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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的身影篇一
盛夏的雨总是猝不及防，墨似的乌云只是翻滚了几下，雨便伴着一声震雷倾泻而下。
中午，又是一天人流的高峰期，坐在小车里的我只想摆脱一上午的疲惫和令人烦闷的天气，赶紧回到家中，可偏在这时车却缓缓地停住了。
“爸，干吗停车啊？”我问父亲。“堵车了。”父亲说着用手指向前方。我拉下车窗探出头往外看，来来往往的车辆已纠缠在一起，无法动弹。“唉！”我不禁叹道。
车子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但没走一会儿又停了，只看见一个老妇人正从斑马线上向路对面挪去，她没有带雨伞，就那样在无数豆大的雨点中挪动。她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能清晰地看出她突出的瘦骨，稀疏的头发紧紧地贴在她削瘦的脸上，刀刻般的皱纹里仿佛还能盛下雨水。老人穿着破布鞋继续向前，雨却越下越大，老人的身影越来越浓缩，看似要被雨水吞没似的。
乌云压得越来越低，无数雨点猛烈敲击着车窗。突然老人身后传来一阵急躁的喇叭声，紧接着喇叭声便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将老人团团围住。老人像做错事的孩子，霎时定定地站在那里。她努力睁开被雨水遮掩住的眼睛，看看这部车，又看看那部车，不知道自己的脚步该往哪个方向挪，只得尴尬地垂下头。正在这时，一个身影从车辆中闪出，快速地向老人移动，一把雨伞也随着这个身影从半空中划过，最后稳稳地停在老人的头顶，像雨幕中盛开的硕大木棉花。他的出现给这个阴沉的中午带来了一点活力，让人在沉闷中看到了美丽的风景。四周的喇叭声这时也渐渐地止住了，仿佛此刻只剩下那人和老人。我定睛一看，那身影原来是爸爸，只看见他俯下身子微笑着对年迈无助的老人说着些什么，而后老人也和蔼地一笑，在爸爸的搀扶下慢慢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春的身影篇二
流星划过夜空，会触动文人的心灵，瀑布飞流直下，会触动诗人的心灵，而雨中那个身影，会触动我的心灵。
——题记
很快暴雨如约而至，学校只能提前放学。我和同学们望着下着倾盆大雨的天空，都一个一个愁眉苦脸，又时不时出班级看一看自己的家长来没来。
又等了十几分，家长们都一个接一个来到了班级。
“张xx”！“妈妈”！
“李xx”！“爷爷”！
同学们基本上都让陆续赶来的家长接走了，只剩下几名同学。当然，其中也包括我这个“不幸者”。
不一会，那几名没有走的也接二连三地走了。我走来走去，心中无比的着急、烦躁，“怎么爷爷还不来？”我嘟囔着。老师也给我爷爷打电话，不过爷爷手机关机了。
又等了十几分钟，我现在已经心生不满，在不满的同时，又恨不得自己冒着雨跑回爷爷家里。然后在家中不满地抱怨爷爷。我突然想到，爷爷或许还在温暖的家中看电视呢。正准备下楼找爷爷时，突然，我在朦胧的雨幕看到一个若隐若现，打着伞奔跑的身影。我不禁高呼“爷爷……爷爷”！那个打伞的身影正是爷爷！我的心灵猛地一震，向着那狂奔而去。
第二天，天依然下着雨，从大老远，我又看到一个略显佝偻的身影……
春的身影篇三
;7月11日,一个哀恸的早晨。
4时30分,北京医院,93岁的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4个半小时后,在301医院,98岁的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半个多世纪前,臧克家曾以诗歌道破生命的真谛。今天,两位大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与器识,再次印证了生命的力量和价值。
壹
时光荏苒,病痛折磨着两位老人,但这丝毫没有让他们“向前走”的速度有丝毫减慢。“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以使命和责任为发端、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决定了两位大师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风格。在喧嚷浮嚣的世风中,两位大师愈加散发出陈酿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
“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作为哲学大师熊十力的弟子,任继愈坚信,学问的生命与理想来自浩浩汤汤的文化传统。“沙滩银闸忆旧游,挥斥古今负壮猷,履霜坚冰人未老,天风海浪自悠悠。”这首诗是任继愈与大学同窗胡绳的唱和之作。任公的一生,始终如一地为少年时所负“壮猷”孜孜矻矻,不懈努力。
季老的最后几年里,在读书和写作上,仍然花了大量的时间。他说:“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中失去的光阴。”正是因着这种勤奋,十年浩劫中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的间隙里,季羡林翻译出了闻名世界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9万余椎心泣血的诗行,写下中国文化史浓重的一笔,树起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正是因着这种勤奋,1983年,70多岁的季羡林从一本《弥勒会见记》残卷开始,以10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任公的一生,皓首穷经,甘坐冷板凳,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晚年还孜孜于《中华大藏经》的主编工作。
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心心相印;在相同的追求中,他们携手向前。乐观、顽强,一次次逼退苦难,一次次与病魔对峙,与20世纪的风风雨雨相比,他们强硬得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翁。“生也有涯,学无止境”,正是在这无涯的学海中,任继愈首次提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从而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正是在这精进的求索中,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两位大儒的履历中,有着太多的不同,又有着数不清的相似,以学问报效祖国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是任继愈的口头禅。“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这是缠绵病榻的季羡林的铮铮话语。
20世纪初叶,齐鲁大地的共同成长背景,为季羡林和任继愈生命最初历程剪出相似的轮廓。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那时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知识分子在沧桑时代背景下试图寻找中华民族命运的最新答案。从识字到上小学,任继愈换过很多地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季羡林说。
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是德文。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也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两所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治学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为他们的学术道路夯下坚实的基础。1935年,季羡林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而随着北大南迁的任继愈,则在风餐露宿的迁徙中,“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
叁
两位老人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却始终保持着宽厚、谦卑、平和的秉性。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曾有学生问任继愈。他沉思良久,缓缓答道:“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公在80岁时,却特地请人治了一枚印章,只六个字:“不敢从心所欲”。
在北京301医院,季羡林经历了心肌衰竭、左腿骨髓炎、心脏病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写下了20多万字的《病榻杂记》。在这部书中,96岁高龄的季老第一次阐明了他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请人们把“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
“不敢从心所欲”,不是虚伪;“三辞桂冠”,不是作秀。这是任继愈、季羡林自谦和清醒的体现。勤勉治学半个多世纪,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德高望重,任继愈与季羡林堪称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却都对自己有着谦逊的评价。在“大师”汹涌的年代,这种清晰的自省弥足珍贵。
“一辈子不做挂名主编”,这9个字是任继愈的“任上宣言”。1987年,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在卷帙浩繁的学术长河中,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事。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107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中华大藏经》花费了他10余年的宝贵光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煌煌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继愈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进行了10年。
朴素的真理从朴素的生活开始,朴素的追求也一定会到达朴素的目标。北大的学子都知道,朴素的季老常年一身旧中山装,一双布鞋,数十年如一日。因为这身打扮,他常常被误以为是学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请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应。那个学生办完事,已日薄西山,等他急急忙忙赶回去,却看到那个老人还待在原地,替他看着行李。直到开校会,他才发现,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个替他看行李的老人,竟是当年的北大名誉校长季羡林。
肆
两位老人离开了我们,这样的高寿,应称为“喜丧”。老人一生历经沧桑,有起有落,忧患过,也欢喜过,走时终究福寿全归、功德圆满。
季羡林走了,他追着他的那些可爱的师长陈寅恪、朱光潜、吴宓、叶公超、俞平伯等诸先生一同走了;任继愈也离开了,他随着他的那些可敬的师长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等大家们一道离开了。两位老人带走了一段让人唏嘘感慨的历史。他们漫长的一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和共和国几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们仍笔耕不辍,思想常新,保持着良知与清醒,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对于这个时代来说,相信大多数人看到他们逝去的消息时,都会感到他们音容宛在。那两个可爱的老人形象,在我们心中永远都不会磨灭。
不仅是季老和任公的学识,他们的人格也感动了一个时代。他们在盛名中保持着一份清醒。他们对世事的洞明,对名利的谈泊,他们的质朴和真诚,再次让人感受到了两位文化老人的可爱与可敬。对于今日浮躁而功利的知识界来说,这是一面弥足珍贵的镜子。
两位老人在道德品格上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
或许,季老并没有走,他和任公还在某个地方,为我们静静地看着行李。只不过,这个行李的名字,叫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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