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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一
论文摘要：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但合作的形式和文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却有所不同。
在浙江省开化县农村，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四位一体”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得以推广，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论文关键词：四位一体;合作;民主。
习惯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被统称为“三农”问题。
中央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出台过很多政策，减负型的，如取消农业税;输血型的，如建立农村医保、低保制度，而通过创新农业农村生产服务体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重建农村社会的主体结构，从根本上推动农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型政策不多。
合作是农民应对自然、市场、政策风险的必然选择。
在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经验教训和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的基础上，浙江省从2006年底开始尝试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称为“三位一体”，即“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联合构成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作为全省“试点”之一的开化县，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即通过一定的利益机制、组织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把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科技信息合作四类组织融合在一起，增强为生产服务的流通、金融、科技三重功能，发展贯穿县、乡、村三级的组织网络而构建的新型合作体系。
“四位一体”是农村经济合作制度的一种新发展，其本质是基于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的基础上对于“统”的需求而产生的制度创新，其出发点是发展经济，但实践效果却远远超出初衷。
本文试从经济学、社会政治学两个角度分析此项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
一、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的背景。
(一)农村缺乏市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亟需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农业农村原有的经济形式、经济体制和服务体系对生产经营要素的适应能力与吸纳能力不断弱化甚至丧失。
就市场而言，在现有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分”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统”的环节却很薄弱，造成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难以对接或者对接后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就土地而言，缺乏有效的流转机制，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就人才而言，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业后续劳动力不足，有沦为“老人农业”的危险;就资金而言，农业生产缺乏获得信贷的有效途径，各种金融单位不断把农村资金抽向城市、流向工商业，农业农村不断“失血”。
据统计，2003～2006年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面向大农业贷款占总贷的比例是77.68%;就科技而言，单家独户小规模生产阻碍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留守农民的素质制约了对新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难以突破。
这就是当前“三农”发展面临要素缺乏的困境。
(二)农村现有生产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前些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单干”、公司+农户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在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上，在增强市场主体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其覆盖面不广，服务功能不强，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也逐渐显现，而且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刚刚颁布，很多专业合作社运作不规范，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不高。
作为为农服务的经济组织供销社、信用社也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和局限性，面对分散和众多的农户，服务范围窄、成本高、风险大。
农民仍然是市场竞争的弱势群体，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
在当今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宏观环境下，农民在专业合作社之上迫切需要一种合作面更加广泛，服务功能更加强大，合作程度更加深入，制度更加规范的新型合作平台。
(三)政府对农村农业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既需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形成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主体的要素配置和生产组织的格局，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加和改善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
目前，我国对农业的公共产品供给既存在数量不足、内容不全的问题，又存在途径单一，效能低下的问题，特别是存在“条自为政，互不配套”和“条配置多，块整合少”的“条块分割，条强块弱”的现象，这不仅可能导致公共资源配置千篇一律，效率不高，而且容易出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延续管制性管理的老路。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块为主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促进市场与政府，条与条，块与块的资源整合，引导政府从管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变。
二、“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保证农民经济增收。
(一)“四位一体”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
在“四位一体”中，农民专业合作是生产主体的联合组织，是联合体的基础或基点，也是其他合作组织的最终服务对象;供销合作是流通的血脉，是生产发展的依托;农村信用合作是生产发展的坚强后盾;科技信息合作是生产腾飞的翅膀。
合作实现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使生产、流通、销售结成一条有机的产业链;合作克服了四类经济组织分头为农服务，相互脱节的局限性，使服务更全面，更及时;合作使农民不再是市场经济大潮中单薄的，没有信息导航的“孤舟”，而是联合起来的“航母”。
经济学家发现任何“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它们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现代农业也不例外。
现阶段，这些要素除自然资源外，在农村农民自身极其匮乏，而在城市的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相关事业单位却相对过剩。
新型农业服务体系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和推进农业产业化架起了桥梁。
一方面，为非农主体投资农业、支持“三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产业间、城乡间的良性互动和渗透，促进农业和工业、供销、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融合，促进一、二、三次产业间的对接，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重要平台;另一方面，它把各环节的生产要素和各种服务通过合作协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农民提供全程服务，有利于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2007年1～6月份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农贷款占总贷比例达90.2%;6～8月份仅池淮镇农户通过联保贷款机制从信用社就获得1200万元资金支持，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每天为各合作社提供各种科技信息5到10条。
(二)“四位一体”合作服务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收益。
1、降低交易费用。
农户市场交易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农资费用、服务费用、谈判费用。
单一农户交易量小，主体相对独立、分散，总体来说，交易次数多，重复投入多，交易成本高。
建立农村合作协会后，服务体系内部交易按照合作协议规定，由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和科技信息服务中心统一协商，既能保证服务质量又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根据池淮镇《农资供应服务协议》，农资公司承诺：“决不销售‘三无’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商品，假冒伪劣及过期商品;开展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延长营业时间、送货到村到户等多种便民服务;在价格上给予优惠”。
合作体系外交易，以专业合作社为主体，联合其它经济组织与客商进行谈判，可以使一次谈判在同一个合作社甚至多个合作社内部普适化，既提高了谈判实力又减少了谈判交易次数，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
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二
尊敬的党支部：
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了解：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在期待与猜测中终于定格为7.4%，虽然反映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多个宏观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下文为20xx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一，从年度数据看我国经济转型新起点。
(一)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在增强,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关系趋于协调。
由于过去我们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占的比重大,消费占的比重小,因此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调整。比如说,20xx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高于经济增长的7.7%。20xx年投资和消费的贡献基本接近,在整个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都在4%左右,净出口为负0.3%。出现负数说明我们的进口大于出口,而不是说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负的贡献，这只是统计核算的结果。现在比较协调的三大需求结构是转型取得的进展,是将来我们往前走的一个依托。
(二)第三产业发展活跃。
服务业活跃的结果是就业容量扩大。曾经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将影响就业。20xx年、20xx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两年为7.7%,但这两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分别超出了预期目标366万、410万。这些数字证明，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就业拉动的主要力量,这是转型的结果。
但现在,第二产业吸纳的就业比重很高,第一产业吸纳就业比重也仍然偏高,而服务业仍然偏低,中国经济最终要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应该是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占大头,现在远远没有达到。
(三)国际收支和出口结构继续改善。
我国国际收支中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连续三年低于3%，在国际认可的合理水平以内。20xx年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高达10%以上，受到了国际社会攻击。其实，我们不是依赖出口，问题出在哪呢?因为我国属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加工贸易比重太大。过去所谓的外商投资出口企业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而是车间,只是在完成订单，原料、销路都由跨国公司决定,我们]仅靠简单的组装来赚取一点加工费。例如，加工一个芭比娃娃我们赚几美分;一个出厂价150美元的苹果手机我们赚3到5美元加工费。结果国际社会却把账都算到了中国头上。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依赖出口,而在于出口结构不合理。
20xx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鼓励通信、铁路、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当年,站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港口,仰头看着巨型港口吊机上面赫然写了上海机床厂制造,真是自豪。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贸易结构由低端向高端转型,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我们要站到世界的制造高端;在加工贸易方面，要从低端组装向高端组装进军，向独立品牌、独立研发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方向升级。
(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但增长的质量提高了,优胜劣汰加快,企业亏损减，利税和微观的效益都有所改善,这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表现。
20xx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鼓励通信、铁路、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当年,站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港口,仰头看着巨型港口吊机上面赫然写了上海机床厂制造,真是自豪。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贸易结构由低端向高端转型,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我们要站到世界的制造高端;在加工贸易方面，要从低端组装向高端组装进军，向独立品牌、独立研发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方向升级。
此致
敬礼
汇报人：xuexila。
xx年x月x日。
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三
引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所以作为祖国未来的当代青年人更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胡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青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进取的实际行动，自觉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在这其中显示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功扮演的前提，正确定位有利于大学生清楚所处的社会地位、明确社会角色，有利于增强在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行为的目的.性。
作为大学生应明确其基本角色是“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后备力量，是这种“人才”的主力军。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后继力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大学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大学生，承担着祖国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大学生个体，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格，总是受着这个社会的群体人格的影响。反之，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个体也会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因为在我国，大学生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每年都以数百万计而加入到社会群体之中，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青年中特殊的社会群体，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是国家极为宝贵的人才智力资源。由于他们的年龄优势，并且都将掌握着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人生发展和创造的黄金时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着突击队和主力军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物质基础的骨干力量。
另外，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实施者，也是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较高素质的建设者之一。我们就因该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建设社会。
当代大学生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培养自己所应有的和谐社会意识。通过一切可进行的途径，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建设，并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学习中注意各种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为此，大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逐步优化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二、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群体，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更有义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
首先，我们要培养正确的思想意识，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增强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树立民族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同时，我们大学生要树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理念，构筑团结互助、平等友好、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其次，大学生就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很大影响，大学生充分就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对高校毕业生而言，在他们毕业之际，能有一份让他们学有所用的满意工作，使他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消除躁动情绪，就会为全社会的和谐创造气氛和条件，也就是说大学生充分就业会有效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另外，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自愿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与劳动保障事业，从一开始就发挥着先进文化的作用。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行动致力于帮助有困难的社会成员，努力消除贫困和落后，减少社会公害和环境污染，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协调和全面进步，致力于建立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净化了社会风气。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作为一个载体，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社会和谐，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民族创新精神的养成有赖于大学生的拉动。从大学生群体中流溢出的科学文化精神，从大学生群体中走出的富有创造能力的人群，其自身所带有创新的活力，播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我们才能拥有扎实的基础、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实用的专业技术，从而完善和发展自我，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结束语】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作为社会的主力军，我们应当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共同促进祖国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大学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只要我们肯于投入其中，就一定会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上起到巨大而关键的作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肩负历史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祖国的号召，自觉投身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当中，将自己青春灿烂的年华献给祖国，投身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四
摘要：在本文中，为了需求中国经济法学主导理念的这一盏明灯，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创新观念，并论证其重塑不只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特性，并且能够使经济法学更好地整合本身力气，从而承当起构建整个经济法学体系的世纪重担。
一、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
在悠悠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每一次社会提高都是随同着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并且每一次社会的转型多是在“痛苦”的抉择和整合社会利益中渡过，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社会进入了加速开展的转型期。当下的转型期和人们的利益最为亲密，其传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都遭到宏大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这就需求各种手腕来加以管理，而法律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中国经济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变革最为亲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肩负着为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保驾护航的重担。中国经济法担负着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学界普通以为，经济法学的产生是遵照“市场缺陷--需求国度干预--经济法产生”这样一种西方范式。但是，我国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国情不同，使其肩负的任务亦不同。正如陈教授所论述的：“中国的理想不是市场充沛兴旺后呈现的市场失灵，而是没有市场，市场发育不全；政府当下的主要任务不是干预市场，用其有形之手替代市场无形之手发挥作用，而是要充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的自在调控机制。”因而，随同着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时向前推进的经济法，必需担负起为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而不时完善本身的理论体系的任务。中国经济法是使得“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分离的最佳调整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分离。社会主义是一种公有制的经济，以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有为目的；而市场经济强调是以市场竞争为前提，以市场机制来自发的优化资源配置。
2.中国经济法学之于中国经济法的重要性。
依据普通的法理学理论，任何法律部门的呈现或者存在皆有法学部门与之相对应，中国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概不例外。中国经济法学是中国经济法这个部门法的理论支撑。经济法学若无自我法学理论的构建，将使得中国经济法这个部门法失去了存在的根底，成为无本之源，无木之林，无根之基。并且，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中国经济法与西方的经济法担负的任务具有不完整相同性，中国经济法学必需构建具有中国特殊国情的外乡化法学理论，所以中国经济法学的自我构建之于中国经济法意义特殊。
学界通说以为，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法学这个学科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同着变革开放推进而不时向前开展。的今天，迈入“而立之年”的中国经济法学，在迂回行进的过程中获得了不菲的成果，但其更存在着许多开展中的问题。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而转型时期，常常又是百花怒放的时期。中国经济法学的学术气氛，也一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面，但该场面却又很快的偃旗息鼓，犹如稍纵即逝。主要缘由在于我国经济法学界的各种观念林立，且许多观念缺乏充沛的论证，于是在人为无谓的争论当中，使经济法学理论的.力气逐渐耗费殆尽，使一些本能够为经济法学理论构建作奉献的一些学者逐渐丢弃经济法这个阵地，使一些本能够获得共识的观念在争论中无形地被历史所埋没。
关于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当其开展到一定的水平，就有必要对其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从而笼统出共性的东西，才干有利一个新兴事物开展的稳定性。但是，当代的中国经济法学界却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场面，其人为的削弱了经济法学本身的力气。就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例，本来以十分成熟并能够定论的理论，却呈现不同窗派的学者有不同的相似主张。
4.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
中国经济法处在一个时期的穿插路口，而此时也正是作为其理论支撑的我国经济法学，这个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现代法大有作为之时。任何有所作为的“世纪伟人”，都必需是天时、天时、人和的有机统一。经过上文的阐述，能够探知我国经济法学这位“世纪伟人”，曾经占领中国这块“热土”以及中国变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变革这样一个大天时。
但是在这样有利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法学为什么还会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呢？主要缘由是我国经济法学缺乏应有的“人和”。所以，此时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时期任务，是整合本身力气，克制本身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不失机遇地促进“人和”。但是，以什么样的规范去整合中国经济法学的本身力气，则是中国经济法学的一个终极迷雾。
二、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解读--中国经济法学迷雾中的明灯。
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研讨更为短暂，学界关于经济法人本主义理念的概念论述并无定论。笔者以为，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要作为一个主导的理念来统领整个经济法学的理论体系，其必需契合以下两点。首先、经济法的“人”本主义必需不能偏离“以人为本”的实质，即真正的尊重人、关爱人以及促进人走向自在盲目和全面开展。其次、从经济法视域的时期角度去了解“人”的含义，赋予经济法学人本主义新的时期理念。经济法视域中的“人”不只限制于民商法学的单个人的个体，而是从社会整体以及更高层次的角度去关爱人。
1.经济人与社会人，经济法学更关爱社会人。
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人性的假定是树立在“经济人”的理论根底上的，其以为每个单个人多是以取得本身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这与民商法上的个人权益至上存在着某种逻辑的相同性。但若不假思索，对任何法律部门都一味的生搬硬套“经济人”假定则是不合时宜的。人历来多是、永远将是社会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某种水平上能够说，个人的利益只是社会关系要素之一，在许多状况下是不占主导位置的。并且，个体是存在差别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个体存在不同的竞争力，假如地道任由自在竞争必然招致社会呈现贫贱富贵的鸿沟，当其弊端积存到一定水平，便需求一定社会系统工程来加以管理，而立足于社会本位，具有相当时期性的经济法学便要偏重于从社会人的角度来对之进行维护。
2.传统人与现代人，经济法学更关爱现代人。
经济法学是新兴的一个法律部门，是一个对新时期（特别是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回应而产生的法律部门，所以其对人的关心，无论是对其学问的应用，还是对社会各种问题的处理，都应该偏重于立足现代。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具有显著的区别特性，因而经济法学对人的关爱方式亦将进行改动。例如在当今学问经济时期，为了表现对学问的尊重以及更好的优化劳动力资源，现代经济法有必要以“现代人”的理念去对学问劳动者进行关心，对新型劳动关系进行调整。
西方国度在益于其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以及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浪潮的过程中，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其不只在不时消灭本身的生存的环境，也以惊人的速度透支了我们子孙后代的账户。
3.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更是社会人、现代人、后代人的有机统一。
经济法学“人”本主义对社会人、现代人、后代人的关爱不是截然分化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经济法学“人”本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关爱理念是源于其立足的不同角度，但在实质是分歧的，且表现出相互印证和相互容纳的特质。例如：站在社会整体利益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社会人，站在时期利益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现代人，站在可持续开展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后代人；而这三种角度的有机统一点多是以为了更好的尊重人、关爱人，从而促进人走向自在盲目和全面开展这样一个实质为依归的。
由于中国理想国情的需求，当代中国选择了“渐进式变革”来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是人类社会每次胜利的革新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变革的攻坚时期,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
“人”本主义理念的重塑进一步奠定中国经济法学的独立局部法位置。
部门法又称为法律部门，即指依照本身的性质以及一定的规范或者办法所划分的同类法律标准的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已被世界各国的理论界和立法界所认可。经过了二十年的论争，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曾经具有阶段性的改动，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经济法已被确以为具有独立法律部门的位置，占领了一席之地。
固然，不供认经济法学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存在着学科的成见，但我们亦不得不供认，用传统的部门法划分规范来界定经济法学的独立位置的确存在着缺乏。鉴于此种状况，笔者以为，在论证经济法学独立法律部门这个论题上，传统的划分规范固然必需给予肯定，但在遵照传统理论的同时，不能一味地拘泥于传统理论，而应该翻开眼界去关注理论的需求，从而寻求另一种作为佐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规范。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能够担负其这样的一个重担。首先、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是经济法学所独有的理念，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等固然历经较长的法学开展史，但其并没有构成像经济法人本主义理念这样上位阶的后现代性理念。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世人公开发布的《中国的法制建立》白皮书中，以官方的方式供认了经济法学法律部门的独立作用，为经济法学的开展带来了无限的活力。若理论届能进一步的寻求其他划分部门法的规范来佐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位置，与传统的划分规范共同发挥作用，无疑是为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位置在理论的火焰上加上了理论论证的燃料，使其独立部门法位置铜墙铁壁。
“人”本主义理念的重塑有利于中国经济法学的资源整合。
中国经济法学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以来便纷争不时，其部门法位置得到官方的正式供认亦阅历三十年左右的争论。我国经济法学不断以来呈现如此混乱、分散的场面。一个重要的缘由是由于我国经济法学界观念林立，并且许多观念缺乏充沛的论证，且在人为的争论当中，使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力气在争斗当中耗费殆尽，使一些本能够获得共识的观念在争论中无形地被历史所埋没。到了中国经济法学开展的今天，为了拨开迷雾，探寻中国经济法学开展的真理，理论届曾经开端对以往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深思。
此时最主要的是能找到一个能高于或者统领其他理念的终极理念来进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分散的理论进行整合。“人”本主义理念是经济法学其他理念的终极理念，由于法作为一种维护并促进人类社会对幸福理想生活的追求，并使人走向全面开展的一种手腕，必然是以人为本的法，这应该是不证自成的。所以笔者以为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具有这样的适格条件。经济法学有了“人”本主义理念的指导就能够消弭了前文所论述的我国经济法学之所以混乱不堪的缘由。经济法理念是经济立法需求与经济法之间的一座桥梁，是前者向后者转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由于时期的不时革新招致了不时变化的经济立法需求，而此时若有了经济法这样一个具有时期特征的“人”本主义理念的指导就能够有了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并制定出具有时期转型特质的“良法”，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法学者统一思想，使经济法学从求“异”求“新”转移到求“同”求“合”上来。
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五
1.形势与政策的概念。
1.国际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把握消费模式，创造低碳产品。
民生问题，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所以只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学才会发展，社会才会和谐，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六
一般情况下，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都是由“资源—产—废品”的结构组成的，是一种单向循环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对煤炭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十分不利的，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样的发展模式最终会导致我国资源匮乏，并且同时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很多专业人士开始了对煤炭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希望以此来实现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下面本文就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相关的分析。
(一)保护国家能源安全。
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也必须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而煤炭作为最主要也是最宝贵的能源之一，其是否能够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对于我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持续性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可知，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资源的安全，能够有效地缓解我国面临的能源压力。
(二)构建节约型新社会。
近几年国家的政策明确表明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中，煤炭资源的利用率不是很高，这就代表着该产业中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的现象，这严重违反了我国社会建设的原则，因此，必须用新型的发展模式来取代原本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排放，从而降低煤炭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由此可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煤炭行业的应用，是响应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号召的重要体现。
(三)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对我国现有煤炭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不难发现，煤炭资源出现了枯竭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煤炭资源的开采数量将会增大，这样一来，现有资源的运用时间将会缩短，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资源可用的现象。因此，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我国煤炭产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同时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资源开采环节。
在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资源的开采环节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步，其为之后资源的利用等环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根据调查可以得知，目前我国的大型煤炭企业的资源回采率大约在50%左右，小型企业的回采率相对较低，一般不到20%，这样的数据就说明在煤炭资源的开采环节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煤炭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附近地区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对开采数量进行一定的控制，做好合理有序地开发，对煤炭的开采工作进行合理的规划，这样保证在资源的开采环节不会产生过于严重的浪费的问题，也能给之后的运用的环节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对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动力。
(二)废弃物排放环节。
在煤炭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排放是避免不了的，这个环节也是煤炭产业会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环节中，矿井瓦斯爆炸等灾害对矿工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对废弃物的排放完全不控制，其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周边居民的健康的威胁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按照相关规定对废弃物排放环节进行严格的控制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就需要企业在废弃物排放的环节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例如利用抽排瓦斯技术发电等等。煤矸石是煤炭生产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废弃物，其长时间的大量堆积会排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破坏生态的平衡。因此，对煤矸石进行废物再利用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这项举措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土地占用量，还能减少对周围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时为煤炭产业节约了一部分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近几年来，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是煤炭资源产业中常见的一种手段，具体就是根据工业生态学的原理，在不同的产业之中进行物质资源的集成与共同利用，进行信息的共享，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共享资源、相互依存的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举措。这种工业生态园区在煤炭产业中的应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因为在煤炭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下游工业，其与煤炭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煤炭工厂周围，可以建设以煤炭生产为核心的区域产业。就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生态工业园区是符合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一种产业形式。煤炭企业如果脱离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范围，那么企业就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遇到更多的困难，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企业发展步伐的停滞。这样看来，以煤炭产业为核心，在其周边建设一个资源共享、零排放、高效益的生态工业园区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很难做到持续供应，如果煤炭企业仍旧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象。因此，实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要之举，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能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为煤炭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崔倩,魏晓平.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矿业,2009。
[4]左铁镛.对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j].煤炭企业管理,2006。
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七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八
[摘要]中国经济在创造了增长奇迹之后的今天，如何创造出持续性的高速增长面临了巨大的压力。文章认为，快速从过去的增长模式中实现中国特色的发展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切实可行的做法其实是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针对性的开发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这种极具排他性的产品的创造必将在全球化市场中独树一帜。这一增长策略将为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可能。
[关键词]经济增长;文化;市场。
1引言。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绝对优势为劳动力便宜且多，而且是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现代化发展导致所处的大环境下想象到得还要便宜得多且劳动力多得多。并且，中国地大物博，原材料充足。那么，在了解了本国的特色或者说绝对优势之后，为了激活资本，中国首先进行了资源限价，以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价格配合上劳动力，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成功地将本国的绝对优势放大到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不仅累积了充足的资本，更是因为在国际上的分工，获得了“中国制造”的地位统一及高度认可。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外的消费力普遍衰退，再加之“中国制造”的地位受到了更加新兴的别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冲击，中国因为之前非常明确的在国际上的近乎垄断的分工与合作的模式而实现了短短几十年就如此稳定且迅猛地gdp增速的局面开始不稳定了。回顾中国高速增长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在之前的快速增长过程中更大部分的承担了价值链的低端角色。增长的繁荣是低端技术，大量劳动力积累的繁荣。其增长效率和质量与增长速度在事实上形成巨大的反差。表现为，多年来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实现与发达国家一样快速的发展。而更多的甚至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在很多时候，总是对差距有一种聊以自慰的探讨。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目前的科技实力比之于三十年前缺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在飞机制造和高铁南车北车上更是大显身手。但是，整体来看，差距横向来看，就很容易发现，更多行业的创新发展都是围绕着低端进行。真正的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甚至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的某种依赖。值得回味的是，依赖是单向的。中国对发达国家某些技术和产品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对方对于中国的依赖。这种增长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一直以来的增长依据设定为比较优势，那么我们甚至愿意说，这里的比较优势正逐步转移为了一种劣势。
于是，在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努力的实现新经济尝试。比如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诸多领域都在大力推进。这一举措在逻辑上是合理的，符合了历史的给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阻力非常大。因为在技术和劳动力上巨大层面的差异，还是在短时间极大的影响着这一策略的效果。而更重要的是，高新技术更新速度非常的快，如果在技术创新上缺乏速度保证，那么很容易一直跟随在别国的技术创新之后，形成一种路径锁定的依赖。这又会在未来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试图以此切入，探讨在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如何实现价值链的攀升。
2经济增长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经济增长？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结论。比如资本，技术，劳动力乃至于一国的政策和制度。但是，从经济增长本身来看，单纯意义的产品和服务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增长，或者我们最多称之为某次或某段时期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强调的是一种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的概念来看，一直都致力于经济实现长期而持续性的增长，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产品和服务能够被快速的消费掉。当然这个过程中，自然需要有效的投资的参与。因此，投资、生产和消费才能在事实上完成增长这个过程，而长期持续的投资、生产快速进行，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支持。
回顾中国过去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是如此。各种资本和技术的进入，众多生产基地的出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最后在全球市场上大规模的分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过程。但是，这一模式的推进，在客观上需要如下三点支持：一是资本、技术的持续投入;二是足够大的生产规模;三是全球化开放性市场。这三点缺一不可。具体来看：
第一，资本和技术的持续投入。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来看，其资本和技术的匮乏是不证自明的。那么，如何吸引资本和技术的进入？那就是给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方更大的利益回馈。资本和技术是非常冷静的。它会耐心进行评估其机会成本。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区域和国家的壁垒不断被削弱，资本和技术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搜索更大回报的地区。中国准确的抓住了这一契机，准确的进行了设定，提供了低成本的可能。于是，资本和技术蜂擁而入。从全世界来看，很难看到一个国家能够在短时间里吸引到如此巨大的资本。
第二，足够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说到底就是物质规模和人力规模。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支持。足够大的生产规模，在中国的实现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在物质资源的储备上有着丰富的基础。所以大规模的开采和建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是很容易的事情。基于技术的外来特点，不需要太多自主研发，要的只是职业培训和技术推广。这又恰到好处的和中国储备的大量劳动力形成的对接。
第三，全球化开放性市场。市场的基本要素，包含两个，供给和需求。投资和生产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但是，最后需要市场的推进。足够大的生产规模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在客观上强化了产品的竞争力，于是，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于是，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市场中，全世界都是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巨大的消费量为中国式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
其实，回顾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投资、生产和消费三个阶段来看，中国似乎丧失了巨大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说去盲目地跟随这些国家的步伐，用累积下来的资本去投资甚至是寄希望于这些连风险都无法评估的概念上，还不如以现在传统所认为的为“退”的制造业，甚至还是偏向低端的，想办法转化成为“进”，而且还是稳定的，自主的“进”，将优势发挥到淋漓极致。
这一结论的得出，首先源自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过去的经济增长，在事实上忽视了国内的消费。但是，国内市场非常的巨大。因为，几乎任何一种产品，忽略了中国市场都很难实现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将产品的消费场所定位在了国外。那么，在贸易战的硝烟下，倍感压力。其实，可以极大的开发国内的市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投资和技术。大量资本技术的外逃，给中国的生产活动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是，这里包含了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在经过了如许多年的快速增长后，其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换言之，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某一阶段的比较优势会慢慢得到加强也会慢慢退化，这其中包含一种优胜略汰的演化过程，我们无法设定。从今天来看，资本匮乏未必再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刻计划经济印记的国家来讲，集中各种资源办事是其一大优势。
第二，生产规模和合作。巨大的生产规模在其过去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累积了各种管理经验和技术。在事实上具备了巨型生产规模也不是单纯意义的资源积累，也是一种技术的学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发国内市场具有其基础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之前按照国际标准，定向于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是不是就是合适于本国的呢？不同的文化影响下，不同的区域对于产品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习惯。因此，客观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会有不同的产品需求和产品要求。
中国幅员辽阔，蕴藏了较大的文化差异和产品要求，盲目的提供统一的产品，其实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产品的生产技术上进行某种符合区域文化的调整，让产品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这一产品必将造成某一地区的垄断销售。
事实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更关注的是性价比。因此，不同的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资源的不同，和产品认知，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层次。
4文化与产品开发。
英国人类学家发展了泰勒的文化定义，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观。文化的要素主要包括：精神要素、语言和符号、规范体系、社会关系、物质产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幅员辽阔，也意味着文化上具有较大的不同。不同的文化碰撞结合就很容易针对本土的产品需求进行包装，也容易沉淀在特定的需求上，形成了一种产品，亦即文化产品或者创意产品。
文化产品中包含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方面的积累。而它更能在深层次上投射和满足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人们内心的渴望，诉求和期待，乃至于某种苦痛都可以通过有形产品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不单单是对于个体需求的满足。同时也能反映出某种社会关系。它不同于物质产品，它还是某个社会群体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持。
由于这一特点，形成的产品极具区域特色，那么很具有某种排他性。而演变出的文化产业则在特定的区域开展，这个区域拥有特定的市场空间和区域人口，会回应这一产业的发展。这一互动过程的相互影响下，消费者得到了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而文化产业也在文化创意的路径上得到了螺旋式的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在特定的环境下，有着其特定的发展空间，几乎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外来文化也对它很难构成威胁。文化产业将充分利用好区域提供的各种资源要素条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独树一帜。
尤其要提到的是，文化产业或者文化产品，是很难效仿和超越的。一国或地区，在文化产业不断的摸索过程中，会演化出其特定的产业路径和发展模式。文化产品的这一特点，非常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需要。因为这种植根于本土，符合本土人口需求的产品，在技术和创意上，具有某种唯一性。而对于中国的幅员辽阔，为产品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广阔的的空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定的文化产品又可以极大的激发出某种文化力量，推进经济实现更快的发展。积极开发中国文化的意义，还在于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和特质内涵，深刻的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政策取向以及各种资源开发和生产要素组合的水平，从而也就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质量和速度。经济要取得持久发展，必须要有文化上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不单单是创造和推荐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新时代，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的底蕴、环境和特质，将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与水平。如果只重经济，忽视文化，发展就难以持久。
5结语与展望。
中国在2018年，经济增长经历着巨大的考验。这主要表现为，在过去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在积极的发展新兴经济和新兴产业。5g，人工智能等等都在国家发展的重要部署之中。对于一个经历了多年高速經济增长，如果增长乏力的国家，大力开发高新技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中国也是在过去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培养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而在低端制造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贸然大力推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发展未必是符合当前实际的选择。相反，可以更具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形成了当前经济增长和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衔接。我们认为，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我们应该注重国内的产品消费。而面对全球化市场，看似产品越来越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而其实是对于消费者个性化消费追求的模糊化。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多年来积累的资本和技术，重新开发培养的巨大的生产规模，生产符合中国人自己需求的产品，调动国内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差异较大，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对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和革新。这是对于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一种尊重。而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勤劳而踏实的文化传承，这种力量得到有效的开发，又会促进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
当然，注重现有资源的利用，不等于固步自封。我们一样对于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有着较好的期待。所以，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在各个高新技术领域寻找一席之地。但是我们更建议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在重视中国市场乃至于全球化市场发展的方向上，进行努力和革新。当前来看，我们需要努力，还需要耐心。
参考文献：
[1]戴维.n.维尔：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九
摘要：本文指出，由于六个宏观和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中国gdp的年均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十年的10%左右下降到今后十年的7%左右。这六个原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资金成本上升。我们的使用数量模型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如果承认增长潜力的下行，则宏观政策的基本前提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实际gdp增长率下次再降到7%时，就再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应该理解为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不断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另外，今后几个季度，即使同比gdp增长速度可能降低到8%左右（环比增长在三季度可能到7％），都只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
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枯燥的学术命题，但却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政策含义，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反应最终也会影响到每个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的gdp增长潜力只是7%，而政策却人为地将增长推高到10-12%，那就必然要求向经济中注入过多的货币，从而导致通胀、资产泡沫、银行坏帐等恶果。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之后则是政策紧缩和经济大幅波动。从经济结构来看，如果增长超出潜力，在经济上行周期内会出现投资过度、能耗和污染大幅上升，随后的下行周期中又必然出现产能过剩。
打一个比方，一定年龄段内的孩子的体重增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如果非要他“快速成长，”迫使他超量进食，短期内会使他体重迅速增加，但此后会导致肥胖，最终不得不去看医生减肥。搞得不好甚至会影响其终身健康。再用开车做另外一个比方。汽车在“正常”时速下行驶是最省油（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最不容易损坏汽车的零部件（可持续的）、最不容易出事故（可减少危机的风险）。但是，如果超高速行驶，一时间固然风驰电掣，但驾驶同样距离的能耗反而会增加，机件损耗加大，故障率上升，车辆寿命缩短；更可怕的是，高速驾驶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
所以，正确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制定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误判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人为的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结构失衡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如果宏观(总量)政策失当，结构调整就必然面临“两难”。例如，当gdp增长达到12%时，经济规律表明能耗增长必然超过gdp增长，节能减排就自然成为空话。换句话说，结构优化的前提是宏观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接近潜力、避免大大超过潜力。笔者认为，所谓科学发展，在宏观政策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搞清楚中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
下文分析了将改变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的六大原因。前三个原因（包括出口、地产和城镇化）主要从需求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潜力的变化。此后两个原因（包括劳动力、生产率）从供给角度看增长潜力所受到的制约。最后一个原因（资金成本）则从供求两个方面影响增长潜力。
根据这六大原因，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今后十年的gdp增长潜力很可能只有7%（甚至低于7%），远低于过去十年（定义为1999到）10.1%的gdp平均增速。笔者因此建议决策层在下一个“五年”和“十年”发展规划中将gdp增长预期定在7%。另外，基于这个7%的gdp增长潜力和3%左右的通胀目标，我认为适度的货币和信贷的年增长速度应该是14%，而不是17-19%。过高的货币增长会再次导致通胀、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失衡。
原因之一：出口减速。
过去，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今后无法复制的。
第一，中国加入wto，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在2002到之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其年均出口增长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但到最近几年，中国入世对出口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步消失。
第二，发达国家（g3）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个百分点。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罢工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按人民币计价的工资增长达每年1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则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增长就达到每年18%。面对这样的成本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行业将很快失去竞争力，许多工厂将被迫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出口年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减速。笔者估计，今后10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2%，为过去10年均增长率（23%）的一半左右。
原因之二：房地产需求减速。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三：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第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第三、下文将阐述，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原因之三：城镇化速度放缓。
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这与联合国开发人口署的计算基本吻合。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是，中国城镇化速度在“九五”期间已达到峰值，当时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此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降为年均0.8个百分点。最近的一些实际数据也支持对这个趋势的判断。比如，根据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全省“农转非”数量从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的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例如，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cbd、大广场、度假村、欧化建筑等千城一面的投资建设短期内刺激了地方gdp，但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则不得不改变此类粗放型的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规划设计，从而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提高增长质量。
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原因之四：劳动力增速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资本的.高速积累和技术进步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样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的研究认为，在1983到间，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大规模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前后达到顶峰，之后第一文库网将逐渐减少，因此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根据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中国人口红利在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则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另外，上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明显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将迫使政府将不得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劳力成本增长的加速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减速。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
原因之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
从供给面看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等）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过去，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达到年均3%左右。但这个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今后也将难以持续。
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2年之后将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由于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与发达国家，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再靠简单“复制”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会明显下降。我们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如法国、韩国、台湾、日本、巴西）的经验发现，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前十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在30年以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过去30年，只有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从“发展中”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例如韩国的人均gdp从5000美元（按美元不变价）翻了四倍，达到现在的20000美元。相反，许多拉美国家在30年以前与韩国的人均gdp相当，但在过去30年之内几乎原地踏步。比如，按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巴西的人均gdp在1979年到20之间累计只增加了29%，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
这个陷阱的背后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率增长的缺失。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没有做到。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专利注册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是巴西难以维持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这比巴西好一些，但远远低于韩过去30年的水平。除非中国能将自主创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则很难重现韩国在人均gdp在超过5000美元后所保持年均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加大保护力度、自主创新受到抑制，“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原因之六：利率将逐步提高，从而增加投资成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实际利率也呈现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偏低的倾向。用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同比增长率）在我们所比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台湾、韩国）。中国的长期实际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接近2%。同时，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名义贷款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年增长率之差）也在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的长期实际贷款利率只有2%左右，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则接近5%。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表明资金成本相对投资回报率或产品、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过低，就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点已被国际实证研究所证明。我们用20多个国家过去2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实际利率与通胀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表明抑制通胀要求提高实际利率。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实际利率过低，会导致和加剧通胀和地产泡沫；另外，负的实际利率会加剧通胀预期。因此，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则要求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升。
另外，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将增加对消费和通胀的上行压力，从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将降低储蓄率，从而推高利率。最后，随着资本帐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长期利率将开始出现与国际长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目前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仅为百分之3点多，远低于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长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综上所述，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上述六个原因对gdp增长潜力有多大影响？首先，我们用最简单直观的分析办法判断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出口减速和房地产增长减速――带来的影响。然后，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估算这些原因多gdp增长的总体影响。
出口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5个百分点：如前所述，出口增长减速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3%下降到今后的12%，减速11个百分点。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出口增长减速7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长就会减速1个百分点。所以，出口减速1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gdp增长潜力下降约1.5个百分点。
地产需求增长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2个百分点:?如前文所述，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0%下降到今后的10%。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2%，假设地产需求与地产投资增长基本一致，则需求减速10个百分比就意味着gdp增长减速1.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地产投资减速导致的产业联带效应，则对gdp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仅仅由于出口和地产需求减速这两个因素，就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潜力从10.1%降低了2.7个百分点至7.4%。城镇化的减速从需求面来看对gdp增长潜力还有额外的的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的下降、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金成本的上升等对gdp增长潜力还有来自供给方面的负影响。[2]?所以今后十年gdp增长的潜力很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在今后十年的后半部分增长潜力甚至可能低于7%。当然，保障性住房、新能源建设等政策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我们估计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和新能源方面的支出增长的加速基本上会被今后对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减速所抵消。
我们的cge模型表明，gdp增长潜力会下降到7%：为了比较系统地量化上述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模拟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形。这样就可以将对需求和供给面的各种冲击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内综合考虑。基本假设包括：与基准情形（即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年均10.1%的gdp增长的经济环境）相比，今后十年的（1）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个百分点；（2）劳动力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2个百分点；（3）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偏好变化，导致地产销售增长比基准下降约10个百分点；（4）在出口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国外对中国出口的年均需求增长下降12个百分点；（5）资金成本比基准提高1个百分点。上文提到的城镇化放缓的部分影响已经反映在房地产增长减速中，但城镇化减速带来的其他服务需求的减速则比较难量化，暂时没有在模型中处理。
在上述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显示，gd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情形约下降3.1个百分点，使得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到7%左右。结果与我们前文的判断基本吻合。
宏观政策含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
笔者估计，今年三季度gdp环比增长会降到7%；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也很可降低到8%左右。但这些都仅仅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准确判断增长潜力对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从更长期看，在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几年以后m2的增长速度恐怕只需要高于名义gdp增长2-3个百分点，届时12-13%的m2和贷款增速就足够了。
如果政府确实担心gdp下行到7%时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策应该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扩张和重新启动地产泡沫。
注：
[2]注意，来自需求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简单叠加。比如，如果需求下降3%，而相应的供给同时下降3%，则对经济的影响就是3%，而非6%。在本文研究的六个因素中，出口、地产、城镇化基本属于需求面因素，劳动力、生产率基本属于供给面因素，资金成本则同时影响供需两个方面。
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十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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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十一
[提要]本文从有效需求角度分析经济减缓现象产生的原因，共涉及到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外国部门。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已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之后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的上升，必将逐渐丧失此领域的比较优势。如若不能在高新技术产业及时提高创新能力就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真空，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并阻碍经济发展。最后，本文从产品创新、消费信贷、社会保障以及资本结构优化等方面给出建议，以解决需求端带来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产业升级;需求不足;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0月29日
引言。
gni的中国人均数值在2010年达到4，26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跻身中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在2015年第一次跌破7%，2017年下降为6.9%。近几年的gdp增速都在6.7%～6.9%上下波动，经济增速由高速变为中高速。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意味着中国步入高等收入国家的时间是否面临着延后？因此研究经济放缓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具备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现在许多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文章都是从供给端等方面来考虑，很少从需求端来分析，所以本文研究由此角度展开。
（一）消费需求。
1、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国的人口现在接近14亿。据不完全统计，超过4亿人迅速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在全球排名第一。高收入群体对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中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
由于高端消费品的生产通常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更多的资本，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富人的偏好可能导致国内收入外流。一方面国内资金短缺，一些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另一方面需求量小的产业发展迅速，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国情。巨大的消费差距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大和升级，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2、收入预期不足。长期收入假说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是持久收入。持久收入即一个人期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得的平均收入，期间随着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变化而变化。目前，房屋贷款、婚姻、教育，医疗等因素带来的沉重压力降低了消费者的欲望。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增加社会保障才能进一步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购买力。
3、消费信贷不完善。信用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方式，是指消费者消费所用金额是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得来的。这种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消费者能够根据永久收入安排消费。当前，中国缺乏信贷消费主要表现在：（1）信贷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国的信贷消费近年来有所增长，而中国的消费信贷立法仍然不完善;（2）个人信用体系尚未整体建立。中国的信用体系仍在建设中，无法跟踪每个人的信用信息，准确反映借款人的整体信用状况，这将约束信用体系的健康发展。
（二）投资需求。就近两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普遍呈下降趋势。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较2018年下降了3%，由8%下降到5%。
从产业分布来看，中国三大产业民间投资增速均存在不同程度下滑，且产业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产业由6%下降到2.5%，第一产业由2018年第一季度的26%下降到-2.23%。第三产业也由2018年年初的10.1%下降到现在的7.17%。可得知，这种全国性的私人投资增长率下降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
（三）外贸需求。
1、外贸保护。关税等问题使得优质产品价格依然较高，中等收入人群转向海外购。中国的高价格是消费者转向低端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麦肯锡表示，中国消费了全球32%的奢侈品。事实上，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中，在中国销售的所谓奢侈品并不昂贵。进一步降低包括高端消费品在内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是推动消费增长和促进消费升级的重点之一。
2、产品升级缓慢。优质产品稀缺。近年来，由于产品质量不佳，虽然国内商品价格非常低，很多人纷纷涌向海外购买产品。而且由于内部市场存在垄断问题，极高的进入门槛使得它们没有必要加强创新，只要坚持日常经营就可以获得高利润。电子科技等高端型技术产业也会因为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而消极营业，创新需求和能力低下。例如百度，每天烦恼的问题是如何增加更多的广告而非产品升级。
（一）主要结论。中国初期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型，所以中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产业转型升级。若转型成功，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极强的活力。
中国众多的人口使得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时不得不考虑收入差距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实现绝大多数人均能够达到gni的中高收入标准，并非少数群体。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但整体经济依然具备充足动能。具体表现在我国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未来国内快速、持续的城镇化发展，能够积极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将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随着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不断提升，可以使内需进一步扩大，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所以，我国具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动能。
（二）政策建议。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我们可以将中国的产业大致分为四类，对发展周期不同的产业要实施不同的政策：第一类是核心技术落后于国际水平的产业，这类行业虽没有很大的竞争力，但拥有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政府应出台政策积极支持对其核心技术的研究，确保有效供给。第二类产业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主导产业。这个行业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政府应帮助公司进行基础研究，可以通过充当卖方来支持这些产业，帮助其进入世界市场，提高品牌影响力。第三类产业是失去优势的衰退产业。政府可以一方面帮助一些公司通过员工培训和教育实现内部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僵尸”公司，应通过政府干预这些公司的破产清算，及时止损降低其负外部性。第四类是拥有新技术的快速增长型产业，如中国互联网产业，已基本可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这些行业需要国家的激励，可以通过创立孵化器来保护其生长，引入风险投资解决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出台政策增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大规模创新，使其健康无忧的发展。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合理的收入分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步。对于金融、it等新兴行业自然垄断效应极强的行业，其极高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应最大限度让市场决定市场，严格对信息披露程度的要求。激励多种所有制的均衡发展。（2）税收工具是规范收入再分配的核心工具。在公平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低收入人群税率，提高高收入人群税率，形成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收入分配结构。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资源税的征收政策改革，利用财产税的完善缩小收入差距。另外，应发挥暴力机构的作用，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3、完善消费信贷体系。（1）豐富消费信贷产品的品种和适用范围。根据我国国情和市场的现实需要，研究新产品，以充分满足社会各界对消费信贷的需求。目前，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乡镇。乡镇的消费能力下降与落后的消费体系有很大相关性，因此要加快脚步开拓乡镇市场。（2）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形成信用信息申请服务体系。基于应用服务系统，将信用信息应用到每个现实场景中。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利率风险。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做好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建立一个度量模型，对利率风险发生时的风险进行量化。
4、激发企业及个人投资积极性。面对民间投资边际投资意愿下降等问题，首先要稳定民间投资预期，通过大幅度降低融资成本、税收和供应成本的其他因素，提高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其次通过放宽过渡门槛和实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扩大私人投资的渠道。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加强对私人资本权益的保护，确保有法可依。
5、提高对资本的投入，优化要素结构。（1）建立要素稟赋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优化要素稟赋结构。在要素稟赋结构中，增加资本的相对丰裕度。保持公开竞争的市场格局，使各种因素的相对稀缺性反映在市场价格中。（2）加速新兴产业在各行业的渗透和融合。按照工业革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当新技术成熟后，关键问题变成渗透和融合。首先，深化新兴产业对制造业的渗透，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各个生产环节的转型，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发智能生产线。其次，加快互联网对服务业的融合。智慧旅游、智慧金融等概念己不陌生，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促进了服务业更具有普惠性。因此，改革需紧紧握住互联网和大数据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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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十二
摘要：本文概述了和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国际影响，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价值。
关键词：世界影响。
1概要。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对世界的影响。
国外对于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今为止仍在升温。苏联是最早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之一。早在1950年12月苏共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就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实践论》;50年代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兹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可谓是西方研究的开山之作。
2.1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三个世界”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在国际战略层面上对世界的研究，其精华部分主要包括在这一理论中。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依据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得出的结论。他希望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对世界新结构的认识和力图建立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悲观主义大肆横行。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毛泽东力排众议，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重要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
2.2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世界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
军事领域，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最精彩的一个活动领域，是中最具魅力的组成部分，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2.1对尼泊尔的影响。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巨大，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美、法、日。
2.2.2对英国的影响。
英国巴特曼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研究游击战运动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战线，研究游击战，强调群众纪律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当然他们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他们对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军事学术还将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
2.2.3对美国的影响。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式的胜利大进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当然也震撼了美国朝野上下。1961年，肯尼迪下令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1989年上海一家报纸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还要求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公正而客观地说：“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2.2.4对日本的影响。
60年代至70年代，在国外研究领域，日本仅次于美国。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作为对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编写了许多关于的论著。他认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在战场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共产党也创办了很多宣传的进步报刊，呼吁广大日本人民要深深体会到“只有，才能救日本。”在指引下，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深入发展。群众高举毛主席画像，高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向日本官僚主义展开进攻。
3结语。
不仅谱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有着深远影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更是唤起世界受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精神的缔造者，同时还是推进世界哲学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缔造者。不仅是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更是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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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十三
【提要】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延续2018年以来的走势逐季回落，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年经济增长6.1%。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还会继续显现，兼之年初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建议把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左右，物价控制在3.5%左右。中国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对外开放，加快国企、土地、财税、金融、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在全球经济下行、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大力度减税降费，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放管服。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尽管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但经济总体运行基本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国际收支、金融稳定等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运行在调控目标之内，显示总体经济基本稳定。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符合6%-6.5%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明显高于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5.3%之间。全年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41万人，增长0.8%。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长0.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9%，在3%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下降，房地产价格涨幅回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2019年8月份破7后基本稳定，到2019年底又回升在7以内。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及时处置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
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3.9%，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同比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64，比上年缩小0.05。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6%。
（三）内需相对疲软。
2019年经济增长的6.1%中，消费拉动3.5个百分点，投资拉动1.9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5.4个百分点，内需对经济的作用相对于前几年明显减小。投资从2018年7月份跌入低谷增长乏力，2019年5月份开始再次减缓，突出表现为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基建投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设施投资近乎零增长。汽车、家电、家具、珠宝等耐用消费品增长明显减慢。出口下降叠加内需不足，进口增速下降较快，出现了衰退性贸易顺差，支撑了经济增长。
（四）物价走势出现分化。
由于需求相对不足，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7%左右，离82%左右的合意水平相差较大，工业品供过于求的问题再度凸显。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0.3%，而上年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升3.5%。自2018年11月以来本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与2012年3月-2016年9月那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不同，那一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由产能过剩造成，社会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基本正常。经过了2016-2018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11月以来的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表现为需求不足。与此同时，受猪瘟和环保影响，猪肉价格从2019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带动禽肉类价格上涨并推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为1.6%，消费品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困难和风险增多。这些困难和风险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此外，湖北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在2020年春节期间爆發，导致湖北武汉等多地封城，其他各省也关闭了部分公共场所，也会影响零售、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增长。数据显示，2003年3月份发生的“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二季度我国经济下降约1-2个百分点，2003年全年下降0.3-0.5个百分点。
（一）企业经营困难。
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借贷购房，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加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各地严格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全年住宅销售额仍增长10.3%，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的速度。从收入结构看，往往低收入家庭杠杆率较高，一些调查发现，中国处于中低水平的60%的收入群体的负债包括民间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明显高于40%的中高收入群体。汽车已经进入了中国33%的高收入家庭，正在开始进入其他60%的低收入家庭，但由于还贷压力和预期收入减慢，挤出了这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需求。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缓慢。
2018年7月以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下降，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支撑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财力不足。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存量债务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影响了基建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难作为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休闲、健康、环保、老旧社区改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需求巨大，也有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往往涉及拆迁、补偿和部分居民不能受益甚至受损等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需要不同层级政府周密规划、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精心工作。由于财税制度、社会管理、官员考核、投融资等制度约束，地方官员对此类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性不高，而往往热衷于修路、绿化、亮化等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投资缓慢。
（四）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继续显现。
尽管中美达成阶段协议，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开放，改善企业预期，稳定中国经济，但由于关税的滞后影响，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将继续出现下跌局面。一些企业开始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产能向境外转移的现象也不时出现。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并从经贸领域向金融、科技、军事、政治等领域扩散。
（五）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小视，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减弱。
2020年，受增值税和企业养老金政策的滞后影响，减税降费仍将超过4000多亿元，非税收入增速会明显减缓，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加大，财政基建支出增长乏力，一些融资平台和城投债会出现违约，企业债务违约也会频发，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并通过金融同业融资影响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仍在不断积累。企业经营困难、金融风险积累、政府官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顺畅传导，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小。
2020年将是考验中国驾驭经济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必须未雨绸缪，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把更多精力聚焦到国企、土地、财税、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上，提高企业家、创新人才、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積极性，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不断优化微观主体行为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主要经济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中央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到3%，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通过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压实各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县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2020年，在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达到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达到870多万人，另外，每年还有约200万左右农民工进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加强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0年，猪肉价格仍处于上升周期，要明确提出猪肉等禽肉价格上涨是供给冲擊造成的，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会引发物价工资联动，产生物价螺旋式上升。同时，应积极扩大禽肉进口，平抑物价;通过价格引导作用，扩大猪肉和鸡肉等替代品生产;在元旦、春节等关键节点加大储备肉投放，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经济发展具有韧性和潜力，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全年呈现前低后稳走势。
（一）2020年中国内需企稳。
从政策效应看，201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按照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严格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投资者和消费者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引起的财政扩张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投资者和消费者就不会因为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和投资，财政政策是中性。按照凯恩斯理论，减税等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应增加投资和消费。特别是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产生民间储蓄剩余，通过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保持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存在对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效果大于政府支出效果;经济收缩期间，政府投资不完全挤出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数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减税降费100元人民币，同时减少政府一般性支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3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3左右。发行国债（包括地方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2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2左右。2020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预计可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左右。
从投资看，2019年以来，制造业增值税减税会继续减轻企业的负担，2020年制造业增值税减税还有约4000亿元，会直接拉动制造业投资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趋于稳定，企业利润水平会相应稳定，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力度，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土地要素也有利于制造业投资落地。2020年，制造业投资仍会低位回升，预计2020年制造业投资在5%左右。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建设债发行额度会继续增加，专项建设债在部分基建项目中可以做资本金，并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5g网络建设也会启动，基建投资会有所增加，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增长6%左右。2017-2018年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房地产价格仍处于高位，居民杠杆率较高，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7%左右。库存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近年来库存波动明显减小，库存调整对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中国仍然存在“两年左右去库存、两年左右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2年以来，中国库存增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以内，年度库存变动对经济变动的作用在0.2%左右。从2018年7月份开始，中国进入减库存周期，到2019年年底，库存进入低点，预计从2020年起开始进入缓慢增加库存阶段，预计拉动2020年经济增长0.2%左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利于消费稳定，但部分居民的高负债率会继续挤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左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计20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库存对经济呈现正拉动，内需总体稳定。
（二）中美经贸摩擦效应持续显现。
中国工业仍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工业品价格缺乏上升的基础。世界经济增速偏弱，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2019年工业品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几乎为零，预计2020年工业品价格低位徘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零左右。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低位徘徊，未来8-12月内，猪肉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带动居民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加上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在2.2%左右，预计2020年全年cpi在3.5%左右。但剔除禽肉后的价格总水平不会超过2%，物价会对部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但不构成实施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掣肘。
（四）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应设定在6%左右。
综合考虑投资、消费、进出口，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00万人。目前，中国经济潜在速度在6%偏上一点，经济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考虑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基本满足1500万人新增劳动力就业需求，也需要经济增长6%左右。建议2020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居民消费价格控制在3.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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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中国经济概论论文范文（14篇）篇十四
档案管理体系是社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档案管理技术水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档案管理作为以信息媒介及纸质文献为载体对单位内部事务的重要历史记录，对人们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现代化建设、更新管理理念、提高管理质量方面皆有着重要作用。“互联网+”时代是社会经济及社会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作为良好的信息沟通媒介及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对经济产业与社会消费群体有效对接和横向沟通具有良好作用，将其应用到现代的管理体系建设中，对提高现代管理水平有重要意义。
（一）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构建要注重以纸质文献为主的资源利用主体建设，包括档案记录、档案信息采集及特色档案资源建设等。档案资源建设面向不同的服务人群提供资源支持，在自身职能发挥过程中要发挥出特色档案资源的优势，使特色档案资源符合人们的使用需求。考虑到档案管理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以档案资源为核心的档案管理模式构建首先要满足档案信息查询需求，其次要满足档案文献查询需要。对于不同部门的档案信息查询需求可协同其他信息服务机构和政府部门为相应的部门使用档案资源提供保障，面向档案信息使用者提供开放获取服务，与社会其他领域的档案信息化服务相区分，满足不同需求用户的资源获取需求。
（二）档案资料存储数据库建设。在“互联网+”时代，档案信息化管理模式逐渐以信息使用者的开放获取资源服务为核心，在档案资源利用领域兴起，档案管理部门作为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支撑部分，在面向不同部门提供相关档案信息查询服务的基础上，着重于档案资料存储数据库建设，以相关的存储数据库面向用户提供优质的档案资源服务，为了满足不同档案管理者需求，在整合大部分顶级oa资源的基础上建设cornell档案库，针对不同方面的档案资源提供长期保存服务，与社会科学网络对接，既发挥档案资源的时效性价值，也着力扩展相关的档案资源服务，使档案更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三）面向各种结构档案资源的采集、加工、存储。在各个层面及领域分散的档案数据资源是档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针对大量资源的集成与应用服务，“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的构建更应侧重对各个层面分散的档案资源的采集、加工、存储，尤其是针对大量开放的科学数据进行采集，并从海量的资源数据中提取出高价值的信息，通过进一步的聚类优化，使其成为有价值可供用户参考咨询的档案信息。这点可借鉴美国密苏里州政府的档案管理经验，使用数据采集技术针对分散在各个网络空间及领域的档案资源进行采集，采用分布式数据库技术进一步存储，建设大量的科学数据丰富馆藏资源体系，为用户提供大量专业的学科数据，构建cenc资源共享网络，与档案使用者分享档案资源，使采集的数据成为档案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一）建立档案资源服务体系。在互联网环境中，档案信息化建设体系的实现要建立档案资源服务体系，重新定位自身职能。一方面档案管理部门的的传统业务模式要围绕新时期进行数字化需求快速转型，运用信息技术打造全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制，例如，开放性的资源数据库、移动客户端等。另一方面，档案管理要结合元数据规范对档案资源深度开发，基于用户需求进行构建档案资源服务体系，形成特色化服务模式。在档案资源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要考虑不同使用者的档案资源需求，促进档案管理与使用者成良好、开放的互动生态。
（二）建立档案资源服务导航系统。“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侧重高新技术工具的使用，建立档案资源服务导航系统，发挥档案资源体系在资源采集、数据整理方面的技术优势，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档案信息检索、查询、定位服务。档案管理部门要针对档案资源进行全面整理、分类与筛选，利用标签系统对档案资源进行详细标注，将档案资源直接呈现给用户。档案资源服务导航系统要合理设计系统，采用适当的计算机语言实现控制，确定设计目标，在统一设计目标的协同作用下，围绕档案资源管理需求建设档案管理系统，推动档案资源高效利用，使档案资源使用模式满足用户需求。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档案资源管理形式发生了全面转变，人们不仅更加注重档案资源的聚合分类及有效利用，也更加注重档案资源管理体系的优化，使用多种技术工具推进信息化档案管理体系建设，在满足用户个性化使用需求的基础上推进档案资源高效利用与建设水平，借助数据挖掘技术深入挖掘档案资源，使其具备更高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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