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本的写作风格和技巧可以给我们带来灵感和启发，使我们的写作更加生动有趣。以下是一些值得一读的范文范本，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写作带来一些灵感和启示。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一
中医学基础课程阐述了中医脏象、经络所体现的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诊断、辨证、防治等基本理论。
由于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于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要求较高,这让基础较差的中等卫校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较大困难。
如何改变中职卫校学生的学习现状,提升中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是摆在中医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下面笔者介绍自己在中医学基础教学中对教学方法进行的一些探索。
一、了解学生特点和中医学习现状。
近几年,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所招收的大多是初中分流的学生,其特点为:学习基础差、学习态度不明确、对学习缺乏兴趣。
中医学习要求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基础,而这正是这部分学生薄弱的环节。
再加之笔者学校中医学基础教学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生没有任何有关医学的知识,这就使本来就晦涩难懂的中医学基础的学习更加困难。
比如在讲五脏的生理联属时,就要讲到大量的临床实例,学生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吃力。
二、明确中医学基础的教学特点。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体会到中医学基础是非常难教、难学的课程之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内容抽象、复杂,难以掌握。
如对阴阳、五行、气、精、经络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生难以理解,但这些理论却贯穿于所有的中医课程中。
二是思维差异。
中医的思维方式与西医截然不同,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同时接受两种医学模式,这对于基础较差的他们来说是难上加难;且学生从小接受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西医,对中医容易有排斥心理。
三是内容容易混淆。
中医学习和西医学习同时进行,学生很容易将两者混淆。
比如肝的生理功能为肝主疏泄和肝主藏血,这和西医的解释有很大差别,学生很容易用一种观点来解释另一种观点。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明确要求学生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观点。
三、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
1.提问式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大纲和临床需要,在课程结束前对下节课的内容提出一系列问题。
如在学习“气”时,笔者提出问题:“武打电影中常常出现元气大伤的情景,那么,什么是气?元气又是什么?气分为几类?其各自的功能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对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有了初步认识。
在此基础上,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每组提出问题,笔者对问题加以解释,最后对本节课进行总结,找出理解错误的原因。
这样学生不仅能牢固地掌握课程内容,而且能通过参与教学过程激发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脏腑学说与西医参比教学法。
教师在中医学基础藏象教学中,讲授生理功能时,与西医的观点对照讲授。
如心的生理功能为心主血脉和心藏神。
在讲述心主血脉时与解剖学联系,可用血液循环途径及心脏的腔室结构来理解心主血脉;讲授心藏神时用日常与心相关的成语来理解,如用心想事成、三心二意等来说明心与神志有关。
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3.触类旁通法。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其中一个观点是人与自然界是统一体。
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密不可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从感知周围环境入手,触类旁通地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
比如六淫包括风、寒、暑、湿、燥、火,这些作为自然现象每个人都有感知,讲解时教师就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区分自然现象与致病因素的不同,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4.多媒体教学法。
中医知识抽象难懂,教师讲授时可运用多媒体,给学生带来多方面的感官刺激,使中医学抽象、复杂的内容形象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
如讲望、闻、问、切时,多媒体所展现的大量图片、声音、查体手法,会使学习变得轻松、容易,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中医学基础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医专业课打基础,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其基本观点和特点。
教师只有不断在教学中进行探索、改革,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流派间中医调经及用药区别【2】。
在中医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基础上和而不同,其相互借鉴、相互争鸣的发展过程亦推动了中医学的的发展。
妇科流派在当代已逐渐成近10支特色不同的派系,在融入中医各家流派学术特色同时,更具有妇科学特有的特点。
笔者现以调经为例,选取影响较大的派别从调经思想及用药特色两方面进行浅析。
1海派。
海派妇科形成于近代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具有鲜明的“海派文化”特色和上海地域特征。
该流派融汇各派之所长,贯通中西,包容并蓄,充分体现“有容乃大”、“和而不同”与“止于至善”等特征。
创新性及开放性是其最大特点。
其医家荟萃,名医辈出,自清末明初到建国以来,上海城区中较有名望的妇科流派10余个分支派别。
各派大多以家系传承为主,用药特色不尽相同。
其中位于江湾的蔡氏妇科传承7代,经历200余年,以其用药简练精当,药效迅速而闻名;位于南通的朱氏妇科亦传承4代,因其注重对脏气及冲任的调节,用药灵活多变,疗效确切而名扬。
由于两家均属传承链较长,影响力较大的分支,故以之为例介绍海派妇科特点。
1.1调经思想。
1.1.1江湾蔡氏。
蔡氏妇科在治疗上强调养血为先、理血为要,主张“妇人血宜多而气宜少”,“血易耗而气宜结”,治疗月经疾病主张“气以通为顺,血以调为补”的“通调”观,认为各种月经病均应以调摄为主,顺气宜宣达,行血宜和化,滋血需通调,益气当柔润。
故治疗闭经不尚攻伐,崩漏不专止涩,用药多以理气养血之品为要,而香附更为常用之药。
早年蔡氏妇科先辈就主张衷中参西,第7代传人蔡小荪教授博采众长,贯通中西,创造性的提出中医周期调治法(调周法),为当代中医调周思想奠定了基础。
调周法的具体思路为:调经应顺应月经周期。
月经期以养血活血为主,予四物汤加减,凡经期与经量、色、质、味异常者均可在此期调治;经后期是调经、种子的基础阶段,宜育肾通络;经间期肾气充盛,是阴阳转化、阴极生阳的种子时期,治疗以促使阴阳转化为宗旨;经前期肾气实而均衡,气血充盛,以“育肾培元法”,治疗以维持肾气均衡为原则[1]。
1.1.2南通朱氏。
朱氏现已传承4代,各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均对朱氏妇科有创造性贡献。
第1代朱南山先生认为妇科论治应注重调节各脏之气机,可归纳为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四大法则,其治疗妇科病均以恢复脏腑功能气机为目的,晚年制定了“妇科十问歌”,奠定了朱氏妇科基础[2]。
第2代朱小南治疗妇科病注重从奇经八脉入手,认为妇科病证虽以冲任督带病变较多,但奇经八脉为一整体,病初则为局部经脉受累,日久则八脉俱病。
故提倡欲提高妇科证治疗疗效,必加强对奇经八脉的论治,并与脏腑气血的论治有机结合起来[3]。
第3代传人朱南孙在前辈基础上,根据多年妇科临床经验,认为治疗妇科疾病的原则是调节动静平衡,将法则概括为“从、合、守、变”四大要旨,意为反治法、兼治法、恒法,灵活变通。
即动之疾制之以静药、静之疾通之以动药、动静不均者,通涩并用,更有动静之疾复用动药,静之疾再用静药以疗之者[4]。
三代传人根据妇科疾病特点,无论在治法还是用药上,均对治疗妇科疾病进行了高度归纳,推动了中医妇科学的发展。
1.2用药特色。
海派用药简练、轻灵,处方用药一般10~12味,皆常用之品。
蔡小荪在秉承家传用药简洁特色基础上,融入晚清孟河流派“醇正和缓”的思想,剂量灵活多变,少则10g,多则60g,以病情轻重缓急为据,为蔡氏妇科用药特色赋予新的内涵。
而朱小南总结出调理冲脉常用药物,以之调经引经[3]。
另外在剂型上,海派善用滋膏调治各种妇科慢性、虚性及疑难病症,收到较好的疗效。
2新安医学。
新安医学以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着宏富着称于世。
如着名的四大温病学家叶天士及其着作《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就是新安医学优秀代表。
而妇科是新安医学中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新安医学中起源最早、名医最多、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
2.1调经特色。
该派治疗妇科病充分体现顾护妇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生理特点。
治疗属血热实证的月经病鲜用苦寒泻火之法,而以“盛其水平其火”之法,认为血热护阴,水盛则火平;认为月经过少、闭经等病是因阴血不足为其本,虚中夹滞为其标,只有三阴脉盈,其气自充,虚滞自除,经血自畅,故以增液行舟为法,富其源流,充其血脉,再行理血调经,临证常以四物汤养血和血为主,再辨证加减[5]。
新安医家常以四物汤为妇科常用基本方剂,确定了四物汤为调经养血之主方的地位,并创制了桃红四物汤。
方中以四物汤中地、芍滋阴补血而富其水源,归、芍补肝行阳而疏其水流,充分体现了新安妇科中处处顾护阴血、养血和血的特色;加桃仁、红花增强活血行滞之力。
2.2用药特色。
常以四物汤作为基本方剂,并随症加减;剂型善用散剂,对痛经、急症、瘀滞证更善用之。
3孟河医学。
孟河医派妇科学文献很少,鲜见专门从事妇科的医生,但该派医家医着的传世均含有妇科学的内容,代表如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
其中,丁甘仁为当代孟河医学妇科领域较有影响力者,其《丁甘仁医案》记载调经、崩漏、带下、产后等诸多妇科病种。
该学派治疗妇科病重视肝脾,有别于传统观念“经水出诸肾”、“肾水少则月经少”支持下的补肾调经法。
其治疗经、带、胎、产诸症皆不离肝脾,实则泄、郁则疏、亢则柔、虚则养。
其立法和缓醇正,辨证细腻准确,尤其重视舌诊和脉诊[6]。
孟河医派遣方用药以轻灵见长,尤善运用“轻可去实”之法,达到扶正不助邪、祛邪不伤正的目的。
4岭南医学。
岭南地处热带和亚特带,天气炎热,日照充足,常年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潮湿多雨,四季划分不明显。
其独特的气候地理特点造成了其疾病特点、居民体质均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如外邪入侵人体常夹湿邪,居民多阴虚、气虚及痰湿体质等;另外,岭南植物生长茂盛,药材种类繁多,盛产南药。
上述诸多因素造就了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岭南医学。
岭南妇科医家流派主要有:粤东蔡氏妇科,其传承13代,代表为蔡仰高、蔡纯臣、蔡妙珊等;南海罗氏妇科,其传承3代,代表罗元恺、罗颂平等。
现以南海罗氏为主介绍岭南妇科调经及用药特色。
4.1崇尚景岳,调经首重阴阳。
罗元恺推崇张景岳的阴阳学说并深入研究其所着《妇人规》,注重命门水火,善于平衡肾中阴阳;组方重视阴阳相配,以达到阴阳相长、精气互生的境界。
根据阴阳相配原则,创制了滋肾育胎丸、促排卵汤、助孕3号方等一系列方药。
罗氏认为经脉不调多在肾经,主张采用或兼用调补肾阴肾阳之法来治疗。
4.2脾肾为本,气血为用。
罗氏认为,妇科病首重调经,经调而后子嗣。
月经病虽在血分,但气血来源于脏腑,日久必累及脾肾,或脾肾累及月经诸疾,认为“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滋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调经之法重在调理肾、肝、脾和经、气、血,创造性地提出“肾-天癸-冲任-子宫轴”的概念[7]。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二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呈现出了十分丰富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因为其自身独特的丰富内涵，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
但近些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进行，这也导致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的问题，现代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有效的进行认知，十分缺乏古代常识，而传统文化的传承缺乏，也使得现代学生出现了缺乏民族精神、传统美德等问题。
针对这样的问题，在《新课程标准》当中明确的指出，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更是人类文化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就是对语文的人文性以及工具性的统一。
除此之外，《标准》当中还强调要让学生能够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认识到我国的博大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吸收到民族文化当中的智慧精华。
并利用在教学当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使得學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最终使得学生的素质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一.以教材为立足点，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从初中语文的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则能够帮助教师更好的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
但是，在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教师只对语文的工具性进行了重视，却因此忽略了语文的人文性，一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过于重视对诗文的传授但却忽略了对这些诗文体现出来的文化进行传承。
因此，本文认为，在实际的初中语文教学过程当中，应重视对教材当中的教学资源进行挖掘，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
我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传承、发展，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正是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着“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
而以人为本的观念更在儒家、道家的思想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直至今天，仍然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儒家对于神学并不重视，而是格外的对人学十分重视。
儒家强调人格修养，激励人应该不断的努力奋进。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例如《论语十则》等，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当中十分重要的人生态度。
而在古代，文人大多会表现出儒家的风范，《孙权劝学》鼓励人勤奋好学，李白也有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道家的思想当中，也对以人为本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
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在《塞翁失马》当中就体现了道家的辩证思想，而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阅读，则能够发人深省。
古代的很多文人，在面临逆境的时候都常常利用道家的思想来对自己进行抚慰，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进行了体现。
2.礼仪教育。
中华民族又被称为“礼仪之邦”，从古代开始，中华民族就有十分完善的礼仪制度。
还以《论语十则为例》，其中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等，都是向后人传递如何待人接物，而《礼记》更是专门对礼仪制度进行阐述的经典论著。
这些传统美德的传承，对于现代的学生来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3.爱国主义思想。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古诗文，文天祥写道“人生似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诸葛亮则在《出师表》当中写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古人忧国忧民的思想。
传统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宝藏，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需要从初中语文教材当中不断的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挖掘，从而更好的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
二.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1.课前活动，激发学生热情。
古文是比较难学的，因此很多的学生都比较害怕对古文进行学习。
这就需要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能够根据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一些具有独特特色的教学方法来对古文进行教学，从而让古文能够以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出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的五分钟当中，利用一些课前活动来使得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
例如“推荐一本好书”的活动，很多学生都推荐了外国的名著，但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学却很少有人会推荐。
教师则可以从《红楼小讲》等一些对红楼诗词的讲解当中入手，吸引学生主动的对《红楼梦》进行阅读。
2.品读鉴赏，提高学生欣赏水平。
对于传统文化来讲，古诗有着十分重要的传承作用，而古诗文更是对古人思想精华的凝缩。
因此在对古诗文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教会学生审美，在更好的欣赏优美的诗词过程当中吸取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
从而理解王维“诗中有画”的意境，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对这一联进行改写，从而更深刻的让学生了解到每局最后一字的妙处，例如“大漠孤烟立，长河落日悬”就缺乏了原文当中的动态美感。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三
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中国文化概论”，学到一些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然只是皮毛，亦颇有体会。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仍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它的伦理思想，对于当今正建设的和谐社会，更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贯的主导思想，自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其为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导。
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以此“孝悌”为核心的“仁”的思想。这套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为人孝悌而喜欢犯上的人，世间是很少见的；而不喜欢犯上却喜欢在扰乱社会的人，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君子应该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来，道义便从中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而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会上经常可以听闻一些家庭内部的暴力、遗弃和虐待事件。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导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总是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导致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产生不良的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家庭的和睦对于社会和和谐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产生病变，则作为肌体的社会也不能“健康成长”。故建设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决家庭和睦问题的良药。
“孝”，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对兄长的尊重。在儒家的学说中，对人的各种仁爱都是由孝悌这种父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即上文中所说的“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来的人们，便需要教化。而根据儒家学说，“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们学会“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们便会报之以爱，都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合理的教诲。从“爱父母”加以引导，可以让人们将爱扩展到邻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泛爱众而亲仁”是也。
怎样才能家庭和睦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要用“仁爱”的心灵去关怀、爱护自己的家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升华而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而“孝”可以说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女子对父母的爱的回报。如果没有父母之爱，也就无所谓子女之爱，即无所谓“孝”。同样，“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则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爱。而相爱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则可把这种“仁爱”扩展到邻人继而扩展到所有人，使人们推己及人，从而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相似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借鉴儒家的“仁爱”伦理，激发“仁爱”情怀，使“以人为本”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平凡工作中，能够自发去尊重、关心他人，使人们守望相助，患难相扶，使“仁爱”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自觉行动。若能做到如此，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来，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四
摘要：中医并非由中国古代哲学孕育出来，而是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引用新产生的各种哲学术语来装扮自己。
中医理论也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古代西方医学中很多内容与中医相似甚至相同，中医理论是人类古代思维方式的产物。
关键词：中医;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时下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土壤孕育出来的，要想很好地学习中医、发展中医，就必须先全面地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
很多流行的中医普及读物将中医和阴阳、五行、周易、儒释道文化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直接影响是让很多中医学院的学子，甚至是中医师花费大量时间在阅读古代儒、释、道经典上。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五
近日，某意大利知名奢侈品牌创始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对中国筷子、中华文化的不当言论。这一举动，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我们想告诉他们：中国筷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
该品牌拍摄了，一个华裔女模特用中国筷子吃披萨的视频。视频中夹杂着中式发音，傲慢的语气，以及各种奇怪的姿势。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丑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具有它独特的魅力！
基于无知而建立起来的偏见是多么的愚蠢。
筷子，是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产物。筷子，是中国独特的进食工具。秦汉时期称为“箸”与“住”同音，人们怕行船搁浅，变改“箸”为“快儿”，希望船行的快，一帆风顺，以图个吉利。汉代筷子又称为“挟提”，意为挟住再提起之意，这就十分形象地道出了筷子的实用功能。再后来，由于筷子制作的材料多是竹子，因此在“快”字头上加上“竹”字头。这就成了今天的“筷”字了。
筷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代表。筷子多七寸六分长，代表着人有“七情六欲”，是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情感动物。因此，吃饭时也时时提醒人们要节制不当欲望。筷子圆的一头象征天，方的一头象征地，表示着“天圆地方”，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基本原则的理解。此外，手持筷子时，拇指在上，无名指小指在下，中指在中间，是为“天地人”三才之象征，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的关系的朴素理解。筷子成双出现，与太极阴阳理念相符，代表着万事万物都有两个对立面组成。一双双筷子凝结了多少先祖的智慧，也是对后人的教育。是具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筷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映射。在小时候，长辈用筷子喂我们吃饭，那是启迪；小时候，长辈教我们使用筷子时说“我们是中国人，必须会用筷子”时，那是传承；在外拼搏回家，一桌家常饭，挟起的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身在异国，每逢节日对先祖的祭拜，那是对国家，家人的思念；“多个人多双筷子”。一双双筷子挟起的是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是逢年过节，吃团圆饭的中国心。一双筷子，蕴含了“启迪、传承、明礼、关爱、思念、睦邻，团结……”。承载的是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华。
一双筷子承载了多少中华文化。筷子代表的，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外国人总是用自己狭隘的眼光去臆想他们认为的事，极其的自傲无知。不妨挟起一双木筷，从胃开始，读懂中华！
面对西方，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应该时刻谨记“我们是中国人”，有着“自信力”，而不是“他信力”。应有我们华夏炎黄子孙该有的魄力，时刻怀揣一颗中国心！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华千年文明。有滋有味，有中国味。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六
论文摘要: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必、梅光迪和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惜及吴必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为杜威的信徒，而陈、吴等学衡派成员却成为白壁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以陈寅j洛和吴必等学衡派人物对杜威以及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为视角，通过对这些评价的分析，对胡适及其精神导师杜威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某种尝试性的新的界定。
一陈寅格及学衡派诸子拒绝杜威和接受白壁德的原因。
虽然陈寅悟和吴毖等人留学美国的时间晚于胡适，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拒绝杜威理论和接受白壁德学说的理由，例如梅光迪留学美国的时间仅比胡适晚一年而已。笔者以为，导致他们与胡适在获取西方精神资源方面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可从时代和中国社会变革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和交往等主观因素两方面来确定。陈寅惜虽然没有直接评价杜威，但其倾向性意见却可以从他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间接看出。鉴于陈寅惜常以“潜对话”的方式回应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者胡适的意见，因此他在1912月14日与吴毖谈话时所表露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其实就是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性意见。此外，其某些文章中的说法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对胡适学术思想及其文化观的批判，如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评审意见、对清华人学考试为何出对对子的解释以及对胡适和鲁迅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所间接发表的不同意见等。而“学衡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毖，则有很多对杜威思想不满的直接表述，既见之于他的文章，更见于他的日记。至于对杜威学说在中国最忠实的代言人胡适的批判，更是既直接又激烈，有时其日记中所言甚至近于谩骂。还有，学衡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用彤，则以这样的语言表达其对国人崇拜杜威的不满:“其输人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苍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较，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方，与以吴亦、陈寅惜等学衡派一方，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演变方面形成了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在他们留学美国时即已开始，并延续到回国以后，以至被认为是杜威和白壁德学术论争的“中国版”。最终，这种论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胡适走向杜威，据其自述，与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该校经常组织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有关，这种批判导致胡适对杜威产生兴趣，并最终投奔杜威的门下。这自然仅仅是外部的原因，至于内在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在当时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中，杜威是对宗教采取比较理性化看法的学者，即多谈科学，少谈宗教。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一心想从西方哲人学说中寻找救国良策的胡适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胡适很小就具有的怀疑精神，也是导致其走向杜威的个人因素之一。
而吴亦等人的对白壁德学说情有独钟，则也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如果仅仅从文人交往的因素考虑，则胡适的友人梅光迪，因为对胡适提倡白话诗不满而导致两人友谊破裂，这种文化观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自然导致梅光迪本人以白壁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以获得和胡适相对抗的精神支撑。梅光迪在结识吴毖后，自然也会介绍吴亦投奔于白壁德门下了。而陈寅悟走向白壁德，除却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外，吴必等人的推荐介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重新崛起的期望以及与陈、吴等人融洽的私人交往关系等，应该也是导致吴、梅光迪和陈寅格接受他为精神导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根本原因还在于胡适与陈、吴等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对此，不妨先看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的意见，他认为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寻找到不同思想导师的原因，在于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过深，且取文化单元论观点;而陈寅洛等人取文化多元论。这种文化观的根本不同导致他们在寻找西方的思想资源时，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此外，陈寅格和吴必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而救国经世，当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尤其应注重研究西方文化的根基如宗教、哲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多学习西方工程技术等，忽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实是受偏重实用之积习的影响。在此局面下，一味强调“经验”和“实用”的杜威哲学，自然不会进入陈寅洛和吴必等人的研究视野。更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杜威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国之后与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运动，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用主义进行化约式的简单化概括，更激起陈、吴等人的反对。在20世纪初叶，当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时，对于治学方法的介绍自然也是必要的。但陈、吴等人显然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极为不满，而其根源，其实与胡适的这个“十字方针”有很大关系。对学生言行的反感必然导致对其老师学说的反感和批判，杜威的不被看重反遭批评的态度由是而定。对此，可以把《胡适日记》和《吴亦日记》中有关部分进行对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比较。
不过，胡适的提倡新文化及其具体实践如创作白话诗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陈、吴等人对杜威哲学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这种态度仅仅是情感上的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基于真正学术上的深刻认识?学生的失误和错误言行是否必然和西方洋老师的学说有关?如果说胡适的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有偏颇和片面并对之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产生过负面影响的话，则是否其老师杜威的学说也要承受连带责任?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胡适早于吴必等人回国以及因提倡白话诗而“暴得大名”，实际上很早就赢得了言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并且很自然居于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这多少会激起陈寅惜和吴必等人内心的反感和妒忌吧。
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为何在文化取向方面最终选择的是胡适以及杜威的学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其实应该更合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味，且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精神上的亲近感，却为何不能有更广泛的流传和应用?更令人困惑的是，白壁德的这些弟子和他们的学说为何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影响，甚至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误解和批判?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有某些偶然因素?一般认为，白壁德之学说之所以不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流行，关键在于其学说即便绝对正确，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而当时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题正是“启蒙与救亡”，而且后者似乎更加紧迫，不然就要“亡国亡种亡文化”了。因此，在引进外来学说中最急迫的是产生雪中送炭之效者而非锦上添花者，白壁德学说显然属于后者而必然遭致被冷落。其次，白壁德学说的被冷落，也与吴亦等人虽然热情却不甚恰当的推介方式有关，例如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在具体言说方式上又过于庄重死板。对此白壁德在中国的另一位弟子梁实秋也深有体会:“《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壁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
今天看来，值得思考是，吴必、陈寅咯等人批判胡适及其理论支撑杜威之学说，是否有过于偏激之辞和片面之见?如果说对于胡适以及其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杜威学说进行批判，在当时是具有某些历史的合理性甚至是预见性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性态度，是否也有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尽管很难找到吴毖等人接触理解杜威思想的资料，但他们是否仅仅由于杜威是其论争对手的精神导师，而相对忽视了杜威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相同的那些部分呢?相比之下，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伯明，就对杜威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有比较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于杜威来华后思想学说上的某些变化，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认为经历一战之后的杜威，在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其实对自己的学说，已经有了某种修正:“杜威之表彰中国文化精神，盖冀有以救其弊而补其偏。然其于此不舍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
最后，笔者以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该如何看待那些被重点推介的“洋老师”?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在解释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时，更是注重师承关系和同门、同乡等关系的作用。这种观念必然会影响到20世纪那些最早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留学生，他们对待其各自之“洋老师”的态度，不仅依然受到其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迫切性，必然导致一旦接受某位“洋老师”为其精神导师，就必然忠心耿耿，绝不背叛为师学说。吴亦等“学衡派”对待白壁德如此，胡适等对待杜威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作为对立的双方，他们无意中都成为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七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八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原本它就只是对文字的书写和信息的传达，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中的书写是没有差异的。但是，以书写工具而言，中国的毛笔是一种神奇的书写工具，它的形状是锥形，它的尖、齐、圆的特性决定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鹅管笔，由于毛笔的这个圆锥的形状，使得运笔在不同的方向出峰，而表现出粗细不同的轻重变化。而那种鹅管笔就不能像毛笔一样表现出如此多变的变化。书写者在蘸墨的同时已经将宣纸规划，于是方块字就在纸间驰骋，而书写者的意志也在书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宣泄。这整个的书写过程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表现了出来，法官前总统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书法：“在中国，书法乃艺中之艺，祖祖辈辈它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我们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人知，它既使人惊诧，也使人着迷”。写汉字的方式之所以被推崇为“艺中之艺”在于汉字具有独特性，一个单字就是一个符号，全世界的文字也就只有汉字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层次，虽然世界其他的文字同样可以书写的很漂亮，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一个一个字母组合起来的关系，所以它们看起来就没有方方正正的汉字看起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汉字虽然偏旁可以写在上下左右各个地方，但是每一个写成的字都有很强的艺术感，所以对于书写者来说写字本身就是一种接受艺术的教养。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书写优美的人，但是这和中国书法是不能媲美的，因为书法是对人的性格的陶冶。书写的优美和流利是每个文字都追求的，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文字的书写在于意境的。营造。每个面对中国书法作品的人即使对书法作品一无所知也会被它的外形和结构所吸引，会把它想像成一幅幅小型的抽象画，这是由汉字的表意特征决定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表意特征，书写者在完善书写技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因为有意境美的存在所以中国书法在创造初始就在实用之外同时走上了艺术美的方向，成为了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中国书法通过毛笔的运用更好地表现出了上下、有无、虚实、阴阳。在落笔的刹那一个生动的世界便跃然纸上，虽然只有两种色彩但是时间与空间在这一瞬间成为永恒。
一、书法的文化内涵。
这样对于书写者来说，书写本身就是对自身的一种艺术熏陶。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的信息、科技发展水平，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书写产生着影响，塑造着文化的品格。中华民族传统的学术思想、宗教信仰、规章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都和毛笔书写的书法艺术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全面的映射。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历史中，毛笔书写满足了在当时的年代里书写文化、记录语言和历史的实际需要，为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精神、艺术的价值取向来看，毛笔书写汉字的书法艺术具有超越实用书写的价值内涵，成为民族独特的审美艺术，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窗口。
二、书法中的人格精神。
病榻上的唐太宗要求儿子给自己寻找《兰亭集序》，他曾经形容王羲之的作品是“尽善尽美”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景仰之情。唐代具有较为完整的书法教育体系。《新唐书》记载书法考试的要求是：“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不仅书法学生必修书法，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要“日纸一幅”。除了考试选拔学生进入书学学习，还为贵族子弟提供到弘文馆接受书法教育的机会。唐代科举制度兴起，书法的优劣就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唐代的科举制把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合二为一，“楷法遒美”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开启了楷书书写兴盛的时代。当时考生众多，吏部不能一一考察看考生的为人和言行，于是就出现了仅凭书、判的现象。书、判其实是选人判案的两个方面，书写水平就是看他们的书写是否端正，笔记是否优美，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判案的质量，因此书法又是试判的关键。唐朝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法的时代”，以书法为依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凝聚在“中和之道”上。同时，书法也体现出了一个人的人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不强的精神，在笔墨书写中可以得到极大的熏陶，颜真卿捍卫了唐王朝的尊严，他的书法是唐代的典范，他的人格是中国人的楷模，反面人物的书法作品单纯从书写美的角度来说是很好，但是和人品结合起来的话，人们是不会接受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因为他们的为人和做事方法与态度不被世人接受，所以他们的书法作品同样被人们拒绝在了书法艺术殿堂之外。
三、书法在清代的发展。
到了清代，书法的主流是取法碑版，科举制倡导“馆阁体”，“馆阁体”成为入仕的基础，“黑、大、圆、光”是馆阁体的特点。当馆阁体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物极必反自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书法艺术形式—碑学中兴，尊崇北魏的碑帖。书法的审美取向也得到了普遍的改观。
中国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中国书法既具有精神文化性质，又具有物质文化性质；既具有心态文化、行为文化的性质，又具有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的性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毛笔的丰富内容和深厚蕴涵，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结晶。虽然毛笔的时代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曾经作为中国人不可离开的书写用具，至今仍有着活的生命。在毛笔文化中所蕴涵的审美形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1、《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刘守安《新华文摘》第19期。
2、《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工岳川新星出版社版。
3、《汉字与书法文化》姚淦铭广西教育出版社7月版。
4、《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5、《汉字何以成为艺术》聂振斌中国书法，4月版。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九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清代又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先秦哲学中，道家的虚无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我们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选自《中国书法报》，有删节）。
5．下列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书法艺术是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四大国粹之一。
b．中国书法艺术追求总体平衡，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谐统一的思想。
c．中国书法艺术不是线条艺术，而是综合运用位置、色调、黑白等手段的艺术。
d．中国书法艺术周详地诠释了中国文化，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a．通过对书法艺术的`鉴赏，我们能够感受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清静无为”的中国文化思想。
b．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表现，体现了书法艺术或受儒家思想影响，或受道家思想影响。
c．晋人书法艺术受儒家思想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总体上以阴柔为基础，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俊之气，柔中带刚。
d．清代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绪，使得书家从金石之学中获取一种柔中带刚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7．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与中国书法的中和之美构成了一里一表的关系。
b．我们对自古至今留存的书法珍品加以研究，发现每一幅作品都是凭借它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聚集着中国文化的陈述。
c．中国书法艺术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计白当黑，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这正是道家虚无思想对书法艺术影响的体现。
d．《兰亭序》体现王右军的飘逸，《祭侄稿》表现颜鲁公的悲愤，可见，中国书法艺术借助笔墨线条，倾诉情感，抒发心性。
参考答案：
5．c（“不是线条艺术”错误）。
6．a（b原文中是“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c“儒家思想”应为道家思想；d“使得”关系不当，“柔中带刚”与原文“强劲”不符）。
7．b（并非每幅作品，而是“就整体而言”）。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正积极利用这一战略发展机遇期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世界竞争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重大基础性工程纷纷破土动工,国防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军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各项“硬实力”发展水平较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我国“软实力”建设长期以来受重视程度低,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奈在他的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对“软实力”作出了进一步规范,他提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zw(]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
[zw)]奈把文化看做是“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认为文化是一种可以和政治、军事相提并论的,可以对国家的政策和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因素,体现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的特殊地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各领域的多边合作和磋商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一时间,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潮,人们正热切地想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地了解中国。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增强,对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虽然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但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我国虽是文化大国,但却不是文化强国。下面笔者将就目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进行阐述。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十一
论文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其传入我国之后，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确理解后殖民主义思想，发挥其理论的积极作用，并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能使我国从文化上更好的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保障。
一、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全球意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战结束后，亚非拉的广大的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民族独立，从而正式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结束和其殖民主义的破产。广大殖民地国家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但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因其殖民主义的破产而放弃对亚非拉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重新控制和获取世界霸权，而广大亚非拉国家则从各方面积极应对这种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了。
什么是后殖民主义?由于分析视角的不同，理论界对于这一概念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本文将要论述的是现时代后殖民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也就是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因此，对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做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萨义德的《东方学》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出现。在书中作者详细地论述了东方学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其实东方学就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书中在对这种话语的范围、结构和再结构以及其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之后，着重是对其做出了强烈的批判，而对这种话语所做的分析以及批判就是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西方的“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以及对这种话语的批判。东方主义以东西方关系作为基本框架，是西方学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方”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它的公开的和潜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目的都具有难以消除的殖民性。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话语霸权，是西方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之外的文化殖民的话语表征。二是带有殖民余韵的前殖民地的文化话语以及“本土”学者对这种话语的批判。它对西方的既接纳又排斥的心态，它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和它的本真化幻想。这是前殖民地文化的一种典型特征。三是西方世界(主要指美国)内部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权力关系以及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批判。总的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理论，它所进行的是“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有人曾评价说，“晚近的后殖民批评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反响的功能之一是对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所营造和权力化的知识形式和社会特征进行激进的强有力的反思和重构”。具体来说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特征有三个方面：首先，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再认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东西方间文化关系的常规认识，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解剖和批评，从而开拓出东西方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新视域。其次，文本分析的研究方式。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在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后殖民理论家着重探讨了文化帝国主义视野中东方形象的演变。再次，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理论努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议题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和对立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差异和对立是否可以缓解，如何缓解。后殖民理论家对殖民主义历史的考察，意在通过揭露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化传统的扭曲，强调文化领域里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文化霸权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代长期政治冲突的内容”。因此，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对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的挑战。对抗的本质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话语霸权，消解“西方中心论”，重铸全球化状态下西方与东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中国作为东方和第三世界的大国，作为曾经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后殖民主义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又是怎样的看待这一理论的呢?后殖民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进中国。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后，在不同的时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于后殖民主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是认为“殖民主义是指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于弱小、‘落后’民族的一种侵略政策，这种侵略政策往往是以武力征服为表现形式的”；而“后殖民主义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范”’，是“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落后’民族和国家所实行的一种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政策”。所以，把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相联系以示区别于把殖民主义和武力相联系，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共识。后殖民主义所秉承的是殖民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认为我国参与后殖民主义话语实践，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构西方霸权，从而摆脱西方的影响和控制。而这种对西方抵制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试图在“本土”文化中焕发出一种与西方话语相抗衡的文化力量。另一种观点则对后殖民主义大加赞赏，对这一理论持欢迎态度，称赞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金刚怒目式的著作”，其作者“俨然成为替第三世界打抱不平的文化斗士”。客观的.来说，在对一些后殖民理论家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后殖民理论思潮兴起的背景，廓清了“后殖民主义”的不同概念，考察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源之后，我们发现后殖民理论本身由于各种不同的思想融会在一起，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同时也包含了其本身难以克服和消解的两重性，即，既有消解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的一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殖民主义的特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我们来看待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所造成的影响。不同文化的相互参照、碰撞乃至交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现象，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文化的交流则更是不可避免。因此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人是不可阻挡的，不可能人为的将之拒斥于国门之外，必将影响我国的文化发展。由于其理论的两重性，其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在当前我们也必须注意引进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我所用，从而推动社会更好的向前发展。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意识到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着意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制造对西方的依恋、崇拜和奴性，从而使第三世界国家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心甘情愿地永远处于附庸地位。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向第三世界大量输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艺术品、广告等等，从而潜移默化地输出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些西方文化的时尚，逐渐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熟知、羡慕，并可能形成竟相模仿之势。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被同化、瓦解的危险，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将成为一道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也不例外。最明显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认同并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和文化习俗，而缺乏自身文化的自觉与反省。如今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影视传媒日益渗透到人们的心理，人们仿佛亲临其境目睹了西方的富裕生活。在现实生活领域，人们已经无法拒绝西方的诱惑。因此在文化的引进过程中，我们必须有选择性的引入、借鉴和吸收，对于那些传人我国的西方文化，我们要进行细致的剖析，对于那些西方的文化垃圾以及不符合我国需要的，我们要进行彻底的无情的批判，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认识到其危害性所在，自觉的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而这就是后殖民理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它使我们了解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的企图，使我们认识到了进行文化批判的必要性，意识到了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阵地和经济、政治一样重要，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的，对于我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教会了我们一种批判的武器。
同时后殖民主义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西方的文化侵略，我们不但要进行批判和抵制，固守我们本土文化的阵地，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本土文化，建构一种超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围的，“既非国粹又根植于华夏传统、既非西化又是现代”的文化形态，打造一个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希望看到的真正能够进人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的第三世界本土文化。并且还要使我们的优秀文化能以一种受人尊重的方式进入西方社会，让西方人真正了解我们的东方文化，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来迎接西方的文化挑战，从而更好的对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在经济上我们是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但在文化上我们不能也甘于落后，继续沦为第三世界。经济虽然决定着文化，但文化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经济不发达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必然落后，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先进文化是可能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
总的来说，对于后殖民主义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正确的运用这一理论，克服它的两重性，作到为我所用。具体地讲，后殖民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命运，取决于能否建构起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所谓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不是对外国后殖民主义的评介式引进，不是简单套用后殖民主义已有论域来分析中国，更不是在中国找出被殖民的话语及行为。建构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需要三个前提。一是对后殖民主义价值取向与方法的正确把握，二对其具体论域与方法的合理超越，三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对中国而言，后殖民主义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其价值取向、人文精神，而不在于其关注的具体问题。中国历史与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性别、少数民族等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简单套用到中国。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后殖民主义以平等、自由等类意识为价值原点关注具体弱势群体的人文精神，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具体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正确把握、合理超越、关注现实三者的结合，是建构后殖民主义中国知识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简单生硬套用，才能避免将后殖民主义变体为简单的大中华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封闭的本土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当然我们不是认为不应该关注中国与世界交往中的某些方面被边缘化的问题，而是认为这个视野只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个小领域。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应该更多些批判精神、超越精神、实践精神，更多关注中国现实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如区域问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问题、城市中的下岗人群、农民及其他弱势群体问题等等，将人文关怀更多地给予中国大众，而不是外国或中国的少数文化精英。
基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人，对于我国的文化理论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给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当前出现的新问题给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理解和分析，可以说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了比较深刻的影响。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但是只要我们用好了，就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后殖民理论有着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只要我们结合我国的实际，将其很好的发展，这些是可以克服的，这样后殖民主义对于我国的影响将会更加巨大，并将更好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十二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3篇）篇十三
【论文摘要】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利契机，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世博科技，和推动群众文化发展。因此，把握世博契机，弘扬民族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和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成为眼下迫切任务。
(一)“世博效应”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系统主要辐射源之一，具有独特而旺盛的生命力，但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性和负面性的“二重性”，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构建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感召力，另一方面带来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优质文化，“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博会将民族文化致力于世界性的格局中加以观照，以平等的态度和全球的眼光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加以吸收，彰显民族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思路，消解在过去单一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负面性因素，突破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主义的藩篱，在坚持民族性和发展时代性的双向互动中，创生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活力、新品格、新状态.
(二)“世博科技”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世博会“博”的就是科学技术文明，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明力量决定了世界的主流文化，它对文化产业促进作用也必将是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首先，“世博科技”作用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不仅能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推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促进高端文化产品的发展，提升文化生产的信息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其次，“世博科技”有利于构筑文化产业新的流通方式，创生新的流通符号，扩展新的流通空间，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和世界认同。最后，“世博科技”有利于催生更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驱动新一轮的文化消费动力。通过世博会对普通群众的展示，实现高端文化产品和广大消费者的有效对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刺激文化产品的再生产，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世博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发展。
从自然辩证法来看，一个系统要在某一环境中良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开放的系统，远离平衡的系统，并不断同其他系统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2010年上海世博是提升我国群众文化主体实力的难得机遇，不同的异域文化激荡和冲击着文化主体原本保守而封闭的精神气质，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碰撞激发了文化主体的参与欲望，提升了文化主体的鉴赏水平。其次，以最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世博科技”带来了全球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多元景观，许多富有创意的文化形式、新颖的文化产品、参与型的文化活动被我国人民广泛接受，有效丰富群众文化的建设资源.再次，世博会独有的开放视野，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科技传播方式，推动群众文化从单一的物理空间向全新的虚拟世界转变，变革固有的文化传播模式，拓宽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群众文化的发展涌现出新领域、新路径、新层次。
(一)发挥世博效应，积极发展民族文化。
1、强基固本，自强不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一是整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资源。在世博效应的推动下，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资源综合开发，优化配置自然、人文特色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其次要坚持开发和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保护中开发，获得更多形式的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层次的文化消费者，从而创造良好的保护文化资源的社会氛围.最后要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反哺，创设特色文化基地，加强对独特的、珍贵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资源的扶持力度。
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和灵魂，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支撑和动力，因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首先，通过多样化途径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认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民族精神实践活动，培育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民族精神。
2、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培育中华民族先进文化。
一是注重输出，创新民族文化传播形式。决定文化力量不仅包括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在于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文化的力量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首先，通过与科技元素整合，创生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中包含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时代魅力.其次，通过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立体传播体系，综合运用媒体的力量，提高文化产品的时效性，提高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完善文化传播的反馈系统，增强文化交流的互动性，提升民族文化的世界性。
二是注重输入，推动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传统文化只有通过与当代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能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加强文化外交，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文化的全球化，提倡各民族之间平等的对话，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非凡和生气，另一方面，避免走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道路，注重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总之，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既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发展，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
(二)抓世博契机，努力发展文化产业。
1、抢占文化产业发展高端，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实施高端文化产业人才工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整合现有的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加大对相关研究人员的扶持力度，健全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对文化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构建一套人才培养的长期有效模式和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的资格认证机制，放大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效应，实现“创意核的层层扩散”。
二是启动高端文化产业集群战略。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集群优势”，2010上海世博会集中展示了人类最新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因此，要充分利用世博会对我国高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催化作用，推动高端文化产业的集聚，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的联动，形成新兴科技高端文化产业园区，实现我国高端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2、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地位。
一是整合文化资源，优化文化产业资源配置。要以中华文化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依托，打造具有区域特色、鲜明时代特征和东方风格气派的文化标志和形象;重点整合民俗特色、戏剧表演、文化旅游和武术文化等有比较优势领域的资源，推动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二是制定文化产业品牌发展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等相继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意产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积极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在知识创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要合理布局文化产业，分析制约文化品牌的因素，加强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引导，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内部的关联度，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的品牌体系.
(三)乘世博东风，提升群众文化水平。
1、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基础。生产决定消费，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带动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实现群众文化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文化需要。
二是加强对群众的文化熏陶，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水平的根本出路。社会文化环境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因此，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以高尚文化引领群众文化的旨趣，提升培育群众主体的文化欣赏能力。其次，着力营造积极的文化参与氛围，综合运用多种方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升和完善.最后要着力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实现群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稳定的、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支持体系.政府部门要健全扶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和法规:相关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单位要积极加强文化资金的管理和核算，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各类文化团体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会力量、企业力量是对群众文化基层建设的有益补充。
二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转换政府角色，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统筹规划公共服务机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建设群众文化服务场所，其次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服务形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水平，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需要，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