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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法律毕业论文篇一
摘要:“基础”课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实际紧密相连，实践教学是其非常重要的环节。研究性实践教学以培养学生针对特定问题亲身实践探索并试图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基本目标。这一模式由研究课题的提出、组织学生实施、学生具体实践、共同交流总结等环节构成。研究性实践教学的最后评价应注意全方位、综合性并贯穿全过程。
2015年7月27日，中宣部、教育部发布《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计划》强调，要“努力强化实践教学，建设与课堂教学相互促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学体系”，“注重总结实践教学成果，把优秀调研报告等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材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简称“基础”课)一般在大学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开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导论篇”。这门课程的最大特点是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实际紧密相连，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息息相关，所以尤其应重视实践教学。就课程性质而言，“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道德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主要渠道和重要环节，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素养、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学习这门课程要求大学生必须做到知行结合，对各种规范要求不仅要“内化于心”，更要“外化于行”。因此，“基础”课的实践教学不应该只是对理论教学的说明和补充，更不能纯粹为了完成这一教学环节而流于形式，而应该实行更具挑战的研究性教学模式。“基础”课的研究性实践教学是指在该门课程的理论教学期间，教师根据一定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坚持以人为本，力求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进而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以实例考查、问题探讨、社会调研等方式，对思想道德知识和法律问题进行自主探索和研究，使学生在实践当中受到更直接更深刻的教育。这是一种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并真正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促进知行统一的实践教学活动。总而言之，“基础”课的研究性实践教学不仅仅是一个教学环节或一种教学手段，而且更是一种教学理念和必须具有的重要教学内容，对实现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各高校具体实施方案中，“基础”课实践教学一般由课内、校内和校外的活动组成。就其具体教学形式来说，大多会采用课内的讨论、辩论、演讲以及观看视频等，课外的参观考察、访谈、社会调查、参加志愿者活动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是对传统的以课堂、教材、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改革，有助于提高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教学效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实践教学的目标不够清晰或目标层次偏低;只把实践教学当作点缀或任务在做，使得实践内容脱离教学目标或缺乏对实践内容的深度思考和挖掘等[1]。就其本质而言，实践教学的实质就是实践，也就是重在参与、体验、行动。但不能止于这个层次，而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或升华。因此，“基础”课实施研究性实践教学的目的应是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主动思考、勇于探索、努力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力求让学生在考察实践、调查研究、独立锻炼与相互合作的过程中亲身体会书本的理论，以更好地了解自身、认识社会，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素质、道德素养、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它以培养学生针对特定问题亲身实践探索并试图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基本目标。这一教学模式，要求大学生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锻炼与收获:一是要学会用研究的方法主动思考并积极参与和课程内容相关的实践问题研究;二是要在研究过程中积极动脑、动手，亲身实践，主动设计、参与、搜集、分析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尝试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三是要联系所研究的问题，对比、反思自身的观念、态度及行为，切实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养[2]。
“基础”课研究性实践教学要实现上述目标，真正成为与理论授课相互促进的“第二课堂”，最重要的是要把组织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3.1组织实施的主体在研究性实践教学中，组织实施的主体主要是承担“基础”课教学任务的教研室和任课教师。对于整个教研室来说，在理论课程正式开始以前，就应组织全体授课教师集体讨论，详细制定并修改完善研究性实践教学的具体方案;承担教学任务的各位教师则负责具体组织学生严格按照教研室所制定的方案逐步实行。
3.2实践课题的提出承担“基础”课教学任务的教研室应提前组织教师集体讨论，根据“基础”课的课程性质、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分门别类地归纳、编写相关实践课题供学生选择。为更好地实现本课程实践教学的目标，也可以让大学生亲自参与这一过程。如在某些教学单元中，教师可以先布置命题范围，然后引导学生去发现并提出问题，设计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教学效果会更显著。总体而言，所设计的研究课题要从解决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出发，是大学生感兴趣又迫切需要进一步了解、思考、研究的，并且是本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和关注的主要方面，要做到有的放矢。以湖南大学为例，关于适应大学生活的问题，我们设计了“大学新生不适应新人际环境的典型案例分析”“关于大学生作息时间的调查与分析”“大学生逃课现象的调查与分析”等课题;在理想这个主题方面，则设计了“名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理想的调查与研究”“大学生理想现状的调查与研究”“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相结合的个案分析”等;在爱国主义方面，“我的爱国情、爱国心、爱国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调查研究”“大学生国家民族意识的调查研究”等都是不错的选题。此外，“大学闲暇生活调查”“校园法治面面观”“大学校园十大不文明行为调查”“校园网络文明调查”“大学生诚信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大学生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调查”“长沙城市主要交通道路人、车违章统计调研分析”“两地书?母(父)子(女)情”“何为低碳生活”“大学生网络交友状况调查”“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大学生活中的法律现象剖析”“大学生消费现状的调查”等实践教学活动的设计也都很有特色。
3.3组织学生实施教师组织学生对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应尽量避免单个学生独立进行，而是要大力倡导和推广小组形式。湖南大学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通常是由学生自由组合形成研究小组，小组成员以4～5人为宜。在分组时须特别注意，一个小组的所有成员应是同一个专业班的同学，这就需要教师在学生自由组合的同时要及时宏观调控，以避免后期出现调研报告或研究论文在装订、存档以及成绩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具体的研究选题应由小组民主讨论确定，组长也须经民主推选产生。课题实践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成员内部应有明确分工和合作要求，每一项具体任务都应明确落实到个人。如谁负责资料收集、谁负责问卷或访谈主题的设计、谁负责撰写调研报告或研究论文、谁负责打印排版最终稿件等等。以小组形式开展研究性实践教学，不仅能使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也能使他们的研究能力、实践水平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得以提升。
3.4学生具体实践各课题研究组成员在经过多次讨论协商后，拟定详尽合理的研究计划，选择确定恰当的方法，积极开展社会实践与课题研究。比如，有的研究小组走出象牙塔，深入社区或农村，面对面采访社区居民、村民或郊区新市民，亲身感受民情民风;有的研究小组穿梭于学校教学楼、食堂和宿舍之间开展问卷调查或深入网吧暗访，了解大学生如何利用网络;有的小组直接在校园论坛或社交网络上进行调查，收集数据资料;有的则走进福利院、养老院，为孤儿和老人们带去欢乐与慰藉的同时，思考着怎么样才能更好地为这些群体服务;有的走上街头，观察记录公共生活中人们的公德意识与不文明行为;有的召开班级讨论会，交流各自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会与思考;有的参观监狱、旁听法院庭审，感悟领会我国的法治精神……各课题组努力调动所有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和能力，为完成实践研究课题坚持不懈地努力行动。
3.5共同交流总结“基础”课理论授课结束之前，教师可利用课堂时间或另外安排课余时间，让各课题组汇报交流研究成果和实践体会。在集中汇报之前，各课题组应对实践过程进行集体讨论，认真总结，利用相关软件对问卷数据和其它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高质量地完成一篇调研报告。湖南大学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除要求学生提供调研报告作实践教学的成果外，还要求各小组的每位成员都要撰写和提交心得体会等。汇报时各课题组除了制作ppt讲解调研报告外，还可以制作电子相册或者微电影等，把实践过程中所拍摄的图片、视频、录音以及问卷调查结果等都通过多媒体设备生动形象地向大家展示出来。最后，由教师作总结与点评，指出各课题组的成绩与不足，并提出各组以后可更一进提高与完善的建议。
研究性实践教学的最后评价应注意全方位、综合性并贯穿全过程。既要综合考核大学生们对待研究性实践活动的态度和参与热情，又要考察他们能否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去，并在问题提出和解决过程中主动获得新的体会和感悟。不但要评价学生们最后研究成果的质量，还要关注学生们在参与过程中的投入与表现，尤其是检查与评价学生在开展分工合作、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所获得的体验和感悟。评价者可以是研究性实践教学的组织者即教师，也可以是学生个人或课题研究小组等。在评价方式上则可多样化，如对调研报告和研究论文质量的评价与对研究小组的最后汇报、成果展示的综合表现评价要相联系;对整个研究小组的综合评价与对各个成员的独立考核要相结合;既要有定量考核，又要有定性评价;既要让学生集体互评，又要有教师综合考核等等。以湖南大学为例，对于“基础”课研究性实践教学的成绩评定一般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实践过程方面的分数，二是研究论文或调查报告方面的分数。实践过程方面的分数是评价学生对于研究性实践活动的参与态度和是否全身心投入、团队分工协作情况以及最后是否全部提交了研究论文或调查报告之外的所有其它材料(如实践计划、小组总结、个人心得等)。研究论文或调查报告方面的分数则是对研究论文或调查报告本身质量的评价。既包括对论文或报告这一最终成果的形式方面(如字体、字号、页面设置等格式)的考核，也包括内容方面(如课题论证的逻辑性、严谨性、创新性等)方面的评价。具体操作上，教师先对各研究小组的这两方面进行评分，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成员的具体表现以及在团队中的贡献来确定其成绩。
最后，教师还可将学生在研究性实践教学中的表现纳入课程考核内容，以此可以很好地弥补“基础”课考核单一的不足。跟以往单纯的卷面考试不同，此类考核更能锻炼和提高大学生的各项能力。无论是实践研究的选题、调研，还是研究论文、调查报告的写作、提交，自始至终，整个过程都能很好地锻炼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如资料收集和查阅的能力、社会实践和调查访谈的水平、人际交往和组织协调的能力、调研报告撰写的水平等，收获是很大的。此外，以小组形式进行研究性实践，对于提高和加强大学生的民主思想、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不无裨益。而且，这一实践研究过程同时也是学生自我学习、自我反省、自我德育的过程，从而更好地实现了“基础”课的总体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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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法律毕业论文篇二
提出我国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大量存在无证人出庭作证既怪异又正常的现象。为引入正文作铺垫。
二：证人出庭之现状
首先提出法律要求证人作证的义务。引用.齐文远.姚莉.邹斌:新刑诉法实施过程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商研究第6期，崔敏:刑诉法实施中的问题与建议载现代法学第1期中证人出庭作证现象之稀少作为本文论据之一，表明这种现象之严重。
三：证人缺席的危害
证人缺席将使法律真实偏离客观真实，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时将损害司法公正。主要体现在1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真实性;2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提出的证据未被替换，最初提出的'证据与庭审中出现的证据系同一物。引用张卫平主编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3剥夺了合法的质证权利。
四：证人缺席的根源分析
诉讼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依法进行，法律的健全是诉讼活动的保障，这是诉讼的客观要求。诉讼必须由人即诉讼主体来执行，诉讼主体的意志必将在诉讼过程中打下自身的烙印，这是诉讼中的主观体现。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作为诉讼中的现象，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寻找答案。即证人不出庭问题的解析必须置之于整个诉讼的背景下进行——这是本文的主要论点。
1我国法律在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对证人出庭的规范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2各诉讼主体的实践意志也在妨碍证人出庭
五：对策
1完善相应法律法规，限制书面证言的使用
2针对各自诉讼角色的不同制定响应的法律措施促使证人出庭
自考法律毕业论文篇三
1、毕业论文大纲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2、论文摘要和关键词。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代写论文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
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
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代写论文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
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代写论文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
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
自考法律毕业论文篇四
摘要：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相比，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其特征，接着分析了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措施，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问题保障
引言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刑事被害人界定及其诉讼地位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二）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对被害人保护的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
自考法律毕业论文篇五
论文最好能建立在平日比较注意探索的问题的基础上，写论文主要是反映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房屋是普通公民终其一生努力奋斗而拥有的最重要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试设想，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人将会处于怎样的困境呢?基于房屋在公民财产权利中的重要性，国家也通过立法加以重点保护。但在近年来的城市房屋拆迁中，损害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甚至侵犯被拆迁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却频频发生：房地产开发商以断电、停水、恐吓等方式，甚至以殴打绑架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逼迫居民接受拆迁;地方政府退居幕后，坐视被拆迁人权益惨受践踏而少有作为，在不应干预的场合倒是积极有为地偏向拆迁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拆迁人的权益遭受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为何失灵?应如何完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这些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笔者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论证来为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出谋划策，以尽绵薄之力。
(一)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利益受损者
一般而言，被拆迁人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由于自身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因而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下风，不具有响亮的话语权。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中侵犯被拆迁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野蛮拆迁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被拆迁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被拆迁人要么因缺乏保护自身权益的力量而选择以自杀等极端方式来表达对当下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抗议(如南京翁彪事件、北京朱正亮事件等);要么选择以爆发群体性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发泄对拆迁人和地方政府的不满(如湖南嘉禾事件、河北定州事件等)。稍有良知的人对被拆迁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也对翁彪式的悲剧抱以同情，更令他们愤慨的是拆迁人无视国法的肆意妄为和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
(二)行政权力行使不当，政府公信力缺失
目前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是行政主导拆迁，不管被拆迁人是否愿意，他都只能接受政府作出的拆迁决定并负有配合拆迁进行的义务，行政权力对于被拆迁人而言具有支配性。根据行政法原理，“行政权与公民权具有不对等性，行政权具有优益性或支配性。行政权可以设定、变更或消灭公民的权利义务，而公民却不具有同样的权利。”正是因为行政权的这一特性，使得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分配活动中受制于政府，而政府一旦不依法行政就将严重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违法进行强制拆迁对被拆迁人权益的巨大危害即是明证);又由于政府未能遵循法律优位原则，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来调整城市房屋拆迁中形成的利益关系，致使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几乎丧失了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价值。“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的情形则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公民对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三)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前已述及，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因行政权力行使不当已然难以发挥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行政诉讼又因为“面临诸多法律困扰以及受到现实环境制约”而在解决城市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不能充分地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如丰台区法院行政庭2017年以来共受理因拆迁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23件，判决维持的11件，裁定驳回的2件，原告撤诉的7件，判决撤消结案的仅3件。”此例说明被拆迁人要想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权决非易事，因为他们很难胜诉。这反过来就要求能为被拆迁人先提供切实有效的行政救济制度。
(一)立法方面的混乱和空白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继续存在缺乏法理基础。国务院于2017年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调整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领域的主要依据，但由行政法规来规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明显违反了《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和《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需要澄清的是：《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义的法律，而是狭义的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主体对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没有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而是遵从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况且这一法规也缺乏合宪性)，严重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和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的原则，所以立法上的僭越是导致政府机关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违法行政的根源。
2、立法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定性错位。关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在理论上纷争不休，有持民事法律关系说者，也有持行政法律关系说者，但与《条例》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认定一致的混合说似乎占据主流地位。判断某一法律关系的性质关键是看主体之间的地位：若主体之间地位是平等的，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参与法律关系并不受对方的强制，则该法律关系是民事性质;若主体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并能单方面设定、变更或消灭对方的权利义务，则该法律关系是行政性质。就目前《条例》的规定而言，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兼具行政和民事两种性质。首先，在拆迁许可、拆迁裁决、强制拆迁等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作出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意志对相对人有支配性和强制性，此类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其次，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就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发生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因为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以意思自治原则来进行协商。有论者则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应然属性出发，认为“房屋拆迁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受民法规范的调整，拆迁行为仅仅涉及拆迁当事人的民事利益，完全发生在民事生活领域，与国家利益和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无涉。”笔者认为，从城市房屋拆迁的实际运作过程出发，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的确包含了民事法律关系，但是在政府主导拆迁的条件下，行政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无疑是占据主要地位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是依附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存在的，具有从属性。根据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观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其实就是行政法律关系(尽管其不是纯粹的和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当然这一认识并不与《条例》契合。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条例》将城市房屋拆迁抹上民事法律关系的色彩，混淆了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淡化了政府的行政责任，导致整个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运行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