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反对战争篇一
我们现在的生活十分美好，吃得饱，穿得暖，交通很方便。可是，当我们回首翻阅过去的历史时，我们发现：经历了多少次残酷的战争才换回我们今天的好生活？牺牲了多少革命烈士的宝贵生命，才让我们过上衣食不愁的好日子？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过去那残酷的历史吧！
在过去，“九一八”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很多同胞；南京大屠杀中，牺牲了30万个无辜的生命；卢沟桥的枪声，仿佛仍能听得到，我国与日本战争了八年，又在“解放战争”中战斗了十年。多少美好的城市，多少和睦的家庭，多少无辜的生命……这一切，都不存在了，都化成了炮灰融进了战争的硝烟中。
难道战争会永远陪伴着我们吗？世界会有和平那一天吗？这些都是看似简单又看似复杂的问题。人们都希望过上幸福、平静的生活，却总是因为一些问题而发动战争、自相残杀。“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这是我们都会唱的歌曲。既然我们都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那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告别战争呢？如果世界没有战争，那么人与人之间会相处的更融洽，更和睦；如果世界没有战争，那么我们会拥有一个更温馨的世界、更美好的家园。
战争是毒药，使人们失去宝贵的生命；战争是瘟疫，牵扯到千千万万人的安危；战争是刀剑，割断了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为了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为了地球村更美好的明天，不要忘记过去残酷的历史、维护现代的和平。
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反对战争篇二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低俗文化盛行， “三俗”之风流行，甚至已成了社会公害：“三俗”所宣扬的种种错误价值观念，让受众在娱乐中潜移默化地受到误导。这与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基本道德相去甚远。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三俗”，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主流文化是在社会中占主体地位、具有重要影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国家意志的表现的文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经历了几千年仍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也包括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文化，还包括世界其他各国的优秀文化元素。总之，都是优秀的文化元素。而“三俗”文化粗制滥造，缺乏思想内涵和人文关怀，其可怕之处在于宣扬的错误价值观念、迎合和满足部分人感官需要的形式;放大错误的思想道德观念;让受众在娱乐中潜移默化地受到误导。
首先要反“三俗”。作为个人，我们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固守道德底线，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在众声喧哗中清醒自律，在世相百态中激浊扬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文化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作为政府等部门，一是要用行政手段倡导主流文化，二是应有主管反“三俗”的职能部门和事件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如文化、建设、城管等部门;不是媒体说这不属于“三俗”就不是“三俗”，而是由文化、广电部门说了算。
其次，更重要的是要弘扬导向性鲜明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第一、对主流文化缺乏应有的感召力，无法充分发挥文化化人的作用的现象要引起重视。政府主导的文化体制要加强对主导意识形态不突出的主流文化的保护，增大其社会影响力、使之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相称、增强其在市场的竞争力而在大众文化的市场化运作中轻松自如。
第二、要培养以弘扬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为荣，观看、欣赏“庸俗、低俗、媚三俗”文化为耻的荣辱感和在主流文化经典的打造上要体现与时俱进、精益求精的追求的精品意识。
第三、要建立健全精品文艺创作的引导机制，强化监管手段。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特别是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多生产具主流文化魅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强的精品文艺，以真正赢得观众的喜爱，最大限度地占领文化市场，发挥“主流”的引导和影响作用。
第四。、要让优秀的文化长期、持续、健康的发展。否则，“三俗”很有可能卷土重来。 反对“三俗”文化，弘扬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引领时代文化健康发展，形成多元并存、丰富多彩、主旋律鲜明的中国当代文化。
反对战争篇三
;图/人民视觉
四年前，特朗普对他的选民说“你有什么可失去的？”如今，对于白宫重要性和责任有了新的理解的美国人，戴着口罩和手套，邮寄选票或者在社区排起了长队。
这个蜿蜒的投票队伍被《纽约时报》形容为“民主制度的小肠”，美国媒体称对特朗普的反对，激发起人们的投票热情，但这并不能弥合特朗普四年带来的撕裂。
《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siena college）的一项全国民调中，不同政治派别的选民都表示，他们担心下一代的美国人情况将会更糟，还担心美国有可能失去民主。
在2020美国大选倒计时100天来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发起“莱金德行动”，派遣大量联邦执法人员进入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打击暴力犯罪，并要求美国司法部提供超过6100万美元用于招募数百名新警察，用于执行这一行动。
这项以6月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家中遇害的4岁男孩莱金德·塔利费罗名字命名的行动，用意是要突出特朗普竞选策略中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主题。此后的选战冲刺阶段，这个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曾使用的主题持续升温。
今年6月弗洛伊德之死后引发的全国性示威活动中，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一遍又一遍地打出“法律与秩序”的口号。虽然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多次出面澄清“总统是站在法治一边的”，但在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论战中，特朗普还是没有听从幕僚的建议，选择放弃华盛顿最通用的词汇“法治”（rule of law），再度一遍遍地喊出“法律与秩序”。
“美国法律文化中的‘法治强调‘法律重于领导人，核心角色是律师和法官。‘法律与秩序则强调法律对于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强调警察和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的重要性。”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法学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大卫·迈德尼科夫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迈德尼科夫指出，“法律与秩序”或许就是特朗普理解中的“法治”。虽然“这两个概念本身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当特朗普为了实现“法律秩序”而用尽他手中的权力时，保护“法治”的相对边界模糊的规范（norm）与惯例纷纷被打破，推动美国政治和社会陷入一场失序的危机中。
特朗普上台时，总统权力的扩张已为他留足弹性空间。哥伦比亚大学法学荣休教授彼得·施特劳斯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公民受到来自联邦政府“条例”和总统行政令等“准立法”规则的法律义务约束，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来自国会的立法。在“特朗普时代”到来前，白宫与国会的平衡已经被打破。
在特朗普的反对者看来，他是最不愿意“抵制诱惑”的美国总统。2020年6月，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连续的示威浪潮，美国多数州政府拒绝出动军队应对，但特朗普成功调动国民警卫队，用来对付华盛顿的游行人群。从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到反对此项决定的军队领导机构参联会，再到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所有人都对此束手无策：华盛顿国民警卫队的最高指挥官，不是特区负责人，也不是军方，而是总统。
相较前任们，特朗普并没有选择在扩张总统权力上进行制度突破，甚至抛弃了“二战”以来美国总统通过新设联邦部门扩张行政权力的路径，但通过强化他对行政和司法机构的人事掌控来进行。以司法部和国务院为代表的联邦政府部门一直由技术官僚掌握，被认为是半独立于总统的机构。但特朗普上任后并没有提拔出身相关部门的专业官僚，而是找来石油大亨蒂勒森、情报局长蓬佩奥等“局外人”出任国务卿。是否对特朗普“忠诚”，则成为这些官僚走与留的一项关键指标。
司法部长巴尔在就任前的公开发言，也展现了对特朗普的“忠诚”。他宣称，法律并非一套中立的规则。“他的演讲透露出一种感觉，即社会已经变得不道德，必须通过武力来‘救赎。”埃普斯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到任之后，巴尔以联邦总检察长的身份宣布，当时法院正在审理的起诉特朗普税务和强奸的案件中，特朗普都是无辜的。
当没有忠于自己的合适人选时，特朗普就使用1988年《联邦职位空缺改革法》。该法规定总统有权直接任命联邦部门的临时负责人，无需像提名正式部长那样通过国会程序。
“和所有聪明人一样，我会避税，只有傻子才会（全额纳税）。”在当地时间9月30日举行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特朗普如此回击《纽约时报》关于他长期避税的报道。针对外界关于他避税的质疑，特朗普几次宣称自己会公布纳税记录，但直到这次11月3日的大选日，也没有兑现承诺。
以纳税申报单为例，为保护国家安全，总统除须遵守1978年《政府道德法案》和2012年《国会知识（股票）停止交易法》外，不受一般公职人员信息披露规则约束。不过，政治人物通常会主动公开自己的纳税记录。
过去四年间，联邦法院和国会都曾在诉讼和听证中提醒特朗普遵循这项没有强制力的规范。今年9月的电视辩论前，拜登及其副手哈里斯公布了各自的纳税申报单，但特朗普无动于衷。他拒绝向国会提供证据的理由是众议院调查他的委员会“由民主党人控制”。这违背了另一项政治规范：“总统尊重国会”。在此之前，美国总统从未以党派为由拒绝配合国会听证。
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教授加雷特·埃普斯将特朗普的任期定义为“后规范时代”。但他指出，规范的失序并非始于特朗普时代，而是在党派斗争激化的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加剧，其更深的源头则是美国社会的撕裂。
著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美国知名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美国社会极化缘起于2005年前后。信息碎片化的社交媒体流行叠加2008年金融危机诱发的社会矛盾，使美国主流白人群体爆发逆向民族主义情绪。随着社会撕裂的加剧，从族裔、肤色、性取向到政治派别，人们开始习惯于将一切话题标签化。
有关联邦法官的提名与表决的规范，则成为最早的牺牲品。上世纪90年代末时，获得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金斯伯格还可以在参议院获得超过九成的赞成票，得到几乎所有共和党人的支持。但到奥巴马执政时期，支持堕胎、支持少数族裔和同性平权、支持公共医保等典型的自由派法官观点已经成为共和党及其支持者眼中的“原罪”。
2016年，共和党人麦康奈尔领导的参议院以“选前不宜表决提名”的创意性理由拖延表决奥巴马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达8个月之久，“参议院必须表决总统的联邦法官提名”的规范就此被打破。另一边，共和党及其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不仅没有因为打破规范而失去支持者，反而巩固了自己的票仓，将之列为选战中值得宣扬的一大政绩。
临近2020年大选的选举日时，特朗普故技重施，一边拒绝在电视辩论中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一边再度通过法官提名笼络这批选民。在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后，特朗普提名持天主教信仰、反对堕胎和同性平权的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法官，并在选举日“前夜”在参议院火线获得通过。
著名法学家波斯纳则指出，特朗普获得的支持恰恰反映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本质追求：把自己想象中的“美国”放在第一位，并要求他们的领导人推行有利于“美国人”的政策，而并不在意这是否违背游戏规则。
特朗普上任后屡屡打破规范正体现了这种观念。迈德尼科夫以2017年的旅行禁令为例，解释了特朗普和前任们不同的行事逻辑：一个正常的共和党总统会认为自己必须掌控移民事务，所以要让立法机构重视这个问题，要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博弈中加入这个议程，要去法院挑战既有法律，去推进这一切。而特朗普的又一种“粗暴”选择是：既然我有权发布总统行政令，那我就发布一个行政令好了。
“特朗普不从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上考虑问题，他在意的不是遵循宪法和规范之下的总统行事方式，而是想解决他眼中的真正重要的实际问题;在他看来，权力制衡的民主机制就成了阻碍他解决问题的一个更大的问题。”迈德尼科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将焦点放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特朗普，并不在意自己打破规范所带来的损害：他打破的其實是三权分立的平衡。在他发布旅行禁令前，美国法律曾为总统行政令设置了制衡机制：国会负责表决行政令的执行资金，其目的是以此为制衡，让总统和国会在立法上相互牵制。
2018年中期选举后，赢得众议院的国会民主党人一度寄希望于通过不予拨款的方式让特朗普重回正轨。但特朗普很快从默认“任何一党的任何总统都不应被假定为会以独裁方式行使被授予的权力”的规范中找到了突破口：美国总统有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而紧急状态下总统可以调动资金。
当国会否决向政府提供修建美墨边境墙的资金时，他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挪用国防经费填补了建墙的开支，并在2020年的竞选活动中将之视为自己的重要政绩。2020年，他还通过宣布紧急状态将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调查美军在阿富汗所犯战争罪的行为定性为犯罪，以阻止美国籍知情者暴露美军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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