ma armastasin venelast）获得成功，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此外，他的代表作还有小说集《走了》（on linud，1991年）和《我，流行杂志撰稿人》（mina moeajakirjanik，1996年）。
女诗人、小说家艾娃·帕克（eeva park）1950年出生于塔林，1994年获得图格拉斯（tuglas）文学奖。她的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记着大象的男人》（mees,kes m letas elevante，1996年）和《快乐椅的门票》（pse karussellile，2000年）。艾娃还是一位手艺不凡的工艺美术师，主要精于瓷器彩绘。小说《偶然》（juhuslik）通过一位年轻女性的偶然搭车，生动刻画出现代人既渴望沟通、又彼此拒绝的孤独心理。
剧作家、小说家安德鲁斯·基维拉克（andrus kivirhk）是最有影响的“70后”，他的小说继承了爱沙尼亚民间文学的传统，充满了神秘、怪诞的童话元素。在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一些因与野蛮的资本社会相抗衡而陷入滑稽可笑的超现实境地的市民英雄，刻画了独立后重返欧洲的爱沙尼亚人亦喜亦忧的矛盾心理。他的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蜂蜜面包》（pagari piparkook，1999年）和长篇小说《魔鬼时光》（rehepapp，2000年）。同时，安德鲁斯还是戏剧界的先锋，1997年他创作的超现实主义喜剧《散步在彩虹之上》（jalutuskik vikerkaarel）已经成了爱沙尼亚当代戏剧的经典。《值夜班》（aasta esimene ）选自他的小说集，借助于一个中学生和一个老教授在病人嘴里的荒诞发现，体现了脆弱个体对于人类历史的关切、震惊、无奈与叹息。在他的作品里，虽然经常能够看到历史和社会的投影，但已经找不到简·克洛斯小说中一意孤行的英雄主义精神。安德鲁斯·基维拉克代表的爱沙尼亚新潮小说究竟具有多大的生命力？这个问题自然要由时间答复，至少，它反映了当代爱沙尼亚人的另一个心理侧面。
从不把自己想象成英雄的曾经英雄——爱沙尼亚人的历史如此，他们的文学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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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看到他的遗体时，依然保持着救人的姿势：嘴巴微张，牙齿紧咬，双手向前环抱，一副死命要将人往上托举的样子……人们很难想象，他和这名落水女子非亲非故，竟然如此奋不顾身地去救人，直到用尽全身的力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所有的人竟都不知他的名字。
至死保持救人姿势
“当时，这名男子的手还在这名落水女子的身上，仍然保持着救人的姿势，一直没有离开。”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水上派出所民警唐庆泉告诉记者，6月19日凌晨接到报警称，金山大桥桥北有两人溺水，后立即动用110快艇进行水上搜救，但没有找到人，清晨5点多，发现了两具遗体。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最后，还是保持着这个托举姿势。”花旭带着记者来到事发地讲述当晚发生的故事，眼睛红红的。
记者在水上派出所看到了6月19日凌晨2时25分落水女子同事江烨的笔录。江烨称，救人男子和这名落水女子并不认识，只是当时听到呼救声后，立即跳下水去救人，后来两个人都被淹没在了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