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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一
摘要：在本文中，为了需求中国经济法学主导理念的这一盏明灯，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创新观念，并论证其重塑不只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特性，并且能够使经济法学更好地整合本身力气，从而承当起构建整个经济法学体系的世纪重担。
一、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
在悠悠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每一次社会提高都是随同着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并且每一次社会的转型多是在“痛苦”的抉择和整合社会利益中渡过，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社会进入了加速开展的转型期。当下的转型期和人们的利益最为亲密，其传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都遭到宏大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这就需求各种手腕来加以管理，而法律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中国经济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变革最为亲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肩负着为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保驾护航的重担。中国经济法担负着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学界普通以为，经济法学的产生是遵照“市场缺陷--需求国度干预--经济法产生”这样一种西方范式。但是，我国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国情不同，使其肩负的任务亦不同。正如陈教授所论述的：“中国的理想不是市场充沛兴旺后呈现的市场失灵，而是没有市场，市场发育不全；政府当下的主要任务不是干预市场，用其有形之手替代市场无形之手发挥作用，而是要充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的自在调控机制。”因而，随同着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时向前推进的经济法，必需担负起为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而不时完善本身的理论体系的任务。中国经济法是使得“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分离的最佳调整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分离。社会主义是一种公有制的经济，以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有为目的；而市场经济强调是以市场竞争为前提，以市场机制来自发的优化资源配置。
2.中国经济法学之于中国经济法的重要性。
依据普通的法理学理论，任何法律部门的呈现或者存在皆有法学部门与之相对应，中国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概不例外。中国经济法学是中国经济法这个部门法的理论支撑。经济法学若无自我法学理论的构建，将使得中国经济法这个部门法失去了存在的根底，成为无本之源，无木之林，无根之基。并且，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中国经济法与西方的经济法担负的任务具有不完整相同性，中国经济法学必需构建具有中国特殊国情的外乡化法学理论，所以中国经济法学的自我构建之于中国经济法意义特殊。
学界通说以为，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法学这个学科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同着变革开放推进而不时向前开展。的今天，迈入“而立之年”的中国经济法学，在迂回行进的过程中获得了不菲的成果，但其更存在着许多开展中的问题。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而转型时期，常常又是百花怒放的时期。中国经济法学的学术气氛，也一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面，但该场面却又很快的偃旗息鼓，犹如稍纵即逝。主要缘由在于我国经济法学界的各种观念林立，且许多观念缺乏充沛的论证，于是在人为无谓的争论当中，使经济法学理论的.力气逐渐耗费殆尽，使一些本能够为经济法学理论构建作奉献的一些学者逐渐丢弃经济法这个阵地，使一些本能够获得共识的观念在争论中无形地被历史所埋没。
关于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当其开展到一定的水平，就有必要对其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从而笼统出共性的东西，才干有利一个新兴事物开展的稳定性。但是，当代的中国经济法学界却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场面，其人为的削弱了经济法学本身的力气。就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例，本来以十分成熟并能够定论的理论，却呈现不同窗派的学者有不同的相似主张。
4.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
中国经济法处在一个时期的穿插路口，而此时也正是作为其理论支撑的我国经济法学，这个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现代法大有作为之时。任何有所作为的“世纪伟人”，都必需是天时、天时、人和的有机统一。经过上文的阐述，能够探知我国经济法学这位“世纪伟人”，曾经占领中国这块“热土”以及中国变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变革这样一个大天时。
但是在这样有利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法学为什么还会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呢？主要缘由是我国经济法学缺乏应有的“人和”。所以，此时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时期任务，是整合本身力气，克制本身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不失机遇地促进“人和”。但是，以什么样的规范去整合中国经济法学的本身力气，则是中国经济法学的一个终极迷雾。
二、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解读--中国经济法学迷雾中的明灯。
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研讨更为短暂，学界关于经济法人本主义理念的概念论述并无定论。笔者以为，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要作为一个主导的理念来统领整个经济法学的理论体系，其必需契合以下两点。首先、经济法的“人”本主义必需不能偏离“以人为本”的实质，即真正的尊重人、关爱人以及促进人走向自在盲目和全面开展。其次、从经济法视域的时期角度去了解“人”的含义，赋予经济法学人本主义新的时期理念。经济法视域中的“人”不只限制于民商法学的单个人的个体，而是从社会整体以及更高层次的角度去关爱人。
1.经济人与社会人，经济法学更关爱社会人。
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人性的假定是树立在“经济人”的理论根底上的，其以为每个单个人多是以取得本身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这与民商法上的个人权益至上存在着某种逻辑的相同性。但若不假思索，对任何法律部门都一味的生搬硬套“经济人”假定则是不合时宜的。人历来多是、永远将是社会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某种水平上能够说，个人的利益只是社会关系要素之一，在许多状况下是不占主导位置的。并且，个体是存在差别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个体存在不同的竞争力，假如地道任由自在竞争必然招致社会呈现贫贱富贵的鸿沟，当其弊端积存到一定水平，便需求一定社会系统工程来加以管理，而立足于社会本位，具有相当时期性的经济法学便要偏重于从社会人的角度来对之进行维护。
2.传统人与现代人，经济法学更关爱现代人。
经济法学是新兴的一个法律部门，是一个对新时期（特别是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回应而产生的法律部门，所以其对人的关心，无论是对其学问的应用，还是对社会各种问题的处理，都应该偏重于立足现代。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具有显著的区别特性，因而经济法学对人的关爱方式亦将进行改动。例如在当今学问经济时期，为了表现对学问的尊重以及更好的优化劳动力资源，现代经济法有必要以“现代人”的理念去对学问劳动者进行关心，对新型劳动关系进行调整。
西方国度在益于其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以及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浪潮的过程中，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其不只在不时消灭本身的生存的环境，也以惊人的速度透支了我们子孙后代的账户。
3.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更是社会人、现代人、后代人的有机统一。
经济法学“人”本主义对社会人、现代人、后代人的关爱不是截然分化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经济法学“人”本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关爱理念是源于其立足的不同角度，但在实质是分歧的，且表现出相互印证和相互容纳的特质。例如：站在社会整体利益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社会人，站在时期利益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现代人，站在可持续开展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后代人；而这三种角度的有机统一点多是以为了更好的尊重人、关爱人，从而促进人走向自在盲目和全面开展这样一个实质为依归的。
由于中国理想国情的需求，当代中国选择了“渐进式变革”来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是人类社会每次胜利的革新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变革的攻坚时期,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
“人”本主义理念的重塑进一步奠定中国经济法学的独立局部法位置。
部门法又称为法律部门，即指依照本身的性质以及一定的规范或者办法所划分的同类法律标准的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已被世界各国的理论界和立法界所认可。经过了二十年的论争，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曾经具有阶段性的改动，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经济法已被确以为具有独立法律部门的位置，占领了一席之地。
固然，不供认经济法学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存在着学科的成见，但我们亦不得不供认，用传统的部门法划分规范来界定经济法学的独立位置的确存在着缺乏。鉴于此种状况，笔者以为，在论证经济法学独立法律部门这个论题上，传统的划分规范固然必需给予肯定，但在遵照传统理论的同时，不能一味地拘泥于传统理论，而应该翻开眼界去关注理论的需求，从而寻求另一种作为佐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规范。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能够担负其这样的一个重担。首先、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是经济法学所独有的理念，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等固然历经较长的法学开展史，但其并没有构成像经济法人本主义理念这样上位阶的后现代性理念。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世人公开发布的《中国的法制建立》白皮书中，以官方的方式供认了经济法学法律部门的独立作用，为经济法学的开展带来了无限的活力。若理论届能进一步的寻求其他划分部门法的规范来佐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位置，与传统的划分规范共同发挥作用，无疑是为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位置在理论的火焰上加上了理论论证的燃料，使其独立部门法位置铜墙铁壁。
“人”本主义理念的重塑有利于中国经济法学的资源整合。
中国经济法学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以来便纷争不时，其部门法位置得到官方的正式供认亦阅历三十年左右的争论。我国经济法学不断以来呈现如此混乱、分散的场面。一个重要的缘由是由于我国经济法学界观念林立，并且许多观念缺乏充沛的论证，且在人为的争论当中，使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力气在争斗当中耗费殆尽，使一些本能够获得共识的观念在争论中无形地被历史所埋没。到了中国经济法学开展的今天，为了拨开迷雾，探寻中国经济法学开展的真理，理论届曾经开端对以往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深思。
此时最主要的是能找到一个能高于或者统领其他理念的终极理念来进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分散的理论进行整合。“人”本主义理念是经济法学其他理念的终极理念，由于法作为一种维护并促进人类社会对幸福理想生活的追求，并使人走向全面开展的一种手腕，必然是以人为本的法，这应该是不证自成的。所以笔者以为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具有这样的适格条件。经济法学有了“人”本主义理念的指导就能够消弭了前文所论述的我国经济法学之所以混乱不堪的缘由。经济法理念是经济立法需求与经济法之间的一座桥梁，是前者向后者转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由于时期的不时革新招致了不时变化的经济立法需求，而此时若有了经济法这样一个具有时期特征的“人”本主义理念的指导就能够有了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并制定出具有时期转型特质的“良法”，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法学者统一思想，使经济法学从求“异”求“新”转移到求“同”求“合”上来。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二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增速相对较快，本文是有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的内容!
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1】。
浅析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中国经济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国际政治、经济水平所采取的重要决策，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健康发展，将促进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促使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并更好的参与世界经济调整。
而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不加以合理控制，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使政府、企业、人民面对遭受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的影响。
然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真正发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优势，规避其中蕴含的风险，需要政府、企业、银行业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
而在此之前，充分认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内涵与具体影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内涵。
所谓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指的是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比率，由外汇市场上外汇(或人民币)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决定。
倘若外汇的供给小于对外汇的需求，那么外汇汇率上浮，人民币汇率下浮;相反，则外汇汇率下浮，人民币汇率上浮。
汇率的市场化通常与货币的自由兑换、经济一体化、货币的国际化密切相关。
这四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汇率的市场化”成为中国这般大国长远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实现“汇率市场化”的基础上便可为“货币的自由兑换”与“国际化”的实现创造重要的条件。
人民币汇市开局动荡，从1月6日开始，人民银行突然下调cny兑美元的中间价，推动空头在离岸市场上做空人民币。
做空势力来势凶猛，cnh与cny兑美元的价差在6号创下了1600点以上的历史纪录，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
人民银行采取相应措施，令cny与cnh兑美元即期汇率升值、回稳。
1月11号、12号，cnh兑美元即期汇率较1月7日低点累计大涨bp。
而从以往的从大国货币崛起的历程看，无一不是走过了一条由“逐渐升值-双向波动-基本稳定”的发展路径。
在经历了这场“双向波动”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且日趋平稳。
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即有利也有弊，充分认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对于发挥人民币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和规避人民币市场化带来的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
1.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积极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按照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个之中只能同时实现两个。
而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就目前我国发展势头来看，要放弃这两方面的主动权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因此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和我国加入wto，国际资本流入我国和我国资本投入其他国家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而要凭借政府的力量干预和限制资本的流动情况的可行性是极低的，因此资本自由流动是必然成立的，由此可见，在“不可能三角”中汇率的稳定是不可实现的。
而换个角度来看，在享由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必将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而相对灵活的汇率政策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金融风险，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2)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
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关税税率不断降低、贸易自由化政策全面实施，这对我国一直以来受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和国有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与此同时，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
在此背景下，实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能够使人民币汇率得到灵活调整，减轻来自贸易与资本账户自由带来的双重压力。
(3)促进我国参与对世界经济调整过程。
我国被列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主体之一，是世界经济调整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假如我国在汇率领域态度淡然，对世界各国汇率的变化和汇率市场的发展不管不顾，就势必会导致国际贸易伙伴的不满，进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受阻。
而采取能够适应世界经济调整趋势的灵活、科学的汇率制度，则有利于我国参与世界经济调整，并优化国际贸易伙伴对我国的态度，进而带来理想的经济利益乃至政治利益，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恰好符合这一需求，对促进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领域地位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
2.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其中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性。
但从金融领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乃至我国宏观经济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冲击。
首先，短时间内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效应可以导致人民币的升值，而这一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还会使我国的商业银行面临许多不可控制的复杂的风险。
总的来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增加了国家稳定金融市场的难度，进而导致金融市场稳定性下降，金融市场发育受阻。
(2)增大外向型企业经营风险。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外向型企业带来复杂的经营风险。
我国的出口总额高达24.59万亿美元仍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而当人民币升值而其他货币不变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在外贸出口中所花费的成本将不断增加，相应的，从外贸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也将不断降低。
进而使得外向型企业由其是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抗风险能力变弱，难以满足经营与发展需要。
(3)增加外汇资产管控难度。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背景下，当外汇资本流入速度减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就会缩水，这就使我国外汇资产管理与控制的难度增加，并伴随许多的风险。
我国外汇指定银行拥有庞大的外汇资产，大部分来自于国外的直接投资及来源于我国巨大的贸易出口额。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背景下，人民币弹性增强，波动幅度可能性变大，外汇流入资本受到约束，外汇资本储备量就会缩水，由此所产生的汇率风险有可能给外汇指定银行带去隔日亏空的风险。
此外，人民币弹性增强也会使国际短期资本风险增强，容易引发国际短期资本肆意外流，变相推高国内资产的升值。
人民币弹性增强还可能导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趋势，对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造成较为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使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进一步加大，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
三、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应对措施。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规避人民币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政府、外向型企业与银行业分别应采取以下措施：
1.政府部门积极发挥辅助作用。
政府部门要建立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市场监测机制，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发展情况进行监测，在实现人民汇率浮动由市场供求决定之余，全面、及时地掌握人民币汇率波动趋势与幅度。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建立新的汇率定价制度，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浮动。
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协调与辅助，对此，专业人员应对目前人民币汇率浮动趋势以及市场环境进行分析、评估，综合相关的数据预测未来动向，从而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民币汇率风险观测机制。
事实说明，这种风险观测机制在汇率风险控制方面的效果十分明显，它一方面能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能有效的预防和控制风险。
2.提升外向型企业抗风险能力。
具体来说外向型企业提高抵抗风险能力有三方面：(1)建立健全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全面的评估、分析潜在的风险，做好防范措施，将可能出现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将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或者市场因素对企业的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对于已存在的风险，要通过健全的防范预警机制来控制，从而尽可能降低损失。
(2)优化企业产业机构，实现产品升级和企业转型，不断创新新技术、新产品，建立先进的管理制度，引进高素质综合性人才，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足发展。
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采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锁定汇率，从而在汇率出现波动时，降低损失。
(3)企业领导要时时关注汇率动态，掌握汇率波动趋势，做好应对措施。
3.完善外汇储备机制。
外汇局要提高对人民币汇率趋势的重视，积极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和数据，加强研究，关注国际金融货币走势，提高自身的判断能力。
完善外汇储备机制，将外汇储备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国内资本的有效运作，防止国际资本家在国内市场的恶性操控，避免金融风险，实现国内利益最大化。
除此之外，国家外汇储备通常是指国家财政出资购买和管理的外汇资产，然而在我国，是指央行以人民币购买的，并由央行统一存储、支配和管理的外汇。
严格来说，由央行购买、存储并管理外汇，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货币发行储备物，是流通中货币的抵押物或信托网担保物。
它的买卖主要目的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平抑货币币值，防止发生超过预期的巨大波动，这种情形下外汇储备并不符合其本质，不但使现有的外汇储备机制下掩盖的风险难以被察觉，也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真正实现市场化发展，因此，今后应力争使国家外汇储备回归其本质。
四、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趋势已不可逆转，虽然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有利有弊，但总的来说，人民币市场化汇率改革的好处远远大于弊端，积极采取合理的改革与保障措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健康发展是大势所趋。
对此，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宏观调控作用，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管理机制;外向型企业应积极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银行业应密切关注汇率市场走势并积极完善外汇储备机制。
进而实现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进行合理防空，促进国家金融市场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2】。
石油被誉为现代工业血液,不仅对国家意义重大,而且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石油被广泛运用于交通运输、石化等各行各业,被称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黑色黄金”。
它的流动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只要没有一种新的燃料能取代石油,国际间石油的争夺就不会停止。
一、中国石油分布状况及油量储存现状。
石油又称原油,它的分布从总体上看来极端不平衡:从东西半球来看,约3/4的石油资源集中于东半球,西半球占1/4;从南北半球看,石油资源主要集中于北半球;从纬度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北纬20°~40°和50°~70°两个纬度带内。
中国石油资源集中分布在渤海湾、松辽、塔里木、鄂尔多斯、准噶尔、珠江口、柴达木和东海陆架八大盆地,其可采资源量17.2亿吨,占全国的81.13%;主要的产油区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长庆油田、辽河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四川油田、华北油田等等。
根据新一轮的全国油气资源评价,中国石油可采资源总量为150亿~200亿吨。
其中以前可供勘探利用的资源总量为150亿吨,—2050年随着技术进步和领域拓展,可供勘探利用的资源总量有望再增加50亿吨,达200亿吨,石油资源总量列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一位。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三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浅析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转化路径。
提高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效益是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我国的中央经济会议在2013年就提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为重心，要通过转化经济结构为这项重心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这阻碍了我国相关经济法规的落实与实施，为了解决这一工作难点，我国研究人员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出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增长效益的内在逻辑以及联系，还要通过转化经济结构找到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以及效益的方法，这样才能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化提供有效的依据。
1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态势。
从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效益一直在不断的提升，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很大的优化，人民的收入分配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贫富差距在一点点的缩小，过度开采能源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使人们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我国生态环境的代价也在逐渐下降。刚刚改革开放时，我国政府制定了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极大的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逐年提升，在2011年已经超过日本，在世界排名中达到了第二，但是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也使得我国经济结构存在一定漏洞，经济结构失衡极大的制约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出现了较大的矛盾，城乡的发展模式也存在较大的冲突，很多产业结构也存在失衡的问题，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效率。
2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性约束。
经济增长是我国重要的战略目标，有时经济结构局部的失衡反而会促进某一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在不断变化，如果不对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进行调整，会极大的制约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还会阻碍经济数量、经济质量以及效益的增长。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性约束可以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2.1需求结构约束。
需求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利用乘数效应可以改善需求结构，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需求结构与产品供给无法适应的话，可能会造成需求过盛、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波动性。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经济市场也在不断的变化，其中市场总需求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消费需求正在逐年下降，而投资需求却在大幅上升，并且我国的外贸需求在不断的发展，其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的消费动力与投资与外贸动力相比明显不足，这也是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需求结构的失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加剧了我国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比例。投资与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加大了我国内需结构调整的难度，对外贸易的扩大，也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差，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效益。
2.2供给结构约束。
供给结构作为影响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关键因素，是影响要素产出效率、经济增长规模报酬以及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资本的供给仅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但是在新增长理论看来，扩大人力资本供给和技术研发供给不仅能够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还能推动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增，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2.3产业结构约束。
产业结构对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劳动力流动、物质要素的配置创造了空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逐渐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提高了全社会的要素配置效率，不仅为初次收入分配的改善提供的条件，也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创造空间，但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改善。
3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结构转化路径。
3.1以调整需求结构的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作为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与出口，在总需求结构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构成了约束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所以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推动需求结构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第一，逐步转换投资方式和渠道。通过集约和规模效应发挥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促进作用，有效降低投资需求在总需求结构中的比例;第二，调整出口结构，在保障出口平稳增长的过程中，逐步协调出口商品结构与国内消费结构，降低出口扩张对国内生态环境的压力。
3.2以改善供给结构的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在以追求数量增长为目标的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普遍增加对短期增长效应较高的行业或产业进行投资与建设，而忽视了对长期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投入，形成了产能过剩、技术和人力资本错配的情况，降低了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因此欲通过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就需要调整最终产品供给结构;强调政府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责任与职能，使政府在有限财政支出的约束下，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比例，加大教育、培训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建设力度，为劳动力素质水平的提高提供条件。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济结构的转化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效益，但是在转化的过程中，也要充分利用政府的职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与措施，还要发挥政府职能督促与监督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需要结合经济市场的相关机制，要优化经济市场的资源配置，使各项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开发，这样也有利于调整经济市场的结构，使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可以得到更好的优化。政府在调整经济结构时，鼓励市场主体的参与，也可以为经济结构的转化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所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最佳结构转化路径是就将政府与市场以及市场主体有效的结合起来。
浅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存在的误区及解读。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在创新方面基本完成顶层建设。新常态理论的提出，可以全面指导中国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之内的经济工作发展，对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着深刻意义。除此之外，新常态理论的提出，还可以全面深化中国社会目前的改革发展，全面推进中国法治社会的全面进程。新常态理论对实现提出的中国梦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和解读。
正确认识新常态。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当前必须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形势，准确判断未来经济发展走势，辩证地看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就要把握其中蕴含的几个内涵。
第一，中国整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渐从排浪型消费转向个性化消费，在传统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将会有更大的作用。排浪型消费，指的就是消费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在某段时间之内，以某一种消费为主导，具有模仿性特征。排浪型消费的转变，标志着以房地产为主的大宗消费方式逐渐进入尾声。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消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
第二，外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目前正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双重战略，在这两条战略中，走出去战略显得更为重要，是与一带一路相对应的。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对外输出过剩产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这对实现中国经济新的转型有重要意义。第三，整体投资需求量发生变化。新型的投资机遇会源源不断出现，但仍需要传统的投资方式进行托底，加强投资方式的创新和支持新型投资有很重要的意义。
案例：湖北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形势下，很注重把握发展机遇。国家提出大力发展长江沿岸经济，湖北省有长江岸线1000多公里，在长江沿岸经济发展中有先天优势，依托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湖北省积极发展长江经济，带动了全省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向更高级形态、更合理的结构及更复杂的分工阶段进化演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的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向新的增长点进行转化。这些变化完成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就能很好完成。
如何引领新常态。正确认识新常态是为了更好地引领新常态。
第一，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深化改革。政府部门要转变自身职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继续深入进行行政审批改革，解决办事不力。监管滞后等问题。政府还要注重对经济结构进行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自身优化，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有序增长。
第二，要把经济平稳增长作为当前第一任务，政府要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都要做到有张有弛。
第三，推进经济发展的全面创新。政府要把发展创新落到实处，除了进行科技创新之外，还要着重注意产业产品方面的创新。经济发展需要创新机制给予稳定条件，政府要对市场体制不断进行完善。
第四，要保持平常心态，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回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数据显示，从1980年至2014年，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四年达到5%，其中，美国有九年能达到4%，日本只有八年能达到4%;俄罗斯有五年能达到7%，巴西有三年能达到7%，南非则没有一年能达到这一标准。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新常态形势下，经济增长在未来如果有小幅回落，也属正常现象，要用平常心去看待。做到上述几点，才能真正实现引领新常态。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快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就整体发展而言，并不是说让中国所有地区的经济发展全部同时进入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些欠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虽然经济基数较低，经济基础薄弱，但在各种发展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缓慢增长的情况。
第二，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空喊口号。新常态理论的提出，是党中央根据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征所做出的科学判断。新常态理论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总结，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整体把握，新常态理论有助于化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主要矛盾。
第三，不要把经济发展新常态单纯看作是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变化。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单单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其中主要包括区域结构更加优化合理，经济落后地区加速发展;动力结构趋向协调发展，投资、消费和出口更加平衡合理;产业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结构在发生新的变化，结构上的转变带来经济发展总体变化。
第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抛弃经济增长速度。很多人在看待新常态的时候，想当然认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就是放弃经济增长的速度，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变化节点，此时经济发展要转向中高速发展，不是低速发展，更不是不发展。国家对经济的把握是有一定底线的，不是放任经济不断下滑，而是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三、结语。
党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脉络，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路线和目标。我们要正确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的内涵，跳出对新常态的认识误区，这样才能做到对新常态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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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四
尊敬的党支部：
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了解：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在期待与猜测中终于定格为7.4%，虽然反映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多个宏观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下文为20xx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一，从年度数据看我国经济转型新起点。
(一)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在增强,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关系趋于协调。
由于过去我们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占的比重大,消费占的比重小,因此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调整。比如说,20xx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高于经济增长的7.7%。20xx年投资和消费的贡献基本接近,在整个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都在4%左右,净出口为负0.3%。出现负数说明我们的进口大于出口,而不是说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负的贡献，这只是统计核算的结果。现在比较协调的三大需求结构是转型取得的进展,是将来我们往前走的一个依托。
(二)第三产业发展活跃。
服务业活跃的结果是就业容量扩大。曾经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将影响就业。20xx年、20xx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两年为7.7%,但这两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分别超出了预期目标366万、410万。这些数字证明，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就业拉动的主要力量,这是转型的结果。
但现在,第二产业吸纳的就业比重很高,第一产业吸纳就业比重也仍然偏高,而服务业仍然偏低,中国经济最终要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应该是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占大头,现在远远没有达到。
(三)国际收支和出口结构继续改善。
我国国际收支中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连续三年低于3%，在国际认可的合理水平以内。20xx年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高达10%以上，受到了国际社会攻击。其实，我们不是依赖出口，问题出在哪呢?因为我国属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加工贸易比重太大。过去所谓的外商投资出口企业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而是车间,只是在完成订单，原料、销路都由跨国公司决定,我们]仅靠简单的组装来赚取一点加工费。例如，加工一个芭比娃娃我们赚几美分;一个出厂价150美元的苹果手机我们赚3到5美元加工费。结果国际社会却把账都算到了中国头上。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依赖出口,而在于出口结构不合理。
20xx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鼓励通信、铁路、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当年,站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港口,仰头看着巨型港口吊机上面赫然写了上海机床厂制造,真是自豪。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贸易结构由低端向高端转型,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我们要站到世界的制造高端;在加工贸易方面，要从低端组装向高端组装进军，向独立品牌、独立研发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方向升级。
(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但增长的质量提高了,优胜劣汰加快,企业亏损减，利税和微观的效益都有所改善,这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表现。
20xx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鼓励通信、铁路、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当年,站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港口,仰头看着巨型港口吊机上面赫然写了上海机床厂制造,真是自豪。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贸易结构由低端向高端转型,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我们要站到世界的制造高端;在加工贸易方面，要从低端组装向高端组装进军，向独立品牌、独立研发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方向升级。
此致
敬礼
汇报人：xuexila。
xx年x月x日。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五
引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所以作为祖国未来的当代青年人更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胡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青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进取的实际行动，自觉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在这其中显示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功扮演的前提，正确定位有利于大学生清楚所处的社会地位、明确社会角色，有利于增强在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行为的目的.性。
作为大学生应明确其基本角色是“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后备力量，是这种“人才”的主力军。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后继力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大学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大学生，承担着祖国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大学生个体，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格，总是受着这个社会的群体人格的影响。反之，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个体也会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因为在我国，大学生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每年都以数百万计而加入到社会群体之中，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青年中特殊的社会群体，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是国家极为宝贵的人才智力资源。由于他们的年龄优势，并且都将掌握着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人生发展和创造的黄金时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着突击队和主力军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物质基础的骨干力量。
另外，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实施者，也是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较高素质的建设者之一。我们就因该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建设社会。
当代大学生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培养自己所应有的和谐社会意识。通过一切可进行的途径，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建设，并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学习中注意各种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为此，大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逐步优化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二、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群体，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更有义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
首先，我们要培养正确的思想意识，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增强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树立民族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同时，我们大学生要树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理念，构筑团结互助、平等友好、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其次，大学生就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很大影响，大学生充分就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对高校毕业生而言，在他们毕业之际，能有一份让他们学有所用的满意工作，使他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消除躁动情绪，就会为全社会的和谐创造气氛和条件，也就是说大学生充分就业会有效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另外，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自愿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与劳动保障事业，从一开始就发挥着先进文化的作用。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行动致力于帮助有困难的社会成员，努力消除贫困和落后，减少社会公害和环境污染，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协调和全面进步，致力于建立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净化了社会风气。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作为一个载体，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社会和谐，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民族创新精神的养成有赖于大学生的拉动。从大学生群体中流溢出的科学文化精神，从大学生群体中走出的富有创造能力的人群，其自身所带有创新的活力，播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我们才能拥有扎实的基础、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实用的专业技术，从而完善和发展自我，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结束语】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作为社会的主力军，我们应当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共同促进祖国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大学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只要我们肯于投入其中，就一定会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上起到巨大而关键的作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肩负历史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祖国的号召，自觉投身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当中，将自己青春灿烂的年华献给祖国，投身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六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七
一般情况下，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都是由“资源—产—废品”的结构组成的，是一种单向循环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对煤炭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十分不利的，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样的发展模式最终会导致我国资源匮乏，并且同时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很多专业人士开始了对煤炭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希望以此来实现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下面本文就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相关的分析。
(一)保护国家能源安全。
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也必须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而煤炭作为最主要也是最宝贵的能源之一，其是否能够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对于我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持续性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可知，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资源的安全，能够有效地缓解我国面临的能源压力。
(二)构建节约型新社会。
近几年国家的政策明确表明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中，煤炭资源的利用率不是很高，这就代表着该产业中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的现象，这严重违反了我国社会建设的原则，因此，必须用新型的发展模式来取代原本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排放，从而降低煤炭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由此可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煤炭行业的应用，是响应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号召的重要体现。
(三)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对我国现有煤炭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不难发现，煤炭资源出现了枯竭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煤炭资源的开采数量将会增大，这样一来，现有资源的运用时间将会缩短，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资源可用的现象。因此，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我国煤炭产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同时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资源开采环节。
在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资源的开采环节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步，其为之后资源的利用等环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根据调查可以得知，目前我国的大型煤炭企业的资源回采率大约在50%左右，小型企业的回采率相对较低，一般不到20%，这样的数据就说明在煤炭资源的开采环节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煤炭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附近地区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对开采数量进行一定的控制，做好合理有序地开发，对煤炭的开采工作进行合理的规划，这样保证在资源的开采环节不会产生过于严重的浪费的问题，也能给之后的运用的环节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对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动力。
(二)废弃物排放环节。
在煤炭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排放是避免不了的，这个环节也是煤炭产业会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环节中，矿井瓦斯爆炸等灾害对矿工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对废弃物的排放完全不控制，其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周边居民的健康的威胁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按照相关规定对废弃物排放环节进行严格的控制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就需要企业在废弃物排放的环节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例如利用抽排瓦斯技术发电等等。煤矸石是煤炭生产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废弃物，其长时间的大量堆积会排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破坏生态的平衡。因此，对煤矸石进行废物再利用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这项举措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土地占用量，还能减少对周围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时为煤炭产业节约了一部分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近几年来，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是煤炭资源产业中常见的一种手段，具体就是根据工业生态学的原理，在不同的产业之中进行物质资源的集成与共同利用，进行信息的共享，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共享资源、相互依存的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举措。这种工业生态园区在煤炭产业中的应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因为在煤炭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下游工业，其与煤炭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煤炭工厂周围，可以建设以煤炭生产为核心的区域产业。就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生态工业园区是符合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一种产业形式。煤炭企业如果脱离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范围，那么企业就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遇到更多的困难，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企业发展步伐的停滞。这样看来，以煤炭产业为核心，在其周边建设一个资源共享、零排放、高效益的生态工业园区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很难做到持续供应，如果煤炭企业仍旧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象。因此，实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要之举，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能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为煤炭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崔倩,魏晓平.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矿业,2009。
[4]左铁镛.对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j].煤炭企业管理,2006。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八
摘要科技强国战略离不開高校的支撑，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对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践履价值，同时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科技人才及扩大社会影响力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效应，二者耦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科技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能力构建面临着认识层面“三重三轻”、服务层面“四多四少”、政策层面“五个缺少”等现实困境，完善体制机制以实现能力构建的具体路径包括：设计顶层机制，确保协同发展;完善规章制度，确保有章可循;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有序运转;完善激励机制，确保服务效率;完善信息机制，确保共建共享，形成良好的计划、行动、实施、反馈立体体制机制。
关键词科技强国;高职院校;科技服务;体制机制。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需要一流的高等院校作支撑，高等院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四大职能，社会服务能力是高校发展水平重要考量指标，其核心在于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科技服务。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底，我国高职院校总数已达1418所，高职院校在我国人才培养体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加凸显。然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却始终是各项基本职能履行中的薄弱环节。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对学校、对社会、对国家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效应。
（一）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历史演进逻辑。
我国国内高职院校产生与发展和科技服务有着天然的联系。我国高职院校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清末时期。清末的戊戌变法，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用来改变清末落后生产力的现状，实现资产阶级的自我革命。这一时期，出现了“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师范学堂”，其中，“高等实业学堂”的设置，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培养当时社会变革所需的工、农艺等技术型人才，横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类，纵分高等、中等、初等3级。由此可见，我国高职院校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科技发展的特定需求。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施政理念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离不开行政、事业单位的共同努力，离不开具有科技服务职能的高等院校。从经济层面来看，无论是经济发展动力及潜力需求，亦或者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客观要求，大力促进科技产业发展都必将成为新时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而当前我国科技产业发展，则主要依赖于高校为其注入丰富的人力资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必然也必须要具备相当的科技服务职能。
（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现实价值效应。
第一，为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力资源则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载体，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技术型人才是社会发展的亟需人才。三大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型人才作用的发挥。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就是不断向三大产业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人才服务，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提供无偿的技能培训，帮助社会人不断提高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为他们顺利参加工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利用师资优势、专业优势，向企业提供无偿的技术服务，如帮助他们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技能水平，从而提升企业效益。通过这两种途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技能人力资源。
第二，为社会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职院校是重要组成部分，但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大不相同，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知识型、研究型人才，而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其中“实用”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学生也最终会走上企业、社会一线工作岗位，提供最直接的技术性服务。通过高校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让在校大学生走出校门，提前步入可能走向的工作岗位，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学校所学理论知识的实践，用实践来丰富理论体系，弥补纯理论教育的不足，找出自身接受教育中存在的短板，并在今后的学校生活中加以弥补，以真正成长为社会实用型人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必须同社会实际需求相匹配，这样才能保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实用性。
第三，为学校发展扩大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对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丰富的生源保障。只有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学生及其家长才有可能选择这所学校接受高职教育。其次，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丰富的师资保障。当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科研、创新、理论等领域在特定区域、特定领域内取得较大影响力后，部分高水平教师才能为了自身发展选择前来就职。最后，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发展动力。只有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政府有关部门才会意识到该所高职院校的重要性，才会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为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便利。高职院校通过履行科技职能，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大与群众、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获得广大群众、有关政府部门的价值认可。
（一）认识高度表现为“三重三轻”
其一，学校层面“重教学轻服务”。受当前就业环境影响，多数企业在招聘高职生时，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在校成绩，特别是专业课成绩，而极少会去考虑学生是否进行过科技服务。受此影响，高职院校在“教学”与“服务”之间，毅然决然的会选择“教学”。因此，尽管很多高职院校也会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关于履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要求，但具体组织实施时主动性差，“等、靠”思想严重，等上级部门统一组织，靠上级部门协调、督促。其二，教师层面“重学术轻实践”。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教师满足于现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任务上，而不愿浪费在科技服务这个“副业”上;另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教师追求个人事业上的进步，特别是受现有职称评定标准的影响，更重视学术研究，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较低。其三，学生层面“重学业轻服务”。从当下高职院校学生对科技服务的认识现状来看，多数高职院校学生会把科技服务看作是学业之外的活动，参与科技服务积极性不高，即使参与也有娱乐化倾向，质量不高。
（二）服务广度表现为“四多四少”
其一，行业服务多，区域服务少。相当一部分的高职院校是由地方性职业学校或者中等专科学校发展起来，这类高职院校通常比较依赖其传统优势行业教育。因此，在为社会提供科技服务的过程中，多选择其传统优势所在行业开展服务，而很少会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实际需求，因此在科技服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盲目性、主观性，行业服务多且质量较高，但区域经济服务少且质量较低[5]。其二，技术服务多，科研服务少。一方面，高职院校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而言，招聘教师的要求较低，一部分教师在所学领域的科研能力不强;另一方面，相较于科研服务，技术服务所需时间、精力、人财物力都相对较少，因此部分高职院校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能够出工作“量”的技术服务上。其三，老牌专业服务多，新开专业服务少。对高职院校而言，开展社会服务就是一次次的学校宣传，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更愿意把自己的老牌优势专业拿出来参与科技服务，以展现学校的专业能力，加大老牌专业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力。而对于一些新开设的专业，则不愿意拿出手，怕被人看了笑话，损害了学校的声誉[6]。其四，学生服务多，教师服务少。部分教师或是满足现状忙于教学，或是忠于“学术”，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因此，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的重任就落到了学生身上，高职院校学生成为高职院校履行科技服务职能的主力军，服务质量明显不高。
（三）政策深度表现为“五个缺少”
其一，缺少制度引领。目前高校开展科技服务职能更多靠的是思想自觉，甚至是行政压力。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应从哪些方面着手、以何种方式开展、向哪一部门报批、基本程序是什么等基本问题，都缺少必要的政策制度机制来予以明确，缺少制度的引领，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主动性自然不足[7]。其二，缺少管理机制。从高职院校的机构设置上可以看出社会科技服务职能与教育职能、科研职能的不对等。高职院校会设立教学管理办公室、会设立科研办公室，但很少有高职院校会设立专门管理科技服务的科技服务处。其三，缺少激励机制。之所以高职院校会出现重教学轻服务、教师会出现重学术轻服务、学生会出现重学业轻服务的“三重一轻”问题，其根源在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因而也就缺少了参与科技服务的动力。其四，缺少信息機制。信息机制的缺失，使高校实际提供的科技服务与社会实际需要的服务内容不匹配，这也是高职院校科技服务水平不高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五，缺少协同机制。当前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过于关注高职院校作用的发挥，而忽略了与“企业”这个科技服务协同者的配合，二者相互协调沟通少，缺乏科技服务协同机制。
（一）加强顶层设计，确保协同发展。
顶层设计是一项事业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只有构建了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做好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才可能真正落实到位。其一，加快组织机构顶层设计。从国家机构层面来讲，教育、科技相关部门应设立专门负责管理高校科技服务活动的组织部门，相应的省市地区也应建立起基层高校科技服务活动管理部门，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从社会层面来讲，高职院校应成立区域性的科技服务理事会、科技服务管理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统一管理区域内高校的科技服务活动。其二，加快科教园区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科教园区是当前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重要载体，但也面临着顶层设计混乱、共建共享不足等困境。科教园区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应突破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孤立无援的现状，就必须注重发挥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作用，真正实现工学结合、共享共建，加快科教园区建设。通过地方政府牵头建立科教园区，积极引入一批优质企业，协调高职院校与企业建立实训基地;同时，以科教园区为载体，大力推动高职学生创业浪潮，把高职院校的技术创新发展为真正的创业项目，转化为真正的社会价值。
（二）完善制度机制，确保有章可循。
高职院校有效履行科技服务职能，政府将是最大的受益方。一方面，它承担了许多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科技服务职能，如技术转化、科技培训等;另一方面，它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了区域发展水平，间接增加了政府收入，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在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地方产业、行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方向等，对地方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目的、内容、程序、方式、范畴等做出政策规划，规范区域内高职院校的科技服务活动。同时，高职院校应把政府所建立的规章制度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在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建立本校的科技服务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展科技服务活动[8]。
（三）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有序运转。
科技服务（社会服务）职能是当下高职院校各项工作开展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完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管理机制建设，建立一个多功能、立体化的科技服务管理部门，建立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际确保制度得以贯彻实施。如建立科技研发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具有研发能力和兴趣的教师及学生参与具体项目的研发;建立外联管理部门，负责与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业的外联工作;建立服务规划部门，从整体性、连贯性上着手，科学规划学校社会服务行为，解决零碎化科技服务难题等。通过管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逐渐把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发展为科学化、规范化、统一化、效率化的高校行为。
（四）完善激励机制，确保服务效率。
政府部门与高职院校要针对高校管理者、教师及学生分别制定完善的激励机制，提高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履行的主动性、全面性和效率性。针对部分高校参与科技服务被动化、形式化的问题，教育部门应改善高校评价机制，把社会服务纳入评价机制之中，并以科技服务质量作为评判标准，提高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的主观能动性，杜绝以量取胜的评价行为;针对部分教师参与科技服务主动性不足的问题，应完善教师晋升机制，把科技服务纳入考评标准中，通过设立“科技服务之星”等荣誉奖励的方式，提高高职院校教师参与科技服务的主动性;针对部分学生参与科技服务形式化、娱乐化的现状，建议将科技服务纳入学分管理之中，并提高学分占比，通过学业刺激的方式提升学生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
（五）完善信息機制，确保共建共享。
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需要完善的信息机制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服务需求信息，并通过服务信息反馈不断改善科技服务行为，扩大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9]。因此，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是完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信息机制的首要任务。当然，这个信息平台的建设，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部门，需要社会、企业及高校多方积极参与进来，站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度、站在服务地方社会建设的高度，建立一个高质量、权威性、时效性的信息共享平台。当然，也要注重这个信息平台的信息反馈作用，及时把有效信息反馈给高职院校，帮助其改变科技服务方式、调整社会服务计划等。
参考文献。
[4]刘毅.服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力促地方现代产业发展——专访华南理工大学珠海现代产业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房俊东[j].广东科技，2018（9）：14-19.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九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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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十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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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恩富，等.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
[5]聂运麟.低潮中的奋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十一
内容摘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各国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繁荣的对外贸易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本文在对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并研究了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运行态势。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1亿元迅速上升到的182321亿元,增长了49倍多,年均年增长9.4%。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1%左右提高到近4%,在近30年时间里保持这种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六位。迄今为止,只有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3个经济体在20世纪连续40年保持年均7%以上增速的记录。
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概况。
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的1.1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6.7%。我国的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20的第3位,利用外资也连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截至2004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5600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70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308亿美元。
继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20更是达到14221.2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3.2%,相当于的2.8倍。2005年1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98.1亿美元,创当月进出口总值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0%。2005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5948.1亿美元,增长21%。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与前6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均超过千亿美元规模,与欧盟、美国的双边贸易分别突破2000亿美元。自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连续4年保持20%以上高速增长,2005年继续稳居全球第3位(见图1)。
综合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运行轨迹的趋势基本一致,即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外贸易也随之发生波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而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往往不景气。由此可见,二者呈现出较为密切的依存关系。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
日本经济学者小岛清的观点是,要揭示贸易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把贸易量的扩大同国民经济的增长加以对比更为合适。因此,本文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上加以分析。
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包括外贸整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与进口依存度三种。就世界范围来看,在当中,世界总贸易依存度为25.1%,发达国家为21.8%,发展中国家为35.6%。货物贸易依存度:世界为20.5%,发达国家为17.4%,发展中国家为30.1%,中国为21.1%。服务贸易依存度:世界为4.6%,发达国家为4.3%,发展中国家为5.5%。
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30%以上,20达到历史的最高峰44%。20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当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51%,进一步上升到60.2%,2004年上升到约70%,2005年上升到80%(见表1)。
表1说明,我国外贸依存度不仅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水平,也高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目前的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为保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出口贸易的问题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结论与对策建议。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有很明显的时期性。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进口是对经济增长的漏损,进口的增加将减缓经济的增长,加重进口国的失业,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但经济的增长将会拉动进口的增长;出口则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纯拉动,出口有利于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内的就业。
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变动不会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上升,加速通货膨胀,此时的国民收入的提高取决于供给能力的改善,这时的进口会增大本国的供给而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进口产品又分为进口消费资料和进口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进口会提高国内的暂时供给,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生产资料的进口能增加国内的长期供给能力,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出口则会降低国内的供给能力,加速通货膨胀,并不能增加国民收入,而出口初级产品和大量的原材料则会降低国内的生产能力,导致国民收入下降,这就是有名的“贸易贫困化”理论。但另一方面,出口能增加进口,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对外贸易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总量和质量。经济发展要求对外贸易的根本任务在于促进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如果对外贸易的发展与这些目标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对外贸易才能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外贸易结构失衡,效益低下。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不合理,大多是附加值低的产品,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尤其是纺织业,大大超过世界水平,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所占比重寥寥无几。因此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是当务之急,了解世界的需求并顺应需求,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质量,增强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重要途径。
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不能忽略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占有。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主要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经济管理经验等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和能力,通过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但一个国家的经济若长期依靠“外力”,不加快由导入型经济向内生自主型经济转变,将会给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问题。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国际比较优势,走开放型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来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进程加快,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合日趋紧密,全方位的竞争将明显突破地域的限制,我国只有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才能在国际交换中取得最大的利益。而我国的对外贸易才会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会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赵娇.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3。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十二
[提要]本文从有效需求角度分析经济减缓现象产生的原因，共涉及到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外国部门。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已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之后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的上升，必将逐渐丧失此领域的比较优势。如若不能在高新技术产业及时提高创新能力就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真空，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并阻碍经济发展。最后，本文从产品创新、消费信贷、社会保障以及资本结构优化等方面给出建议，以解决需求端带来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产业升级;需求不足;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0月29日
引言。
gni的中国人均数值在2010年达到4，26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跻身中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在2015年第一次跌破7%，2017年下降为6.9%。近几年的gdp增速都在6.7%～6.9%上下波动，经济增速由高速变为中高速。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意味着中国步入高等收入国家的时间是否面临着延后？因此研究经济放缓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具备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现在许多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文章都是从供给端等方面来考虑，很少从需求端来分析，所以本文研究由此角度展开。
（一）消费需求。
1、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国的人口现在接近14亿。据不完全统计，超过4亿人迅速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在全球排名第一。高收入群体对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中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
由于高端消费品的生产通常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更多的资本，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富人的偏好可能导致国内收入外流。一方面国内资金短缺，一些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另一方面需求量小的产业发展迅速，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国情。巨大的消费差距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大和升级，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2、收入预期不足。长期收入假说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是持久收入。持久收入即一个人期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得的平均收入，期间随着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变化而变化。目前，房屋贷款、婚姻、教育，医疗等因素带来的沉重压力降低了消费者的欲望。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增加社会保障才能进一步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购买力。
3、消费信贷不完善。信用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方式，是指消费者消费所用金额是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得来的。这种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消费者能够根据永久收入安排消费。当前，中国缺乏信贷消费主要表现在：（1）信贷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国的信贷消费近年来有所增长，而中国的消费信贷立法仍然不完善;（2）个人信用体系尚未整体建立。中国的信用体系仍在建设中，无法跟踪每个人的信用信息，准确反映借款人的整体信用状况，这将约束信用体系的健康发展。
（二）投资需求。就近两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普遍呈下降趋势。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较2018年下降了3%，由8%下降到5%。
从产业分布来看，中国三大产业民间投资增速均存在不同程度下滑，且产业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产业由6%下降到2.5%，第一产业由2018年第一季度的26%下降到-2.23%。第三产业也由2018年年初的10.1%下降到现在的7.17%。可得知，这种全国性的私人投资增长率下降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
（三）外贸需求。
1、外贸保护。关税等问题使得优质产品价格依然较高，中等收入人群转向海外购。中国的高价格是消费者转向低端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麦肯锡表示，中国消费了全球32%的奢侈品。事实上，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中，在中国销售的所谓奢侈品并不昂贵。进一步降低包括高端消费品在内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是推动消费增长和促进消费升级的重点之一。
2、产品升级缓慢。优质产品稀缺。近年来，由于产品质量不佳，虽然国内商品价格非常低，很多人纷纷涌向海外购买产品。而且由于内部市场存在垄断问题，极高的进入门槛使得它们没有必要加强创新，只要坚持日常经营就可以获得高利润。电子科技等高端型技术产业也会因为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而消极营业，创新需求和能力低下。例如百度，每天烦恼的问题是如何增加更多的广告而非产品升级。
（一）主要结论。中国初期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型，所以中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产业转型升级。若转型成功，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极强的活力。
中国众多的人口使得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时不得不考虑收入差距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实现绝大多数人均能够达到gni的中高收入标准，并非少数群体。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但整体经济依然具备充足动能。具体表现在我国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未来国内快速、持续的城镇化发展，能够积极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将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随着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不断提升，可以使内需进一步扩大，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所以，我国具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动能。
（二）政策建议。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我们可以将中国的产业大致分为四类，对发展周期不同的产业要实施不同的政策：第一类是核心技术落后于国际水平的产业，这类行业虽没有很大的竞争力，但拥有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政府应出台政策积极支持对其核心技术的研究，确保有效供给。第二类产业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主导产业。这个行业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政府应帮助公司进行基础研究，可以通过充当卖方来支持这些产业，帮助其进入世界市场，提高品牌影响力。第三类产业是失去优势的衰退产业。政府可以一方面帮助一些公司通过员工培训和教育实现内部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僵尸”公司，应通过政府干预这些公司的破产清算，及时止损降低其负外部性。第四类是拥有新技术的快速增长型产业，如中国互联网产业，已基本可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这些行业需要国家的激励，可以通过创立孵化器来保护其生长，引入风险投资解决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出台政策增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大规模创新，使其健康无忧的发展。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合理的收入分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步。对于金融、it等新兴行业自然垄断效应极强的行业，其极高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应最大限度让市场决定市场，严格对信息披露程度的要求。激励多种所有制的均衡发展。（2）税收工具是规范收入再分配的核心工具。在公平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低收入人群税率，提高高收入人群税率，形成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收入分配结构。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资源税的征收政策改革，利用财产税的完善缩小收入差距。另外，应发挥暴力机构的作用，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3、完善消费信贷体系。（1）豐富消费信贷产品的品种和适用范围。根据我国国情和市场的现实需要，研究新产品，以充分满足社会各界对消费信贷的需求。目前，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乡镇。乡镇的消费能力下降与落后的消费体系有很大相关性，因此要加快脚步开拓乡镇市场。（2）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形成信用信息申请服务体系。基于应用服务系统，将信用信息应用到每个现实场景中。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利率风险。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做好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建立一个度量模型，对利率风险发生时的风险进行量化。
4、激发企业及个人投资积极性。面对民间投资边际投资意愿下降等问题，首先要稳定民间投资预期，通过大幅度降低融资成本、税收和供应成本的其他因素，提高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其次通过放宽过渡门槛和实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扩大私人投资的渠道。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加强对私人资本权益的保护，确保有法可依。
5、提高对资本的投入，优化要素结构。（1）建立要素稟赋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优化要素稟赋结构。在要素稟赋结构中，增加资本的相对丰裕度。保持公开竞争的市场格局，使各种因素的相对稀缺性反映在市场价格中。（2）加速新兴产业在各行业的渗透和融合。按照工业革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当新技术成熟后，关键问题变成渗透和融合。首先，深化新兴产业对制造业的渗透，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各个生产环节的转型，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发智能生产线。其次，加快互联网对服务业的融合。智慧旅游、智慧金融等概念己不陌生，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促进了服务业更具有普惠性。因此，改革需紧紧握住互联网和大数据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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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十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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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十四
摘要：本文指出，由于六个宏观和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中国gdp的年均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十年的10%左右下降到今后十年的7%左右。这六个原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资金成本上升。我们的使用数量模型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如果承认增长潜力的下行，则宏观政策的基本前提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实际gdp增长率下次再降到7%时，就再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应该理解为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不断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另外，今后几个季度，即使同比gdp增长速度可能降低到8%左右（环比增长在三季度可能到7％），都只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
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枯燥的学术命题，但却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政策含义，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反应最终也会影响到每个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的gdp增长潜力只是7%，而政策却人为地将增长推高到10-12%，那就必然要求向经济中注入过多的货币，从而导致通胀、资产泡沫、银行坏帐等恶果。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之后则是政策紧缩和经济大幅波动。从经济结构来看，如果增长超出潜力，在经济上行周期内会出现投资过度、能耗和污染大幅上升，随后的下行周期中又必然出现产能过剩。
打一个比方，一定年龄段内的孩子的体重增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如果非要他“快速成长，”迫使他超量进食，短期内会使他体重迅速增加，但此后会导致肥胖，最终不得不去看医生减肥。搞得不好甚至会影响其终身健康。再用开车做另外一个比方。汽车在“正常”时速下行驶是最省油（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最不容易损坏汽车的零部件（可持续的）、最不容易出事故（可减少危机的风险）。但是，如果超高速行驶，一时间固然风驰电掣，但驾驶同样距离的能耗反而会增加，机件损耗加大，故障率上升，车辆寿命缩短；更可怕的是，高速驾驶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
所以，正确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制定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误判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人为的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结构失衡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如果宏观(总量)政策失当，结构调整就必然面临“两难”。例如，当gdp增长达到12%时，经济规律表明能耗增长必然超过gdp增长，节能减排就自然成为空话。换句话说，结构优化的前提是宏观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接近潜力、避免大大超过潜力。笔者认为，所谓科学发展，在宏观政策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搞清楚中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
下文分析了将改变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的六大原因。前三个原因（包括出口、地产和城镇化）主要从需求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潜力的变化。此后两个原因（包括劳动力、生产率）从供给角度看增长潜力所受到的制约。最后一个原因（资金成本）则从供求两个方面影响增长潜力。
根据这六大原因，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今后十年的gdp增长潜力很可能只有7%（甚至低于7%），远低于过去十年（定义为1999到）10.1%的gdp平均增速。笔者因此建议决策层在下一个“五年”和“十年”发展规划中将gdp增长预期定在7%。另外，基于这个7%的gdp增长潜力和3%左右的通胀目标，我认为适度的货币和信贷的年增长速度应该是14%，而不是17-19%。过高的货币增长会再次导致通胀、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失衡。
原因之一：出口减速。
过去，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今后无法复制的。
第一，中国加入wto，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在2002到之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其年均出口增长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但到最近几年，中国入世对出口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步消失。
第二，发达国家（g3）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个百分点。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罢工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按人民币计价的工资增长达每年1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则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增长就达到每年18%。面对这样的成本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行业将很快失去竞争力，许多工厂将被迫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出口年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减速。笔者估计，今后10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2%，为过去10年均增长率（23%）的一半左右。
原因之二：房地产需求减速。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三：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第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第三、下文将阐述，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原因之三：城镇化速度放缓。
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这与联合国开发人口署的计算基本吻合。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是，中国城镇化速度在“九五”期间已达到峰值，当时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此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降为年均0.8个百分点。最近的一些实际数据也支持对这个趋势的判断。比如，根据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全省“农转非”数量从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的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例如，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cbd、大广场、度假村、欧化建筑等千城一面的投资建设短期内刺激了地方gdp，但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则不得不改变此类粗放型的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规划设计，从而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提高增长质量。
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原因之四：劳动力增速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资本的.高速积累和技术进步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样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的研究认为，在1983到间，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大规模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前后达到顶峰，之后第一文库网将逐渐减少，因此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根据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中国人口红利在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则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另外，上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明显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将迫使政府将不得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劳力成本增长的加速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减速。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
原因之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
从供给面看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等）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过去，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达到年均3%左右。但这个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今后也将难以持续。
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2年之后将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由于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与发达国家，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再靠简单“复制”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会明显下降。我们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如法国、韩国、台湾、日本、巴西）的经验发现，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前十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在30年以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过去30年，只有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从“发展中”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例如韩国的人均gdp从5000美元（按美元不变价）翻了四倍，达到现在的20000美元。相反，许多拉美国家在30年以前与韩国的人均gdp相当，但在过去30年之内几乎原地踏步。比如，按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巴西的人均gdp在1979年到20之间累计只增加了29%，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
这个陷阱的背后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率增长的缺失。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没有做到。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专利注册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是巴西难以维持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这比巴西好一些，但远远低于韩过去30年的水平。除非中国能将自主创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则很难重现韩国在人均gdp在超过5000美元后所保持年均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加大保护力度、自主创新受到抑制，“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原因之六：利率将逐步提高，从而增加投资成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实际利率也呈现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偏低的倾向。用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同比增长率）在我们所比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台湾、韩国）。中国的长期实际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接近2%。同时，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名义贷款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年增长率之差）也在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的长期实际贷款利率只有2%左右，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则接近5%。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表明资金成本相对投资回报率或产品、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过低，就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点已被国际实证研究所证明。我们用20多个国家过去2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实际利率与通胀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表明抑制通胀要求提高实际利率。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实际利率过低，会导致和加剧通胀和地产泡沫；另外，负的实际利率会加剧通胀预期。因此，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则要求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升。
另外，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将增加对消费和通胀的上行压力，从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将降低储蓄率，从而推高利率。最后，随着资本帐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长期利率将开始出现与国际长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目前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仅为百分之3点多，远低于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长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综上所述，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上述六个原因对gdp增长潜力有多大影响？首先，我们用最简单直观的分析办法判断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出口减速和房地产增长减速――带来的影响。然后，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估算这些原因多gdp增长的总体影响。
出口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5个百分点：如前所述，出口增长减速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3%下降到今后的12%，减速11个百分点。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出口增长减速7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长就会减速1个百分点。所以，出口减速1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gdp增长潜力下降约1.5个百分点。
地产需求增长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2个百分点:?如前文所述，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0%下降到今后的10%。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2%，假设地产需求与地产投资增长基本一致，则需求减速10个百分比就意味着gdp增长减速1.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地产投资减速导致的产业联带效应，则对gdp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仅仅由于出口和地产需求减速这两个因素，就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潜力从10.1%降低了2.7个百分点至7.4%。城镇化的减速从需求面来看对gdp增长潜力还有额外的的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的下降、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金成本的上升等对gdp增长潜力还有来自供给方面的负影响。[2]?所以今后十年gdp增长的潜力很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在今后十年的后半部分增长潜力甚至可能低于7%。当然，保障性住房、新能源建设等政策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我们估计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和新能源方面的支出增长的加速基本上会被今后对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减速所抵消。
我们的cge模型表明，gdp增长潜力会下降到7%：为了比较系统地量化上述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模拟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形。这样就可以将对需求和供给面的各种冲击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内综合考虑。基本假设包括：与基准情形（即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年均10.1%的gdp增长的经济环境）相比，今后十年的（1）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个百分点；（2）劳动力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2个百分点；（3）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偏好变化，导致地产销售增长比基准下降约10个百分点；（4）在出口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国外对中国出口的年均需求增长下降12个百分点；（5）资金成本比基准提高1个百分点。上文提到的城镇化放缓的部分影响已经反映在房地产增长减速中，但城镇化减速带来的其他服务需求的减速则比较难量化，暂时没有在模型中处理。
在上述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显示，gd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情形约下降3.1个百分点，使得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到7%左右。结果与我们前文的判断基本吻合。
宏观政策含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
笔者估计，今年三季度gdp环比增长会降到7%；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也很可降低到8%左右。但这些都仅仅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准确判断增长潜力对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从更长期看，在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几年以后m2的增长速度恐怕只需要高于名义gdp增长2-3个百分点，届时12-13%的m2和贷款增速就足够了。
如果政府确实担心gdp下行到7%时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策应该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扩张和重新启动地产泡沫。
注：
[2]注意，来自需求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简单叠加。比如，如果需求下降3%，而相应的供给同时下降3%，则对经济的影响就是3%，而非6%。在本文研究的六个因素中，出口、地产、城镇化基本属于需求面因素，劳动力、生产率基本属于供给面因素，资金成本则同时影响供需两个方面。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模板15篇）篇十五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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