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是国际市场的基础，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手段之一。以下是一些贸易总结论文的摘要，可以作为写作时的参考和启示。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一
现代网络技术和物流行业的成熟为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创造了良好的平台条件，大量外资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纷纷涌入大陆，本土加工贸易得到飞速发展。据数据显示，我国本土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13439.5亿美元，同比增长3%，占我国外贸总值比例的34.8%，其中出口总额86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3%；进口总额48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4%，全年加工贸易顺差3816.1亿美元，同比扩大4.5%。从构成概念来看，企业通过经营进口部分或者全部的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对其进行组装和加工后，产品重新出口的行为均属于加工贸易范畴，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构成加工贸易的主要组成形式。首先，来料加工是指境外企业为本土加工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这部分原始生产资料不需要本土加工企业进口付汇，加工企业只负责根据境外企业标准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和组装，以加工费用作为企业利润报酬，加工好的产品由境外企业负责销售和经营，“进出口均为同一外商”、“本土企业不付汇、不负责产品销售、不承担风险、以加工费作为报酬”是来料加工的主要特点；其次，对于进料加工而言，本土企业则要通过付汇来进口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在成品加工完备后，企业还要负责将制成品组织外销，“自行付汇进口原材料”、“自行加工、销售”以及“自负盈亏、风险自担”构成进料加工的主要特点。我国学者分别基于不同视角研究了本土加工贸易的组织模式。孙楚仁以加工国外资和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综合对比了加工贸易在日本、韩国的“完整内资型加工”和“非完整内资型加工”模式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我国的加工贸易实际上属于“一种特殊的非完整性外资加工贸易”，他观察到外商投资企业构成我国加工贸易的主体结构，工业制成品是本土加工贸易进出口主要标的对象，并且本土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仅限于对国外工业制成品的简单加工和装配，并不具备能够体现高技术含量的产业链和产品增值能力。孙玉琴（2012）和李大伟（）、廖晗（）分别从契约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展开了对加工贸易控制生产问题的研究，经过在我国不同省份的大量走访调查，在综合研判加工贸易采购权和所有权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加工贸易“三元化”组织模式的研究结论：首先，第一元加工贸易产区以上海、苏州、无锡、深圳、青岛、天津、烟台以及广州等地为代表，加工贸易模式为“外资独占进料加工”，中低端加工制造构成主要经营领域；其次，第二元加工贸易产区以广东东莞为代表，加工贸易模式为“贸易商、贴牌商主导的来料加工贸易”，为品牌制造商提供贴牌服务的中资和外资企业、我国香港地区中小贸易商是主要的外部控制人。上海工业园区、顺德、威海、浙江以及中山、惠州等地的来料加工贸易有别于东莞加工贸易；第三元加工贸易产区的代表地区为福建晋江、苏南地区以及浙江省局部地区为主，加工贸易模式为“名义外资贴牌生产加工”，即我国内地中资企业为享受外资优惠政策而在香港注资成立公司，而后返回大陆以外资企业名义进行加工生产，对于产业价值链具有100%掌控能力。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二
国际分工是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社会分工向国外的延伸。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国经济的内部分工就会超越国家界限，形成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没有国际分工就不会有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国际贸易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扩大而日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把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卷入国际商品流通，使国际贸易成为一种经常的广泛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同期的工业增长速度。同时，国际贸易方式也日益多样化，由单纯的商品进出口发展到实行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出现了国际间的合资企业、合作经营、补偿贸易、加工贸易、国际租赁、技术转让等，使有形商品与技术转让结合起来，愈加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分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现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其特征为工农业的分工。第二个阶段出现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一时期的国际分工的特征是工业内部的“垂直分工”，也即工业内部在生产过程上相互连接的不同部门间的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进入第三阶段即制造业内部的“水平分工”阶段。“水平分工”就是同一部门内的国际分工。在同一部门内，将同一产品的零部件的生产或是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工艺过程分离开来，并将其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然后统一组装制成成品销往世界各地，如汽车制造业或飞机制造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出现制造业内部同一产业的国际分工的原因是战后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
加工贸易在性质上具有较多的“水平分工”成分。从加工贸易的定义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而“水平分工”的实质就是将同一产品的零部件的生产，或不同生产工艺过程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然后统一组装制成成品。因此加工贸易方式是国际“水平分工”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当前，发展中国家通过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发展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贸易是一种初级的“水平分工”模式，而现代迅速发展并成为趋势的高新技术加工贸易则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水平分工”。总之，加工贸易较多地体现了一种国际“水平分工”的特性。
二、产业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世界加工贸易的发展。
所谓产业内贸易，即一个国家同时出口和进口同种产品，以及同种产品的中间产品（如零部件和元器件）参加国际贸易的现象。例如，日本出口丰田汽车到德国，同时进口德国的奔驰汽车，又如美国出口汽车零部件到日本，又从日本进口汽车的零部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日本本田汽车大量向日本出口，本田在美国的产量超过日本本土的产量。
二战后产业内贸易能够迅速发展，在贸易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首先是国际分工进入“水平分工”阶段的结果。正是由于“水平分工”，使得同一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或不同的生产工艺过程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生产，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将零部件集中到一个或两个地方统一组装销售到世界各地。因此，“水平分工”的出现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其次，在制造业内部同一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投入的要素比例不同，从而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制造业内部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如生产零部件阶段和统一组装阶段，往往投入的要素比例不同。一般来说，生产零部件要求投入的资本较多，技术要求较高；而组装阶段，要求投入的劳动力较多，于是出现了同一产品不同生产阶段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分工。再次，战后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产品更新换代迅速，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发展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工资上升较快，于是它们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以总部位于加州的罗技国际集团公司为例，它在苏州有一个工厂，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只鼠标，在美国销售价40美元左右。其中罗技公司拿走8美元，批发、零售商拿走15美元，罗技的`供应商（如摩托罗拉）拿走15美元，中国只赚3美元，而这笔钱还要负担工资、能源、运输和管理费用。罗技在加州的450个销售人员的收入总额，远远高于苏州工厂内4000名工人的工资。
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产业内贸易。加工贸易是在二战后国际贸易呈现一系列新特点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产业内贸易就是国际贸易一系列新特点中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方式由过去主要使用本国相对便宜的要素资源直接出口最终产品的方式，逐渐向大量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然后再加工成成品出口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加工贸易方式成为产业内贸易赖以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wto对世界加工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wto秉承了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并扩大了它的范围，主要内容有：无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削减并约束关税、取消数量限制等）、互惠原则、公平竞争与公平贸易原则、鼓励经济改革和发展原则。wto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包括货物、服务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等更具活力、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加工贸易的发展。
第一，关税大幅度下降，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商品、技术更容易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减少了跨国公司在外国进行加工贸易运营的成本。跨国公司可以在世界各地进行零配件的生产，然后通过国际贸易集中进行组装，使最终产品的成本达到最低，这对世界加工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第二，按照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在一定的范围内，缔约国一方应使另一缔约国企业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企业同等的待遇，例如，各国不能强制让跨国公司使用当地的国产原料、零部件等，这就给跨国公司在各国开展加工贸易提供了便利，减少了政策上的障碍。
第三，wto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国迅速公布有关对外贸易的各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判决及其变动，以使其他成员国政府和贸易经营者熟悉，这使跨国公司能够更方便地获得信息，减少加工贸易经营的风险。
第四，世界服务贸易的迅速增长为加工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乌拉圭回合谈判将服务贸易列入谈判的范围内，使世界服务贸易包括通讯、运输、金融、保险、咨询、人员培训等迅速发展，这为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带来了诸多方便。
第五，乌拉圭回合的知识产权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世界加工贸易的正常发展离不开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wto的知识产权协定下，各成员方能逐步改善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将极大地促进世界加工贸易的发展。
跨国公司投资区域的调整使各国参与加工贸易的竞争更加激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开始实行全球产业的整合。在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中，不同的生产环节所需要的要素投入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这会促使跨国公司分解生产流程，将各环节分别放在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利用其巨大的资本优势和各国的低成本要素相互结合，实现企业经营的全球化战略。因此，它们将具备供求关系的上、下游产业分布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以相互利用优势，实现战略资源的真正共享。为此，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投资中，选择在哪个国家进行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产品的生产的范围更大，这将导致各国参与加工贸易的竞争更加激烈。
生产国际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主要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进行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就是指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跨越国界的贸易活动。战后跨国公司实行全球战略和公司内部一体化，不仅促进了跨国公司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跨国公司母公司通过向海外子公司出口中间投入品，然后再进口制成品或者通过从国外子公司进口上游产品再在母公司或其他国家的子公司加工成成品销往世界各地，由此可以降低外部市场造成的经营不确定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实现其全球利益最大化。当前有跨国公司参与的国际贸易占全世界国际贸易的70%～80%，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全球化特征的凸显，加工贸易已成为各国参与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分工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方面，加工贸易具有无税运营的特点，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充分发挥各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倍受跨国公司青睐;另一方面，以加工贸易方式介入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和投资门槛较低，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乐于接受的国际分工方式，发展中国家利用加工贸易加快了参与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分工的步伐。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三
提要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地位突出、影响广泛，对我国加工贸易的贸易利益的研究有助于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作用，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主要结合各种数据，得出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变、贸易发展以及对增加就业和促进技术进步等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沃顿(verdoorn，p.j.)在考察比、荷、卢经济联盟内部的贸易形式时，第一次注意到产业内贸易的存在。ge通过构建动态模型，指出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学习和适应效应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worldbank(madani，d.1999)对加工贸易的政策角色和影响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开展加工贸易最核心的三个目标是：增加外汇收入;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工资收入;吸引fdi、鼓励技术外溢、促进示范效应以使本国企业涉足本国非贸易品的生产。madani结合各国开展加工贸易的实践总结出开展加工贸易的经验。
(二)国内相关研究。金碚(1994)认为，加工贸易首先是一种政策现象，应从进出口政策和管理方式的角度来定义加工贸易，即加工贸易在税收和海关监管上享有一定优惠待遇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是一国未实现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比较高的情况下，所实行的一种变通的、含有政策优惠因素的贸易方式。潘永源(1999)认为，目前我国海关将所有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来料、进料加工统称为加工贸易。其特点是两头在外，不挤占国内原料和市场。汪五一()认为，加工贸易通常是指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贸易方式，即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国内进行加工装配，制成品出口到国外市场。邵祥林()认为，从广义上讲，加工贸易是外国企业(通常是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以投资的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已有的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运出东道国境外销售。这种跨越国界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成为加工贸易的显著特征。从中国加工贸易增值问题研究――以价值链为视角，狭义上讲，加工贸易是部分国家对来料或进料加工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生产国际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加工贸易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成为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加工贸易本质上是根据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情况，在不同的国家完成不同性质的生产工序，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自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加工贸易作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8年7月和1979年9月，国家先后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和《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的办法》，加工贸易由此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根据我国《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加工贸易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统称进口料件)，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在我国，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简称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业务(简称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是指由外商提供原辅材料、元器件、零部件，由境内企业按照外商提出的规格、质量和技术标准加工为成品或半成品，由外商自行在海外市场销售，并按双方议定的费用标准，向外商收取加工费(即工缴费)。进料加工是指外贸公司或企业自行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或自己的销售意图，加工或制造商品销往国外市场，赚取销售成品与进口原料之间的差价。进料加工是伴随着来料加工的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产生的。1986年10月，国家《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1992年7月海关总署《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货物监管和征免税办法》，具体规定了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目的的加工贸易政策。
自1978年8月广东省珠海市签订了中国第一份加工贸易协议开始，中国的加工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显著。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比例达到50.53%，首次过半，近十年里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总体来说，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速度，对拉动中国外贸的增长和带动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加工贸易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产品直接面对市场;二是具有较高的外向性。加工贸易的发展改变了我国的贸易结构，影响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的紧密联系也使得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
(一)加工贸易促进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加工贸易发展之初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开始之时。较早发展加工贸易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乡镇企业正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批受益者。它们的业务模式、管理经验、市场意识及其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
(二)加工贸易带动了中国贸易增长。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事实上得益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继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达到25，616.3亿美元，而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41.1%。相应于此，我国在全球贸易中成为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贸易大国。
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自1981年到20加工贸易对出口的贡献都一直处于很高水平(加工贸易对出口贡献率=加工贸易出口增量/总出口增量)。1981～2008年间，加工贸易出口对全部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53.8%，加工贸易进口对全部进口增长的贡献率为41.6%，如果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设备进口中有相当多的也与加工贸易有关，则加工贸易进口对全部进口的贡献率会更高。在1981～2008的28年间，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27.7%，加工贸易进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3.9%，其他贸易方式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3.2%，其他贸易方式进口增长率为13.3%。加工贸易年均出口增长率与进口增长率分别比其他贸易方式高出14.5和10.6个百分点。
(三)加工贸易促进中国的就业。凯恩斯认为，新增加的投资会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增加。生产资料部门由于需求增加，就业人数以及人们的收入也随着增加。随着收入提高，生产资料部门的消费也增加。消费的生产部门的就业和国民收入也随着增加。
加工贸易能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外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来带动我国就业的增长，其出口带动就业增加的效果比较显著。加工贸易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能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我国的加工贸易项目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据有关部门的估计，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14万多家，加工贸易提供了至少3，500万个就业机会。根据张华初等学者对加工贸易人数的估算，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1992年加工贸易就业人数有2，804万，1994年突破3，000万，已达到了4，000万，20加工贸易就业人数达5，482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通过开展加工贸易，不仅使当地的大量劳动力得到安排，而且还从内地接收了许多劳动力，为增加就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广东是我国加工贸易最发达的省份，20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921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49.2%。目前，广东省已有11.2万家加工贸易企业，为本省和其他省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吸收的就业人员超过1，300万人。这些就业人员中外省占了大多数，主要来自广西、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可见，在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下，加工贸易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极富意义的。
(四)加工贸易促进我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半以上的加工贸易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大，国内制造基础的不断完善，加工贸易企业通过不断引进新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开始将其技术开发活动转移到中国，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加工贸易企业需要不断更新技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必然产物。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加工贸易已占据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之一。实践证明，加工贸易在促进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解决就业、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外资和技术、减少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和运营方式已经不再满足中国当今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沿着老路不能走得太远了。从加工贸易起家，但不能永远依靠加工贸易这种形式，停滞在价值链增值率最低的环节，我国加工贸易的增值水平亟待提高。
未来加工贸易发展应注重自主研发，要开发出自己的技术和专利，拥有独立发展的空间;推进加工贸易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推进加工贸易本地化，提高国内采购率;完善加工贸易物流配送，提高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要提高产品质量，创立自己的品牌，以延长国内价值链，创造出更大的增值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制定长远规划，完善税收政策，为加工贸易增值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同时，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加工贸易，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含量。并且，企业要积极实现主体升级，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从而实现加工贸易在更高层次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1]verdoorn，intra-blocktradeofbeneluxineditedbyrobinson，e.a.o，economicconsequencesthesizeofnations，london;macmillan，1960.
[2]ge，dynamicsofexport-processingdiscussionpapers，no.144.1999.
[3]madam，dorsati，areviewoftheroleandimpactofepz，worldbank，1999.
[4]金碚.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5]闰国庆，陈丽静.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
[6]张华初，李永杰.论我国加工贸易的就业效应.财贸经济，2004.6.
[7]王洪庆.我国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6.7.
[9]沈玉良，孙楚仁，凌学岭.中国国际加工贸易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9.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四
1.1从加工贸易总量增幅来看，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保持较高增幅近年来，威海市紧抓日韩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加工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逐年递增。截至，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337.86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640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95.45亿元，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171.19亿美元，实际到账外资8.0亿美元(依据威海招商网公布数据)。
1.2从贸易结构方面来看，威海市及各附属区县进料加工快于来料加工进入21世纪后，威海市在国家及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美、日、韩、新加坡、菲律宾等外资企业加快进入，使进料加工在整个威海市加工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威海市加工贸易的主要方式。
1.3从经营主体结构来看，民营企业虽得到较快发展，外商投资依然占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及山东省优惠政策相继出台并落实的基础上，威海市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使外商投资企业纷纷进入威海。外商投资凭借其在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逐步取代国内企业，成为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的主体。同时，随着威海市相关政策的'出台，当地民营企业对外加工贸易如雨后春笋，快速发展。此外，山东骨干企业加工贸易整体推动强势，大企业拉动作用明显。
1.4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高新科技产品出口日益增加威海市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以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和最新提出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为契机，重点培育港口物流基地、船舶修造及配套基地、滨海旅游休闲度假基地、新能源及配套产业基地、海产品生产及精深加工基地、现代石化基地等六大海洋优势产业基地，努力培植发展五大领域高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战略性产业、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因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在整个威海市加工贸易中的比重日益提高。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五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得到非常迅速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形式。论文主要从加工贸易对我国贸易方式带来的正面影响、发展加工贸易是顺应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形势的需要、加工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以及国家对加工贸易的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和中国对发展加工贸易所给予的政府扶植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动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生产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加工贸易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成为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为进一步推进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以适应我国对加工贸易政策上的调整，分析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强势动因，对维持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1、开展加工贸易，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目前，加工贸易直接从业人员3000万~4000万，约占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20%。据估测，加工贸易相关配套产业就业人数5000万~6000万。据有关部门统计，加工贸易至少可以提供3500万的就业机会。自从珠海的第一家加工贸易企业成立开始，至今20几年的时间内，在我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几十万家，加工贸易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中都占很高的比例，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一条新的就业渠道，并向社会提供可客观的就业机会。
2、开展加工贸易，大力推动国内配套产业结构调整。
在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的20多年中，不仅数量上急剧膨胀，而且在结构上也不断提升。从加工贸易起步开始，我国加工贸易结构从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拓展，并且进入到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部分生产环节。我国发展加工贸易最初是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开始的，这适应了我国劳动力丰富的、就业压力大的状况。特别是随着我国制造业、加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已从纺织、轻工制成品为主转变为以机电出口为主。加工贸易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计算机、通信等行业，正是在加工贸易的带动下，在短期内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3、开展加工贸易，能够充分利用外资，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当前，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贸易和投资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的。应当看到，我国加工贸易已不仅仅是一种贸易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与利用外资相联系，是我国参与国际化生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据统计分析，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军。从总体上看，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分别约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的90%，加工贸易的发展既是我国吸收外资取得重大成就的体现，也是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内容。
4、开展加工贸易，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技术发展。
我国一半以上的加工贸易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从事机电产品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采用加工贸易方式，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北京工业系统的外商投资项目中，80%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这些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了15年左右，正是由于首钢与日本nec合资的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才填补了我国集成电路1微米以下的产品空白。因此可以说加工贸易对我国先进技术的引进，起到了带头作用，如加工贸易带动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加工贸易引领企业加入国际高新技术产品产业链条，加工贸易推动企业由单一制造向研发制造型转变等。
1、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和手段。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加工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其背景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导致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程度不断加深。确保加工贸易的稳定发展和持续提高，是做强做大外源性经济的战略选择，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和手段。
2、加工贸易是推进工业化的捷径。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不断发展，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由于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内生产环节分工为主，只有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发展中国家才能抓住国际分工深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形成组装与制造能力，参与国际分工。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和进入全球化市场的基础手段。创造适合加工贸易发展的体制环境，促进加工贸易发展，是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的一条捷径。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六
在发展的过程中，威海市的对外加工贸易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瓶颈问题，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中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虽然近年来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出口商品结构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但与沿海发达省份的地级市，如温州、无锡、苏州、泉州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纵观威海地区加工贸易，农副产品、纺织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重较大，影响了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的整体结构水平。
2.2加工贸易产业链短，对经济增长和产业拉动作用有限尽管加工贸易对威海市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由于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且仍处于简单装配加工阶段，国内生产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下游，因而利润较低，加工贸易的示范带动效应相对偏弱。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对所在企业先进技术实行严格垄断，引进外资所期盼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
2.3.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大多缺乏所有权优势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很少有当地特色品牌，缺乏所有权优势。大多数企业只能进行微利的贴牌生产，成为制约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发展的瓶颈之一。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七
农产品的市场集中程度，取决于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产业经济学常常用某一企业产值总额占全行业的比重来判断产业集中度。就全国来看，甘肃省农产品集中度较高的是粮食、油料、水果，其余都小于1；就省内来看，底甘肃省共有农户457.14万户，真正通过各种经济组织走向市场的农户还不到20.0％，并且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这就意味着甘肃农业生产经营是由400多万小农独立、分散进行，大部分农产品是由独立、分散的农户通过个体行为向市场提供的，大部分农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几乎为零。因此，就农产品供给市场来看，甘肃是一个典型的完全竞争市场。
2初级的农民联合体普遍存在。
为了逐步体现个体农户的广泛性，个体农户的互联及资源的整合显得尤为重要，从调剂农具余缺、换工协作、共同购买农业机械到各种经济联合，农民的自发组织过程一直在发挥作用。但这个基本都是通过亲属、地域等基本社交网络为主要途径组织起来的，并非正规的农民自组织。非常灵活，在必要时通过口头协商联合起来，在不需要时随时解散，没有注册，没有组织场所与组织机构，组织成本很小，非常容易产生，所以几乎遍地都有。这种组织在甘肃农村分布广泛，功能单一，缺乏明确的运作流程，可靠性有待提高；公众认知度不高；主要作用主要是其组织内部的互动，覆盖面较小，市场导向能力较弱等。总之，这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初级组织形式。随着农业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对非正规组织向正规组织的过度，起到了催化作用，部分联合体经过注册发展成为农民协会，并开始起草协会章程，强化对社员行为的约束，职责明确，管理正规。但整体来说并没有发生较大范围演变的迹象，即使部分演变为各种协会，但协会的正规化程度依然比较低，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脱离初级农民联合体的母胎。
3产业特征初步显现。
目前，产业特征已经初步显现，但从整体看，发展水平依旧较低，组织化与规模化的.程度还需要提高。以农民为主的经济组织和“公司+农户”的市场主导型组织，要实现较高水平的发展，基本是围绕某核心产业的生产销售而形成的。目前，甘肃省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体现的是特色产业及区域优势，例如，种植、畜牧、土豆、中药材、种子饲料草产业等。农民经济组织都集中在优势明显的领域，并建立了相应的生产基地。如甘肃省河西地区位于黑河、石羊河流域，光照充足，地势平坦，适合种子培育，当地制种业已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产业。，全国玉米制种大幅度减产，而甘肃保持了23733.3hm2的制种面积，产种1.2亿kg，调出近1.0亿kg，成为玉米杂交种调出第一大省。甘肃省河西地区，多家规模较大的种子公司近年来通过各种渠道联结到近15万户农户，经过公司与农户间的不断合作经营，形成了较稳定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例如：甘肃省马铃薯由原来农民解决温饱的自我消费品现如今变成了市场消费品，20马铃薯交易量达到300多万t，居全国第三。甘肃省也是高原夏菜的主要产地，围绕马铃薯和高原夏菜等生产和销售，也形成了一些专业的协会或合作社。目前，全省已建成各类专用农产品生产基地接近666666.7hm2，占全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20.0％。虽然这些领域的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程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和山东、浙江等东部发达省区相比较，差距依然很大，特色产业发展水平不高，更多的还处在初级阶段，发展空间相对较大。除这些领域之外，甘肃省其余各领域的生产基本处于分散化的小农经营状态。
4省内各地区农民经济组织分布和农业产业化水平极不平衡。
按照地域划分，农民经济组织大部分集中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农业产业具备一定优势的沿黄灌区、内陆河流域等区域。其农业产业化水平相对较高。对554户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民经济组织水平较高的地区是河西地区。此外，定西地区通过政府大规模动员组建了一些专业协会，但有相当部分有名无实。根据农民经济组织的发育状态基本上可将全省分为三种区域类型。第一种是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区及沿黄灌区。由于这些区域农业发展条件较为优越，农业市场化程度高，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经济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是甘肃省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第二种是已经解决温饱正在奔向小康的地区，如白银、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地的一些区域，农民已解决温饱，发展的核心问题已转变为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农民经济组织需要坚实的农业产业作为基础，但受限于自身条件，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目前还是非正规的联合体或协作体。第三种是刚刚解决温饱但依然比较脆弱的地区。这些地区以农户的自给自足占主导地位，维持生存是农业经营的基本目标，农民市场经济组织几乎没有发育，农户之间的关系也仅仅限于最原始的合伙。这些地区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硬件条件较差，市场化管理水平较低，个体农户最大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对水、电、路等公共产品供给和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从而决定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主导地位。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八
摘要：为了确保城市可以高速有序的发展,测绘工程在城市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测绘工程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进行重点研究。
关键词：城市规划;测绘工程;工程施工;。
1测绘学与测绘工程。
测绘学是运用系统的方法,对地理信息进行研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主要包括采样、信息处理和具体应用等过程。测绘学还可以对地理位置信息进行具体的描述,主要包括空间大小、状态、湿度、空气成分等。
测绘工程,具体指的是对空间、大地的各种信息进行精密的测量并绘制各种地形图。在进行工程建设前,首先应该由工程师绘制地形图,并且其他人员根据地形图分析得出其他的信息资料,然后才能进行决策、规划和设计等工作。测绘工程的主要过程是测量、绘制、放样、数据处理等。
测量就是使用专业的测量仪器,对实际地形进行分析和数据采集。绘制值得是将测量得到的数据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图像的绘制,同时按照一定的比例制作缩略图。放样指的是将设计图纸按照坐标在实际中标注出来,从而判断设计的合理性,从而决定是否进行工程的建设。数据分析指的是经过科学正确的计算各种需要的数据。然后将得到的数据进行储存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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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九
文章尝试把文化和当代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论述了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作者认为华人企业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关系”和“情”起了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精神层面，而且还表现在物质层面。无论是家族经理还是非家族经理，他们对家族利益都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能够较好地实行自我激励与约束，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但是，“关系”和“情”的潜在激励作用是有限的，不利于华人企业规模的大型化。
二战后，以港台和东盟五国为主体的海外华人企业在世界经济中迅速崛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关注，已有不少文献对此做了描述和探索。这些对华人企业管理特点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这也是当前中外学者较为普遍接受的看法。文化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它决定了人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从而决定不同民族企业的管理模式。例如，“人际关系”在美国只是保健因素，但在东亚却成为激励因素，而且与日本人相比，对中国人具有更大的激励性。但是，笔者认为单纯从文化角度研究华人企业是不够的，还应把文化和当代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而推进对华人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对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展开研究的。
一、华人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因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最早是由伯利和米恩斯(1932)明确提出来的。委托—代理关系其实在古典企业中就已经存在，但成为“问题”却是随着现代股份公司的产生而出现的，并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严重起来。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对经理实施监控，设计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降低经理的代理成本，从而确保企业管理的效率。关于欧美日企业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已有不少论文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比较，但是对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具体研究的文献却很少，也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很多学者认为华人企业家族色彩浓厚，经营权与所有权仍未分离，基本上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华人企业固然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但对于大多数大型华人企业来说，经营权与所有权并非完全合一的，在高层经理中不仅启用了一些专业经理人，而且即使在家族经理人员中，也并非都是主要所有者，所以华人企业无疑是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的。
在当代欧美日发达国家，家族企业并没有占据优势地位，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华人大型企业之所以家族色彩浓厚，无疑是中国家族主义文化的反映，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华人企业对家族经营有特殊的偏好，而是因为在华人社会聘请专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太高，过高的代理成本使有益的合作化为泡影。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只是经理产生代理问题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完全一致，但是如果信息是对称的，委托—代理也不会成为问题，因为这时委托人与代理人签订的将是完全契约，由此委托人可以“迫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代理人拥有委托人不可知的“私有信息”，双方签订的契约是不完全的，代理人往往可以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增进个人效用，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为解决代理问题，委托人可以激励和监督代理人，以使其为自己的利益尽力；同时代理人可以用一定的财产担保不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否则以此给予补偿。即使如此，代理人的行动与使委托人效益最大化的行动仍会有差异，由此造成的委托人利益的损失被称为“剩余损失”。所以，詹森和麦克林认为代理成本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委托人的监督成本；(2)代理人的担保成本；(3)剩余损失[1](p6)。由于一般信任较低以及法制极其薄弱，华人社会的契约具有更大的不完全性，从而导致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很高的代理成本，而且所需的担保成本尤其大。尽管依据大数定律，家族成员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一般要低于专业经理人，但是为了防范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华人企业的最优选择只能是启用强有力的家庭信任，形成以家族成员为主的管理核心。相反，如果完全推行专业化管理，其结果由于代理成本过高，只能“望才兴叹”。某香港老板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许多华人公司把自己的亲属放在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因为如果你是我的兄弟，你不可能带了我的钱逃走。”[2](p132)。
尽管华人社会的代理成本很高，但并不意味所有的专业经理人都缺乏道德操守。其实，很多华人企业懂得聘请专业经理人的重要性，并寻求家族经营与专业化管理的平衡。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知名的华人企业家都非常重视启用专业经理人，帮助自己创建和发展家族事业。例如，担任过台塑总经理的王金树、新光人寿总经理的吴家禄和盘谷银行总裁的黄闻波等，他们都曾经是知名的专业经理人。如果没有专业经理人的辛勤工作，华人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壮大。但需要指出的是，能够升任高层经理的外来人员通常与主要所有者有业缘或地缘关系，他们是忠于企业的“资深职员”或“亲信”。尽管华人企业对外来专业经理人和家族经理人员的管理有相同的方面，比如说都重视“关系”和“情”的激励作用，但是在激励方法和措施上又有明显的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华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奉行差别对待的原则。所以，我们将分别论述华人企业对家族经理人员和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二、对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
对家族色彩浓厚的华人企业来说，我们首先要明确，需要激励的家族经理人员不是主要所有者，而是主要所有者的子女、女婿和兄弟等家族成员，他们还没有成为企业的重要股东。即使在子女任总经理的情况下，有时也不持有任何股份，因为按照中国的财产继承制度，父母家长一般是在年迈时或临终前把家庭财产平分给诸位儿子。总体上说，如下几个方面对家族经理人员能起到较好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1．父家长权威有利于消除家族成员的意见分歧，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节约监督成本。在一般信任较低的华人社会，非家族成员普遍存有伺机跳槽的心态，企业所有者的监管虽然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很容易招致他们的反感。相反，企业所有者对家族成员享有甚高的权威，子女一般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父亲的意志。当家族内部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的时候，家族成员因慑于家长权威往往会自觉压制自利动机，维持团结。即使父亲退出总经理宝座，甚至不担任董事长，他还是最高精神领袖，而且往往还是最高权力统领，对家族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
2．家族内互通有无的氛围可以大量节约信息搜寻费用，提高决策效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搜寻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而中国人“看人说话”的习惯更加重了信息搜集的难度。然而，在家族内，中国人有互通有无的传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家族成员之间能够做到倾心交谈，一般不容许有私人秘密，这无疑大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3．家庭利益至上的共同信念可以自觉抑制搭便车行为，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度，减少监督和激励成本。企业管理是一种“团队工作”，管理绩效是经理层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管理活动是最难测度的，即使加强监督和报酬激励，也很难抑制搭便车行为。华人的行为取向是集体主义的，且更偏向于强烈的家庭集体主义，他们为家庭利益能够无私奉献和采取集体一致行动，从而有效克服个体理性的偏差，使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
4．家族内的声誉机制是一种无形资本，几乎大得可以超过担保成本，并可以激励家族成员努力工作。血缘关系是中国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硬核，是剪不断的，可以说家族成员之间的交往耐心是足够大的。所以，不管在家庭中扮演何种角色，华人都非常注重个人在家族内的声誉，即使是盗窃犯也不太会在家族内进行偷盗和行骗。因此，家族内的声誉机制是一种无形资本，完全可以充当担保成本，从而减少代理成本。而且，华人做人的基本意义就在于通过干出成绩、振兴家业以提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声誉，所以“光宗耀祖”也就成为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的动力。
5．家产继承的均分制犹如股票期权，是对子女最为强大的长期激励，可以大大减少剩余损失。与欧洲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不同，中国实行家庭财产的诸子均分制。尽管均分制会导致家族分裂，但不失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激励工具。华人企业对经理的报酬激励是比较保守的，报酬结构一般由基本薪资、奖金和福利三部分组成，很少有长期性的股权激励。然而，这种报酬结构并不影响对子女的长期激励，因为家产均分制有如股票期权，而且它设置的期限更长，10年、20年或者更多，这使公司的未来发展与他们的长期利益更加紧密相连。所以，作为准所有者，他们能够像主要所有者那样实行自我激励与约束。
6．华人家族内尤为看重的亲情关系也是一大激励。重情尤其是重血缘之情是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珍视的父子之情、母子之情以及兄弟之情都是血缘之情。所谓“血浓于水”，可见华人对亲情的重视程度。虽然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甚至是争吵，但是亲情总是无法割舍的。所以，厚重的亲情使华人能够突破短期的成本—收益计算，面向长期的互惠，有时甚至是不计报酬的帮助和奉献。
7．职位的优先升迁对家族成员的激励也是不可忽视的。权力欲乃人的本性之一，而管理人员往往是权力欲望更强的人，职位对他们具有较大的激励作用。无论是企业所有者子女还是其他家族成员，到华人家族企业工作，一般都能获得一官半职。对那些能力强的家族成员，通常委以重任，升迁快；对能力较差的家族成员，通常也会给予适当的照顾。特别是那些非子女家族成员，职务对他们的激励作用要更大一些，不仅有权力欲望的满足，而且还可以得到高报酬和能力的锻炼，为他们今后的创业打好基础。
华人企业虽然不能很好地获得专业经理人带来的专业管理收益，但家族经理人员的尽心尽力足以弥补这一损失，使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灿坤集团负责人吴灿坤曾表示，当年他两度发生危机时，若主要干部不是家族成员，企业早就解体了。“经营之神”王永庆甚至指出，如果没有致力追求管理，那么越大众化，后果越可怕[3](p25)。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有能力但不努力的经理比没有能力但努力的经理更糟糕[4](p24)。当然，华人企业已普遍认识到，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企业必须由受过专业训练的管理人才来领导，因此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各国的名牌大学去深造。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华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少新一代接班人做得非常出色，例如泰国正大集团、马来西亚丰隆集团、香港新鸿基以及远东集团等。
三、对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
虽然专业经理人在华人企业未能占主导地位，但华人企业仍然重视对高级专业经理人的激励。华人企业对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主要呈现如下四个特点：
1．比较重视能力和业绩表现。美国企业是重视能力和业绩的典型代表，这归因于美国以唯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相比美国企业来说，华人企业的用人制度显然有重关系而轻能力之倾向，因为要保持家族控制就不可能很好地做到以能力为标准。但是，相比日本和韩国企业来说，华人企业更加重视管理人员的能力和业绩表现，在干部中推崇美式的能力主义[5](p129～131)，特别是对外来管理人员更是如此。华人企业虽然也重视管理人员的忠诚意识，但并不像日本那样对他们有终身服务之要求。至于华人企业为什么更能引进美国业绩主义，这要从文化上探讨。华人的集体主义是偏向家庭集体主义的，但在家庭之外则表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接近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华人企业在尽量留住本企业关键管理者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能欣赏美式人才市场机制，认为只有不断到人才市场上去“买”最合适的管理者才是企业发展的最佳选择。无论是从内部提拔，还是从外部寻觅空降部队，华人企业一般都能做到以能力和业绩为主要标准，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知人善任”。“知人善任”不仅是对专业经理人的莫大激励，而且还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经理市场，这对高层经理行为能起到约束作用。
2．权力距离大，授权有限。华人企业仍不习惯授权，董事长作为公司的领导人，通常由主要所有者担任。即使主要所有者不担任董事长，也会担任“名誉董事长”或“终身董事长”，成为幕后的掌门人。而且，主要所有者采取多重任职的方式，在集团内兼任多个公司的董事长，对整个集团实行层层控制。例如，李嘉诚不仅是长江实业的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而且还兼任和记黄埔和香港电灯等公司之主席。虽然很多人反感用人疑人的做法，但是到他们自己开设公司时，却又效法旧上司的家长式管理方法，忘却了自己正是为了摆脱这种诸多规限的企业文化而创业的[6]。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在法制不健全和充满机会主义行为的华人社会，担保成本太大，也就是说人们的可信度比较低。如果授权太多或监督不力，显然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只有适当授权和加大监督才能减少代理成本，也只有把资产交给家人和亲信管理才是可信的。其次，华人重“权”的性格也决定了上司对下属的有限授权，而且授权模糊。因为一旦管理契约制度化，剩余控制权就会减少，这显然违背了华人习惯于自由使用权力的意志，构成对“家长权威”的挑战。有限授权虽然不利于经理能力的发挥，造成剩余损失，但是在约束经理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却是有效的。
3．以“情”加固私人关系。监督虽然可以减少代理人的担保成本，但同时也会带来可观的监督费用，比如建立庞大的保安、验货、审计、出纳、会计等制约和监督体系。我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永行对此有深刻的体认，他在参观美国一家饲料企业后发现，他们凭着契约信誉省去了许多监督环节的成本[7]。而且，有限授权和过度监督也会降低代理人的积极性。如何做到既授权又减少代理成本，同时维护所有者的权威，可以说是华人家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华人企业特别重视以“情”加固私人关系的方式，达到提高外来经理的忠诚度，以及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华人企业强调管理人员的能力并不意味轻视忠诚，甚至把忠诚作为第一考量，只是华人相信通过给予好处和用“情”感化的手段能够达到使他们忠诚的目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感恩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关系”不是简单的业务关系，关系中包含“情”的成分，情可以促进关系的加深。有了情作为基础，关系之人便会着重于长期的互惠，而不太会因一时的得失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所以用“情”作为激励手段是华人企业的一大特色。连号称“铁锤”管理的王永庆也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经营，经营要懂管理，管理不外人情，人情便是管理”。王永庆曾创造过“五顾茅庐”的佳话，他的五次登门最终打动了丁瑞央的心，同意出任副总经理，为台塑此后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这种以情收买人心的做法在华人社会是十分有效的，它减少了许多监督成本和担保成本，同时也维护了所有者的权威。
华人虽然把家族成员作为“家人”的硬核，但根据对家庭有利之需要常把一些“外人”拉进来当作“家人”看待，即以“荣誉家庭成员”[2](p290)的身份出现。在华人企业，被拉进来的“荣誉家庭成员”通常是那些对家族事业能起重要作用的高层经理人员。不管是通过何种关系进入“家人”圈，华人企业对他们都做到关怀备至、厚爱有加。比如说，每遇不景气必须裁员之时，华人企业先裁遣低层人员，而把资深之高级经理人留下来共渡难关，体现以道义情份为重。与此相反，欧美国家企业在不景气时多数先裁遣高级职员，体现以效率与成本为重。在华人企业界，此般关系深厚正是专业经理人做事环境的最高境界，对他们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效的激励。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一般的经理人，即使他们能力强，华人企业通常会把他们当外人看待，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对待他们。这种做法使中层管理人员难有上升的通道，故而他们离职他就或自行创业，导致企业经常处于中层干部的匮乏状态中[8]。
4．实行高薪报酬制度。薪酬虽然不是唯一的激励手段，但无论何时都是最重要的激励形式之一，因为它不仅是个人工作的回报，也代表对个人的能力和成就的肯定。美国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注重经理能力和业绩表现，习惯以高薪进行激励。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对全球ceo收入情况统计表明，美国ceo的薪酬是普通工人的34倍，欧洲大陆的ceo薪酬是普通工人的约20倍[9]。但在日本，大企业高级经理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普通职工的17倍。华人虽不像美国人那样崇尚个人主义，但相比日本表现出更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华人企业因此更加注重外来经理人的能力和业绩表现，通常以高薪激励高级经理人，从同行企业以高薪挖人也是华人企业惯用的手段。据1997年的调查显示，香港经理人的薪酬已超过东京的经理人，成为亚洲受薪最高的经理，甚至与美国公司ceo的年薪相差不多。对于那些忠心耿耿的高层经理，华人企业除给予优厚的薪金外，还会对他们进行额外的补偿，通常以年终派发“红包”的方式给予私下奖赏。另外，在福利方面，高层经理也能够享受优厚的汽车、住房、退休金和俱乐部会员资格等待遇。
从1980年代以来，欧美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经理的长期激励，基本薪资在整个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而股票期权的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逐渐实现高级管理层向所有者转化。据统计，目前世界500大企业中至少有89％实行了股票期权，日本企业也在积极推行股票期权制度，如索尼、日本电气等上市公司实行了股票期权。但是，华人企业由于要保持家族控股地位，对实行股权激励仍相当保守。所以，专业经理人尤其是中下层经理在华人企业中难以成为有归属的所有者，除非“跳槽”另立门户。日本学者原口俊道在台调查发现，尽管企业的管理干部具有较强的晋升和成功意识，但是他们的归属意识比一般员工差，很少有人愿意长期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大多倾向于去高工资的岗位[5](p160～162)。
四、结论。
华人大型企业之所以家族色彩浓厚，不仅仅是因为华人企业对家族经营有特殊的偏好，这只是现象的表层；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在一般信任较低和法制很不完善的环境下，聘请专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太大，相反启用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能够有效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和降低代理成本。当然，华人企业家也非常重视启用专业经理人来帮助发展家族事业，不过那些能被委以管理重任的非家族成员通常是一些与主要所有者关系密切和可信任的人，而且华人企业善于用“情”来加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对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机制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到精神层面的激励，而且还涉及到物质层面的激励。例如，对于担任经理职务的子女来说，不仅有来自家庭责任和情义的激励，还有来自对家庭财产继承的强大激励。在华人企业，往往是“关系”越密切、“感情”越深厚，物质激励的程度也越强烈。所以，无论是家族经理还是非家族经理，他们对家族利益都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能够较好地实行自我激励与约束，从而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然而，重视“关系”和“情”的激励作用，就难免不产生差别对待了，从而使外来经理人尤其中下层经理人员缺乏归属感和长期激励；同时，对“关系”和“情”的重视很容易导致“人治”现象，使管理制度难以规范化。尽管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代理成本，但它难以获得专业化管理收益，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利用关系进行激励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有限，相反，关系的组织费用呈急剧递增趋势，因而不能支撑庞大的企业规模。所以，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环境里，如果华人企业不甘愿当配角的话，就应该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所调整，不能过分依赖“关系”和“情”的激励作用，而要注重推进包括股权等制度化的激励措施。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还需要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和法制水平的提高。笔者认为，以上论述同样适合于我国民营企业，因为我国民营企业与海外华人企业具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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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十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为社会各领域中信号的处理带来了变革，影响到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人类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更为数字及电子领域中许多产品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1数字化音响设备。
在数字化音响设备问世以前，人们主要采用唱片和磁带的方式进行音乐方面的娱乐活动。
唱片主要是通过对声音进行模拟震动并在唱片上相应的刻成声音的槽纹路径，最终实现对声音的记录[2]。
录音机的磁带主要是通过利用磁头在磁带上对声音进行模拟信号记录来实现对声音的刻录。
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于美国诞生的第一张cd硬盘，取代了以往对声音进行模拟录制的传统做法，通过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将数字信息刻录到了cd光盘上，从而完美实现了对声音的重现过程。
2.2全数字电视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几乎是与数字化音响设备问世的同时，德国一家电视制造公司推出了一款新型电视机，这种电视机主要通过对传统的模拟电视和电视的视频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的方式来进行视频成像，是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视机。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一家公司研制出了清晰度更高的电视机，这种电视机主要采用对视频信号和声音信号进行数字信号处理的方式对传统数字电视机进行改良，世界上的第一台全数字电视机出现了。
全数字电视机的出现为世界的数字电视市场带来了变革，并逐步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同。
全数字电视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2.2.1数字化演播室。
这主要是指电视台中所有的内部信号变换都是由全数字化的“比特”数据流来完成的，如电视台内的数字字幕机、数字视频放录机、数字录音设备、数字化编辑设备等。
2.2.2数字化传输。
数字化传输主要是指电视台的地面电视发射设备以编码正交频分多路和残留边带为主要的调制方式，而有线电视广播主要以正交调幅为主要的调制方式，卫星电视广播主要以四相相移键控为其调制方式[3]。
2.2.3数字电视接收机。
作为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电视技术在发展中已经逐渐趋向于成熟，开始致力于为电视观众提供品质更高端、功能更强大、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数字电视服务。
因此，数字电视接收机被研发出来，而数字电视接收机的工作原理主要是，电视台发出视频的数字信号，而用户通过为家中的电视机安装机顶盒的方式，接受数字电视信号。
数字电视机顶盒通过对传输过来的视频信号进行调节、解码、视频重新编码等手段重新在用户家的数字电视机上进行播出。
这种数字信号传输与处理的.方式，不仅能够使电视用户享受到更加安全的、便捷、舒适的数字电视服务，而且数字电视的画面、声音、视频的清晰度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数字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也更为强大，能够让数字电视用户享受到更加完美优质的光影体验。
2.3数字化照相机。
传统的照相机都是采用胶卷来完成对画面进行记录和保存的，而数字照相机则不然，它主要采用的是利用光敏半导体零件对画面中的观看信号进行数字化信号处理，最终实现对图像文件的保存。
数字照相机保存好的图片信息，不仅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实现对其的显示、修改、美化或者添加信息，还可以通过彩色打印机实现对图片的输出，既简便又省时间，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服务。
鉴于数字信息处理技术具有操作灵活、精确度高、超强的抗干扰性与体积较小容易携带等特点，这一技术有望在未来的各个领域进行应用。
无论是通信业、电子制造业、广播电视业还是家庭电器用品等行业，一定都会迎来信号处理的数字化时代[4]。
随着单片微型计算机在现代商务会议中的大规模应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未来将向着与单片微型计算机结合发展的趋势方向迈进。
随着智能化的迅速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也会不断提高其自身的运算速度、努力降低其自身的能源消耗、体积更加微型化等方面发展，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快速的服务。
而数字信号处理装备中的编译系统和高级书写代码系统也会逐渐成为数字信号处理的未来发展趋向。
4结束语。
随着世界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从最初的只在单一的几个领域应用和发展，到如今的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进行应用，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随着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也会不断发展，实现在更多更广的领域和范围内应用的目标。
参考文献。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十一
(一)吉利与锰铜公司合作经营。
2006年12月20日，吉利与锰铜公司签订协议，成为吉利海外之路的偿试。合作4年之后，其合作品牌伦敦出租车在中国的的销售却不尽如人意，在上海每月仅生产400台，一半以上出口英国，上海每月销售40到50辆。根据锰铜控股2009年财报，该公司全年亏损730万英镑，而2008年财年亏损1420万英镑。
(二)上汽并购韩国双龙。
2004年10月28日，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又龙汽车48.9%的股权，总收购金额为5亿美元。根据上汽原有计划，上汽可以借双龙技术和研发优势加强自主品牌的研发，双龙汽车可以借上汽在中国的资金、渠道优势进入中国，双方实现共盈。但以后的经营并没有按照初衷进行。并购双龙汽车后，一些深层次的因素，诸如人员整合、与双龙工会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加上上汽在整合国际资源等方面人才、经验的短缺，一度陷入危机，后聘有国际运作经验人士化解了危机，在2006年、2007年一度实现赢利。2008年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上韩国国内市场受政府政策影响等原因萎缩，欧美市场也受到严重冲击，韩国双龙现金流陷入严重危机，至2010年双龙进入破产程序，上汽并购双龙案以失败而告终。
(三)北汽收购萨博核心技术。
北汽以2亿美元价格购买了萨博3个整车平台、2款发动机技术和2款变速箱技术等核心技术，可用于中高级轿车和suv等车型。北汽的'自主研发体系的建立时间将因此而大大缩短，整体研发技术管理体系也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四)吉利收购沃尔沃轿车。
2010年3月28日，吉利与福特签订协议，以18亿美元价格收购沃尔沃，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海外汽车并购案。吉利完成收购，总资金需要在180亿元左右，如此庞大的资金，对吉利是个巨大的挑战。目前吉利的年营业收入是140亿元，赢利为12亿元，积累如此大的资金，需要15年的时间。如此之大的资金流出，一旦吉利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后果将无法估量。横亘在吉利面前的，还有4大挑战：人才关、技术关、经营关和品牌关。
(五)腾中收购悍马案。
2009年10月9日，通用汽车与中国民企四川腾中重工宣布，双方就通用旗下悍马车业务的出售签署最终协议。腾中重工将收购通用悍马，腾中重工将为此次收购付出10亿美元，其中收购悍马品牌付出5.5亿美元，其余4.5亿美元用于在成都龙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悍马生产线。2010年2月24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底特律宣布腾中重工无法完成对其旗下悍马品牌汽车的收购，此项交易失败。
二、案例分析。
(一)出发点都是为了加强自主品牌开发，通过并购来提高自身技术、品牌优势。
(二)对国外品牌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热衷，有的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迷信的程度。
悍马是个高能耗产品，不符合中国目前发展战略，而国内企业却还热衷于收购，说明国内企业对海外品牌盲目追求。
(三)国内企业在进行海外汽车并购时，对社会环境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或者说是对当前困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存在一并就灵的思想。
吉利参股经营伦敦出租车，由于对市场缺乏有效分析，在理想化的状态完成了参股经营，致使未取得预想成果。双龙并购后，一度经营良好，由于和工会的冲突和金融危机等因素而失败。
(四)国际化人才大量短缺，国际化管理经验较少，整合国际资源能力较差，没有管理国际化公司的基础。
吉利进军汽车产业才十年之久，无论在资金、人才、管理经验等与跨国公司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并购案中方过于理想化，还有些急于求成。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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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以来，我国贸易摩擦急剧上升，截止到月，我国遭受国外贸易保护调查案件815起，涉案金额215亿美元，发起国家地区38个，其中反倾销712起，金额172亿美元，反补贴4起，金额5000万美元，保障措施74起，金额215亿美元，特定产品过渡保障措施25起，金额36亿美元。仔细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统计数据，不难发现我国的贸易摩擦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1、我国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增幅加大，案件涉及的金额有所增加。
国际经济摩擦常常与一国国际活动的扩大有密切的关系。加入wto以来，我国与欧、美、日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在双方都获得更大利益的同时，利益的冲突也日有所增。2002~2005年，两反两保贸易摩擦案件总数为246起，其中发达国家100起，发展中国家146起，涉案金额总数为653391万美元。这一时期不单反倾销、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猛增，技术性贸易壁垒也不断地花样翻新。2005年，我国遭遇各种贸易摩擦涉案金额约400亿美元，其中两反两保调查约21亿美元、纺织品设限及调查约83亿美元、美国337调查约12亿美元、各种技术壁垒约280亿美元。
2、与我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已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
20世纪70年代，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制裁的国家和地区只有2个，即欧共体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指控我国出口商品倾销的国家和地区增为7个，主要集中在欧共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到了90年代，这一数字急剧上升到了近40，除了上述发达国家和地区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韩国、智利、乌拉圭等都纷纷加入指控我国出口商品倾销的行列;2005年，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29起，占案件总数的66%。
3、贸易摩擦涉及的产品不断扩大。
1981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了由原料性的'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的第一个转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比重突破两位数以后持续大幅增长，出口商品结构也正实现由主要出口粗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精加工制成品的第二个转变。这种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的种类不断扩大，同时遭受反倾销的出口商品种类也在增加。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指控的有46类，如鞋、布、帽、相册等，基本上是劳动与资金密集型的传统商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有超过150类的商品如钢缆、电风扇、服装、浮法玻璃、机床、钢板等遭受反倾销指控。
1、从我国内部经济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贸易顺差扩大和出口相对集中诱使贸易摩擦加剧。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其贸易顺差呈整体递增趋势。2002年我国的贸易顺差为303.52亿美元，同比增长34.6%，为255.4亿美元，同比下降16.1%，年达到319.5亿美元，同比增长25.4%，2005年尤为突出，顺差高达1018.8亿美元，同比增长217.4%。出口商品占领国际市场的份额过大，排挤了生产同类产品的其他国家的市场，从而招致了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不满，加剧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另外，我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区域仍比较集中，销往美、日、欧的产品占我国出口产品总额的75%以上。加之近几年这几个地区经济的低迷，这三个地区的传统产业极大地受到了我国廉价产品的影响，抵制我国产品的呼声日益高涨。
(2)企业盲目生产，出口秩序混乱，对外低价竞争。为了争夺国外市场，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各自为政，不顾整体利益，多头对外，出口企业在出口贸易中相互压价，以低价销售的手段扩大销售量和占有市场，而大量出口企业的竞争压价，造成出口价格的连续降低，给进口国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留下了低价倾销的印象。
(3)国内技术标准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差异引发贸易摩擦。由于我国起步较晚、底子薄等原因，我国的技术仍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国际上现行的技术标准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宰的，而我国只有40%左右的国家标准采用了国际标准，这种差距势必造成我国出口企业按照国内标准生产的产品很难满足国际标准的要求，从而增大了贸易摩擦的几率。
2、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贸易自由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冲突加剧了贸易摩擦。经济民族主义是从一国经济利益出发，强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其在对外贸易政策中的表现是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主义。近年来世界经济体都发生经济衰退或增长速度缓慢，市场需求大幅度下降，各国争夺市场的竞争白热化，经济民族主义大势抬头，各种新贸易保护主义相继产生，左右着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这种带有保护性的贸易政策严重的违背了wto的各国相互开放市场、消除贸易壁垒发展自由贸易的宗旨，为贸易摩擦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2)一些国家恶意制造中国威胁论，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我国经济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仍以惊人的速度前进。对此，一些国家表现了极大的惊恐，害怕中国强大了对自己造成极大的威胁，担心中国会走靠掠夺世界资源的路来发家致富，畏惧中国争夺他们的市场。于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从最早的军事威胁论、安全威胁论到如今的贸易威胁论、能源威胁论、商品威胁论，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尽管这些论调花样翻新，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方设法阻碍我国前进的步伐，遏制我国和平崛起。他们通过这些论调来获得对我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舆论支持，取得阻碍我国贸易顺利发展的目的。
(3)对我国产品的歧视。众多国家对我国实行歧视性反倾销贸易政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仍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确定我国出口商品的正常价值时采用类比国或替代国制度;二是对我国某一被控产品不论出口实际价值的高低，不分企业的性质，均实行统一的税率。
最优数字贸易发展论文（案例13篇）篇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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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