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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一
印象中，我应该没有读过一本社会学的专著，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能主动地去品味社会学这门熟悉又陌生的学问。自然，无穷的好奇心与有限的既有知识催生了强烈的新鲜感。而这一切新鲜感，就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带给我的第一感官。
初识《乡土中国》这本书，完全出于偶然。就像我刚才所说，因为以前从未涉猎过社会学这一领域，当然就不会在自发状态下突然来了阅读这方面专著的激情与灵感。不过，我想很多事情都是因果联系的。天意安排我在此时偶然遇到这本书，真如邂逅一般，只怕这是萍水相逢，恨不得铭刻永久。于是，这篇文章就呼之欲出了。
言归正传。作者在序言中就明确了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即“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以此为基础，本书从乡土社会的结构、意识等方面系统的阐述了作者眼中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时代，能够有这样一本专门解析乡土社会的著作出现，也着实体现了作者的高瞻远瞩。
乡土社会说到底，一切的文化思维、行为方式等的产生，都离不开几千年赋予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种与土地千年的朝夕相伴为独特的乡土风貌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正是由于千余年这种束缚在土地上的生产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导致了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而诸多乡土社会的元素，均与这“熟悉”二字相关。
比如作者提到了文字下乡的问题，由此联想到了乡土社会是否是运用文字的良好土壤。作者眼中，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空间上具有孤立性，面对面的交谈显然胜于以文字为载体的沟通，又传统的生产方式经验即作者所谓的“记忆力”是不必通过文字作为传递载体的，因此，文字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生存土壤的，这也导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文盲”。因为熟悉的社会导致文字的相对多余，所以孕育现代商业社会的契约、法律条文等自然不可能凭空产生。
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乡土社会又是靠什么来维持秩序呢？这就是“礼”。也是因为乡土社会的相对稳定性，长期以来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孕育了伦理观念的产生，即“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自然，传统的流动性小的乡土社会更有其生存空间。而依靠传统经验的传授，一个人完全可以解决乡土生活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也是由于长期以来稳定性造成的。所以，人生经验往往掌握在年长的人手中，年轻人不必去面对新情况，只需要听从教化，就能解决人生问题。由此，形成了乡土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乡土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差序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靠亲疏远近来分别，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始终都是以私人关系为主导的，并未形成一种凌驾于团体至上的关系与观念，也就无法催生高于人际关系的社会契约关系。所以，作者诙谐道，也许中国人最能体会到世态炎凉这四个字的感觉了。同时，这关系也决定了乡土社会实际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因为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非流动性，促进了家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在家族中，血缘的亲疏催生了差序格局，也形成了整个乡土社会的家族伦理体系。而在此时，地缘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投影。
当然，还有诸多方面的特点，限于时间和笔者个人总结能力有限，不一一叙述。总而言之，一切都离不开土地带来的独特的经济方式。
其实写到这里，我想作者在本书中并不仅仅是想回答他在序言当中想要回答的问题，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深度剖析，让人们更加了解乡土社会，了解它的诸多特点以及由这些特点带来的诸多弊病。当然，也有优点。不过，就当时而言，乡土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生产方式必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碍。作者也常常把中国的乡土社会与孕育现代文明的西方社会做比较，也足见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阐释，反思我们的乡土社会状况，为近现代化能够在乡土社会实行下去寻找有利的条件与合适的土壤。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二
这是一本深入中国农村的一本著作，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内容只就农村而言。虽然如此，但中国上千年来的压迫封建思想并非短短几十年就能从我们的血液中消失的。即使在今日的城市，也依旧有着乡土的特性。因而从农村着手描述，更能反应出原汁原味的中国。
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社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这种乡土独有的气息蕴含着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乡村独有的气息。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和乡土中国情绪，恐怕是难抒发出来的。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乡土中国》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大家小书，获益匪浅。同时，这本书对我来说也难以“有感”，更多的是获取知识，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引导进入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心，找寻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是怎样一种文化传统。
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解释“公”与“私”的界限问题，解决了一些曾有的困惑。度娘解释的词条其实并不明晰，只有读过完整的论述才能真正了解它在说什么。这种富有弹性的伸缩关系网络，可以跟随境况来判断公私，夺定取舍，看来有趣，实际也是如此。费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果说西方是“个人主义”，文化传统里有平等与宪法的观念，那么我们则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想来有时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双重标准大致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主义作祟。
与父母长辈的观念之争也能找到一些合理的说法。过去的家族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重复杂的功能，不仅生育一则，大家族是荣辱与共兴衰并在的。因此在教化之中，孝就是“无违”，在长老的经验下循规蹈矩延绵香火。文化与政治的区别在这里是这样：“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因此在如今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之中很多东西留存着，很多坍塌了，也有很多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分裂地挣扎着。所以也不能太贪心，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做个自我批评，不能一边向往着西方的自由，一边眷恋着传统的关怀。
一本值得一读又读的书。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三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四
在近期的语文学习中，我进行了《乡土中国》整本书的阅读。在老师的指引下，我不仅懂得了如何构造思维导图，更对中国的乡土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根据“乡村社会学”的讲义整理修订而成，它代表着中国的乡土社会，同时也是中国乡土生活的真实写照。
《乡土中国》是田野调查研究的产物，是一个实地研究者借文字来描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文稿。书中的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段落，每一个文字，都流露着作者最真挚的情感，也抒发了对理想中国乡土社会的热切盼望。换言之，中国社会学有今天之繁盛，是费孝通教授及其同事们艰苦创业、辛勤耕耘的成果。
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自己对乡村社会学的理解，从不同角度对乡土社会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地剖析与解答，深入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与内在联系，将一个淳朴的中国社会展现于人们眼前。我们细细品味，不难读出费孝通老先生勇于为科学献身、不断付诸实践的高贵品质，这是他毕生的学术追求，将永远激励我们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去。
“经验是实践的源泉”。费孝通先生虽然不是文学家，但是从他富于变化的语言中同样可以体会到中国社会变与不变的辩证，切实感受到乡土社会真正的存在价值，而这恰是《乡土中国》这本书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当今时代，社会正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中国在不断得到书写。有谁可以否认，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所构筑的中国意识能够离开“乡土”这两个字去获得一种额外的理解呢？这又恰是《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另一价值所在。
“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这不仅是费孝通老先生所固守的原则，更是每个乡土中国人的心声！
忆乡土，忆中国，忆文明之魂！让我们共同展望乡土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五
很早便听说了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中国农村的主要特征，涵盖了人文环境、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等内容。为何要讨论中国的基层社会呢？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初次出版于1948年，正处在我国从乡土社会转向现代化都市社会的过程中，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并进行对比和解读。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许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但上一辈或上几辈定在农村生活过，因此乡土社会是我国的基层社会。正如书中所说，“因为只有直接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简单来说就是乡土社会人口流动性较小，村子里的人祖辈都生活在一处，彼此间很熟悉，甚至是亲戚。就连我这个生在城里的孩子，每次回老家见到任何一个人总能发现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亲戚关系。先辈的经验以及礼俗也得以通过语言流传下来，并不需要依附于文字。由此可见，乡土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文字在乡下的非必要性，我们若是因为多识得几个字而沾沾自喜，那便是肤浅了。
其实一直以来有个问题困扰着我，为何我们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差如此之大？不敢说我从《乡土中国》中找到了确切答案，但确是汲取了一些想法。我们的乡土社会是依赖于农耕的，所以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祖辈的礼仪文化通过一代代的言传身教得以延续。因为周围都是熟悉的人甚至亲戚，所以“面子”就显得很重要，也由此衍生出了礼俗。例如向别人借了钱，不仅要及时归还，还要再多送对方些东西以示感谢，否则便是失了礼数。这些礼俗也好，亦或是道德准则也好，可以说都是模糊的共识。并不需要法律的要求，每个人自出生就会从长辈那里了解到这些共识。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格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文化差异。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六
这本书该是我看的少有的几本学术味较浓的，刚开始阅读大多是小说，慢慢对很多东西产生好奇心，便在相关书籍中找答案。以后阅读的大方向应该会是这种浅浅的学术著作。乡土中国，应该是本关于社会学的著作，内容篇幅不长，而且每一章虽然有点递进关系，但是每章单独读理解也不会太困难，所以前面有未理解的，也不会太影响后面的阅读，对于我这样想进入观望的门外汉很友好。每读完一章都像上了一节收获很大的课，虽然不知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处，但是，收获知识这个过程就让人欲罢不能的读下去。谈谈书的内容，讲的是现代化之前的社会结构也就是乡土结构的中国同现代社会结构的对比，着重分析乡土结构下文化，家庭，男女之差，道德，法律，权利……这些在其结构下的表现和出现的原因。书看完有点久了，现在我还记得的观点，肯定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最能让我信服的。之一就是差序格局，这个文中给的诠释语言较为学术，依我理解，就是相较现代社会，乡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是私人之间的联系及其延展，文中给的一个比喻很形象，每个人像丢在水中的石头产生的水波，跟相近的人的水波进行干涉，最后的波纹就是我们社会的网络。这样的社会跟西方文化里的社会有很大差别，西方注重的是团体的概念，比如他们的家庭，党派，国家，都是指一个特定的东西。反观乡土中国，家的概念是如此模糊，有时指父母子女，有时加上直系亲属，有时还要加上旁系亲属，这个从红楼梦大观园的盛况可见一斑。这个不确定性，很多也是差序格局导致，因为差序就是对人有差别嘛，当然是先血缘近的，后面红楼梦中家族没落，大观园里面的表亲这些都不得不离开。
这个差序导致的伸缩，跟个人处境很有关系，很简单，丢在水里面的石头大，波纹多，能干涉的区域就大嘛。就家庭而言这样，对社会同样这样的道理。还有就是文中谈及的社会中的几种权利，长老权利，即听从长辈的命令；横暴权利，即冲突压迫时的；同意权利，就是为了高效合作出现的权利。这些的划分和出现原因，作者的分析让我能够信服。文中的所谈的乡土中国，其实离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一定差距，但是还是能在生活中找到乡土中国的影子。对这本书理解很浅陋，上述残存记忆，再读起来定会不知所言。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七
“书是良药，可以医愚”。不同类型的书带给我们不同的阅读体验和感受。通过对《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学习与阅读，我得到了不少启发。
首先是阅读方法方面。在此之前，课外的读物大多是小说，而《乡土中国》这种的学术著作是第一次接触。打开目录，一些生僻的词出现在我眼前：“长老统治”“文字下乡”“无讼”······再随便翻开其中一页，都是些枯燥、艰涩难懂的词，很让人抵触。
在开始的几章中，经常会发生前几段要读好几遍才跟得上文章思路的现象。但随着不断地深入，我渐渐地找到了方法：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需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些地方往往会提出概念或作出结论；抓住关键词，圈画下来，排列在一起，就如同有了一张阅读的“线路图”；画思维导图，可以帮助梳理文章脉络。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提取、归纳信息的能力，让我理清文章思路，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再者是文章的内容方面。作者从权力结构、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家庭制度、礼法等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深刻地揭示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在这些观点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差序格局》和《血缘和地缘》。
《差序格局》中提到了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大的圈子就是我们的人际圈。作者形象地用石子投入湖面荡起的涟漪来形容，它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亲疏关系的远近会对它产生影响；作者还指出圈子的大小是依势而定的，真可谓是一语破的。
《血缘和地缘》主要围绕着“人情”展开。在这个充满人情的社会中，真正的商业是无法进行的，文中的例子：只有到十里之外的街市，人们才能自然地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才会认真的讲价、买卖。这是土地上该有的规则，人们一代代的遵守着。
这些现象都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而费孝通先生却能将它上升到学术方面，这与他亲身下乡观察实践，不断总结思考有必然的联系，费先生的格物致知精神让我多了几分敬佩之情。
读书的过程如登山。前面是数不尽的台阶，但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顶峰之处再首来时路，我们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是无法比拟的，那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八
以《乡土本色》开篇。乍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句话，费孝通仿佛就给中国给定了含义，此处不谈。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的流动性是较差的，我比较喜欢书中的一种表述：将乡土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颗老树，人们共同依存着这株老树生存，一起享受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起为它的根茎供给营养。当承载这颗老树生存的土壤无法结出完全供给所有人的所需的果实时，人们就会作为“蒲公英的种子”向远方漂流，重新播种成为新的大树。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实，乡土中国并非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存在，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因为哪怕是哪些飘散出去的种子，也有共同的文化来作为“根”来彼此连接。
这一点与美国起于拓殖时代产生的乡下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是颇不一样的。中国乡村的“孤立”与“隔阂”相对体现在聚居地上，而并非个体。这或许也是中国并没有产生像美国那样突出的“独立精神”的原因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彼此的连接是不可隔断的，时间与空间对他们束缚力相对较小。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土本色》。
文中有一个词汇让我记忆尤为深刻，那就是：“熟悉”。这个词汇不禁让我联想到《小王子》里面的“驯服”一词，因为它同“乡土性”一样是文中的中心和暗线。
乡土社会的信誉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如果说西方的履约是由于外在束缚的契约精神的一种捆绑，那么中国的履约更多的发生于一种植根于基因与血脉里面的本能。在乡土中国并不需要大范围的法律的限制，相对于法律，他们反倒觉得彼此之间的“熟悉”更加可靠。
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中国人的抉择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顺从约定俗成是社会性的，而跟从内心是个人性的，这就与费孝通在书中写道的“从俗即是从心”不谋而合了。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文字下乡》。
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变化速度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变更，于是乡村出现文化脱节的现象，由此产生的“乡下人”这种类似的词汇附带上了贬义的意味。
但是这与中国的乡土文化又并非完全贴合，比如它们的生活由于更多的用语言来传递信息，不通字词的现象被冠以“文盲”的概念就是一种失误了。农村人的知识来自于生活，农民看到蚂蚁搬迁巢穴就知道要去开垦沟渠，而农民本身是不知道或者不熟知这背后蕴含的气候知识的。
如果说“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不识字就不能作为愚与不愚的评判标准。知识的底蕴往往与时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中国五彩斑斓的文化灿烂如星海，这就与中国有不断绝的五千年文化紧密相连。而语言相对文字而言无疑有更加悠久的历史，那么乡土中国的农民代表选择以语言而并非文字来作为往来交际的载体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否则是不是也是一种理念上的舍近求远呢?这种说法看似是一种诡辩，但我想说的是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都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文字本身也是一种间接的说话和不太完善的工具。
随手而记，随心所欲，随笔墨的流动写下一些不成熟的文字，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九
首次出版于1947年《乡土中国》，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土社会学”的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当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
该书作为我们离退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的当月推荐读物，我虽通读了两遍，但按照读书活动“学思践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觉，总感到费老这个泰斗级社会学家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后来又在网上看了几篇别人的读后感，还是不能适从。下面，谨从我阅读本书后所回忆起我童年在乡下生活的点滴乡土记忆，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费老书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的描述，虽说的是40年代中国农村，但我以为，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恐怕和40年代应该变化不是太大。我儿时因为父亲受了迫害，随父亲在周至老家农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才转学到西安，我对这五年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尤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芦苇丛中，传出布谷鸟的叫声，总想摸到鸟蛋或小鸟，钻到里面却怎么也找不着。清澈的河水中游荡着五彩斑斓的小鱼，用篮子稍一划拉就有几尾在蓝中蹿蹦。芦苇根儿下，时不时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点儿的石头下，也能抓住几只螃蟹。娃娃伙儿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远远的村里大人们隐隐地呼叫声，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着小背篓打柴，折下一根长长的竹扫帚棍儿，在尾端绑定一根长长的细绳，作为工具，扦拾白杨树落下的叶，我们叫扦嘎嘎叶，装满了背篓，背不动了还要大点儿的孩子帮忙。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包谷，晚上有野鸽子把包谷之间的缝隙当窝，打着手电筒一照，好像不会飞似得，当你搭着梯子快要够着它时，却扑棱棱的飞了。冬天里，在热炕上赖着不想起床，烎炕的麦糠有着淡淡的呛味儿，锅头炭灰里埋着烤出来的红苕干面香甜。提着蛋笼走进青油油的麦地，挖燕麦、捡拾大雁的粪用来喂猪，冻得手背通红，肿的像个面包。那时天上总有一行行大雁排着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飞，麦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着麦苗，粪便都能捡上一笼底儿。冬天最深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过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饼、瓜子儿、花生、核桃，还有麻花、麻叶儿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来一起挨门挨户给各家各户“拜先人”，拜完等着人家大人给每人捏一颗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儿，有的人家也会给一分钱。在我们这么个大村子，走完两三个街道，就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几个小口袋就已经鼓鼓囊囊再也装不下了。春天总是个比较难过的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进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记忆中几乎每天都吃浆水搅团，浆水菜是用各种野菜腌制的，有时还有马刺筋（大刺儿菜），吃起来有些扎嘴，那时把搅团吃的很厌烦，直到现在还是。
现在，村边儿的小河早已经干涸了，河岸上已经没有了灌木野草，河岸边、芦苇丛也都变成了庄稼地。平时回去是见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过年还有些人气。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乡下看着门户。过去低矮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盖了二层小楼，空荡荡的。
记忆中的老家乡村，捡拾起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提起亲切，放下动容，繁华落寞，与有荣焉。费老的“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描述，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较少见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动范围已经没有了限制，他们的社会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况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乡村一样，除了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在鼓励发展特色经济，重视公共服务，重视环境质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先生在1985年该书再版时的那段话：“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通览全书，可以感受的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时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由于我学疏才浅，但愿不会对费老的著述有断章取义和不敬。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十
它更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平淡无趣。这本书充满了富有浪漫亦或哲理意味的句子。“从个人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个逆旅，寄寓于此的这一阵子，久暂相差不远，但是这个逆旅却是有着比任何客栈、饭店更杂复和更严格的规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它们激起我对此书的阅读兴趣，同时引发了我更深刻的思考。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十一
最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著作中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农村变迁之前的样貌。
本书一共十四篇，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利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深度剖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首先是乡土本色，“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如费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个“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其一，“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其二，不流动性。其三，熟人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乡村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十分缓慢的社会，人民已经习惯了乡土社会的安稳生活，以至于不能适应其他快速变迁的社会，这才是“乡土社会”“乡土”的原因。
接下来是文字下乡，“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社会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费先生说，文字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讲究文法、艺术，但是在面对面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必要的，存在着空间和时间上的间隔，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相处之间有着自己的“行话”，有着“无言胜似有言”的效果，乡土社会中的文盲体现了乡土社会的本质，乡下人是没有文字需要的。
在差序格局中，作者把当时的社会分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就像捆火柴一样绑在一起，而中国则是家庭，就好比丢了一块石头在水里，荡出一层一层的波纹，具有伸缩的能力，有着“人情冷热、攀关系、讲交情”的特点，而西方的就是权力问题，作者说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个差序，也就是伦。
后面作者还讲到了“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在乡土中国中，长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年轻一代对长老只能是唯命是从。最后作者讲到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名实之间的距离随着社会变迁的快速发展而增加，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变迁的速率是很慢的。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断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90后的我没有经历中国传统社会，对中国的一些独特现象不了解，《乡土中国》帮助我对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十二
我初次听到费孝通这个名字是在大一的《文化学概论》课堂上，记得老师说费孝通写的作品有几本是相当出名的，比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是我们社工专业学生都应该好好看读一下的课外书。于是，抱着对费孝通先生无比崇拜的敬意，我借来他写作的《乡土中国》一书，准备仔细阅读一下。
费孝通先生在书本的开头，就为我们讲解什么是乡土本色。从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费孝通先生的见解是：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平时，一般听到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时，我们作为乡下来的人总是会感觉城里人在藐视嘲笑乡下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经费孝通先生一说，这“土”字用得好啊，我们乡下人离不开泥土，说我们“很土”或“土气”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乡下人和城里人本身就所处的地方和接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之间有些城里人认识知道的东西我们乡下人却一点都不懂，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不，在乡下不是有很多东西城里人也不认识知道吗？呵呵，大家在此扯平了，平等一致。
在“文字下乡”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一开始就说“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但往下，费孝通先生就举例说明这并不是乡下人就“愚”了，只是他们对对城里的新事物感到新奇，所以“在马路上听到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不是，西躲也不是”；而城里人在乡下也有“愚”的地方，比如有人冒充内行把田里的包谷错叫为“麦子”，也是相当滑稽可笑的。说到这，我认为从中有个礼貌的问题得讲。当乡下人不知道如何躲闪背后连续响喇叭的汽车时，“司机探出半个脑袋大骂‘笨蛋’”，而当城里人来乡下的人中有人冒充内行把田里的包谷错叫为麦子时，费孝通先生的乡下朋友却没有唾他/她一口“笨蛋”，而是微微一笑。从中可以看出，乡下人在礼貌方面比城里人好多了，至少他们懂得在嘲笑或责备城里人时能用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不像城里人那样锋芒毕露，容易直接伤人。接下来，费孝通先生就文字的功能和文字下乡的重要性作了详细说明。在此，我还得说上一句，我很赞同费孝通先生“识字不识字并非愚的标准”这种观点。“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指城里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费孝通先生这是机会和环境的问题，城里孩子大多数课余时间都是用来学习，一般不能随便穿鞋袜下足；而乡下的孩子则不同，他们放学后可以在田野里随便跑来跑去抓蚱蜢。所以在抓蚱蜢时，城里孩子远远比不上乡下孩子，这也不足为奇了。文字的功能是传情达意，费孝通先生却指出“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要在适合的环境下文字才能充分行使它传情达意的功能，所以“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心得体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文字下乡相当重要。
在“再论文字下乡”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接着说明文字在时间阻隔的情况下有说明不同，对于这一篇章，我理解得不是很好，我在此也多说不了。模模糊糊只知道在这个篇章所讲的文字下乡跟文化、词、语言、记忆等有关联，我说不清。
在“差序格局”这一篇章里面，我初看到这一题目时，感到很迷惑不解，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呢？得仔细在下文找找才行。但是，我往下看来好久，都找不到“差序格局”的详细解释。“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呵呵，在这可有话说了，其实不止乡下人私，城里人也私啊，甚至有些可能比乡下人更私。这不，在文人笔里是中国威尼斯是苏州，作者却认为“天下没有比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在接下来是内容中，费孝通先生讨论了私和公家的关系，以及这个社会和西洋社会的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爸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由此，我们的社会可以或说很大也很小了，概念很模糊。而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只作出或多或少的比喻，没有详细概念。我是一名见识浅薄的学生，在这里也概括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就在此打住算了。
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说到，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点，西洋社会里“个人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而在中国，社会结构是从己向外推构成的，个人对别人的看法要由他和别人关系如何，比如别人贪污时他会大骂那人的行为是怎么怎么的恶劣如何如何的不检举，但当自己的父亲甚至自己去贪污时却认为这是“能干”的表现。孔子所提出的“仁”，意思相当复杂，但有侧重于“克己复礼为仁”。不同的道德观念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同的形式。
在“家族”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先由“家庭”说起，他认为家庭的大小“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接着，他说到了“家族”，啊认为“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数量上、在大小上。”还有，他说到，“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但我们家庭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妇成了配轴。女子有‘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
在“男女有别”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男女有别产生于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感情定向”一词是费孝通先生用来指一个人发展感情的方向。“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理解。”他还认为“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规定了男女的结合。”因此，乡土社会是男女有别的，也是稳定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主要讲了“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不一定就文明、慈善、也可能很残酷。比如在印度丈夫死后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在缅甸有些地方完成成年礼要杀几个人回来等等。乡土社会安于重迁的特点，决定了传统经验是相当有用的。礼治在乡土社会中具有很大的特点。
在“无讼”的这一篇章里，我很迷惑，费孝通先生为什么要以这个题目为名。我读完全篇，倒是老看到费孝通先生在说乡间不同时期的诉讼形式，由乡里诉讼到打官司，无疑是在讲以前的诉讼形式和现在打官司有何不同嘛，怎么可以说“无讼”呢？我真是不解了。以前乡里的诉讼用道德即可解决问题，审判结果都符合乡里规矩，但现在有些人凭借着对法律的了解却在官司法庭上玩起了把戏，确实可悲啊。我希望我国的法律越来越完善。
在“无为政治“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重点解说了什么是血缘和地，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会用“新客”“客边”“外村人”等来称呼他。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相比较时是静止的，“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动得慢而已。”然后他说到正是社会的变动，或快或慢，在不同的社会变动中，如果社会的变动速度变得快，长老权力也随着缩小。不同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互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就要采用不同的工具、方式和手段。在环境变动的过程中，“文化英雄”随之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引领国家更好的进步，而这些领导们使用的就是“时势权力”。这些能使用“时势权力”的“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的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否则，该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但是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注释式的变动方式就可以引起实名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这就是该篇章所要讲的实名的分离了。
在“从欲望到需要”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费孝通先生说：“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句话很经典，在此我想表达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到此，我已经把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乡土中国》大概的看了一遍，并从每个篇章中摘抄了一些费孝通先生的原话，加上我的个人观点和想法。通观全书，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搞文学很谦逊的人，这从他在“后记“里说自己写作这本《乡土中国》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可以看出。还有，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位很好的良师益友，他写作的文章多用熟语，时常把自己和农村联系在一起，意思通俗易懂，清晰明了。也作为农村孩子的我，读起他的书来感觉相当亲切，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他没有丝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我认为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也是让我感到相当佩服的。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十三
这本书被列入了高中必修课本中的整本书阅读的推荐书目，而另一本必修课本的推荐书目是《红楼梦》，是在好奇能够和《红楼梦》一起并列必修课本推荐书目的书是什么样的作品，于是买了这本书打算细细品味。初听书名，还以为是写中国乡土风味的散文集或是小说、杂文集，后来才知道是学术作品。
说实话，这本书对我来说，读起来是困难的，不是说理解上有多困难，而是读起来，能够全身心的投入，抛去一切杂念来读，实在太不容易了。可能是学术作品的原因，又是社会学的书籍，涉及不少专业词汇和专业问题，给我的感觉总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高难度化，读来有些难以消化或者说难以产生阅读的快感。
前面的乡土中国读来稍微好一些，有原生态的乡土情味、风味，也细数了不少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乡村观念、乡土问题，后面的乡土重建则涉及到了经济、社会、制度等问题，越读越觉得晦涩，也不太提的起兴趣。
可能也是我个人便好文学类的书籍，更是因为我的水平和阅历不够，所以没有特别大的收获和感悟。不过，作为教育类的研究生，我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书籍推荐到中学生的整本书阅读中有何意义，作品本身的价值和学术高度这是不用质疑的，但是让高中生来阅读这本作品，老师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这样的整本书阅读的教学任务，是否真正的对学生有帮助。能不能读懂是一个问题，能否学会读学术类作品，学会学术文章的写作方法又是一个问题。
这本书中提到了很多次云南，也提到了很多次云南的呈贡，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有熟悉感，有陌生感，作者笔下的乡村，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乡村，有本质上的相同，也有形式上的不同。因为书中的论文及所涉及的调查大多在五十年代左右，距离现在过去了太多个日新月异的年头，不过，作者很多关于农村建设，乡土工业的建设似乎在今天看来，得到了实现，说明作者的调查的问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同时提出的解决措施也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写不出什么有质量的书评，因为我实在读不懂、进不去这本书，可能需要历练可能还需要多沉淀，才能了解乡土中国，而不是把乡土仅仅局限于我童年成长的的乡土风俗。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十四
读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我深有感触。一方面，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几乎都是在乡土或者类似于乡土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我就是一个地道的乡土中人;另一方面，这本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现在已有60多年的时间跨度了，而这60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乡土现在怎么样了?中国是不是还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先生的乡土理论是不是还适应现在的中国?这些问题都让我充满了兴趣。
在我看来，本书开头应该是注重写中国的乡土，后面多转化为写乡土的中国。中国的乡土自有其特点，而中国也的确带有浓浓的乡土味。直到现在，这种味道也还处处可闻。
中国现在的乡土状况如何呢?我没有做过有用的调查，不敢妄语。官方的说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这未免有失精细，我姑且以我的家乡为例吧，这情况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平时在村里，最有感触的便是孩子少了，减了不少热闹。村中的老人过世的也多了。让人不好意思的是许多村里的小孩竟也叫不上名来，不少新媳妇也不认识了，真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每天早晨都有幼儿园的车来，上初、高中的孩子也经常不回家，更别说大学生了，这就让长老权利的施行大打折扣。有一次，我们村长让我抄一份关于家庭收入的文件，其中确有十之二三的家庭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成为农民工。以上所述也应该是大多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状况了，这当然与费先生所在的那个年代的乡村不同了，然而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化，土地依然是村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对于每一个乡土中人来说，土地是亲切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所以乡土本色毕竟是维持住了。
说道文字下乡，其实是知识下乡，费先生说只有等到乡土性的基层变化了，文字才能下乡。而今的社会变迁如此之大，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农村孩子都出来找知识了，同时，知识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乡下传播开来，手段多样化、快捷化，容量巨大以至于超出了村民的接受能力。比如有线电视的普及，当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大人们只看本省的几个常看的节目。
当我们把视线从乡下转移到整个中国社会，我们便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乡土的中国，费先生提到两个概念——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谈到西方人的团体意识和他们那象征着团体的神，着重讨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特性。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和西方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西方却早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早先以放牧为主的欧洲人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而后剧烈的社会变革彻底确立了团体格局，而中国一直已农经济为主，受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封建思想影响数千年，在物质上的自己自足决定了意识上的自私，一味克己，埋头为自己的修养和前途而独自寒窗，闭门造车，悬梁刺股也须自己动手，很少有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句话道出了差异的客观存在性。克己的发展会导致差异，费先生的圈子理论可谓恰当，每个人周围都会形成一个圈子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这大大小小的圈子以一个“己”为中心，这让我想到“找熟人”这个词。大大小小的圈子就像一个个势力范围，有其众多的依附者，而圈子也难免重叠，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的复杂化，而这重叠区也是最繁忙的一处了。就拿我在开学时经历的申请贷款事件为例吧，许多事情是要排队来办的，但排不了多久就眼看着没有必要了，几个装模作样的人和那些有模有样的工作人员寒暄几句，工作的严肃立刻就荡然无存了，他们要办事也就成了。这真是谁的关系网大，谁才可以捕上鱼。其它人没有这种所谓的关系，又没有队可排，几次来都无功而返，怨怒不已。但也只能站在教育局门口没有目的地等，这也确实好笑，算得上是一种奇观了。也有一种现象是一个人突然失势，他的圈子遽然缩小，和别的圈子的联系断裂或者被圈进了其他更大的圈子，至于一段时间后没人理他，这也显得很正常了，这也许便是中国为什么经常有人抱怨世态炎凉的原因了吧。
随后费先生在家族和男女有别这两章里提到了两种文化模式——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根据我的理解，前者的文化特质是确定，而后者是运动，从于主流文化的应该是后者，但我却赞成前者的一些观点，像“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整的秩序。”虽然概念上的无知给了我很大的麻烦，但我始终是坚持一种观点的，即我认为未来首先是确定的，其次是可预测的。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物质及其运动真实存在，并创造了一切，时间和空间只是为了方便描述而定义出来的，是无所谓有无的。物质的运动是可知的，尽管这有很大的困难，但当这一合理真实存在时，未来就已经确定了。打个简单的比方，当你扔出一个苹果时，在那出手的一瞬，有初速度和抛射角，所以还没等苹果落地，你已经可以计算出它落在哪里了。同理，如果知道所有物质的运动状态，未来就可预知了。回过头来才知道扯很远了，然而也的确很有趣。我是同意费先生的许多观点的，中国家庭的一贯的单子的差序格局传统隔断了夫妇之间横向的联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劳动量和所劳动的重要性规定了劳动者的地位，男性日益占主导地位，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也就男女有别了。
和谐社会今年来是主流的理念。在文化方面，这首先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和谐，恩威并重才能不失方寸。类似于费先生的人治与法治，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乡土的中国的许多很好的传统也同样不可忽视，费先生说有时人治可以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这对于法治来讲是很理想的，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两者的和谐的确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我也对费先生的“无讼”观点深有体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打官司”这一名词在乡下很受争议。我这儿刚好有三次亲身的经历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现象。大约在五六年以前，我家发生一次意外事故，和村里的另一家有关，但当时双方都没有考虑诉诸法律，最终在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的协调下私了，而我们两家至今也还都和气。另一件发生在大约二三年前，和我的一个亲戚有关，他们两家由于在采石场上的利益而发生争执，后果很严重，反复协调不得私了。最后争到法庭，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去看了。我们方是有理的，在道德上有利于我们，但这种有利在法律上却不能保持，于是双方争吵很激烈，这方“说理”，另一方“道法”，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几次暂停审理。最后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们村上，是今年暑假时的，双方发生了一点小事，但第二天就有一方收到了警察的罚款，互为邻居的两家从此形同陌路。无论是巧合还是必然，总是有这么一个趋势的，无讼的状况正在悄然改变，这正如费先生预料的那样：只有在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上进行一番改革，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而如今这种改革很大程度上已成事实，这个过渡也就理所应当了。
四个权力的观点给我了很大启示，在封建社会的乡村只有默许的长老权利，推行的是一种无为政治，而我学过的知识说这种政治是一种残酷剥削的政治，我认为这其实是同样的意思，长老权利的极端发展造就了封建社会，从家长制到君主制，从父子到君臣。社会上开始形成两大对立阶级，与其说是地主剥削农民，还不如说是农民适应了这种被剥削。长老权利的恶行膨胀得到遏制，封建社会也就成为过去了。
读到血缘与地缘这几张章，我更加明白了三峡工程的所有问题中为什么移民最难，乡土人安土重迁啊，谁愿意在异地长久地做客人，几世几代被人说成是外乡人。另外以一个感触是一句“钱上往来不要牵涉亲戚”，仔细想来，我们村陆续开的几个小卖部还真大多是所谓的“外乡人”办的。但讲到学生聚餐等事上大多实行aa制，因为面子总是得用经济条件去撑，这一过程是痛苦的，我是听到很多人的抱怨的，所以理智开始纠正感情上的“错误”，这也是社会的一个大转变，这一理性方向上的转变同时也体现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上，变化是巨大的，以至于费先生的预测几乎是事实了。名实的分离到处都是，要营养不要味觉，需要规范了欲望，但不否认的是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依然将长期保持她的人情味。这一套乡土理论也就显得极其重要，将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极富指导意义。
读完这本书，我发现在重刊序言和后记中有一句同样的话：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这句话的确很到位，理论创新永远不会有完稿，甚至不会有定稿，人的一生应当有不断探索的精神。费老这种孜孜不倦的理论创新精神和求质求真、舍生忘死的实践探索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他那谦虚、认真、务实、敢于向未知领域进军的学术精神也教育了我，于是我想借费老的话结尾：这不算是完稿，也不能算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十五
在开始的几章中，经常会发生前几段要读好几遍才跟得上文章思路的现象。但随着不断地深入，我渐渐地找到了方法：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需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些地方往往会提出概念或作出结论；抓住关键词，圈画下来，排列在一起，就如同有了一张阅读的“线路图”；画思维导图，可以帮助梳理文章脉络。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提取、归纳信息的能力，让我理清文章思路，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差序格局》中提到了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大的圈子就是我们的人际圈。作者形象地用石子投入湖面荡起的涟漪来形容，它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亲疏关系的远近会对它产生影响；作者还指出圈子的大小是依势而定的，真可谓是一语破的。
《血缘和地缘》主要围绕着“人情”展开。在这个充满人情的社会中，真正的商业是无法进行的，文中的例子：只有到十里之外的街市，人们才能自然地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才会认真的讲价、买卖。这是土地上该有的规则，人们一代代的遵守着。
读书的过程如登山。前面是数不尽的台阶，但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顶峰之处再首来时路，我们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是无法比拟的，那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十六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而在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老继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他讲到：“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费老的这三篇文章，必须结合在一起去读，才会发现其中四种权力的联系和区别。四种权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
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费老提到：“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这就是名实之间的分离。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实名趋于分离的长老权力下的社会。所谓“中国特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注释”罢了，是一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本来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该怎样来建设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看到政府由于监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只能黯然面对那个被时人誉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窑洞对”!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十七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中国，一个发源于两河流域的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乡土文化。这种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渗入了每个人的毛孔，融于血脉中。即便在工业化大发展的今天，这种乡土气息仍处处可见。中国人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处世之道：办事爱讲关系;讲究安土重迁与落叶归根;对陌生人和对“自己人”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法律意识淡薄;男女有别……这些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东西已经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阻碍a作用，而我国广大的农村整体上依然处于贫穷落后阶段，这些都是有原因的。而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我们都能找到详细的答案。
为何我们的道德水平比欧美低?我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经济和制度都没有什么大的缺陷，那么我们就把问题放到文化的角度去看。我们今天的很多思考方式和文化都是传承自我们农业时代的祖先，纵使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几十年的教育发展使我们的基础知识水平得到了较好的提升，但乡土社会的那一种习俗却在农民占人口总数一半的中华民族里口耳相传，每个新一代的孩子也在耳濡目染地学习着——克己中庸，长幼有序，天人合一等。
可是，乡土文化就一定是错误的吗?当然不，只是它与现代化不能很好地兼容罢了。例如，在乡下，流动性低和交通不便使几代人不出乡，而在缺少变化的土地上，人们就更看重习惯和情面。但在当下，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现代社会更看重创新和法律，这就使那些乡土人在面对着转型发展时“水土不服”，产生诸多矛盾。比如：我们过去的道德观念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讲究“克己”，对别人的标准随亲密度变化。现在我们学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都是讲求人人平等的，要求我们能“大义灭亲”，不偏不倚。这是显而易见的应当人人遵守的规矩，可直到现在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呢?这种难以动摇的社会观念，大概就是我们保留下来的乡土性的体现吧。
全书仅仅六万字，被分成十四章，每章所分析与讲述的事情都极有代表性。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只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穿插着鲜活的实例，对现象进行剖析。读完后，读者会有种醍醐灌顶之感，妙不可言。
费孝通虽然是在1947年出版的此书，但书中很多现象直至今天都发生着，他的观点也能依旧可以对今天的农村现状加以解读。可见其研究功底之深厚，以及我国乡土习性积累之深。
实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案例18篇）篇十八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所以，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冒充内行的城里小姐对着苞谷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于是乎，可以说，城里人也是愚的。所以，费老说：愚与非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费老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从欲望到需要”的末尾又写到：“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所称的时势权力。”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多少农村孩子由于没有财力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去“见世面”的机遇。这导致他们终生都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复一日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而更为严重的事实是，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日益加剧，新读书无用论又重新在农村抬头，“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这样的话已在农村开始流传。
我们不禁要问，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在当今中国，知识还能带来权力吗?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愚与非愚，或许既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权力问题”。
费老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的最后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而当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费老文章里所提及的“变化”。
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无形的道德规范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可是，当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改变，还不如这短短几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改变，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既让人新鲜又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我们前辈的社会经验已经无法让我们拿来去适应社会的急速变化。上文提到的“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其实也正是这种急速变化的大潮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之一。
所以，我想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字下乡，更需要思想启蒙。文字下乡是前提，思想启蒙是目的。知识或许不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