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优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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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篇一

社会科学是从传统的人文科学中分化出来的，它至今还带有人文学科的痕迹。但是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它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鼓舞，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及人类行为也可以像自然现象那样由“科学”来研究；其根本任务是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袁方，1995：14）。由于社会现象的特殊性，这项任务往往成为一个难题。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思维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和意识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伴随着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客观性问题就成为一个始终萦绕的问题，问题纠缠的大部分源于对“客观性”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认识。

一、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研究对象上说，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中的现象，是没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自然客体。自然客体是一种物态性的实体存在，客观实在性、可重复显现性和历史发展性是它的根本属性（李文华，2006）。社会科学通常是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庞大知识体系。社会世界的现象是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本身(王忠武，1999）。这个差异似乎一目了然，其实它隐藏着更深刻的分歧，甚至可以说，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其它方面呈现差异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在客观性方面呈现争论的源泉。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二者在客观性程度上的差别是显然的。有人否定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社会生活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参与其中，社会现象本身多系主观性所为，因而缺乏客观性。这种观点是把客观性的含义看做那种无人介入的、纯自然的客观性。但是，笔者认为，客观性包括“那些存在于人活动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联系”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研究客观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其社会功能集中表现在改善社会管理和制度文明建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自身的客观性。总体而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程度可以说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键的中介地位上。且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均具有主导、规范、协调和控制作用。

二、基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表现为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因果决定论和普遍性等几个特性（袁方，1995：14-16）。具体而言，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系指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系统地说明和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而这种说明也像自然科学那样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社会科学知识的因果决定论是指，社会科学家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假定，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在它之前的某些事物所决定。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是指，要从多种因素中找出最主要的、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因素，并把这种普通的、简化的因果说明应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包含了不同文化价值下的人对同一种知识的理解和接受。

从以上罗列出的几个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追求像自然科学知识那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相比，由于社会现象的不确定因素更多，偶然性和独特性也更大；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比较复杂、异质性较大，而且更多地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使得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不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不严谨，往往难以达到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准确和系统的认识，社会科学知识也更容易受研究者本人的世界观、政治信仰、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而与所要反映的社会现象存在偏差。因此，从社会科学知识这个维度来说，目前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仅仅是一种“准客观性”，亦或说是一种类客观性，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

三、基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早期社会科学由于受机械物理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科学的深度影响，坚持将社会科学的主观性视作不同主张的分水岭，主观性与“心理的、有价值的”等同。“心理的”具有私人性（袁继红，2008）。孔德、迪尔凯姆等人推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排斥任何心理的因素，探索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社会规律，追求普遍的唯一的本，即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因而，孔德等人将“心理的”对立面视为“客观的”，并主张用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方和比较法等研究社会现象。此外，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则将社会科学研究的触角置于人类社会现象特有的价值上，人类自由意志赋予社会现象独有的价值。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因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课题具有私人性、独特性，只能采用“表意的”方法，把握主观的对象。“客观性”在此作为主观性的对立面被拒斥在外。然而，这两类主张由于都固守着明确的界限，无法克服本身的局限性，前者固守在价值无涉的自然领域，一味寻求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而不顾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后者则强调社会科学属于价值领域，认为社会科学不存在客观性，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实际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介于实证主义与主观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中，韦伯的方法论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韦伯认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事实最终归结为可理解的事实”。此外，韦伯指出，由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于这种规律性的行为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油研究。为此，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和“价值中立”两个核心概念，也确保社会科学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客观性，同时也能很好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

四、总结：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

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是指任何研究者，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党派，信仰哪一宗教，只要他们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就能够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袁方，1995：16）。社会科学由于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机制，如研究对象比较复杂、异质性、偶然性和独特性较大；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等，同时也难以摆脱与价值的亲和性关系。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是在价值关联基础上获得的认识被价值立场下的人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的社会事实。所以，如果社会科学研究没有与任何文化价值相关联，那么任何处于价值立场下的人对于研究认识就难以理解和接受，也就因此取消了客观性的可能性实现，从这一点说价值关联是客观性的基础。

社会科学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是一个在动态中近似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从文化意义上对历史因果分析的不断认识，是一个追求知识对具体实在的经验有效性和对这种经验有效性不断在文化价值上重新界定的过程（赖金良，1996）。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表现是：这种研究由于实现了文化价值所界定的针对经验实在的有效性而被文化的人类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基础是文化价值和价值关联，这种研究的客观性来源则是这种研究所赖以获取的手段是被普遍理解和可接受到的，这种手段就是各种不同的理想类型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而这种手段的客观性基础是理想类型的开放性、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纵然如此，但是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并被其他学科所认可，其道路还是很艰难，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付出巨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袁继红，基于方法的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j]四川工农学报，2008(5)

[3]王忠武，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j]，科学学研究，1999(3)

[4]李文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五个差异――兼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意义[j]科学学研究，2006(6)

[5]赖金良，什么是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j]哲学研究，1996(6)

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篇二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下，数据最有说服力，人们对大数据的认识是不同的，很多人都觉得它是宝贵的资源，认为它是一种重要的源数据，凝聚着客观的智慧，它能够给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然而，它又不是万能的，我们切不可将其作为唯一的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式分析

在研究社会科学的时候，主要有四种研究范式。第一范式主要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这种范式出现在文艺复兴之前；第二范式主要是对模型的建造与概括，它稍晚于第一范式，产生于文艺复兴以后；第三范式主要是进行科学计算，它以计算机为依托，将复杂的现象模拟出来；第四种范式就是探索数据，而且会涉及到大量的数据、重视挖掘、统计与分析数据。

克里斯・安德森指出，很多社会科学都想要将行为的原因找出来，然而他们却怎么都找不到，其实不需要对行为的原因作出解释，仅仅需要对个体的行为进行了解；为此，只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来找出之间的关系与关联，这就要求有大量的数据，在数据的支撑下，不需要再进行假设，只需要在计算机中计算，从而得出相应的规律即可。

传统科学研究与大数据思维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比较侧重的是数据的演绎，而后者则十分注重数据的归纳。前者的演绎是建立在已知公理的基础上的，在公理的辅助下判断特殊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论，演绎的方法也是研究现代科学最基本的方法。

现代科学研究都是建立在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的，在分析之后提出相应的问题，然后在问题的基础上会提出假设，之后就会根据假说再演绎、推理，最终在实验的基础上，得出确定性结论；与演绎不同，归纳遵循的思维过程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它需要海量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这些数据的'共同特性，从而得出相应的推断、非确定性结论。在现实中，归纳法是商业推广中最经常使用的。比如，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一些顾客在购买a商品的时候也会同时购买b商品，这就会使商家得到一个有不确定性的预测，即购买a商品的顾客同时也会买b。如果在分析的结果中这种现象大量存在，那么商家就可以向购买a的顾客推荐b，从而形成一种连带的效应。这个消费的案例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数据归纳分析的优点，即使没有理论的指导，也不需要进行假设，更不用对其进行证实、证伪，只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从而达到相应的目的。正是因为大数据分析的归纳功能十分便捷，因此很多人都觉得它可以代替传统的演绎方法，然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如今虽然处于一个大数据时代，但是数据再大也是有限的，有限数据也就决定了样本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样本下，就根本不能得出具有确定性的结论，一般都是预测和非确定性的结论，非确定性就表明它只是一种概率，而不是绝对的存在，然而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它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概率，而需要一种准确的因果联系和精确的答案。

此外，大数据的归纳方法虽然被很多的商业推广所使用，但是也不能仅仅只探索事情之间的可能性联系，这是不够的，它也需要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索。

从本质上来说，归纳和演绎是人类思维中必不可少的，同时存在的两种方法，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依托。在具体的实践中，大数据分析并不只是单纯地数据归纳，它不仅需要数据，在分析数据的时候同样会联系到以往的知识和实验。算法以及程序的开发与研究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理论和知识积累上的；实验检测是每一个设计好的算法和程序都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然而如果研究者没有事前考虑某些事物之间的联系或者是其它方面的问题，那么就不会开发出什么程序，更不知道用程序来干什么。

从众多的实践来看，大数据的归纳方法，主要是用来进行预测，而不是做出科学假设。数据分析家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除了要对自然事件进行预测，还会对社会事件进行预测。然而大数据归纳分析的准确性遭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质疑，但是由于受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理念影响，就认为与自然界相比，人类社会有别样的复杂性，往往无法预知社会发展和人的行为，然而大数据的出现和发展，给这种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二、数据研究方法

在进行大数据研究的时候，往往需要收集海量的网络信息，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所有的信息进行分析，比如，通过对微博上的帖子进行收集，收集之后，再根据帖子的性质以及语义等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合理的分类，最后统计其中的词频。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方法中是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资料，不仅如此，在质量上也不能很好的保证，然而传统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的优点，比如说通过访谈，不仅仅可以收集到受访者的谈话，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探查人们的心理和想法，从而可以对他们的情感进行了解和把握，通过谈话可以将文字表达不出来的细腻的情感与表情揭示出来。大数据虽然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它不可能成为唯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它不能取代抽样调查，主要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某些特殊领域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所以在计算机上是找不到相应数据的，这个时候只能依靠抽样调查来进行了解。此外，大数据所分析的数据是有限的，因此很难得到比较完整的结论，而抽样则是从整体样本中选取典型样本，相比较之下具有绝对的优势。最后，大数据分析收集的只是一些死信息，而抽样调查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则可以充分调动受访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可以灵活地掌握采访的信息，很多时候不仅能够得到需要的信息，还有可能发现新的信息。

三、结语

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分析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它毋庸置疑地可以促进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但是同样不能忽视其他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大数据的分析归纳方法与传统的方法完整地结合起来，才能促进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才能给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因此要促进多种方法的并存互渗，使社会科学从多种角度来观察社会与人类，从而更加深入地阐释人类的社会生活。

【参考文献】

[2]李晓凤.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6.5-11+101.

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篇三

摘要：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符合中国国情；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让人们更具体地认识社会。之所以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这样提到：马克思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剩余价值。这两个重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政治科学。

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哲学是起点，经济学是中介，科学社会主义是终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实践活动的一门首要科学，必须将其贯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将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在新实践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办法就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要求，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针对当前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满足中国今后长期发展需要。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要求，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影响。

一、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

科学发展观对当今社会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了新的理念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发展，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念，这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它的提出推进新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解答了一个重大问题

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探讨当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主义，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科学的回答了这一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依靠人民。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个方面的建设，使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都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掌控全局，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三）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没有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发展过程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观点。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始终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2、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

3、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我们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和理论”，？q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4、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结构

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篇四

环境科学研究方法是青岛农业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主干专业课程，该课程综合实践性很强，结合环境科学类实验设计方法与数据分析实验，让学生对理论知识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为形成完整的环境科学知识体系奠定基础。然而目前，很多高校在这门课程中依然采用灌输填鸭式理论教学模式，过多强调深奥的理论知识而忽略实践课程，学生逐渐失去学习兴趣，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根据目前社会需求以及高校环境类人才培养现状，我们改革传统教学内容，创新理论教学与科学研究、生产实际相结合的课题教学模式，建立具有青岛农业大学特色的环境科学学科。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环境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部分。理论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实验设计、数理统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回归等数据分析方法。结合本校环境科学的专业特色，本科毕业生多从事农业环境监测与评价方面的工作。从而要求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农业环境监测的特点相结合，在数据统计分析例题方面主要强调监测类数据的总结和分析，建立实用性较强的教学体系。目前，这门课程还没有适合的教材，以往教材理论部分过于强调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深奥难懂，与环境科学专业的结合性较差。因此该课程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教学内容改革：

1.强调基本理论的应用性

我们采用盖均镒编著的《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根据农业院校环境科学专业特色，听取专家建议和学生反馈意见，自编讲义，引用环境科学类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提高对数据分析的实际应用性。另外对课本上面繁杂的数理统计公式进行简化式教学，主要强调公式的实际应用性，忽略复杂的推导过程。

2.课程内容紧密结合学生的毕业方向

根据专业特色，明确学生就业和考研这两个毕业方向。课程学习以毕业方向为指导，就业学生主要侧重学习环境类监测数据的获取和分析。考研学生则更侧重环境类实验的设计与实验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学生认识到学习该门课程与自己毕业紧密联系，会激发学习热情，主动获取更多的知识为就业或考研做好准备。

3.课程内容与时俱进

利用信息网络，强调课程内容的新颖性，把握环境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动向，在理论学习的同时，介绍全新研究方法的进展和前沿领域。并适当结合科研文献，分析新颖的环境类实验设计方法和数据分析方式，给课程学习注入活力。

二、实践教学的`改革

实践教学是环境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学习的重要环节，实践学习培养学生设计实验、全程参与，带着问题主动学习，从而实现对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我院该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主要从课堂实验、参与教师科研课题和分析企业监测数据三部分实现。

1.课堂实验改革

实验课采用自主编制实验教材，学习spss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和推导。适量增加环境科学实验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让学生全程参与实验设计、实验布置、实验管理和实验数据分析各环节，提高综合性实验的效果。其次，以环境实验数据为实例进行分析，实现数据的整理和深层次挖掘。还利用多媒体课件和flash动画仿真技术展示实际生产工艺以及环境类监测数据的获取过程，使得课堂讲解生动清晰，有效提升授课质量。

2.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

把本科学生进行分组，根据环境科学专业的师资情况，分组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结合大学生创新立项项目，培养学生的自主科研思维。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查阅文献，根据实验目的设计实验内容，并安排实验进度开展具体实验工作并分析整理实验数据，培养其创新和科研能力。

3.分析企业监测数据

让学生利用现有的理论知识整理和分析企业监测数据，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课本知识与解决实际问题巧妙的结合。学生自主完成数据分析报告并组织报告展示，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三、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

合理有效的课程考核能考察课程质量和授课效果。本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普遍反应信息量大、公式多、难记忆并计算困难。因此本课程的考核评价体系进行改革，理论和实践知识考核分数各占50%。其中理论考核主要以理解和分析内容为主，多为案例分析题，根据具体实验目的设计实验，或分析实际数据。实践考核主要根据科研训练的表现以及对实际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环境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任重道远，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必定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符合应用型人才要求的环境科学本科学生。

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篇五

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篇六

【关键词】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创新

信息服务是信息机构向用户按一定方式提供信息的过程。信息服务业是指从事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传递、交流，并以信息产品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行业。图书馆是信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属于传统信息服务业。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信息服务业蓬勃发展、许多新兴信息服务机构出现，信息服务格局呈现为多元化趋势。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知识经济的提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社会信息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网络信息资源的易用性和一些新兴信息服务商可直接向用户提供检索、传递等信息服务，使得信息服务日益呈现出非中介化特性。这强烈地冲击了传统图书情报工作长期依赖的信息交流和服务环境，更突显了传统服务的不足。而与此同时，社会信息的极大丰富和网络资源的无序性等更造成了信息过剩与知识贫困并存的局面。社会对于广泛而精深的信息服务的强烈需求一方面向传统的读者服务发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为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变化的社会信息环境中，图书馆要发展，出路就在于探索创新，这是一个关系到本行业发展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是关系到图书馆生存的问题。本文拟从服务模式的角度探讨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创新。

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篇七

每天在医院忙碌的工作着，却不曾对医学人文进行过学习和探讨，直到最近参加了医院组织的《医学人文大讲堂》，让我第一次对“医学人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

本带着一种怀疑的心态去参加这次培训，不知道参加这次培训对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可是经过这一期的培训后，我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就是医学人文的培训非常重要，虽然培训时间短暂，却让我感觉非常的充实而且充满意义。

医学人文，是一门医学和人文学的交叉学科。正如其名，是研究医学与人文关系及从人文观念角度出发对各种医学现象，事件进行思考，总结的学科。

自文明创始以来，人类对于生命，健康的思考就从未停止过，因此有关于医学人文的思想言论自古即有，但较早时期医学人文只是医学的一个分支，一般是由长期或曾经从事医学工作人员自主思考总结得出的一些结论或心得，医学人文长期处于无正式定义阶段。

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对于医学其人文性的思考越来越多，对于生命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刻，这为医学人文的诞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随着医学工作者整体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医学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思考与总结也日益增多，其质量也日益提高，这为医学人文的诞生提供了很重要的学术基础。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真正面对的是患者，而不单单是疾病。在治疗护理病人的过程中，既要讲究疾病治疗护理的个体化对待，也要重视与病人的沟通，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与病人进行有效的沟通，重视病人的感受，这也应该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你把握了患者的想法感受后，再沟通起来自然是水到渠成的。患者知道你明白他，尊重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那他会觉得你开个他的药就是他需要的，那患者对医嘱的依从性会大大提高，那治疗效果也就是你想要的。认真处理好医患关系，将能很好地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

通过这次富有意义的培训班学习，我深深的认识到：白衣天使这一职业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和最与人亲近的职业，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的学科。因为医学本身的对象是人，医学的主体也是人，医学的崇高使命是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正如希波克拉底所说的“了解病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了解他得了什么病更重要” 医学实践强调人的整体性、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诊疗活动离不开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医患配合，离不开来自亲友、社会的帮助支持以及政府保障和宗教信仰的力量支撑。

但是，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如邓伟胜书记在讲课中提到“让医学这一门原本最温暖的学科，在现实中却成了一个最冰冷的职业”。现代医学技术的丰满却带来了人文的缺失，导致了医学异化的发展，即医学越来越脱离了它的本质。如医务人员只注重躯体症状，忽视病人的精神、心理需求；只看到“病状”，没看到“病人”；只注重生物学手段的治疗，放弃心理、行为治疗和亲情关爱；医师的“惜语”，不愿作出必要的解释，不愿多与病人进行语言沟通；病人到了医院后，医生根本没有时间和病人交谈，病人面对的只是一堆检查单等冷冰冰的东西等等。人性化的医学和富有人情味的医患关系被复杂的仪器和先进的技术代替了，医学土壤上的人文种子失去了生命力。这些无不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遗憾。

一个好的医生，就是承诺对病人实施“最好的保健”的医生。现代医生面临的挑战是在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步是强调：成为一名医生，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美国著名医学家、人文主义者奥斯勒指出：

作为医生，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而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会感到医生愿意花些时间对待他的病人。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

如今现实生活中，许多医生都在利益的驱动下，忘记了当初紧拽着右手许下的希波拉底誓言，忘记了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重负，忘记了医生不仅仅是一项职业，更是一种责任。大部分义务工作者缺少这种抚慰病人，关心病人的心灵，导致了很多医疗纠纷的发生。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时刻坚持“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让每一位患者满意，为了病人的一切而用心工作着。”有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相信只要我们多站在病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尊重病人，把病人当做亲人来对待，最终医患关系得到改善的时代终将会来临。

在培训中，邓伟胜书记还给我们讲了医院许多前辈的感人事迹，如一切为病人着想的吴俊主任、待病人如亲人的武爱弟等等，都向我们展示了无私奉献的医学人文精神；这些感人事迹对于我院深化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将具有重要的影响。相信我们的前辈能做的如此之好，我们新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将会做得更好。 训即将结束，正如前学长所说的，通过这一培训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我将认真领会“医学人文”的精神，并将它应用于每一天的工作之中。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篇八

自从c.p. 斯诺、萨顿诸人倡言科学与人文已形成两种文化以来，几十年倏尔过去，论者自论之，科学与人文的歧异，却似乎有增无已。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称：“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生存已构成威胁。”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仅表现在外部，即科学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之间难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因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受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发展，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可靠基础的信心，皆已受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科学的概念更迭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韧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概念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05年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如此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的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学概念，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普遍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如此类。而且新理论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d c ·d r p

其中 d c 为一电子位置测定误差，d r 为其动量测定误差，h为普朗克常数。电子位置测定越准确，则动量测定越不准确。由于直线动量为质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与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能量与具有此能量的时间。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数的值极低，约为6.625×10 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对牛顿力学领域的计算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只此。传统上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普遍性便已成为问题。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而这一切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这样简单分类。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认为，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玻尔认为，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观察它的时候才有位置。相对论的质量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赖于观察者。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适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b 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同的解释理论。哥德尔定理认为：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如果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一致；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也就是对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定义不变的基础上，根据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导出知识体系。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认为，理性与直觉经验是知识的可靠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如果逻辑性受到质疑，则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

批判与反思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反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可靠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远在四十年代，卡尔·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方法论。他否定归纳法，认为归纳根本不存在。知识的获得只是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从来相同。”“动物的知识，前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1972, p.261）既然归纳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他必须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括在这张地图之内。“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他必须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the open universe, london,1982, p.109.) 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然而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策略，不仅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蕴涵于证伪方法之中。“一切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称判断，以及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离不开归纳方法。后来，波帕的学生莱卡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知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科学的发展据称是由于“科学范式”的更迭。科学共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知识，根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接受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方法，而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内，故科学知识的增长没有确切的理性基础。不同时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发展没有连续性。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牛顿体系的“质量”不变，相对论的“质量”根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是相对论的“质量”从属于一个更为确切的解释理论，其说明域超过牛顿力学的低速领域。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概念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于此可知，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蒯因最终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用法中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然而对外在行为的观察、判断、陈述、验证皆必须通过本己的语言。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础。蒯因则认为理论之间没有相通的理性基础，知识的来源只是感觉。“不存在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 ontological relativity, new york, 1969, p.127.）“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我们判断其是否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如此。”(“structure and nature”, journal of philosophy[89],1992, p.9) “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如何，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吾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感觉接受器所受的影响。”( the pursuit of truth, cambridge, 1990, p.19) 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认为，吾人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人为构造物。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彷佛知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缘故。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解释大量地球和天体现象。凡是可用相对论代替这些解释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解释实在的地方。

费耶阿本则反对一切方法。他认为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真理只是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只是由于科学家长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能够把“反对方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他却主张科学不需要任何理性标准，all goes!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 obscene。

晚近的方法论研究，多探寻如何重建理性标准。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如此。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然而他忽略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比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解释之间如何对比，便成为问题。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式进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方法论”，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彻底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大抵在：科学术语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有根据；理论术语无需语义规则定义，并无根据；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有根据；观察语言由对应规则定义，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的渗透；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多半可以解释为，被“标准方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之外的人文价值，实际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科学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代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其次，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此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前提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式，全面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这样的科学，必出自这样的文化语境，和这样的人文理想。科学的发生，出自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利用自然和生产力无关。科学与利用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类，故理性的人类可以全面揭开世界之谜。三，人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自然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现代中文译本《旧约·创世纪》1）

此种观念，显然与希腊思想不同。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兴趣在于求知，而基督教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则是利用控制。希腊人认为自然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过公理系统演绎方式推导出关于自然的知识；而基督教文化则认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须通过经验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揭开自然之谜。惟其希腊的科学理想是演绎推导，故希腊人没有兴趣作实验。欧洲最早的实验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的速度取决于重量的错误理论，上下一千年，竟没有人费神去验证一下。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科学理想上升的时代），才被实验证伪。

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想，却并未因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整体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理想，始终处于西方文化两大渊源的交互影响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的确切理性基础，关于“欧几里德支点”的信念，公理化体系中蕴涵的简单性原则（以最少前提建构理论），以及柏拉图和多数希腊哲学家关于几何形式和谐完美的理想，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说直抵今日。不仅希腊和希腊化时代，而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理论，也大抵（并非仅仅）是此种科学理想的产物。只是不同理论在构成时，对这种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罗密体系在数学上不和谐，才着手对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着圆形这个完美几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椭圆形天体轨道模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数方面的和谐比率：行星矢径在相等相间扫过相等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正比于与太阳距离的立方、行星远日点和近日点之间角速度的变化用乐谱形式标出。牛顿正是继承此种思路，从行星运动定律中导出具有数的和谐的万有引力定律。现代科学理论，如电磁场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统一场论，巴尔末公式，量子力学矩阵方程，分子生物学大分子立体结构理论等，皆与上述人文理想或本体论理念有关。科学家往往认为，数学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价值。迪拉克正是在对称和谐的美学理想推动下，预设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仅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而且科学理论的建构，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学前设（如自然规律性、齐一性等）为必要条件。此外，科学理论的建构，往往以美学理想或本体论理念为出发点或启发动力。再者，科学共同体所遵守的规范体现某些伦理价值，以及诸如此类，也是科学中的人文理想，此处不遑多论。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二特点：既开拓又限制理论的视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潜前提或背景知识的形式影响理论，鲜有作为公理或辅助假说而纳入公理体系者。

价值与事实

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中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的分离，已受到所谓历史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彻底批判，至于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在普林斯顿演讲，听众中有人提问：你的口气彷佛说科学和理性及实在有关？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见，大抵认为科学陈述为工具性，也就是对科学中的事实原则十分怀疑。此与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皮尔斯主张，真理的界定最终是协议的产物。杜威则称，一切知识皆为工具性。此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r.罗蒂称：“科学根本不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而是‘人们协议’的典范。”(r.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 cambridge, 1991, p. 39.) 费耶阿本宣称，科学真理只是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以及诸如此类。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科学理论构成中，确实有价值因素，科学有隐含的或自觉的价值原则，已如上述。科学的所谓观察语言，并非中立。观察术语由理论定义。例如按照所谓标准方法论，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一个公设是：(x)(gx qx) ，读为“凡气体皆为分子组成”。其中观察术语g被该理论的语义规则定义为“一个气体标本的属性”，这样，对应规则语句中的观察术语也就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中立语言了。然而尽管如此，成功的科学理论，总是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有着操作性的对应关系。这种操作，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同样实现。一个科学实验，不论其程序设计、仪器制造、观察条件受到如何的理论影响，也不论其结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论诠释，然而同一实验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重复，也就说明该实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理论“渗透”观察，也不必然影响观察的有效。著名的实例是太阳中子接收实验。这里，“弱互作用理论”既是设计接收器的观察理论，又是待验证理论。按照“循环验证”的假设，实验结果应与理论的预测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并不一致。一个科学理论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公理系统。一个实验不可能验证全系统，而是验证其未知部分。只要观察理论没有影响这未知部分，便不会影响实验的有效。

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是科学的两大原则，不可偏废。价值原则体现于本体论或基本前提。事实原则虽然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却贯彻于理论和观察的全过程。无论解释理论、观察理论或观察操作，皆必贯彻事实原则，科学方能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发生可操作的对应关系。勿论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导中涵有如何的价值因素，也勿论观察与证据中涵有如何的诠释成份，在理性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的引导下，科学家总有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诉诸最可信的理由和证据，在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扩展中发现和纠正错误，对发展中被人理解的实在之结构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认识与真理

事实原则使科学诉诸理性、逻辑和经验证据。理性作为秩序原则，其内涵在历史中有所发展，但迄今并未能废弃秩序原则。一切所谓非理性的力图废弃秩序原则的论证或语句，只要能让人明白，必诉诸秩序原则，而秩序原则的核心便是逻辑性。

逻辑性是蕴涵于语言中的基本约定。逻辑理论在历史中发展，人对逻辑规律的理解不断深化，但只要语言尚在，逻辑性亦不可废弃。笔者曾做过一个非实验室条件下的简单实验。对象是一岁半到两岁、正在学会说话、智力发展良好的儿童。方法：一，以纸板做成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二，以圆形出示一个儿童，教他（她）说“这是圆的。”重复几遍，直到问他（她）：“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说出：“这是圆的。”三，以同样方式教会他（她）认出正方形。四，出示圆形，问：“这是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是圆的！”然后出示方形，结果大抵相同。上述实验或者有助于说明，逻辑性乃是与语言同时学会的一种基本约定。语言在，逻辑性便在。逻辑规律和理论，是对逻辑性的体系化。正如其他理论，逻辑理论也可错，可发展，可纠正。有人或者认为，哥德尔定理之类的数学理论已经证明矛盾律无效。其实哥德尔正是严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导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哥德尔定理仅仅否定在一个数论体系内部证明该体系一致性的可能性。当代对逻辑性已有前所未闻的深刻理解，这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放弃逻辑性，而在于：不可将逻辑视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验保证。人所知道的逻辑，是人类语言约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则及其体系化，却未必是世界结构本身的秩序原理。目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处于初级蒙昧阶段，这个问题，由于缺乏整个世界的资料，根本无法回答。以人类语言约定的秩序原理来规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无理强制。此种倨傲是欧洲理性主义的致命弱点，其渊源既出自宗教信仰又出自更古老的本体论。所幸者，现代人类智慧对此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遵循现有的逻辑规则，来进行一切思维和操作，同时又不能以此来预设一切必然性。在研究的一定阶段，凡依据充足理由和证据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论与当时逻辑信念是否一致，亦应接受其必然性。量子理论修订分配律，便是一个实例。正如我们不可能为信念提供证明，却必须接受价值原则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逻辑原则，因为若没有这些原则我们连一步也迈不出去。这便是人类理性的两难处境。

那么科学知识有没有真理性？如果科学理论有价值前设，观察受理论影响，而逻辑是语言约定，那么如何保证科学知识不是循环论证和验证，而是对客观实在的结构之认识？这已经涉及认识论及真理标准问题。自本文目的而言，仅能最扼要地陈明笔者的理论。

人与世界的接触，仅能通过感觉接受器，而感觉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简单的印象。即使简单的印象，也已经加工组织过。世上没有纯粹的感觉。感觉中涵有预期，而人的预期受语言中的观念影响。连什么是“正常”的感觉，也由不同的理论规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马赫的感觉要素，牛顿的绝对时空，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阳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响人的感觉。同理，科学通过观察与世界的接触，无论感觉的范围倾向，仪器的构造，抑观察的方法，皆受理论的规定。建构理论必须通过秩序原则、价值原则、事实原则等等，以及特定历史中的知识构成、科学规范，加以个人的灵感创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内的因素。“从经验到基本假说没有逻辑通路。”最后验证必须通过证明理论。归根结蒂，科学并未与实在本身发生任何接触。科学的一切活动，皆在人的.理性、价值、语言之内。“我的语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种理论可以通过不止一种逻辑来公理化，理论不等于理论的陈述。一个实验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重复。科学的应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语境。凡此皆说明，科学知识并不绝对囿于语言之内，而与“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操作性的对应关系。科学知识的这种客观性，不是“协议”、“工具性”、“循环验证”所能够解释。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知识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则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学知识的获得，便是人类本身的秩序原则，加上种种辅助原则，与理论指导下观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间，反复对比验证的结果。换句话说，便是人与世界之间主客互动的理性求知活动之结果。世界的实在性，天人之间主客互动，理性求知、知行不离、动态综合的真理标准，这些观念皆来自中国的文化理想。真理的标准并非单一静止的“符合”、“一贯”、“工具”，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的系统性对比。真理不是静止的“上帝之眼”所获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过程中的必然联系。没有实在客体，便不可能有这种互动，也就没有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协议或工具。然而实在并非物自体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根据自身的秩序原则和理论设计而观察到的实在，这实在已经包涵主客互动。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无穷过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静止的一贯。这无穷互动包涵可错和自我纠错，主体的认识恒常指向实在，益趋真切，故具真理性。这种互动又并非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认识之后，犹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这种互动便是认识本身。

中国文化的机遇

如果希腊的人文理想和基督教信仰曾经启发出如此辉煌的科学创造，我们中国的伟大文化为什么不能启发出同样伟大的科学？诸如惠施十事之类的精微思辩，较之古希腊的形上思辩，并无逊色。墨经逻辑之缜密，亦不逮于古希腊逻辑。老子的本体论足以睥睨欧洲。儒者的求实精神，亦应有利于科学的建树。中国古代不具备发达的公理化系统。然而明朝已经引入欧几里德几何，亦未见科学之出现。大概总体语境不利于认识主体的成熟，似是一大问题。古汉语结构不用系词，难以运用逻辑常词，也是大问题。此外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以及社会权力结构难以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问题。

至今高唱不休的所谓天人合一，如果辨析不清，对我国的科学教育，弊端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说姑且不论，所谓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两派旧说。天人一物，似源于庄子的所谓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体验。程颢颇发挥之，如：“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语录》十一、二上）陆王不必论矣。此种神秘体验，作为个人体验固无可非之，作为美学意境更是灵感的一大源泉。然而若是成为国民意识的一般语境，始终处于主客不分的囫囵状态，则不利于主体意识之成长，对于科学理性、契约精神、民权思想之养成，皆有阻碍。

所谓天人一理，则邵雍、张载、程伊、朱熹诸理学家皆发挥之，实为理学的一大理想。本义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与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称：“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载：“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种理想，作为个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蕴涵的主客之分，以及天人之分，往往被人忽略，而此种忽略在舆论中的弊害则甚大。中国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对于养成主体意识及科学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义理之天。既言天人，则天人已分。朱熹《仁说》：“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这主宾之分，十分要紧。将自然视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学。如果成日家泛言同体，惟有含糊昏缓而已，何时方能全面揭示自然之奥秘？古人论主客二分的地方极多。比如老子论为道，则主直觉，反用智，但是论及观察万物，则明显主物我之分，以及分门别类用心观察的科学精神。如：“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经》论及主客及求知甚明白，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王冲《论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程颐：“致知在格物……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语录》十八）王夫之《尚书引义》：“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总之，以主体立场详细观察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只是没有独立于人文学术而自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已。

自然与人的关系，既有对立紧张的一面，又有一体和谐的一面，必须全面领悟，不得偏废。西方自中世纪以后，乃全倾向于对立与利用自然，于是视科学为对自然之权力。f.培根的名言最为代表：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科学本身便是权力。） 中国传统则几乎顷全力于一体和谐之说，几只有老子指出自然的严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古代几乎只有荀子讲制天，亦即利用自然。实际上，人类的行为便蕴涵着天人二分与利用自然。人只要有消化管道，便不得不消耗自然资源。人只要有美化生活方式的要求，便不得不加剧消耗自然资源。由于西方的科学与价值脱节，对自然的片面领悟，以及自我和消费主体的畸形膨胀，已经造成滥戕滥用自然，不顾人类整体利益，毁坏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

也恰恰在这里，有着中国文化理想的机遇。我国文化传统有着恢弘深邃的内涵。文化的发展固然有着许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因素，不可能简单地按照自觉意志的指引而进行。然而只要摆脱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国学陈规，而从人类历史趋向和当代人类需要的广阔视野去体认之，也就可能发现中国文化新生的机缘。科学，市场，法治，乃是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世性的体制，也许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的文化理想，只要经过正确的诠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中国文化观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国人既把天视为可宰制可利用的对象，又视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庄子·知北游》：“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 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不胜枚举。这便蕴涵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认为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性质，人可以认识而预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有常而诚，实即内在理性。《说文·言部》：“诚，信也。”而 《人部》：“信，诚也。”这里《说文》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字汇·人部》：“信，不差爽也。”《广韵·震韵》：“信，验也。”不差爽而可验的常行，即秩序原则。实在之内的有常以至其诚，即世界内在理性也。对自然的认识，既要以经验的方法格一物复格一物地无穷反复进行，而最终理想又是类似统一场论式的全面揭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标准，便是人的理性原则与人所可能发现的自然秩序之间，无穷主客互动的对比。

结语

不同于技术，科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创造需要灵感，而灵感要求那生我养我的文化沃土为源泉。譬诸音乐，如果中国的作曲家恒常依据西洋的音乐动机去谱曲，能作出伟大音乐否？科学创造，其理一也。欧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如今，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却恰可补其不足，而取其所长。这里便涵有中国文化的机遇。曾有人放言高论，称二十一世纪为中国的世纪。此语应作何解？“中国的”总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国的”似应指中国的贡献。贡献又在何处？仅仅亦步亦趋，可乎？仅仅“强大”，而无精神创造，可乎？没有科学的伟大创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国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义矣。

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不必斤斤于复述西方的理论，亦应以严格的形式化方式，创建新式的科学方法系统。中国的科学家，亦应汲取中国文化理念，创造新的科学理论。一二西方科学家已经在如此尝试。将人文理念，以自觉前提方式纳入科学理论的尝试尚属少见，然而也不是绝对没有。如玻姆的量子力学理论便是。（见david bohm, the undiv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1993.）

这里便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人文与科学分离的问题。不论外部抑科学内部，对此种分裂现象，提供解决的途径，皆离不开教育的改进。中国的科学家，在其教育培养中，应接受中国文化的陶冶。其实，一般受教育的人，皆应接受此种陶冶，同时接受科学的洗礼。中学，至少高中，应设逻辑演算课程，以及初步的科学思想概论。其语文课中的文言文比例可增至六七成，以思想为主，力避浮泛模糊之辞，以使少年早日窥见中国的宝贵思想，不致处处低伏于外来的无根思潮。大学低年级应设文理科共读的，与科学史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以及以中国为重点的世界思想简史。加之舆论的正确倡导，或可培养出一代新人。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之类的高论，或者稍有实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