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科学的影响作文400字高中 科学带来的影响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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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影响高中科学带来的影响篇一

摘要：《沧浪诗话》针对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此涉及宋诗具有普遍性的弊病，并推陈出新，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严羽自诩《沧浪诗话》是“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俗之谈”，其词不为夸大。明代复社内在理论动力便来源于此。我们从中可以探究晚明时期，在社会动荡、整个社会审美混乱的情况下，一批怀抱经世致用的文人，组建文人社团，掀起了复古主义思潮，在创作中加入了更多魏晋六朝时期的文风，以气势浩荡的文笔在明末文坛独树一帜，其尊经重史、以资世用的学术主张，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基于《沧浪诗话》对复社“兴复古学”诗学思想的影响，进行细致而深入的剖析，推理复社的文化精神所在。

关键词：《沧浪诗话》 复社 复古

一、引言

南宋严羽所著《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是对后世诗歌发展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沧浪诗话》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古代诗歌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了深入的探讨，其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成为我们把握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重要依据。它还全面地总结了关于诗歌创作、诗歌批评等理论，提供了关于诗体辨析、诗歌素养等许多有用的资料。

明末，复社文士所作出的诗歌审美追求，以及文学理想方面的努力，可以通过复社领袖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得以窥见其文学思想的精神源流。虽然他的写作结构与其人物批评倾向、人物品评古已有之，但在这部人物批评专著中，张溥同时表现出了政治性批评与审美性批评的双重倾向。在诗歌创作、作品阐释和李杜分辨等问题上，明代复古诗学通过对《沧浪诗话》的诠释，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复社的诗学思想，实际是其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复社的学术思想入手，能清楚地把握复社的文学思想。

鉴于当前的研究现状与资料的不足，本文重点将视角放在《沧浪诗话》影响复社文人的诗文研究方面，整理和细读有关文献，对复社诗文的创作表现和理论观念进行梳理，并联系复社的文学活动，探讨其文学思想的时代内涵，研究复社诗文思想所蕴含的时代精神。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从历史的实际出发，不再去做拾人牙慧的述评，加以科学的总结，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二、对《沧浪诗话》的研究述评

（一）严羽复古主义诗学理论的阐述

关于严羽的生平事迹，文献记载虽然不多，但从极少的资料中可以得知他一生隐居乡里，未曾应举入仕，有清高不俗的性格。后半世，严羽才有过两次出游。这两次出游，时间较长，其他行踪，则无从考定。一次是理宗绍定年间，为躲避家乡的变乱而出走过豫章（今南昌）、浔阳（今九江）以至洞庭潇湘等地。另一次，约在端平初年元兵南侵时，漫游建康（今南京）、扬州、苏州、临安（今杭州）等吴越之地。两次出游中间，留存所作诗篇共一百四十六首，词二首，编为《沧浪先生吟卷》二卷行世，明清时有多种刻本。

严羽复古主义诗学理论的阐述，首先是对诗歌如何创作出古典审美音韵的阐释，这主要集中于严羽论“妙语”方法和“师法盛唐”对象的主张。其次对诗歌作品的阐释，这主要是说严羽论诗歌包括体制、格力、气象、兴趣和音节五个方面。

《沧浪诗话》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受，从诗的创作思维与极具深意的诗论来表达一种“以禅喻诗”的意境。诗话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阐述了一些理论观点，探讨了诗歌的体裁和流派，研究了写作方法，评论了历代诗作。严羽从各个方面对一些诗篇的内容、写作年代和作者进行了考辨，合成一部诗歌理论著作，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性问题，在诗话发展史上是最负盛名的。

（二）《沧浪诗话》在诗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严羽对古代诗歌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一些规律，把传统的关于诗歌素养、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等美学理论向前推进了许多。《沧浪诗话》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討，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不满江西诗派，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后世的诗歌理论著作很有影响。

严羽从构建“禅”意般的“妙悟”“情兴——诗法——兴象——盛唐”，批评诗歌的特质，完全符合明代复古诗学审美理想的宗唐说、性情说和诗法说。针对汉、魏与六朝诗歌，《沧浪诗话》中说：“汉魏古诗，气象浑厚，难以句摘，况三百篇乎”。严羽认为“词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朝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此处是说“意兴” 即指诗歌的基本情感，与思想语言结合会产生情与景的艺术效果。对唐代诗歌的积极向上、气势浩大的“盛唐气象”，是严羽推崇的，无须多赘。对宋诗，在揭示宋诗的主要弊病方面，如对世人推崇的苏轼、黄庭坚，都表示了相当的不满。正因如此，《沧浪诗话》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沧浪诗话》阐述了诗歌的学习与创作方法，以及各种体裁的特点，并依此作出考评，使整部作品成为一个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使得后世的唐诗选本和诗学研究，诸派都从它里面汲取养料，也都借鉴了它的理论思维经验，推陈出新，作为立论的根据。这在古代的诗歌理论作品中是少见的。

另外，《沧浪诗话》理论几乎笼罩了明清两代的诗学理论。当然，其部分理论观点对后世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后世理论家如王夫之、王国维、叶燮、杨士弘、高棅直到沈德潜，都可以从中看出其影响。

三、《沧浪诗话》对复社诗学思想的影响

（一）晚明文士通经学古与复社的成立

明末虽然朝廷政治腐败，而文学在民间并没有随之衰退，以民间社团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在反思社会改良的过程中，把文学创作作为救亡图存的宣传工具，使尊经复古思潮在文坛显得更为轰轰烈烈。

为何明末社团文人又重蹈前后七子派的复古之辙？

明中期的前七子并没有直接提引严羽诗学对其有何影响，他们的宗旨不外乎论诗重情兴，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诗至唐、古调亡矣”“宋无诗”等。

后七子认为“诗法本于沧浪”，如王世贞等就直接认可严羽“诗有别才，非关书” 与“水中月，镜中花”之说。

至万历年间，八股文的程式化使士子只知读八股选本而不知治经，科举考试已经脱离学圣人经书，在文坛流行一股浮华的无根底文风。虽然前后七子派的论调遭受了后人的强烈批评，但为纠正时文之弊，反对当时空疏学风的经世致用思潮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晚明社会的主要潮流。

面对明末社会动荡，明崇祯帝即位后，革新政治，以救明代末落的命运。崇祯四年（1631）下贤良诏书，欲选拔一批具有“方正之气”“文”“德”兼备的贤良之士（张溥序）。几社领袖陈子龙在京落第后回到家乡，于祟桢五年（1632）提倡“文当规模两汉，诗必宗趣开元”，与他人一起完成《几社文选》，以“继七子之续” （《几社壬申台稿凡例》），希望恢复明嘉隆之际的文学盛象。这显然和前后七子改变世道文风弊端的复古思想不同，并未陷入无病呻吟的泥潭。

万历以后，朝廷腐败，文人意气激荡，多指斥朝政，党同伐异，如声势浩大的复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崇祯元年（1628），张溥和孙淳等联合几社、闻社、南社和匡社等在苏州结成复社，复社取义于兴复古学之意。复社诸子提倡“尊经复古”，继承东林先师遗志，致力于经术，砥砺人品，扶正人心，彰举忠义节操，热衷科举，携手共进，匡扶世风，以为学古人、行古道，才是为诗文的根本。复社本来仅集合太仓等郡人物，后来逐渐由江南扩展到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和山西等省，一时名声大振。张溥、张采等人利用其影响往往可以干预科举考试、地方行政，以至更迭内阁辅臣，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使本来文艺性、学术性的团体渐渐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在政治态度上，复社继承东林党，反对社会政治腐败。为此，引起阉党及其他派别人物的不满，多遭仇恨和攻讦。复社文人发扬经学“求实”精神，对扭转当时不良学风、拯救明末衰世起到了重要作用。复社成员的文学复古思想，推崇汉魏唐文学，认为诗文应是忠孝人真性情的反映，与其领袖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基于政治革新的需要，复社在内容上强调“兴复古学”，重视文章的“经世致用”功能，正符合朝廷选拔贤士的标准。复社诸子“凡诏书所亩皆其索所为”（张溥序），这种为朝廷政治革新服务的复古思想，在当时文坛显得轰轰烈烈，得到社团广大成员的广泛宣传和支持，掀起了明代末年第三次文学复古思潮。这种独具政治组织的特色社团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汉学家艾尔曼先生认为，“明末复古运动掀起了重新审视时尚学风的高潮，它鼓励学者回归儒学话语的两大柱石——经学与史学”。“国家不幸诗家幸”，诗文创作则成为明末文人演绎心曲的最佳途径。

（二）复社学术的经世取向

复社虽然打着的是研治经学的学术旗号，却成为传播实学思想与扭转心学空谈学风的重要思想阵地。

复社领袖张溥，联合张采、杨廷枢、周钟等人于苏州先创立应社，研习儒家经史之目的即在“尊经复古”，以期望构建理想人格来寄托他们的政治抱负。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张溥对笔下的103三位汉魏六朝作家，根据自己以儒家功利思想与伦理道德为评判之准则，逐一进行评述。《明史》称张溥的遗著达3000余卷，研习儒家经史之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张溥重视雅正的诗学观，都是对儒家诗教的弘扬。张采论诗以为只有从根本（即道）上下功夫，才能真正写好诗，所谓“推而学古，诵读敏，则心路开而思来；
进而学道，知识明，则心气和平而性情正”（张采《慎尔斋诗稿序》）。

明末，“经世致用”最为突出倡议者，当推都参加复社的黄宗羲与顾炎武两大思想家。黄宗羲所作《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复古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后来被清人采用。黄宗羲与钱澄之等人否定唐宋诗之爭，引入“性情”理论来写作，希望诗歌能跳出模拟的窠臼。

顾炎武也不满宋明所传心性之学，17岁参加了复社组织，27岁在“秋闱被摒”的情况下能做出“退而读书”的决定，并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文学主张，明显是对复社讲求“务为有用”的实学精神的宣扬。他侧重经学的考证较多，所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与《日知录》，都被后世学者推为“经世实录”，可谓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名著《十日谈》齐名。受严羽《沧浪诗话》中的体制与音节说影响，他晚年还考订古音，分古韵为十部，是用辨析“唐韵”的方法研究古韵，特著《音学五书》。鉴于在音韵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顾炎武被誉为清代古韵学开山祖。

诗歌充满民族气节的陈子龙，与复社其他成员的文学关系也较复杂，被公认为“明诗殿军”。他与同仁参与选编的书目有《皇明经世文编》《皇明诗选》《唐诗选》，是为崇祯帝革新政治提供借鉴的，与前后七子复古思想相比，同样有复古的主张，但也不尽相同。陈子龙的诗文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是处于衰世发出盛世元音的最强主张，且有很高的思想性，引导了明末文坛的发展趋向。

加入了复社、有“诗妖”之名的朝中重臣钟惺，主张性灵说，批驳拟古。钟惺在《隐秀轩集》和《诗归》选评中提出的诗学观点表现出对严羽《沧浪诗话》的接受与改造。他评选隋以前的诗，作《古诗归》，对《诗》的理解和解释，不去附和古典文学研究中偏重名物训诂，注重正统的学问功底。钟惺在《诗归序》中认为“七子”模拟古人词句，只不过是“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他主张诗人应“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钟惺《诗论》的突出成就在于创立了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理论，体现出明末动荡时局中，复社诗家渴望突破旧习，重视读者在鉴赏过程中的解读方式和重新认识，融合了诗学新潮的趋向。

苏州同里谭元春与钟惺评选唐人诗，作《唐诗归》，认为公安派末端文风俚俗，追求奇字险韵，企图匡救幽情孤行的风格，走入了另一形式主义极端，造成篇章一种艰涩隐晦的风格，形成“竟陵派”，使得“天下盖知宗竟陵”“楚风今日遍南州”。谭元眷率领竟陵派加入声名最广的复社也是一個耐人寻味的现象。谭元春兄弟五人都加入了复社，这说明竟陵派与复社在政治主张和思想情趣一度是一致的。特别是大部分竟陵派作家亲自参与复社士人的文化运动，投身于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浪潮，以及复社领袖张溥与谭氏兄弟的深厚交情，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复社与竟陵派之间的关系密切。

在复社群里坚定的复古主义者，当是虞山诗派的首领钱谦益。受公安三袁的影响较大，钱谦益其文学观具有体系性，与他人不同。他早年信奉复古理论，中年以后兼宗唐宋，对唐宋诗做出了新的评价。他在几乎相当于一部明代诗史的《列朝诗集》（明末殉难诗人的诗未收）中，选录了有明200余年间约2000名诗人的作品与作者小传，展示了有明一代诗歌创作发展、演变的过程。他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创作现象，批评了其中存有的误缺，扩展了人们的师法对象。他反对“七子”模拟、剽窃的创作方式，甚至不承认“七子”的主张属于“古学”，却不反对复古的总体方向。钱谦益后期“痛恶者竟陵”与复社其他一些人一样，从肯定竟陵派到排挤竟陵派的思想变化，反映了复社文学思想适应了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的需求。入清后，钱谦益的诗学思想融通《沧浪诗话》诗论中的意兴、性情等概念与佛学思想融合，学习宋诗，从诗学基本理论的层面对师法宗尚做出了一些解释。

复社里另一诗人吴梅村，著有《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他的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不废宋诗，论诗推崇唐人，倾向明七子，与云间派相近，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的诗论不多，《梅村诗话》多纪事，在中国古典叙事诗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是前人没有论及的，他的诗都是以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为题目，有强烈的时代特质，可称“诗史”。他从司马迁《史记》借鉴而来的“龙门之笔”写作手法，大胆地刻画了当时政治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仿白居易、陆游等之诗，发展了尊古推新的七言歌行体裁，描绘了明清易代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情态，诗叙中文辞清丽，格律中音律妍秀，内容上委婉含蓄，形成了被称之为“梅村体”的独特艺术风格。在吴梅村的影响下，娄东直接出现了顾湄、黄与坚等十子，形成了娄东诗派，其叙事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清代诗坛的诗风，揭开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帷幕。尽管未能挽救大明的衰亡，却缔造了大明文化的最后绝唱。

（三）复社“兴复古学”思潮的兴起

明初立国，随着汉族在政治上统治地位的增强，文化上也表现出向中国古代文化回归的倾向。由于汉唐时期，中原文化达到极盛，所以宗举汉唐文学和重视雅正文风的复古思潮出现，代表了遵从传统、重视新体的主流审美理想。所有复古诗学的共同主张就是不管是“唐诗”与“宋诗”皆应“师法盛唐”。明代前期复古主要集中在音调方面，提出了“唐调”与“宋调”。明代复古诗派多持有批宋崇唐的倾向，将学习的范围局限到狭窄的时段内，割断了诗歌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脉络。至明末，复社的复古思想对《沧浪诗话》也不过只是都从小处指摘出一些异议而已，而《沧浪诗话》强调的盛唐兴象、汉魏风骨等诗学概念，符合他们的这种追求。

陈子龙可谓是明末复古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云间派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擅长七律、七言歌行、七绝，诗风或悲壮苍凉，或典雅华丽。他的古乐府模仿汉魏晋作品，写景诗、咏怀诗和交游诗，都学习盛唐作家，有善于用典、构思巧妙和对仗精工的特征。他后期诗歌才开始寻得一种真正属于自己沉郁雄深、引人注目的风格，具有“诗史”品格和现实主义精神。

出生于晚明士大夫家庭的青年诗人夏完淳，可谓是一位传奇人物。小小年龄的他痛感国破家亡的痛苦，投身抗清斗争。他的前期诗歌受到复古主义诗风的巨大影响。入狱后，他被从复古的泥潭拉回到现实的惨烈之中，诗歌一改拟古习气，直面惨淡人生，其诗歌呈现出悲壮苍凉的美感，始终洋溢着高昂的战斗激情和坚定的民族气节。

复社四公子（亦称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方以智，与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复古，开桐城派先河，继承归有光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派”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言有序”。方以智一生著述有《通雅·诗说》等四百余万言，诗、词和政治论文多主张“公”和“明”，其诗文多与佛学思想相融合。文苑巨擘董其昌还把复社中另一公子冒辟疆，比作初唐主张创作思想要 “立言见志”的王勃，期望他能“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

吴应箕论诗崇尚质朴无华，以为“诗之佳者，宁朴无华，宁质直无新异”（《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他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有感而发，“故习而诗者，其所蓄积也，悯时伤事，而诗亦名”（《刘伯宗癸未诗序》）。

另外，受《沧浪诗话》的影响，复社文人中宋征璧的《抱真堂诗话》、徐世溥的《榆溪诗话》、贺贻孙的《诗筏》、万时华的《诗经偶笺》、顾梦麟的《诗经说约》、陈宏绪的《寒夜录》等，也都是复社诗话《诗经》等的研究对象。

明末，不仅传统的诗词古文有进一步发展，而且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戏曲方面，确有长足发展。通俗小说创作方面也是如此，各类体裁，风格各异，却共同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黄宗羲说：“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文之盛者，无足怪也”（《明文案序》）。明代复古主义思潮已经出现过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等。从对复社部分成员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对部分作者文学艺术风格的了解与分析，可以认为：以复社为代表的明末文学复古运动，提出复古主张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他们倡言复古，追求性情、学问与世运的诗歌方向，目的也许是摆脱宋元影响，但大多数人也难跳出前人藩篱，成就自然有限，但其中杰出之士在易代之际，或击刺暴戾高压的政治统治，或赞美士人高洁的人格操守，以热血谱写了许多爱国诗章。复社文人爱国的诗教观和强烈的民族感，散见于各种诗话专著，除竟陵派，还有虞山诗派、云间诗派和娄东诗派等。俨然使复社成为一个时代的诗学中心，他们高贵的兴国之愿和才学情志等精神品质光耀千秋，几百年来仍使后人为之心弦颤动。

科学的影响高中科学带来的影响篇二

科学的影响高中科学带来的影响篇三

摘 要：顾仲彝编写的《编剧理论与技巧》融中外戏剧理论于一炉，对人类戏剧史上重要的理论都进行了阐述。此书将戏剧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每一章重要的戏剧理论，顾先生都辅以生动具体的戏剧作品进行举例分析。在这些例证中，中国话剧作品尤以曹禺先生的经典剧作最为重要，曹禺经典作品对我国剧作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曹禺；顾仲彝；编剧理论

曹禺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大师，他的作品在我国戏剧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这五部经典之作，迄今为止都是我国话剧艺术的巅峰之作。

顾仲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教育家。1920年，顾仲彝被南京高等师范录取，就读于英文科。1924年，顾仲彝先生毕业。四年的学生生涯，为他今后的戏剧创作奠定了基础。自此之后，他便积极投身于戏剧艺术活动当中，先后参与了上海戏剧协社、上海剧艺社、抗敌演剧队等组织。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欧美戏剧作品，并对其进行改译并搬上舞台，借此积累了丰富的编剧经验。1945年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成立，顾仲彝任校长。1957年转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學系任教授。1963年初，受中央戏剧学院的邀请赴北京教授编剧理论。经过长期的艺术和教学实践，顾仲彝先生对剧作学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的代表作《编剧理论与技巧》，是他长期积累的编剧和教学经验的呕心沥血之作。此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全面、系统地对戏剧编剧技巧进行梳理，对编剧理论进行总结的专著，是中国剧作学教材的开山之作。他的思想与理论为我国编剧教学打下了基础，顾仲彝编剧教学法对我国编剧人才的培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曹禺剧作与戏剧冲突理论

自古希腊时代开始，先贤们就已经开始对戏剧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进行探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动作说”。黑格尔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冲突”这个本质的概念，他认为“戏剧体诗以目的和人物性格的冲突以及这种斗争的必然解决为中心”。 法国的布伦退尔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并进一步证明，将其表述为“意志冲突”论。其后，英国戏剧家威廉·阿契尔提出了“危机”说，美国的贝克提出了“动作与感情”说，霍华德·劳逊提出了“社会冲突”说。

在戏剧本体论的研究当中，顾仲彝更倾向于法国戏剧家布伦退尔的“冲突”说。他认为“戏剧冲突是戏剧创作的最基本特征”。 戏剧冲突要有一系列的动作和矛盾由小到大螺旋式的上升，而非直线上升。顾先生将戏剧冲突的发展总结为六种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冲突的对立面，冲突的内容，始终基本上不变，但通过一次次的交锋，冲突越来越激化和深化，到最后的爆发点，雷电交加，一泄而尽”。 他认为运用这种戏剧冲突发展模式最完善的例子，就是曹禺先生最著名的作品《雷雨》。

《雷雨》在社会层面上反映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新旧思想的碰撞与斗争，每一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剧中每个人物之间都有复杂交错的意志冲突。贯穿在全剧自始至终的重要冲突，是繁漪和周萍之间的冲突。繁漪作为全剧最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角色，她的意志倔强而富有冲击力，与之相对的周萍却十分软弱。在曹禺先生的巧妙构思下，二人的矛盾冲突纵贯全剧。在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二人的矛盾一步步地激化，终于在全剧的最后迎来井喷式的爆发。

周繁漪：“你在矿山做什么呢？”

周冲：“妈，你忘了，哥哥是专门学矿科的。”

周繁漪：“这是理由么，萍？”

周 萍：“（拿起报纸）说不出来，像是家里住得太久了，烦得很。”

周繁漪：“（笑）我怕你是胆小吧？”

周 萍： “怎么讲？”

周繁漪： “这屋子曾经闹过鬼，你忘了。”

繁漪通过轻蔑的一笑向观众透露了二人之间的矛盾和繁漪的态度，并且用“这屋子曾经闹过鬼”对周萍进行威胁。到了第二幕，二人的矛盾冲突正式展开，繁漪用哀求的方式打算挽回他们的感情，并向周萍提出希望他不要离开。但繁漪没想到的是，周萍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受到拒绝的繁漪此时无法再保持冷静，二人的矛盾冲突升级。此时二人的冲突已经可以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到了第三幕，二人的意志冲突进一步激化。在这一幕中，曹禺先生没有用语言来表达二人的矛盾冲突，反之单纯用行动来表达。周萍从窗口跳进四凤的卧室，忽然之间雷声大作，四凤下意识地扑进了周萍的怀里，而这一切都被窗外的繁漪看在眼里。到第四幕，二人的冲突终于发展到了最顶点。繁漪对周萍软硬兼施，企图使周萍放弃离开的想法。眼看着周萍即将带着四凤离开周公馆，繁漪叫周冲来阻止周萍的离开，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周冲竟然如此软弱，将自己心爱的四凤拱手让给了哥哥。在最后关头，繁漪决心与周萍同归于尽，她将自己与周萍的秘密全盘托出，还搬出了周朴园，企图借助周朴园的力量阻止周萍和四凤的出走。

从第一幕的初见端倪，到第四幕的同归于尽，繁漪和周萍之间的意志冲突经历了发展、缓和、激化、爆发四个阶段。二人之间的冲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反复斗争的，是迂回曲折的，是越来越紧张的。最终，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推动着整个故事的矛盾发展至顶点。从繁漪和周萍二人之间的矛盾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雷雨》的人物意志冲突设计之巧妙，一步步向上发展最终一泄而尽。从剧作学的角度来看，不愧是戏剧冲突完善的实例。

二、曹禺剧作与戏剧结构严谨论

戏剧结构是顾仲彝先生最为看重的编剧技巧，也是顾仲彝编剧教学法中最为重要的章节。他依据欧洲戏剧史上对于结构类型比较科学的分类方法，把戏剧结构分为“开放式结构”“锁闭式结构”和“人像展览式”结构三种类型。曹禺先生的戏剧作品覆盖了所有这三种形式，《雷雨》属于锁闭式结构，《家》《北京人》属于开放式结构，《日出》属于人像展览式结构。

在戏剧结构这一章节，顾仲彝先生也以《雷雨》为例对戏剧结构的严谨论进行了分析。《雷雨》在结构上可谓无懈可击。从戏的开端、进展再到高潮、结局，都是环环相扣、引人入胜。顾仲彝先生将戏的开端称为“上升动作”，其作用是揭示矛盾，为故事发展积蓄力量。上文中所提到过的周萍和繁漪矛盾之初现端倪就发生在《雷雨》的第一幕。此时的舞台上已经是乌云密布。但是周朴园的回家，周萍的急于出走，繁漪的抗拒喝药，四凤的苦闷和四凤母亲的突然到来，都预示着一场风暴正在积蓄力量，马上就要爆发。

剧情进展过程中，顾仲彝先生强调“关键性的情节必须实现要有准备、预示或伏笔”。 为了给四凤的触电而死铺垫，曹禺先生在全剧中就事先准备了三次：第一次是有人来报告风吹断了藤萝架旁边的电线，需要请电灯匠来修理；第二次是在辞退四凤的时候，周繁漪又说电灯匠已经叫鲁贵去找了；第三次是周朴园问仆人电灯线修好了没有，仆人说电灯匠已经来过了，因为大雨不能修，要到明天再修。正如著名戏剧家契诃夫所说：“如果在第一幕里墙上挂着一支枪，那么在第三幕里这支枪就一定要打响！”如此精心的鋪垫就是为了最后一幕四凤触电身亡的戏剧结尾埋下伏笔。

三、曹禺剧作与戏剧语言的高度艺术化

顾仲彝先生认为戏剧语言是“阐明主题、描绘冲突、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是剧本的基本材料”。 他认为戏剧语言的作用有四种：1.叙述说明；2.过场连接；3.推动剧情进展；4.揭示人物性格。同时他又提出了戏剧语言的五点要求：1.贵真实；2.宜浅显；3.务含蓄；4.重机趣；5.易上口。

对这四个作用五个要求，曹禺先生的戏剧作品均提供了优秀的艺术范本。话剧《北京人》中，曹禺先生就用最精炼又富有深意的语言巧妙地揭示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北京人》第二幕结尾，思懿拿到了愫方偷偷给她表哥，即思懿的丈夫的书信。思懿存心当面羞辱愫方，并借此进一步控制她的丈夫。

文 ：（焦急地）你究竟要怎么样？

思 ：（翻眼）我不要怎么样。

文：你要怎么样？你说呀，说呀！

思：（故意作出一种忍顺的神色）我什么都看开了。人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早晚棺材一盖，两腿一伸，什么都是假的。（走向自己的卧室）

文：你要干什么？

思：（回头）干什么？我拿账本交账。（走进屋内）

文：（对门）你这是何苦，你这是何苦？你究竟想怎么样？你说呀！（思懿拿着账本又从卧室走出）

思：（翻眼）我不想怎么样。我只要你日后想着我这个老实人待你的好处。明天一见亮，我就进尼姑庵，我已经托人送信了。

思：（拿出方才愫方给文清的信，带着嘲蔑）

哼，她当我这么好欺负，在我眼前就敢信啊诗啊地给你递起来。（突然狠恶地）还是那句话，我要你自己当我的面把她的信原样退给她。

文：（闪避地）我，我明天就会走了。

思：（严厉）那么就现在退给她。我已经替你请她来了。

文：（惊恐）她，她来干什么？

思：（讥刺地）拿你写给她的情书啊！

文：（苦闷地叫了一声）哦！（就想回转身跑到卧室）

思：（厉声）敢走！

文清停住脚。

霆：（回头）走不了，爷爷的手抓着门不放。

思：用劲抬！

愫：（哀痛地）他不肯离开家呀。（大家又在犹疑）

思：抬，抬！救人要紧，听我的话还是听她的话？抬！

张顺硬向前走。

愫：他的手，他的手！

思：（对曾霆）把手掰开。

霆：我怕。

思：笨，我来。

文：爹！爹！

霆：（恐怖地指着）爷爷的手，爷爷的手！

思懿强自掰开曾皓的手。

文：（愤极）你这个鬼！你把父亲的手都弄出血来了。

思：抬！（低声，狠恶地）房子要卖，你愿意人死在家里？

寥寥数笔，便将文清、思懿、愫方等人物的性格十分鲜明地揭示出来，尤其仅是思懿的一个“抬”字，将她的凶恶、狠毒和无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上所述可见，曹禺先生的经典剧作在戏剧冲突、戏剧结构，还有在语言创造上都堪称一流，为剧作学理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剧作学教学十分注重具体的艺术分析，只有将理论与戏剧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真切地理解戏剧理论的深奥原理。曹禺经典剧作为我们提供了典范，奠定了曹禺经典剧作对我国剧作学研究不可动摇之地位。

参考文献：

科学的影响高中科学带来的影响篇四

摘要：在生物语言学视角下对“语言官能”的研究中，乔姆斯基，豪泽和菲奇在其论文中提出了“惟递归性假设”，这一假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其中属平克和杰肯道夫提出的的“语言适应性假设”最具代表。双方就“语言官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通过对双方争辩观点的简要对比分析，探索这场争辩对生物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语言官能；生物语言学；递归运算机制

生物语言学是一门新兴但又有着不短历史的学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chomsky开始关注语言研究的生物学范式走向，从生物研究的视角来研究转换生成语法，将对语言能力的研究提升到对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的研究层面。近年来，chomsky与hauser和fitch（简称hcf）合著的关于“语言官能”的论文“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和“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clarif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集中论述了语言官能这一问题，而对于他们提出的观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pinker和jackendoff（简称pj）的反驳。本文以争论为线索，简析双方针对“语言官能”问题的不同看法，并探索这一争论对生物语言学发展产生的影响。

1.对“语言官能”的争论

在论文中，hcf将语言官能分为广义的语言官能（faculty of language in broad sense，以下简称flb）和狭义的语言官能（faculty of language in narrow sense，以下简称fln）。其中，广义的语言官能包括感觉运动系统，概念意向系统和递归运算机制，而狭义的语言官能則包含一个递归运算机制。hcf的假说认为flb中的大部分是人与动物共有的特征，只有fln这一“递归运算机制”是人类特有的。针对“惟递归性假说”，pinker和jackendoff提出了他们的反驳观点。pj认为乔姆斯基等人的假说忽视了人类语言官能进化的可能性，平克和杰肯道夫认为语言官能是人类这一物种出于某种适应性压力而选择的特征，而不仅是乔姆斯基等人从语言官能的当前使用与原初功能两方面解释的那样。

通过分析争论双方各自的观点可以发现，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递归运算机制”是否是人类语言独有。针对这一问题hcf也做出了解释，“递归运算机制”作为一项课题的开题报告提出的假设，真实性还有待于实验的检验。hauser在一次实验中，将恒河猴与婴儿进行比较，发现恒河猴似乎可以区分单数与复数概念，因此得出结论，基于定式化系统的量化系统是flb的部分内容，但并不是语言特有的，因此也不属于fln，这为递归运算机制是否是fln的唯一提供了依据。

平克等人虽对“递归运算机制”提出质疑，但他们是反对递归为语言特有这一点，并不反对语言存在递归性。因此，pj与hcf的这场激烈的辩论更是pj对hcf的理论的查缺补漏。例如，pj认为，虽然动物的交际系统中未发现这种特征，但仍可在视觉认知中找到递归的存在，因此，不能说递归性是人类语言特有的。再如，双方除了争论的观点不同之外，双方所站的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存在差异。乔姆斯基等人立足于语言学视角将“语言”看为“运算机制操作过程中的一个抽象的核心运算操作”，而平克等人则立足于心理学视角将“语言”看作“被人类使用的交际系统”。由于双方的观点，视角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双方在对“语言官能”的诠释和研究中存在分歧也是在所难免的了。正是因为双方的激烈辩驳，才能促进生物语言学在短时间内取得迅猛发展。

2.争辩对生物语言学的影响

人们对于某种观点的批判或争辩是促使其进步的一种动力。正如hcf和pj等人对于“语言官能”的激烈辩论促使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生物语言学这一领域，这也促进了生物语言学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针对pj对hcf的“惟递归性假设”的置疑，乔姆斯基等人给出了合理的解释。hcf申明他们所指的“惟递归性假设”只是针对fln而言的，递归性是fln的一种特征。hcf也给出了几点理由：（1）目前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同递归性是语言的一种核心运算机制；（2）多年来的研究也并没有在哪种已知动物的交际系统中发现递归性的特征，即使是人工训练过的海豚、猴子也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特征；（3）而且，目前除了依赖于语言的数学公式和电脑程序之外，递归性还没有在人类的其他认知领域中有明显的显示。因此，把递归性纳入fln是有据可依的，正是有了pj的置疑和hcf的解释回应，促进了“惟递归性假设”向着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对于双方所处的视角不同这一分歧，hcf也作出了更为清晰的区分。从语言学的视角，学者将“语言”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核心运算操作；而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视角，“语言”是“被人类使用的交际系统”。乔姆斯基等人认为语言学家们所指的语言是fln，而后一种则是flb，fln是人类特有的，flb则有些是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特征。hcf指出，对于当前存在的诸如这样的一些误解和混乱，是有必要阐释清楚的，否则可能会给对生物语言学和语言进化研究感兴趣的人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或者会影响语言学家与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的合作，进而更严重的可能会影响生物语言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进步。

3.结语

关于“惟递归性假设”的科学性还无定论，但相信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进步，人们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假设的真伪定会得到论证，生物语言学也会不断向着更加科学化，更成熟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郑天洋（1993年—），女，汉族，黑龙江密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郭兴华（1993年—），女，汉族，黑龙江密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