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观经济分析报告通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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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经济分析报告通用一

[关 键 词]非营利组织 政府 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张雪，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6）02-0025-09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①它们不仅在数量上得到了迅猛增长，同时亦在市场和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场被萨拉蒙（lester n）所称为的“全球结社革命”②也同样掀起了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又一高潮。

我国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过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发展而得到不断深化，与此同时，由改革开放而逐步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以国家作为管理和分配资源主体的“国家社会保险”制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单位制”的解体使得来自民众的保障等需求而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多样的社会问题因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积淀且亟待解决。此时无论是就简政放权的政府而言，还是就在原体制下难以完全实现自身社会需求的民众来说，亟需寻求政府之外的力量来承接政府剥离的职能。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参与者、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各类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可以说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然而，不难发现，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路径相较于借助教会和宗教力量自然形成并逐步发展的西方非营利组织经验有着明显差异，我国非营利组织经历了断裂与重建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政府“催生”的产物，所以二者之间关系形态不仅影响着前者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我国非营利组织研究难以回避的议题。为此，学者们以不同理论作为分析起点来回应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本文分别选取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从不同侧面梳理分析二者间关系的研究成果。

一、 分化与整合：以关系研究为中心的宏观视角

在宏观层面，政府的实践特征①被隐去，其与非营利组织间的互动被置于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阈下进行讨论，其中公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是最主要的两个理论框架。前者是“社会中心”的拥护者，它将社会与国家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区隔与分化，社会不仅能够自我管理，还被赋予了监督和制约国家的权力，必要时甚至可与国家权威进行抗衡；后者则是“国家中心”的捍卫者，它强调将构成公民社会的各类组织利益整合到国家决策结构中，认为政府的权威能以有序的制度化安排限制和避免无序的冲突。

（一） 公民社会理论

从建国以来形成的“极权主义”②研究框架，到后毛泽东时代因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格局变化而发生的国家——社会关系重构，中国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从来都是外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东欧政治版图剧变，所反映出的“公民社会反抗国家理论”给予了研究者极大的信心，使奥斯特加德（clemens stubbe ostergaard）将公民社会理论引入了中国研究。③学者们再次聚焦于与东欧曾拥有相同政治体制的中国之上，希望能够从中发现公民社会的影子，并以此来证明中国正在经历民主化的进程。④

然而学者们很快发现，“公民社会”这个发源并生长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在用于中国研究之时却陷入了困境，他们难以在中国找到能够与“公民社会”相契合的、具独立性的组成，更毋庸说是发现其制衡政府的经验根据了。这就使得学者们不得不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类似“准市民社会”⑤——一种处于极权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或“国家引导的市民社会”⑥——在权威体制下社会处于国家管理之下的一种互动关系，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给予特定的解读。另有部分学者通过研究我国民间组织“曲线救国”地考察中国公民社会生成与发育的潜在因子，他们一方面承认公民社会的发展因国家力量的介入而受限，但另一方面更着力关注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层面公民社会的主要构成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活力，以及其在培养公民意识和民主观念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⑦⑧⑨非营利组织的大量涌现恰恰体现了“公民社会”的组织特征，它们不仅使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得到扩展，①②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形成。

公民社会理论范式在研究我国现实中解释力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关系和我国有着明显的差异。受“家国同构”传统政治形态的长期影响，“社会”领域的搭建被忽略，二者之间呈现一种国家权力渗入和控制社会的整合特点。因此，一方面中国还未形成构成公民社会的独立部分，我们至多能够在这个“前公民社会”③状态中发现具有公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所行动，但是却难以寻得足够支撑公民社会运转的整套体系架构的形成；另一方面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兴起是基于“全能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主动让渡和分权的结果，④这些都决定了它们难以平等的姿态实现与政府的互动。

我国学者较海外研究者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更多是以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为起点，认为其虽然是“专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搏斗的人的领域”，⑤但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应聚焦寻找“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平衡点。⑥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回应，邓正来和景跃进指出国家干预公民社会，化解其内部矛盾和冲突是必要且合理的，“良性互动说”的提出与黑格尔的国家控制下的市民社会也颇为相似。⑦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属性是理解其公民社会特点的又一出发点，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概念也被多次用以探讨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特点。⑧⑨

（二） 法团主义理论

研究者们对中国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判断似乎一直在犯着“极端主义”错误：早期西方学者在主流共产主义国家分析范式下审视中国，在这一范式设定下，中国的社会随即消失在极权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之中；⑩至东欧剧变起，挖掘中国公民社会初建的特征与信息成为了主要研究趋势，由片面信息拼凑而成的公民社会化进程全景夸大了社会独立、自主的意识与能力。11然而，中国的“社会”既不是极权主义论中一种唯名的存在，也并非公民社会理论下被神话的第三域。经过一番有关我国公民社会存在与否、能力强弱的探讨后，学者们发现，在特定国情之下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力量都不能小觑，传统模式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家社会关系特点将法团主义视角引入了大众的视野。12

根据控制权力的不同，斯密特（schmitter）将法团主义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13学者们遵循着斯密特所搭建的谱系对中国展开了多样考察，主要形成了三种类型的观点：

首先是以托尼·塞奇（tony sich）为主要代表的“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政府控制社团程度较高。塞奇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社团组织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一方面国家通过前者的法团化来控制社会，另一方面社团组织以服从的策略提升自身实力和地位。①无论是受控、逃避，还是依靠和借助国家政策，都足以说明其间国家控制力量之强，“国家法团主义”特征显露无疑。对中国“国家法团主义”判断的又一有力论据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条例》的颁布。两部条例中所涉及的内容及规定与法团主义特征有着不谋而合之处，②不仅初步建立了国家控制社会组织的机制，同时也是国家法团主义开始的标志。③④

其次是独具特点的“国家法团主义”模式，⑤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社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较先前有了质的改变，但这种国家法团主义具有明显的中国印记：一方面，在特有体制下，国家通过准入制度、审计等方式仍对社团发展的各阶段进行着管理；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家法团主义不仅存在于中央政府与社团之间，同时也延伸至乡、镇等，使地方政府与当地社团间关系也具有了法团主义的缩影，从而在地方层面形成了“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⑥⑦再者，中国处于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二元结构，其中国家的角色同时掺入了执政党的因素，故最终形成了中国国家法团主义政党参与下的“社会主义法团主义”。⑧⑨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授权、控制和垄断性三个维度，根据政府占据互动主导地位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四种理想国家法团类型，即“强制性国家法团主义”、“依附性国家法团主义”、“梯次性国家法团主义”及“策略性国家法团主义”。⑩

最后是“社会法团主义”学说，在中国“国家法团主义”之下所蕴藏的“群众性团体”，与基层群众共同作用，为一些社团逐步转向“社会法团模式”提供了可能，11而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等必备条件的成熟，“社会法团主义”必然能够得以实现。12

二、 环境与能动：以组织研究为中心的中观视角

宏观研究虽然占据并引领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研究的主流，但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而产生的解释困境与研究局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探讨了公民社会理论工具应用的适切程度，批驳了法团主义将国家社会关系“动态过程简单化”倾向之后，13一些学者将“国家——社会关系”这一宏大叙事的方法暂且搁置，转而以组织的视角重新出发，并以此来分析组织意义下的非营利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70年代，组织理论如代理理论、新制度主义、资源依赖理论、种群生态学等理论纷纷发展，将组织社会学推向了一个发展高潮，并引领了组织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转向——开放系统模式研究，将环境因素对组织的影响、与后者的关系作为研究的核心。其中在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两个视角下，一方面还原了政府最初的组织属性，将其与非营利组织置于一个开放的组织间模型中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制度”与“资源”是这两个理论研究重点，这不仅是非营利组织研究离不开的两方面，而政府又是制度制定与资源提供的最主要方。因此，资源依赖理论及新制度主义视角被广泛应用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的互动研究。

（一）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都是难以自给自足的，大量影响其生存发展的资源存在于组织所属的外部环境中，组织不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①这一假设强调了环境之于组织有着重要意义，后者需要通过吸收、交换等方式从环境中得到所需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组织不仅因需要汲取资源而受制于环境，同时也因向其他组织提供资源而与之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遵循了这一逻辑，基于“政府失灵”的非营利组织发生学理论，或源自政府职能转变的切实需求，都说明了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他功能可以作为一种能够替代政府原有职能的资源。如此，二者之间因均掌握了对方所需的优势资源而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②这不仅扭转了非营利组织被动的单向服从地位，③并且充当了政府亟需的外部环境。

然而，我国非营利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资源交换、依赖显然还未能呈现萨德尔（saidel）所提出的“较强对称性”特点，④相反的，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物资、经济方面的依赖自不用多说，除此之外，政府及其官员的“名人效应”、公信力等政治资源也是非营利组织所需求的，这就使其在较广范畴和较深程度上对政府资源有着强依赖性。另一方面，就政府而言，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不可替代的，在与事业单位共存的环境中，非营利组织的组织优势难以体现。⑤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主要由非营利组织指向政府，这种资源逆差构成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⑥

组织参与环境互动的另一有效方法即是借力于政治机制，利用所属的较大的社会系统制造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环境。组织通常可以通过参与选举活动、向各级政府游说、雇用曾任职于政府部门的官员等方式来达到运用政治影响的目的。⑦在中国“大政府”、“强政府”的现实中，政府不仅对包括非政府属性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同时还兼有赋予或削弱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的权力。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非营利组织多选择“去政治”的策略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⑨即便是一些极具抗争传统的环保组织的例子，⑩也丧失了原有的特质，“参与政治”似乎成为了不切实际也绝非理性的选择。而“聘用曾任职于政府部门的官员”在中国也有着另一番景象，它并非普费弗尔（pfeffer）所描摹运用政治影响的方法，而是政府通过“委派”而将控制权力延伸的手段。马迎贤就曾指出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双重管理体制”之下，理事会所应有的职能在“主管部门”的权力影响下消失殆尽。①政府在资源、权力方面绝对的控制力抑制了非营利组织自主能动性的发挥，所以有学者提出非营利组织应当以市场为导向，通过顾客本位的思想适应和减少组织外部环境的控制。②

（二） 新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视角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后者“合法性”的研讨上，制度学派结合了韦伯和帕森斯二者对“合法性”的释义，既包括了法律等至高层面的权威塑形作用，也融合了环境的文化特征品评。③④⑤合法性机制在约束组织行为的同时也可助其提高社会地位，促进组织间的资源交往。因此高丙中将社团的合法性分解为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社会（文化） 合法性，⑥这一概括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

法律合法性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狭义合法性概念，尤指非营利组织依法注册成立而获得的合法性。林莉红指出合法性在现代法治与法制语境下应释义为“合法律性”、“正当性”，并从法学的角度将这种“合法律性”的合法性概念进一步细分为宗旨合法性、活动合法性和组织合法性。⑦

政治合法性对非营利组织的意识形态作出了限定，要求其必须符合国家的思想价值体系。行政合法性的获得则以遵守行政部门规章制度为前提，可以说是政治合法性的具体体现。具有官方背景或体制内生的非营利组织借由体制而生，对政府资源、人力等的依赖是其寻求合法性的根本原因。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非营利组织，组织本身的民间性与自发性在某种程度上与行政秩序存在着微妙的张力，但或是以控制自身规模来示弱并宣告忠诚，或是以配合政府工作淡化政治来获取“去政治”的自主性，⑧或是选择“镶嵌”于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提高在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地位，⑨极力弱化或粉饰非营利组织对政府具有威胁性的一面，以克制的姿态迎合以获得信赖是多数组织的选择。政府对制度和资源上的控制和裁量权使行政合法性成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一种合法属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法律合法性的缺失可以通过行政上的合法化来弥补，这对草根组织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行政合法性是政府所赋予非营利组织的认可，而社会合法性则是与民间规范相统一，来自社会的认可。服务社会公共利益是非营利组织的本质属性，这也说明了社会合法性是“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即使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也不能忽视社会合法性的规范，体制内的社会组织不仅对国家而且对社会环境也有着一定依赖，需要从社会汲取资源，获得支持与认可，⑩田凯对中国慈善组织进行研究之时所发现的“非协调约束”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11非营利组织因其自身性质、目标、愿景等的不同对合法性的依赖与需求也有所差异，但社会合法性是统合各合法性关系的根本原则。12

制度环境以合法性规制组织行为，并以趋同现象作为影响组织决策与行动的表现，因此趋同现象成为新制度主义应用于我国非营利组织研究的又一主题。张耀华借用迪马奇奥（di maggio）和鲍威尔（powell）提出的三种导致组织趋同的机制对深圳市社会工作机构的同构现象进行考察。①他指出，深圳市社会工作的发展源自政府的推动，借鉴香港先进经验，同时注重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进程，这些因素促成了强迫机制、模仿机制以及规范性机制的形成。亦有学者认为新制度主义有较强的解释力，并运用它考察了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在趋同现象中的作用。②

三、 行动与策略：以行动实践为中心的微观研究

以宏观理论作为研究工具有两方面的弊端：一来注重关系判定，以静态示人，从而忽略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互动中你来我往的实战交锋；再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其与政府间的关系多有不同且不断变化。③因此有学者提出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应当关注组织在特定制度下的行动，④将政府与组织都放逐于“实践”的微观层面，以动态视角反观二者的互动。结合文献发现，法律合法性是影响非营利组织受政府部门接纳程度、决定二者互动模式的重要因素，故下面以此为据分别对草根组织和具有官办背景两类组织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

在中国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权力结构之下，非营利组织难以脱离政府的支持而独自谋求发展，⑤学者们通过对草根组织个案的实证研究虽然发现了形式繁多的行动策略，但其实质是在不断寻求“合法化”的过程，归结起来可概括为四种方式：首先是与政府保持一致，甚至积极寻求国家体系的吸纳，环境保护组织常被视作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⑥但在中国“分类控制”⑦的管控设计下却舍弃了抗争与制衡的特质，转以支持国家总体目标与政策的行动来换取行政上的合法地位，以及组织自身相对的自主性。⑧⑨⑩其次，基奇-马克思（keech-marx）曾指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依赖于国家的支持，至少是容忍的态度才可能得到生存机会，11而政府对草根组织“非法”存在采取默许的态度，这主要要归功于后者的“自我克制”，12它们在强化自身助手作用的同时弱化或隐去压力集团的角色。再次是活用“关系”，政府和草根组织之间存在着“社会潜网”，13一方面政府通过不断向草根组织渗透这种“非正式政治”来实现“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效用互惠”，同时草根组织通过私交等对政府的“非制度性依赖”，14以非正式渠道实现正式规章下不能之事。最后是精于服务以谋求社会认同，具有存在的价值性是中国草根组织生存的前提，①通过提升服务绩效和注重汲取社会资源等获得政府以及社会的认同和信任感，②并以此改善制度与资源双重制约下的匮乏局面，获得发展有利条件。

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和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组织发端来看，这类组织的出现与政府改革具有密切的关联，它们或是由党政机关直接创办，或是由体制内机构转变而来，③是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④从资源方面来看，组织的各种物质资源、组织资源等来自于党和政府相关部门，且在其权力控制之下；从功能角度来看，此类组织承担着党政机关之前的任务职责，以政府的附属机构的角色发挥着作用；⑤从组织架构来看，为了达到对组织的持续监管，组织的领导层往往由政府部门委派，或由退休领导出任。具有官方背景的非营利组织所表现出的是“制度的双重性”，⑥在其看似独立非营利组织属性的表象背后是寄生于国家体制、与政府休戚与共的内质。此类组织处于一种高度依赖政府的状态，它以组织宗旨和总体目标服务于国家体制作为交换谋求国家的保护，使得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陆艺艺（yiyi lu，音译）曾挑战了这一观点，通过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官办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指出，具有官办背景的非营利组织也有寻求独立自主的愿望，具有“依附性自主”的特征。⑦但以“依附”为前提的“自主”却恰恰向我们表明了官办组织虽努力改变和政府形成的受控关系，但却仍无法完全脱离政府而获得真正的自主。

四、 总结与评述

中外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做了丰富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和了解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境况、面临的阻碍等议题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这些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为重建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提供参考。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也发现一些问题值得提掇出来探讨与商榷。

首先是宏观层面两者关系界定的困难与理论适切性问题。在以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为主要视角的宏观研究中，“国家”和“社会”作为两个独立的研究主体被拿出来进行讨论，这不禁让人思考，“社会”的边界在哪里，它是否业已在我国建成？这是众多学者想要探讨的问题，也是国家与社会视角的研究基础，但反观我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却缺少了公民社会的参与，⑧国家和社会之间虽然有分化的趋势，但实际却经历着“分化——整合”的同一进程，⑨两者未能真正的分离，这就使公民社会理论或者以公民社会初建为理论前提的法团主义，均在解释我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中缺少了基础和立场，也使宏观研究面临挑战。

另一方面，从国家与社会视角入手，通过对现象的总结最终得到一个有关二者关系的静态判定结果，而在此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策略、行动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外部环境变化都被忽视了。当然，宏观的研究视角也难以洞察到组织的微观行动，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开展研究的意义了，虽然总结性分析能够帮助我们厘清非营利组织现阶段发展境况，但是难以为第三域的后续发展指明方向。

其次是中层理论研究中组织能动的缺失。以新制度主义为视角的研究围绕着有关“合法性”的讨论愈走愈远，政治以及行政合法性成为了他们解读非营利组织行动的依据，无论是具官方背景的非营利组织还是草根组织，在这一视角下都以迎合政府要求而展开，它们或是服从主管部门规制，或是选择“去政治”的方式，抑或是主动寻求“吸纳”，并以此来争取政府信赖，获得发展先机。这一部分研究中，在过于强调对行政合法性讨论的同时忽略了对社会合法性的关注，非营利组织的自主行动的可能和宝贵经验被忽视了。

如果说组织所表现出来的被动是新制度主义理论假设使然，那么借由资源依赖理论而开展的研究应更多关注于组织与环境的互动，注重组织适应、改造和重塑环境是该理论的优势与特点所在。然而在我国学者的分析中，资源依赖多被看作是一种非营利组织在资源制约下的依赖状态，而对其采取何种策略，如何改变依赖状况加以关注。在这种悲观预判下对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进行考察，不仅是对资源依赖理论的片面理解和运用，更是对结构与行动相互作用的错误分析。

前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也使我们反思。基于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非营利组织是具有能动性的，当它所依赖的外部环境或社会结构难以适应其发展的时候，它便有塑就更有利环境的要求，我们应当关注非营利组织在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注意发现非营利组织参与环境，甚至改变环境的能力和经验。另一方面，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并非是基于某种固化状态下的影响，不应仅仅以静态关系判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在互动中不断形成新的关系模式，所以应以动态发展的视角理解这一过程。

（责任编辑：徐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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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经济分析报告通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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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宏观经济学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宏观经济学课程难度偏大，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该课程教学效果不佳。翻转课堂教学法为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方向。宏观经济学课程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存在着一些问题，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优化措施，包括小班化教学、在课堂上进行精简的考核、将课堂表现与平时成绩挂钩、提高平时成绩所占比例等。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最早由学者baker正式提出，其重要的教学理念变革在于将传统教学中的课堂和课外的学习内容进行对调，这也是其得名的由来。[1]具体地讲，就是教师将课程基本知识点以视频资料的形式传送给学生们，让他们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课堂教学则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开展基于问题和实践的主动式学习，包括问答、知识发掘与讨论、案例分析、实验等。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教学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从理论上来讲，翻转课堂为学生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教学的学习方式，学习不再是“线性”的被动的填鸭模式[2]，而是更加注重学习的发展性、参与性与异步性，能够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要。[3]学生能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灵活地安排课外学习，消化课程内容。[4]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使学生能够进行深入思考，独立学习，促进学生之间进行互动，还有助于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灵活调整授课的范围和难度。已有研究发现，翻转课堂提升了学生对课程教学的认同度。[5]

然而，目前翻转课堂模式远未成熟，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实践尚少，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根据该课程的特点，归纳了针对该课程实施翻转课堂教学的必要性;然后，研究了该课程在翻转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优化措施。

(一)宏观经济学课程具有重要地位，提高其教学效果意义深远

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而言，宏观经济学课程属于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础理论、分析方法和理念，理解国民收入、失业、通货膨胀、进出口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认识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过程与特征，体会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所以，该课程本身决定了学生的经济分析能力。

除此之外，作为专业基础课，其与后续的多门专业课具有紧密的联系，学好宏观经济学，能够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也使学生树立了学习本专业课程的信心。宏观经济学也是财经类专业研究生录取考试必考内容之一，关系到这些专业的学生能否继续深造。

总而言之，通过教学改革提高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对该课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近年来兴起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可行的路径。这一新的教学模式在多个学科的许多课程教学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通过改进和优化，也能够得到最适合宏观经济学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必要通过翻转课堂的改革，提升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难度偏大，需要通过翻转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发现学生对该课程存在普遍的畏难情绪，认为该课程难度较大，在知识体系的把握和知识点的融会贯通方面存在较多障碍。宏观经济学之所以给学生以难度大的印象，原因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学流派较多，不同流派观点不同、逻辑各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混淆不清。具体而言，现代宏观经济学发端于凯恩斯的《通论》，认为市场经济经常处于失衡状态，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减少经济失衡的代价。但货币主义者、理性预期学派、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则反对凯恩斯的观点，不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而这些学派彼此之间又存在诸多差异。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准确把握不同流派学者的理论和逻辑确实很困难。以总供给曲线为例，就存在着古典的与凯恩斯的总供给曲线之别，其推导过程和曲线的形状都截然不同，而学生对类似内容往往难以理解透彻。

第二，宏观经济学内容较为丰富，涉及多个市场的分析，包括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市场之间相互影响，模型较为复杂。在分析的时间范畴上，又分为短期的经济波动分析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分析，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些都增加了宏观经济学的学习难度。

对于宏观经济学这类难度较大的课程而言，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传统教学模式采用课堂教授、被动灌输的方式，对于这些看起来既困难又枯燥的授课内容，学生很难持续地专注于听讲，一旦遇到无法理解之处，往往容易失去听课的耐心和兴趣，转而悄悄做其他事情(例如玩手机、看课外书之类)，有的学生甚至还逃课。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采用全新的主动式学习模式，通过课堂的引导、讨论、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从而使得课程的知识点不再枯燥与抽象，而是变得更加具体与有趣，自然有助于提升该课程的学习效果。

(三)翻转课堂教学能够提高学生对该课程的应用能力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这皇冠上的明珠。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代，自诞生之初就致力于解释宏观经济的运行，解决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该课程是致用之学，而非象牙塔里的玄学。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真正理解宏观经济运行规律，能够理解政府如何运用经济政策恰当地调控经济。然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即使是那些考试成绩较好的学生，他们也更多的是依靠机械地记忆知识点以应对考试。对于知识记忆型题目，答题状况较好。但是，对于灵活应用型题目的解答，他们往往捉襟见肘。

翻转课堂模式有助于解决这一困境，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由于将知识点的学习移到了课外，在课堂上，教师就有充裕的时间引导学生将课程知识与现实经济相联系。通过实验、案例和研讨的方式，知识点变得鲜活起来，学生们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宏观经济的运行，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去思考问题，提高对于经济问题的直觉和洞察力。这种效果是传统教学模式所难以企及的。

如果仅仅按照最一般的模式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即课前给学生发视频资料，课堂组织学生开展主动式学习)，教学效果较差，甚至难以顺利开展下去。这是因为，在这种最简单粗放的翻转课堂流程中，教师失去了对学生的监督和激励，导致部分学生偷懒、浑水摸鱼、表现消极等。具体而言，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两种：

(一)部分学生不愿进行课前自主学习

课前自主学习是翻转课堂教学开展的基础，但部分学生不愿参与。在高考录取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高校难免招收到一些学习习惯较差的`学生，这些学生的主要表现就是自制力较差，很难积极主动地学习。这部分学生在传统课堂中，在受到教师的严格约束时尚能勉强听讲，但在翻转课堂模式下，课前的自主学习对他们而言等同于放任自流。即使他们也去教室上课，但因为缺少了前置的重要教学环节，无法参与课堂主动式学习，最终，这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比接受传统教学方法的情况还糟糕。如果课前不参与自主学习的学生人数比例较高，可能导致课堂教学无法开展，致使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走向失败。

(二)缺乏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是主动式学习成功的保障，但在缺乏监督和激励时，学生表现不佳。中国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已经养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习惯，那么，他们对于翻转课堂中提倡的主动式学习的第一感受必然是不适应，他们不愿意主动发言，羞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也不知如何与其他同学交流思想。因此，教师必须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主动式学习的积极性，激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大胆回应教师提出的问题，认真完成教师设定的课堂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学生真正完成翻转课堂的积极主动式学习过程，实现比传统教学更好的教学效果。否则，教师可能陷入课堂上“冷场”的尴尬境地，导致翻转课堂无法继续而被迫放弃。

总而言之，对于翻转课堂模式的教学而言，教师仅仅依靠一腔热忱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效地管理和激励学生，让学生从传统的教学模式顺利过渡到新的教学模式，使其有足够的积极性参与教师安排的各个教学环节。那么，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接下来本文从监督和激励机制角度出发，探讨如何优化宏观经济学的翻转课堂教学环节。

鉴于翻转课堂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翻转课堂的教学安排进行优化，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促使学生们认真地、积极地参与翻转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优化措施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缩小班级规模

据了解，对于宏观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大多数高校都是采取大班化教学方式，授课班级人数普遍在100人以上，有的班级人数甚至达到200人。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高校扩招，学生数量增加而造成的，在传统课堂中，教学效果差强人意;在翻转课堂中，则几乎难以实施教学活动。翻转课堂的教学特点决定了，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教师基本上无法监督或了解学生的表现，同时，课堂互动也无法很好地开展。

采取小班化教学后，教师在课堂上能够更熟悉每位学生的特点，关注每位学生的表现，能够做到因材施教，督促和鼓励那些表现不够积极的学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课堂的主动式学习中。如果人数过多，则会出现失控局面，因为教师难以了解和关注到每位学生，导致他们产生偷懒的想法，不愿参与课堂主动学习。

(二)上课时对课前自主学习进行最精简的考核

为了避免有些学生偷懒不进行课前自主学习，在布置自主学习任务时，即告知学生上课时将要对所布置的自主学习任务进行考核，而且会将考核结果计入平时成绩。例如，本次发给学生的自主学习资料是《gdp的含义与和核算》，那么，可以出5道左右的选择题，5道左右判断题，以及1道名词解释题，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了gdp的概念，是否理解并能够辨别哪些项目应该计入gdp，哪些不应该计入。题目应尽量简单凝练，这样占用课堂时间较少，其主要目的是督促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只要学生认真看过视频资料，就能够较好地答题。学生一旦了解到，自己是否参与自主学习与成绩高低乃至能否取得本课程学分密切相关，那么，他们就会参与自主学习，从而为课堂主动式教学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将课堂表现与平时成绩挂钩

在翻转课堂模式下，课堂教学是一种主动式学习体验过程。然而，课堂教学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参与度与积极性。因此，必须给予学生足够的激励。宏观经济学是一门与现实经济紧密相关的课程，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安排学生讨论与所学内容相关的理论问题与政策实践，让学生讲演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安排有关宏观经济的课堂实验，提出宏观经济的案例让学生参与分析等活动。在讨论、讲演、实验和案例分析过程中，教师要认真记录每位学生的表现，并将其按照事先宣布的客观标准，计入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平时成绩中。记录学生课堂表现的指标包括学生参与任务的次数、态度、思考的深度等，至于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正确率，仅应作为影响分数的次要因素，以便鼓励学生的参与任务的信心和热情。

(四)大幅提高平时成绩比例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平时成绩占课程综合成绩的比例为30%左右，主要体现的是学生的作业和出勤情况。而在本文设计的翻转课堂机制下，如前文所述，由于教师经常性地、翔实地记录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和参与课堂主动式学习的状况，这些记录能够很好地呈现学生的学习状况，因此，作为体现这些学习情况的平时成绩，应该在综合成绩中占更大的比重，以50%-60%为宜。提高平时成绩的比重，一方面能够实现由传统教学的“考核在期末”向翻转课堂教学的“考核在平时”的转变;另一方面使学生不再指望到期末考试前通过短期突击学习以应付考试，而是更加重视平时的学习过程，认真参与翻转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

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抽象，难度较大，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效果不理想。近年来新兴的翻转课堂教学方法，为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可行的方向。在过去的5年中，翻转课堂教学法发展迅速，被应用到了高校和中小学的许多课程的教学中，研究表明效果也较传统教学有多方面的提升。然而，在高校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翻转课堂的实践尚且不足，也未能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

通过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实践我们发现，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是引人注目的。但是，该模式只是提出了一个教学框架，还存在学生消极偷懒，对学生监督激励不足的问题，需要根据课程的教学状况进行优化。本文正是针对当前高校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实际情况所做的行之有效的探索，从班级规模和教学流程的各个环节出发，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以优化宏观经济学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提升其教学效果。在未来的宏观经济学翻转课堂实践中，还可以使用更详尽的统计数据对本文的结论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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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经济分析报告通用三

[摘 要]摘要2018年我国经济学界主要研究了全球化再平衡与我国宏观经济态势、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及其宏观效应、货币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平衡等问题，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全球化再平衡;外部冲击;经济波动;政策传导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673-0461（2019）11-0001-08

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再平衡与我国宏观经济态势、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及其宏观效应、货币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平衡等问题上，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全球化再平衡与我国宏观经济态势

黄鹏等[1]从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的宏观层面出发，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详细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以及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随着贸易摩擦程度的升级和范围的扩大，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产生叠加效应。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并不会完全阻断中美贸易联系，在全球价值链的贸易缓冲带作用下，中美贸易联系能够得到间接的维系。最后他们建议，为了避免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贸易损失及其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应当加快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国内自主产权的保护，探索外资引进机制，通过与欧盟、东盟等国家建立自贸区来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

李成和汤铎铎[2]认为，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第一，我国居民部门已成为最主要的国民财富持有者，但是人均财富规模尚小、结构单一且财富集中度高;第二，资产管理等非传统金融业的膨胀和实体经济的收缩，导致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日渐脱离;第三，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既有我国货币金融实力不足等需求面的因素，还有来自于高端产业竞争等供给面的因素，中美摩擦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不仅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直接影响，而且影响主要在中长期。他们认为，为了应对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应当立足长远，保持战略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及时阻隔风险蔓延。

陈彦斌等[3]认为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基本保持稳定，就业形势总体向好，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然而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主要面临以下6个风险点：一是房价持续上涨与家庭债务压力不断加大，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的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容易导致居民消费增速过快下滑的风险;二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可能引起宏观税负加重的风险;三是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仍然偏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进一步加剧，需要警惕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风险;四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局势下可能会带来出口增速的下滑;五是工业企业效益状况存在显著恶化的风险;六是结构性去杠杆容易导致企业信用风险加速暴露，需要警惕去杠杆过程中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风险。因此，他们建议应当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负;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配合;将基础性研发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任务，促使产业政策向功能项政策转变;完善居民保障和收入分配释放居民消费需求等政策措施，从而最终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欧阳志刚和彭方平[4]利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轮驱动模式分解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相依周期，并探讨供给层和需求侧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需求层和供给层共同推动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然而目前我国需求侧趋势和供给侧趋势都处于下行阶段，并且供给侧的下降速度更快，这就说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既有来自于供给侧的因素又有需求侧的因素，但供给侧的原因更为重要。因此他们建议，在我国当前的供给层结构性改革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应着重于供给层的优化完善，同时要协调使用需求层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两种政策的协调搭配，双轮驱动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二、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徐现祥等[5]利用经典的增长核算方程，将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发展质量置于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政府管理当局将要素投入作为主要政策工具时，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发展质量是不可兼得的，但是当地方政府转变政策工具，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其主要的政策工具时，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因此他们认为，由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各级地方政府理性地淡化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转而强调经济发展质量目标时，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具备足够的韧性。因此他们建议，当前我国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尤其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高质量發展的双重目标，从而终结“中国经济崩溃论”。

李江龙和徐斌文[6]利用2003—2012年间我国275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构造了城市层面的绿色经济增长率指标，从而对资源丰裕程度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第一，2003—2012年期间，平均绿色经济增长率比同期地级市的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低4.3个百分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进程远远滞后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我国亟需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第二，自然资源丰裕度高的城市面临着更低的绿色经济增长水平，这是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分别通过挤出科技研发投入、挤出对外贸易以及提高第二产业比重等途径降低了地区绿色经济增长能力。因此他们建议，要根据地区资源丰裕水平、经济增长以及环境承载力综合制定合理地发展目标，同时应该以绿色经济增长指标取代传统的gdp指标，着力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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