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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一
笔者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是一所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在该校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实践中，笔者发现民族地区院校开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传统方式的有力补充。
民族地区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在建设的过程中可以依托当地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找准自身的发展方向。民族民间文化可以成为民族地区学院的优势学科，高校需对如何将优势学科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何最大化地为地区经济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如何改变外界的猎奇心态把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真谛发扬光大进行思考。一方面学校需立足于地方，为地区培养急需并适合的人才；另一方面可凝练办学特色，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因此它并不只是停留在消极被动地传递已有的民族文化成果这一层次上，还担当着发现、传播和创造少数民族文化，并将之整合成为既与主流文化相一致又适合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形态的重任。总的看来，民族地区高校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族地區高校的教育提高了学生的道德素养与个人品格，让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学习并且了解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逐步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感情投入与少数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高校文化传承的主要对象是成年人，在这一时期他们已具有自身的完全思维能力。对他们加以引导，激发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后，他们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去了解其感兴趣的东西从而主动地去继承、宣传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民族地区院校还需从不同民族视角出发，体现出各种文化的特色，让学生能够从不同民族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以此扩展学生对社会的性质、发展和复杂性的理解，将少数民族的不同观点、不同参考标准和内容整合到课程中，对学生进行跨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还可以学到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现代化社会中的知识与技能，这样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创新能力，更加促进学生形成自我和民族认同感，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保存和继承的前提。
其次，为了使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得到实现，民族地区院校还需把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纳入教学过程中。多元化教育必然要求学校教育内容的多元化，即教育内容至少应该包括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主体民族的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样使得学生不仅要学习主体文化，而且要学习本民族文化和他民族文化。凯里学院在科研、学生活动等方面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促进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因此，我们有必要在高校正常的教学、活动当中增加有关地区民族文化的项目，既要保证地区民族文化得到良好的传播，又要确保活动开展的趣味性、有效性、针对性，以此来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接受能力，使学生可以主动、自愿地学习，传承与发扬这些特有的民族文化。在这方面，凯里学院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担任教学，有相对应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计划，从而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再是随机、任意的传承，而是沿着科学的、系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凯里学院还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研究，系统化地了解被研究民族的内涵，形成文字资料。还可利用其条件对民族文化中实体性的表现进行保存和收藏，这些都对保护和传承该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作用。凯里学院采用理性和批判的态度，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各层次学校的教育内容中，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实现传播和传承，真正实现多元文化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理念。
最后，民族地区院校还可积极开展民族特色活动，师生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少数民族音乐舞蹈领域，保存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开展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的'创作与研究，从很多原生态歌舞中汲取营养，将地区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推向复兴高潮。这些活动让大家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一样和睦地相处，相互帮助和理解。凯里学院作为文化机构负起发掘、整理和保存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凯里学院设立的民族博物馆、民族艺术团等起到了很好的民族文化保存、传播的作用，为各个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凯里学院还应积极加强学校教育与家庭、社区教育的合作，进而充分发挥家庭和社区在促进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营造适合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校外环境。学校通过民间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者走进校园，传授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知识和技能等方式，让他们积极参与和支持学校传承民族文化。从获得的成绩和开展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高校作为家庭社会传承的补充有着其独有的特点。同时，凯里学院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加以辅助进行传播和宣传，例如，开通了互联网学习交流的平台等。
总之，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可以担当起传承和整合少数民族文化的重任，帮助学生继承和发扬当地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并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最终实现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欣.少数民族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分析：以苗族地区生育文化为例[j].前沿，（6）.
[2]刘桃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思路[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2，31（1）.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二
刘海鸥（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刘海鸥，女，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博士后，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外国法律史。
摘要：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内涵丰富，“天人合一”是传统的生态保护法律和实践的思想基础；生态道德教化在民众传统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及生态法律的有效实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值得今人借鉴。而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互动模式为现代环境保护法律渊源的多元化奠定了历史基础。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三
法律制定后，只有最后转化为人们交往行为中对其权利和义务的实际操守，才能使其从纸上的规则转变成人们行动中的法律。也只有这样，法律才能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秩序的构造者和主体自由的保障者。否则，法律只是中听而不中用的摆设。在人类历史上，往往不乏制定的良好但又无法转化为现实秩序的法律，堪称在共和国历史上之宪法典范的“五四宪法”，虽然法良而意美，但终究没有转化成为我国的宪政制度，相反，因为它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最终是：其反倒成为人们对宪政秩序心灰意冷的根源。同样，人们曾寄以厚望的“破产法”，不但没有像人们的期望那样，推出一个健全和完善的公司制法人体制，而且因为它的.无法落实，反而使人们对公司制改革丧失了信心。可见，“有法不依，还不如无法”。
如何界定法律实效的概念？这是具体理解该概念的门径。那么，什么是法律实效？有人这样解释它：“……一般是指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定法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被执行、适用和遵守的状况，即法律的实质有效性。”我们以为，该界定的前半部分是成立的，说法律实效是法律的实质有效也就无妨大碍，但在其后加上一个“性”字，则值得商榷。因为法律实效实质上已经不是法律自己的内在属性，而是法律效力的社会延伸。我们认为，可以对法律实效的概念做出如下的界定：
法律实效是指国家实在法效力的实现状态和样式，是应然的法律效力实然化的情形，是法律主体对实在法权利义务的享有和履行的实际状况。因此，法律实效在实质上表达着法律的实现过程。对法律效力概念的这一界定，内在地包含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实效概念中所讲的法律是指国家实在法。我们知道，纯粹法理学是以国家实在法为研究对象的。并且根据这一理论主张，法律只能以国家实在法律方式存在。然而，纯粹法学不应当对自然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努力视而不见，因为事实上，确实还存在着像宗教法那样的规则体系构造人类交往秩序的事实，同时也存在着像民间法那样的规范模式组织民间秩序的存在。国家法事实上介乎宗教法和民间法之间，它既有应然理想，从而表现出其神圣的一面，又需实然兑现，从而表现出其对人们交往行为关系的现实调整功能。在另一视角上，它不像宗教法那样以理想而害现实，也不像民间法那样，以现实而伤理想。正因为如此，在当今宗教法力量还十分强大的国家（如伊斯兰世界），都在借用国家法的机制来贯彻某种宗教宗旨（当然，与政教合一的纯粹宗教法截然有别）；而在那些民间规范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人们也试图以国家认可的方式把其有现实价值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正式法。
尽管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国家实在法对宗教法和民间法都采取了一种明显宽容的态度，但这不是说国家法可以放任宗教法和民间法取代自身，也因如此，纯粹法理学可以用宽容的心态对待以宗教理想法、自然法等为研究和思辨对象的自然―价值法学，也可以善待以民间实在规则（民间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人类学法学，但它自身研究的边界却是国家实在法本身，因此，纯粹法理学上所讲的法律实效，也就严格限定在国家实在法的范围之内。否则，法律实效的概念就会变得漫无边际，对人们而言，就无所适从。
第二，法律实效是法律效力的实现样态和方式。法律实效和法律效力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一般说来，法律效力的状况在逻辑上限定和规范着法律实效的状况和范围。并且在国家实在法上，它们两者是一种逻辑递进关系，即法律效力在先，法律实效在后。法律效力是法律实效的逻辑规范形式，法律实效是法律效力的社会经验事实（虽然，这里所讲的社会经验事实，当然有别于社会法学所讲的“活法”或“行动中的法”，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具有内在的关联。当我们将认知视野挪置到法律社会学的视角时，所谓“活法”和“行动中的法”的概念，也就被赋予了实在法之实效的意义）。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如法律效力是应然的，而法律实效是实然的；法律效力预示着一种可能性，而法律实效表现着一种现实性；法律效力注重普遍的形式，而法律实效则表现着法律效力的具体实现样式；法律效力是法律内蕴的属性，而法律实效则是法律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延伸，法律效力是一个恒定量，而法律实效则是一个变量等等。
法律效力作为法律对社会发挥作用的内在属。
[1][2]。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四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常州213001）。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浓厚的公法化特点，传统公法文化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必须完成对传统公法文化的现代改造。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党在新世纪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它的提出，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要求，必将对我国法制迈向现代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我国迈向法治社会的道路上，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阻碍有很多，其中，中国公法文化传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阻碍力量。
公法文化是与私法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区分来源于对法进行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将法分类为公、私两部分是罗马法学家的创造和贡献。《法学阶梯》开卷即揭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1）与公法、私法定义划分相对应，一般认为，所谓公法文化是指公法相对发达，以公法精神为灵魂，法体系、法实施、法运行中贯穿着公法精神的法律文化。它具体表现为：以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公法为主要法律规范，公法规范形式化程度高，公法优先，私法是实现公法目的的手段。公法化总体精神呈现出权力至上、秩序第一、等级特权和义务本位的精神。私法文化则是私法相对发达，以私法精神为灵魂，法体系、法实施、法运行中贯穿着私法精神的法律文化。具体表现为：以民法、商法等私法规范为主要法律规范，私法形式化程度高、私法优先，公法只是实现私法的目的的手段。私法文化总体精神表现为法律至上、正义第一、自由平等和权利本位的精神。法律文化学者张中秋先生在此基础上对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从性质上进行了进一步明确的区分，指出：“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性）的法律体系。”（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结构为基础，体现了专制皇权主义和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要求，呈现出浓厚的公法文化的特点：
1．在法律结构上，公法与私法不分。
中国古代历朝法典编纂的一大特色就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其中刑事性规范远远多于民事性规范。对此，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作出卓有见地的论断，“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3）因此，在古代中国，“法律一经产生，它就既不是被用来巩固传统的宗教价值，也不是被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相反，其首要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即强化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4）。
传统公法与私法不分表明了“中国古代法典是公权性的，刑事性的”，（5）表现出泛刑事主义的特点。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刑、法、律三字相通。《尔雅・释诂》：“刑，法也”，“律，法也”。《说文》“法，刑也”。《唐律疏议・名例》：“法，亦律也”。在中国古代法典中，“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6）对于今天看来纯属私法调整范围的借贷、婚姻、家庭、买卖、保管等民事法律方面一律刑法化，以刑事手段加以调整，亦即学者所谓的这些民事法律方面的规定“往往只限于规定因触犯习惯准则而受刑事制裁的有关条款。”（7）。
2．立法与司法方面，皇权至上，行政与司法不分。
首先，在立法上，皇权至上，法自君出。自从秦始皇建立起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儒家思想所主张的君主集权思想，成为现实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掌握着一切大权，言出即法，法自君出，即所谓的“命为制，令为昭”，当成文法与皇帝意志发生冲突时要以皇帝个人意志为准。
其次，在司法方面，封建君主控制着司法大权，生杀由己，是最高的司法者，封建君主以下，“只有在较高的行政机构中才设有专司法律的官员。在最低一级的行政区域县里，政府的法律与民众发生最直接的联系。县长的司法职能只是其若干行政职能的一种。虽然他们通常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但却必须同时兼任侦探、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等数种职务。”（8）古代中国历朝行政及司法机构与职能不分，没有正式的法院，执行法律的人不是训练有素的法官，而是儒家化的兼职官僚，因而没有把法律活动与日常行政管理区别开来，法律活动没有形成职业化。
3、在法律的功用方面，奉行法律工具主义。
受泛道德主义的影响，古代是中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过分强调法的刑罚功能，忽视法的防患功能，而将法的防患功能让位于伦理道德，道德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成为调整社会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手段，刑罚是工具，而道德教化是目的，即所谓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法与道的功能上，认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9）因此，基于这种认识，在古代中国，“法律最初一产生，即有人认为它是道德论丧的产物，因而对其充满了敌意。”（10）在这种“德主刑辅”的模式下，“真正与法律有关系的，只是那些道德上或典礼仪式中的不当行为，或者，是那些在中国人看来对整个社会秩序具有破坏作用的犯罪行为”，“制定行为规范的目的在于防止上述行为的发生”，（11）这样，法律仅仅成了统治者手中“驭民”推行礼教的工具而已。
中国公法文化传统虽然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今天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古代社会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制度已被彻底的废除，与西方相似的法律制度今天已在中国大地上基本建立。但是，正如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的那样：“立法者可以大笔一挥，取消某种制度，但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同宗教信仰相连的习惯和看法。”（12）事实上，作为历经千百年而形成的已经作为民族心理层面因素而存在的公法文化传统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成了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支不可轻视的阻碍力量。
首先，在公法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私法极不发达，没有形成独立的民商法律体系，亦没有蕴育出市场经济所需求的权利观念，在整个古代中国，“真正自由的权利从未存在。”（13）受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政府重视以刑事的、行政的、政策的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忽略了对法制的建设，尤其是对民商法律制度的建设，直到今天我国尚未制订出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而现有的大量民商单行法律、法规仍处于十分杂乱、不成体系的状态。
其次，在传统法律泛刑事主义及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法与刑同义，而刑又与残酷、野蛮同义。按照《慎子》的解释，所谓刑即“斩人肢体、凿人肌肤”。所以民众谈法色变，“对人民来说，法仅仅是恐怖的对象，与权利、利益的保障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对这种上面强加的法，人民本能的躲避”（14），根本谈不上对法的依赖和信仰。受其影响，直到今天，中国的民众在对法的态度上仍表现出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民众普遍的畏法、畏惧上法庭打官司，但这种畏法仅仅出于畏惧刑罚而畏法，却并非出于内心的对法的自然需求、信仰或习惯。另一方面，对于非采取刑事制裁手段的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律民众却普遍丝毫不放在眼里，甚至大肆予以侮慢，根本没有民事违法的概念。对于这一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讲诚信任意违约、侵权行为即是例证。
再次，由于传统立法、司法模式的影响，一方面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权力崇拜的人格，另一方面还形成了行政、司法职能不分，人治主义的传统。直到今天，现实中司法机关设置及管理模式均严重行政化，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法律运作中，以言代法、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法外行事、行政干预司法之事时有发生。在权力面前，法律地位卑微，其威信荡然无存。此外，由于传统公法文化中司法组织的欠缺和在法律工具主义的支配下，“自然导致对于过程的忽略和对结果的重视”，（15）现实中，受其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仍然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其目标是实现我国法制的现代化，具体而言即建立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以取代过去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法律制度，其本质是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变。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我国公法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改造。为实现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笔者认为，应当从制度和观念两方面着手解决。
1．法律制度方面建设。
首先，应大力完善立法，尤其是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民商法律体系，使人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为实现建立和完善民商法律体系的`目标，当前必须大力进行法律移植的工作。因为，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法制基础是私法即民商法律体系，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急切地呼唤完善的民商法律体系，但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公法文化传统却不能为之提供有效的资源，而当前市场经济改革已到了攻坚战的关键时刻，适时的移植西方的民商法律制度可以“成为推进这个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催化剂”。（16）正如学者论述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地说，我们继受的主要是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7）。
其次，政府及政府官员本身应带头守法，应树立责任政府、有限政府的观念。因为在现代社会，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如果人们总是从经验中得到连政府及其官员都不遵守法律的经验将从根本上摧毁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但是，如果仅从“性善论”的幻想出发，想仅凭人民公仆的自觉性去自觉守法的任何想法已被证明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已被历史证实为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因此，必须对权力予以制衡，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订出权力制衡、对权力监督的更合理的机制。
再次，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增强法院及法官的独立性，彻底排除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对司法人员而言，应去除“重实体，轻程序”的陈腐司法观念，树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
2．观念方面建设。
改革开放至今，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突出的表现就是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我国的法律体系。但是，从这些法律法规的实际运行来看，情况却并非乐观，事实上，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18）而由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一群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会诚如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说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因此，除了法律制度建设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目标，更主要的是必须大力进行观念方面的建设。
对于观念方面的建设，笔者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对人民进行启蒙，强化人们的私法观念，大力张扬人权、平等、自由、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人民主权、法律至上等现代法治观念，去除人民身上的盲从、软弱和奴性，确立法律的权威，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在观念建设中，核心的内容是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法治。”（20）而伯尔曼则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21）。
五、结语。
中国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化改造既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又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因此，当前必须大力进行公法文化的改造工作。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国公法文化传统历经千百年而逐渐形成，是法律观念的历史积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对其进行的现代化改造必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正确的做法是，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指导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坐标循序渐进地进行。
注释：
（2）张中秋：《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识》，见8月21日《光明日报》。
（3）[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3期。
（5）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第111页。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令》。
（13）[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第155页。
（15）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16页。
（16）[加]布鲁斯・坎格尔：《时间与传统》三联1991年，第247页。
（18）梁治平等著：《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1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20）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1页、第199页。
（21）[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三联1991年，第42页。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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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五
体育锻炼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身健体，娱乐身心的手段。目前虽然政府和社区对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对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宣传及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社区居民文化素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
(一)现状分析。
目前，社区体育文化虽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被列入到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上，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文化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要求，政府对部分居民小区体育文化建设也进行了投入。但是，大部分社区体育文化建设还面临着“五个不到位”。
1.对社区体育文化认识和宣传不到位。
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在其运作的过程中，由于认识和宣传上的不足，制约了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已有的成果也难以巩固，这必然影响社区体育文化网络向成熟健康方向发展。虽然社区体育已经被纳入了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纳入时间相对较短，加之各级政府领导、社区干部甚至居民对此事的认识和宣传还不到位。因而，在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中往往不重视甚至忽略了社区体育的发展。甚至部分人认为社区体育只是为体育而体育，无非是组织居民跳跳蹦蹦，与社区文化建设无关。因此,社区体育的发展必须首先建立在人们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只有思想认识提高了，行动和措施才会到位。
2.社区体育设施薄弱，经费保障不到位。
在城市建设中，规划部门虽然把社区公益性场所用地列入规划中，但是由于经费落实不到位，公益性活动设施难以落实，规划也往往是纸上谈兵。经费保障是社区居民委员会正常运转和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没有经费就难以组织居民开展活动，也难以协助基层政府从事管理服务工作。目前，社区基础设施薄弱，经费保障不到位，社区体育建设难以开展，这直接影响居民的正常体育锻炼活动。
3.社区体育文化组织管理不到位。
目前，社区体育管理人员极为缺乏，街道与社区两级均没有体育专业的专职工作人员。社区体育工作没人抓，没人管、更没人去监督和考核，只能简单搞点文体活动。其次，社区体育工作缺乏规范和完善的制度。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主要由群众组织承担,活动组织形式也比较简单,没有形成网络化的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系。
4.社区体育设施发展不平衡，落实不到位。
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社区和一些新开发的小区体育设施较为齐全，体育活动开展得较好，活动质量较高，能充分发挥它的体育功能。而部分老居民小区体育设施则比较落后，配套性差，居民只能借助马路边的广场、开放公园空地和学校运动场进行锻炼。据有关资料显示:社区环境好、居民收入普遍高的社区,相对体育场地及设施就比较健全,但这种情况仅占保定市社区的9.8%。由此看出保定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明显不高,发展也极不平衡。尽管保定市有单项体育运动协会28家,体育俱乐部23家,体育指导站30个,但是70%以上的体育馆或俱乐部只为本系统服务,不对社区居民开放。因此，大多数社区居民很难满足锻炼场地的需求。
5.社区体育指导员队伍薄弱,人员配置不到位。
目前保定市社区体育的指导员和志愿者结构、整体素质与社区体育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志愿者人员主要是由街道办和居委会的人员兼职,大多没有接受过体育指导员的专门培训,更没有合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不能很好地根据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设置体育项目和进行体育活动指导。大多数社区的健身活动志愿者人数不足且年龄偏高,文化水平较低,缺乏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二）对居民文化素质的现状分析。
社区居民人员情况比较复杂，有外来打工人员、学生、家庭妇女、离退休人员、下岗及无业游民等，居民的文化水平层次不齐，受教育程度也不同，只有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才能促进文明城市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1.社区居民缺乏思想道德素质。
由于社区居民的人员的资历、职业来源等均比较复杂，文化层次不一，从整体情况看文明素质较差，缺乏整体观念。有些居民道德素质不高，自我约束意识缺乏，自律观念薄弱，不注意邻里团结，不懂得爱护公物等。更严重的是有些居民语言粗俗，举止不雅，不读书看报，不关心国家大事，不注重政治学习，放松自己的行为，影响社区对外的整体形象。
2.社区居民缺乏科学文化素质。
部分社区居民思想保守、观念陈旧，不接受新鲜事物。对于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体育知识知道得很少，有些居民在空闲时间沉迷于打麻将、、上网玩儿游戏，不愿参与社区活动。有些年轻居民下岗失业，不是积极想办法自救自立，而是坐等政府救济。这样不仅降低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也给社会和政府增加了压力和负担。
3.社区居民身体素质有待提高。
身体健康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但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整体健康水平却下降了。因为一些居民不讲合理膳食、不戒烟、不限酒、高盐、高糖，大鱼、大肉，而且多吃少动，缺乏室外锻炼，也不知道如何加强锻炼，这导致一些居民患上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疾病，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二、加强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对策。
加强社区体育文化建设，首先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多方筹措资金，要从人员、政策、制度上给予支持和帮助，这样才能搞好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健全制度。
对社区体育工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认识问题。各级政府领导、社区干部甚至居民都要认识到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作为政府部门和管理者更要提高认识和责任感，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同时，要强化领导，使社区体育工作走上规范化、科学化和合理化的轨道。搞好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居民的身体素质,有利于提高社区人员的团结意识,有利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加强社区居民对体育文化建设的全面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吸引更多的人群参与体育锻炼，提高社区居民的道德素质和健康水平。
（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多方筹集资金。
首先，要多方筹措社区体育建设经费，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因为社区体育事业大多带有公益性质，较难得到回报，所以应采取多方筹集方式进行。虽然政府已将社区建设纳入财政预算,但是对社区的体育建设资金投入依然较少，对于整个社区的体育文化建设和居民体育活动远远不够。为此，当前可采取驻社区的单位援助一点，慈善机构募捐一点，群众集资一点，企业单位赞助一点的办法,缓解社区体育建设的资金紧缺问题。
（三）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居民文化素质。
加强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是提高居民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社区要结合居民不同年龄、文化层次及兴趣爱好的现状和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对他们进行培训，让社区居民思想观念不断更新，文化知识和素质不断增强，参与活动和锻炼身体的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要经常组织体育专业人员对居民进行培训、指导和讲解，让他们了解体育的内容、发展和作用，进一步掌握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加强和改进居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和道德觉悟，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的邻里团结。要真正搞好社区体育文化建设，还必须做到有政府领导重视，有经费保障和政策的支持，有科学的管理和完善的制度，使活动计划有人管、体育知识有人教、邻里困难有人帮，只有这样才能使居民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满意，也有利于加强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四）借助学校师资指导社区体育活动。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导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一支新型体育工作队伍，其主要职能是组织、指导群众科学开展健身运动。鉴于目前社区缺乏体育指导员的现状，借助学校体育师资参与社区体育指导工作很有必要。因为学校体育教师都是经过体育专业的学习后才进入工作岗位。他们已经具备了体育知识与技能，能熟练地运用科学方法来指导体育锻炼。此外，鼓励学校体育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去社区兼职，充分发挥学校体育教师的指导和管理能力，开展文体活动及体育知识讲座，加强对社区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体育文化知识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居民自愿参加体育锻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区体育专门人才紧缺的问题。
（五）借助学校资源促进社区体育发展。
体育场地设施是社区居民开展体育活动必需的物质条件，是体育活动经常开展的重要保证。社区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共同参与,在目前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不足的情况下，可借助学校的某些资源为社区服务。比如那些损耗比较小的场地和器材,可以利用闲置的时间向居民开放。这样不仅使学校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社区体育设施不足的现状。另外，社区还可以与学校一起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体育表演或竞赛活动，这对社区来说，不仅会吸引社区不同成员的积极参与，还会增强居民对本社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进而更加自愿地参与社区体育文化活动。这也体现了学校对社区的帮助和贡献，符合校、区共建的精神。
综上所述，要加强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文化素质，首先，各级领导和广大居民要从思想上提高对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认识；其次，要加强领导、健全制度，充实专业管理人员，使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和活动的开展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和经常化。三是加大对社区体育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强社区体育的场地设施及其它硬件建设；四是可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灵活方法，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借助学校或社会资源，搞好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
文档为doc格式。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六
个人相片。
姓名：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1981年5月24日。
证件号码：
婚姻状况：
已婚。
身高：
165cm。
体重：
68kg。
户籍：
四川内江。
现所在地：
四川资阳。
毕业学校：
石家庄陆军学院。
学历：
专科。
专业名称：
法律学。
毕业年份：
工作年限：
五年以上。
职称：
中级职称。
求职意向。
职位性质：
全职。
职位类别：
职位名称：
工作地区：
待遇要求：
元/月不需要提供住房。
到职时间：
可随时到岗。
技能专长。
语言能力：
教育培训。
教育经历：
时间。
所在学校。
学历。
培训经历：
时间。
培训机构。
证书。
工作经历。
所在公司：
资阳钢管厂。
时间范围：
公司性质：
国有企业。
所属行业：
其他。
担任职位：
技工-技工。
工作描述：
担任厂区设备维修保养。
离职原因：
其他信息。
自我评价：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发展方向：
其他要求：
联系方式。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七
个人简历表格。
姓名：
大学生个人简历网。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1988年2月2日。
证件号码：
婚姻状况：
未婚。
身高：
180cm。
体重：
35kg。
户籍：
广东湛江。
现所在地：
广东湛江。
毕业学校：
西南政法大学自考本科。
学历：
本科。
专业名称：
法学。
毕业年份：
工作年限：
一年以内。
职称：
求职意向。
职位性质：
全职。
职位类别：
职位名称：
工作地区：
待遇要求：
可面议;不需要提供住房。
到职时间：
可随时到岗。
技能专长。
语言能力：
计算机能力：
综合技能：
教育培训。
教育经历：
时间。
所在学校。
学历。
9月-2011年7月。
本科。
培训经历：
时间。
培训机构。
证书。
工作经历。
其他信息。
自我评价：
本人热爱法律工作，有较强的'法律知识学习能力。在学习之余，积极投身于法律实践工作中，使自己丰富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加社会经验。
发展方向：
大学生个人简历网提供。
其他要求：
联系方式。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八
摘要：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
在法律移植中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更好地完成法律移植这项工程是非常必要的。
文章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必要性入手，进而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最后提出了对当前法律移植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法律移植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比较法学。
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将先进地区的法律移植到落后地区这么简单，它还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
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这一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文化差异，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仔细分析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法律移植并最终实现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所谓法律移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木国所用。”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或者借鉴发达地区的法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反思我国已经发生的各种法律移植，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法律运动与发展的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移植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属于移植中的异体移植，较之于经济文化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吸，以致融合与趋同，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间的法律技术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难度显然要大得多。
原有的法律制度解体后，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不认同，使法的效力难以实现，有的法律制度受到质疑，有的法律制度甚至受到抵制。
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尊重我们原有的传统与习惯法。
但是在关于探寻本土资源的这条道路上，同样困难重重。
在如何界定传统与习惯的问题上至今还有很多争议，而将习惯与传统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
因而法律移植方而困扰最大的便是：一方面，认识到必须注意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本土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点，全盘移植西化的道路又走不通，因而无所适从。
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可能选择逃避或放弃，虽然不可能达到移植进来的法律与我们原有的社会环境完全融合，但是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是大有可能的。
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性的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法律在我国的和国外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态，在这其中法律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领域，因此，法律文化比较是我国进行法律移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说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而是强调儒家的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儒家的伦理精神渗透了法的全部内容。
在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开始，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开始融合，之后儒家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与发展，到隋唐使中国法律彻底伦理化，这一情形一直到清末都未变化。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我们可以再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表现，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法律条文中，体察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
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家政治领域表现为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从北宋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加强并于明清到达顶点。
第二，在家族与社会领域表现为族权与父权的延伸和扩张，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法还是民间习惯法都给予这两项权利特殊的保护。
第三，在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循礼的要求强调重义轻利，往往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置于公益及道德之后。
第四，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传统法律依据儒家理论，竭力维护等级特权制度。
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
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的中国法律走的是一条兼具理性和人文色彩的道路，虽然以现代观念来看，它对人性的扼杀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统中国法律中“仁”的因素，如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悯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制度等，这对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制来说，未尝没有一点积极的启发意义。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中国法律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相提并论。
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是具有宗教性，而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
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基督教，它是唯一一个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
所以，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是有关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问题。
关于基督教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沃克是这样论述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第二，直接提供经过整理，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第三，强化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成员及儿童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等;第五，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
除此之外，基督教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国教或主要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信仰，其普遍观念，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对西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
还有，在近代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兴起与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比较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在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后，如何才能在今后的法律移植工作中保证移植的效果呢?下面，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方面试论如下：
首先,法律的移植是法律原则的移植。
原则,拉丁文为语意为开始,起源,基础。
法律原则指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基础性的原理和准则。
它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
政策性原则与国家的实际相关。
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被奉为法律之准则的公理。
它是各种不同性质法律之间得以沟通并以之得以实现认同的文化因素的核心。
较之于移植适应特定生活习惯及社会背景的法律规则,从而对木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与整合而言,原则的移植更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一致性,更有利于弥补法律的漏洞,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
同时,原则确立后,新的规则与制度得以因此建立,从社会实际出发,它的成果与效力都是可取的。
其次,从技术层而考虑,移植法律概念的接受,有一个表达方式的转化过程。
即由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想另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变。
要达到精神层而的认同,首先必须在技术层面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
用本民族已经有的概念经输人新的内容而表达新的内涵是文化吸收的重要途径。
法律术语的翻译固然应该严谨,但生硬到连专业人士都搞不懂的话,其效果可想而知。
正如语义分析法学派所认为的,对概念的提炼,阐述,通过分析其要素,结构,语源,语境,语脉,从中央到地方寻求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的能使人们形成共识与可接受的意义。
只有这样，才有肯能个将移植来的法律内化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法律的移植应处理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尽管对于文化及法律文化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它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巨大的作用,产生重要的影响。
它的改变过程是自然演进的。
时至今日,宗教在西方社会仍其有重要影响。
法庭作证是手按圣经并不是形式,而是基于一种信仰。
比较而言,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态度是不明智的。
儒家思想把道德置之法律之上,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
对于传统道德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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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九
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在迎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健全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当然受到的冲击更大。
而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之一，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对这一原则进行深入的探究，现实意义非凡!本文将围绕合同自由原则的含义、渊源、价值、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
大学生校内网()。
关键词：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概述。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
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大学校花校草，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
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
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
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
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
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
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
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
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
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
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
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
(1)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
(2)。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起源。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基本包含了合同自由思想，但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始于近代民法。
合同自由原则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经济理论基础，
以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为其哲学基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经济基础。
首先，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合同自由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
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政府干预有害而无利。
每个人平等的进行自由竞争，既促进社会的繁荣，也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职责在于保护竞争而非干预竞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渊源。
其次，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理性哲学认为，人生而平等自由(天赋人权)。
每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选择下，
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意志自由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限制越少越好。
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再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合同自由原则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市场突破国界，达到全球，这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价值。
一、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
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进步:。
1.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属于私法范畴。
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
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2、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3、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
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
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
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
应该讲，毕业设计论文总结，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4、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十
摘要法律方法是作为法理学中的一个日益凸显的概念，自本世纪以来受到了法学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研究。
本文通过概述法律方法的研究进程及热度，并着重对现阶段法律方法基础问题、法律方法内容等方面存在的主流观点及一些有代表性的新兴观点进行综述，以求为关注法律方法的研究者提供的较有意义的参考。
在21世纪前，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学术界关于“法律方法”的研究与探讨，但那时的“法律方法”与当下法学界的法律方法的截然不同的，在当时主要是指“通过经济法制对国民经济领导机关的管理活动和经济组织活动所进行的法律调整。”随着西方解释学在我国学界的广泛传播，我国的法学经历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的研究转换，以立法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正逐渐为以司法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所超越，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进路，而这一之研究取向跟法治秩序之建构甚相契合。
学者们日愈意识到，应该超越对法治价值及其必要性的呼唤，对法治的研究进入到如何操作的阶段。
现代大陆法系的法律方法，已经历了从法律涵摄、法律解释，到法官续造，直到法律论证的嬗变轨迹。
但是由于我国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思想，研究起步晚，且司法哲学的欠缺，有学者认为我国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法原则的法律方法基本属于一种法律涵摄方法。
陈金钊教授在《法律方法论》一书中开篇就说到“在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刚刚起步，法律方法论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解决，却又遇到了‘内外交困’的情景。”对于此，我们无需胆怯，而是更应清醒得看待我国法律方法的研究现状。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十一
李老师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勤勉的工作态度也深深感染了我，给了我巨大的启迪、鼓舞和鞭策，这种精神的感染将成为我人生道理上的宝贵财富。同时，也要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给我支持和鼓励****同学，以及***。是你们在我瓶颈期给我以启发，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不可能这样顺利地结稿，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回顾几年的历程，老师们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和帮助。他们严谨的治学，优良的作风和敬业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为人师表的典范，我也将以这种精神和态度投入到我以后的教学工作中。
在此，我对所有的城环学院的老师表示感谢，祝您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十二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
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十三
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与抑制防范机制未能相互照应，存在着一定程序的脱节。
因此法律谈判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显著的新颖性和高效性。
一、法律谈判的基础。
(一)法律谈判的概念。
法律谈判是律师凭借其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代理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或代理律师对纠纷的解决方案进行沟通和妥协，是由律师代理当事人参加，运用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对法庭诉讼的各种可能后果进行全面评价后，借助律师的技能(如法律研究技能、案情研究技能、证据挖掘技能、答辩技能、代理技能等等)和谈判技巧实施的庭外博弈。
(二)法律谈判涉及的主体。
法律谈判一般涉及四方主体：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
律师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律师与对方当事人和对方律师之间，即使在相同的法律与职业规范约束之下，对纠纷的性质、纠纷解决方案的预期及其相互认可程度不可能完全一致。
(三)法律谈判的前提。
法律谈判的前提是建立在当事人之间基于谈判愿望所形成的“互赖关系”，即当事人通过确立希望达到的目的与要求，并结合对方的目的与要求以共同实现目标的相互依赖关系。
正是当事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信赖关系为法律谈判的开始、进行乃至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法律谈判的原则。
(一)法律谈判的结果。
解决纠纷的法律谈判有两种结果，一是达成谈判协议;二是谈判限入僵局，但达成协议是当事人的共同愿望或期待。
显然，只有认真并准确地把握法律谈判的过程，才能达成当事人彼此满意的协议。
谈判的最后阶段也是目标预期即将实现的时候。
谈判双方或多方从要达到的目标与利益实际出发，本着实事求是与互谅互让的态度，在沟通中了解，在竞争中协作，最终才能达成双方或多方满意的协议。
这种结果是博弈的结果，是双赢的结果，更是和谐的结果。
(二)法律谈判的主要原则。
坚持平等互利，主动追求互动，力争把自己的利益要求与对方一起放入一个共同的愿景之中加以修正、变通、权衡，是达成纠纷解决合意的最佳或现实路径。
平等原则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对等的内在要求，也只有在这一原则下的协商一致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互利原则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目标利益对等的内在要求，也只有在这一原则下的协商对话才不至于损害双方或第三人的利益。
但是，平等互利并不意味着双方在利益上的收获是均等，而是承认其在合理基础上的不等。
无论是平等原则，还是互利原则，其实现过程均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文明对话进行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理性的对话是形成合意的基础。
因此，要真正实现法律谈判的平等互利原则，就必须确立互信与包容、竞争与协作、和谐与共享的谈判观念，在协商对话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追求双赢。
三、法律谈判的优势。
第一，法律谈判是纠纷各方可以通过“妥协”解决纠纷。
和诉讼、仲裁、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不同，法律谈判基于感情和理性的对话模式，在法律范围内主动地实现互动，各方不断从各自最初的立场和要求向对方靠近，通过妥协，以平等、和平及尽量友好的方式解决纠纷。
这种非对抗的方式解决矛盾，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商业关系和人际关系。
第二，“妥协”并不是法律谈判的惟一结果。
在对话的过程中，各方会对自己原有的要求做出一些修改或变通，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创造出解决的方案，这体现了一种不计前嫌、共谋出路的精神。
这种纠纷解决的态度就在于保持社会平衡。
这种对故有关系的巩固和对外来关系的发展的纠纷解决途径，符合了我国当前对于求和谐、促发展的要求。
第三，法律谈判对法律的反作用促进了其应用力度的扩大。
法律谈判对法律规范及其边界的影响和作用，在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甚至可以反过来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许多规范或原则都是在此消彼长的谈判中逐步形成的。
纠纷当事人追求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合理的结果的目标，扩大了对法律谈判的应用需求。
通过法律谈判避免和减少可议纠纷进入司法领域，缓解诉讼压力。
四、法律谈判的注意事项。
法律谈判的最大危害或禁忌莫过于代理律师过于相信自己的知识资源与技能水平，往往是仓促上阵打无准备之仗。
为了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代理律师必须认真做好谈判前的相关工作。
首先，要知己。
代理律师接受委托后，应细致疏理案件材料，倾听委托人的陈述与要求，并作好记录，然后分清案件的性质，如民事纠纷、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轻微刑事纠纷、征地补偿或房屋拆迁纠纷、各类事故纠纷、涉外商务纠纷等等。
其次，要知彼。
律师接受委托后，还必须搜集与了解对方当事人的相关信息及对方代理律师的基本情况，如对方的经营、习俗、信仰、诚信、资信、财务等因素，若是涉外商务纠纷，还必须弄清楚对方的法律制度、政治宗教状况、文化背景等。
同时还应仔细了解对方当事人的有效活动范围，即是否有权处理谈判事项，谈判利益是否合法，对所要争取的目标与利益是否存在第三方利益等等。
再次，要明确谈判目标。
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律师必须与当事人商量通过法律谈判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
通常情况下，谈判目标的设定包括三个层面：理想目标、折衷目标、基本目标。
理想目标就是对目标实现的最好预期，也是律师最大限度的工作目标，这种目标是谈判实践中很少达到的;折衷目标是比较满意的一种目标预期，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了，法律谈判也就成功了;基本目标是在谈判情势不利或对方处于明显弱势的情况下的一种目标预期，法律谈判必须要有这种保底式的目标预期，因为在谈判过程中随时会出现种种难以预计的不利因素。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遇到对方综合情况明显处于弱势情况下的两种预期：一是如果不及时达成协议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是体现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少受惠者”原则，这一点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与提倡的。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和谐社会建设，建立一套系统的、有效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十分必要也是必然的。
我国现已初步形成了以诉讼为主，兼容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地消弭了绝大多数社会纠纷，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在经济全球化与法治现代化的背景下，国际商务、劳动争议、人身侵权等纠纷日益凸现，建立并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法律谈判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其价值理念及运用效果在我国当前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同时，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也起到了协调与互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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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法律谈判的研究【2】。
法律谈判在欧美国家，它是指由律师代理当事人参加，运用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对各种可能后果进行全面评估后，借助律师技能和谈判技巧实施的庭外利益博弈。
当法律谈判被被翻译并介绍入中国时，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思考。
一、法律谈判在我国的本土化。
(一)谈判与为什么要谈判。
按照一般认识，谈判是人们为了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满足各自需要，通过协商而达到意见一致行为和过程。
谈判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存在于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各个方面。
实用法律文化论文（通用14篇）篇十四
法律要调整的现实社会的内容却是具体的、多样的、易变的，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由此产生的一些新生事物、进而形成的社会关系都是以前所不曾出现的，这就必然造成法律相对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和僵化性。正如萨维尼所说：“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法律本身就具有不可避免的时间上的滞后性。
2017年广州发生的“许霆案”震动全国，许霆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在银行atm提款机上多次取款共计175000元后携款潜逃。广州中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二审作出终审裁定：依法裁定驳回许霆的上诉，维持原判。但是基于舆论压力，量刑上改判许霆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173826元。由于我国没有完全适用本案的法律，无法准确判定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导致一审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二审最后改判为获刑5年和追缴非法所得;两判差距甚远。缘其根本，是法律规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原因造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不断进步，将有更多无法预料的案件是法律规定所不涉及的，这是法律自身局限性在现实社会面前的必然结果。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和最佳手段。法律主要调整的是人的行为，不同于习惯、道德等社会规范主要从人的心理和思想上产生约束力和影响力。这根本在于法是由国家制定的，具有国家强制性，而习惯与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社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是靠社会舆论和品质修养来实现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法律手段只能调整一部分社会关系，其他部分仍然需要道德、教育、政策、纪律等手段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