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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一
《国富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撰写而成的，它系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名著之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起源，是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必读之书，正因为此，利用闲瑕时间，我带着虔诚的心态认真拜读了这篇历史巨著，从而有了初浅的认识和了解。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现就第一篇笔录如下：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社会分工源自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
所谓商品，就是用于交换并可满足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前提，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同时，商品交换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二者同时产生，相互促进。
结论：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相互帮助与合作，即便是文明社会里普通人，他也无法得到满足其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必需品。
分工起因于人性中物品交换的倾向。作者接着给出的解释是人的本性——自私，是分工才使得这种自私的差异有了其用武之地，用不同的产出差异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差异，其中靠的是分工这种劳动差异来实现的。
接着亚当·斯密又告诉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身份低微而悲伤，因为“分工使得才能的差异比天赋的差异更加重要。”一个哲学家也许能讲出很多的道理来，但面对一大堆砖头时，他显然不比一个专业帮运工能拿到更多的记件工资，所以天生有才必有用。最后我记住的是：人们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我们自身来讲，是分科才让我有了不同的知识与技能。
社会分工的程度受市场对商品需求的限制，受市场交换能力大小的'影响，而一国内陆市场的范围通常又受限于邻近地区的富裕程度和人口数量。由于水路运输较陆路开拓的市场更为广阔，因而早期分工的变革都始于可通航的海河流域，之后才向内陆延伸。
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物物交换已经停止，货币已成为商业上一般媒介的时候，商品就多与货币交换。[然而]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金银的价值时有变动，。本身数量会不断变动的尺度，决不是测定他物数量的正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会不断变动的商品，也决不是计量他种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但是，劳动却当别论。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
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种，例如来自大海的鱼，就不需要给哪个地主交纳地租，但无论哪种商品，却必须要拥有这三部分中的至少一种。而且也要看到利息也是理论中的一种，只属于派生收入，而不算单独的一个部分。
在每一个社会及其邻近地区，各种用途的劳动的工资以及各种用途的资本的利润，都有一种普通率或平均率。这些普通率或平均率，可称为那地方那时候通行的工资自然率、利润自然率或地祖自然率。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出售的。这样，自然价格可只说是中心价格。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劳动工资必须随国家整体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也是国家财富的增加。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都大为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亦随之提高。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反应。极度贫困是社会发展停滞的表现，如果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衰退的征兆。
社会财富的增减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利润。某一行业内，增加投资，劳动工资则相对提高，但资本利润降低；反之，劳动工资降低，而资本利润却相对上涨。资本利润可以通过货币利息来体现，利息率与利润率成正比，与劳动工资成反比。
职业性质产生的不均等。由于劳动者的职业性质差异，从而导致其工资报酬的不均等，同时也影响不同用途的资本利润。资本用途本身应补偿某些职业性质造成的微薄利润，从而抵消其他职业的优厚获利。与各种劳动的货币工资相比，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都接近同一水平。
欧洲政策引起的不均等。由于欧洲政策限制事物的自由发展，从而导致工资与利润的不均等。这比由于职业性质差异导致的不均等更为严重，其主要表现在限制职业竞争者的数额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措施使得资本用途差异的所有利害呈现非自然的不均等现象。
劳动生产力的改良都趋向于直接降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间接提高土地的实际地租。制
造品真实价格的降低必然提高原生产物的真实价格。随着土地改良的推进，地主投入在土地上的改良费用通过种植粮食类生产物获得补偿。在土地改良之前，土地的生产物是地租的唯一来源，其价值仅等于它所提供的地租。土地改良之后，虽然某些生产物可以为地主提供地租，但人们对这些生产物的需求并不稳定，这些生产物能否提供地租要受诸多条件的制约。改善交通是一切改善措施中最有实效的。在土地改良的不同阶段，能稳定或不稳定地为地主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之间，其价值比率通常出现不同程序的波动。与前者相比，而后者的价值呈持续增长趋势。尤其是欧洲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之后，二者价值比率的波动更为剧烈。土地的原生产物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无法靠劳动实现增加，但其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加而增长；第二种能根据需要有所增加，但其真实价格上升有限；第三种虽能通过劳动实现增加，但效果有限，其真实价格随增加这类产物所取得的实效而定。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它不愧为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二
物品的预先积累是分工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食品衣物提前被积累，就养不活医生战士。分工越细，需要预先积累的物品就越多，包括各工种需要的设备原材料等。
可将物品积蓄分为3类：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消费品。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都是资本，资本指可以获得收益的物品。其他不可获得收益的算消费品。流动资本可大致理解为贸易品与货币;固定资本可大致理解为生产性物品，比如生产用的厂房、设备、土地等。注意，同样是食物，在商贩那里算流动资本，在顾客那里算消费品。消费品又可分为非耐用品和耐用品，前者比如食物，衣物，戏剧等，后者比如住房，珠宝，家具等。
通常，固定资本获利离不开流动资本的参入，好比生产离不开原材料，而且流动资本常常会沉淀为固定资本，好比设备也是贸易采购而来。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最终目的和结果，都是消费品的增加。所以，人民的贫富，表面因素是可供消费品的多寡，内在因素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多寡。
斯密将流动资本分为货币，食物，原材料和制成品。他认为这当中，货币的性质有些类似于固定资本。第一是，铸造货币(当时主要是贵金属货币)及货币磨损都需要费用，好比维持设备运转需要费用一样。第二是，货币的作用是帮助流通，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财富，一国的流通货币总价值常常远小于该国的财富，因为货币可以周转。第三是，维持货币系统的费用若能节省，而又不影响系统运作，那这些费用就实质增加了财富，好比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节省设备维持费用可增加利润一样。
正是从上面这些推理，斯密认为采用维持费用较低的纸币好过维持费用高昂的贵金属货币。当时的英国，尚没有中央银行和法定纸币，流动的纸币可近似看做是各家私人银行发行的票据。
一家私人银行，如果承诺随时兑换其票据并按承诺实施，则人们出于其具有的商业信用，会愿意流通其票据。银行通常不会真的储存票据等额的金银货币(通常储备不会超过五分之一，中国目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3%)，因为总有大部分票据处于流通状态。那节省下来的金银货币维持费用便可用来进行其他生产性活动。
如果银行滥发纸钞，会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是超过市面流通所需的部分，因在国内市场已无获利机会，持有人会自动兑换成金银流向国外获利，这会造成该银行的金银储备流失，多发的纸钞又回到了银行，还损失了金银的维持费用，得不偿失;第二是，如果市场发现某银行的纸钞超过了其能随时偿付的程度，其价值就会打折扣，或者转而采用其他信用更好的银行纸钞，也是得不偿失。
银行只要保证自己的纸钞，不超过没有银行的情况下，人们随时保留在手头上用于流通的金银货币的总数，就不会影响经济运行，社会节省了金银维持费用，商人可通过合理信贷将这笔本来闲置的金银币用于生产。银行通过采用对各商家进行信用评估等手段，保证其贷款(贷的款就是银行发行的票据)质量。某些激进的企业会钻银行的空子，斯密举了“对开汇票”的例子，两家公司通过相互开汇票，去银行贴现获取资金，再开新的汇票还旧账，将这些套取的纸钞用于投机，这明显不属于发行纸钞的本意，而且投机获利超过资金成本的机会非常之少，风险极大，如果不加以监管，会造成银行的破产。
对于纸钞取代金银货币，斯密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金银货币好比公路，有助于商品流通，但会占用农田和工厂的土地，纸币好比空中的公路，也有助于流通，但不会占用土地，但由于在空中，更不稳定，需要更高明的管理技术。
由于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地租组成，故一国的年产出必然以这三种形式分配给国民。这里的工资、利润和地租都指已扣除了投入成本的净所得。很显然，机器要继续运转，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维修费用和劳力，这部分不算净所得。每年的产出中总有一部分需要继续投入到这种必须的消耗中，这种消耗最终会流入“生产性劳动”中(有点类似成本的概念)。扣除了这部分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就可以自由选择，是进行扩大生产进入“生产性劳动”(这里的概念与上一个略有不同，上一个类似成本，这个类似再投资)，还是进入纯消耗品的“非生产性劳动”，比如买衣物，看戏。
富国的产出中进入“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比例较高(类似于生产所需投入的成本较高)，而穷国的生产更多是靠天吃饭，投入很少。尽管富国的“生产性劳动”资本投入比例高，但因为富国产出的绝对值较大，其净所得的比例虽然小于穷国(好比穷国的地主，靠天吃饭，需要的再投入少，赚的大部分都是净所得)，但其绝对值大大超过穷国。
斯密认为，产出中投入“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过多，不利于该国人民维持勤劳的品格，助长了懒散，也不利于国家财富的积累。一是因为“非生产性劳动”的可积累性差，比如戏剧在表演的那一刻，价值就消散了，而机器可以再生产，创造更多价值。二是“非生产性劳动”过度依赖大资本家或达官贵人的施舍。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少有一国的国民集体挥霍无度，个别人的挥霍或错误投资不会造成整体性的财富减少，倒是政府等公职人员的“非生产性劳动”，如果管理不得当，会损失一国财富，比如轻易发动战争，国内发生革命等。同样是“非生产性劳动”，耐久性的消费又优于瞬时的消费，比如房产，珠宝，家具等好过衣物，食物和戏剧。
还有一部分资本间接用于“生产性劳动”，那就是借出收息(很少有人借钱纯粹为了消费)。对这部分资本，只要规定一个合适法定最高利率即可，这个利率要略高于市场正常的借贷利率。定的过低，非但不会阻止人们借钱，还会增加借贷成本，因为增加了违法被查的风险溢价。定的过高，助长了某些激进企业家进行高风险借贷。
资本的各种用途
资本指可获益的物品，资本的投入有四个方向：投入到初级品的生产(类似于农业畜牧业的第一产业);投入到制造加工品生产中(第二产业);投入到货物贸易中;投入到货物零售中。前两种是后两种存在的基础。
零售商除了为批发商提供了利润外，只驱动了自己这个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批发商除了为第一第二产业制造商提供利润外，还驱动了运输业和自己这两类生产性劳动者。制造业除了为第一产业提供利润外，还驱动了大量的劳动力，使其获得工资。斯密认为，资本投入农业，驱动的生产性劳动最多，因为需要的劳力多，而且回报多，比如扣除成本的地租可达产出的四分之一以上，制造业很少有这样的回报率。
就资本的流通范围来说，农业和零售业通常是本地化的，流通范围较窄。制造业的工厂和劳工大多也是本地化，但原材料和产品不一定如此。当一国的资本不足以同时投向上述4个方向时，斯密以北美殖民地为例，认为投向农业，对本国的劳动性生产贡献最大，其次是制造业。
就货物贸易来说，同样的资本，由于周转速度的差异，国内贸易驱动的生产性劳动，高过外国消费品贸易，又高过纯粹的海外贸易。比如国内贸易，一年资金可周转四次，海外贸易只能三年周转一次，有一半的周转在海外完成，那相同的资本，驱动的劳动相差二十四倍。
但即使如此，斯密并不主张政策倾向某种贸易，因为海外贸易的存在，表明国内某产物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如果不进行海外贸易，这部分劳动将消逝。即使完全贩运国外货物，贩运本身也是一种劳动。一国出现大量海外贸易，有时也侧面反映该国国内的产出极为丰富。
虽然农业能驱动更多的劳力，回报率也更高，但当时欧洲的事实是，很多人靠制造业或货物贸易发了财，却很少有人靠农业发财。斯密将在第三和第四卷中解答原因。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三
国富论读书笔记打开《国富论》的时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着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总感觉读起来会使我变得晕头转向。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读了下来，也深有感触。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无论他说的是对还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对于今天的我看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就这一点我们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亚当斯密。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
然而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没有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我佩服亚当斯密的精神。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当亚当斯密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四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面有提及，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所以亚当·斯密变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意味着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然而亚当·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国富论》篇章众多，亚当·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亚当·斯密认为，人都是利己的，其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而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
但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交由市场去自主调节即可。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曾一度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崇，直至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在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备受推崇，甚至认为只有自有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然而，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让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罗斯福所推行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使美国渡过了经济危机，社会经济逐渐好转，从而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再次重新思考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学说的正确性。
多少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为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以及自由经济和国家干预经济何者更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争论着。在我个人看来，国家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力量必不可少，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仅应该是一个调控作用，是一个裁判的角色，避免社会经济过热或者过度萧条，在经济繁荣时期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则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干预经济的发展。适度的国家宏观调控不等于行政指挥经济。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利于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自己国家经济的繁荣，倘若每一个国家都如此，世界经济则会陷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尴尬境地，最终落得两败俱伤的地步。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使人们意识到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而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又使人们明白到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导致的弊端。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应该做的.不是迷信任何一种经济学说。毕竟一个经济学说正确与否需要相当长的一个经济周期来验证，而经济学的规律也并非是那么容易发现，在那么多经济学说中，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以及国情来确定到底应该用哪一种经济理论作为借鉴。
同时，我们也不能迷信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如一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绝对真理一样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1929-1933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时候遭到致命的打击，让人们一度怀疑它的正确性，然而后来其又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一条经济理论并不是永恒正确的，其是否起积极作用还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国情来具体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大抵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在不断地探索中寻找适合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社会繁荣发展吧。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五
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合适。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思想，他还撰文赞扬过牛顿，后来他用牛顿的物理学原理作为经济体系，造出了一本掷地有声的《国富论》，后来西方就出现大量的所谓经济学名著。因此，世界就像开设了一个经济文化大赌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像赌场中一个个旁观他人输赢的马仔，围绕着博弈实体经济学理论凭个人感觉进行猜测，凭个人主观意愿盲目欣赏。但《国富论》里没有引入输赢与均衡的标准，没说怎样取胜，没有给出一个整体如何对大小的区分，没有开端，没有终结，也就是没有边界，都是一些宏观抽象的概念。无论混沌和有序怎样互相转换，《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博弈行为取胜的依据。全世界经过230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据。230年以来，无数人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众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一个词偶然地出现，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人们对它似懂非懂，几乎所有人的解释都是自圆其说，一传十，十传百，无限的放大，“看不见的手”就成了神话。今日我们用《博弈圣经》实体与性质的观点解释“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博弈实体法则的威力。博弈实体法则的瘾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内在逻辑是道德与博弈的法则，市场经济就是根据一套“博弈法则”使资源配置通过道德协同与博弈协同得到调整，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和“看不见的手”都是在观察博弈实体时得到的感觉。他宣称市场经济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为了维系两个假设，一是效率，二是穷人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只有对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们才格外地积极，这会带来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掠夺。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专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质的博弈对局不是博弈实体就不存在“看不见的手”，对个体疯狂的掠夺就无法干预。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博弈实体的威力，可惜他还没有认识到博弈实体的本质特性，他感觉到，“人类行为的结果是非存心出现的”，好像参与者带来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见的手”给予的，这是一个赌徒，对赌博结果的无奈，对博弈实体的无知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文化结构复杂而宏大，人们难以理解，语言也很难表达，它比《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手”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有简单的几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足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手”语言流畅，琅琅上口，还有一个“手”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场运行机制恰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手”，“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
“看不见的手”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用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一切追求最大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一定会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忽略博弈实体政治，单一的追求主体效率最大化，有权有钱的人不知道自己与实体的关系，就会藐视博弈实体法则，使人的利益透支，权益透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最后的疯狂形成巨贪罪恶，一切追求经济最大化的经济衍生物，像道德与诚信将会消失，一切浪费、污染、错误都包藏起来，表现虚拟的实体假象，最后造成经济危机，物价膨胀和市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博弈圣经》二人对局的取胜原理，再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可知，以人为本的行为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博弈圣经》在开篇中有一句话：“博弈并不关注目的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达到目的的行为才是经济研究的内容。”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六
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国人对《国富论》并不陌生，但多将它看作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经济学说而束之高阁，除了高校经管类学生被导师要求阅读之外，普罗大众看过这本书的估计不多。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价值理论外，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8世纪，西欧的孟德维尔写过一则寓言，讲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开始，蜜蜂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追逐荣华富贵，这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人人安居乐业。但是，当蜜蜂变得善良节俭，放弃了奢侈挥霍的生活时，经济却反而一片萧条，民生凋敝。最后有敌来犯时，无力抵挡，只好逃之夭夭。这则寓言，在当时被视作妖言惑众的异端邪说。但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却说得好：“谁要想发现真理，最好是成为异端。”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孟德维尔的“异端邪说”，贯穿始终，成为构造其理论大厦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来：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在将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书》如是说。的确，《国富论》从面世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了，但是，岁月未能将它尘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从前，熠熠生辉。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一筹莫展。不少经济学家就转而求助于斯密的经济学，梦想回到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希望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创辉煌。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经过二百多年的精心构建，已经巍峨耸立，金碧辉煌，但如果没有斯密的《国富论》奠基，那也不过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甚至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两百年来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都不过是在为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七
《国富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撰写而成的，它系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名著之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起源，是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必读之书，正因为此，利用闲瑕时间，我带着虔诚的心态认真拜读了这篇历史巨著，从而有了初浅的认识和了解。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现就第一篇笔录如下：
第一章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社会分工源自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
所谓商品，就是用于交换并可满足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前提，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同时，商品交换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二者同时产生，相互促进。
结论：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相互帮助与合作，即便是文明社会里普通人，他也无法得到满足其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必需品。
第二章分工的起因。
分工起因于人性中物品交换的倾向。作者接着给出的解释是人的本性——自私，是分工才使得这种自私的差异有了其用武之地，用不同的产出差异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差异，其中靠的是分工这种劳动差异来实现的。
接着亚当·斯密又告诉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身份低微而悲伤，因为“分工使得才能的差异比天赋的差异更加重要。”一个哲学家也许能讲出很多的道理来，但面对一大堆砖头时，他显然不比一个专业帮运工能拿到更多的记件工资，所以天生有才必有用。最后我记住的是：人们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我们自身来讲，是分科才让我有了不同的知识与技能。
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社会分工的程度受市场对商品需求的限制，受市场交换能力大小的'影响，而一国内陆市场的范围通常又受限于邻近地区的富裕程度和人口数量。由于水路运输较陆路开拓的市场更为广阔，因而早期分工的变革都始于可通航的海河流域，之后才向内陆延伸。
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和货币的使用。
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或论用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和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
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物物交换已经停止，货币已成为商业上一般媒介的时候，商品就多与货币交换。[然而]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金银的价值时有变动，。本身数量会不断变动的尺度，决不是测定他物数量的正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会不断变动的商品，也决不是计量他种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但是，劳动却当别论。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
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种，例如来自大海的鱼，就不需要给哪个地主交纳地租，但无论哪种商品，却必须要拥有这三部分中的至少一种。而且也要看到利息也是理论中的一种，只属于派生收入，而不算单独的一个部分。
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在每一个社会及其邻近地区，各种用途的劳动的工资以及各种用途的资本的利润，都有一种普通率或平均率。这些普通率或平均率，可称为那地方那时候通行的工资自然率、利润自然率或地祖自然率。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出售的。这样，自然价格可只说是中心价格。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第八章论劳动工资。
劳动工资必须随国家整体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也是国家财富的增加。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都大为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亦随之提高。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反应。极度贫困是社会发展停滞的表现，如果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衰退的征兆。
第九章论资本利润。
社会财富的增减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利润。某一行业内，增加投资，劳动工资则相对提高，但资本利润降低；反之，劳动工资降低，而资本利润却相对上涨。资本利润可以通过货币利息来体现，利息率与利润率成正比，与劳动工资成反比。
第十章论工资和利润随职业性质与资本用途的变化。
职业性质产生的不均等。由于劳动者的职业性质差异，从而导致其工资报酬的不均等，同时也影响不同用途的资本利润。资本用途本身应补偿某些职业性质造成的微薄利润，从而抵消其他职业的优厚获利。与各种劳动的货币工资相比，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都接近同一水平。
欧洲政策引起的不均等。由于欧洲政策限制事物的自由发展，从而导致工资与利润的不均等。这比由于职业性质差异导致的不均等更为严重，其主要表现在限制职业竞争者的数额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措施使得资本用途差异的所有利害呈现非自然的不均等现象。
第十一章论地租。
劳动生产力的改良都趋向于直接降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间接提高土地的实际地租。制
造品真实价格的降低必然提高原生产物的真实价格。随着土地改良的推进，地主投入在土地上的改良费用通过种植粮食类生产物获得补偿。在土地改良之前，土地的生产物是地租的唯一来源，其价值仅等于它所提供的地租。土地改良之后，虽然某些生产物可以为地主提供地租，但人们对这些生产物的需求并不稳定，这些生产物能否提供地租要受诸多条件的制约。改善交通是一切改善措施中最有实效的。在土地改良的不同阶段，能稳定或不稳定地为地主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之间，其价值比率通常出现不同程序的波动。与前者相比，而后者的价值呈持续增长趋势。尤其是欧洲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之后，二者价值比率的波动更为剧烈。土地的原生产物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无法靠劳动实现增加，但其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加而增长；第二种能根据需要有所增加，但其真实价格上升有限；第三种虽能通过劳动实现增加，但效果有限，其真实价格随增加这类产物所取得的实效而定。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它不愧为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八
会：
理网点，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而且，银联的出现，使得跨行取款也成为可能。
果觉得此公司的性价比更高，可以通过短信立刻定购。仅仅是这项服务就已经是宣传推广的一大亮点了，而它节省的又岂止是广告营销费用?诸如对劳动力的需求、对店面的需求等等都大量的减少。由此，不得不感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有多么巨大的作用!
以上就是我这次阅读《国富论》的一点心得体会。
魏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