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让我们更加关注身边的人和事，从而拥有更多快乐和满足感。怎样培养感恩的心态，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满喜悦和满足？以下是一些感恩的范文，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和灵感。
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篇一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篇二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篇三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诗篇中流淌着十分浓郁而又深重的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原始歌谣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而又耀眼的明珠。《诗经》本身是一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巨著，所以《诗经》中总承载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无数先哲，对《诗经》中的忧患意识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论语》中孔子曰“诗可以怨”，这种“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可见《诗经》中的诗篇多是诗人忧心愤慨之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提到：“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可见一般。《诗经》三百零五篇，按照题材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表现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三大类，而忧患意识则无不浸润在这些诗行中。
一、婚姻爱情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婚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命题在《诗经》中又得到了力证，表现婚姻爱情的诗篇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是《诗经》最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这类表现婚姻爱情的题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绝不是因为它们单单表现了婚姻爱情的缠绵和甜蜜，更重要的是这类诗篇散发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诗人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又得不到对方的垂青，内心的忧伤、苦闷、焦躁、担心表露无遗。如《周南・关雎》。
《关雎》是诗经之首篇，这首诗描写的是周南地区的一位男子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热烈追求、深切思恋，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无比哀伤、惆怅和苦闷的心情。孔子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评价了这一首《关雎》，孔子评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忧患哀伤之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就读出了其深意。试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温柔娴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侣呀!但诗人忧患的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最后忧伤苦闷得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诗歌充满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
(二)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当时礼法束缚，家长世俗的反对，而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
在《诗经》的时代，据《周礼》记载，男女间婚姻爱情大事已经受到礼教的深重压制和束缚，恋爱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即恋爱婚姻、娶妻生子必须首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间的婚姻必须要通过媒人介绍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婚姻，否则就会受到嘲笑、不被人们祝福，甚至阻扰。婚姻爱情面对如此深重的礼教束缚、家长包办、世俗讥议等恶劣环境，男女主人公在争取自由恋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爱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痛苦。
这类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体现《诗经》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在西周时期的男权社会里，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抛弃，其人生命运十分凄惨，其中的忧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从她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诗中女主人公的忧患意识十分浓烈，有恋爱时“非我愆期，子无良媒”之忧;有氓逼婚时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忧;有爱情受到挫折“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忧;有担心沉迷爱情最后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忧;有容颜已逝、青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忧;有遭受抛弃、行道迟迟的“淇水汤汤，渐车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担忧恐惧;有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其笑矣”的暗自神伤;有“淇则有岸，隰则有畔”的无穷无尽的哀伤埋怨。全诗充满了对妇女婚姻不幸的关怀和同情。
二、农事劳动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即为尧舜时的农官，所以周代统治者都以农立国，很重视农事，而《诗经》主要收集的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篇，所以《诗经》中以农业生产、农事劳动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篇表现得十分突出。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力低下，再加上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挥霍和压榨剥削，以及当时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要想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从事十分艰辛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动，所以《诗经》这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反映农事劳动题材的诗篇中忧患意识和表现得十分强烈。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
《豳风・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诗篇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画。农奴们有“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无衣抵御寒冬的生存之忧;有蚕桑女采桑劳作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忧心恐惧之情。
《魏风・伐檀》写的是劳动人民遭受统治者残酷剥削，过着举步维艰、忧心恐惧的生活，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剥削压榨的讽刺揭露和愤怒抗争。诗篇中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忧惧之心逃离之意，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十分形象生动。正如《诗序》中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三、战争徭役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以战争徭役为题材内容的诗篇较多，这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这些诗篇多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些叙写战争徭役的诗篇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左传》里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和徭役是压在当时劳动人民身上最为深重的负荷之一，是人民最为忧惧的一件大事。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战争、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如《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通过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将士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和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控诉了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中写道：“我徂东山，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我东曰归，我心西悲”、“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可见将士的忧伤之情和羁旅之思;诗中以一个士兵的角度，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家乡的思念、对妻子的哀叹写得入木三分，全诗萦绕在一片悲喜杂味之中。
《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兵役不息和人民困苦不堪。“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可见战争之广，当时老百姓都要去服役，人人都不能幸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去服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可见战争中士兵的艰辛和行途的危险。其中浸透着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
《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战争徭役造成了老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士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可见战争徭役不但深广沉重，而且还无期无尽，造成了妻离子散的无数家庭惨剧。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忧患意识浓郁而又深重，这种忧患意识在《诗经》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题材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很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痛苦的生活图画。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篇四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原始歌谣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而又耀眼的明珠。《诗经》本身是一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巨著，所以《诗经》中总承载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无数先哲，对《诗经》中的忧患意识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论语》中孔子曰“诗可以怨”，这种“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可见《诗经》中的诗篇多是诗人忧心愤慨之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提到：“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可见一般。《诗经》三百零五篇，按照题材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表现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三大类，而忧患意识则无不浸润在这些诗行中。
一、婚姻爱情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婚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命题在《诗经》中又得到了力证，表现婚姻爱情的诗篇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是《诗经》最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这类表现婚姻爱情的题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绝不是因为它们单单表现了婚姻爱情的缠绵和甜蜜，更重要的是这类诗篇散发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诗人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又得不到对方的垂青，内心的忧伤、苦闷、焦躁、担心表露无遗。如《周南关雎》。
《关雎》是诗经之首篇，这首诗描写的是周南地区的一位男子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热烈追求、深切思恋，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无比哀伤、惆怅和苦闷的心情。孔子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评价了这一首《关雎》，孔子评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忧患哀伤之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就读出了其深意。试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温柔娴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侣呀!但诗人忧患的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最后忧伤苦闷得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诗歌充满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
(二)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当时礼法束缚，家长世俗的反对，而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
在《诗经》的时代，据《周礼》记载，男女间婚姻爱情大事已经受到礼教的深重压制和束缚，恋爱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即恋爱婚姻、娶妻生子必须首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间的婚姻必须要通过媒人介绍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婚姻，否则就会受到嘲笑、不被人们祝福，甚至阻扰。婚姻爱情面对如此深重的礼教束缚、家长包办、世俗讥议等恶劣环境，男女主人公在争取自由恋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爱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痛苦。
这类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体现《诗经》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在西周时期的男权社会里，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抛弃，其人生命运十分凄惨，其中的忧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从她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诗中女主人公的忧患意识十分浓烈，有恋爱时“非我愆期，子无良媒”之忧;有氓逼婚时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忧;有爱情受到挫折“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忧;有担心沉迷爱情最后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忧;有容颜已逝、青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忧;有遭受抛弃、行道迟迟的“淇水汤汤，渐车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担忧恐惧;有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其笑矣”的暗自神伤;有“淇则有岸，隰则有畔”的无穷无尽的哀伤埋怨。全诗充满了对妇女婚姻不幸的关怀和同情。
二、农事劳动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即为尧舜时的农官，所以周代统治者都以农立国，很重视农事，而《诗经》主要收集的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篇，所以《诗经》中以农业生产、农事劳动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篇表现得十分突出。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力低下，再加上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挥霍和压榨剥削，以及当时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要想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从事十分艰辛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动，所以《诗经》这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反映农事劳动题材的诗篇中忧患意识和表现得十分强烈。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
《豳风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诗篇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画。农奴们有“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无衣抵御寒冬的生存之忧;有蚕桑女采桑劳作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忧心恐惧之情。
《魏风伐檀》写的是劳动人民遭受统治者残酷剥削，过着举步维艰、忧心恐惧的生活，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剥削压榨的讽刺揭露和愤怒抗争。诗篇中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忧惧之心逃离之意，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十分形象生动。正如《诗序》中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三、战争徭役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以战争徭役为题材内容的诗篇较多，这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这些诗篇多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些叙写战争徭役的诗篇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左传》里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和徭役是压在当时劳动人民身上最为深重的负荷之一，是人民最为忧惧的一件大事。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战争、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如《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通过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将士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和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控诉了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中写道：“我徂东山，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我东曰归，我心西悲”、“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可见将士的忧伤之情和羁旅之思;诗中以一个士兵的角度，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家乡的思念、对妻子的哀叹写得入木三分，全诗萦绕在一片悲喜杂味之中。
《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兵役不息和人民困苦不堪。“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可见战争之广，当时老百姓都要去服役，人人都不能幸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去服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可见战争中士兵的艰辛和行途的危险。其中浸透着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
《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战争徭役造成了老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士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可见战争徭役不但深广沉重，而且还无期无尽，造成了妻离子散的无数家庭惨剧。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忧患意识浓郁而又深重，这种忧患意识在《诗经》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题材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很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痛苦的生活图画。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拓展阅读
《诗经》中的如诗女人
穿越《诗经》的河流，趟过500年的岁月风尘，《诗经》中的女子在“雎鸠”的“关关”叫声里登场，她们穿过“白露为霜”的`“蒹葭”袅袅娜娜地走了过来。或巧笑嫣嫣，或娴静柔美，或朦朦胧胧，或活泼顽皮，或痴情坚贞。她们就是男人心目中的一首首诗，既蕴涵着古典韵味，又展现着似水柔情。她们仿佛江南缓缓流淌水面上那一叶独立的小舟，静谧安详，坚强美好，令人思接千里，意涌八方。
采荇菜的女郎——男人心目中的一首散文诗
青山绕碧水，碧水映青山。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在乡村的河边，一位美丽的女郎正在河边采摘荇菜，她不停地采呀采呀，荇菜在她的手里就像个小精灵一样跳来跳去，她俏丽的脸庞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得红润健康。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劳动，有着娇美容颜的健康阳光的女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与青山绿水为邻，女郎吸收了天地的灵气，接纳了自然的精华，自然是如山一样的沉静，如水一样的柔美。远离了尘嚣与嘈杂，心灵澄澈，以劳动为乐的女子，自然纯真，根本不用粉饰装扮，不用娇柔做作。她的美在劳动中，在自然中。这样的女人内外兼修，就是男人心目中的一首散文诗：自由活泼，精美含蓄。她们于简单中快活，于明丽中彰显智慧。于是，她们成了“君子好逑”的对象。君子为她们“辗转反侧”，“寤寐思服”，以至于幻想和她们“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君子爱情之花盛开，以至于到了魂牵梦萦的地步。
宛在水中央的伊人——男人心目中的一首朦胧诗
碧水悠悠，白云绕绕。美丽的女子宛在水中央，她若隐若现，朦朦胧胧。犹抱琵琶却遮却半面娇容，倚水而居却隐去娇姿美艳。女子显而不露，男子苦苦追寻。隔岸观花，远观胜于近瞧。隔岸观伊人，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距离产生美，似明白又模糊的感觉就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这样的女子就是男人心中的一首朦胧诗：模糊含蓄。她们可望而不可即，虽韵味十足却从不张扬，只留冰山一角却让你遐想翩翩，执着追求。于是，男子为伊人不顾路途艰险，也要“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一棵蒹葭草，一段迷离情。爱情似乎触手可及，萦回在梦里，却是灵魂不能轻易到达的美丽。
爱而不见的静女——男人心目中的一首山水诗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一位恬静温柔的女子，与自己的情人相约在城边见面。但情人赶到时，她却和他捉起了迷藏，急得情人不知所措，“搔首踟蹰”。这时女子微笑着出来，轻轻地递给情人一根“彤管”和一支茅荑花。情人把它们都当做了心爱的宝物，很是高兴。在他的眼里，这些小草小花寄托了静女对自己深深的情感，是他们爱情的象征。女子恬静俏皮、纯朴羞涩，是男人心中一首绝妙的写意山水诗。她有山的质朴、稳重、静美和坚毅，也有水的柔美、含蓄、飘逸和空灵。她是山与水的结合体。她的质朴离不开缠绵的情愫环绕，她的静美总要和活泼浪漫相映衬。一首山水诗，给人带来的是清新、恬淡和幽雅。男人读《静女》，读出的是爱情的甜蜜、青春的律动和生命的活力。爱而不见，矜持含蓄。给爱一点空间，便能演绎出无限美丽。
“寤寐无为”的女子——男人心目中的一首绝句
《诗经》中有一首诗叫《陈风。泽阪》，它描写了一位善感多情的女子，在池塘边遇见一位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她对这个青年一见倾心，不仅热烈地赞美他，而且忧郁地思念他。由于思念之深，始而“涕泗滂沱”，继而“中心悁悁”，最后，辗转伏枕”。女子思慕美男子，不得而流泪惆怅，辗转难眠。妙龄少女怀春，羞涩心慌。遇见让自己一眼就着迷的男子，自然是心里平平仄仄一番，欣喜、忐忑、惆怅、焦躁不安。而这些意念和感受又是一瞬即逝的。怀春的女子怀着一种惊喜和美好的愿望而来，她们没有接触到爱情消极的一面，非常单纯非常可爱。她们没有冗杂的思想，没有世俗的偏执。见不到自己的心上人，她们只是流泪、思念，思念、流泪。她们的心都像含了颗未熟透的青橄榄，甘甜后余有涩味，却又如新拆封的腌梅，辛酸里回味无穷。她们就是男人心目中的一首绝句：纯粹、经典。她们既能让男子感受到女子情窦初开时的害羞和甜蜜，又能使男子体悟到女子魂牵梦萦时的朴质动人。她们押着韵而来，在平平仄仄中享受着暗恋的美好。形同于《关雎》与《蒹葭》，女子对男子的思念和追求执着坚贞。
《氓》中被弃奇女子——男人心目中的哲理诗
《氓》中的女子被负心汉抛弃，她没有对男子低声下气的求告，也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勇于控诉和抗争。当初男子对她“信誓旦旦，不思其反”，骗得她的感情后，与之结婚。女子结婚三年，挨饿受贫，任劳任怨。男子却“二三其德”抛弃糟糠。女子对背信弃义的男子血泪控诉，勇敢地同负心人一刀两断。这个女子有思想，有个性，敢作敢为，是男人心目中的哲理诗。从被弃的女子身上，男人们懂得了爱情需要执着、爱情需要勇气和承担、爱情需要原则也需要放弃的哲理。《氓》中被抛弃的女子大胆勇敢智慧，相比于其他旧时女子，她的个性更强，她的思想更睿智。
《诗经》中女子个个如诗。她们美丽、含蓄、纯真、自然。一本《诗经》在手，那些美丽的女子形象总在脑海盘旋。她们聚集山川大地之灵秀，在大自然的濯洗下展示自己的丰姿，让君子“辗转反侧”，继而想“琴瑟友之”。那些“女也不爽，士贰其行”的女人低泣，也让我们心生哀怜。感慨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诗的女子，又在水之湄朦朦胧胧的流动起来、明亮起来，正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呢！
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篇五
杜甫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代表，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特点。下面一起来看看!
一、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格调
“忧患”贯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始终，渗透文学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是最主要的表现主题之一，不管喜怒哀乐，“忧患”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它始终是贯穿在中国文人字里行间中的一根明线，织成了中国文学的五彩纷呈。
中国古代诗歌以忧患始终，对国家的忧虑，对百姓的同情，对人生的关切，都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精神和格调。最早的“忧患”出现在《周易》中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使书中也充满了忧患的智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诗经》的千古诗篇到贾谊《吊屈原赋》的悲愤抑郁，再到杜甫诗歌中的沉郁顿挫，忧生嗟叹，“忧患”无不如影随形地伴着他们从过去走向现在，并将这种影响持续下去。
二、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目睹了唐代由盛而衰，经历了自己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年轻到“忧端齐终南，濒洞不可掇”的终老，从开始对个人功名的追求实现到忧国忧民的强烈意识，这一主题贯穿了杜甫的一生。
“沉郁顿挫”是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深沉凝重，表现手法曲折迂回，语言声律抑扬顿挫，这背后是他那颗兼济天下的柔软的内心。这条“忧患”的线不仅贯穿始终，范围也很广。他为自己的前途、全家的生活和友人的安危而忧虑，但这并非生活的全部，正所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及彼，由大到小，都是杜甫心之所系。他的视线能够跳出自己，投向更加广阔的现实，这是他超越前人被后人所铭记的原因。
“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中千重万叠，堪比山海的忧愁让人揪心。杜甫坚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但此时，也忍不住大声呼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怀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推己及人，忧国忧民，深厚的感情溢于言表。饮酒时“忧国只细倾”、题画时“时危惨淡来悲风”、观舞时“风尘倾洞昏王室”，正如南宋文学家周紫芝所说“少陵有句皆忧国”。
最能代表杜甫的“三吏”“三别”中“忧患”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安史之乱，兵事不息，烽火连绵，民不聊生。他在兵荒马乱之际离开洛阳返回华州，路上看见处在战乱中的人们是如何的水深火热，悲苦不堪，到处都是可歌可泣、可悲可恨的场景。诗中呈现的就像是真实的新闻纪实和感人的报道评论，他用不同的镜头和角度去记录他看到的、听到的、问到的种种活生生的现实，只有这样的现实才能刺痛观众心灵最深处的防线，让观众为之动容。
不同的人物、事件和境遇，但他们的不幸却都是相似的。《石壕吏》中“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的凄苦与悲凉;《新安吏》“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的无奈与悲愤;《新婚别》一个“暮婚晨告别”，一个“沉痛迫中肠”;《垂老别》“子孙阵亡尽”的老人却也不得不“长揖别上官”的悲苦;《无家别》看到“家乡既荡尽”后“远近理亦齐”无家可别的无奈与苦楚……每一幅画面都像一面镜子，还原了安史之乱后的真实面貌。杜甫用自己特有的镜头记录了安史之乱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书写百姓的苦难;他用广阔的视角频繁地写时事，提供了比事件本身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使得他的感情和这些画面彼此交融，呈现在了字里行间。
三、杜甫忧患意识的根源
忧患意识不是发自杜甫，是在先民之初就与生俱来的。上古时期自然环境险恶，在先民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从而使神话萌生出一种本能的忧患意识，神农、鲧、禹身上都折射出由于肩负历史使命而承载的压抑和忧患。这种忧患意识，在历史进程中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
《诗经》和《楚辞》进一步奠定了忧患主题的里程碑，为后来诗歌和文学发展奠定了基调。春秋战国的孔孟继承了这样的基础，认为忧患重要并且必要，提出了“生于忧患”，并产生了更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杜甫认同并遵循儒家思想体系中以家国为忧的精神，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自身处境，这种影响的渗透对他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体现在他的人格理想追求里。杜甫以“仁”为安身立命之本，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将儒家对人格的追求融入了自己毕生的理想。杜甫的人格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一生，始终和苍生、社稷的命运紧紧相连。虽然他没有屈原的坚定执着，也没有李白的潇洒飘逸，但他遵守儒学先贤，用“浩歌弥激烈”表示对儒家之道的坚持。在病重虚弱时，仍不忘以“仁”要求自己，心系百姓，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仁而爱人。不仅如此，他更希望用“仁”来鼓励和要求别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希望他的朋友们能推行仁政，“上请减兵甲，下请安井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将古圣先贤的意识贯穿到诗中，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不断追求。
“忧患”贯穿着杜甫诗歌的始终，随着他生活的不断变化，将“时、世、生、死、人、民、进、退、家、己”构成了这一主题的内涵，从大到小，相互交融，使得杜甫诗歌的内容变得丰富和真实。
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篇六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对后人形成关注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感有着深远的意义。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动荡和人间苦难，阅尽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公正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与最底层人民一起颠沛流离，休戚与共。他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对后人形成关注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感有着深远的意义。时至今日，仍然滋养着华夏儿女的精神世界。
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儒守官家学渊源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儒家“入世”、“有为”的进取精神从小便对他产生影响，并终其一生。“忠君”、“爱民”的爱国思想也深入骨髓，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的重视。20岁以后，他到江南的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又于次年到齐赵一带漫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饱览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结下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这时唐王朝还算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年轻的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着登山涉水、高歌游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浪漫生活，但也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其时诗作虽有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体擦民情休戚与共
天宝五载(746)，杜甫到长安，想求得一官半职，有所建树。次年，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过着“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穷愁潦倒生活。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也未能改变“尝困于衣食”的处境。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也结交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由《兵车行》开始形成贯穿一生的忧患意识：“车鳞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字字句句都是对统治阶级穷兵默武的谴责，对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己!”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战争导致了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和人民的穷苦。“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为无辜的死者鸣不平。他关注社会现实，对国家现状进行思考。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
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并对他们寄寓深切的同情。
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上悯国难下痛民穷
天宝十四年(755年)，深受玄宗器重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安史之乱爆发。十余万叛军，从幽州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直指长安，从内部给唐朝捅上狠狠的一刀。次年，潼关失守。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看着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诗，唱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悲歌，感时伤世。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病苦的讽刺诗，同时也是爱国的诗篇。他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在安史之乱期间，他大声疾呼：“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杀敌报国的心情跃然纸上。他鼓励朋友们“临危莫爱身”，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上悯国难下痛民穷。
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超越自身兼济天下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过着“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活。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只要“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悲天悯人的情怀，超越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贯穿如一。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强烈的忧国忧民责任感已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
宝应二年(763)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脱口唱出“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以为社会安定有望，自己也有希望回到洛阳。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五、“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病体沉疴家国为念
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大历元年(766)秋作于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的《白帝》：“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描写白帝城暴风骤雨的景象，给读者展现一幅凄凉萧索，满目疮痍的秋原荒村图。通过这样的环境的描写，表现了杜甫对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沉郁的忧愁与哀思。在飘零的人生旅途中，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人民，内心无限悲哀。流露出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不忧己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其间，杜甫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再加上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他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居无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在船上度过。大历五年冬于贫病交加中死于湘江舟中，终年59岁。“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临死前，他仍在忧虑，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中还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诗句。虽病体沉疴，仍以家国为念。
杜甫的诗里也有一些表达亲情友情和对自然热爱之情的作品。《月夜》、《月夜忆舍弟》以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等，代表了杜甫另一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小生灵的热爱和对家人朋友的挂念。
杜甫生逢安史乱前的全盛时期，目睹了危机潜藏但仍繁华豪奢的开元盛世，在安史乱中颠沛流离，亲身体验了战乱给民众带来的血泪苦难，中晚年又目睹了唐王朝衰落的开始。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的忧患意识家国情怀是他对自己国家高度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对后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延续。读来令人热血沸腾，激发出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这些人文精神正是构建和谐社会不竭的精神力量的泉源。
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篇七
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篇八
一、忧患意识在杜甫诗歌中的体现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诞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受到了人民的热爱，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