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工作是组织和管理一个机构或组织的各项事务的一种重要工作。以下是一些行政工作的技巧和方法，希望能对大家的工作提供一些思路和指导。
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一
学习民法这门课应经一个学年了，对民法的认识真可谓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学习了这门课后，我个人对民法的一些认识。
法律是社会的调节器。任何部门法皆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之调整为使命，民法也不例外。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因，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人身关系就是人格和身份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财产关系就是大陆法系的“物权”就是以财产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民法的调整方法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民法调整在于恢复正常的民事关系。民法的性质。首先民法为权利法，其次，民法为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私人社会的宪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的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民事活动是日常的社会生活，民事社会活动在民法的范围内活动。而民事活动超出了它的范围才与行政法和刑法发生关系。民事活动是最基本的市民社会的活动，可以说民法具有领先性。
再说，法律研究是根据法律的特征，是私人社会的法，还是政治国家的法，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是私人社会的法，是民间社会的法非权力社会的法，是完全平等的法，是调整民事社会的法。它保护的是私权。因此我认为民法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
二、我对学习民法这门课的一些学习心得。
学习民法不能只看法条，即使是把《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都背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民法重要的是在对法条记忆的基础上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即是说要联系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的理解。
学习民法要先看教材，不能说只看法条就行了，即使你的是带有注释本的法条，但还是不过课本说的那么全面。民法涉及很多肥肉法律原理，在法条中可能是看不懂的，所以我们需要踏踏实实把教材搞通。
学民法，要多做练习，对实际上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这种途径去理解法条，也就是说在对法条有充足的理解基础上，再去记忆。
三、民法的展望。
在学习民法的过程中，在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探讨当今中国民法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对当今中国的民法的展望。
展望民法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法本身来看法，写作网二是从法外来看法。进入21世纪的中国民法会怎样发展?能否如前面所讲，把市民社会放到核心的地位，把权利本位、私法自治突出来，深入人心，这关系到中国法治化的整个进程，也关系到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从法本身的角度来展望中国民法。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至伦理确实有巨大的贡献，而且更多的是开启了一种民智，提出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即不要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过上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虽然这种自由状态现在还受到许多约束，但与改革以前相比已是极大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后，从民法的制度到理念，我们更多地是从大陆法，包括从欧洲、日本的民法典以及中华民国的民法中借鉴对我们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改革有益的东西，结合国情，形成如今中国民法的基本状况。并有了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公司法、票据法等诸多民商事立法，再加上05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当今中国的民法的立法体系不断的趋于健全。
但是可能我们中国还是需要一般民法典。法典化对于民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人治的基本原则是“临事制刑”，即事情出现了才制定法律。而法治必须把规则预先公开。规则一旦制定，就不光约束老百姓，同样也约束立法者和执法者，一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比“法”更大。法典就有这样的功能：把所有的规则事先制定出来，公之于众，以此引导人们的行为，保护人们的权益。法典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有文字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人们知道有什么制度，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而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和自由，即依法办事，依法治国。
民法典不是单行法，也不是一般的法，是改革二十多年来法文化的结晶，需要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一方面是要加快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要对民法典的制定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这毕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完全有理由相信，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中国也能搞出一部比较好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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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二
突发事件导致的公共危机，考验着政府的危机应对工作和应急法制，其间的许多经验教训值得重视，也促使人们对一些新的行政现象进行更细致深入的追踪观察思考，由此引起笔者对于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机关广泛采用的行政指导措施之特别关注。
一、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指导措施之实证考察。
笔者在研究行政指导的过程中曾一直认为，由于行政指导是一种柔软灵活的非权力强制性的行政方式，行政相对人是否听从行政指导由其自主选择决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效果是不确定的，故行政指导措施比较适用于常规状态下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在出现重大突发事件的紧急情况下，政府自当采用权力强制性的行政指令措施（特别是行政强制措施）来强力应对危机，而不大适用行政指导措施。但反思己然过去的防治“非典”疫情的政府应对举措（尽管今年也有较小反复，却未构成重大危机，但同时又出现了禽流感等新的公共危机考验），可以看到，政府機关除采用大量的行政指令措施以外，实际上也采用了不少的行政指导措施。这出乎笔者的意料，也引起笔者的思考。
分析起来，在“非典”夕危机管理中采用的行政指导措施，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采用的行政指导措施，比较常见；另一类是与行政指令措施混合采用的行政指导措施，亦非仅见。这些行政指导措施中，有的是抽象行为，有的是具体行为。试举教科文卫方面若干事例略加考察：
单纯型行政指导事例之一：针对因公众普遍缺乏“非典”常识而出现群体恐慌的现象，国家卫生部曾于4月29日发布公告，公布了《公众预防传染性“非典’夕型肺炎指导原则》，以引导公众的'行为选择，帮助其科学地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提高预防效果。单纯型行政指导事例之二：针对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官员的询问（问：“北京医疗水平较高，一旦澳大利亚在华京外使馆人员、商务人员患了“非典”是可否转移到北京医治？”，在204月29日于北京召开的防治“非典”知识介绍会上，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先生代表该局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京外驻华使馆人员在内的外籍人士（当然包括澳大利亚人士）患上“非典”，还是就地治疗、就地隔离为宜。单纯型行政指导事例之三：家住辽宁省的居民张健先生，2003年4月下旬在北京确诊为“非典”患者后于5月2日从医院出走，带着女友乘坐t11次列车又换乘出租车跑回辽阳灯塔市烨子镇矾盛村的家中。当地政府和卫生行政机关在确认该病患身份并迅速采取防治“非典”的应急措施后，为准确掌握密切接触者线索，进一步做好隔离防治工作，专门写给该患者一封满怀关切、情真意诚的行政指导函，希望他积极配合政府找到一切和他接触过的人，以便控制疫情扩散，而没有采取强迫其开口的做法。张某读到该建议信后被深深感动，也深感懊悔，愿意接受指导者的建议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共同努力制止“非典”疫情在家乡进一步传播。这一具体行政指导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运用行政指导是行政理性的表现。
防控“非典”疫情等公共危机的政府应急工作中有许多经验教训警示人们：必须全面加强我国公共应急系统即危机管理系统（包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系统）的建设，有效动员一切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来及时化解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公共危机。这里所说的“公共危机”，特指公共行政管理领域面临紧急状况而亚需作出重要决断、付出高额成本方能摆脱困境的情形，通常是一种对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的严重困难关头，也是广义上的紧急状态。这里所说的“公共危机管理”，也称为“突发事件管理”（emergencymanagement），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中的政府应对机制。它主要解决如下问题：如何制定预案并有效监控、防御危机；如何化解、缓解和减少危机；如何准备、动员和调配资源；如何在危机过程中回应民众愿望、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公私利益；如何在危机过后恢复管理秩序、重建服务体系；等等。
综合上述三种情况来看，都要求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及时灵活地采取行政指导措施并谋求行政相对人同意或协力，并与行政指令措施相配合，以丰富、改善和加强经济与社会管理，积极推动危机管理中预期行政目标的达成，从而保障个体利益、增进公共利益。这是行政民主化潮流下行政机关积极灵活地履行行政职责的表现，显然是必要、合理和正当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在重视形式合法性的前提下对实质合法性的一种追求。简言之，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背景下，无论有无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管理包括危机管理的实际需求适当运用行政指导措施，不仅不违背依法行政原则，而恰恰是“行政法上的法治原则的含义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而言，防控“非典”、禽流感等危机管理中采用行政指导措施，不仅具有有效性，而且具有合法性，是符合行政理性的一种行为选择。反之，以形而上学的态度来处理如此复杂的特殊情况，难免会陷入行政非理性与行政高成本的泥淖。显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外的其他公共危机的政府管理（例如突发自然灾害的行政应急管理），也可采用行政指导措施，其与行政指令措施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相配合，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行政目标。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指导措施体现行政应急性原则。
由此可见，在出现重大突发事件导致公共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机关采取应对举措时，可在符合立法精神和一般法律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危机管理的实际需要采取行政应急措施，而不必拘泥于常规措施，也不必顾虑于该行政应急措施有无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以致捆住手脚无法应对危机。笔者认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采用行政指导措施，其中一部分是作为弱行为前置程序而采取的行政指导措施和没有行政作用法上具体规定的行政指导措施，以积极回应紧急情况下的行政管理实际需求，这与现代依法行政的要求并不矛盾，其行政法理基础在于它也符合当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行政应急性原则。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为保障重大公共利益和公民根本利益，维护经济与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可实施行政应急措施，其中既包括具有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的行为，也可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甚至中断部分法律规范实施的行为；既可以对公民的某些宪法权利加以限制或剥夺，也可以遵循较平常更为简易的紧急程序（当然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定授权和法律救济机制作为保障）。行政应急性原则改变了一般法律规范确定的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重心向国家机关倾斜，授权政府在第一时间采取紧急处置手段，有助于及时迅速有效地控制公共危机事态的发展。它与法治原则二者并不冲突，在性质上属于法治原则在应付突发事件领域的个别化，这具体表现在行政应急性原则本身也为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提出了现实性、科学性、专属性、程序性等方面的要求，尤其是要求运用应急法律规范行政应急行为，公共危机安全管理措施须在行政法治的约束下展开。归根结底，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兼顾并侧重行政应急效率的实现，是法治原则指导下的规范应急，而并非突破法治原则的片面应急。行政应急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等原则共同构成了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处理公共危机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考量着政府应急处理能力，应该加强对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的重视度，制定好行政指导措施。为了能够更好的完成公共危机管理工作，就需要借鉴以往的公共危机管理事件处理方案，提前做好预案和防范措施，并通过大力实施行政指导来对各类措施进行规范，达到防患于未然，将各类公共危机扼杀在摇篮之中，同时，当突发公共危机时，也可以及时的控制并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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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永.论行政内部沟通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6期.
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三
物资采购是电网企业经营的一个核心环节，而物资采购又往往是电网企业经营管理中薄弱的一环，也最容易造成积压浪费。
这就要求电网企业首先从内部管理上寻找一种防范物资采购风险的方法，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
一、电网企业物资采购风险分析。
电网企业物资采购风险通常是指采购过程可能出现的一些意外情况，包括内因型风险和外因型风险，具体说来，如采购计划不准导致物资不能满足生产或造成积压、供应商交货不及时、提供货物不符合合同要求、供应商与业务人员之间存在暗中勾结等。
1、电网企业物资采购内因型风险。
(1)计划风险。
因设计变更，影响到采购计划的准确性;采购计划管理技术不适当或不科学，与目标发生较大偏离，导致采购中计划风险较大。
(2)合同风险：一是合同条款模糊不清，盲目签约，违约责任约束简化等等。
二是合同行为不正当。
卖方为了改变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往往采取一系列不正当手段，如对采购人员贿赂，套取企业采购标底;给予虚假优惠;而有些采购人员则贪求蝇头小利，牺牲企业利益，不能严格按规定签约。
三是合同日常管理混乱。
(3)验收风险。
在数量上缺斤少两;在质量上鱼目混珠，以次充好;在品种规格上货不对路，不合规定要求等等。
(4)存量风险。
一是采购量不能及时供应生产之需要，生产中断造成缺货损失而引发的风险。
二是物资过多，造成积压，使得大量资金沉淀于库存中。
(5)责任风险。
许多风险归根至底是一种人为风险。
主要体现为责任风险。
例如，合同签约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未能把好合同关，造成合同纠纷。
2、电网企业物资采购外因型风险。
(1)意外风险。
物资采购过程中由于自然、经济政策、价格变动等因素所造成的意外风险。
(2)价格风险。
由于供应商操纵投标环境，在投标前相互串通，有意抬高价格，使企业采购蒙受损失。
(3)采购质量风险。
若供应商提供的电网物资质量不符合要求，而导致线路或者台区故障等，给用户造成经济、技术、人身安全等方面损害，直接影响到供电可靠性，降低了电网企业信誉。
(4)合同欺诈风险。
1)以虚假的合同主体身份与他人订立合同，以伪造、假冒、作废的票据作为合同担保;2)接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预付款后逃之夭夭。
3)供应商设置的合同陷阱，如供应商无故中止合同，违反合同规定等可能性及造成损失。
二、电网企业防范物资采购风险的主要对策。
为了避免因电网物资采购计划编制不科学，依据不充分，造成物资采购积压，应该按照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建立电网物资采购计划分级审核体系，审查电网企业采购部门物料采购计划的编制依据是否科学;调查预测是否存在偏离实际的情况;计划目标与实现目标是否一致等，避免出现积压浪费现象。
电网企业要降低质量、交期、价格、售后服务等方面的采购风险，最关键的是建立起供应商风险控制体系。
首先，应对供应商的品牌、信誉、规模、销售业绩、研发等进行详细的调查，做出整体评估。
其次，对供应商的产品进行小批量的生产、交期方面的论证，根据运行情况，逐步加大采购的力度。
物资采购过程指从计划、审批、询价、招标、签约、验收、核算、付款和领用等环节。
通过对各环节控制，特别是对物资采购招议标、合同签定、合同履行、质量验收等四个关键点的控制，强化监督，以保证不弄虚作假。
通过内控审计、财务审计、制度考核三管齐下，将有效地规范的采购行为，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物资采购价格，提高物资采购质量，还可以保护采购人员和避免外部矛盾。
加强对物资采购招标与签约监督。
一是检查物资采购招标是否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是否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
二是加强签约监督。
检查合同条款是否有悖于政策、法律，避免合同因内容违法、当事人主体不合格或超越经营范围而无效;通过资信调查，切实掌握对方的履约能力。
加强对物资采购合同执行中的审计。
一是审查合同的内容和交货期执行情况，是否做好物资到货验收工作和原始记录，是否严格按合同规定付款。
二是审查物资验收工作执行情况，是否对物资进货、入库、发放过程中，都要对物资进行严格控制。
三是对不合格品控制执行情况审计，发现不合格应及时记录，并采取措施。
四是重视对合同履行违约纠纷的处理。
加强采购物资质量控制，避免采购物资质量风险。
按照采购物资使用安全进行分类，重点对在生产使用过程中，因品质原因可能对生产和人身带来严重危害的物资，必须按照样品采购方式，组织货源;样品必须经过安全测试合格后，方可批量进货。
出库后，进入使用前还要进行相应的检测。
通过对控制物资质量风险来达到控制物资采购风险的目标。
建立物资采购过程绩效考核制度，避免采购风险发生。
电网企业应根据物资采购各个不同过程，建立各个环节的绩效考核制度，把采购任务和各项相关工作转化分解指标和责任，明确规定出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分解，落实到各有关部门和个人，结合经济效益进行考核，以尽量避免采购风险的发生。
责任风险控制。
首先，应建立与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与程序，加强对职工尤其是采购业务人员的教育，不断增强法律观念，重视职业道德建设，做到依法办事，增强企业内部的风险防范能力。
其次，加强对采购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工作。
随着企业采购模式的不断进步，物资供应部门需要大量的既懂招投标、合同、法律、市场调查，又懂材料、设备等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只有不断加强对物资采购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从根本上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采购风险。
内控制度不仅体现在手册和程序上，关键是如何控制物资采购各个关键点，只有不断加强对物资采购各环节人员的管理，建立部门之间相互牵制的制度、关键岗位轮岗和定期稽查制度，才能使内控制度发挥其应有的控制作用，把企业物资采购风险降到最低，提高企业的物资采购效益，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四
行政法是一项行为规范准则，用来规范相对应的行为人，对于利益相关主题有强制作用，同样也是一项我国的基本法律，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是用来保护遵守法律的人的，同时对于破坏法律的人予以制裁。行政法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付出的多方面人的利益。行政法的发展是立足在四项原则之上的，它借助西方和中方原则的差异性，进行积极的探索，从而对现行的行政法进行重构，将行政法的功能发扬到位，以此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有效实施的保障，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在规范行为人行为时，必须要遵守的基础，是行政法在制定时，必须要依仗的核心。在我们国家，政府具有依法行使政权的权力，法律的颁布就是为了规范这项权力，让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有参照的标准。原则与其说是一种限制，不如说是一种凭证[1]。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提出往往在行政法之前，所以它具有初始性，是一切的开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颁布，必须要以客观规律和真理作为基础，所以它还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提及的“基础”二字，说明了行政法的地位，而原则就好比是建设房屋前需要打下的地基，关系到行政法的建立和实践。最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双重性，刑法、婚姻法、治安管理法这类法律就只有一个“法律身份”，而行政法还有其“行政”的身份。所以它的原则一般要和行政密切相关。
具有十分专一的功能，它的规范作用仅针对行政体系，仅对于行政体系的相关人员进行立法规范，让行政机关能够依法行驶职权，让法治思想贯彻到行政工作中。
4.2普遍性功能普遍性原则。
体现在融合二字上，行政法法规是具体的，形象的，是以一条条的法律法规直观展现出来的'，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却是抽象的，它普遍存在于每一条法规明文之中，每一条具体的法律原则都符合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带入每一条法律法规中都是成立的，它生于无形，却能起到规范和引导的作用。
依法行政原则我们的政府应该依照法律履行责任，承担义务，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灵魂，也是基本原则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能让社会成为法治的社会，则需要回到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凡行为人所做之事必须合法。对于政府机关而言，形成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才能真正重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才能树立起政府机关的公信力。
在合法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考虑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合理行政。法律的条文规章是固定的，但是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却是多种多样的，法律虽然在逐渐完善，但也没有办法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全部收纳其中，所以行政部门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要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更好地为群众解决问题，这就使合理行政的意义更好的体现。
苟无诚信原则，民主宪政无可行。任何形式的法律的确立，都需要遵循契约精神，无论是基本法、刑法还是行政法的推行，都需要恪守信用。行政机关若不守诚信，允诺的事情再三更改，群众对政府机关的信任会逐渐降低。信任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崩塌只一瞬，所以我们把诚信原则作为了行政法基本原则重塑的一大原则[2]。
5.4基本原则应体现程序正义原则。
在行政机关进行依法执政时，是有完善的执政流程的，但是有的部门执政时，往往会省略某些步骤，或者出现步骤错误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执政单位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实现进行修改和完善，这对于工作效率而言十分不利。正义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原则，其实更大程度上保障的是一种公平。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基于这种原则，人们才能信任法律。
6、结语。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建立的标准，融会贯彻在具体的每一条行政法规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普通的人民群众，都应该对法律心存敬畏。行为人只有真正按照法律规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律才会保障其权益不受侵犯。在我国行政法原则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体系，结合中国法治现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基本原则之路。
参考文献。
[1]蒋勇.从合规性到正当性:我国警察法治体系的重塑——基于“新行政法”理论的展开[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2]段葳,余敏.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整合与重塑[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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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五
摘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性市场竞争，企业应提高建立良好公共关系的战略地位，以企业文化为核心，以品牌战略为载体，以电子网络等传媒为手段，转变传统公关思维，建立以“和”为中心的公关理念，完善公关危机处理机制，建立起科学高效的企业公共关系模式。
关键词公共关系信任危机处理机制企业文化。
随着现代传播手段在经济社会的广泛应用，突发性公共事件对相关企业和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带来的企业信用危机，处理好企业公共关系，日益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之一。
1企业公共关系的含义。
公共关系是现代管理理论的组成部分，它利用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作为主要工具，帮助一个组织建立并保持其公众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认可与合作；它参与处理各种问题和事件；帮助管理部门了解民意并对之做出反应；明确和强调企业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责任；它作为社会驱动的监督者，帮助企业保持与社会变动同步。
企业公共关系从属于企业宗旨，为企业的目标服务。它是企业面对外在的公众和内在的员工，通过运用长期有效地双向信息沟通、双向艺术交往、双向利益调整等方法途径，建立企业与目标对象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显然，企业公共关系是企业在现代商品经济和大众传播事业高度发展条件下重要的经营管理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公共关系的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从市场营销中的策略组合，到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解决，到危机事件的处理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2企业公共关系的功能。
2.1树立企业信誉，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企业的信誉是指企业在市场上的威信、影响，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形象、知名度。建立良好的信誉是企业经营成功的诀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陈旧经营观念已不能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树立信誉首先要创名牌企业。按照公共关系学的观点，商品信誉是较低层次的，只是部分公众或消费者在多次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对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信赖程度，它只是企业技术经营素质的综合反映。而树企业信誉、创名牌企业，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对企业日益强烈的要求。因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单元，既可能给社会带来新的物质文明，也可能给社会带来公害和威胁。因此，公众对企业社会价值的评估标准发生了变化，评价范围由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扩大到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使公众舆论对企业产生更大影响力。争取舆论支持，争取公众信任，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企业良好形象和声誉是无形的宝贵财富。公共关系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深入细致、持之以恒的具体工作树立组织的良好形象和信誉，以取得公众理解、支持、信任。从而有利于企业推出新产品，有利于创造“消费信心”，有利于企业筹集资金，有利于吸引、稳定人才，有利于寻找协作者，有利于协调和社区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和管理部门对企业产生信任感，最终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2.2搜集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保证。
美国管理学家西蒙说：“管理就是决策，而决策的前提正是信息”。企业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大量的问题，市场需要产品质量、产品开发、新技术方向、竞争者动向、潜在危险、企业形象等方面的信息，不断传递给企业领导，要求领导者做出及时而有效地决策。因此，现代企业把公共关系信息的获取划入企划之中，成为企业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公共关系部门就是要利用各种渠道和网络搜集与企业发展有关的一切信息，为企业决策科学化提供强有力的保证。搜集信息包括企业战略环境信息、产品声誉信息及企业形象信息等。
2.3协调纠纷，化解企业信任危机。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任何组织都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且这种关系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由于企业与公众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在公共关系中必然会充满各种矛盾。企业在生产经营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有因自身的过失、错误而与消费者发生冲撞的时候。一旦发生，必然导致消费者对企业的不满，使企业面对一个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舆论环境。如果对这种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问题处理不当，就产生公共关系纠纷，甚至导致严重的公共信任危机。对企业、对公众、对社会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事实证明，企业与公众的许多矛盾和磨擦都起源于误解和不了解，缺乏信息交流是造成不了解的根本原因。通过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机制，增加企业与公众之间相互了解，企业就有可能避免与公众的纠纷，并可通过公关手段将已经发生的信任危机所造成的组织信誉、形象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进而因势利导，使坏事变为好事。这种功能是广告、人员推销、营业推广所不具有的。
3企业公共关系的构建。
3.1以企业文化为核心，树立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思维。
首先，要有特色形象意识。要形成特色形象，企业就要发展比较优势。目前我国仍属发展中国家，产品还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世界贸易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制成品价格疲软甚至下跌，高附加值产品和成套设备价格攀升，这意味着我国多数企业在产品特色形象上不具优势。世界贸易的另一个趋势是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增长率大大高于一般商品贸易的增长率。我国企业要适应世界贸易的这种变化趋势，扬长避短，发展比较优势，就要在吸取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尽快调整产品结构、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在服务形象和技术形象的塑造上下功夫，企业形象的树立归根到底来自于企业的实力和特色。其次，树立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思维，要有文化融合意识。文化是制约企业与全球公众沟通的因素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对企业公共关系的影响将是极其深刻的。企业在与不同国家、民族的相关公众进行经济交往时，文化差异会成为双方沟通与理解的.障碍，导致矛盾和冲突产生。因此，我国企业公共关系要在全球范围求得发展，就要融合不同文化，以利于与全球公众的沟通和协调。要树立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观念，还要有企业公关全球化的全员认同意识。企业的股东、员工是企业赖以存在的细胞，他们既是企业内部公关工作的对象，又是企业外部公关工作的主体，企业全球化公共关系工作的开展，有赖于每一位股东、员工的支持和参与。因此，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的全员认同同样十分重要。
3.2推行品牌经营战略，赋予企业公关实务以新的载体。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公共关系工作的主要目的。品牌形象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品牌有利于良好企业形象的树立和企业经营的成功。纵观世界成功的企业，如可口可乐、万宝路、柯达、耐克、富士、松下等，他们的品牌成功均与品牌的战略化发展密切相关。而品牌战略正是企业公共关系实务的载体，没有这样的战略目标，企业公关活动只能是浅层的、临时性的。我国已开始步入品牌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将更多地倾向于购买品牌商品，市场竞争的最终局面必将是由品牌瓜分天下。因此，创品牌、树品牌、巩固品牌已成为我国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和经营成功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目前众多企业只将品牌经营作策略化处理，陷入靠密集式、轰炸式、名人式的广告宣传，忽视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注意外在形象，忽视内在素质提高；重视价格竞争，忽视非价格竞争；停留于原状，忽视调整、开发、创新；注重自身利益，忽视公众利益等品牌经营误区中，品牌的存续期极短，如一些新兴企业秦池、爱多、飞龙、三株、太阳神、亚细亚、巨人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纷纷“触礁”便是例证。因此，企业要把品牌经营成功，就应把品牌提高到战略化的发展高度：一是要建立品牌战略思维，通过品牌创造长期化的竞争优势以实现持续发展；二是要通过市场细分，确定品牌定位和品牌的核心价值，保证品牌的市场承受力和发掘品牌独特优势；三是要塑造品牌的个性。在产品的设计上、包装上、商标的酝酿上应赋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产品的生产上要精益求精，在产品的服务上要通过高超的服务艺术和质量创造产品对消费者的亲和力；四是要通过广告、新闻策划、销售推广、主题公关活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等一体化的市场传播整合，进行以双向交流为基础的品牌传播，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五是要发展高关联度的相关产品，给品牌不断注入新鲜感和兴奋点，以使品牌形象不断延伸，品牌价值不断增加。企业公共关系活动正是在以上战略步骤中一一展开。
3.3运用网络传播，发展新的公关媒介。
当今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公共关系作为企业现代经营管理的战略之一，首要职能是促进企业与内外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互联网的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输成本、实时互动、即时反馈等方面均无法与之比拟。而电子网络传播的发展，可使企业借助网络将内部信息在瞬时之间公之于天下，公众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得与之利益相关的企业信息，并及时进行反馈甚至直接对话。
在公共关系理论研究方面要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要求，以“外向型”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探讨新型的公共关系模式，将新型的公关模式与机遇电子商务下的erp、crm相互整合，重新界定其它外部公众的价值，如金融机构、政府、供应商、社区公众和企业内部公众价值等。
在公共关系的实务操作上要充分利用因特网等新的通讯和传播手段。例如，如何在网上开展新闻发布，网上展览等。
3.4转变竞争方式，建立以“和”为中心的公关理念。
竞争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它可以促使企业快速地发展。但目前国内较多的企业仍习惯于传统的竞争方式——以价格战为主要手段，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占领市场，是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成功始于合作，随着企业间、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销商、企业与经销商及企业与其他相关群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日益加深，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企业应从孤立生产、产品型、独立发展向协作经营、关系型、互联合作转变，走入互惠互利、求得双赢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关系行列。公共关系的沟通协调原则也强调以“和”为贵，即在外部关系处理上强调企业与同行竞争者、客户、上下游企业、相关行业、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合作，正好与当代企业“竞合”关系的要求和特征吻合。因此，企业在处理对外公共关系时，应学会化敌为友，善待竞争对手：一要知己知彼，寻找与竞争者优势互补的合作领域，共同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二要注意与相关企业、公众保持经常性的交往和沟通，增进理解，建立融洽感情，营造和谐气氛，提高企业的对外吸引力。
3.5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提高危机公关能力。
3.2推行品牌经营战略，赋予企业公关实务以新的载体。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公共关系工作的主要目的。品牌形象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品牌有利于良好企业形象的树立和企业经营的成功。纵观世界成功的企业，如可口可乐、万宝路、柯达、耐克、富士、松下等，他们的品牌成功均与品牌的战略化发展密切相关。而品牌战略正是企业公共关系实务的载体，没有这样的战略目标，企业公关活动只能是浅层的、临时性的。我国已开始步入品牌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将更多地倾向于购买品牌商品，市场竞争的最终局面必将是由品牌瓜分天下。因此，创品牌、树品牌、巩固品牌已成为我国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和经营成功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目前众多企业只将品牌经营作策略化处理，陷入靠密集式、轰炸式、名人式的广告宣传，忽视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注意外在形象，忽视内在素质提高；重视价格竞争，忽视非价格竞争；停留于原状，忽视调整、开发、创新；注重自身利益，忽视公众利益等品牌经营误区中，品牌的存续期极短，如一些新兴企业秦池、爱多、飞龙、三株、太阳神、亚细亚、巨人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纷纷“触礁”便是例证。因此，企业要把品牌经营成功，就应把品牌提高到战略化的发展高度：一是要建立品牌战略思维，通过品牌创造长期化的竞争优势以实现持续发展；二是要通过市场细分，确定品牌定位和品牌的核心价值，保证品牌的市场承受力和发掘品牌独特优势；三是要塑造品牌的个性。在产品的设计上、包装上、商标的酝酿上应赋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产品的生产上要精益求精，在产品的服务上要通过高超的服务艺术和质量创造产品对消费者的亲和力；四是要通过广告、新闻策划、销售推广、主题公关活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等一体化的市场传播整合，进行以双向交流为基础的品牌传播，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五是要发展高关联度的相关产品，给品牌不断注入新鲜感和兴奋点，以使品牌形象不断延伸，品牌价值不断增加。企业公共关系活动正是在以上战略步骤中一一展开。
3.3运用网络传播，发展新的公关媒介。
当今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公共关系作为企业现代经营管理的战略之一，首要职能是促进企业与内外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互联网的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输成本、实时互动、即时反馈等方面均无法与之比拟。而电子网络传播的发展，可使企业借助网络将内部信息在瞬时之间公之于天下，公众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得与之利益相关的企业信息，并及时进行反馈甚至直接对话。
在公共关系理论研究方面要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要求，以“外向型”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探讨新型的公共关系模式，将新型的公关模式与机遇电子商务下的erp、crm相互整合，重新界定其它外部公众的价值，如金融机构、政府、供应商、社区公众和企业内部公众价值等。
在公共关系的实务操作上要充分利用因特网等新的通讯和传播手段。例如，如何在网上开展新闻发布，网上展览等。
3.4转变竞争方式，建立以“和”为中心的公关理念。
竞争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它可以促使企业快速地发展。但目前国内较多的企业仍习惯于传统的竞争方式——以价格战为主要手段，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占领市场，是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成功始于合作，随着企业间、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销商、企业与经销商及企业与其他相关群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日益加深，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企业应从孤立生产、产品型、独立发展向协作经营、关系型、互联合作转变，走入互惠互利、求得双赢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关系行列。公共关系的沟通协调原则也强调以“和”为贵，即在外部关系处理上强调企业与同行竞争者、客户、上下游企业、相关行业、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合作，正好与当代企业“竞合”关系的要求和特征吻合。因此，企业在处理对外公共关系时，应学会化敌为友，善待竞争对手：一要知己知彼，寻找与竞争者优势互补的合作领域，共同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二要注意与相关企业、公众保持经常性的交往和沟通，增进理解，建立融洽感情，营造和谐气氛，提高企业的对外吸引力。
3.5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提高危机公关能力。
一是建立预警机制、避免危机发生，要防止危机的发生，企业除了要具有较强的防止公共关系纠纷的意识。如自律意识、尊重公众舆论意识等，最根本的是要建立“预警”机制，尽可能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制定危机处理预案，当危机发生时，企业如能临危不惧，处理得当，便可化险为夷，并可使危机转为契机，让企业借此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和了解。因此，建立危机处理预案十分重要。三是采取积极主动的危机应对策略，要想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应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以正确的措施去赢得公众，创造妥善处理危机的良好氛围。以公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主动弥补公众的实际利益和心理利益。坚持勇于承担责任，如实宣传沟通，通过有意识地施加情感影响，树立企业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六
商法的价值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谈论其价值，必须的先弄清楚一般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在这之上，才可能对商法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价值，普遍意义上的看法是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它既反映了客体呈现给主体的客观属性，也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因此，法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定义：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样的一个定义重点在于强调人们对于法在维护各种基本价值方面的希望，而并不强调法自身所具有的品质（虽然在广义上，这也是法律价值的一种。但是，笔者认为人的存在是价值研究的出发点。所有价值问题都与人有关。离开人，所有价值问题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价值判断的问题应当通过人们的目的论来解决。即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所以，在以下的讨论中，本文主要讨论人们对商法价值的追求，而忽略商法自身的功能）。法理学上，对法的价值的分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不管哪一种分类，只要是建立在法律价值的科学概念基础之上，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为了更好的研究商法价值，本文尝试着将商法的价值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商法的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一是商法在这个终极追求下的价值名目。前者就是“商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和理想”。如果给它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称谓的话——法的目的性价值。而后者则指的是“商法为了实现其目的性价值而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性价值。当然需要指出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类法具有相对性，它们之间并没有十分绝对的界限。应当说，一切价值都表现为目的，只不过是有些价值是从整体和最高意义上而言的，而有些价值则是局部的服务性的，和那些更高的目标相比，它们是为了实现、完善这些更高级目标的条件的。
二、目的性价值。
（一）目的性价值概述。
（二）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
笔者认为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即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这一点表现在商法上就是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自然人、企业的营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1、从商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商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罗德岛法（lexrhodia），甚至更早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海事法。伴随着人类从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简单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问世于人间。尤其是货币出现以后，奴隶社会的商事交易出现某种繁荣。伴随着简单商事交易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简陋的商事法规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虽然，古代商事法被深深的打上了奴隶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烙印，不仅尚未从一般的民法规范中分离出来，而且自身也积极简单。但不能否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世纪，欧洲虽然处于封建王权和神权的铁幕统治之下，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发展，“经济的专门化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除本地及市镇市场以外，出现了大的定期集市，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槟伯爵领地的四大集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的出现。但是由于封建主和教会势力的强大以及对商业的歧视和抵制，封建法和教会法不可能为商人提供法律规则和救济措施。基于此，商会不得不另立规范，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商会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判权，这种规约经历了从11世纪至14世纪几百年的时间，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事法即商人习惯法。虽然商人阶层通过自治运动而创立的习惯法无法被纳入到国家法的体系之中，只能以民间法的状态存在。但其以成为近代商事法的起源，无疑也是不争的事实了。进入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纷纷确立，以及工业革命的推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全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之相适应，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商法编撰运动。并影响到全世界。最终奠定了商法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商法的确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商法始终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发展的。而商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追求经济效益，调动全社会的一切资源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商法担当的任务就是为整个社会实现营利的目的提供制度上保障。这从更本上反映了商法的终极价值就是追求营利。
2、从商法与民法的比较来看。商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为了实现维护个人或团体的营利，商法在沿袭民法的一般规定外，还就商事行为特有的情况而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关于商事时效和法定利息的规定，关于商号、商业帐簿和共同海损的规定。
3、从商法的自身的具体制度来看。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为己任。而这些规定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规范营利行为。商事法的营利性并不表现为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在于以法律制度构造自身营利的统一有机体。或者，以法律制度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就拿公司法来说吧，发起人之所以创设公司，旨在营利，公司之所以从事营业活动，是为了营利，股东之所以转让其所持有的股票，还是为了营利，非股东之所以购买股票，莫不以营利为目的。还比如贯穿其中的企业维持制度等等。因此，确认营利、保护营利是商法对商事交易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是商法的基本精神。
三、工具性价值。
法应当具备的品质无外乎就是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秩序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价值。我们当然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将这些法理学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应用于商法这个更为具体的法律部门中来。但是这种很保险的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于商法价值体系有更为清晰而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对于商法而言，虽然它的工具性价值也包含着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即使我们将这些已有的概念用于商法这个特殊的领域，它们实际上也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有别于一般法理学的特殊含义。人们常常忽视对不同法律部门的价值体系中同一价值形式的比较研究。而同一价值形式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定位的差异，却恰恰是部门法之间区别的内在体现。同样的价值如公平、效率，当把它们作为民法、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价值追求来进行研究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的极大差异。在商法中，反映其终极性价值的共性价值集中地体现为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原则，其作用就是为现代商事交易活动提供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市场秩序，排除不安全因素，为商事主体进行商事行为保驾护航。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快捷、便利已成为商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要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营利。就必须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主要表现为在商事交易过程中，缩短交易的周期、降低交易的成本、增加交易的次数和提高资金的利润率。
（一）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
现代商事活动，随着交易标的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的风险日益突出。为了增强商事主体的安全感，调动人们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保障交易安全便成了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保障交易安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现代商法采用了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以保障交易之安全。
3、外观主义。所谓外观主义是指商法以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外观为标准而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效果。按照外观主义，交易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与意思表示不一致时，以意思表示为准，意思表示一经成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假若允许当事人以外观表示与真意不符而撤消商事行为，则显然不利于交易关系之稳固，从而造成交易的不安全性。商法中的外观主义以票据法的规定最为典型。例如我国《票据法》第4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依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14条第3款又规定：“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
4、严格责任主义。所谓严格责任主义是指商法对商事交易的当事人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商事公司之行为，多依赖于公司之负责人，其负责人之责任，若不予以严格的规定，势必妨害交易之安全。为此，我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97条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贵在迅捷。对于商事主体来讲，简便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次数的增多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商法确立了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这一基本原则。商法贯彻促使交易简便迅捷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交易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确认当事人的商事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因为，当事人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明智的决策，去谋求利润最大化。为此，商法对某些商事交易事项，如公司法中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票据法中票据的任意记载事项、保险法中保险标的价值的约定、海商法中海上保险之委托等均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其宗旨即在于促使商事交易的简便迅捷。
2、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交易方式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将交易的方式预先规定为若干类型，使任何商事主体，无论何时交易，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如对销售商货柜商品明码标价的规定，记名证券的背书转让与无记名证券的交付转让等。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对交易客体的商品化与证券化。交易的客体，若是有形物品，使之商品化，予以划一的规格或特定的商标，确保大量交易迅速成交。交易的客体，若是无形的权利，由于不便流通，商法使之证券化，如股票、公司债券、支票、汇票、本票、保险单、运输单、提单、仓单等证券，商法均规定了一定的内容和格式，使之定型化，便于使用和流通。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同的人，商法的工具性价值的划分也许就不同，比如有人会认为自由、公平也是商法的工具性价值。这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既然作一种学理上的分类，就要做到既能穷尽各个方面，又能高度概括。基于这个原因，本人认为将自由和公平作为工具性价值有不妥之处。因为，自由虽也为商事交易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深究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包含于商事交易的快捷原则之中的，商事交易之所以能够做到快捷、便利，就是因为它采取了区别于经济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在众多规范中实行自由主义原则。如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确认当事人的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的规定。而公平原则，无可非议是所有法律均具备之本质。其精神本质在上面的保障交易安全与快捷两大原则中自然得到了体现，故本文不再予以详细论述。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应该是相互统一，相互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分离的。商事交易的快捷必须建立在交易的安全原则之上，否则这样的快捷是无基石之快捷，也是不能长久的快捷。反之，如果商事交易片面强调安全因素，则势必影响商事交易的顺畅进行和整个社会经济价值追求的实现。同时，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性目标的。纵观两者的关系，它们是互相统一、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
参考书目：
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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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七
在我国，“风险管理”特别是“法律风险的防范与应对”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新生事物。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大案要案频发，从安然、世通到中航油案件，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弓i发的一系列破产、欺诈案件，愈发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法律风险防范、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视。“管理风险，创造价值”已成为普遍共识，从国家到企业对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都在逐步提高。
二、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一)风险识别。
电网企业的公共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企业行政法律风险爆发的后果之一，与行政法律风险管理密不可分。
(二)风斷稀。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电网企业的特点，对与电网企业密切相关的“行业管理类”的风险进行了重点评估。
(三)风险应对。
在前述法律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法律风险管理的目标、成本和收益，资源的投人安排等因素，对风险进行分级、排序，从而进一步确定需要重点关注和优先应对的法律风险。
三、电网企业行政法律风险与公共危机的成因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电网企业的行政法律风险要高于一般企业;相应的，因行政风险引发公共危机的风险也高于其他企业。
究其原因，是与电网企业自身的业务特点有关，如电力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牵涉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主体、每个环节，作为直接与这些主体打交道的单位，电网企业受到的关注高，出现问题的概率高等等。事实上，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
(一)夕卜郎原因。
1.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企业承担的义务不断增加，n趋明确。2.电网企业所面对的行政执法主体多，处罚种类多。3.从实际执法情况看，电网企业是选择性执法的重灾区。4.赋予电网企业权力的法律规定少，约束性、义务性规定多。5.电网企业缺乏执法主体的保护，在部门法规冲突时处于劣势。
(二)内部原因。
除了外部原因，电网企业自身的原因也同样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角色定位不准，法律意识不强。电力体制改革后，电网企业已经从执法者变成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这种身份的转变要求企业从平等主体的角度考虑民事关系的处理，更多地从被管理者的角度接受行政机关的管理。
2.资源配置不尽合理。行政法律风险的快速膨胀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配置专门的资源去认真应对，但从电网企业的实际来看，相应的配置还不尽完善。
3.制度不够完善，职责权限不够明确。制度是应对风险的基本保障，但从企业的'现有制度来看，还不能满足风险应对的需要，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同时，各相关部门在风险应对工作中的职责权限、工作分工也需要步明确。
4.执行者的法律素质、业务技能不能满足风险应对的需要。调查表明，大部分风险行为的发生都与执行者有关。因此，执行者尤其是风险行为易发岗位的员工、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法律素质、业务技能的高低，就直接决定着风险的高低。但遗憾的是，现有人员的素质?满足风险应对的需要。
5.法律介入、法律审查不足。在应对行政法律风险方面，法律人员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实际工作中，法律人员的介人却明显不足’无论是在部门内法律审査方面还是专业法律审査方面的情况都不容乐观。
四、电网企业行政法律风险与公共危机应对的意见与建议。
(一)一般性建议。
1.提高风险意识，全面认识行政法律離以及由此引发的公共危机风险。2深化研究成果，探索具有电网企业特色的行政法律风险管理模式。3.加强资源配置，提高企业防范顺的能力。
(二)对于重点问题的建议。
弥腑政手段的不足。
2.关于公共危机及新闻风险的应对问题。行政法律风险以及由此弓丨发的公共危机，在现代社会中很容易引发新闻风险，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新闻风险的管理。对于新闻风险的管理，应该遵循“四个一，，“八个不，，的基本原则。
“四个一”包括：一^系统：由专门的部门与媒介进r沟通，建立友好关系，觀是注意与权威媒体建立好关系，一旦发生风险,可以藉由权威媒体发布正面消息，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一个声音：对外统一口径，由指定的新闻发言人对外发言，其他人都不要发出声音，避免声音不一致造成尶尬〇—“态度对所有的媒細删待，硕厚此薄彼，刻意纖，觀娜細丙。一具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对外形象保证一致性。
“八个不”包括：一不要：自视清高，装聋作哑。二不要：态度傲慢，断然否认。三不要：嘴硬皮厚，拒绝认错。四不要：广告开路，摆平媒体。五不要：转移视线，收买人心。六不要：讨好卖乖，取巧政府。七不要道歉声明，姗姗来迟。八不要：迫于压力，承担责任。
3.关于与其他行业权利冲突的处理问题。对于电网企业与其他行业的权利冲突问题，如跨越麵、公路、河道等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一些方面人手予以解决。
一是积极争取修改相应法律法规，争祕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请政府部门出面协调处理类似的问题，争取出台地方性法规或指导性文件;'是加大与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力度，在必要时可以牺牲一些利益与铁路、公路等部门做一些交换，争取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利益。
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八
园林景观建设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人们对园林景观的需求一直在不断提高，良好的园林景观设计，不仅能使人们享受自然、放松心情，还能美化环境、净化空气，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虽然在不断进步，但是在其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希望能促进我国园林景观设计水平的不断提升，同时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我国部分城市把生态环境问题列为城市发展的第一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在园林景观的设计上体现很明显，通过科学的园林景观规划和设计，将园林景观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从而促进城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一些城市将管理和创新结合的较好，通过仔细分析本地的历史文化、城市发展、自然风景等实际情况，对园林景观设计理念不断改进、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科学的园林景观设计理念，同时，促使环境规划更好的实现。
我国目前园林景观设计中，存在盲目的拿来主义，很多园林景观大同小异，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不考虑城市自身的历史文化、发展特点以及当地气候等因素，不仅增大园林景观建设成本和后期维护难度，还不能满足当地城市的实际需求，失去园林景观应有的作用。
（二）园林景观缺乏个性。
部门城市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为了追求更快的建造速度、更高的经济效益，将园林景观批量化生产，并制定统一的标准，使园林建设像工厂的定型开发，如此标准化批量生产是导致很多景观“千城一面”的重要原因。园林景观设计属于艺术的一种体现，硬性将其标准化，会严重损害其应有的艺术特色和个性化特征。
（三）选择的植物品种不合理。
一些城市在进行园林规划时，对植物的地域性和多样性考虑不周，或者在园林里种植上百的树木，价值昂贵，虽然增加了数量，但是没有考虑到周围环境和土壤情况，忽视植物生长的实际条件，使园林景观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一些城市往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园林景观建设，忽视了完工后对园林景观的日常维护工作，因日常管理不到位，园林景观很快就会失去活力，许多植被会在短期内枯萎，甚至死亡，使园林景观成为“一次性”工程。
（一）园林景观生态与城市本身生态的完美结合。
园林景观已成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园林景观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否可以实现，与城市本身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时，要结合城市自身生态发展的需求，使园林景观生态和城市本身的生态系统完美结合，这样，园林景观设计能使城市变得更加美丽、迷人，有利于树立新的城市形象，一定程度上带动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另外，为了满足人们对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应尽可能的多设计一些开放式的绿地，使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自然的气息，而且还能在忙碌的现代化生活中放松心情。
随着人们思想觉悟的提升，人们开始注重节能型城市的建设，通过引进先进的工艺手段、高科技材料，来降低城市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几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工作人员要充分考虑城市长期发展的规划目标，确保园林景观设计可以和现代城市发展需求相适应，使得城市将来的生态效益与景观效益保持一致。
园林景观设计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环境的质量，因此，在进行景观设计时，要充分考慮周围居民的实际需求，设计者可以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运用心理学、行为学、美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不仅使园林景观和环境较好的融合，更要使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景观的`别致、美好，使他们心情愉悦，全面提升现代城市的科学性、生态性以及艺术性，促进现代化城市的综合发展。
（四）向着多学科、高综合性方向发展。
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会应用到建筑学、规划学、美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具有很高的综合性，因此，设计人员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时，不仅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判断，更要调动感性的一面，解决设计中遇到的问题，这就要求园林景观设计者要加强和相关领域专业人才的沟通，不断拓展自身的知识面和设计思路，综合各领域知识，促进我国园林景观设计水平的提升。未来园林景观设计必定以社会发展的要求为基准，集合众多学科领域的先进知识理论，并体现生态与艺术的特点，实现我国园林景观设计的可持续发展。
（五）遵循生物多样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
在园林景观设计上，要优先考虑生态环境因素，以本地物种为主，在选择多样化物种时，要注意他们之间相互搭配的科学性、艺术性，让乔、灌、草三者有效的结合，促进植物之间的和谐生长，在满足设计者要求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肖蕾.试析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现状及发展趋势思考[j].江西建材，2016，10：40+43.
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九
11月3日,原告a公司与被告b超市达成食品销售协议,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于货款未全部兑现前,商品货物法定处理权属于甲方。
”后被告向原告购买糖果等食品,计货款51830.06元。经原告催讨,被告于3月2日支付1万元,并书面承诺余款于同年3月10日付清,但届期未按约履行。原告于同年3月13日从被告处拉回部分货物,价值11643.85元,被告尚欠余款30186.21元。原告索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庭审中,原告认为,双方协议第七条约定的“法定处理权”是指在b超市未付清全部价款前,a公司享有的对所供货物自由处置权利,当然包括拉回货物。其拉回货物正是依此约定。被告方b超市则辩称,既然原告有此法定处理权,要求原告按协议约定拉回全部货物,双方就此清结,互不拖欠。原告称,其放弃这一“法定处理权”,并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被告拖欠货款,应负违约责任。依照合同法第10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b超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a公司货款30186.21元、偿付原告a公司逾期付款利息360元。
应该说本案事实清楚,双方对案件事实并无争议,最终判决结果也于法有据,合情合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判决中并未对“法定处理权”这一约定给予适当的说明,亦未对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拉回货物这一行为准确定性。由于本案所涉合同签订于新合同法施行之后,其法律适用依据当为新合同法。细究本案我们发现,这起貌似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到我国新合同法中有所规定但并未详尽规定的所有权保留制度。
1910月1日新合同法的生效施行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合同法创设了诸项新制度,所有权保留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该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34条又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此即构建出所有权保留制度。所有权保留交易实践由来以久。在合同法之前,民法通则也曾为这一制度的存在留有余地。民法通则第72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正是继承了民法通则这一精神,明确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按笔者理解,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虽未明确使用“所有权”一词而用了含糊不清的“法定处理权”一词,然究其实质,此“法定处理权”的权利内容与所有权诸权能无异,所谓的“法定处理权”实质乃是所有权。本案所涉协议第七条即可理解为买卖合同中的所有权保留条款。据此可以认为当事人这一约定当属合法有效,原告a公司在对方未付款时,拉回部分货物是其依约行使权利的行为,于法不悖。
所谓所有权保留,是指双务合同尤其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依约定以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担保买受人价金之给付或其他义务之履行。对所有权保留之性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两种不同看法,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在法律上为一种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此为德国和日本的学说,此种理论并未将所有权保留作为担保买卖价金取偿的担保权对待,仍然将之作为一种特殊买卖对待,即所有权保留买卖为所有权随着买卖价金的付清而移转于买受人。另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为非典型担保物权,其主旨在于通过保留标的物所有权以期保障买受人能按期支付价款或履行其他义务。
笔者认为,所有权保留作为买卖合同中的一项特约,必然兼具物权和债权双重意义。在第一层面即物权意义上,出卖人享有在买受人未全部付清价款时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在买受人付清价款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买受人则享有在付清价款时请求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到期支付价款的义务。所有权保留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在我国现行法体制下,尚需立法承认其地位。在第二层面即债权意义上,具有所有权保留特约的买卖合同可视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必须承担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即出卖人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则享有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前一物权意义上权利义务为后一债权意义上权利义务实现的保障。
合同法第134条规定属于提示性条款,即提示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采用所有权保留制度以保障自身权益,并无强行性。以合同法的一个提示性条款所构建的所有权保留制度显然极不完备。尽管合同法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意思自治空间,将法律留下的空白留于当事人自己约定,但是当出现当事人的约定非常简约的情况,法律应对就显得束手无策了,本案即遭此困境。为此,结合本案,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出卖人是否有权放弃所有权而径直要求买受人支付价金?
如前所述,所有权保留为一种非典型担保物权,旨在实现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当然可以放弃其享有的所有权保留这一物权,而依合同法之实际履行原则要求买受人实际履行,正如在有典型担保物权的债权中,担保物权人可以放弃其所享有之担保物权,而使之变为一般债权一样,此均由当事人权衡决定。放弃担保物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一般债权,其仍可要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这在我国合同法已规定“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尤为可行。合同法第10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即是法律依据。本案中,a公司从b超市拉回部分货物是a公司作为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之行为,后a公司放弃其对未拉回货物之“法定处理权”而要求b超市支付货款,是a公司作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b超市实际履行义务之行为,两行为均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二,出卖人行使保留之所有权后是否还有权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赔偿责任?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60元,是依权利人的主张按未拉回货物之价款30186.21元的每日万分之四计算出来的,法院支持这一请求于法有据。然而权利人a公司本可主张更多权利,如要求被告按全部未付货款51830.06元的每日万分之四偿付利息,也应支持。
第三,买受人可否以未取得所有权为由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并以此解除合同?
取回标的物是出卖人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权利,而非义务。按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的原则,出卖人可自由选择是否行使该权利。买受人未取得所有权是因其未履行合同上的支付价金之义务,当然无权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更不可就此解除合同。显然被告b超市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告a公司完全可以放弃“法定处理权”,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或行使“法定处理权”,取回标的物,并解除合同。
第四,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利益如何保护。
权利的平衡是民法重要原则。本案由于买受人违约在先,故前文主要结合案例探讨出卖人利益保护问题,并未直接涉及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然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始终是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标的物虽然交付给了买受人,但所有权并不随之转移,买受人享有的仅是期待权。如果出卖人在买受人按约交付价金之后,不将所有权转移至买受人,或出卖人在买受人交付价金之前将此物再转让他人,即一物二卖,买受人的利益如何保护?依传统法律规则,买受人只享有向出卖人要求违约赔偿的债权请求权,这显然有违买受人签约之初衷。合同法中虽也规定了实际履行原则,但合同法的权利属债权,债权作为相对权,显然不能对抗作为绝对权的物权,因此仅靠合同法中的实际履行这一违约责任形式尚不足以保护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传统理论把买受人的期待权物权化,或定性为“不完全的”所有权等概念,但这一做法将导致所有权观念的紊乱,不利所有权制度维护“静的安全”之目标实现。笔者以为将所有权保留定性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可更好地保护买受人的利益。依这一定性可产生如下规则:买卖合同成立之后,在买受人未付清价款和履行完义务前,出卖人虽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然其保留之所有权仅为担保意义上的所有权,其时,买受人已实际占有标的物,在买受人依约付清价金之后,所附条件即成就,所有权自然转移于买受人,买受人当然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据此,买受人在合同期限未至之前,可以留置该标的物至合同约定期满之日以对抗出卖人的违约行为,在此之前,买受人依约支付了价款或履行完义务,即当然享有该标的物的所有权;如其未支付价款或未履行义务,出卖人可收回其保留之标的物并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责任。这一规则在动产和不动产的具体操作中又稍有区别:在动产买卖中,先买人依占有即可直接对抗后买人和出卖人;在不动产买卖中,由于涉及登记问题,必须完善登记制度。可作如下规定: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况下,在交付之后,双方当事人将所有权保留约定登记在册,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失效之前,出卖人不得再次转让标的物。这一规则较好地兼顾了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体现了民法中的衡平原则,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物权法正在紧张的草拟之中,将所有权保留这一非典型物权在物权法中法定化并确立相关具体规则,实属必要。
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十
［论文摘要］高校学生公寓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也是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随着学生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如何不断增强高校学生公寓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提高管理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分析高校学生公寓管理中出现的典型案例，意在强调物业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平等的法律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校公寓管理法理。
高校公寓管理是指高校坚持以育人为出发点，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遵循教育规律，结合高校实际，采取各种科学、可行的方法，合理地配置资源，旨在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可靠的后勤保障。
一、公寓不被擅自进入权与公寓管理权的冲突。
案例：一天，某高校一位学生手持一张《学生公寓违章物品没收通知单》，到公寓物业管理中心投诉，称管理员未经本人同意，擅自进入寝室检查，他对此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他认为公寓管理员没收“热得快”可以理解，但“乘无人而入”无异于窃贼所为，有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嫌疑，并要求今后未经同意不得进入其寝室。公寓内的很多学生也认为公寓管理方的做法太过分。他们认为：“既然交一年1200元的住宿费，我们就是房间的主人，公寓私配各寝室钥匙，万一遗失了贵重物品责任该谁承担?”而管理员则称，公寓管理人员的这一做法是为学生着想，绝对不会偷拿学生的财物。物业经理对此也作了耐心的解释，并将《学生公寓管理手册》中关于禁止在寝室内使用违章电器的相关管理规定读给该学生听，并说明“热得快”只是由物业管理部门代为保管，而不是没收，等到假期办理相关手续后便可以领回。
以上案例所涉及的问题，可以说是在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学生公寓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学生住宅”，而住宅所有权关系是一种所有权受绝对保护的法律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随意侵犯。英国著名哲学家、现代法治的奠基人洛克曾有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说的就是这种“住宅不受侵犯”的绝对权利。而在我国各高校的学生公寓管理中，管理员处均存有各个寝室的钥匙，这在我国已成为一种“惯例”。从公寓管理方面来说，管理员利用学生寝室的备用钥匙，检查学生寝室内的卫生和安全情况，属于日常性工作。这对保障学生公寓的安全，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寓管理者未经过学生同意，到学生寝室中检查，并收缴违规违章物品，对于这一行为的确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方面，擅自收缴学生的违禁物品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若放任不管，又将给学生公寓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过去在对学生公寓的检查中，只要发现违章物品就一律没收，统一销毁。学生对这种处理方式的意见很大，经常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造成了师生关系的紧张，增加了公寓管理的.难度。虽然如何界定管理人员私入学生寝室的行为，我国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仍然是有必要探讨的：
1.学生公寓是否是“公共场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问题很难界定，学生公寓也很难符合“公共场所”的概念。因为，从公共场所的概念来看，公共场所是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或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活动场所。这里的“公众”不是特定的，而学生公寓的学生个体则属于特定的人。我国关于高校后勤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甚少，学生公寓管理几乎无章可寻。根据教育部关于学生公寓的规定：本科生为4人一个房间，硕士研究生2人一个房间，博士研究生1人一个房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将研究生的房间也界定为“公共场所”。笔者认为，学生公寓或可称为“准公共场所”。
2.学校后勤公寓管理部门是否有权在学生寝室无人时进行“检查”。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教育部的文件对此都没有规定。从法理上看，如果学校后勤公寓管理部门是作为学校行政部门，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是不得随意进行检查的，否则就是越权行政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学校后勤公寓管理部门是作为企业（包括社会企业）来进行公寓的日常管理，在权力的性质上则不属于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不具有单方的意志性和强制性，而应该根据合同的约定，分清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据合同法来约束双方的行为。
在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公寓管理员没收“热得快”或其他大功率电器，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更没有必要“私入学生住宅”。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公寓管理者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此类问题。而且教育部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学生公寓内要设立火灾预警监视系统、恶性用电识别装置等，通过技术防范设施，防止火灾发生。要加强学生公寓安全保卫工作人员的技术配备和条件保障，每年都应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安全保卫设施和装备的添置和更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宿舍的卫生检查应该安排在学生寝室有人时较好。
二、学生公寓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应受合同法的调整。
学生公寓作为学生集体生活的重要场所和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如果学校公寓管理规则的设置只倾向于对学生作出单纯义务性的规定，这些规定势必难以为学生所普遍接受，并内化为其自觉的行为，也难以调动学生自觉遵守与维护规则的积极性。
但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此类案例时，笔者认为不应该只关注其表面现象，而应该深入分析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表面上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学生一方的公寓不被“非法进入”和公寓管理一方的公寓管理权。但从双方的法律关系上分析，学生租住公寓（学生每学期向学校交纳的住宿费可视同为租金，其标准由国家制定）就同公寓管理者形成了一种租赁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应该在合同中明确说明。例如，承租方不得破坏房间基本设施、不得使用禁止使用的电器。当然，也可以在合同中说明出租方不得在承租方不在时擅自闯入房间等。合同一旦签署，那么，双方均要按照合同约定条款遵守执行，如有违反，则按违反合同约定来处理。这才是一种理性的、合法的处理此类问题的途径。如果我们缺乏法律的思维和合同约定条款，就无法去判断公寓管理人员私闯学生公寓行为是侵权行为，还是在履行公寓管理权利行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强调不得“非法侵入”。
其实关于学生公寓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我国教育部是有规定的：“高等学校、学生、业主、物业管理等各单位和人员之间，要建立一种严肃、有效的契约关系，各自有关方面都要严格按契约规定办事，以保障入住学生的日常生活，保证各项生活设施的正常使用，维护公寓的正常的生活秩序。”这是教育部的规范性文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而学校制定的学生公寓管理办法，如果是学校单方制定的，则有格式合同的嫌疑，难以获得学生的认同和合法的地位。
过去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精英教育，国家把有限的财力大量投入到高等教育中，而如今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从精英型向大众型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师生关系已由传统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理关系演变为世俗化的契约关系，也有必要对学校的权威进行重新审视。高校后勤管理随之也由原来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进而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在前文的案例中，为什么学生会对公寓管理人员私配钥匙和私入学生公寓的行为产生质疑呢？笔者认为，一是因为缺乏合同约定，我们无法对此行为作出判断；二是因为人们很容易将租住公寓行为视为住宅所有权行为（即学生所说的“我们就是房间的主人”），即将租住公寓所形成的租赁法律关系理解为住宅所有权关系。但实际上，租赁法律关系是一种由双方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靠合同来约定，它是一种受限制的法律关系；而住宅所有权关系是一种所有权受绝对保护的法律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随意侵犯，这同租赁法律关系的受限性有区别。就租赁法律关系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学生租住公寓同租住宾馆饭店表面上看来并无差异，但实质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学生租住公寓应与租住私人住房无差异。
正因为如此，早在1861年，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研究古罗马时代契约史后，曾有以下著名论断：“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个论断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进步公式。而且“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虽然现在每一个谈论法律和社会进步的人都知道梅因“从身份到契约”这句话，但其内涵却鲜为人知。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改革是高校后勤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引进物业公司来管理学生公寓，则更需要维护好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见，在学生公寓管理中有很多权利和义务需要重新确定，并不仅仅只是擅自闯入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要有合同约定，双方平等地按合同约定办事，真正体现一种契约精神，这也是现代法治精神之所在。
三、结束语。
在本文的案例中，学生的维权意识值得推崇，但学校后勤管理层还没有真正明确自己的权限。该案例的处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真研究其中所反映的问题以及如何做到依法治校。当前高校后勤管理的重要任务是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在后勤社会化改革中面对社会和师生依法行使自主权。在实践中高校如何管理好后勤工作，不仅要依据学校的有关规定，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参考宪法及民法的有关立法精神来处理。有关人士曾评论说：“学校屡输官司，关键在于许多校内规定不能在法庭上获得法律支持，依法治校已刻不容缓。”在现实工作中，高校后勤部门应是民事主体，其管理工作适用的应是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规定。
本文对高校的后勤公寓管理如何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当然，目前专门针对高等学校后勤管理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欠缺，尤其是是否要在该领域引入无过失责任制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在要求学生履行义务的同时，应首先保障学生法定权利的实现。应当认识到学生作为自然人兼具受教育者和公民的双重主体身份，他们不仅具有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作为受教育者所享有的权利，更具有作为普通公民应当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并通过民事和行政等法律规范具体化的公民权，这些权利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侵犯或剥夺的。因而高校教育管理者通过管理规则为学生设定种种义务时，应首先考虑学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是否切实得到保障。”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及其维权意识的提高又使现有的高校管理制度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制度创新。一方面，学生的发展内在地推动了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制度创新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建立起学生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
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十一
在节约型社会下，节约型生态园林被提了出来，这一概念和节约型社会分不开。总的来看，节约型生态园林，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能源的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就是说，在节约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利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生态和经济效益。从这一点上看，两者的思想应穿插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这样经济意义充分体现出来，让我们展开深入的分析，对生态园林景观设计和植物配置进行分析。节约型园林建设也成为人们重视的一方面。关于园林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逐渐建立了一些生态景观，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
1.1生态园林设计中的物种多样性。
增强植物品种意识，加强区域生态区域特色与城市建设类型的多样性，构建城市个性绿地景观。在设计生态园林景观中，强化对植物的物种意识，注重植物生态多样性的选择和驯化，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景观。同时，引进国外特色品种时应谨慎，加以控制，重点利用本国原产地的改良植物种类。对植物进行合理科学配置，在引进植物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品种，然而种群规模不大，呈现逐渐消失的趋势。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绿化植物要求太高，片面追求完美。在同一时间，仔细和合理引用国外特色品种，产于我国，需经过改良。城市引入的植物非常多，然而植物群规模非常小，严重时，面临灭亡，主要原因是要求过高的绿化植物，追求完美，片面否定，如片面看重“常绿”，形成了较强的`适应性，没有重视季相多样和色彩丰富的落叶植物，受功利思想的影响，使得一些慢性植物缺乏大型苗木，有一些缺点的绿化植物也容易被否定。例如，在园林绿化过程中，追求四季常青，要求景观成型周期短，使得一些加强适应性植物容易被忽视。植物本身，无论好还是坏，植物的四季变化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和景观，主要在于植物的配置是否合理、科学和艺术。植物的枯荣是自然景观中的正常现象，要注意科学合理地配置，以实现绿色适应物种和种群的多样性。生态系统中自然群落多样，由于不同天气和生态环境造成，在漫长的群落发展过程中，不同群落、结构、层次、外貌不同。自然群落具有较高的维持能力和修复能力。在景观设计过程中，可以借鉴性使用合适的自然群落类型，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降低养护成本。所以，我们应该加大绿地的适应性和扩大品种种类，如在植物设计时，限制和调整好品种比例。
生态景观设计，适应当地条件，以确保城市环境具有多种特点，该系统十分薄弱，城市生态环境的设计要根据当地环境、土壤和其他因素，使植物环境符合城市环境的需要，不断提高立地条件，改善种植土壤（基于人工培养基），保持较高的绿色维持机制。此外，要注意植物和城市建设的协调，充分利用植物的改造功能，使城市建设和绿地景观有机整合。将基调树种种植在植物造景中，同时还要运用一些观赏花木和草坪，呈现多样的植物空间。结合植物的生长规律，维持季相植物的存在，不盲目地引入植物，因为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也不随意使用其他国家的植物景观设计模式，否则无法保障植物景观功能，要引起特别重视。
2节约型城市生态景观的植物配置。
生态园林植物配置的主要功能是塑造和维护城市的风貌和特色。因此，在植物配置的过程中，将自然生态条件和区域指标纳入城市绿地。城市园林的绿化还要融入多种因素，如历史、宗教和文化等因素，构建城市地域特色，凸显城市绿地的特殊性和可识别性，有效发挥城市绿地功能，满足市民的需要。
2.1植物配置应合理。
基于生态节约型视域，在植物配置过程中，要注意色彩季相的组合，把山石、水体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首先，要增强对本地区条件和植物特性的了解，遵循植物适中原则，选择适当的植物，改造植物生活的场地。其次，根据植物特性进行选择，合理配置植物，植物自身有许多特性，有些植物用作观赏，如月季花、广玉兰和夹竹桃等，有些植物具有奇特的性质，如飘带兰和旅人蕉等，有些植物在观赏时，不仅赏花，也用闻气味，如梅花和月季花，不同颜色的花可以组成颜色多样的图案，在植物配置时，这点非常重要。具体园林设计，可以根据不同的花卉组成不同的园圃，一些植物具有自身特性，如有些植物的叶子硕大，如巴西棕和鱼尾葵等。亚马逊的玉兰漂浮在水面上时，犹如一个巨大的圆盘，可以让儿童在上面游玩。一些植物的果实可用作观赏，如紫珠普通，果实颜色非常鲜艳，观赏价值极高，如眼睛豆腊肠树果实奇特。在园林设计时，一些植物如梅花的暗香和茉莉的清香都能为游客带来美的感受。园林设计要考虑高度的搭配，选择合适的色调，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园林景观的功能。
2.2大量乡土植物应用园林，创造了城市景观的地域特色。
构成园林局部的中心景物形成特殊景观，表现形体美或色彩美，如臭椿、香樟、桂花等。湖南乡土树种多样，可利用资源多，为园林景观的设计提供了便利。种在花园里可以用作景观树，景观局部中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表现了自然美和色彩美，如枫树、香樟、臭椿等。大冠，绿荫浓密，姿态优美的乡土树种在庭院种植中必不可少，如鹅掌楸、枫杨、桂花等。多数交通道路两侧均使用了乡土树种，如道路上常见的玉兰路、香樟等。无花果树在花园里用作色彩的点缀，为园林增添一点生气，吸引蜜蜂和蝴蝶飞，不时引来了小鸟驻足。乡土树种有石榴、南天竹和杨梅等。乡土树种还用作空间的分割，遮挡视线，陪衬景物，起到防范的功能，这些乡土树种，如棘篱、果篱等。湖南乡土树种中使用较多的有红槛木、枸橘、小蜡等。在特色园林建设中，本土植物是基本的手段。使用藤木、灌木和其他材料，运用艺术手法，对植物的形式，体现色感、线条等自然美，创造自然的植物群落景观，营造城市园林绿地景观的地域特色应与当地文化充分融合，充分发挥乡土树种的功能。
3结束语。
现代城市园林不断发展，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将成为未来园林设计的趋势。［2］总之，基于“节约型社会”构建园林，建设节约型城市生态园林景观为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条件，高度重视生态型园林景观的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节约型园林建设，空喊口号不现实，围绕战略全局发展，变化旧的传统观念，从现在开始，高度重视节约型园林建设的迫切性，切实落实工作，将节约型园林纳入法制建设中，为了后代子孙更好地生存，实现城市未来更好地发展。园林景观设计及植物配置还有许多方面要做。
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十二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反映行政法本质和具体制度规则内在联系的共同性规则。基本原则的作用主要是指导行政法的制定、修改和废止，指导行政法的统一适用和解释，弥补法制漏洞。
行政法基本原则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国家立法性和政策性文件的规定;二是行政法学理论的阐述。法学理论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阐述注重反映人们对一般规律的认识，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法学著作对基本原则的表述会有所不同。国家相关文件的规定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吸收理论研究的成果，因此，这两种来源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统一。这里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以下几个：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程序正当原则、高效便民原则、诚实守信原则和权责统一原则。
合法行政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则，其他原则可以理解为这一原则的延伸。实行合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活动区别于民事活动的主要标志。合法行政原则的根据，是行政机关在政治制度上对立法机关的从属性。合法行政原则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行政制度上的体现和延伸。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的从属性。宪法第2条和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样就从根本法上解决了国家行政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国家行政机关应当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行政职权。
合法行政的内涵和要求，随着宪法制度的演变、行政职能的消长而不断变化。早期的合法行政是绝对、消极和机械的公法原则。为适应时代变迁和行政职能变化的需要，合法行政原则不断得到新的解释。从历史发展看，我国的行政法制度尚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初级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宪法规定实行依法治国，我国法律在规范行政活动方面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
我国合法行政原则在结构上包括对现行法律的遵守和依照法律授权活动两个方面：
1.行政机关必须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这一方面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禁止行政机关违反现行有效的立法性规定。第一，行政机关的任何规定和决定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不得作出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决定。行政机关的规定和决定违法，就不能取得法律效力。第二，行政机关有义务积极执行和实施现行有效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行政机关不积极履行法定作为义务，将构成不作为违法。
2.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授权活动。这一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在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系上：第一，行政机关采取行政措施必须有立法性规定的明确授权;第二，没有立法性规定的授权，行政机关不得采取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政措施。行政机关不遵守这一不作为义务，将构成行政违法。
二、合理行政原则。
合理行政原则的主要含义是行政决定应当具有理性，属于实质行政法治的范畴，尤其适用于裁量性行政活动。最低限度的理性，是指行政决定应当具有一个有正常理智的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合理与适当，并且能够符合科学公理和社会公德。合理行政原则包括三个原则：
1.公平公正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
2.考虑相关因素原则。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
3.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有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合目的性。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必须符合法律目的。为满足这一要求，就需要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准确理解和正确确定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多数情况下，法律会对其立法目的作出明确规定，但有时法律规定的目的可能比较含混，这些情况下就需要行政机关根据立法背景、法律的整体精神、条文间的关系、规定含义等因素作出综合判断。第二，适当性。是指行政机关所选择的具体措施和手段应当为法律所必需，结果与措施和手段之间存在着正当性。为达到这一要求，就需要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拟采取的措施对达到结果是否有利和必要。第三，损害最小。是指在行政机关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某一行政目的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对当事****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即行政机关能用轻微的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就不能选择使用手段更激烈的方式。
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益的方式。
三、程序正当原则。
程序正当是当代行政法的主要原则之一。它包括以下几个原则：第一，行政公开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公开，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第二，公众参与原则。行政机关作出重要规定或者决定，应当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特别是作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利的决定，要听取他们的陈述和申辩。第三，回避原则。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四、高效便民原则。
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行政效率原则。基本内容有二：首先是积极履行法定职责，禁止不作为或者不完全作为;其次是遵守法定时限，禁止超越法定时限或者不合理延迟。延迟是行政不公和行政侵权的表现。第二是便利当事人原则。在行政活动中增加当事人程序负担，是法律禁止的行政侵权行为。在国际贸易中，行政当局不合理延迟和增加当事人程序负担，也被认为是政府设置的贸易壁垒形式。
五、诚实守信原则。
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行政信息真实原则。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无论是向普通公众公布的信息，还是向特定人或者组织提供的信息，行政机关都应当对其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第二是保护公民信赖利益原则。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六、权责统一原则。
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行政效能原则。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管理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保证政令有效。第二是行政责任原则。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权力和法律责任的统一，即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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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十三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具有若干基本问题和新的问题需要探索。诸如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本质，民三庭可否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刑事案件，以及知识产权理论界产生的诸多歧异认识，都有逐一加以讨论的必要。结合中外民法、民诉法原理，于此进行研究，对新世纪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啻是一个贡献。
【摘要题】特别推荐。
一位在国际刑法、国际私法等公、私法领域均有高质量专著问世的教授曾说：民法是他研究国际法的基础;不懂民法原理而研究的国际法，充其量只是国际“关系”，而不是国际“法”。例如，国际公法的许多原则(如“条约必须遵守”之类)追源可追到盖尤斯时代创立的民法体系。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我的研究生一入学，无论过去招收国际法方向的，还是后来招收知识产权方向的，我安排的必读材料中，均包括史尚宽的6本书。原因是它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直是海峡两岸真有造诣的民法学者的基础读物。当然，有的入学前已读过这6本书，或其德文很好，已读过作为这6本书之源的德国民法理论原作，则不在此例了。
知识产权本身，在当代，是民事权利的一部分——虽然知识产权的大部分来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权，它们与一般民事权利似乎并不同源。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这在十多年前中国的《民法通则》中已有了定论。《德国民法典》中，虽然未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它被学者推论为“权利物权”。《意大利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属于“服务”项下的特例。20世纪90年代后的《俄罗斯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虽然也未立专章，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被列在“非物质利益客体”之类。
知识产权取得后的最终确权、知识产权的维护，主要通过民事诉论程序，在多数国家均是如此。在之后修订了主要知识产权部门法的中国，也是如此。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第41、42及49条，均指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通过司法还是行政执法)，均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原则。
知识产权与一般(传统)民事权利的共同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与一般民事权利保护程序的共同点，是进入知识产权领域首先应当了解的。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同样属于绝对权(对世权)的物权相比，出现较迟，新问题较多，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事研究的研究生、学者，还是立法与执法者，既已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之后，主要精力应放在研究知识产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即研究它的特殊性。研究其特殊性的目的，是把它们抽象与上升到民法的一般性，即上升为民法原理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学者应有的思维方式。如果走相反的路子，即不加判断与取舍地用人们传统上熟悉的一切已被前人抽象出的民法原理，一成不变地硬往知识产权上套，则恐怕并不可取。这样虽然省时、省力，但可能出较大的谬误。
例如，知识产权这种有价权利的“无形”，许多人总说这不是它的特点，因为物权中，物之“所有权”本身也是无形的。这些人至少忘记了：当我们提供或买卖有形物(商品)时，提供标的与物权客体是一致的，均是商品本身(只提供给买主“所有权”而无商品本身的卖主，无疑是骗子)。而我们提供或转让知识产权时，提供的标的是权利本身(如复制权、翻译权)(注：对于这方面的不同，甚至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都已有论述，可惜有些现代民法学家却未加注意。)，而相应客体则另是有形无体的有关信息(如专利领域中的技术方案、人与97家使用者订立了使用许可合同，而第98家未经许可就把该专利当成自己所有的一样使用了，专利所有人在“时效”期内未加追究，是否那97家就都应转而向这位未经许可者交许可费了?因为他已经通过“取得时效”得到了该专利!但如果第99、100、101家也都与第98家同时同样地为其所为而未被追究，那么究竟谁通过“时效”获得了该专利?这就不仅是个使97家守法人为难的问题，而且是个使当代学者为难的问题了。
又如，有人把物权中“物在权利在”的原则套在知识产权上，坚持认为：只要作品有价值，就应当有人的主观状态(有无过错)、也不会先去了解商标注册权利人是否已有了实际损失，而是立即要商品所有人先负一定民事责任——至少是“责令封存”。专利管理机关人员还发现：按照“侵权认定四要件”之一的“实际损失”，《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人的“制造权”是不可能被侵犯的。因为任何未经许可之人如果仅仅在“制造”阶段，大都尚未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失”，从而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这时有民法学家出来作了解释：《民法通则》106条所讲的“过错责任”仅仅指“损害赔偿”责任，即债权责任;而停止侵权(如封存侵权商品、制止侵权制造活动)则是依“物上请求权”产生的物权责任，这是不需要以过错为要件的。可惜这种解释不仅没把问题解决，反而让人越听越糊涂了。
首先，几乎国内一切“侵权法”专著上，均讲“四要件”是认定侵权是否成立的提前，而不是说它们仅仅是“损害赔偿”的前提。
第二，如果把侵害活动强制性地制止，又不首先认定它是违法或侵权活动，那么执法机关的强制执行令本身就失去了法律依据，本身就违法了。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解释这一问题的民法学家的论述中，把对无过错的行为的制止，称为物权责任中的“停止侵害”。那么“侵害”不是“侵权”，是侵什么呢?既然是“物权责任”或“物上请求权”，它们指向的只能是对“物权”的侵害，如果说这不叫“侵权”，只能叫“侵害”，那无异于玩文字游戏了。许多人反对以德国出来作解释的民法学者，均未涉及这一问题。
实际上，所谓“侵权”也者，除侵犯他人人身权之外，只剩下侵犯他人物权(如果把知识产权等视为“权利物权”的话)。至于有人提出的所谓“侵害债权”，我认为它仅仅在理论上存在。中国《合同法》9月登报的征求意见稿上曾有一条关于“侵害债权”的规定，最后终于删去，原因之一正是多数立法者认为“侵害债权”理论站不住脚。债权是相对权或“对人权”，如果某一合同权可能被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第四方或任何一方所侵权，而受侵害者又有权针对这些“任何一方”提出诉求，那么这时，这种特殊的合同权就已经转化为“对世权”(亦即“物权”)而不再是“对人权”了!讲到合同权之转化为“对世权”的特殊情况，下面再多说几句。
把世贸组织所规范的范围或者是世贸组织诸协议规范的范围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规范三种财产，也就是规范商品的自由流通、服务的自由流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说商品是一种财产这个比较好理解，说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多数人也不会有歧异。但是说服务是一种财产，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多数服务是通过某种合同体现的。讲到合同权是一种财产也可以。不过那已经不是法国民法或者英美法系里讲的“property”了。通常讲property，指的是一种绝对的对世权，和我们中国有的民法学家讲的“泛财产”不一样。“泛财产”论认为除了人身权以外的通通是财产权。这值得商榷。
合同权一般只是对人权。规定“不作为”义务的合同中的大部分未必能产生出财产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从特殊角度看，合同权可以被当成财产权。例如，你的电话被他人盗打了。他偷了你的什么东西?是偷了你的财产。你与电信局签了服务合同，向电信局付了钱，电信局向你提供电信服务。但是你本应得到的服务被他人拿走了，你一分钱电话没打，电信局给你算了五千块钱的电话费。这与从你家拿走了一台电视机有什么区别?你可能以侵害财产权告他。
第一起因服务引起的.而法官认为可以不主张对人权却主张对世权的诉讼案是1852年在英国的lumley一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财产法》一书的翻译书中引的这一案例实际上是英国劳森写的《财产法》里的一段。中译本把意思译出来了。但翻译得不太准确。原文是apieceofthatboybelongstome.即“那个人的一部分属于我了”。哪一部分呢?他的服务属于我了，他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财产是我的了。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了，与抢走我的财产一样。在这个时候法官认为，原告实际上是有对世权的。只可惜有的法学学者解释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侵害债权，这跟该书的原意就不一样了。劳森在财产法这一章，举这个案例的标题就叫做“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
所以说，世贸组织调整的范围是三种财产，把服务也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当然服务有时候是无体的，有时候是有体的。人们常常讲“服务无形”。实际上应是无体有形。比如说表演这种服务，如果说无形你怎么去看呢?因此说有形的无体更加确切些。它们与一般的有体有形的商品不一样。当然，有些服务也是有体有形的，就是说他固化在有形物上了。例如把表演录下像来，经营音像制品，这个在世贸组织里属于服务贸易，不属于商品贸易。因为把服务固化下来以后，卖固化产品，实际上卖的还是服务，并不是卖的盘，那个盘并不值钱。
事实上，中国法院已经多次遇到知识产权、作品及“物”的不同及联系的问题。例如，出版社丢失作者手稿应当负何种责任?时至今日，一部分法官及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出版社仅仅负有物的保管合同中保管者的违约责任。他们只把着眼点放在载有作品的“纸”这种“物”上，而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种物上所载的本来可以无穷尽地被复制的“作品”这种信息。他们把载有这种信息的物与一般物同等对待，因此结论显然对作者不公平，也就不足怪了。德国慕尼黑上诉法院法官hansmarshall则认为：丢失作者手稿的情况，如果作品系尚未出版，出版社除了违约之外，还侵犯了作者的大部分精神权利。作者除请求违约赔偿之外，还有权请求作者精神权利的侵害赔偿(注：参见马歇尔法官年11月14日在“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官培训班”的答疑。)。这才是真正搞懂了作品真正这种无体受保护客体与有体受保护客体的区别。
无论解释者们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106条明明写的是无过错不负“民事责任”，而不是“损害赔偿责任”。这与德国民法823条、德国民法1382条等是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们不要忘了，在物权责任中，也有“损害赔偿”。不仅史尚宽老先生早就讲过，中国《物权法》2000年专家稿第60条也有重述。所以，讲“损害赔偿”仅仅是“债权请求”指向的，至少不完全。当然，新老学者都可能在理论上列出物权请求中的赔偿与债权请求中的赔偿有一二三四条不同，但若一定要他们拿出实例来说明，可能又是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
进一步说，在理论上，为说明损害赔偿一般以过错及实际损失为要件、停止侵权(或按部分人所坚持的，只能称“侵害”)则无需以过错为要件，因而把诉求分为“债权请求”与“物上请求”，未尝不可。但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实际生活中，也要坚持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则第一，有时(如上所述)连划分者自己都分不清，况且“物权请求”项下明明又出了一个使用完全相同术语的“损害赔偿”。笼统地断言“物权请求”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也并不正确。一部分“物权请求”中的“损害赔偿”又明明是要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89条所规定的情况，以及“返还原物”之诉中包含的返还孳息物的情况。
第二，停止侵权的物权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债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可以互替的——它们之间并无形而上学者所划的截然分明的界线。
例如：在下禁令违反公平原则或公共利益原则(这两个原则也在不同场合被当作“帝王条款”对待过)时，在下禁令已无实际意义时，国外法院均曾以增计赔偿额以取代禁令——亦即认可了侵权的继续。这种看起来违反常理的事，却并不罕见。最近的一个这类判例，是英国最高法院(houseoflords)于2000年7月27日就英国政府诉布莱克一案所作的判决说到这里，可能还需要讲几句与本题密切相关的题外话，亦即所谓“泛财产论”。
在论及债权与物权的关系时，我们现有的不少论述是值得商榷的。
而且，第一句中所说的“债”，包括“作为”、“不作为”及“给付”，这也是在民法原理中人们常讲的。其中“不作为”怎样被归入了“财产”范畴，也有些费解。实际上，把债权(obligation)不加分析地一概入“财产”范畴，因而导致的逻辑上的难以自拔，古代的民法学家盖尤斯就已有前车之鉴。至少百年前的austin及前的zimmermann已经一再指出并加以纠正(注：:lecturesonjurisprudence,.,london,1885;zimmermann:thelawofobligations,capetown,wetton,johannesburg,1990,atp26。)。
第二句中断言“债权法规范财产的流转”，至少首先忽略了合同法中规范的“代理合同”，这是规范的是什么样的“财产流转”?其次，还忽略了侵权法(即“债法”的一部分)中无需经济赔偿的那部分人身侵害。
在上文讲到禁令与公平原则及公共利益原则时，又让人想到“诚实信用”原则这一适用于民法的“帝王条款”。既然是“帝王”，则“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至少“公平”与“公共利益”(还有其他一些原则)似乎不愿称臣，而是与“诚实信用”原则平起平坐地各自覆盖着不同的领域(当然有时会有交叉)。
例如，公共利益原则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有时也让人感到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也可以说是又一个“帝王”吧(当然，都是帝王，也就无所谓帝王了)。依照公共利益原则建立起的专利上的强制许可制度，保证了第二专利权人不受第一专利权人制约而可以发展实用技术，又保证了在紧急状态下某些实用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些，似乎均与“诚实信用”关系不大(注：参看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前言、第7条、第8条、第31条等。)。
又如，公平原则有时也让人感到是“至高无上”的。“公平”与“诚实信用”有时的确有交叉。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还是主宰各不相同的领域。
至于讲到“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各自覆盖面，早已被欧陆法系吸收的、英国古老的民商事领域普通法的“禁止反悔”制度及衡平法的“可以反悔”制度(实际与我国民法学者一直推崇的“情势变更”制度极相近)，是个很好的说明。
就普通法而言，禁止反悔法则不仅仅适用于“对某一事实作过某种不真实的陈述的”情况，同时还适用于对某个事实作过某种真实陈述的情况，而且主要适用于后者。专门适用于“不真实陈述”的，是另一个法则，称为misrepresentation。禁止反悔法则在适用时有个前提条件，即：对方已经按照陈述者的陈述开始了不可挽回的行动。例如合同的要约人在要约条件中讲明自己有船，对方若将货物运抵港口，要约人就将承担装船的责任;如果后来要约人表明“我没有船，不负责装船”，否认原来的陈述，法院就将以此作为estoppel的适用范围。但如果承诺人还没有开始把货物向港口运送，要约人后来的声明有可能被法院判为“补充陈述”，而不被视为“反悔”(虽然它实质上是推翻了原有陈述)。到这里为止，适用的是“诚实信用”原则。
与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estoppelincommonlaw)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estoppel。其中最重要的是衡平法的“禁止”反悔法则。它的原文是equitableestoppel，按照意思翻译出来，应当是：“根据衡平法可以反悔的法则”。这个法则是英国上议院一百多年前在“约旦诉莫尼”的判例中立下的。它在1947年又被后来的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在“中伦敦财产信托公司诉海特利斯房产公司”一案中作了进一步发挥。丹宁在判决中指出：只要形势或环境发生了一定实质性变化，原陈述人可以反悔。这个判例成为英国合同法历史上最重要的判例之一。后来人们每讲起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时，总要同时介绍衡平法的“可以翻供法则”(至少英国现有的各种合同法教科书都是如此)。在这里，“诚实信用”原则就显得不太相干，而“公平”原则倒是实实在在地适用了。
可见，“诚实信用”固然是民法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则，但不宜将其抬到“帝王”高度，使之君临一切。另外，把它仅限于民法领域，也值得商榷。在公法领域，许多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认为这一原则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况且，中国的“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语言，正是源于公法。它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前期已有。这就是商鞅刚刚主管秦政时，实践了自己百金奖赏一件平常事的诺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为相时，曾有诗称道此事：“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说的正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公”行为，也须讲“诚实信用”。所以，总的讲起来，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我同意一些学者对“帝王条款”提出的质疑(注：参看武汉大学《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这里不过是增加几个知识产权领域及其他民商领域的例子。
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盖尤斯时代即已提出过的权利及客体的“形”与“体”的问题，又值得我们再度研究了。只是切不可返回盖尤斯时代乃至还落后于该时代。正如在物理学领域，人们不能否认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但人们同样不能在伽利略已经把自由落体运动定律更新了四百年后，仍旧去重复亚里士多德的定律。
与当初一部分人认为版权是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一样，今天，也有些人把知识产权客体在本质上属于“有形无体”的信息这一事实，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相混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dietz当初以版权既保护作品的外在形式，也保护其内在形式，解决了不保护“内容”的困惑。今天，我们也应告诉将知识产权归结为只能创作“形式”者：当人们创作出有形无体的信息时，在专利领域，它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它与另一发明或“现有技术”必须有“质”的区别，方可获得专利。说其有形无体，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形式”、“内容”之形来说的。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专利是无用的花架子，没有人愿意去实施，也没有人可能去实施。
好在当代数字技术应用中的这种副产品，远不及历史上那两种无意义的议论影响广泛。主要原因是，另一种声音几乎把这种无意义的议论完全淹没了。真正乘上数字之驹，而没有反过来被它骑在头上的更多的人们，开始在研究的阔野上驰骋。一大批脚踏实地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这些成果中，固然不乏幼稚之作，但它们终归是向上的、欣欣向荣的。的确，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使历史不能重演了。国际上已开展起几年的对于数字技术、互联网络给社会(不仅仅是给法学界或知识产权法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研究，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来。国际上多年前已被丢弃的“理论”，即使在中国被独立地再度翻写出来，也仅仅在版权角度有点意义(它不是抄袭或沿用，而可能确是“再创的”，或称“沉渣的再泛起”)，但不再可能被多数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者误认为“新”东西。
到这里，又要讲几句题外话。沈达明教授在其《衡平法初论》中介绍过，在当代社会，缺少了信托制度，则动产、不动产、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均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于是原先一直坚持“一物一权”信条的法国、日本等等，均先后从英美法系引进了这一制度。沈达明教授的书中曾形象地借德国人的话表达出德国法中的“形而上学”在面临信托制度时遇到的困难：“你认为应该把信托列入《德国民法典》的‘债权篇’还是‘物权篇’?”
真的，如果遇到任何法律问题，都只愿走一概念、二定位、三法律体系、四法律关系的思路，那就有不少路走不通，问题解决不了。欧陆法系国家在20世纪一再引入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即发侵权”、“反向假冒”等初看起来在法理上说不通的概念及原则，已向学习欧陆法系法理的学生们指出：老师都在发展变化，学生决不可再墨守陈规了。
【参考文献】。
[2]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7.
[3]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1卷[a].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最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模板14篇）篇十四
孙子曰：“上兵伐谋”，高水平的论辩赛首先是认辩双方在论辩思路与立场上的较量。对于一个已经确定下来的命题，如果能找到一个最佳的思路，确立好自己的立场，那么就能为整个论辩的胜利奠定基础。
在论辩赛中，论辩命题一般可分为价值命题、事实命题和政策命题三种。价值命题一般是讨论某伯事是否较好，如“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这类命题要求论辩员有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对辩题的背景知识有通盘、深入的了解。事实命题是讨论某件事是否真实，如“儒家思想是亚洲四小龙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这类命题注重举例实证，要求论辩者掌握大量材料：政策命题是讨论某事该不该做，如“亚太区国家应该成立经济联盟”。它要求理信论与实践的结合，既需逻辑推理，又应有大量材料佐证，所以论辩比赛中政策命题较为常见。对论辩命题分类的意义在于根据不同命题的特点和要法语来确定思路、建立框架、组织材料，最终的目的是要形成自己的立场。在确定思路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知已知彼。对一个辩题，围绕正、反方立场，可以有多种理解。这时候就不仅要找出自己论证辩题的各种思路，而且还要找出对方可能出现的各种思路，尽可能地把双方可能的思路都逐一考虑，并找出应付之策，这样对已对彼都心中有数，就为我方确立适当的立场找到了根据。
确立立场就是针对对方可能出现的思路，在我方可以选择的各种思路中找出对本方观点论证最有利、例证材料最丰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