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说不尽的篇一
也许你不喜欢运动，也许你不会打篮球，但你一定会知道一个伟大的名字——迈克尔·乔丹。
曾几何时，扣篮大赛上飞燕掠空，技惊四座，人称：“飞人乔丹”;曾几何时，一柱擎天，六合诸侯，雄霸天下，扶公牛王朝走上世纪之巅;曾几何时，三进三出，壮心不已，宠辱不惊，堪称一代豪俊。
战斗!球场如战场，在球场上要想生存下去，惟一所能做的就是学会战斗。后仰跳投、三分、从罚球线起跳的精彩扣篮、决定胜负时最后时刻的绝杀，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球技使乔丹在球场上游刃有余，独步天下，高山仰止，无与争锋。
智慧!霸王何等英雄!40岁的乔丹体力江河日下，精力大不如前，但他却能“读懂”场上的局面，知道如何破解对方的防守，统帅三军，转战四方，震慑诸强。
博大!乔丹的个人技术绝对一流，时常在关键时刻扮演“终结者”的.角色。但乔丹并不专横，一旦出现机会，他便会毫不吝啬地把最后一投交给科尔或皮蓬，送队员到光辉中央。霸业为重，为队让功，侠之大者。
执着!一个人的成功源于他对自己的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我能够接受失败，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不去尝试。”奥尼尔宁愿用40岁时的赋闲时间投入来追溯和缅怀昔日的光荣与梦想。但40岁的迈克尔·乔丹愿意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对无限的追求之中，他想把缺少真正中锋和控球后卫的华盛顿奇才托升到季后赛。完成又一次有意义的挑战。为了这个目标，拖着不再年轻身体的乔丹，愿意以一代球王的尊严作为代价。40岁的乔丹至少体现了巨大的勇气，40岁的乔丹胸中仍然勾勒着两个字：天下!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乔丹之风，山高水长!
有了永不放弃的战斗精神，有了运筹帷幄的智慧，有了无私博大的胸怀，有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迈克尔·乔丹无愧为伟大的绝世英雄!
今天，当40岁的乔丹将要告别篮球，告别比赛，告别球迷的时候，当光头、23号、飞翔、掌声、欢呼都成为过去的时候，乔丹终将无愧于自己、篮球和这段峥嵘岁月。
说不尽的篇二
;在乱世中身负理想大义的志士青年，殚精竭虑，竭尽所能，奋不顾身，是那个激变年代的“火种”，点燃着整个中国社会之火，让革命熊熊燃烧。
潘汉年就是这样一位“纵火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年，他曾是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从1931年起，他服从革命需要投入到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中，20多年的情报生涯中，他大智大勇、足智多谋、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主管政法工作。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竟然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被打成了“内奸”、“特务”、“反革命”，被投入监狱，二十二年之后，含冤离开人世。之所以有如此曲折人生轨迹，与他在隐蔽战线工作需要和很多人发生联系有直接关系。
一、卿本佳人：与多位重要人物建立关系的潘汉年
1.潘汉年与汪精卫
经查实，早在1927年潘汉年还未从事地下工作时，就曾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发表过《汪先生悔不当初》一文，对这个反共魁首做过无情批判。可见，他对汪精卫是反对的，和他接触肯定是工作的需要，但这已经为其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1943年3月，潘汉年离开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赴沪是为了“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1]。隐蔽战线承担的是特殊使命，本身就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潘汉年在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开展工作，除了自身组织系统的秘密关系，更重要的是打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内部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环境以合法方式从事“非法活动”，将敌人的资源为我所用。仅凭与汪见面就认定潘“投靠日、汪”显得牵强。
1945年初，潘汉年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此之前，重庆国民党当局已获知汪精卫在南京秘见中共人士的消息，遂大肆利用、蓄意夸大、混淆事实攻击中共中央。党中央出于对潘汉年的信任和对敌特分化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反感（“伍豪事件”为例），几次以中共中央名义通过报界郑重辟谣。在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潘汉年本有意说明，但因耽误一年时间惶恐不安，话到嘴边留一半，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
2.潘汉年与张冲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内老资格的谈判专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变”后就出色完成了与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的谈判。其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周密的办事风格深得周恩来赏识。1936年1月，在完成了莫斯科工作后，就奉命回国与国民党党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联络两党谈判合作抗日的问题。
当时，曾经一手炮制过“伍豪脱党事件” 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深得cc派首领二陈器重，被指定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两人的正式交往由此展开。在历时一年的谈判中，两人朝夕相处，纵横捭阖，虽隶属不同党派，但却是很有分寸地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加之张冲本人抱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对国共合作始终不遗余力，积极奔走。因此，潘汉年和周恩来都对其从不同程度做过统战工作，也收到了效果。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潘汉年通过张冲的穿针引线，以中国共产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分别会见了宋子文和宋美龄等国民党要人，表明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两党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也证明，正是因为争取到张冲这个朋友，后续很多事情都得到了及时帮助。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张冲曾亲自出面保护过周恩来的安全。另外，1939年时潘汉年从延安去香港交通受阻也是通过张冲完成了香港情报部署。
然而，潘汉年因工作与张冲交往，却成为他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有力证据，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明确表态：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
3．潘汉年与胡均鹤
综观潘汉年的一生，胡均鹤注定是潘汉年所有重大冤案的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
潘汉年是被挟持到南京与汪会面的，诱骗者就是胡均鹤和李士群。李士群是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人，几易其主，从中共地下党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到汪精卫政权到日本，其叛徒人格几经验证。在投靠日本和“汪伪政权”后，在“76号特工总部”和“汪伪政权”中都身居要职。潘汉年曾派当时著名的左翼女作家关露对李士群做过两年的策反工作。直到1941年冬天潘汉年从香港转移到上海，为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关系，遂亲自出马和他打交道，二人之间的联系人就是李士群的手下胡均鹤。1943年，潘汉年赴沪搜集情报，不想却被其胁迫发生了所谓的“汪精卫事件”。
至于“镇江事件”，其实，也都根本算不上一个“事件”，只是潘汉年巧妙运用敌伪关系，安全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撤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的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形势严峻，党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此前由于省委负责人刘长胜在撤退途经瓜州时，被伪军扣押，险些酿成大祸，因此在省委书记刘晓和部长王尧山撤退时，潘汉年决定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另辟一条交通线，以保万全。李士群指派专门负责此事的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亲自到潘汉年一行人中途所经的镇江车站迎接。因为两人都是中共通报过的叛徒，也许是为了日后留个好前途，他们一路上尽力讨好潘汉年等人，又是游金山寺又是请客吃饭。以后，胡均鹤还曾两次派刘毅过长江到淮南给新四军送过情报和药品。
二、“潘杨事件”：新中国成立后，充分利用敌特开展工作反被误解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和扬帆分别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为了治理好我党接手后的第一个大城市，巩固好新生的人民政权，基于政策和策略的考虑，在工作中实行“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分化和瓦解敌人，争取一部分起义投诚的敌特分子，组成“特情”人员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工作。
起初，案件的性质还只是定为一般的工作失误，而后随着1954年春“高饶事件”的发生，层层牵连，扬帆成为“饶漱石反党联盟成员”，再然后随着潘汉年向陈毅递交材料，坦诚自己曾被李士群挟持与汪精卫见面一事，扬帆又成了“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到此，“潘扬案件”形成。
三、何愁无证：历经波折，冤案终得反
1955年4月潘汉年被怀疑为“内奸”而遭到逮捕。作为和他交往最久、关系最深、接触最长的周恩来对此案非常关注，并责成罗青长等人搜集资料。
可惜的是，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而这份报告当时也不可能附在案卷中。“周总理对潘汉年案的审判很关心，并且做了具体指示，比如旁听人数要多少、什么人可以旁听，除此之外还特别指示开庭审判要录音（注：除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使用现场录音外，当时在全国法院的审判中尚没有这个先例）”，“总理要求为庭审录音，其背后是否有一番深意，我们也不得而知。”[10]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内奸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然而，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1967年3月潘汉年又被重新收监复查。经过三年的审讯，大规模内查外调，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证据，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籍并判处无期徒刑，下放到湖南改造。1977年初因层层审批耽误了近2个月宝贵的治疗时间，1977年4月潘汉年含冤而去，墓碑上刻着的则是萧叔安这个化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的拨乱反正由此展开，一些始终惦念着潘汉年的老朋友和老同事要求重新审理此案。首先牵头的就是陈云，他当时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陈云被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前，他没有交代别的事情，只说“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潘汉年的所谓‘内奸’问题”[11]，并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嘱托“此案需要重新审查”[12]。
“1979年刘晓在陈修良的支持下，向中央提出了为潘汉年平反的申请书，证明潘汉年不是‘叛徒’、‘内奸’。”[12]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一次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会议上，廖承志公开提出应该给潘汉年平反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王伟：《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之谜》，党史文苑（纪实版），2005（08）。
[8]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外书摘，1996(02)。
[9]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上海党史与党建，1996，（01）。
[10]彭树华、李菁：《我所亲历的潘汉年冤案》，各界，2011（08）。
[12]陈修良：《刘晓在上海》，大江南北，1990（01）。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李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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