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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文化的异同英语篇一
;一、从词义角度分析“妈妈”一词的中外异同
德语：mutter
荷兰语：emo
法语：mere
海地语：maji
意大利语：madre
丹麦语：moeder
塞尔维亚语：majka
……
再来看看汉语中该词的历史发展。在汉语中，“妈妈”来自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从动物继承而来的最简单发音：牛、羊开口发出的“吗”声。
“妈”从造字上看是形声字，从女，马声。《康熙字典》中释：“俗读若马，平声。称母曰妈。”这表示“妈”一字最早的单纯含义确实是指的母亲。宋朝已出现了“妈妈”的称呼，汪应辰《祭女四娘子文》中曾提到：“爹爹妈妈以清酌、时果庶羞之奠，祭于四小娘子之灵”。
以上证据可证明，“妈妈”一词并非元朝才有，更不是从苏联音译来的外来词汇。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汉语和英语中“妈妈”一词及其引申义的使用规律来：汉语中的“母亲”和英语中的“mother”相对，“妈妈”等口语称谓则与“mom/mummy”等相对，这两组在关系上均为书面/口语的关系。
二、从生理和心理双角度论述“妈妈”一词形成原因的相通点
第二个影响因素来自于心理原因。我们都知道，语言只有当音义称为固定的结合体时才成其为语言。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此大胆假设：将“mama”一词的语音与给与我们生命的母亲的意义相连结起来，则是出于一种人类自身心理层面的无意识的需求。从婴儿的角度来看，当婴儿的两只眼睛的视线逐渐形成了焦点能看清东西，并且视线的接触范围也开始逐渐扩大时，就开始了对环境的认识过程。婴儿首先就是感知温饱的来源——“妈妈”。此时“妈妈”的含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妈妈”，而是乳汁和温暖的象征。随着婴儿对环境的识别能力的加强，这些基本的本能需要逐渐和特定的环境、对象结合在一起了。偶然情况下发出的“mama”为母亲带来了欣喜和感动，并伴随有呵护和给予，婴孩也在逐渐的积累中将这种温暖与安全的来源和固定的发音相连结，形成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确切的感知。而从母亲以及抚育者的角度考量，将孩子发出的第一个清晰可辨的音固定为对母亲的称呼，也是一种母亲爱的回答的需要和方式。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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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是一种特别的语言符号，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不仅是一个计数的符号，也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迷信、禁忌文化和语用心理。俄汉两个民族有不同的数字文化，本文通过对汉语和俄语中的数词“三”和“три”的词源及文化内涵进行比较分析，产生语言和文化知识，揭示其在各自文化中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数字;数词;“три/三”;语言文化
一、引言
人们用数字来表示数目或顺序，数字在各民族语言中不但有计数功能，而且具备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与翻译新论》一书中提到：“数字在科学世界中，作为实数，其功能是计算;在人类的心灵世界中，数字是‘虚数、天数、玄数，其功能是表义。”（1）数字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单位，不同的语言引起的差别的思维方式会影响言语的表达，对数字文化的感知也会有分歧，构成特别的数字文化。本文选择俄汉数词“три/三”作为研究对象，从词源学和文化意义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其在各自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内涵，探讨俄中数字“три/三”因语言不同所产生的不同文化观念。
二、俄语数词“три”的来源与文化内涵
（一）数词“три”的词源与词义分析
俄罗斯数学史家в.в.бобынин认为，古代俄国人的计数概念与双手的概念有关。（2）由于人类只有两只手无法拿取更多物品，他们发现可以把第三件物品放在脚上，由此萌芽了三的意识。在自然科学领域，数词使用纯阿拉伯数字表示数目意义;在语言学里，数词多表现数字名称，包含文化意义。数词“три”，既与阿拉伯数字“3”对应，又包括数字“3”的名称。词典上对俄语数词“три”的注解：表示数字“3”;表示“三次，大都，多次”;表示“三倍的，终，级”。
（二）数词“три”的文化内涵
说到数字，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情感和偏好。对俄罗斯人来说，“три”是个吉利的数字，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似乎格外偏爱数字“три”。
代表三种美德：信仰、希望、仁爱，是神的旨意。“триада”象征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3）
2. 迷信奇数。在生活中，俄罗斯人若是听到不好的话，就会向左肩后吐三次唾液或在木制品上敲击三下以此来消灾解难;婚礼后新人要绕桌三周，意味着新人已是正式夫妻;通常要选第三天、第九天举行葬礼;（4）国旗也是由蓝、白、红三色构成。俄国学者茹科夫斯基曾说过：“这源于古人关于奇数神圣的迷信观念。”（5）
3. 虚化意义——多。在某些俗语中，数词“три”已经不是单指数目“三，三个，三次”，而是虚化为“多、多次、大量”等意义。比如谚语：“в три ручья”（泪如泉涌）;“говорить с три короба.”（说了一大堆）;“без троицы дом не строится.”（没有三番五次房子盖不成）等。谚语在人们口头流传广泛，频率高，这是一个数字“три”被广泛认可的突出体现。
4. 文学意义。许多文学作品习惯用数词“три”作为数量、次数甚至时间点的选择，起到或突出人物形象，推动剧情更替，强调场景意义等作用。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喜爱并擅于使用数字“三”来创造童话故事。（1）比如民间童话《青蛙公主》里：国王有三个儿子，选择了三个女孩结婚，并测试了三个新娘与三个任务，三只动物帮助了王子。普希金的小说《黑桃皇后》中，数字“三”有预示小说情节的作用。从赫尔曼一开始拿到三张牌开始，普希金就一直在用数字“三”来打动读者的心，“三”这个数字巧妙地贯穿全文，使文章的情节完整。俄国文学中无论是主要人物，故事情节或主要场景都离不开数字“三”。
三、汉语数词“三”的来源与文化意义
（一）汉语数词“三”的词源与词义分析
目前汉语里数字的起源还是个谜。不少学者认为汉语数字的诞生与手指有联系：原始社会手指计数是日常生产活动中一种最直接、方便的计数方法。汉语中数字“三”的书写方式也与代表“三”（弎）的手指形状有关（“弎”是大写的“三”）。人们一开始用十个手指来计数，当手指不够用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数石头、打绳结、做记号也就是“石头记数”“结绳记数”和“刻痕记数”。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三”的注解如下：读音为sān，指事，本义数目，二加一的和;多数;多次。三的本义是“三、第三”。张舜徽注：“三之本义为数名，固矣。”“三”的引申意为“多次，再次”，如《左传·庄公十年》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个行为重复了三次以上，都用三次表示反复意义。
（二）汉语数词“三”的文化意义
在汉语里书籍典故中呈现了多种三的用法。如三岁、三年、三日;三人、三品、三驱等。“三”可以与其他数字搭配使用，形成大量的习语和成语，具有特殊的修辞意义。
1. 虚化意义——多或少。在中国成语和习语中，“三”的意思是“最终的、众多的，完全的”。如：三三两两，接二连三，事不过三， 三人行必有吾师， 三缄其口等。我们发现“三”常与长度单位连用，如：火冒三丈， 垂涎三尺， 三寸不爛之舌，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三也可以表示“至少”，如“三思而后行”表示“至少要有三个才……”。随着事物数量的不断增加，“三”不能代表更多，但它是数字增加的最小临界值，所以可以代表“更少、至少”。
2. 代指具象的事物。从西周时期开始，前人将宇宙划分为天和地，逐渐衍生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位一体的宇宙观，如“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这种“三位一体”的宏观宇宙观也影响了人们对微观事物的划分，例如，诸侯国把他们的领土划分为三份：三蜀、三川、三秦。秦汉时期有三部刑法。三尺汉字竹简;刘邦入关“约法三章”;又如每季度是三个月，有三春、三夏、三秋、三冬之名。数字被编码为抽象的数字或详细的对象。
3. 道德规范意义。中国人善于使用数量和数字作为表达手段，并按照一定的规则以一定的顺序组织或安排零散的事物。“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主要主张，用来教化民众，维护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三从四德”是古代封建社会用来束缚妇女的行为、道德规范。新时期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产生了新的三从四德，新的三从是指从世界、从爱、从己。数词三贯穿几千年的纲常礼教，影响了人们的道德思维。
4. 宗教意义。宗教方面中国人对数字“三”的崇拜不亚于俄罗斯民族。道教信奉“三官”——天官、地官、水官;“三星”福、禄、寿代表星辰。（2）佛教把宇宙分三部分：天上的宫殿或神仙居住的仙境，人间凡人的处所，阴间或地狱鬼魂的居住;佛教也信奉“三宝”：佛、法、僧;“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学”：戒、定、慧;“三藏”：经藏、律藏、论藏。
四、俄汉数词“три/三”的语言文化内涵的异同
通过对俄汉语“три/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民族的数字文化有共同点也有区别，体现两个民族文化的异同。
（一）相同点
第一，词源方面，他们的起源类似：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为了满足生产劳动的计数需要，数字产生了，俄汉数词“три/三”的出现都与人的身体——手有关;他们所表示的数目同等，都对应阿拉伯数字3;另外他们都常与其他数词连用，构成了大量的成语、习语、谚语及固定表达。
第二，都有求吉避讳的意味。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数字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禁忌。对于吉利和喜欢的数字会频繁运用，对于忌讳和不喜欢的数字则尽量避免。俄罗斯受基督教影响偏好数字“три”。而在中国“好事成双”的心理历来喜爱双数，在重要日子比如婚嫁会尽量避免奇数日子三以求好运。
第三，都是约定俗成的，流传了几千年的历史，是由人民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决定或形成的。虽然俄汉两个民族传统文化不同，俄罗斯文化受基督教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数字文化对本国人民的影响都是从古时候开始的。俄罗斯因为宗教及其西方的影响对奇数“три”喜爱、崇拜;中国比较推崇儒家思想：“三才”宇宙观，封建礼教“三纲”“三从”等。两国的数字文化都是贯穿本国千百年，代代渗透融合下来的。
（二）不同点
第一，俄汉语中的单双数概念不同。俄罗斯人钟情于单数，幸运数字3，7，9等，这是受俄罗斯及西方文化传统和数字概念的影响。单数数词代表顺利，如意，神圣，双数通常与不祥的事物相关联，例如3、7、9朵花用于节日或婚礼，而2、4、6朵花则用于哀悼亡灵。中国人则具有双数情节，汉语中的双数有“完整”“幸福”等吉祥的含义，在婚礼和其他节日活动中，礼物应该是双数，表示好事成双，贴春联、门扇、窗花等也要注意成双成对，这些场合应该尽量避免单数3，7等。
第二，俄汉语数词虚化意义不同。在俄汉语中与“три/三”相关的成语、熟语数字的含义已虚化，但是二者所表达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这意味着同一个数字的语用含义在不同语言中通常是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俄语中数词“три”被虚化为“多、大量”等意义。“бегать в три ноги”（跑得飞快）;数词“三”在汉语中的虚化意义是：“最终、完全、多”，如：三令五申;三頭六臂。除了“多”还表示少——“至少”，如《论语》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数词“三”就是指“至少”要有三个人同行。
第三、数字谐音。我国数字文化中还存在“谐音文化”，汉语拼音里数字“三”的发音与“散”相近，散这个词有“分散”“零碎”“解雇”等义项，还有数字“四”与“死”，“八”与“发”，“九”与“久”等。这点俄罗斯文化中没有体现。
五、结语
数词不仅包含数字的功能，而且还蕴含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人们自古以来的民族心理、社会公德、宗教信仰等观念。中俄两国文化间的差异， 导致两民族思维方式不同，表现在各具特色的生活经验里， 俄罗斯和中国两个民族对数词“три”和“三”的概念和认知必然会有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为了准确传达数字的意义，需要全面了解中俄两国的语言和文化，挖掘出不同语言所反映的深层文化和心理内涵。对俄汉语数字“три/三”的对比研究，不仅对语言学，甚至对社会学，民族学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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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两者之间的依靠力量、行为主体与客体、价值追求是一致的，但是在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和治理趋向上，两者差异甚大。在当下推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新形势下，很有必要对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异同作一番探析。
[关键词] 政治清明；清官文化；异同
[作者简介] 梁芷铭，男，钦州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府行为与政策分析、公共治理与媒介传播。（钦州535099）
在中国古代，曾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政治清明时期，也有推动社会善治的经验积累和浓厚的清官文化思想，也出过包拯、海瑞等清官，这是当下推进廉政建设、实现政治清明的重要思想来源。但人们往往把古代政治清明时期的出现和清官文化联系起来，以致于迷失于清官文化的精彩和政治清明时期的社会景象中，也就可能把当代政治清明的实现寄托于清官文化。显然，这与在新形势下实现政治清明的观念相违背。因而，深入分析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的异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之同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不属于同一范畴层面：政治清明偏向于以政治格局、政治大局的角度来理解，是国家对自身政治文化的一种愿景，是一个大概念；而清官文化更多是从民众的角度，从清官本身去解读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小概念。但是，由于任何政治都是人的政治，任何清官都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形成和发展，再加上廉洁清明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官员的“共同理想”，因此，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诸多可探讨的共同之处。
（一）依靠力量一致
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形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多方面力量、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明清两代，由于“关于清官的议论、奏折、书籍、传记、话本以及曲目等”广泛流传，清官群体及其特征魅力逐渐深入人心，清官文化逐渐被民众熟悉和推崇，可以说，“清官是官，但清官形象是百姓塑造的”[1]（129～144）。简而言之，政府官员、社会大众和社会监督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得以形成的主要依靠力量。
首先，政府官员是实现政治清明和形成清官文化的核心力量。一方面，作为公务人员，政府官员处于国家机构的不同部门和岗位上，熟悉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岗位职能，他们无时无刻不受到国家执政理念的影响，有着自己的权力观、法制观、政绩观和义利观等，这是他们推动实现政治清明和构建清官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依据一定的行政理念行使行政权力，立足于行政管理机构职能，协调处理不同部门、不同机构、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维持着国家机构的运转。通常而言，当他们的权力观、法制观、政绩观和义利观等契合于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基本权利的时候，政治清明便可逐渐实现，而清官文化也将深深烙印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
其次，社会大众是实现政治清明和形成清官文化的群众基础。一方面，社会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有着美好的期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参与国家治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治清明的实现和清官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对国家法制和公共政策的实施情况与实施效果最为了解，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智慧，对国家治理有着这样那样的建议和意见，而这恰恰是国家政治统治智慧的来源之一。因而，离开了社会大众的参与，离开了社会大众的智慧，政治清明的实现和清官文化的形成都将失去坚实的基础。
再次，社会监督是实现政治清明和形成清官文化的外部力量。一方面，出于实现自身基本权利的需要和改善自身生活处境的需要，民众会通过各种渠道以不同的方式对政府官员和行政权力形成不同程度的监督，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使行政权力的运行切合于社会公平正义。可以说，强有力的社会监督是实现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不可缺少的保障。另一方面，在政治秩序混乱、政府官员普遍腐败、权力滥用的时代境遇下，社会大众的普遍监督则成为倒逼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强大外力。
（二）行为主体和客体一致
无论是政治清明的实现，还是清官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行为主体和客体。政府官员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政府官员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主要造就者，他们践行清官文化，维护政治清明，同时还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受益者。一方面，政府官员对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能自觉地正确行使权力，忠诚于岗位职责，在浓厚的爱民、爱国情感驱使下秉公执法，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另一方面，在造就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过程中，政府官员践行清官文化，不仅自己做一个洁身自好的官员，还以实际行动影响官员群体，使政治清明得以长期维持。正如有学者指出：“清官之所以能够常驻百姓心间而流芳后世，与其重民、安民、保民的廉政行为密切相关。”[2]（61～65）
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是政府官员在治理社会与管理国家事务中形成的。政府官员只有深入各个公共领域，掌握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民众的实际需求，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国家治理压力，以敏锐的眼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发现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大胆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正确使用手中权力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才能在造就、维护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过程中大有作为。
（三）价值追求一致
在清官内心里，有一种“高于自己命运和自身幸福的价值目标”，他们“为民请命，替百姓伸张正义”，但绝不在职务利益之外谋求“非分的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官的“守道、爱民、无私”[3]（106～112），而这恰恰是清官文化的价值追求。政治清明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不仅社会安定有序、政府清廉、而且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公平正义得以实现，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清明所追求的价值与清官文化相一致。
首先，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都追求“道”的实现，对“道”的守护。当然，在不同的时代，“道”的具体含义不同，但必定高于官员个人命运和幸福，并与人间正义、民众意愿、社会共同价值追求和公共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政治清明被破坏，清官文化失落，但只要存留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生长空间，这些价值追求就不会被抛弃，也不会被忘记，而最终会在民众—社会—国家的互动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其次，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都以实现民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政治清明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说，政治清明为民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制度环境、人文环境、法制环境。而清官文化所宣扬的秉公执法、铁面无私、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等无不是为实现民众根本利益提供保障。《清史稿》之所以认为于成龙“刚正之行，苦节自厉，始终不渝，所至民怀其德”，彭鹏“拒伪命，立身不苟，在官亦以正直称”，陈瑸“起自海滨，一介不取，行能践言”，陈鹏年、施世纶“不畏强御”，就是因为这五位清官能心怀百姓，能以民众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4]（10098）
再次，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都追求无私，即当个人利益或者家庭利益与国家法制、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抛弃个人或家庭私利而维护国家法制和社会公共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无私并不是完全不顾个人基本利益的无私，而是一种职务上的无私，即在行使职务权利的过程中，提倡拒绝接受非职务所得利益之外的其他一切利益，提倡不为金钱和更高的权力所动，甚至为了民众的利益而不惜“得罪”上级、同僚。
二、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之异
虽然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和治理趋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又形成一个整体架构，政治理念是行政精神层面的施政指向，制度设计是中观层面的政制设计，而治理趋向则是对政府未来行动的目标设定。
（一）政治理念之异
就政治清明而言，其政治理念是法治，是民主政治。一方面，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方式深入人心，社会公众和政府机构普遍遵从国家法制，公权力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权力被置于阳光下运行，“法良法”成为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成为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力武器。正如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199）另一方面，民众有充分的权利参与社会国家治理各项事务，并推动国家机构和相关制度日趋完善，监督政府部门严格履行职责，并免受暴力、监禁或死亡的威胁。另外，政治清明表征着社会的善治，而“社会的善治，需要形成均衡的权力结构。只有形成均衡的权力结构，才能真正平衡和协调各方利益，才能形成各种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参与。”[6]（118～120）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和维护“均衡的权力结构”，真正“平衡和协调各方利益”，保障“各种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参与”？无疑，这需要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的持续推进。
就清官文化而言，其政治理念是人治。一方面，清官是清官文化的核心元素，在清官文化的影响下，民众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趋于萎缩，逐渐远离社会治理和国家政治生活，对清官产生强烈的依附心理。[7]（126～127）而清官则以个人能力与权贵、贪官污吏斗智斗勇，维护民众利益，而不是通过合理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法制来为民众利益提供保障。这一点在清官文学文本中并不少见。另一方面，清官的出现和清官文化的形成是国家对个人道德教化的结果，而非民众对公权力约束的结果，从本质上来说，清官是个人忠君思想的产物，而非现代法治思维的产物。因而，清官文化的形成与民众对清官的迷信，说明了“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严密整合，民众政治力量的极度薄弱，百姓大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8]（108～116），而这恰恰和人治的出现并得以维持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制度设计之异
在社会国家治理中，制度设计是极为重要的环节，通常而言，制度设计直接关涉到政权的运行以及社会国家治理的成效。可以说，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政权的运行，依赖于特定的制度设计，同时也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
政治清明是“权力良性运行状态”的一种体现，不仅公众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才智得到自由发挥，而且社会充满生机活力。[9]（16～17）固然，关于社会国家治理的制度不少，但能使具有天然扩张性的权力“良性运行”，使社会充满活力，显然与民主制度设计分不开。一方面，民主制度设计让民众不再像原来那样远离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场域，而是借助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逐渐成为社会国家治理的主要力量，他们正当权利诉求的实现不再寄希望于某个官员，而是依靠社会国家制度的良性运行；另一方面，民主制度设计使公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政权运行规则具有合法性、廉洁性、科学性，市场、社会和国家的边界明确，关系得到正确处理，权力和权利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公众的正当权利诉求得到理性化解决。而离开了民主制度设计，缺乏有效制约的公权力必然引来腐败和权力滥用，损害公众利益和侵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使社会丧失活力。
相比之下，清官文化则非民主制度之结果，而是集权制度下的政治生态。密尔认为，“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任何参加，即使是参加最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10]（55）显然，非全民参与的集权政府并不能“充分满足社会所要求”，于是，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民众不得不“把自身生存与发展、快乐与幸福的希望”都寄托在“偶然出现的”清官身上，[11]（29～33）甚至通过不同的文学作品塑造清官形象，以寄托自身对人间公平正义和美好社会的渴求。实际上，在集权制度环境下，官员的权力并未受到来自民众的约束，官员个人意志往往高于法律制度，于是，官员的个人价值追求和道德自律就成为权力良性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一旦官员的道德自律之堤崩溃，官员手中的权力便露出了扩张、贪婪的本性，最终受到损害的依然是老百姓的利益。
（三）治理趋向之异
基于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的差异，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治理趋向也必然不同。简而言之，立足于法治和民主制度的政治清明最终将走向法治社会，社会公平正义得以全面实现，而与人治及集权制度密不可分的清官文化则难免会使社会国家治理走向专制。
一般而言，在政策方案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得到一个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可行方案，政策过程才能进展顺利。”[12]（123）如何才能得到一个“为社会所接受”的可行方案？这显然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离不开对社会民情的认知和理解，离不开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尊重。在现代社会中，借助不同的传播媒体，各种信息流动加快，唯有立足于民主法治，维护国家法制权威，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广开言路，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推动实现政治清明，才能切实把握民意，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制定出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政策方案。而只有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政策方案，才能使各项政策的实施得以顺利推行。而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公共政策的形成及其顺利推行，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法治程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社会法治的发展。
但同样的状况并不会出现在清官文化塑造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知道，在清官文化治理下，国之兴衰、社会之安定往往依赖于官员的道德品质和能力才华，而非完善的法令制度，即使有法令制度，但也大多出于当权者的主观意志并可据当权者意志而随意变更，因而，这样的社会治理方式“缺乏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决定“地方管理的良善和恶劣”的是官员个人的“人格品质、能力和意志等”，[13]（29～30）而统摄官员“人格品质、能力和意志”的是“忠”的观念。可以说，“忠”的观念是清官文化环境下政治伦理“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一切政治品德中的“中心品德”、也是一切政治义务中的“中心义务”，即对君主无条件的忠诚。由此一来，社会国家治理难免走向君主个人的专制。
参考文献：
[1]魏琼：《清官论考》，《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
[2]赵天宝：《古代清官廉政思想及启示》，《兰州学刊》，2011年第6期。
[3]徐祥民、马建红：《清官精神的儒学渊源与当代价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
[4]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5][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
[6]陈洪波：《当代中国的权力非均衡性及其社会治理》，《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7]王燕、唐爱芳：《清官情结探析》，《理论月刊》，2003年第2期。
[8]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9]毛高杰：《清明政治的法理解读》，《领导科学》，2013年第19期。
[10][英]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11]吴延溢：《清官文化的辩证解读》，《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12]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胡杰华：《谈民众的清官意识》，《理论前沿》，2008年第10期。
[责任编辑 张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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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国力的发展，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与各国建立了日益密切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国家也会派遣大量优秀教师去海外任教。其中，派遣教师任教最多的国家为泰国。泰国被称为“微笑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较近，与中国有着多年的合作往来。所以，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本文将分析中泰两国之间的差异和原因，以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启示。
关键词：泰国；文化差异；对外汉语
作者简介：刘香（1993-），女，汉，辽宁绥中人，沈阳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一、中泰两国之间的异同点
1.宗教信仰
泰国是一个宗教信仰浓厚的国家。佛教在泰国以来一直都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地位，泰国人将佛教视为国教。泰国佛教的盛行也促进了泰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泰国，佛教具有不可侵犯的地位。在国家举行隆重的庆典时，也会请僧侣前来念经祝福。所以，国家对佛教团体寺院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使佛教能够长远发展。我国也是宗教信仰的国家，中国人把佛教视为一种信仰。这是两国在宗教信仰的相同之处。但是，中国人没有向泰国人对佛教信仰浓厚。因为在中国，信仰宗教是中国人民的一种自由。中国人有信仰较与不信仰教的权利。中国人除了信仰佛教之外，部分人还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这是中泰两国在宗教信仰方面产生的异同点。
2.民俗节日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象征。中国与泰国在民俗节日中有相同的节日——泼水节。在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傣族最隆重的节日就是泼水节。每年在这一天，人们都会把这一天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在节日的清晨，傣族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的盛装，来佛教祭拜，然后相互泼水，互祝吉祥、幸福、健康等寓意。中国将泼水节列为国家中的一个节日。我们都知道，春节视为国家重要节日。所以，人们在过春节时，家人聚在一起。国家也会在春节多放假，以便家人团聚，团团圆圆。然而在泰国节日中，也有泼水节。泰国是一个热带季风气候，泼水节在泰国国家中，被视为重要节日。在这一天，泰国人民也会相互泼水，由于泰国宗教信仰浓厚，泰国人民认为相互泼水会清除所有的邪恶、罪恶，并怀着美好纯净的心开始新的一年。这与我国泼水节寓意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寓意。但是，在中国传统节日中，中国将春节列为国家重要节日，泰国则与此相反，将泼水节列为重要节日。
3.礼仪文化
中国素有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重视礼仪、守礼法，行礼教、讲礼教、尊礼仪已成为一个民众的自觉意识，成为中华文化文明的象征。受中国影响，泰国也是一个具有民俗礼仪风范的国家。泰国礼仪很多，礼节也很复杂，泰国人民也喜爱和平，重礼节，素有“微笑的国家”美称。中国与泰国都重视礼节，但是两国在礼节方面又存在这差异。中国人初次见面时，双方会以握手的形式表示问好；泰国人见面时，会向对方施合十礼，即：两人见面时，两掌相合，十指伸直，举止胸前，身子略下躬，头微微低下，然后互相问好。同样是打招呼，但是由于两国文化不同。因此两国在礼仪文化产生差异。
二、中泰两国文化产生差异原因
1.受政治影响
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受政治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泰国是君主立宪制。到了泰国，我们发现泰国国旗到处可见，相应的就是国王和王后的照片。可见在泰国，国王地位之重。
2.受宗教影响
泰国是一个佛教信仰浓厚的国家，佛教在泰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很早就信仰儒家文化，泰国文化深受儒家的影响。儒家思想重视“礼”，尊敬师长，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精神象征。泰国学生对教师及为尊重，当学生向教师请教问题时，学生问问题一定要低于教师方可提问。因为泰国学生对教师特别尊重，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泰国宗教影响。
三、中泰文化差异产生启示
针对中泰两国的文化之间的不同，对外汉语教师在泰国任教时，一定要考虑文化因素的问题。首先，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我们为自己感到骄傲。在异国他乡，我们不僅代表的是个人形象，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所以，对外汉语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形象。
诚信待人，严以律己，互相尊敬，谦虚做事，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泰国素有“微笑之国”的美称，不仅受佛教的影响，而且还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文明的礼仪之邦。礼是中国精神文明的象征，注重礼节是中国人民立身出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德，礼、礼让、礼节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内涵。自中国古代以来，中国人就十分重视礼。泰国人们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待他人很友善，朋友见面会亲切的打招呼，微笑地与他人接触。教师一职深受泰国学生的尊敬。由于中国与泰国存在文化差异，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赴泰任教时，切忌触摸学生的头，特别是小孩子。因为在泰国文化礼节中，学生的头只能国王、父母、僧侣可以触摸。理发师在给泰国人进行理发时，首先要对理发者说声“对不起”，方可理发以视尊重。中国人则认为触摸孩子是对孩子表示喜爱的一种表现。所以在泰国任教时，对外汉语教师切忌勿触摸学生的头。另外，在教学中，教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切戒用红笔书写学生名字。因为在泰国文化中，泰国人不用红笔签名，当泰国人去世时，要用红笔在棺材口写上其姓氏。在这样弥漫浓厚的宗教色彩国家，对外汉语教师一定要注意文化差异。所以，教师一定要铭记切勿用红笔写学生的名字，不然会造成许多文化障碍。
传播中国文化是每一个国人的骄傲，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我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我们要将汉语之花盛开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我们要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好的沟通交际能力，能够在异国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在赴任之前，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2]杨存田.《中国风俗概观》[m].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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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重集体主义,在传统价值观念中反复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强调牺牲个人利益去保全集体利益。而美国文化是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认为个人的自由、利益不可侵犯,集体利益不该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所以他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去牺牲个人利益。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尊卑有序。中国几千年来都是等级分明的皇权制度,不管是对于国家的统治,还是家庭的管理上面都强调等级和尊卑。所以在许大同,这个具有中国血统与文化的中国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出这种等级思想的影响,不管是对父亲的那种尊重还是对妻儿的管教上都能看出,同时认为“我管教自己的儿子天经地义”。他父亲那句“你当面教子背面教妻,”更是这一文化的反映。而美国文化中,他们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人人生而平等。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从来都强调“忠”、“孝”、“礼”几字。认为对别人要尊重,礼数相待,对父母,讲究孝顺。在影片中,许大同为了父亲,隐瞒了事实,一再承认是自己对儿子进行的刮痧,并且一再制止妻子说出事实。在美国人眼里,为了孝而说谎是不可理解的。同时在解读中国经典英雄人物上面也能看出来,孙悟空偷吃仙桃、仙丹等行为在美国人眼里也不能理解,认为这不是道义,他们不能理解中国人所崇拜的.道义与英雄行为。
中国是一个在乎长远利益的国家,要看长远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等思想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影片中,当妻子难产时,许大同选择了保大人,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以后还可以生小孩。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天人合一”和“阴阳”学说的基础之上,中医基于人体的理解是一个阴阳调和的过程。中医认为人体的结构可以用阴阳来形容,当阴阳失衡时,身体就会出毛病。而美国文化信仰的却是天人相分,认为人和自然是分开的,人可以支配自然界。
在交往中,中国人注重情感。而美国人则信任法律,认为它适合于每一个人,人们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中国人可以“法外开恩”,而美国人则信“法不容情”。
1.中美文化差异
2.中美小学生守则对比差异
8.中美大学校园流行语差异对比研究
中美文化的异同英语篇六
摘 要：隐喻是随人类认知文明发展而诞生的产物，在中英文语言文化中都包含有大量关于动物的隐喻，对于我们研究中英动物文化具有很大的帮助。简要介绍了中英动物隐喻的异同点，并进一步详细分析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以期能够有效促进中英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动物隐喻 中英语言 文化内涵 对比分析。
隐喻是指人们在口语交流或书面表达中经常会借助某些形象具体的事物来描述或代指一些较为抽象的事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会话中几乎离不开隐喻这种修辞手段。动物是人类的亲密伙伴，由其衍生的一些隐喻词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成为语言文化中一种极为常见的修辞手法。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中，都包含了大量的动物隐喻文化，因此，从隐喻视角下对中英动物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两国社会文化，促进中英文化的交流与和谐发展。
1.1狐狸（fox）。中英文化中关于狐狸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都喻指狡诈、聪明或诡计多端。在很多习语中，狐狸都是作为贬义词出现，例如，在汉语中有“狐狸精”、“露出狐狸尾巴”等俗语；在英语中亦有“as cunning as a fox”的说法。
1.2狼（wolf）。在英国人心目中，狼是残忍、凶猛、贪婪的象征，有“wolf down”、“wolf in sheep's clothing”等习语，都体现了英国人民对狼的贬义看番。同样地，在汉语文化中，也有“如狼似虎”、“豺狼当道”等成语，与英语中狼的隐喻意义基本一致。
1.3猪（pig）。猪通常是肮脏、好吃懒做、贪婪等形象的代名词，例如，《西游记》中“猪八戒”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以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猪头猪脑”、“笨猪”等一些带有侮辱性的词汇都可以体现出“猪”在汉语文化中地位极低。在英语中，也有“pigheaded”、“make a pig of oneself”、“pig it”等习语，与汉语意思相近。
2.1狗（dog）。在英国文化中，狗是人们最喜爱也是最亲密的伙伴，被视为忠诚、勇敢、可靠的象征。狗在英国人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喜爱和保护，因此，英语动物文化中关于狗的词汇或习语大多带有褒义的隐喻意义，如“love me, love my dog”、“lucky dog”等。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于狗通常抱有一种厌恶和蔑视的心态，也因而在汉语中关于狗的隐喻基本都是贬义的，如：“狗眼看人低”、“狗腿子”、“狗胆包天”等。
2.2龙（dragon）。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神物，象征着权力、威严、高贵，因此，古代帝王经常被称作“真龙天子”,而中国人民也以“龙的传人”为自称，可见龙在汉语文化中的地位之高。然而西方文化中，龙却是凶狠、严厉的象征，在圣经中便用“great dragon”一词来形容恶魔撒旦。此外，英国人民也经常用“old dragon”来喻指一些凶悍的老恶妇。
1.冒险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英国人具有较强的竞争精神，这种竞争冒险意识在动物隐喻中十分常见，如：“go to the sea, if youwould fish well.”与汉语中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西方文化中，动物隐喻所蕴含的价值观反映了价值体系在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不断变化与进步。许多人在研究西方文化时，通常都会与个人主义相关联，这是因为西方人对血缘、氏族关系并不是很看重，而是强调人应当学会独立，个人主义在他们的价值观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every bird loves to hear himself sing.”这句谚语就充分肯定了个人价值，每个人都应当充分肯定自我价值，属于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男性沙文主义。所谓的男性沙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是指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主义，与中国“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类似。英国人认为，男女关系即便是在婚姻中也是不对等的，并通过动物隐喻来表现出这种歧视思想。例如：“daughters and dead fish are no keepingwares.”由字面意思不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女儿和死鱼都不是保鲜品”,该谚语用“dead fish”来比喻“daughters”;又或者“hethat lets his horse drink at every lake, and his wife go to every wake, shallnever be without a whore. ”,上述两个例子充分体现出，在西方男性沙文主义中，即便是与自己存在血缘氏族关系的妻子和女儿都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女性身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同样地，在中国也有用“狐狸精”来形容面容姣好女性的说法。可见，在中英动物隐喻词汇传统文化内涵中，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一定的男性沙文主义思想。
3.集体主义。与西方人民喜欢追求自由不同，中国人主张集体主义，十分看重集体的力量，这种思想在很多动物隐喻中都有所体现。学者张静茹曾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生命的万物都属于“众生”的范畴之内，也正是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于动物就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仁”是儒家文化精髓，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家庭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每个人都应与自己的家庭成员相亲近，在对他人表现出仁爱之心的同时也应爱屋及乌，即对他人热爱的事物也要心存仁爱，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便体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只有亲近自己的家人才会仁爱百姓，只有对百姓抱有仁爱之心才会去爱惜众生万物。在我国孝道文化中，父与子之间是一种服从关系，即儿子需服从于父亲的权威，这一观点在许多动物隐喻中均有所体现，例如“乌鸦反哺”、“跪乳之恩”等。
此外，在民间风俗方面，中国人往往倾向于使用带有吉祥或喜庆寓意的动物隐喻来表达对美好事物的期盼，例如：“龙凤呈祥”、“麒麟送子”、“喜雀报喜”等，同时在汉语文化中，人们还经常会使用一些与美好含义谐音的动物隐喻，如“年年有余”等。
综上所述，动物隐喻是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我们研究民族文化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动物隐喻已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人们行为观念与思维模式的重要体现。是人类日常生活交流的重要基础。中英两国语言文化历史悠久，都包含了大量的生动形象动物隐喻。由于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域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的不同使得汉语和英语都形成了各自独有的动物隐喻词汇，通过分析、学习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英社会文化，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英文化的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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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文化的异同英语篇七
相信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作文吧，尤其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说明文，说明文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法的介绍事物、解释事物的文体。要求使用一定的说明方法，如定义、分类、举例、数据、图表等。那么应当如何写这类型的作文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汉字，英语，拼音的异同-初三-说明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汉字与英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拼音可以说是两者的一部分结合体，生活中的很多事都要用到拼音，那既然这样的话，三者一定有很大的共同点，我们可以来讨论讨论。
从最初的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后来的隶书、篆书、标准的`楷书、和现在的行书成千上万，现在发现的甲骨文有4500多种单行字，可我们能够识别的只有1000种。金文是甲骨文的演化，是新的智慧的结晶，而现在发现了4000种，但我们能够识别的只有20xx种，可见中华文化的精彩。文字有两种含义，“文”代表的是某种事物的外形表现，艺术的表现。而“字”则是在外形表现上的规范化。
英语是来源于欧洲，而实际上，英语比汉字更加复杂，、繁琐，英语与中文的相同点在于都有类似于主、谓、宾，这样的语法规则，都有音标，中文的拼音。而不同点在于，发音规则，比如：中国人发音位置在喉咙处，因此声音清脆，而英国人发音位置则是在胸腔、腹腔位置上，声音比较浑浊，沉重，语言习惯，语言序法不同。比如how are you？意思是你在干嘛？而中国人一般在后面加一个疑问字加一个问号，如果用我们中国的文化来翻译的话则成为：“什么、是、你、做”，显然不通顺，而这就是英国人的习惯了，把重要的词语放在前面，作用不太大的放到后面，与中文相反，这就是两种无言的相同处于不同处。
拼音是两种语言的集合体，运用很广，它有英语的音标，中文的规则。而实际上，它是一种发音的语调，与英语、中文相同的一点是。它拥有鼻音、前鼻音、后鼻音等发音规则，只要使用这些语调，就会发生改变，通俗的说：就是方言。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哪里有最标准的语言？每个人与每个人说话的音调不同，比如：四川人于云南人的话语有很大差别，当你敢说不是中文吗？不是中国话吗？外国人也有，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笑话：以前云南省有位干部是南方一个小城市的人，再一次大会上，拿着文稿在演讲到：我们云南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时，一阵风把稿子吹飞了，他便发火说道：“雀神怪鸟的”。听众疑惑，有人便对他说道：“是要先放气球，后放鸽子。”于是他说道：“放雀”于是有人又说：“是鸟，不是雀。”可他仍然说道：“是雀的嘛。”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让我们知道：话，都是中国话，但由于音调使得听的人听不懂，从而变为了另外一个意思。而拼音实际上就是取到了规范音调的效果。这是与中文、英语最大的相同点！
语言，看似千变万化，实则一通百通，只要懂了习惯与不同点，是可以归纳出另一种语言的规则，从而更好的学好语言！
中美文化的异同英语篇八
;人文交流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有活力组成部分之一，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两国关系陷入低谷的时期，人文交流仍旧发挥着推动两国快速管控分歧和加速两国关系回暖的关键作用。然而，2020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却出台一系列政策，试图制造中美之间的“文化脱钩”。
今年，中美人文交流仿佛真的进入了冬天，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物理隔绝以及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打压人文交流的举动让两国关系的这一重要根基受到严重损害。特朗普政府8月13日宣布将中国孔子学院美国总部列为“外交使团”。该总部位于华盛顿，负责管理并资助全美各地的汉语教师和课程。在美国约有孔子学院75所，其中65所与美国大学合办，另有约500个孔子学堂，设于美国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课堂。
“我们不是要求它们全关闭，而是要求告诉我们，他们在这里做什么。”美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r·史迪威（david r. stilwell）8月13日表示，今后在美国的孔子学院需要登记人员、租赁或拥有的物业资料，若购买新房产将需要美国政府许可。另外，孔子学院还被要求定时向美国政府递交含财务、人员、运营信息的报告。
2004年，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马里兰大学成立。曾担任马里兰大学校长的陆道逵（wallace loh）在2014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开办孔院非常必要，因为不同文化有不同价值观，不同国家需要了解对方，求同存异，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在美国开办后，孔子学院迅速发展，在2017年左右达到顶峰，那时美国曾是世界上拥有孔子学院和课堂最多的国家，美国 48个州曾成立110所孔子学院和501个孔子课堂，占全球孔子学院总量五分之一。
孔子学院数量达到巅峰的同时也在美国学界引发争论，一方面一些教育界人士认同孔子学院是美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简单且廉价方式，但一些高校却担忧孔子学院是中国的“锐实力”，中国被指借此进行“文化输出”。随着质疑孔子学院的声音逐渐增强，芝加哥大学最终在2014年9月宣布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约，之后另外几家大学也纷纷效仿。
这种质疑声音在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有增无减。2018年6月，26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betsy devos），要求其对中美高校合作进行检查。2019年8月，《财经》记者进修所在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也无奈宣布关闭孔子学院，因为美国国会签署国防授权法案，禁止承办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接受国防部的汉语学习资助。虽然包括asu在内的许多美国院校向五角大楼申请豁免，但国防部一致拒绝所有大学的要求。asu希望继续从国防部获得资助，因此选择了关闭孔子学院。
不仅是孔子学院，今年春天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中美人文交流采取了一系列破坏性措施，首先将中国主要官方媒体定性为外交实体，迫使大约60名中国记者离开美国，并缩短许多记者签证;再到驱逐3000名被指有中国军方背景留学生，并暂停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学生及研究人员获得签证，甚至还有美国议员建议对理工科中国学生全部停发签证;紧接着又暂停中美人文交流时间最为悠久的项目之一富布赖特项目，直至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特朗普尽可能出牌降低中美人文交流档次，包括关闭领事馆，这是一系列配套的，不仅是在人文交流，在外交、科技领域也如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对《财经》记者解释说，临近大选，打压中国已经成为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救命稻草，特朗普政府曾在经济层面上表现很好，但疫情应对失控，这是他唯一当选的希望。
在王辉耀看来，特朗普政府试图制造中美在技术、教育等人文交流领域脱钩，至少是刹车，但他手上的牌不多，试图在学生签证上做文章，遭到美国大学反对并起诉。而富布赖特是政府项目，这是他可以做的，停了这样的项目不得人心，但确实服务于他的打压中国战略，这也包括限制孔子学院，这都是他的负面驱动议程。
由于支持率低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督促其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与此同时，政府安全部门的鹰派也想将两国置于长期对抗的轨道之上，他们的设想是即便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落败，这种“脱钩”局面也很难改变。
鹰派的脱钩设想并未得到美国学界和很多政界人士支持，他们认为特朗普制造中美文化脱钩的行为极其短视，特别是暂停与中国内地和香港开展富布赖特国际交流项目。富布赖特是中美两国重要的政府间教育交流重点项目，中国是最早参与该项目国家之一，曾暂停30年，中美1979年建交后恢复。过去40年里，有3000多名美国人和中国人参加了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成为中美两国彼此了解对方深化交流沟通的重要渠道。
特朗普政府取消这样的明星交流项目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必须引发重视。“砍掉富布赖特项目只会减少双方人员来往，互相不了解。在前苏联冷战时期，互不来往徒增猜忌，这种趋势很危险，特朗普身边强硬派试图断掉人文往来，如果没人员往来，那就没人从中做工作沟通。”王辉耀提醒说。
特朗普政府此举迅速遭到抵制，一份由富布赖特项目成员和校友组织的请愿书上已有2300多人签名反对美国这一决定。他们表示，“正是由于当今美中关系状况，才更需要、而非更不需要富布赖特的工作。”该请愿呼吁富布赖特校友们行动起来，给所在选区国会议员写信，表达对特朗普该决策的反对。
美国智库界普遍认为，在美中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暂停富布赖特项目只会适得其反，将对两国间相互理解造成损害。总部位于密歇根州的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发表声明称，中止这一项目的决定真是极其短视，并将对美国外交事务有着深远影响。美国西东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刘易斯（margaret lewis）称，此决议“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shooting ourselves in the foot），真是建了墙”。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也不认同该决议，他坦言该项目对于美国了解中国至关重要。
特朗普政府试图将文化脱钩做成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对两国关系贻害无穷，因为隔绝只会增加误解、分歧乃至战略误判。然而，国务卿彭佩奥等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将打压人文交流的举措称为“对等”，有分析认为这种“对等”意在激化中美矛盾，破坏两国人文交流良好生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8月7日发表署名文章称，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不是一些美国政客的政治操弄可以隔断的。中方欢迎更多美国各界人士来华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将继续鼓励和支持两国人民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青年、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也表示，中美作为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各异的两个大国，有着各自的利益和关切，这很正常。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单方面关上对话的大门，任由分歧、误判甚至对抗來主导两国关系。
如何阻止特朗普政府试图脱钩的举动？王辉耀认为，这取决于我们的定力，能否拉住这些教育界、企业界、科技界人士是关键。美国大学和企业从中美人文交流中直接受益，他们不赞成这些举措。我们不要跟随特朗普政府步伐也去打压美国企业以及拒绝美国学者来访，这是特朗普希望我们做的，但我们不要这么做，应反其道而行之。
王辉耀举例说，特朗普打压中国留学生，但中美留学人数不对等，中国赴美留学生30多万，美国在华留学生1万多人，如果我们采取对应措施，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不能限制中国公民留学等走出去行为，发旅行禁令对交流不利，应鼓励旅游交流。我鼓励中国留学生继续留学美国，美国仍然是科研创新最发达的地方，我们千万别因此就不去了，大学还是欢迎中国学生，不能因为特朗普打压就不去留学了，那是自废武功。又如，中美两国记者人数也不相等，特朗普政府无理驱逐中国记者，如果我们也对等回应，那么会减少双方记者人数，而且会削弱媒体对双方的客观报道。
就在特朗普政府紧锣密鼓施压的同时，中美人文交流也出现一些积极的破冰迹象，其中之一是增加航班逐步打破疫情带来的隔绝。美国交通部8月18日表示将允许中国的航空公司运营每周总计8个往返美国的定期客运航班，因为中国民航局已允许美国的航空公司增加定期客运航班数量。这意味着中美之间国际航班有望从目前每周8班，增加到每周16班。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王辉耀认为，增加航班对于争取美国企业界人士很重要。在他看来，美国企业人士要回来就让他们回来，没必要去对等限制，我们有完善的隔离措施，要敞开欢迎他们回来，每周来十班也没关系，有时可以让点利，可以多给他们几个航班。
造成这样的民调结果有着复杂的原因，因为就在2018年初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还是53%，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中78.4%对中国的印象比没来之前更加正面。这充分说明人文交流对两国民间互相了解仍发挥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潘亚玲在《中美人文交流四十年：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的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从共识构建到极端对抗，具体表现之一为美国公众越来越不相信联邦政府，很大程度上限制美国政府的政策优先，从官方特别是联邦政府层面推动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可能正遭受着严重的怀疑。
除此之外，媒体也被认为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辉耀认为，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直打压抹黑中国，对中国进行贸易战，挑起中美事端，再加上双方媒体报道也存在一些偏见，互相强化负面印象，造成这个局面。媒体也需要引导民意，讲述我们的利益所在，将中美人文交流的好处讲出来。
中美人文交流在普通民众看来是一个有些抽象的概念，他们本身仿佛感触不深，也接触不到。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比较容易接触的中美人文交流层面就是留学生，但在大多数人看来，留学生是给美国大学带去经济收入，甚至输送人才，对中国却没有好处。
这样的感受并非事实，因为中国海量赴美留学生带动中国形成庞大的留学产业，不仅解决就业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语言培训是留学产业上游行业，据测算，2018年中国出国语言培训市场规模达到108.11亿元。迅速壮大的自费留学群体还催生了庞大的留学中介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针对留学服务的中介开始出现，并且随着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快速上升而不断增加，据测算2018年中国留学中介市场规模为78.37亿元。
不仅促进中国形成留学产业市场，还带来大量就业和经济效益。王辉耀认为繁荣的中国互联网产业也得益于人文交流，因为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不仅带回知识，也将先进商业模式带回国，中国的创业潮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此，欧洲在这方面都不如中国。张朝阳从麻省理工学院回来，带来中国互联网创业旋风影响一代人。风险投资这种模式也是从美国带来的，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带来的新模式，可以说中国成为互联网大国与美国和留学生归国创业有很大关系。
不仅要让中国民众更好地理解中美人文交流带给彼此的利益，也要一定程度上给美国民众脱敏，这样可以避免在人文交流领域屡屡出现“中国威胁论”，孔子学院就是这样论调的受害者。潘亚玲在其上述文章中指出，中美人文交流要加强民间性，因为如果政府性、精英性较强，草根大众参与不足，容易导致在两国关系差的时候被贴上“中国威胁论”标签。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将这种威胁定义为“社会性整体威胁”，将采取社会性整体响应措施。这是自中美建交以来，政府推动双边人文交流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要解决这一点，就要在人文交流领域增加民间走出去力度，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让民营企业走出去，《财经》记者在美国进修期间曾听到有美国学者建议，孔子学院为什么不改成市场化机制的收费项目？这样在美国人看起来更有吸引力。“孔子学院可以尝试私有化、市场化，让大学自己办，然后变成收费项目，作为大学自有项目。另外，鼓励中美合作办学，鼓励中美学生双向到彼此国家实习，不仅是大学，中学也可以加强来往。”王辉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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