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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小论文篇一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小论文篇二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新闻小论文篇三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
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
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