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春天免费篇一
待播出主旋律电视剧
2022年待播的主旋律作品共有17部，涉案题材有8部，体育题材2部。其中，导演徐纪周有两部作品《特战荣耀》和《狂飙》将在2022年与观众见面，演员于和伟、王景春、万茜也分别有两部作品明年待播。
《幸福到万家》海报。
另外观众比较期待的作品还有郑晓龙执导、赵冬苓编剧的《幸福到万家》，该剧是两人继2014年电视剧《红高粱》后的再度合作。而编剧赵冬苓的创作将在2022年迎来一个井喷，除了《幸福到万家》，还参与了《警察荣誉》和《父辈的旗帜》两部作品的编剧工作。素有电视剧口碑保障的导演孔笙 2022年也有一部涉及改革题材的电视剧《县委大院》将要播出，同样值得期待。
待上映主旋律电影
在题材分布上，2022年的主旋律作品中，军事战争题材最多，几乎占据一半，其中又以表现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作品居多，比如《长津湖之水门桥》《决战上甘岭》《狙击手》等，另外还有以二战为历史背景的《东极岛》《无名》。除了军事战争题材，还有2部抗疫题材作品，《战疫英雄》《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2部体育题材作品《中国乒乓》《我心飞扬》，3部反腐与扫黑除恶题材作品《猎狐行动》《坚如磐石》《检察风云》。
《长津湖之水门桥》海报。
明年待映的主旋律电影中，第五代导演仍是创作的中坚力量，陈凯歌导演有3部作品，张艺谋导演有2部，黄建新导演有1部。演员中，最忙的是吴京，会有5部作品上映，朱亚文、杜江、段奕宏、王千源、周冬雨等演员也有作品与观众见面。
新京报资深记者 滕朝 张赫
制图 新京报陈冬
资深编辑 黄嘉龄 校对 翟永军
春天免费篇二
青春题材一直是文艺片导演的最爱，上个世纪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青红》国际大奖拿到手软。进入二十一世纪，《左耳》、《七月与安生》等片也收割一波票房福利，成为主流市场不可或缺的题材。
票房飘红的同时，青春题材电影的内核也渐渐单一化，大多以爱情为主基调。青春期男孩女孩们的悸动与流量花生们的结合，酝酿出一些低口碑作品，让这片领域作品口碑也变得褒贬不一。相对而言，脱离了爱情基调的青春片，反而更受认可。
聚焦校园暴力的《悲伤逆流成河》，少女残酷成长的《狗十三》都因揭露一些社会问题获赞。而2019年，白雪导演的处女作《过春天》又为青春片增添绚烂的一笔，她带来了华语片中极少见的现实主义青春犯罪题材。
现实主义的青春犯罪题材，这个评语可能会让一些观众联想到“堕落”、“谋杀”、“阴谋”等血淋淋的场面。但《过青天》选择的犯罪类型与以往不同，它是青少年极易涉足却又没有那么血淋淋残酷的“水客”行为，与现代社会现象也息息相关。
在代购盛行的当下，小额走私的犯罪界线越来越被大众忽视，也极易让这种犯罪行为被尚不能清楚分辨是非的青少年接纳，《过春天》的主角佩佩便是其中一个。
佩佩与母亲在深圳居住香港上学，每日往返两地，这样的情况在港深地区十分常见。但她的父亲却是地道的香港人，在香港有一个正式的家庭，这预示着主角复杂的出身。即使影片没有刻意交待，观众也立刻读懂了人物关系，知道这是一个没有身份认同的私生女。
曾经背叛家庭的父亲并不像电视剧里那样是豪门出身，甚至连中产都算不上，他只是个普通香港职工，背负着帮儿孙买房的压力。而佩佩仍旧妩媚动人的母亲也没有什么沉淀心机，整日沉迷于交友打麻将，试图通过他人为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在这样的环境下，让青春期的佩佩十分迷茫，角色身上时刻都散发着她是谁？她的归属在哪里？未来在哪里的问题。
在迷茫中生活中，佩佩与香港女孩jo的友情成了她的精神依托，开朗美丽的jo会带她接触新的朋友，体现香港年轻人的生活。而她与jo也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在圣诞节去北海道看雪，为了凑足机票钱，佩佩努力兼职赚钱。
然而少女的社会积累能力十分有限，圣诞节越来越近，她的存款却增长缓慢。所以在发现jo的男友阿豪在做“水客”后，有先天的优势又缺钱的佩佩便瞒着jo加入这个行列，以犯罪为代价获取金钱。
主角接触“水客”开始，剧情也成功点题，因为“过春天”即是过关的意思，是水客们的业内俗语。刚开始“过春天”的佩佩是开心的，她的积蓄不断增长，成就感也让少女有了自我存在的喜悦，变得自信起来，很快便成为一个老道淡定的“水客”。
但青春不仅有迷茫，还有甜蜜又残酷的陷阱花姐的犯罪陷阱佩佩效力的水客团队以江美仪饰演的花姐为首，除了这个经验老道的大姐大外，水客成员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阿豪第一次将佩佩介绍给团队时，花姐便展露了对佩佩的“喜爱”，不仅夸佩佩聪明，还贴心地为她缓解尴尬，这样的待遇让一直亲情缺失的佩佩受宠若惊。
面对这样的花姐佩佩是欣喜的，但荧屏前有一定社会经验的观众却从花姐和善的面孔下看到了陷阱。 “佩佩像年轻时的我”、“佩佩是我干女儿”、“以后要做佩佩姐”这种攻心语言，是伪善者最常用的策略。
有经验的成年人很容易分辨出真假，但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特别从小缺乏关爱的青春期少年，却难有招架之力。犯罪分子很清楚，只要他们施以一点“感情”，就能收获对方的忠心。
攻心不仅是为了维护对方的忠诚，还是引诱年轻人走入更深层次犯罪的手段，很快花姐就向佩佩提出了走私枪支的要求。影片这一点设定非常写实，犯罪分子永远不会满足当下的收益，一旦涉入利益泥潭后，便会越陷越深，身为头首的花姐有怎么可能仅仅满足于走私手机呢。
同样的，年轻人在品尝到犯罪的甜头后，心态也会发生变化。佩佩攒够买机票的钱后仍旧继续走私，阿豪由给花姐当水客到想自立门户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年轻人从一些小犯罪最终走向无法挽回，这是一个不知不觉便会失去自我的陷阱。
阿豪的“爱情陷阱”小七相信是爱的，眼睛暴露了他的心思，从刚接触佩佩时他的眼神就很不对了。与热情开朗的女朋友jo相比，内敛敏感的佩佩与阿豪的生活更为接近，阿豪其实也是“佩佩们”的成年写照。
他一边辛苦的摆着大排档，一边做着资深水客行当，一切不过是因为“钱”。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成为他理想中的“king of hongkong”,阿豪如今的理想可能就是佩佩真正踏入社会后的理想，这样的两个人太容易被彼此吸引。
只是阿豪的爱并不“纯粹”，或者说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纯粹。真正爱一个人不会让她以身犯险，阿豪却多次将佩佩卷入危险之中。可能在他内心这是一种信任的表现，是希望与佩佩的关系更进一步。他想将佩佩收到自己的保护之下，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既无保护对方的能力，又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多年的水客生涯已经模糊了他的价值观。
两个犯罪的年轻人相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爱情是在陷阱中不断试探，如果不是海官人员及时打破了他们的“水客美梦”，两人的未来将掉入无限深渊。这种“苦命鸳鸯”是不是觉得很眼熟?法制节目中青少年情侣罪犯几乎都是类似样子。
踏过“陷阱”，便是成长白雪导演想要借《过春天》展现受原生家庭影响的青少年迷茫，没有归属感的佩佩、挣扎在社会底层的阿豪、被重男轻女家庭伤害的jo，剧中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痛苦迷茫。
他们试图抓住每一个能“治愈”自己的机会，阿豪、佩佩用“过春天”找寻自己的存在价值，jo选择把感情寄拖在自己的好朋友身上，他们迷茫让人心疼，而迷茫中的年轻人们，最受“陷阱”宠爱。
很开心，《过春天》没有在“陷阱”处戛然而止，而是用踏过“陷阱”便是成长来总结了这段故事。这个设定可能在一些观众眼里是为了过审的安排，但小七觉得结局自然成形，且拔高了这段青春犯罪故事的立意。
青春容易迷失，更容易犯错，但这段路并不是一黑到底，只是你踏过去，仍旧有美丽的天空。历经这段挫折的佩佩并没有就此颓废，与母亲关系融洽许多，影片最后放鲨鱼、收到明信片的镜头也预示着jo与她的友情的回归，人物心态更加成熟，这才是青春片应有的积极指向。
过春天后，是成长。
春天免费篇三
有很多做自媒体的朋友不想真人出镜，所以选择了做影视剪辑！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简单，只要搬运就可以，也没什么侵权之说！但是后来，简单的搬运已经行不通了，平台对版权的保护越来越严格，尤其是这两年，稍不注意就会被检测出侵权，轻则扣分，重则封号，让很多的创作者苦不堪言！
但是最近，西瓜平台出台了最新的政策，做影视剪辑不在被扣分，也不会被封号，也可以搬运，但是搬运的话不会有收益！
有些作者很奇怪，这政策为什么说是影视剪辑的春天？
小编个人认为，这个政策的好处在于作者可以大胆的尝试去摸索如何把影视变成自己的原创视频，即使做错了，也不用担心扣分或者封号！
另外，平台也开通了中视频计划，加入中视频计划可以获得更高的曝光和更多的流量，那么，收入也会随着提高！
还有，想要做影视剪辑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去做，不要半途而废，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坚持不懈才会有结果！
之前四万多的播放量，收益才十几块钱，现在三百多的播放量，收益就达十几块钱，这也算是一大进步吧！
小编会继续坚持下去！有疑问的朋友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互相交流交流！
春天免费篇四
①
②
③
郑州，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实习医生张佳琪一脸焦虑。每隔几分钟，她都会抬头看看窗外阴霾的天空。
此刻，这个医院里，还有5000多人和她一样，正在等待救援。
大雨，袭击了这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也困住了这座拯救了无数病人的医院。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7月20日，郑州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201.9毫米，突破历史极值。这意味着，这座城市一小时内承载了超过以往半年的雨水。
暴雨来得太突然了。医生、病人、家属拥挤在医院大楼里。大雨在极短时间内汇聚成洪流，让这座原本是1183位病人、69名危重病患者的“庇护所”变成了一座“孤岛”。
断电、缺水、手机信号微弱……如果医院不能及时得到救援，后果将不堪设想。
“军车！是军车！解放军来了！”翘首期盼救援之际，一声呼喊从人群中传来。沿着呼喊望去，狂风暴雨中，一辆军车朝着医院的方向涉水前行。
在张佳琪用手机拍摄的画面里，大半个车体没入水中，但车辆依然缓慢、坚定地前行着。车身悬挂的红色条幅上写着7个大字：“危难时刻见忠诚”。
从高空向下俯瞰，在积水中前行的军车，就像一艘满载希望的方舟，在这座被暴雨围困的城市里，把信心与勇气、生机与力量传递给每一名受困的群众。
张佳琪拍摄的这段视频，很快刷屏网络，“最牛军车”的称号叫响全国。短短十几秒的视频中，“最牛军车”逆流而上的光影，鼓舞了一群人，鼓舞着一座城，更让无数牵挂着灾情的人们看见了光明与希望。
“一直往前开”，是王赟赟的选择，更是人民子弟兵如山的承诺。
新冠疫情肆虐的那个春天，人民军队第一时间在武汉组织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来自全军多支部队的驾驶员和运输车辆将急需的药物、食品快速配送到火神山医院和各个方舱医院。
滚滚的车轮，承载着忠诚与担当，将属于中国军人的力量传递到每个角落，奏响抗击疫情、驱散病魔的英雄凯歌。
“危难时刻见忠诚”，这7个字的背后，镌刻着人民军队的初心本色——为了人民，一无所惜。人民军队用强大的执行力和战斗力一次次证明：即使是常人无法到达的地方，他们也能蹚出一条路来。
随着军队和国防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汽车兵、驾驶员走上新岗位、奔赴新战场。在茫茫戈壁、在雪域高原、在南国密林……从一辆辆“最牛军车”里，我们追寻着强军兴军的道道辙印。
“最牛军车”是怎样“炼”成的？本期观察聚焦3个不同单位的驾驶员，从他们的成长轨迹中探寻“最牛军车”背后的故事。
“导弹车王”再冲锋
“最牛军车”在网络走红，中部战区空军某团四级军士长王一将这段视频保存到手机上。屏幕里逆水前行的军车，把他的思绪拉回到了一片泥泞的比武场。
那年冬日，西北戈壁，空军首届“金盾牌”比武现场。经过一整夜风雪肆虐，积雪混杂着泥土，场地上泥泞不堪。王一蓄势待发，身旁的导弹战车像一只沉默的野兽，静静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唰！”裁判挥旗，计时开始。王一跃上战车，发动车辆、鸣笛示意、挂挡起步，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淤积的烂泥死死粘住车轮，王一一脚轰开油门，车辆咆哮着冲入考核场。
8字形路、波浪形路……9个课目仅用时5分1秒，王一以完美的技术动作夺得该项目的第一名。重达33吨的特种车辆，在他的操作下完成了令人惊叹的赛场漂移。
那次比武，王一获得了“特种车驾驶”和“导弹装填”两项冠军，成为参赛人员中唯一一位独得两枚“蓝盾尖兵”奖章的战士。
“我爷爷是一名坦克驾驶员，从小我就想参军入伍。”出身于军人世家，王一对军车驾驶员有种特殊情愫。12岁时，王一经常坐在家中废弃的皮卡车里，想象着自己驾车在战场上奔驰的场景。
在战友们眼中，王一是个“一根筋”。他把每次训练都当作打仗，手中的方向盘就是他的武器。
一次，为了解决副驾驶侧反光镜挂杆、轮胎蹭杆的问题，王一琢磨出一个“笨法子”——把砖块放在地上，尝试用右轮去碾压。
起初王一掌握不好位置，怎么都压不上。一次两次三次，压得有些偏差；接着七次八次九次……通过记忆，他不断重复着操作动作。
那段时间，王一像着了魔，每天都要反复训练，直到无论拐弯还是直行，都可以让右轮准确压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距离练准了，下一步，王一把视线放在了时间上。
一次考核中，他发现换挡速度的快慢对训练成绩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有的人1秒，有的人2秒，那我就争取在每次换挡时间上都比别人快出半秒。”依靠对分秒必争的执着，王一的成绩足足比之前提高了20秒。
“战友们都管你叫‘车王’，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别称？”
“危难时刻见忠诚”的背后——
不一般的锤炼 不一般的底气
“王班长，你成网红了！”
从灾区返回营地，王赟赟正在部队隔离点接受身体检查。
经过忙碌而紧张的救援，王赟赟难得有调整的时间。他翻阅着手机里的问候短信，给战友和亲人们回复平安。
面对突如其来的赞美，这名“95”后战士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十几天前，河南郑州持续暴雨。王赟赟作为火箭军某部救援队的一员，参与了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的救助任务。
受领任务时，王赟赟和战友们刚从河南省儿童福利院转移了500多名儿童。来不及休整，救援车辆迅速编队，向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进发。
福利院与医院分别坐落于城市的东西两头。王赟赟翻了翻地图，两个目的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有30多公里，理论上只需要4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
暴雨,让这段并不遥远的路程充满着未知——城市的主干道已经被积水淹没，多处房屋遭到损毁，不少树木被拦腰折断……当车队行驶到高速公路出口时，雨越来越大，车队指挥员李进成不得不下达停止前进的命令。
李进成当即决定，由他带领王赟赟的车辆先行探路，挺进医院。
经验告诉他，车辆的最大吃水深度只有1米多，如果再往里走，车辆很有可能熄火，更别提水下未知的险情。有那么一瞬间，王赟赟觉得自己不是在开车，而是在汪洋里驾驶着一艘船。
400米、200米、100米……离医院越来越近，驾驶室内的积水已经没过了官兵们的膝盖。
王赟赟的这种底气，源自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
那一年，王赟赟远赴高原执行某演训任务。他作为先遣队员需要驾驶运输车辆在规定时间内赶到阵地。过去，像王赟赟所在的运输分队，只需按照上级指示把物资和器材输送到位，并不直接参与作战行动。
这次演训却不一样。导演部规定，运输车队需要在无光条件下转进。这意味着，车辆驾驶员不能打开车灯，编队只能使用车上的荧光带和探照灯进行照明。
海拔高、路况差、环境复杂，王赟赟面临着军旅生涯前所未有的挑战。
“各单位注意，前方路段遭受空袭，道路受阻……”拐过一个路口，前方突然出现弹坑、震毁、坑洼等崎岖路面，车辆开始严重颠簸。
“稳住方向盘、调整油门和刹车”……短短几秒钟，王赟赟凭借娴熟的驾驶技术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完成多次紧急避险。最终，车辆虽到达指定地点，却因超时被扣了分。
“过去汽车兵更多的是把人和物送上战场，而今天，开车本身也是一场战斗。”王赟赟说。
这些年，王赟赟所在部队常态组织驾驶理论、场地综合驾驶、夜间驾驶等课目训练，模拟雨雾天、泥淖地、涉水区等极端驾驶环境，突出夜间载重、隐蔽伪装、自救互救等课目训练，全面锤炼驾驶员“运、住、走、打、藏、管、修”综合实战能力，推动驾驶员队伍从保障型向打仗型转变。
该部运输分队指导员王林也参与了此次医院的救援行动。军车涉水前行时，他就在王赟赟的身边。
“‘一直往前开’的背后，是能力底数的又一次考验。作为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我们驾驶员队伍有能力、有信心跨过一切障碍。” 王林说。
“极速车手”新跨越
“轰！”立秋时节，高山之巅，第76集团军某旅驾驶训练场上掀起满天烟尘。
两辆猛士突击车抵头相对，犹如被激怒的眼镜蛇，在16个三角锥间来回竞逐。
倒向而行的猛士车驾驶室里，四级军士长罗学的双手不停地在方向盘上舞动。轮胎与地面不停摩擦，发出剧烈的嘶鸣声，车轮的印记勾勒出一个个墨色的“8”字。
训练结束，两车追逐用时1分25秒。
这是该旅特种倒向追击训练的最快纪录。纪录创造者罗学是特种驾驶课目的“总教头”。
对于罗学来说，他对驾驶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不断挑战自我，不断超越极限。
这一次，罗学却遇上了他驾驶生涯中的最大挑战——倒向追击。
倒向追击是特种驾驶中难度最高的课目之一，也是执行反恐维稳、山地搜剿、通过复杂地段任务的一项重要技能。
“这种特殊的驾驶方式并不是为了‘耍酷’，而是实战的需要。” 罗学说，在反恐维稳行动中，恐怖分子很可能出现驾车逃跑的情况，而且对方也不可能“一直跑直线”。
为了练就极限车技，罗学下了不少功夫。第一个需要克服的是心理障碍——转弯时如果方向盘没有及时转正，很容易导致翻车。
“在追击时，转弯要尽量选择小角度。”罗学说，他发现大角度转弯后往往追不上前车，但角度太小又存在风险。
成百上千次地训练，让罗学深深喜欢上这门技术。他经常引用电影《飞驰人生》里的台词——“这不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他最喜欢听到对讲机里传出“漂”字的瞬间——左手猛打方向，右手猛拉手刹或右脚猛踩刹车——车轮在地面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最近，罗学戴着夜视仪，开始探索全黑条件下的特种驾驶。不久前，罗学参加了一场夜间定点清除行动演练。当“恐怖分子”驾车逃离时，他迅速驾车追击，成功封堵逃离路线，将目标车辆逼停。
对于开车，罗学坦陈自己“喜欢开快车”。但面对曾经带过的兵时，罗学的车却“减速”了。
陆军“特战奇兵-2019”比武竞赛展开，罗学报名参加特种驾驶的集训，碰到了自己带过的兵——上士李靖。于是，罗学主动退出，从队员转变成李靖的教练。
最终，李靖不负众望夺得了冠军。“快车开久了，要开始‘减速’，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罗学说。
本报特约记者 袁 帅 王钰凯 通讯员 王妍洁 侯小斐
春天免费篇五
电影行业又一个春天要来了 9部电影定档2021春节，好戏不怕晚 据猫眼专业版显示，截至11月6日，已有9部影片确认在2021年春节档2月11日至2月17日；春天来了null，a站，acfun，acg，弹幕，视频，动画，漫画，游戏，斗鱼，新番，鬼畜，东方，初音，dota，mugen，lol，vocaloid，mad，amv，天下。
现实主义题材青春片过春天由青年导演白雪沉寂十年精心打造，新生代演员黄尧孙阳汤加文联袂主演，倪虹洁廖启智江美仪焦刚等一众戏骨；最新电影，好看的电影，高清影院为您提供最新最全最流畅的在线电影免费观看，看最新电影好看的电影就上电影网；百度视频已更名为百搜视频拥有全网最多类似“放牛班的春天”的电影资源，共计20部高清经典类似“放牛班的春天”的电影，更有电影搜索指数类似“放牛班的春天”。
“来这里前你走了多少路”唐峥记得昨天跳伞，美女降落到这个海滩区域附近的前十几个人中并没有女孩，美女那就说明她很有可能是迷路后，后来赶来的；春天影视 是在优酷播出的生活高清视频，于20101108 211412上线视频内容简介春天影视。
春天免费篇六
藤井树观影团
《过春天》观影活动
放映时间
2月27日（周三）18:30
放映地点
红星电影世界
（黄浦区半淞园路376号越界世博园b4-1号楼3f）
主持人
藤井树
嘉宾
主创：导演白雪，主演黄尧、孙阳
▼抢票规则
1、请留言并转发本文到朋友圈，写下你最想看本片的理由。（请先留言，再转发）
2、在后台回复：片名+姓名+手机号+理由（请把转发截图一并发到后台）
3、每人2张，抢完为止
▼如何判断是否索票成功
2、你是否按要求及时回复，确认了该信息？
3、如果以上两条你都顺利完成了，那么恭喜你拿到了《过春天》的免费观影票。请按信息内容准时去影院现场领票。
4、如果没有收到任何信息，那么表明您没有抢到票，我们只有下次再约！
▼特别提醒
本场映后互动嘉宾，我们邀请到电影主创来到现场与大家零距离交流。所以，观影结束请留下来，准备好问题，我们一起聊聊！
平遥电影节上，有人评价这部摘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的《过春天》为“开启了华语青春片2.0时代”。
聚焦一个女孩的成长，电影有着少年时代的青涩感和蠢蠢欲动的狂放，而故事发生的环境又赋予独特的视角，引申出社会现实层面的烟火气、话题性。张扬不羁的同时又那么的接地气。
新人导演+新人演员的组合碰撞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火花，加上极有特点的影像风格和音效配乐，《过春天》将给观众留下很深刻印象，注定会是一次收获颇丰的观影经历。
导演 / 编剧: 白雪
主演: 黄尧 / 孙阳 / 汤加文 / 倪虹洁 / 江美仪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粤语
片长: 99分钟
1
成长中的一次冒险
佩佩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深圳人。父母离婚，她跟着母亲住在深圳。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她每天要过闸口去香港上学。
两个地方把她的生活一分为二，给了她“似乎都在，却也似乎都不在”的错觉。这样的处境，在她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位置时，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困惑。
电影就是从佩佩看待世界的角度开始的。她对处境分裂的自卑感，对融入某个集体的向往，急于体现自我价值、想要被需要的心理活动自然地融入与家人、同学、新朋友阿豪的交往中。
再往深入试探，还勾连出“水客”这一特殊人群。
水客，即把商品从香港走私到内地的人群。过春天，即是形容这种违法行为的当地俚语。
佩佩是意外卷入犯罪的，但这一插曲让她受到金钱的诱惑，也成为对平凡生活的反抗手段，更给了她某种独当一面的满足感。
一场仓促而盲目，同时无比刺激的冒险开始了。尽管注定有着被惩戒的结局，但却是她人生里宝贵的一课。
电影从未离开佩佩的少女心理，她对未来的迷茫和担忧是一切后续行为的原动力，对归属感和被需要感的探索促成了故事的发展，这些内容与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大同小异的亲身经历形成共鸣。
2
独特的社会性话题
佩佩的生活说普通也普通，说复杂也复杂。
她和每个同龄乖小孩一样，过着“家——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然而她的路径却横穿了两个地区，其间包涵过海关这样在我们看来颇有仪式感的动作。
因为她的家在深圳，上学在香港，是个“跨境学童”。
看完《过春天》，很多人才了解到这样一种双城生活的存在。他们出于对教育、工作，或者对生活的选择，如此奔波在两地。
要熟练掌握普通话和粤语，熟悉香港人和内地人的作风，以便在两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
水客是这类独特人群中更独特的存在，犯罪动机和过程直接与地域挂钩。
佩佩惹上麻烦时，既有内心想要挣钱的主观愿望，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外在引力驱使。以此，《过春天》在犯罪片类型和青春片类型之间找到了稳定的平衡点。
《过春天》能把一个青春故事讲得很“高级”，因为它张弛有度。既有紧张刺激的情节，也有含蓄隐晦的内心戏，观众跟随佩佩体会着成长的阵痛的同时，也认识了具有厚重感和讨论空间的社会性议题。
3
惊艳的导演处女作
除了在平遥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过春天》还登上多伦多电影节新发现单元、柏林电影节新生代青年单元等多个国际影节舞台。这作为新人导演白雪的长片处女作，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起点。
又与很多新人导演的处女作不同，《过春天》有着与同类电影相比更高的工业水准。
除了有导师田壮壮担任监制，还获得青葱计划的资本扶持，这些都与导演白雪详实的前期准备有关。包括往返香港和深圳做调研，采访真实人物等，其中两个有现实经历的初中女生成为故事的核心支点。
由于要在两地拍摄，甚至包涵海关这一重要场景，从制片角度看有着独特的挑战。
除了分别在深圳和香港找了不同的制片组，电影的核心创作人员——摄影、美术、录音等，则要跟完全程。香港开机，深圳杀青，不是简单的专场而已，集体办签证事小，还要适应全然不同的环境。
而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内地和香港的文化特色、城市氛围得到了区分，强调出不同的质感。当然也是为了塑造出佩佩的丰满形象，让观众更加接近她的内心世界。
饰演佩佩的黄尧，当时只是个刚毕业的表演班学生，但与佩佩相似的成长经历，和熟练掌握粤语等硬性技能帮助她得到了这个开启职业生涯的角色。
另一个在影片中十分出彩的角色阿豪，原本是一位话剧演员，台湾人，他又帅又痞的气质会成为观众的记忆点。
两个角色的互动，除了有条朦胧的感情线，更多的是在成长的路上彼此支持。
此外，饰演配角的反倒是大家所熟悉的实力派，包括饰演佩佩母亲的倪虹洁、饰演水客头头“花姐”的江美仪等。她们的存在大大增加了新人导演处女作的成熟度。
至于自展映以来便备受好评的视效和音效，则多说无用，要到电影院实地看了才知道。
本次观影活动，还特别请到了本片导演白雪、主演黄尧、孙阳来到现场，和所有到场观众共同分享他们关于电影的故事！你最想知道的电影幕后，他们都会当面告诉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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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号，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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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免费篇七
电影过春天高清在线观看，免费完整版在线播放过春天播放地址过春天播放地址过春天是由白雪执导，田壮壮监制的剧情电影，由黄尧孙阳汤加文。
春天来了高清完整版在线观看，剧情 东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鲁淮生从县里开会回来后，向社员提出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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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一格，马志莹，王梦琪，战洋，张泠，周安安（按姓氏拼音排序）
【编者按】：截至3月12日，电影《你好，李焕英》票房达到51.8亿，在国产电影中仅次于《战狼2》的56亿票房，导演贾玲成为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似乎已指日可待（唯一需要超越的记录是美国女导演派蒂·杰金斯执导的好莱坞大片《神奇女侠》，该片全球票房8.2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3.3亿元）。在成为现象级电影的同时，《你好，李焕英》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其中，如何从性别视角理解这部影片成为了一个核心议题。在下文中，六位女性学者从喜剧与性别、代际差异与阶层分化、父权结构下的母女关系、女性电影等方面对该片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们理解票房奇迹之下错综复杂的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提供了启发。
《你好，李焕英》海报
一．电影，喜剧，女性
董一格：这次对谈，为了激发大家讨论，我们专门取了一个听上去比较有争议的题目。一方面，这部电影口碑很好，观众缘不错。网络上有种说法是：电影背后的女性创作值得关注——贾玲现在是中国票房第二高的导演；而三十五岁的张小斐第一次做女主角，也是因为她和贾玲多年的姐妹情义。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种声音说，这种女性创作，是因为资本很聪明地认识到，用女性话题炒作，会增加热度。所以我们围绕这部影片的一个切入话题，就是《你好，李焕英》够不够女性主义？或者说从性别研究的视角，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部现象级影片。
张泠：首先，以票房来判断一部电影高下比较有问题，在很多人为体系结构的操弄下，票房往往跟电影的质量不成正比。其次，应分析票房及现象背后的原因。不是所有女性导演都有女性主义视角，也不是所有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都是女性主义电影；另外，有些女性能获得资源成为导演是因为有流量，不见得因为对电影的理解及导演能力，这种例子除了贾玲，还有拍《致青春》（2013）的赵薇。贾玲因为演喜剧小品积累了一定文化资本，吸引了资本支持。至于这部电影的票房，还应该考虑电影之外的因素，如疫情后春节期间观众涌进影院补偿性观影、打亲情牌的广告等。
《你好，李焕英》最后二十分钟有过度煽情、消费亲情之感。可能因为个性的关系，我不太能接受将这么私密深厚的对故去母亲的情感以这种方式展示给大众。而且这部电影的视角比较自我，虽然以母亲为题，基本是当下世界观的投射，如个人物质欲望、虚荣心等，甚至是一种庸俗化的暴发户成功学心态，是当代资本主义化社会的大众价值观投射，缺乏八十年代年轻人对人生意义的想像可能性。如片尾晓玲开着敞篷车带着穿皮衣的母亲在山路飞驰，令人想起韩国电影《寄生虫》（2019）结尾儿子幻想自己发财让父亲住大别墅，同样作为“新穷人”心理安慰的新自由主义成功学逻辑。尽管影片以八十年代工厂与工人为背景，但这些也仅淡化为道具和背景，影片并未体现当时的时代状态与人物的精神风貌，像“星巴克气氛组”一样，不过是表面的符号堆砌。这让我想到以工厂和工人为背景的电影如《白日焰火》（2014）和《少年巴比伦》（2015），工人的历史和故事并没有得到尊重，仅被作为背景利用和消费。另外就是“喜剧遮丑”的问题，除了有些低俗桥段，如不择手段买电视，还有一些夸张、不合理的设定（如吃馊毛豆），都因是喜剧而合理化了。
马志莹：我来坦白一下，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哭了，毕竟遗憾是人们对生命流逝、往昔不再的普遍反应。这几年我父母得病，亲人离世，我因此沉迷于看各种穿越式的同人文，没什么营养可言，就是通过想象时光倒流、故人相见，来给自己一些心理上的宽慰。当然我知道，即使真能回到过去，有些遗憾可能还是会重演，因为除了个人选择之外，社会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的命运。比如说贾玲的妈妈李焕英，六七十年代进的一个三线工厂，2001年车祸去世，片子里只是简单提到她去世前生活清贫和面对“富婆”工友时的不屑。然而我们会想，她进厂时是一个光荣的社会主义工人，去世前即使工厂不破产转型、工人不下岗，境况也可能苍凉。中间这三十年，她经历过什么？心情是怎么样的？若是重来，即便她选择嫁给厂长儿子从而衣食无忧，或者避免死亡享受女儿的荣华富贵，那其他千千万万的“李焕英”呢？所以穿越故事，既是自我宽慰，恐怕也是自我麻痹，麻痹社会不公带来的痛，也麻木了作为群体寻求改变的动力。很期待对社会主义时期工业有研究的朋友来详细地分享一下“李焕英”们的经历，探讨影片历史叙事的得失。
不过作为女性观众，我还是很乐见这部电影的成功的。最简单一点，两个女主演，长相差异很大，其中贾玲并不符合当今大众对女性的审美标准。然而电影里两位女主没有竞争，都有爱情，而且爱情都跟外貌没有关系，这在票房大卖的国产电影里是很少见的，也比公然宣扬外貌歧视的央视春晚高得多。当然，片子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人指出排球赛那段通过拿斑秃女工开玩笑来进行身体羞辱（body shaming）；同一段中对金发碧眼却说着流利东北话的毛芹进行的猎奇式、他者化凝视，也使我如坐针毡。即使我们只是以爆米花电影来看待《你好，李焕英》，这些笑点都很低级，创作团队可以且应该做得更好。
《你好，李焕英》剧照
战洋：贾玲的电影也可以放在中国的喜剧版图上理解。贾玲是冯巩的学生，受到京津曲艺文化的训练和影响。但是，贾玲目前从事的喜剧类型并不是相声或曲艺，而是小品。而当前中国的小品最有影响力的一支，是1980年代末开始发展的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小品及其奠定的喜剧语言和表达方式。为什么贾玲可以进入小品这个表演形态，我觉得可能和她的三线工厂背景有关。因为贾玲是三线化肥厂子弟，她非常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东北文化的影响。毕竟中国的三线工厂，很多都接受了来自东北、上海等工业重地的工人支援，在这些厂子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而东北普通话是比较主导的方言。这些经历可能让她的喜剧和东北喜剧有一种亲缘感，能让她进入小品这个类型，也塑造了贾玲的喜剧形态。
女性和喜剧的关系，一直是非常不和谐的。在传统的喜剧行业里，女性往往被认为不好笑。我记得郭德纲在相声选秀节目中就对女性相声演员说，你好好的干嘛来干这行啊。在美国也是如此，脱口秀行业一直是男性主导，比较晚才出现了非常成功的女性的表演者，比如ali wong。女性被认为不好笑，主要是因为包括郭德纲的相声和东北小品这样的门类中，往往需要依靠不断调动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来制造笑点，甩包袱，这样的喜剧手法，本身就是建立在男性文化同盟之上的。这样就导致了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喜剧表演者还是相信女性不好笑，而另一边很多女性主义者，则觉得他们的喜剧让人如坐针毡、笑不出来。
相互觉得对方不好笑，这恰恰说明喜剧行业欠缺表达女性经验的能力。贾玲的喜剧还是比较多依赖二人转奠定的东北喜剧的模式。从她春晚比较出名的《女神和女汉子》开始，不少作品还是依赖对于女性的body shaming来获得笑点，她的体重经常变成喜剧包袱。从这个意义上看，贾玲虽然有能力自嘲，但是她没有能力调动反讽的力量。
喜剧门类里，女性反思声音比较强的，是中国正在兴起的脱口秀。脱口秀领域目前比较突出的女性创作者是思文和杨笠，她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引起了大家对于性别议题的讨论。之前思文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段子，就代表城市女性对婚姻生活的反讽和吐槽。而杨笠前阵子“普通而自信”的段子，更是在城市中产女性中取得了很大共鸣，成为大家用来吐槽职场性别差异的热门词汇。甚至可以说，脱口秀中的女性表达，是中国比较自觉的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声音。脱口秀也因此变成了当代中国最具反讽能力的喜剧形态。
张泠：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状况的电影，大家都认为《钢的琴》（张猛，2010）呈现比较贴切。另外战洋提到女性与喜剧的刻板印象，贾玲说过她最初演喜剧感觉像“进错了澡堂”。此外，她要保持比较胖的体型，或者说“去性化”、削弱“年轻女性作为欲望客体”的刻板印象来演喜剧。至于这部电影的“东北性”，除了战洋提到的“三线”经验，贾玲长期的合作者从编剧到演员大都是东北人，如沈腾、沙溢、张小斐等。另外两位出色的女性小品演员是赵丽蓉和宋丹丹，当然她们是由影视演员而小品演员，在行业内已有一定地位，一般演奶奶或妈妈的角色，年轻单身女性在这个男权中心的、愈发娱乐化的行业里的空间就更有限。
二．被遮蔽/消解的历史
战洋：受众对于电影的反应，体现了比较明显的代际差异。无论在豆瓣评论上，还是在朋友的闲聊中，看过电影的年轻观众都会反映，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但自己的母亲反而无感，根本无法理解和共情。上述代际的区别，可能也是理解电影的入口之一。贾玲的电影不仅是个人化的表达，也是单一价值的表达。无论是对于母女关系的想象，对于年轻时母亲的理解，都是非常当代，缺少层次和历史感的。贾玲觉得自己不够争气，让母亲失望了。而回到1981年，她做的事情也是让母亲去和厂长儿子相亲。无论是母亲对于孩子的期待，还是孩子对于母亲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的判断，其内核是非常一致的，都是当代的成功学。也就是说，虽然是穿越题材，但是，影片展现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结构，都是非常去历史化的。这样的去历史化的表达，在老一辈中没有能够得到共情，也并不奇怪。毕竟八十年代工厂的生活和现在对当时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反过来看80后90后的感动，我觉得，现在80后90后的城市女性群体，是重要的消费力量。这些女性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也在推动资本迎合她们的趣味。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些女性的消费力量？有些人可能会对女性的消费力量感到怀疑，认为这是受控于资本的运作和炒作。而有些人则可能比较乐观，认为通过消费的力量乃至资本的力量，也可以借力打力。
董一格：同意战洋和张泠说的，但对于女性创作是不是应该更宽容一些？
张泠：我的确希望有更多女性创作者投入电影业，但我也想提醒大家，不要让“女导演”变成像美国那样以单独成功案例掩饰结构性族群、性别不平等的“token”（象征符号）。现今在资本、市场控制下，女性导演获得拍片机会很不容易。但在1950-1990年代，国有电影制片厂体系和电影院校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优秀女导演，如王苹、董克娜、石晓华、史蜀君、张暖忻、黄蜀芹、胡玫、李少红、刘苗苗等，不胜枚举。电影学院导演系会有一定比例的女生，她们毕业后被分配到各电影厂，从导演助理经过历练成为导演。在市场化体系下，资本不会为了“性别平等”去培养女性人才，电影业的性别不平等愈发显露得触目惊心。《你好，李焕英》有六位编剧（多为东北人，片中东北味喜剧风格很明显），四位男性，算根据贾玲个人经验的团队创作。制片人之一台湾导演陈正道也拍过一部穿越电影《重返二十岁》（2015），当然也被网友批评翻拍韩国的《奇怪的她》（2014）。总之与任何商业电影一样，这部电影的运作是资本行为，其内核是保守的。甚至有男观众也看出来了：李焕英是“丧偶式育儿”。一个聪敏有活力的女工，后来孩子成了她全部的生活意义。影片仅将李焕英作为母亲看待，她的社会性在哪里？另外我同意前面几位的分析，这种去历史化的对八十年代的怀旧怀的是一种浪漫化的表象，对那时公有制和相对阶级、性别平等的结构缺乏了解或并不感兴趣。用比较极端的话说，无论创作者的动机是否无害，客观的情形是大小资产阶级夺了工人的话语权为他们“代言”，收取新中产的票房利润。但80后创作者的教育里缺失对80年代工人经验的理解（90年代后公共空间里就很少有对工人的深入讨论了，下岗工人也没有引起波澜），也就缺乏结构化处理的能力。从《夏洛特烦恼》引发的性别争论到《你好，李焕英》没有引发的代际矛盾，恰是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体现。电影不会引发对80年代工人的讨论，而只是将拍摄地工厂变成“网红打卡地”再度消费。
2021年3月2日，湖北襄阳，电影《你好，李焕英》拍摄地卫东机械厂，许多市民和游客在此参观、游玩。
周安安：最初注意，是看到了不少平常以中产职业女性为读者群的娱乐公众号都在赞美这部片子，说是女导演执导，为虽有演技但一直不红的女演员贡献了一个女性视角下的好角色，等等。这个宣传视角是来收割中产女观众注意力的：直击职场女性的天花板焦虑，有“女性帮助女性”的意味。
在观看这部电影过程中，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任何可切入性别批判的角度，而是被剧情中的母女情带着走。我想这首先归功于电影叙事套路的成熟：近十年来随着商业电影院线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大陆兴起了不少市民喜剧电影。我觉得这些电影的叙事套路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之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讲一个小人物庸庸碌碌的日常，但会在一些关键时刻做出超越性的选择，如《我不是药神》（2018）；还有一类可称为“平凡才是英雄”，《你好，李焕英》和另一部现象级喜剧《夏洛特烦恼》都属此类：首先设置一组矛盾，让人物为解决这些矛盾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结局设置一个和解的桥段来释放矛盾带来的情感张力。《李焕英》中贾玲的自责及《夏洛特烦恼》中沈腾的“奋斗”，最终都是通过他们发现自己是被亲人所宽容和照顾着而实现和解。全世界的市民喜剧都在宣扬小人物的善和平凡生活的珍贵，这些套路本身是普世的。但同时这种叙事技巧是非常具有操控性的，它通过直击人内心的基本情感来完成对你身体感受的操控。
《夏洛特烦恼》海报
至于沈腾出演的另外一部男性向喜剧《夏洛特烦恼》，我的观影经历则全然不同。这部电影在2015年暑期档推出时也被认为是充满诚意的国产喜剧之光，但却激起了女性观众的大规模不满。片中为夏洛兜底的亲人是一直被他伤害的妻子，影片前半部分中，夏洛对妻子的态度是毫无节制的漠视与利用。最后失去了一切的夏洛才幡然醒悟，发现始终站在自己一边的妻子才是归宿。即使在当时全网还没有所谓“撕裂性别”之说的情况下，这样自恋的男性中心设置还是引得女性观众们纷纷表达不满。现在想起来，这些不满都是今日网络性别议题白热化的先声吧。我也属于当时被冒犯的女性观众之一，整个观影过程可说是如坐针毡。
在《你好，李焕英》里，不断为贾玲行为兜底的那个人是她的母亲，我们自己多少代入的还是作为女儿的贾玲。如果说《夏洛特烦恼》是一种“男性中心的自恋视角”，那么《你好，李焕英》是否也带有一种“自恋的子女心态”？——比如大家都充分吐槽了的设置：贾玲对妈妈赎罪的方式是为厂长公子牵线搭桥，让妈妈嫁给一个有钱有势但并没有感情的人——这个设定太像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小孩子的心态了。也有评论指出，这两部片子都渲染了女性/母亲的自我牺牲，还是落入父权文化的窠臼里。（不过这里还是有个性别维度：夏洛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而贾玲的目标是向母亲赎罪，女性则始终选择了为他人牺牲的行动目标。）
董一格：我发现我看了好多电影都会哭，但我未必觉得这个电影在深层次多有感染力，而是感到自己的情绪很容易被技术层面的东西“操弄”了——我不喜欢这种被操弄的感觉。然后听了几位发言，我觉得有两个“我”，一个是作为个体来消费这个电影（一种商品），另一个是作为一个有批判视角的人来聊这个电影背后的东西——这确实是很分裂的经验。
我在观影过程中，开始一直很不耐烦，觉得这部电影可能是由于技术局限，不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但是到了后20分钟，我又的确被感动了，会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会想到自身经验——父母之情，就是那种“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某个人在完全无条件地爱我”——这件事情。也许我这种情绪很自私，甚至不正义，但不论如何，它真实存在，想到这个我就会想哭。
另外，我还想呼应刚才志莹说的那一点，我觉得显然这个电影是通过了贝克德尔测验（bechdel test）的，即评判在一部电影里，两个主要女性角色之间的对话，是不是除了跟男人的关系以外，也谈论其他内容，比如两个女人自己之间的事情，或者其他非两性话题。在好莱坞电影中，无法通过这个测验的“大片”比比皆是，国产电影也类似。我觉得《李焕英》能聚焦在女人间的关系刻画，还是挺珍贵的。这里我可能想和张泠商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举步维艰的女性电影人创作，我们是不是要那么“铁面无私”，把她们的作品仅仅还原成“又一部被资本操控的劣质电影”。我们对于女性创作，是否应该还是以建设性批评为主，利用女性观众的力量，去帮助它变得更好？ 我成长的过程里，只能看什么《大话西游》、冯小刚，后来是黄渤、沈腾，这些通通是男人视角的影视作品，我作为自我意识强烈的女性，只有旁观感，没有认同感。
战洋：张泠刚才对资本在电影行业中机制做了特别专业和细致的批评，我觉得很有启发。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目前资本主导电影工业的情况下，女性主义的策略应该是怎样的？当然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够马上谈清楚。我自己还是乐见《你好，李焕英》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贾玲是女导演，也因为我担心求全责备可能无助于改变女性在电影和喜剧行业的边缘化的位置。
张泠：理解两位的意思。我可能是“爱之深而责之切”吧。资本绑架之下，个体女导演拍出来的也很难不是男权逻辑的。有个概念叫“racial capitalism”，即资本主义自诞生起就与种族主义密不可分。我们也可以说，资本主义也是男性中心的。好莱坞女导演如拍过《拆弹部队》（2008）、《猎杀本拉登》（2012）的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要拍男性电影甚至有军事帝国主义霸权倾向的超级男性电影证明自己的实力。作为电影研究者，对电影及其生产模式与背后的资本关系应有批判意识。且观众的电影趣味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需要培养。快餐消费式电影的流行对资本牟利当然是好事，但给电影业带来的长远影响并不令人乐观。女性导演和表达在独立电影圈有更多可能性，无论剧情片还是纪录片，这点在中国也一样。但它们的影响力显然不如《李焕英》。商业电影的宣传机器是非常强大的。我同意一格对女性视角电影的呼唤，但《李焕英》中的女性关系表面看不是关于男性，实质上还是关于男性：关键点是帮助李焕英嫁给哪个男性能“改变命运”、能不“输一辈子”。什么时候中国银幕上女性人物之间是在互相帮助谋事业、或为更广大的人群谋福利，可以不一定是母女，可以是关于女性的友谊与社群建设，那才是真正的进步。
三．母女关系与父权结构
马志莹：影片之所以一开始就抓人，在于它讲了一个母女矛盾：母亲似乎不满意女儿的平庸，女儿在自卑驱使下用尽办法取悦母亲。当然，剧情通过穿越告诉我们，母亲并没有不满女儿，这一切都只是女儿的心理作用。然而对很多人而言，这种矛盾是真实存在的。在一胎化的年代，育儿承载着家庭的心血和焦虑。母职话语和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母亲在育儿中的劳动和情感投入往往更高，成为“严母”，母女或母子之间的挣扎并不少见。我期待喜剧能以其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带人们直面这一矛盾，寻求家庭和结构层面的解决，而不是轻飘飘地否定和消解矛盾。
王梦琪：母女关系很值得讨论，是女性研究里很重要的话题。母女之间因为亲情和共同的性别体验，会建立起很强的感情纽带。但在父权体制下，母女之间往往又存在互相伤害的体验。我记得有一个精神分析理论说母亲的创伤是会遗传的，会导致女儿重复母亲的悲剧。我们刚开始是准备借这个电影来聊一些女性相关的、特别是母职的话题。虽然这部电影宣传了一个特别被主流认可的无私奉献的母亲形象，但不同代际的观众对这个电影的反应还是有分歧的。比如电影开头，贾玲修改了录取通知书骗她妈，还让她妈当众出丑。我看到这里时心想，这也太恶劣了，这要被打断腿吧。高考成绩不好是一回事，但改通知书是一个撒谎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挺严重的。如果是我妈来看这个电影，她肯定也会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但是在电影里李焕英就特别宽容，马上就原谅了女儿。这种包容其实体现了一种特别绝对的母爱。这种母爱无限宽容，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就好。可以说是所有文化里多样母爱形式的最大公约数。但是母爱，或者说现实里的母女关系，应该是很难，或者说不可能做到这么绝对的。所以，我们要如何去想象和表现多样性的，更具体的母爱呢？我们谈母爱，是不是也可以加入有关母亲本身作为一个人的矛盾和挣扎的叙事？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的一种母爱，在孩子如果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比如撒谎的时候，会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之前网上很多年轻人说带母亲去看这个电影，自己哭了母亲看了没什么反应，我想可能也是母亲作为母亲，对母爱的具体体验要远远丰富于电影的表现吧。
张泠：母爱当然伟大，但我们应如何讨论母女关系，是不是要无条件地歌颂母爱？刚才已提到片中李焕英“丧偶式育儿”的问题，因为在晓玲成长过程中看不到父亲。李焕英年轻时意气风发，有种不服输的劲儿，结婚有了小孩之后，孩子成了她全部的生活意义。她对孩子也没有过高要求，说只要我的孩子健康开心就可以了。所以贾玲所谓“争气”只是说女儿想让妈妈高兴，怎样让她高兴呢？回到过去帮她嫁得更好，嫁给厂长的儿子，去深圳发财，有着非常光鲜的物质生活……这一整套价值观，如果我们深入分析是有问题的，当然现在在国内已经被很多人接受，因为常被各式各样的文化娱乐产品、社交平台宣扬，很多人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价值观里面。作为研究者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分析一下，比如说新自由主义时代个人主义的核心概念在电影中的体现。第一个是要找到“真我”，像好莱坞电影《花木兰》（2020）中那样；第二个就是亲情、家庭，这是最重要的，延展版的个人主义。丧失了对社会的思考、对超越原子化的个体和家庭的更大意义的追寻，甚至把那些东西全都消解了。
《你好，李焕英》剧照
王梦琪：我们可以既有批判也可以被电影的某些部分感动，两者不一定冲突。同时我们可以不限于聊这部电影本身，还可以观察分析它带来的社会反响。我看时没有想到女性主义视角，因为这个片子表现的价值非常主流。我不时对某些剧情桥段产生不满（比如说主角想让妈妈嫁给厂长儿子这个设定其实很生硬）。但片子最后的反转确实感动到了我，补裤子的细节设置也比较出人意料。我看豆瓣的电影评分看到有些人打很低的分数，原因是这个电影没有顾及男性的感受。有人批评说，贾玲难道不在乎她爸爸的感受吗？看到这些评论我才意识到，这个电影触动到一些人的神经。这么一部很自然的讲母女关系的电影，本来也没有必要过多宣传父亲，但居然会有人这么被冒犯到。原来没有着重表现男性角色和视角，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一种冒犯。
董一格：梦琪提的母女关系问题很重要。我最早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时，读过一本讲当代中国母女关系的书，对我很有启发，是harriet evans写的《性别的主体：城市中国的母与女》the subject of gender: daughters and mothers in urban china （2007）。我第一次知道在女性研究视角下，可以把母女关系本身作为一种“分析性范畴”去思考很多问题。这是很有突破性的一个视角，因为父权制家庭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关于家庭政治的知识生产也一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比如很多早期社会学研究预测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研究者最早看的变量是一个家庭里父亲的职业和教育程度，而不看母亲的，因为母亲（在西方社会1970年代之前）大多是全职主妇，经济上完全依附于父亲。换句话说，在描述、分析家庭及代际关系方面，我们的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因此，关注、研究母女关系，其实是一种对于我们熟悉的那套话术的挑战，它蕴含了崭新的东西在里面。反思我自己，也内化了很多这种父权制的家庭秩序，比如说我的心理认同问题、很多情感的投射，都是偏向父亲那一边的。但是我也注意到其实有很多人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她们的母女关系其实是更坚实的一种联结。
马志莹：对，母女关系和母女矛盾是很重要的命题。以往中外的文艺作品，很多都是围绕父子矛盾展开的。比如西方作品中常见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儿子通过反抗乃至“杀死”父亲，但同时继承父权秩序，来实现家庭和社会的权力更替。那么女性为中心的作品如何呈现母女关系，它可能有什么样的张力和矛盾，这些张力矛盾如何被社会历史所形塑，要怎样去解决，观众能不能通过这种关系的发展想象新的社会秩序，都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上面我提到，《你好，李焕英》利用但同时也消解了“严母-不成器的女儿”这一普遍性的矛盾。当然，这只是中国式母女矛盾的一种，我们亲身体验过的还有其他模式。一格提到，包括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体验，就是在成长过程中很长时间内都更崇拜爸爸，觉得妈妈平庸、没有理想，从而也会怀疑自己是否能在拥抱女性身份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价值。有人指出这种心态是父权文化把男性作为价值依归的表现，我很同意。不过我想这不单纯是文化的问题，也源于社会经济对女性的压迫使得婚姻家庭中的女性确实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要用自己的再生产劳动为他人实现理想铺路。
还有一种我能想到的矛盾模式，是我们作为独生女，普遍追求自我表达与价值实现，反抗性别压迫，却常常觉得母亲守旧、无法理解我们。然而我们可能忘记的是，母亲不仅受到过深重的性别歧视与规训，而且有过作为“半边天”的骄傲与辉煌。作为新时代女性，我们需要对母辈的处境有结构性的认识，方可避免对女性产生本质性的怀疑与否认。若能与母辈的生活和反抗经验相联结，也能使我们的行动基础更广、力量更强。我期待女性电影人能更深入地探讨母女关系，帮我们做这时代的功课。
《你好，李焕英》里面两位女主角之间除了传统的代际关系之外，还有一个维度，那就是女儿穿越到过去，两人作为平辈互相支持、保护，建立起了近似友情的纽带。这很有意思，说明母女关系的出路与父子关系不同，不一定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臣服，而可以是相互扶持乃至并肩作战。当然，影片对这个友情维度的探讨很粗糙，因为它对李焕英生活世界的去历史化，使得我很难相信晓玲能真的像朋友一样理解李焕英，而去政治化也使得她们的并肩而行欠缺具体目标。不过作为商业电影，有这点灵光闪现，我觉得还是值得表扬。
四．电影性，对过去的“中产化”
张泠：电影史上有一种类型叫情节剧（melodrama），更细分有“家庭情节剧”，好莱坞和中国电影里都有。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有种亚类型被女性主义电影学者称为“maternal melodrama”(母性情节剧)，如《慈母心》（stella dallas, 1937）等。这种电影的核心是母亲为了女儿更好的未来（比如嫁入上流社会）牺牲自己。李焕英这样的母亲不是中国电影里独有。《李焕英》表面上是关于女性，但最后还是讲母亲是怎样一位伟大的无私的母亲，没有主体性和没有社会性的母亲。资本在电影工业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小觑，决定了它生产的电影产品的保守价值观。
有人讲电影就是通俗产品。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历史化一下。讲到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六、七十年代大约是全世界艺术电影的黄金时期（那时以欧美为主），比如说在纽约很多人排队看欧洲艺术电影导演戈达尔、安东尼奥尼、伯格曼的电影。这些艺术电影可能看起来不会像看“爆米花”电影那么轻松，但会有精妙的电影语言、深邃的哲理、深切社会关怀与批判、创新的视听形式等等。我们2000年左右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大家也是对这种电影趋之若鹜。国内观众的趣味变化跟全球潮流密切相关。在全世界范围内，比如说八、九十年代以后艺术电影衰落，好莱坞特技电影、“爆米花”电影蔓延到全世界。但八十年代的中国因为尚未引进美国大片，又在国有制片厂体系下不必太过考虑市场，出现了一批颇有实验性的电影，“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都拍出许多优秀之作（同期也有动作、喜剧、悬疑等本土商业片类型出现），这个趋势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潮流结束。
1950-1980年代，很多中国电影艺术性很高，且艺术性和通俗性并不矛盾，比如谢晋的电影，或者《五朵金花》（1959）、《刘三姐》（1960）等广为流传的电影，在艺术上有追求，在大众性上也不逊色。这些是高质量的流行电影，并不是说流行电影就一定要低质，高质量的电影就一定曲高和寡。2000年之后，电影业资本的力量肆虐，整个行业的标准都在松懈，无论这个人是否受过专业训练、有无电影感，只要ta有资源、能带来流量，ta就可以成为导演。就像现在有些流量明星，不需要有演技，不需要讲台词，甚至只要说1234567，有人给ta配音就可以了；甚至不需要到片场，拍绿幕后期合成就可以了……这样的创作态度在八十年代以前是匪夷所思的，整个行业现在是个赚快钱的行业，缺乏对电影、对观众智识的基本尊重。
为什么我们讲曾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应该有电影性？我们讨论一些文化艺术媒介，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每种形态都有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电影的独特性在哪里？用电影语言来讲述故事、表达思想和情感、气氛。举个例子来说，黑泽明的《七武士》（1954）里有个场景，有个武士战死，全村人悲痛沮丧，忽然有个武士冲进屋子里，拿了一面旗插在坟头上，这种慷慨激昂的样子，使得全村人的精神都振奋起来了。没有任何台词的三个镜头，就把这种情绪气氛完整有力地传达给了观众。如果一部电影总是需要台词来推动叙事，那是小品和话剧而不是电影，因为没有用电影的思维来思考。很遗憾在全世界范围内，用电影思维来思考的导演越来越少了，大家对像手艺人那样做电影的标准也越来越低了。电影需要思维和趣味的训练，就像我们读文学一样，没有这个过程，导演和观众的趣味都会慢慢退化。甚至现在我的学电影研究和制作的学生也很少看以前的所谓经典电影，都在netflix看一些网剧。全世界大约都是这么一种状态，大家都觉得只是娱乐消费无所谓，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和艺术形态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而仅作为牟利工具而存在，也不可能再像社会主义时期宣传和实践的那样，“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武器”。
周安安：我因为缺乏电影训练的相关背景，很多时候对张泠批判的这点不够敏感；甚至我会觉得让一家人在过年时去电影院看场引入了电影叙事技巧的小品，也算是一种基于本土文艺发展脉络的新民俗。前面志莹和梦琪都提到了本片剧本“粗糙”和“历史化”的问题，那么即使将对影片的观影经历作为一种“民俗”去理解，这部电影也还是有不到位之处，未能达成让不同代际的观众在观看中分享共同情感的效果。
作为一部春节档合家欢电影，制片方打出的广告语是“大年初一 笑顺爸妈”，意思是你要带父母去看这个电影，完成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时刻。结果却是80后子女看了很感动，母亲却不太感动。最终没有“笑顺”爸妈，只是娱乐了自己。我想理由除了“子女的自我中心”外，在还有一个因素是：这部电影虽然试图打怀旧牌，复原80年代厂矿的氛围，但那只是80后将自己的记忆碎片直接用自己的逻辑去关联起来的厂矿生活，而不是真正实践着这种生活的60一代的生活逻辑。我有几位朋友的父母在看过后都表示，这部片子表现的“80年代精气神”是错误的。所以我想这部片子不能达成一个合家欢的功用、不能在不同代际的观众之间唤起共同的情感，可能也与中国社会这四十十年来的急速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变化有关。
在剧情中，贾玲穿越后得到厂矿社区青年的接纳，是她使用了在90年代之后流行起来的港台大众文化来吸引朋友们。比如广播站诗人写不出诗，贾玲就帮忙抄了首刘德华的歌词；拿下小混混，靠讲了个《古惑仔》故事；影片的高潮是在一个非常形式主义的社区文艺汇演上，贾玲用别开生面的二人转赢得了满堂喝彩……这些叙事逻辑其实是基于80后自身的文化经验展开的：社会主义工人文化在港台流行文化面前曾经不堪一击，后者被认为更贴合人性和更具创作技巧。但其实厂矿生活有其重要的业余文化生活面向，很多工人的文化趣味很高，并且有像“文艺汇演”这样的日常参与机制，其整体文化素养可能是高于不少被大众媒体喂养大的80后打工人的。以二人转为例，通过对东北工人文化变迁的实证研究可以得知，“刘老根大舞台”这个喜剧团体的受众，其实和旧厂矿工人是两个群体，后者是在工人文化消亡之后才重新成为东北喜剧的代表的。所以片中“脱裤出丑”的这一二人转桥段赢得了工人喝彩，这恐怕是不太可能在80年代早期那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发生的。
当代市民喜剧中大量出现的“屎尿屁”喜剧要素，也许可以看做一种香港市民喜剧和二人转文化结合之后的产物，这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可能并未深入到片中“李焕英”们的文化心理之中去。就像以“浪子回家”为主题的《夏洛特烦恼》反而激怒了家中的另一半一样，以母女和解为主题的《你好，李焕英》可能也未能让两代人在笑声中达成理解。
现在随着新一代青年导演的成长，以回忆80年代为主题的片子一下多了起来。其中大多把80年代的日常生活描绘为一种对安宁祥和之中充满对物质生活渴望的状态，这种描述可能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问题，但对新鲜物质的热情与好奇可能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我们今日的中产阶层消费主义文化逻辑，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个人主义文化改造的过程。80年代还是一个存在于各种不同社会群体的记忆之中，尚未被历史化和结构化的时间段。大众文化首先开始重新表述这段社会史，这过程中所激起的不同代际、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不同情感反应，也许可以成为未来我们探索这段历史蕴含的丰富性的一个入口。
电影《你好，李焕英》拍摄地卫东机械厂
董一格：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继续追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很多爆款的片子都是“回到过去”这样的主题？《夏洛特烦恼》是回到1997年，韩寒的《乘风破浪》也是回到80年代，还有小众点的雷佳音和佟丽娅演的《超时空同居》等等。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电影特别能触动我这种80后——如今电影的消费主体，而我们之所以怀念那些东西，就好像二十多年前父母辈们突然开始唱红歌，其实当时的他们就是现在的我们——人到中年，生活里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没啥情趣，又有各种负担，于是想去逃避到一个虚拟安全空间，也就是回到你成长阶段最熟悉的东西里去。所以你会在《夏洛特烦恼》里，因为听到《公元1997》那些歌而感动，但可能在当年，我们根本不喜欢这些主旋律。到了这个年纪突然听到这些觉得有触动，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当时这套文化本身有多少认同，而因为它恰恰发生在我们的青春期，这触动可能更是跟我们的荷尔蒙和脑突触有关。
原因有很多。这里我想呼应其他几位，我觉得原因之一，是对过去的“中产化”——gentrification of the past。安安说这部电影是透过我们今天那种中产阶层消费视角，去建构一个想象中的过去，似乎那一切都是美好的，另一方面，影片又抹杀当时国企工人的主体性以及他们的文化造诣。这些我都很同意。一个想商榷的地方是，其实当年也有“厂花”是会选择嫁给比自己位高权重的人的，不是所有女性都像李焕英不屑于“高攀”——这一点是基于我自己对社会主义时期工人的研究发现。
第二个追问是：抛开文艺评论，从社会科学视角说，有一个“怎么办”的问题。一方面，贾玲导演这样的女性个体，诚然不代表一种对正义伦理有自觉的女权力量，但另一方面，她又确确实实拥有一种“女性的力量”，虽然可能是一种个体的、精英化的力量。那么，当我们的观众逐渐有很多这种有话语权、有消费能力的女性观众出现，并且慢慢积累到了一定可观数量的时候，这些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是不是也有一种力量可以发展——作为消费者，我们是不是就只能永远被动地去被各种银幕背后的资本、权力操弄？我们能否有某种制衡的可能？哪怕只是一种努力的方向？否则岂不是说，我们永远都无法改变我们的文化？但我觉得性别文化秩序已经在悄然地改变了，未来大有可观。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能解答的，但我们今天的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尝试。
张泠：同意。我也希望关于性别的讨论更多纳入阶级面向，不仅面对都市中产阶层消费群体，也多听听劳工阶层的声音。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