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治精神地不断发扬，人们愈发重视合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事关系，合同能够促使双方正确行使权力，严格履行义务。优秀的合同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合同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合同罚金会计分录篇一
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而言：
(一)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之规定，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是在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发生错误认识而作意思表示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是行为人在他方有意的欺诈下陷于某种错误认识而为的民事行为。构成欺诈应具备如下条件：
一是必须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能使受欺诈人陷于某种错误，加深错误或保持错误的行为。主要表现情形有三种，即捏造虚伪的事实、隐匿真实的事实、变更真实的事实。
二是必须有欺诈人的欺诈故意。欺诈故意是由于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使他人陷于错误，并基于此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故意。
三是必须有受欺诈人因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的错误。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对合同内容及其他重要情况的认识缺陷。传统民法认为，构成欺诈必须由受欺诈人陷入错误这一事实，受欺诈人未陷入错误，虽欺诈人有欺诈故意及行为，在民法上不发生欺诈的法律后果。
四是必须有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所谓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即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错误的认识必须是进行意思表示的直接动因，才能构成欺诈。
五是欺诈是违反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所谓胁迫，是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相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也是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之一。
胁迫构成应当具备如下条件：
一是必须是胁迫人的胁迫行为。所谓胁迫行为是胁迫人对受胁迫人表示施加危害的行为。胁迫行为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已规定清楚。
二是必须有胁迫人的胁迫故意。所谓胁迫故意，是指胁迫人有使表意人(受胁迫人)发生恐怖，且因恐怖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意思。即包含两层含义：须有使受胁迫人陷于恐怖的意思和须有受胁迫人因恐怖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意思。
三是胁迫系属不法。所谓不法，情形有三种：有目的为不法，手段也为不法者;目的为合法，手段为不法者;手段为合法，而目的为不法者。
四是须有受胁迫人因胁迫而发生恐怖，即受胁迫人意识到自己或亲友的某种利益将蒙受较大危害而产生恐怖、恐惧的心理。若受胁迫人并未因胁迫而发生恐怖，虽发生恐怖但其恐怖并非因胁迫而发生，都不构成胁迫。
五是须有受胁迫人因恐怖而为意思表示，即恐怖和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系，这种因果关系构成，只需要受胁迫人在主观上是基于恐怖而为意思表示即可。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五个要件，方可构成胁迫。
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合同，只有在有损国家利益时，该合同才为无效。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同实施订方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诸如，债务人为规避强制执行，而与相对方订立虚伪的买卖合同、虚伪抵押合同或虚伪赠与合同等;代理人与第三人勾结而订立合同，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行为，亦为典型的恶意串通行为。
该类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而也具有违法性，对社会危害也大、是故，《合同法》将《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纳入到无效合同之中，以维护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维护正常的合同交易。
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是：
一是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
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
三是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获得利益。
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就要进行干预。
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不能按照《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一般的绝对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而是按照《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将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或者返还集体或者个人。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称为隐匿行为，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其真实的非法目的，或者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行为。
当事人实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当事人在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并不是违反法律的。但是这个形式并不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图，而是通过这样的合法形式，来掩盖和达到其真实的非法目的。
因此，对于这种隐匿行为，应当区分其外在形式与真实意图，准确认定当事人所实施的合同行为的效力。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的合同，应当具备下列要件：一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或者其手段必须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禁止的;二是合同的当事人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三是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采用了合法的形式对非法目的进行了掩盖。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在法律、行政法规无明确规定，但合同又明显地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可以适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条款确认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约目的、订约内容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合同法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合同，当事人在主观上是故意所为，还是过失所致，均则非所问。
只要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就确认该合同无效。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精神，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原则可概括为：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合同为无效的，则该合同无效;反之，则了合同有效。
合同法第52条浅议【2】
近日另两同事在讨论其所承办案件时，偶然提出一观点令人感觉有点似是而非，简述如下：该案案由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其中所涉争议焦点之一为合同之效力，一同事表示虽然承包人一方为自然人，不符合行政管理部门之规定，但鉴于行政上对于资质之规定系管理性规定，故根据相关法律及解释，合同应为有效。
其理由所涉之相关法律及解释应为以下条文：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故要判断该理由是否可行，则必先理解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之规定。(鉴于合同法第272条明确规定工程应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之单位承包，故本人同事所论之事实本身并无争议，本文仅抽离出其理由进行讨论)
合同法第52条系从各个角度对合同之无效情形进行表述，但内容似乎欠妥：
关于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其中包括两个要素：
1、采用欺诈、胁迫手段;
2、损害国家利益。两个要素本身即为两个角度，采用欺诈、胁迫手段是从合同成立过程中之瑕疵而言，即受欺诈、胁迫方之意思表示不真实，但仅具备该要素还无法使合同无效，仅能让受欺诈、胁迫方取得申请变更或撤销之权利。
只有在通过该手段所订立之合同标的损害国家利益之情形下，合同才是无效的，故本条之重心在于后一点，即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但在于第四项之存在，两者在如何理解上实令人迷惑，而迷惑之来源即在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处延大小无法确定。
由于法律无法穷尽社会情态，故在成文法国家多会在立法时加入保底条款，即在法文表述中加入模糊概念，虽然此举与法律之确定性要求相互矛盾，但鉴于立法技述之局限性，往往不可避免。
此处即为显例，何谓“国家利益”，何谓“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对其进行确切的解释对于严谨的法学者而方显然是一件劳心劳力的工作，但对于随意的适法者而方必然是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
每一概念都有外延，本人孤陋寡闻，实在无法准确的对两概念进行定义，只能用以下方法对两概念之处延大小进行比对：一情形，“国家利益”概念大于“社会公共利益”概念，则用体系解释之方法，则可得出如下结论：“以非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之合同，损害两利益之差的，为有效。”
此点显然难以令人认同，不取之;二情形，“国家利益”概念等于“社会公共利益”概念，则显然立法过于繁锁，第一项无存在之必要;三情形，“国家利益”概念小于“社会公共利益”概念，则同于二情形，过于繁锁，第一项无存在之必要;据此，本人认为合同法52条第一项无存在之必要，或者立法者认为“国家利益”概念大于“社会公共利益”概念且两者之差无保护之必要。
关于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其中也包括两个要素：1、恶意串通;2、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本人认为，此项存在之问题与第一项同，第二个要素与第四项之间外延大小之问题，如等于或小于的，则第2项无存在之必要，如大于的，则双方都为善意或一方为善意的则即使合同标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也为有效，显然于理不合，且该条中之第三人利益显然不能含括进社会公共利益之中，故此，双方都为善意或一方为善意的但其合同标的损害第三人利益则必然有效，谬误显然。
关于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要素为一点——非法目的，但非法目的之外延同样模糊不清，难以确定。
关于第四项上文已提及，或许立法者之目的在于就某些具有显著特点之情形作出特别的规定，以便对民事主体更好发挥指引作用。
该目的无可厚非，但其表述之内容却未达致此目的，包括第5项在内，无效之根本原因都在于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或法律、行政法律之规定，至于民事主体以何种方式行为的，无论是欺诈、胁迫，还是恶意串通，都不是合同无效之根本原因，依吾人所见，并无需要于法律条文中特别指明，这样反倒会造成解释上的漏洞，无甚益处。
上文仅为本人之浅见，于主题无密切关联。本人同事所论观点主要系对合同法52条第5项及相关司法解释之理解。
合同法之内容依通常之方式可表述为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者无效，而相关司法解释主要是对条文中之“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限缩性明确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依本人浅见，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之规定所应明确之内容不仅是其后半段，对于规制对象亦应予以明确，即何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其中可细化为合同之主体，合同之订立过程，合同之标的。
一、先论合同之主体，如仅依合同法之内容言，在目前之条文中并未明确对合同主体不适格之法律后果作出一般性规定，仅仅表述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在某些特殊合同中对于主体之特殊要求多在行政管理性规定中明确，故而会使适法者在理解上产生多种结论。
其实如对整个民法全面考察，可以在民法通则第58条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此处依吾人所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实施之行为如由监护人追认的应为有效)。法律作出如些规定系在无、限制民事行能力人应受保护之社会价值与契约自由价值作出选择，无待详论。
而在某些特殊合同中，某些行为必然需要具备特殊能力之民事主体方可履行，故国家一般会通过行政认可、行业组织认可等方式来明确部分民事主体具有特殊民事行为能力，依本人所见，在特殊合同中，无此特殊民事行为能力之人所订立之合同在法律无明文规定之情况下应当用目的性扩张之方法适用民法通则58条之规定判定无效。
此处之价值判断为应当以最小之社会成本保障社会之平稳运行，如没有具备公信力之确认方法或确认方法没有实质意义，则民事主体必须在每一次签订特殊合同时都要对相对方进行考察，此时社会成本将被大量的无收益消耗，故该方式虽与契约自由相冲突，但与契约自由之最终目的——追来更美好的生活——一致。
而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之规定已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其所称之法律、行政法规具为最高级别之规定，而在实践中许多资质认定之规定具为行政部门作出，如认为因合同主体主适格造成合同无效之法律基础为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之规定，则必然造成大量资质认定彻底边缘化，基于目前之环境，对民法通则第58条进行目的性扩张更为合适。
二、之后为合同之订立过程，于此上文所论之法条及合同法中关于可撤销、可变更合同之规定，可以明确该条之规范范围不包括合同之订立过程。
三、最后为合同之标的，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人们出于不同之目的订立合同，其内容五花八门，难以列举，以此条作为概括性规定也甚合适，但依吾所见解合同之无效情形应依民法总则之规定定之，因合同为民事行为之一部，合同仅需例出其特殊之无效情形即为已足，如以客观不能之给付标的者合同为无效，余者按民事行为之无效规定判定即可，如此则条文不至过于繁锁，也不易造成理解上之冲突。
民事行为既已存在，则必然产生一定之后果，故如非必然，无效之情形不可任意规定。
合同罚金会计分录篇二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合同是一种常用于工程建设领域的合同形式。在EPC合同中，承包商承担工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等全部责任，为业主提供全套服务。在参与EPC合同的过程中，我有幸深入了解并参与了其中的各个环节，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以下是我对EPC合同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EPC合同充分体现了项目管理的重要性。一个成功的EPC项目需要综合规划、组织协调以及各项工作的高效执行。作为一名参与者，我在这个合同中深刻感受到了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在项目初期，明确项目的目标和时间表是至关重要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工程的交付时间和质量要求，因此合同参与者需要清楚地了解项目的要求，并按照合同的要求进行工作。
其次，EPC合同强调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EPC合同通常由多个参与者共同完成，包括设计师、采购人员、建筑师和施工队等。这些参与者需要密切协作，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才能确保项目的正常进行。在合同中，我意识到只有通过团队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解决问题和完成工作。
再次，EPC合同教会了我如何处理合同变更。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合同的要求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时，合同参与者需要在合同框架内，灵活地应对变化，并及时与其他参与者进行协商以达成一致。在我的经验中，我学到了如何评估合同变更的影响，并找到解决方案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另外，EPC合同让我认识到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EPC项目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各种风险，包括工期延误、工程质量问题以及设备供应的不稳定等。作为合同参与者，我们需要在合同签订之前对可能的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规避。在实际执行中，我们还需要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风险，以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
最后，EPC合同让我深刻理解了合作共赢的概念。EPC合同的目标是实现双方共同的利益，例如，承包商能获得项目的合理利润，业主能获得满意的工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需要保持诚信、公正和合作精神，建立起互信的合作关系。只有通过合作共赢，双方才能实现长期的合作，共同创造更大的价值。
通过参与EPC合同的过程，我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将指导我在未来的项目中更好地管理合同、进行团队合作、处理变更和管理风险。我相信，只有不断积累经验、丰富知识和不断改进，才能在EPC合同中取得更好的成果。
合同罚金会计分录篇三
商铺租赁合同法如下：
一、对房屋租赁合同效力认定问题
出租人和承租人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就租赁的房屋、租金、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后，合同视为成立。房屋租赁合同有无效力，根据有关法律和地方性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对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查：
1.审查合同的主体是否适格。即出租人与承租人是否具备有效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如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
2.审查租赁的标的物是否为法律法规禁止出租。但只要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出租的房屋，都应是可以出租的。建设部1995年以第42号令发布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
(一)未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
(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三)共有房屋未取得共有人同意的;
(四)权属有争议的;
(五)属于违法建筑的;
(六)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七)已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
(八)不符合公安、环保、卫生等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
(九)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
《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认为房屋租赁的权源只能是所有权。而无论是法理分析，还是具体考察国外关于租赁的立法及审判实践，都会得出房屋租赁的权源来自合法占有的结论。房屋租赁的权源问题也恰是长期困扰审判人员的根本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使得许多房屋纠纷案件难以作出合乎逻辑和合乎实际情况的判决。比如按揭房出租，因没有完全取得产权，是否就认为出租行为无效呢?还如大量存在的“二房东”现象，是否“二房东”与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都无效呢?显然，这些出租行为认为无效，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会导致房屋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这与社会主义立法的目的和法律应适应事物发展规律的原则是相左的。从物权的角度来分析，所有权人出让占有权是很常见的，合法占有权人在所有权人允许的范围内享受收益权，理应恰当，否则光“占有”有何经济价值呢?房屋的合法占有人出租房屋正是这种情况。物权的另一种形式，即他物权人实际上就是物的实际占有者，同时其又享有所有权人的诸如出租等的许多权利。
如国有企业的承包经营权，难道说国有企业因为没有对财产的所有权就不能把财产拿来出租吗?显然这是否定的，大量的企业出租商铺，出租厂房，比比皆是，如果都认定为是非法的，那么立法者在自我否定。另外从合同的角度来分析，租赁合同反映的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二条)”。出租人作为合同的一方，并非以所有权人为限，因为租赁关系体现的是占有的转移：一方让渡其占有获得租金利益，另一方则通过支付租金取得占有以使用收益。单就租赁的法律关系而言，各方均不与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直接必然的联系，具有房屋所有权的出租人与通过其他方式合法获得占有权的出租人之间并无不同，只是他们占有权的取得方式不同而已。没有一国的立法和我国当前立法一样将出租人直接表述为所有权人。从理论上讲，合法占有即获得标的物的出租权。至于转租须经原出租人同意，只是租赁合同的特殊要求，且原出租人并不能被认为就是所有权人。综上所述，把所有权作为房屋租赁的权源是不恰当的，而应以合法占有权作为权源。如此一来，许多棘手的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了。
《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权属受到诸如“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等形式限制的房屋，在一定条件下的租赁是否允许。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的情形一般是因为权属有争议诉之法院，法院依申请人申请采取了诉讼保全，或者房屋涉及到违法违纪被查封，或者是房屋本身有不符合公安、环保、卫生等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情况被查封。后两种情况被查封，因为关系到房屋本身问题，肯定是不能进行租赁的。但前一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应允许房屋租赁。从理论上说，《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建立在房屋租赁权源来自于所有权的基础之上，所以所有权不清晰当然认为不能租赁。依合法占有权源理论，即使权属有争议，在法院没有最后裁决之前，合法占有人仍应有权出租的。如果一方坚持不能让合法占有方出租，则应提供担保，以保证法院裁决房屋归属合法占有方后，合法占有方的合理租金损失可以收回。如果法院裁决房屋归非合法占有方所有，则房屋在诉讼期间取的租金归还给最终所有者。如果同时存在“二房东”的情况，则依照所有权人与“二房东”的约定分配租金。从审判实际中看，法院查封有权属纠纷的房屋后，在法院的监督和办理一定手续情况下，采劝活查封”手段，使房屋不置于闲置，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这样做最终还是有利于房屋所有权人的，也利于充分发挥现有社会财富资源的最大作用。不过需强调的是，这种情况下的租赁一定要办理一定的担保手续，并在法院的监督下进行。
3.审查是否进行过登记备案。1994年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都规定了租赁各方应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义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还规定登记备案后有关机关颁发的《房屋租赁证》是租赁行为合法有效的凭证。简言之，非经登记备案，未取得《房屋租赁证》的租赁合同是无效的。分析作此立法的目的，应是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和确保国家税收之策。有人认为，房屋租赁登记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经济的发展和交易日益频繁，一切交易手续应越简便越好，登记制度会制约交易的进行。此论回避了房屋的特殊性，房屋作为不动产有其自身的特征，与一般流通物不同，房屋交易应有权属登记备案，房屋租赁作为房屋所有权中占有权及使用权出让，当然也应予以登记备案。还有人认为，现行《合同法》在规范租赁合同内容及出租人义务时，并未出现关于提供出租权证书以办理租赁登记手续的规定。鉴于低位阶法律所负荷的价值不得与高位阶法律所负荷的价值相抵触，以及新法吸收旧法的原则，房屋租赁可以不进行登记备案。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分析一下也站不住脚。《合同法》关于租赁的规定仅是范指而已，包括房屋，也包括其他财产的租赁。但房屋的租赁，作为一种特殊财产有特别法规来规定，并不违背法理。特殊法效力大于一般法效力，因而合同法与房屋租赁专门法规同时调整房屋租赁法律关系时，优先适用房屋租赁专门法规。实际上，合同法无对租赁要办理租赁登记手续的规定，并没有否定有要求办理租赁登记手续的必要性，也不存立法价值的抵触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没有登记备案的房屋租赁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租赁合同是无效的。
4.审查房屋租赁
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在审判实践中许多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逾期支付租金、水电费等的滞纳金按每日3%计，因其滞纳金过高，导致滞纳金的约定无效。有人认为：只要出租房屋不存在法律、法规所禁止出租的情形，承租人应当参考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租金等款项的违约金。此外，还要审查房屋出租是否用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若是，则在出租人明知情况下，租赁合同无效。
二、承租人对房屋进行的装修，在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解除后如何处理
1.对承租人装修物价值的认定。承租人一般是在租赁房屋期内根据租赁合同的用途对房屋进行装修的，在房屋租赁合同中，一般均规定，装饰物在房屋租赁合同期满归出租人无偿收回。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往往因为合同无效或者当事人约定出租人提前收回装修物，这就存在对装饰物现价值的确认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由租赁双方对装修物进行协调，这样既解决了问题，同时也节省减少损失;如果协商不成，则由法院委托评估评估机构对装修物的价值进行评估。一般评估是按照装修物的正常使用年限计算折旧，房屋装修物的使用年限应与租赁期限相符，故装修物收回时的现价值应当按照租赁期限的计算标准的折旧。
2.对承租人装修物的处理及补偿。装修物在法律上属于添附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对添附物的规定是：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的，财产所有权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的，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这是对装修物如何处理法律上作出的原则规定。由于我国的《民法通则》对添附物的处理没有直接规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又过于笼统，所以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笔者认为：对承租人装修物的处理及补偿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因出租人违约导致租赁合同被解除，承租人对房屋进行装修形成的装修物，如果是征得出租人同意或者按合同约定的承租目的而合理添置的，对装修物的处理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的，拆除后并不会严重影响其价值的可以责令承租人自行拆回。不能拆除的可以对装修物现价值进行评估，并归出租人承顶;若出租人不同意装修或和承租人并非按合同约定的承租目的装修的，对装修物的处理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的，拆除后并不会影响其价值的可以责令承租人自行拆除，不能拆回的，进行评估，其装修物的损失由出租人对承租人作适当的补偿。如果是承租人的过错造成房屋损坏的，由承租人负责修复或赔偿。
合同违约责任条款：
一、合同的一般条款、合同的基本条款
1、合同的签订
合同需经双方盖章正式生效。
2、合同条款修改
如果一方要对合同中某些条款做修改，必须征得另一方同意后，编制合同修改书由双方共同确认。
合同修改书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合同条款
合同范围和条件;
货物及数量;
合同金额;
付款条件;
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
合同生效。
二、合同的主要条款有哪些、合同必备条款
1、合同主要条款
完工期;
付款方式。
2、合同文件及解释
协议书;
履行本合同的相关补充协议;
中标通知书(适用于招标工程);
承包人投标文件及其附件;
确认的工程量清单报价单或者施工图预算书(适用于非招标工程);
专用条款;
通用条款;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图纸;
工程量清单;
专用条款约定的其他文件。
三、合同违约金条款、合同违约条款
1、合同违约条款包括
违约责任承担方式;
违约责任条款约定;
损害赔偿的范围;
违约金。
2、合同法第107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3、合同法第114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
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4、合同法第117条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合同罚金会计分录篇四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合同是建筑工程领域中常用的一种合同方式，本文将从个人实践经验出发，以五段式的形式，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引入EPC合同
首先，需要对EPC合同进行简要的介绍。EPC合同是一种综合性合同，将工程设计、设备采购和施工总承包集合在一起，由承包商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采购和施工任务。与传统的设备供应商、设计师和承包商相分离的合同方式相比，EPC合同将项目各个环节整合在一起，使得项目管理更为方便有效。
第二段：项目前期准备
在项目前期的准备阶段，我意识到仔细的项目规划和准备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我要对项目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和分析，确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和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其次，我要与各相关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明确各方的责任和承诺，并确保充足的项目资金和资源供应。
第三段：施工过程管控
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我认识到及时而有效的管控措施至关重要。首先，我要密切关注工程进展情况，确保施工进度的有效控制。同时，我要严格执行质量控制标准，确保工程质量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此外，我还要加强对施工现场及人员安全的管理，确保施工过程的安全性。
第四段：设备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在项目中，设备采购和供应链管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我要与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确保设备的按期交付和质量可靠。同时，我还要建立一个高效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保证设备采购和供应链的高效运转。
第五段：项目验收与总结
最后，在项目完成后，我要进行项目验收和总结。我会对整个项目的成果进行全面评估，发现并解决项目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我还会与团队一起进行反思和总结，明确项目管理中的成功和失败因素，并将这些经验教训运用到今后的项目管理中。
总结：
通过实践，我深刻认识到EPC合同具有的优势和挑战。在项目前期准备中，充分的规划和准备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施工过程中，及时而有效的管控措施能够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在设备采购和供应链管理方面，良好的合作关系和高效的管理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通过项目验收和总结，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今后的项目管理挑战。EPC合同的实施需要团队的协作和领导者的智慧，但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就能够成功完成项目，并积累宝贵的经验。
合同罚金会计分录篇五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合同是工程建设领域常用的一种合同形式，它将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阶段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和高质量的交付。通过与EPC合同相关的实践经验，我深刻体会到了其优点和挑战，以下将从项目管理、风险控制、合作伙伴选择、质量管理和技术创新五个方面来总结EPC合同带给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EPC合同对于项目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EPC合同要求承包商负责项目的整体管理，包括项目规划、执行和监控等各个环节。通过有序的项目管理，能够确保各个子项目按照时间计划和质量要求顺利进行，提高了项目的成功率。同时，承包商也能更好地协调各个参与方的合作关系，提升项目组织的效率和协同性。在我参与的一个EPC项目中，通过科学的项目管理方法，项目按时交付，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得到了客户的赞誉。
其次，EPC合同对于风险控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EPC合同要求承包商承担全面负责的责任，承包商在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过程中需要充分评估和管理各种风险。在项目实施阶段，承包商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降低工程施工风险，确保施工质量和进度的控制。在我参与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的EPC合同中，我们遇到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和施工风险，但通过合理的风险评估和应对措施，成功地妥善解决了各个问题，实现了项目的顺利进行。
合作伙伴选择是EPC合同成功实施的关键。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除了要考虑其技术实力和项目经验外，还要注重其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因为EPC合同要求各个参与方能够密切合作、高效沟通，共同推动项目的实施。在我参与的一个能源项目中，我们与多个供应商和施工队进行了深入合作，通过充分的沟通和协调，成功地解决了各个环节的问题，确保了项目的高效进行和顺利交付。
质量管理是EPC合同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合同中，承包商需要对工程质量负责，并承诺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进行设计、采购和施工。同时，监理机构要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和验收，确保工程的质量符合要求。在我参与的一个建筑工程的EPC合同中，我们制定了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包括工程验收标准和过程质量控制标准。通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监督，保证了工程的质量达到了预期目标。
最后，在EPC合同中，技术创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EPC合同的实施过程中，承包商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改进，以提高工程的效率和质量。充分利用新技术和先进设备，能够降低工程成本，缩短工期，并提高工程可持续性。在我参与的一个化工项目的EPC合同中，我们引入了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工艺技术，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通过与EPC合同相关的实践经验，我深刻认识到了EPC合同在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性和作用。它不仅促进了项目的管理效率和协同性，也帮助控制了工程风险和提高了工程质量。而合作伙伴选择、质量管理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经验也为我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相信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EPC合同的应用将会越来越成熟，并为工程建设领域带来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合同罚金会计分录篇六
合同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无论是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购买商品的合同，还是签署工作合同，合同都是保障双方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本人在过去的工作中有着与合同紧密相关的经验，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于写合同的心得体会，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首先，写合同需要明确双方的权益。在起草合同之前，双方需要充分了解彼此的利益和需求。只有明确双方权益，才能保证合同的公正和平等。比如在买卖合同中，卖方应明确商品的价格、数量和质量等，而买方则需对商品的支付方式和交货时间有明确的要求。通过确保各方权益的明确，合同才能真正发挥其约束力和保障作用。
其次，合同的写作要严谨详尽。合同一旦签署，就具备法律效力，任何一方的违约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严谨详尽地起草合同至关重要。合同中的条款应避免模糊和歧义，用简洁明了的措辞确保各方能够明白合同的具体内容。此外，合同还应包含必要的法律条款，以便双方在发生纠纷时能依法维权。合同的严谨起草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损失。
再次，合同需要审慎考虑风险因素。风险在商业活动中无处不在，合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分配风险。在起草合同时，双方应认真考虑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并在合同中进行相应的规定。比如在劳动合同中，雇主应承担员工意外伤害的风险，而员工要承担工作失职导致的责任。通过对风险因素的审慎考虑和明确规定，双方可以在发生纠纷或争议时有据可依，降低损失和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另外，合同需要灵活适应变化。现实生活中，无法预料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合同应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双方应保持沟通并及时修改合同。比如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房东和租客可以协商调整租金和租期等关键条款，以适应市场变化和双方需求的调整。合同的灵活性可以确保双方在紧急情况下有更强的应变能力，同时也减少了不公平和不合理之处。
最后，合同的文化差异需要予以注意。在国际贸易和跨国合作中，合同的签署往往涉及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双方在起草合同时，应尊重对方文化和风俗习惯，并在合同中予以考虑。比如在国际合作中，应合理考虑语言障碍和法律制度的差异，以便确保双方的权益得到保护。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对于合同的顺利签署至关重要。
总之，合同是一项重要的法律文件，对于保障各方权益和维护公平的商业活动至关重要。在撰写合同时，我们需要明确双方权益、严谨详尽地起草、审慎考虑风险、适应变化以及关注文化差异。通过这些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合同，确保自身权益的同时也为商业合作带来更多的公平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