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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一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事实真实情况，而更多是基于对某种主导价值的考虑，从而对证据加以取舍。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从世界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强制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美国;一为裁量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国。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二
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3)。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三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法律专业。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四
摘要：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困境。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二、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机构设置困难。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二)教师资源缺乏。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课程设计难以保障。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三、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路径突破。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利用公安院校现有的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二)多渠道选任诊所教师。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三)根据公安特色合理设计课程。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3)。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五
选题说明：学生在执业过程中起草过房屋租赁合同，也办理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法律名称均省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租赁合同”一章对当事人权利义务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但由于房屋租赁合同作为租赁合同中特殊的一种除受《合同法》调整外还受《担保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调整，因此实践中有些权利义务容易被忽视。另外学生在处理一些具体案件时也遇到过一些难点，比如承租方能否以出租方未给付税票作为不给付租金的抗辩理由，比如“优先购买权”是否必然衍生出“优先承租权”，比如如何认定“转租”、“转让”及“承包”三者的区别，比如国有房屋出租是否必须进行资产评估等等，因此本文试从《合同法》规定的一般权利义务、相关法律规定的特殊权利义务以及实践过程中难点分析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述。
一、内容摘要及关键词。
正文提纲：
一、房屋租赁合同概念、实质要件及形式要件。
二、《合同法》关于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一)出租人交付租赁房屋的义务和瑕疵担保义务。
(二)出租人维修义务(可转移负担)。
(三)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
(四)承租人按约定使用租赁物的义务。
(五)承租人妥善保管房屋的义务。
(六)承租人租赁期满返还房屋的义务。
(七)承租人获得收益的权利。
(八)承租人“买卖不破租权”
(九)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十)承租人死亡后的权利。
(十一)承租人在租赁物灭失情况下的请求权。
(十二)转租中双方权利义务。
(十三)房屋改善及添附中双方权利义务。
(十四)其他权利义务。
二、其他法律关于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一)承租人提供身份证件，出租人详细登记的义务。
(二)出租人举报承租人违法行为的义务。
(三)出租人抵押告知义务。
(四)出租人纳税的义务。
(五)其他权利义务。
三、实践中难点问题的分析。
(一)税金负担主体及承租方能否以出租方未给付税票作为不履行给付租金的抗辩理由。
(二)转租与转让、承包的法律辩析。
(三)关于优先承租权的考证分析。
(四)租赁合同备案的法律分析。
(五)国有房屋出租是否进行资产评估的法律分析。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六
[摘要]保证属于债的担保方式中人的担保，主要目的是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的诉讼时效是关系到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请求权何时受到司法机关保护的重要法律制度。本文从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止与中断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保证；诉讼时效；起算；中止；中断。
一、概述。
保证是担保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6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两种。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即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即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与债务人处于同等法律地位。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证合同诉讼时效是指，保证合同的债权人即保证债务的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期间。因此，也可以看作债权人寻求法律救济，其诉权的持续期间。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法律特征为：
第一，保证合同诉讼期间为法定期间，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或规避。
第二，保证合同诉讼时效针对的是债权人对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承担请求权。
第三。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届满后，产生与一般诉讼时效相同的法律后果，即导致债权人胜诉权的消灭。保证人得以援引该事实对抗债权人的请求权，不必承担保证责任。
第四。由于保证合同具有附从性。因此，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实际上受到主合同诉讼时效的限制。
当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可能会涉及到诉讼时效。笔者认为，现有法律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本文在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开始。
《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开始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34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二)问题的提出。
(1)法律规定“一般保证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似乎不合理，此规定可能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20xx年1月1日，甲无力按期还款，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甲向乙偿付借款，20xx年2月1日判决生效。
按照法律规定，20xx年2月1日开始计算保证的诉讼时效。如果直至20xx年2月1日，就债务人甲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乙将由于超过了保证的诉讼时效，丧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而在此之前，由于丙享有先诉抗辩权。乙不得对丙主张权利。因此，现有法律规定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与保证人丙享有的先诉抗辩权发生矛盾，可能使债权人乙的利益受到损害。
(2)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务人处于同等地位，诉讼时效却不同，现行法律规定加重了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似乎不合理。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1年。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在保证期间届满前，乙对丙的诉讼时效从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
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与债务人处于同等地位，理应得到法律相同的权利保护。而依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如果乙于20xx年5月1日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此时，主债务人甲的诉讼时效已经过去4个月，而丙的诉讼时效则刚刚开始起算，由此造成处于同等法律地位，诉讼时效却不相同的情形。实际上。此时丙承担了甲在这4个月内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后果，加重了丙的保证责任。于法不合。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连带保证的诉讼时效，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止。
《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中止没有规定。
由于主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不同。因此当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可能还没有进行到最后6个月或者还没有开始。如果强行规定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似乎不合理。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是20xx年7月1日至20xx年12月31日。如果乙于20xx年8月1日要求保证人丙承担保证责任。则当乙对甲的诉讼时效结束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还没有进行到最后6个月，此时若强行中止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则与《民法通则》相悖。
再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是20xx年7月1日至20xx年12月31日。如果直至20xx年2月1日。确定债务人甲的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则对丙的诉讼时效刚刚开始即已经超过了主债务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
所以，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止应单独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与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中止无关。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时，并不当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止。
四、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断。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中断没有规定。
《担保法解释》第36条第1款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
(二)问题的提出。
(1)在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下，将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区别对待。似乎缺少立法理由。
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而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情形相同，但结果不同，区别的原因是什么。立法者没有给出理由。也许因为一般保证中的保证人责任较连带责任保证轻，通过诉讼时效中断而加强保证责任的强度，但这理由似乎很不充分。
(2)在一般保证中，当保证的诉讼时效开始时，主债务诉讼时效似乎不存在中断的事由。
对于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无论是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还是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主债务诉讼时效已经不存在中断的事由。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20xx年1月1日。甲无力按期还款。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甲向乙偿付借款。20xx年2月1日判决生效，此时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但是此后不会有任何理由使主债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因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因是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所以一般保证中。无法将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相联系。
(3)与上述诉讼时效的中止相同，保证诉讼时效随着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而中断，在性质上属于加重保证人的责任，与保证的本质属性相矛盾。
《担保法解释》第30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即保证债务随主债务范围和程度上的减弱而减弱，但并不随主债务范围和强度上的扩大而扩大，除非经过保证人同意。
所以，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单独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与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中断无关。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时，并不当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
五、结语。
保证的诉讼时效制度对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现行法律制度对该项制度的规定彼此之间存在冲突，由此给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混乱。本文希望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分析，抛砖引玉，以期理论和实践界对此问题能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七
范例一。
abstract5-6。
一、引言9-13。
1.1研究目的及意义9-10。
1.1.1研究目的9。
1.1.2研究意义9-10。
1.3.1论文的研究方法12。
4.2.2我国非商业模式自助游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23。
5.2.1明确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29。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37。
范例二。
选题意义：
本毕业论文的选题是：《诉讼欺诈问题的探索》。本文是针对诉讼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而提出的，如行为人出于不法目的，故意提起民事诉讼，做虚假陈述、提供伪造的证据或串通证人作伪证，意图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以借助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实现其占有财物、财产性利益的目的或其它非法目的。这种行为即诉讼欺诈，它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也严重扰乱了我国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形象，更阻碍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1、理论意义：使我们明确诉讼欺诈的概念、特征及主要表现形式。此外，通过分析对比国内外关于诉讼欺诈的理论，使我们能够用比较法的视角，去审视国内外关于诉讼欺诈的`理论差别;通过对诉讼欺诈的法律责任的研究，明确诉讼欺诈的法律责任承担的理论基础及其承当形式。
2、实践意义：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司法实务部门的相关司法时间的研究和探讨，来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应对诉讼欺诈这一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这一研究的目的除了完善立法外，相信还会对司法实务部门对诉讼欺诈问题的处理以及对构成犯罪者的定罪量刑能产生积极作用，使司法实务部门在实践中能够更好地保障合法公民的权利，惩罚违法犯罪分子。
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
1、诉讼欺诈概述;。
在本部分中，笔者对诉讼欺诈的一些基本概念及诉讼欺诈的行为模式展开研究;。
2、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研究;。
本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之一，分析对比了学术界的各种观点，即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3、诉讼欺诈行为的立法和司法对策研究。
本部分主要论述了应该如何通过法律来控制诉讼欺诈行为，以维护合法权利人的权利，维护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
4、诉讼欺诈责任制度研究。
本部分主要阐述了应该如果追究诉讼欺诈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分别从刑事责任、司法责任和民事责任三个角度展开。
完成情况：
本课题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三稿，并在指导老师的指点下完成了论文的修改工作。在文章写作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但是在老师的指点下都克服了。目前在最后的阅读、纠错阶段，等到最后的定稿以及答辩。本课题研究完成得比较好，基本符合学校规定的要求。本文得以完成，离不开老师的辅导，在此对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语翻译情况：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的英语翻译都是本人亲手进行的，单词、语法的校对也是我亲自进行的。所完成的英语翻译符合英语语法规范。英文翻译和原文的匹配性良好，文句通顺，可读性强。
自我评价：
本人在完成本论文的过程中表现良好，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肯定，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很多资料，学到了很多知识，获益匪浅。总体自我评价优秀。
真实性承诺：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论文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者其他机构已经发表过或者撰写的研究成果。本人对因本论文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负责。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八
法律要调整的现实社会的内容却是具体的、多样的、易变的，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由此产生的一些新生事物、进而形成的社会关系都是以前所不曾出现的，这就必然造成法律相对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和僵化性。正如萨维尼所说：“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法律本身就具有不可避免的时间上的滞后性。
2017年广州发生的“许霆案”震动全国，许霆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在银行atm提款机上多次取款共计175000元后携款潜逃。广州中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二审作出终审裁定：依法裁定驳回许霆的上诉，维持原判。但是基于舆论压力，量刑上改判许霆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173826元。由于我国没有完全适用本案的法律，无法准确判定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导致一审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二审最后改判为获刑5年和追缴非法所得;两判差距甚远。缘其根本，是法律规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原因造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不断进步，将有更多无法预料的案件是法律规定所不涉及的，这是法律自身局限性在现实社会面前的必然结果。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和最佳手段。法律主要调整的是人的行为，不同于习惯、道德等社会规范主要从人的心理和思想上产生约束力和影响力。这根本在于法是由国家制定的，具有国家强制性，而习惯与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社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是靠社会舆论和品质修养来实现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法律手段只能调整一部分社会关系，其他部分仍然需要道德、教育、政策、纪律等手段并用。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九
管制作为一种刑罚，与其他刑罚方法相比，管制刑表现出较弱的惩罚性。
因为管制刑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而其他刑罚，尤其是死刑和监禁刑，则要么以剥夺生命为内容，要么以剥夺自由(短期或长期)为内容。
这是由管制刑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本身无可厚非。
但是，除了限制自由以外，管制刑还应有一些惩罚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应当显示出管制作为刑罚的痛苦性，然而，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管制的内容却没有表现出这个特点，从而使管制作为刑罚的属性并不突出。
(2)适用范围太窄、适用对象不明确。
致地认为，管制刑作为限制自由刑，应该适用于犯罪较轻又不必关押的犯罪分子。
在实践中，那些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管制，只规定可以适用拘役的犯罪分子，也同样可能存在不需要关押就可以避免其再次危害社会的情况，对这种犯罪分子不允许适用管制显然是不妥的。
除了适用范围过窄之外，管制刑还存在适用对象不明确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管制与缓刑的适用对象同样不易区分。
缓刑期间的罪犯几乎就是在服管制刑，而我们又知道，管制期间的罪犯是不服刑的，所以我国刑法混淆了刑罚惩罚与一般“考验的界限。
适用对象的不明确，就容易导致实践中以拘役、缓刑代替管制适用现象的发生。
2.管制刑的立法完善。
(1)加大惩罚力度。
首先，我国刑法规定管制犯在劳动中实行同工同酬，没有体现出劳动改造与一般劳动谋生的区别，与西方国家的做法相去甚远。
英美国家存在类似我国管制刑的限制自由刑，如保护观察、社区服务令等，其内容是“判令犯罪人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
美国刑法把此类刑罚归入“赔偿这一大的刑罚种类之中，使罪犯通过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向社会弥补因其罪过所造成的损失。
国外刑法中限制自由刑要求劳动的，要么是无酬的，要么是低酬的，而我国刑法规定管制犯在劳动中实行同工同酬，没有体现出劳动改造与一般劳动谋生的区别。
我国法律规定管制犯一般应遵循的基本条件，如：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群众监督;向执行机关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迁居或者外出必须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如果没有其他强制性、威慑性的制度保障，这些规定就只是摆设而毫无意义。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别国的先进方法。
其次，适当延长管制的刑期。
我认为适当地延长管制刑的刑期有助于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管制刑制度。
刑期也有助于“扩大管制刑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这一刑法改革的实施，可以将罪行稍重但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也归于管制刑的适用范围之内。
(2)扩大适用范围、明确适用对象。
首先，扩大适用范围。
扩大管制的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扩大可适用管制的罪名范围上。
我认为，除了极少数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必需予以剥夺自由刑的犯罪外，对于绝大多数犯罪都应该设定管制刑。
的刑种，以便进一步扩大管制的适用范围，也可以将适用管制的罪名大大增加，从而促使刑罚结构趋轻化发展。
其次，明确适用对象。
明确适用对象主要体现为明确管制与拘役、缓刑的适用对象，作为一种限制自由的轻刑，管制的适用对象应该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来确定，对于一切危害较轻又不会再次危害社会的罪犯，都可以考虑适用管制刑。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刑种，宽松的刑事政策要求对轻微犯罪处以较轻的刑罚，管制刑正是因顺应了这种需要。
管制刑仅是限制犯罪人之自由，而非剥夺自由，不需进入监禁机构，从而既有效地避免了交叉感染，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因而符合刑罚轻缓化和行刑社会化之潮流。
缓刑制度。
1.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法对缓刑适用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缓刑的适用缺乏具体科学的评价标准。
刑法第72条规定：“对被判处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从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来看，只有“判处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具体明确的，其他两个条件“具有悔罪表现和“不得再危害社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主观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便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由于对缓刑适用条件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适用缓刑缺乏具体科学的评价标准，实践中，缓刑的适用主要取决于法官的主观认识和判决。
相类似的案件所处的刑罚存在较大的差异，直接导致刑罚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损，不利于树立司法公正的形象。
(2)在缓刑的考验上，存在着缓刑的考验期不够合理，考察的内容规定片面且不具体，考察主体的职责不明等问题，直接影响到缓刑适用的效果。
短，就不能满足对缓刑犯考察的需要，无法认定罪犯确已悔改，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有失缓刑的严肃性和意义。
2.完善缓刑制度的几点思考。
危害社会予以界定，同时应对缓刑适用的范围作出司法指引，以弥补刑法规定之不足，从而保证缓刑的正确适用。
(2)规定合理缓刑考验期。
缓刑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但缓刑不是免刑，只是原判刑罚暂不执行，最终是否执行，取决于缓刑犯的现实表现。
因此，法律应规定一个考验期限，促使罪犯悔过自新。
这个期限应长短适中、合情合理、注重实效，考验期过长会影响罪犯改造的积极性，过短则不能起到教育改造和考验的作用;同时考验期限长短与原判刑期长短要有所适应，最高期限和最低期限也要有一个限制。
从国外刑法规定来看，法国规定考验期不得少于18个月，也不得超过3年;德国规定考验期不得少于两年，但不得超过5年;俄罗斯规定在判处一年以下剥夺自由或更轻的刑罚种类时，考验期不少于6个月，不超过3年。
我国可参照国外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规定合理的缓刑考验期才能使缓刑的考验有时间的保证，才能达到改造和教育罪犯的效果。
减刑与假释制度。
19世纪中叶起，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实行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制度至今，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实行单一的假释制度至今，俄罗斯已实行假释为主易科减刑为辅的制度。
两大法系发达国家的假释率高达6%以上，没有国家实行单一的减刑制度。
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我国是实行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行刑制度的少数国家。
目前，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监狱，每年减刑人数占服刑人数的3%以上，减刑比例过高;每年假释人数占服刑人数的3%以下，假释比例过低。
实质相当于减刑，真正意义的假释比例更少。
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年假释率约1%，假释比例更低，与两大法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对假释持谨慎态度和严格限制适用的少数国家之一。
几十年来，我国在实行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行刑制度中，减刑刑满释放人员比假释人员在假释期间和期满后的重新违法、犯罪率明显高，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高度重视。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十
摘要：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困境。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二、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机构设置困难。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二)教师资源缺乏。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课程设计难以保障。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三、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路径突破。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利用公安院校现有的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二)多渠道选任诊所教师。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三)根据公安特色合理设计课程。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3)。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十一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教学水平，同时也为高职院校学生未来的就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引言。
学生在高职院校毕业后能否适应未来工作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设置密切相关，然而，中国目前的高职院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对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研究与探讨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1.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特征。
1.1鲜明的时代性。
为满足中央和国家的要求，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并且，作为高职学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是极为必要的，需要严格根据教育部要求，实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把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大学生的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有效地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道德修养。
因此，职业道德与法律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与目前学生思想发展的特征相一致。
1.2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同时法律可以很好地调节人们的行为。
职业道德与法律是高职院校学生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因此，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课程发展的层次性。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讲解由浅入深首先由一般的道德准则引入，进而延伸到学生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准则。法律方面从基本法律知识，进而联系到职业地位和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的法律。教学过程的发展是渐进的，它与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特点一致。
二是课程的发展把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按照高职院校的要求，将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既能使高职学生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又能提升他们的法律意识，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提升高校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实效性的措施。
2.1健全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教学制度。
学校需要能够结合相关制度，制定良好的道德与法律规范，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制约。
在教学评价这一方面，学校通常可以采取计分制，有计划地在教学的课程与成果方面进行评分，这也是一种检查手段。
通过有效的评价体系，能够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实现教学反馈的良好效果。
与此同时，学校也应该合理对待这些问题，如果学校或教师在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学生能够通过一些渠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有利于学校和教师做出更好的调整，这不但对学校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学生的教学也极为有利。
并且，学校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培训制度，通过对教师的培训，提升教师的知识水平高度，让教师能够一方面教学，一方面学习，及时更新教师的知识系统，这不仅对教学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也可以提升学生自身观察和解决事情的能力。
2.2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增强学习动力。
课堂上，引导学生们进行诗歌朗诵、绘画体操、课内游戏、语言描绘、角色扮演以及音乐欣赏等活动，营造各种情境，这就是情境教学法。
通过各种生动形象的情景创设，学生再也不觉得课堂枯燥，学习兴趣提高了，情感体验也进一步加深了，从而对教材内容也有更全面的掌握，教学目标最终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实现。
同时，教师在一些职业道德以及法律课上也可以设定情景，立足于教学内容，学生通过模拟表演或者模仿展示的方式，自觉消化知识。
与直接灌输的填鸭式教学相比，在情境中让学生明白这么做的目的，学会如何正确选择，并及时改正调整自身学习方法，从而更好地学习探究理论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2.3引入案例，深入分析，培养学习能力。
案例教学法关键就在于案例，这种教学法从学生们的讨论中汇集各种各样的思路深入分析，运用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去分析案例，需要提高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才能引导他们从案例中获得启发。
我们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的相关教学中时常会使用一些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通常都具有真实和贴近生活的特点，学生很容易就会产生情感共鸣。
就比如“礼多人不怪”、“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青少年误入歧”等俗语都有一一对应的真实案例。
当我们在课堂上剖析本校发生的打架事件，学生感同身受，就会了解不良行为有什么错误，加深理解进而讨论预防杜绝的措施方法，最后从心里主动遵守道德法律。
青少年如何加强自身防范是当今社会另一个热门的问题，女大学生失踪案时有发生，教师通过汇总这些真实案件，可以让学生切身体会案例。
当发生不法侵害时，使学生学会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避免身心伤害。
所以，除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践上，案例教学也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4自主探究，合作学习，转变教学模式。
探究式教学的主要步骤是学生要学会主动探索，从中获得方法，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寻找事件的起因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潜在的规律，在自己的脑海形成具体化的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必须是主动的，不能是强迫的，要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
所以，问题的形成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教学中起着指引学生合作探索的作用。
青少年犯罪原因以及预防措施；个人品德在人生发展阶段有什么重要意义；如何保护环境；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的时代内涵是什么。
这些具有针对性、现实性以及广泛性的问题，是需要大家更进一步的思考探究的。
表现探究结果时，可以通过感想论文或实践活动等形式，有利于学生们们正确的道德与法律观念的形成。
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教学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学体制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因此职业院校应当加强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建设，为我国职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许郁兰.有效提升《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实效性探讨[j].教育教学论坛,(08).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十二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教学水平，同时也为高职院校学生未来的就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引言。
学生在高职院校毕业后能否适应未来工作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设置密切相关，然而，中国目前的高职院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对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研究与探讨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1.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特征。
1.1鲜明的时代性。
为满足中央和国家的要求，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并且，作为高职学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是极为必要的，需要严格根据教育部要求，实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把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大学生的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有效地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道德修养。
因此，职业道德与法律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与目前学生思想发展的特征相一致。
1.2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同时法律可以很好地调节人们的行为。
职业道德与法律是高职院校学生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因此，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课程发展的层次性。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讲解由浅入深首先由一般的道德准则引入，进而延伸到学生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准则。法律方面从基本法律知识，进而联系到职业地位和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的法律。教学过程的发展是渐进的，它与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特点一致。
二是课程的发展把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按照高职院校的要求，将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既能使高职学生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又能提升他们的法律意识，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提升高校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实效性的措施。
2.1健全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教学制度。
学校需要能够结合相关制度，制定良好的道德与法律规范，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制约。
在教学评价这一方面，学校通常可以采取计分制，有计划地在教学的课程与成果方面进行评分，这也是一种检查手段。
通过有效的评价体系，能够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实现教学反馈的良好效果。
与此同时，学校也应该合理对待这些问题，如果学校或教师在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学生能够通过一些渠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有利于学校和教师做出更好的调整，这不但对学校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学生的教学也极为有利。
并且，学校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培训制度，通过对教师的培训，提升教师的知识水平高度，让教师能够一方面教学，一方面学习，及时更新教师的知识系统，这不仅对教学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也可以提升学生自身观察和解决事情的能力。
2.2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增强学习动力。
课堂上，引导学生们进行诗歌朗诵、绘画体操、课内游戏、语言描绘、角色扮演以及音乐欣赏等活动，营造各种情境，这就是情境教学法。
通过各种生动形象的情景创设，学生再也不觉得课堂枯燥，学习兴趣提高了，情感体验也进一步加深了，从而对教材内容也有更全面的掌握，教学目标最终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实现。
同时，教师在一些职业道德以及法律课上也可以设定情景，立足于教学内容，学生通过模拟表演或者模仿展示的方式，自觉消化知识。
与直接灌输的填鸭式教学相比，在情境中让学生明白这么做的目的，学会如何正确选择，并及时改正调整自身学习方法，从而更好地学习探究理论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2.3引入案例，深入分析，培养学习能力。
案例教学法关键就在于案例，这种教学法从学生们的讨论中汇集各种各样的思路深入分析，运用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去分析案例，需要提高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才能引导他们从案例中获得启发。
我们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的相关教学中时常会使用一些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通常都具有真实和贴近生活的特点，学生很容易就会产生情感共鸣。
就比如“礼多人不怪”、“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青少年误入歧”等俗语都有一一对应的真实案例。
当我们在课堂上剖析本校发生的打架事件，学生感同身受，就会了解不良行为有什么错误，加深理解进而讨论预防杜绝的措施方法，最后从心里主动遵守道德法律。
青少年如何加强自身防范是当今社会另一个热门的问题，女大学生失踪案时有发生，教师通过汇总这些真实案件，可以让学生切身体会案例。
当发生不法侵害时，使学生学会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避免身心伤害。
所以，除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践上，案例教学也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4自主探究，合作学习，转变教学模式。
探究式教学的主要步骤是学生要学会主动探索，从中获得方法，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寻找事件的起因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潜在的规律，在自己的脑海形成具体化的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必须是主动的，不能是强迫的，要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
所以，问题的形成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教学中起着指引学生合作探索的作用。
青少年犯罪原因以及预防措施；个人品德在人生发展阶段有什么重要意义；如何保护环境；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的时代内涵是什么。
这些具有针对性、现实性以及广泛性的问题，是需要大家更进一步的思考探究的。
表现探究结果时，可以通过感想论文或实践活动等形式，有利于学生们们正确的道德与法律观念的形成。
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教学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学体制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因此职业院校应当加强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建设，为我国职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许郁兰.有效提升《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实效性探讨[j].教育教学论坛,2016(08).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十三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界定及类型。
人格、精神等方面产生了一种无形的损害，然后要求侵害人给与一定的经济赔偿来抚慰受害人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
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它是对他人的人格权，人身权进行侵权的一种行为。
在传统的理论中认为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从而导致了肉体上的痛苦，在本质上是不可计量的。
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有三种基本功能分别是补偿受害人、安慰受害人、处罚加害人，赔偿制度责任的客体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人格权是指自然人享受的包括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在内的一般人格利益，它在人出生时就取得，死亡时也随之消灭。
它是基于人的生存而存在的一种权利。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加强了各类法律法规建设，公民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
平等、自由等，受害人就可以申请让侵害人停止侵害行为并且承担相应精神损害上的经济赔偿[1]。
(二)侵害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身份权是指权利人基于某种相对特定的身份关系享有的民事权利，它包括亲权、配偶权、亲属权等。
并且它也是一种专属权利，它不能转让抛弃，也不能由他人继承。
它是以人格的独立为基础与人身密不可分。
亲权是一种父亲母亲对自己的子女出于保护的目的而在人身财产方面的一种权力和义务。
配偶权是一种身份权它必须存在于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是作为对方配偶而存在的一种权利。
亲属权是三代以内血亲之间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身份权。
当此种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受害人有权对其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向法院提出请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做出保护监护人受损害精神利益的规定[2]。
虽然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比较小，然而这条规定充分反映出立法界对身份权遭受到了不法侵害时会造成精神损害时，可以要求精神赔偿这一观点的支持，这是一个良好的现象。
(三)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什么是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可是这样的损害在现实生活中又确实存在。
所以在现今法律界认为一般情况下，公民的财产受到侵害后有些时候可以恢复，而有些时候却得不到恢复，因为财产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恢复引起的精神损害后果在法律上也应当得到相应的赔偿。
在现今社会有些时候自然人在遭受财产损失时其精神上也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很多时候受害者精神的伤害远远大于肉体上的伤害。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规范。
其第四条规定：有一些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纪念物品，因为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的灭失或者损毁的，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3]。
(四)侵害婚姻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
婚姻关系稳定、和谐与每个家庭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此，我国法律对于因为婚姻关系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就显得额外关注。
《婚姻法》法中有着如下规定，没有过错的一方可以因为在以下几种情况而导致离婚时向有过错的一方提出精神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4]。
从《婚姻法》中对因配偶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到，因侵害婚姻关系而提前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十分具有代表性。
例如，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不良现象必定会对配偶一方造成极大的心灵伤害和精神上的痛苦，所造成的痛苦、伤害可能伴随终身，因此，对此种行为就行惩罚相当有必要。
(五)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
违约行为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其所履行的义务不符合合同上的要求的行为。
首先它的主体必须是合同当事人，其次它是一种客观上的违反合同的一种行为，最后它侵害的客体是相对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违反合同的最后目的，在侵害该权利，同时违约责任也随之产生。
所以，当当事人的各种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中相关规定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违约责任同样可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大多数服务性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违约行为，当违反合同时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也可能会带来精神损害。
这就是所谓的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发展中投入的人力物质还远远不够，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发展的时间十分短，所以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已经难以适应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虽然精神损害赔偿已经开始实施，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多存在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现行法律对其规定内容不够全面，层次性也不高。
其次，精神损害赔偿存在许多不统一，各个法院之间规定不一，甚至在同一法院中存在同类型案件的不同判决。
第三，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自主性、自由性太大。
所以针对如上情况我认为在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还存在着这几点问题：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所以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研究和建立的起步都相对比较晚，它虽然在我国《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中相继出现，稍有提及。
但是不成系统不全面，不能满足今天社会人们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
比如说违约行为所造成精神损害赔偿虽然很多学者认为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害仅限于财产上的损失，但是从传统民法的角度将违约与侵权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区分所以认定不应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的法律制度虽然日趋健全但是在许多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疏漏，难以适应高速发展的中国，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立法完善势在必行。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过小。
因为起步比较晚，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太小，因为早期我国认为精神损害的赔偿是一种资本主义行为，不应该实行。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诉求，显然这样的思想已跟不上时代的变迁，所以加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已刻不容缓。
(三)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不够细致。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当法官受理相关案件时都是根据自己主观判断进行裁量。
所以，出现了在我国不同的人民法院不同的法官受理相同的案件其裁判结果都是不相同的，有的赔偿差距非常的大。
由于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当事人在请求赔偿数额时就狮子大张口，而往往裁判赔偿数额事与愿违，有较大悬殊，这样就产生了不少争议和冲突。
这些问题充分说明了，目前我国在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上的存在许多不足。
三、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建议。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提出建议，首先法律制度的完善，这是重中之重，也是基础，是一切建议的前提。
其次是赔偿的适用范围，最后是赔偿标准的完善。
面对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设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和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来源于司法实践，并没有出现在我们国家《民法》等民事法律当中，也可以这样说，精神损害赔偿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民事法律的概念，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
虽然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规中相继出现，但是到底什么是“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的现行法规中都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因此，应该尽快制定或修改现行法律，建立统一而且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
例如，可以制定新的《民法典》在其中加以规定，或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著作权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具体的规定，还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有关的法律。
(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一般情况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是指精神损害的受偿人因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不法侵害而遭受到精神损失时，他个人或者亲属有可能可以受到赔偿。
但是单单从我国在司法实践的经验中来看，就算是进行了司法解释采用了这样的办法，也改变不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过窄的这一现实。
例如，当公民的婚姻自主权等权利遭受到不法侵害时，就没有一项具体的法律法规制度对其给与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所以，通过立法这项举措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保证公民都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是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想正确和准确的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应先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为了充分维护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格权，应该明确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当自己的一些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可以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其次，应该明确规定人的隐私权等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应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并且将自然人的人格权益尽量细化。
最后，应该多吸纳国外先进的法律理念，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以适应今天飞速发展的社会。
(三)完善有关物质性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人格权的精神性上是着重保护，但是与之相对人格权物质性上的保护就相对疏忽;所以造成了在人格权受到侵害时精神性上的赔偿十分高，而在物质性上的赔偿却相对低廉。
而对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及精神抚慰，应当分别判决，这样来避免精神和物质保护方面出现冲突。
(四)规定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全部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和标准进行规定，这也引发了事发双发经济上的纠纷。
我国应该在新制定的民法典和修改的法律制度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进行明确规定，建立一个统一的赔偿标准。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十四
法定夫妻财产制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夫妻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之前或之后，没有以协议方式对夫妻财产关系进行约定，或者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约定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律规定当然适用法律预定设置的夫妻财产制。法定夫妻财产制在婚姻家庭立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0年制定新《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现行《婚姻法》，有关法定夫妻财产制采用的都是共同财产制，较之前的立法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立法上的滞后性，难以满足现实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需要。
本文将通过评析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存在的不足之处，借鉴外国立法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建议。
一、我国夫妻财产案例分析。
(一)案例1。
1.案例。
甲、乙系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有一家日用品商店。某日，甲开车前往某地进货，乙随车同去。途中，甲的车与丙的车相撞，甲、乙、丙均受伤。经公安机关认定，甲因违章行驶应负这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丙随后向法院起诉要求甲乙共同赔偿其损失，但乙表示自己不应对丙的损失负责，而且，乙也向法院起诉要求甲赔偿其损失。现查明，甲乙共有价值20万元的共同财产，甲有个人财产5万元，丙的损失为7万元。
2.关于案例的思考。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丙的损失是由甲单独赔偿还是由甲、乙共同赔偿？《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该条确立了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的原则。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债务应当指合法债务，即因合同等合法行为产生的债务，不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不法债务，因为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民事主体与损害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当代社会高度尊重意思自治、人格独立，一个主体不能预测和控制另一个相关主体的全部行为尤其是侵权行为，当然也就不能对另一个相关主体的侵权行为负责。正如曾世雄先生所言，民事责任的赔偿义务人在侵权行为中乃行为人，即加害人，特殊情况下，行为人以外的第三人也有赔偿义务，如法定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侵权行为负责，但这需法律的明确规定。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夫妻双方有为另一方因侵权行为发生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义务，所以，侵权行为之债应看作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另一方对此不负赔偿义务。因此，本案中丙的损失应由甲单独赔偿。
(二)案例2。
1.案例。
甲、乙于2000年相识、恋爱。2001年两人筹备结婚，3月，甲拿出多年积蓄购得商品房一套，4月，两人登记结婚，5月，甲办理房产登记、取得房产证。不久，甲、乙发生无法调和的纠纷，共同起诉离婚，但二人对是否把房子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发生争议。
2.关于案例的思考。
本案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问题。对于该案，有人认为，《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均归双方共有，本案中，甲办理房产登记标志着甲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了一种物权，这种物权不在第18条列举的范围之内，所以应归夫妻双方共有。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1)依《婚姻法》的规定，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这里的财产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利。实践中，财产权利的取得与财产(物权)取得可能并不同步，存在一个时间差，并且这个时间差可能跨越婚姻存续与终止两个阶段。例如，甲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离婚后甲才实际取得酬金。这种情况下，由于签订出版合同后，甲的知识产权已经物化为合同权利，合同权利不再是一种潜在权利，而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完全能实现的实实在在的财产权，所以甲的妻子有权主张共有。但允许共有的财产权利必须是依婚姻存续期间才发生的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独立产生的权利，婚前或婚后个人财产(权利)的延续或变形其本质仍是个人财产，属于《婚姻法》第18条共有财产排外范围，不能由双方共有。例如，甲在结婚前其父死亡、继承开始，甲在结婚后才实际分得遗产的，配偶无权对遗产主张共有权。
(2)从更深层次上讲，如果我们认为婚姻期间发生变形的个人财产可以划入共同财产范围的话，就实际上近乎取消了个人财产制，因为，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绝大多数处分从形式上看都是以一种财产权利交换另一种财产权利，从结果上看都是旧的财产权利灭亡、新的财产权利产生，而这种新生的财产权利都将成为共有财产。例如，甲有个人财产10万元，甲用该笔钱婚前购买、婚后占有的或婚后购买的大大小小物品都将成为共同财产；即使甲将这10万元存入银行，也会因甲对银行产生了债权而使这10万元转化为共同共有财产，这是不合理的。同时，这样做会迫使婚后想保持自己个人财产的甲将财产别无选择的深锁在保险柜中，一动不动、一用不用，既不能借贷也不能购物，这与民法保护交易、鼓励流通、促进财产增值的宗旨显然是不符合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本案中的甲婚后所得的房屋所有权是甲婚前个人财产的变形，乙对此无权主张分割。
二、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不足之处。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规定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没有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
现行《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只对婚姻关系处在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进行调整，即实行共同财产制，而调整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如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等特殊期间的夫妻财产关系。《婚姻法》第32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法律上承认了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有必要对此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作出相应规定，即设立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笔者将在第四章第二节对增设这一制度进行阐述。
(二)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不够明确。
现行《婚姻法》第17条列举了夫妻共同财产，但范围不够明确，有必要进一步作出具体的规定：
1.工资、奖金。工资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奖金是指因奖励而获得的财物。工资要作广义理解，即工资性收入，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劳动所得，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和实物。目前我国职工在基本工资以外，还有各种政策性、福利性的补贴、津贴或者实物，一些企业还存在着年薪、股份期权等，这些都应视为工资性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奖金同样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和实物，除具有纪念意义或人身性的荣誉奖品归获奖者个人所有外，婚后其他因奖励所得的财物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生产、经营的收益。既包括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生产、经营的收益，也包括经营企业或投资证券、房地产等的收益。是否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区别对待：以夫妻共同财产生产、经营所得收益，显然归属于共同财产；夫妻一方在婚前进行生产、经营，而收益获得于婚后，应认定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夫妻一方对个人财产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的收益，原则上应视为其个人财产，但如果另一方参与了生产、经营，或该收益与另一方承担家庭责任的支持密不可分，则另一方有权请求分享生产、经营的收益。
3.知识产权的收益。知识产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其中的人身权只能属于创造者本人，而其中的财产权又分为既得权和期待权。论文格式既得权是已经获得的财产收益，如果是婚前取得知识产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收益，应认定为夫妻个人财产；如果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知识产权并取得的收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终结后实现期待权取得的收益，也应认定夫妻共有财产，因为知识产权是产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解释(二)第12条的规定，将不确定的知识产权期待收益排除在夫妻共有财产之外，这一规定有必要予以完善。
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18条第3项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是否违反《继承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是否违背被继承人或赠与人的意愿，是否将继承人或被赠与人的范围扩大到夫妻另一方，在实践中存在争议。
三、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完善。
(一)建议增设非常法定财产。
1.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
笔者认为夫妻双方是夫妻财产关系的主体，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权益，所以夫妻一方或双方基于法定的正当理由，可以向法院申请裁决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改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考虑到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是为了避免夫妻一方损害对方的财产权益，所以对引起适用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有重大过错的夫妻一方，不得请求法院裁决适用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只有无过错一方才有权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决定是否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一方的法定监护人，在遇到可以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情形时，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可以根据民法有关监护人和代理人的规定，代为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同时，为了保护民事交易的安全，应规定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合法债务的债权人在善意的情况下，也有权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
2.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来说，法定情形的规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列举主义，即逐一列举可以适用非常夫妻财产制的具体情形，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不得适用。采用列举主义可以使适用情形具体明确，但实践中难免有立法者无法预见的情形，会造成遗漏。另一种是例示主义，就是在概括的基础上进行列举，这样可以克服列举主义的缺陷。
我国在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时，也应该采用例示主义，规定在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经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裁决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1)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已达一定期限或已提起离婚诉讼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继续实行共同财产制，容易进一步激化夫妻矛盾；实行分别财产制，有利于夫妻双方更好地维护各自的个人财产权益。
(2)夫妻一方受对方虐待的。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一方有权向侵害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而侵害方应以个人财产来承担赔偿责任。此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将共同财产制改为分别财产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3)夫妻一方不履行其应尽的婚姻家庭义务的，如不履行抚养、扶养义务。此时夫妻一方有权请求法院判决对方履行义务，而对方应以个人财产来承担，就有必要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4)夫妻一方有正当理由处分共同财产而另一方无理拒绝或干涉的。此时夫妻一方有权为了行使个人财产权益，而主张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5)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此时夫妻一方可以通过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防止对方进一步损害自己的利益。
(6)夫妻一方有挥霍浪费财产行为，可能影响其家庭生活的维持的。此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
(7)夫妻一方破产或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的。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应当以夫妻个人财产承担，另一方无代偿的义务，通过实行非常法定财产制可以有效保护另一方的个人财产权益。
(8)有其他重大理由，不实行分别财产制会影响夫妻另一方利益的。
(二)明确法定夫妻财产的具体规定。
2001年《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以列举和概括的形式，分别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作了规定。但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财产的关系、形式和种类等日新月异，由于法的相对稳定性和滞后性，法律的规定不可能做到包罗万象，没有列举的只能靠概括性规定来弥补，以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以上两个条文的第5款均有一个概括性条款“其他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一方所有的财产”来解决列举性规定不能穷尽的情形。既然两个条文都是概括性条款，都可以作扩张解释，那么当该条文列举的财产范围以外的财产出现时，对于该财产的归属问题，是属于夫妻共同所有还是一方所有，这必然会产生矛盾。
从各国处理夫妻财产的归属不明确这一问题的做法看，判例法国家主要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判例来进行修正，这是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在成文法国家，可以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界定夫妻财产的外延范围，以此判断夫妻财产的归属。我国是个成文法国家，在我国，要明晰夫妻财产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明确两者的外延范围。对于婚姻法第17、18条明确规定的财产范围以外的财产还数不胜数，要确定其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根据“其他应当归……的财产”这样的概括性条文的规定，加上人们理解上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而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概括性条文。
夫妻个人特有财产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依法或约定，由夫妻一方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根据上文对夫妻个人财产特点的分析，对夫妻个人特有财产作概括性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不依赖夫妻关系存在而取得的具有个人人身性质的财产”。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中的婚后所得共有制，一般而言，夫妻双方在婚后的所得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夫妻个人特有财产除外。因此，我们可以个人特有财产为排除条件，对共同财产作出概括性定义，即“其他因夫妻关系存在而取得的具有共有性质的财产”。这样做，更加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的界限，增强了法律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2.取消个人特有财产的概括性规定。我国的法定财产制实行的是婚后财产所得制，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该制度是以共同共有为前提，个人特有为补充。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夫妻财产的范围作规定时，只能选择在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中，保留其中一个概括性条款规定，这样有利于避免两者同时扩张解释，导致两者的范围界限模糊。由于婚后财产制度上以夫妻共有为原则，一般以共同财产居多，而且财产的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法律不能穷尽列举，可以依靠概括性条款对其进行补充；而个人特有财产的类型和种类较共同财产而言更少，因而主张取消夫妻个人财产的概括性条款的规定，对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做到尽可能明确、具体的列举，这样更有利于明确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界限。根据上文对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的分析，笔者认为除了婚姻法第18条第(一)至(四)款的规定外，还应增加以下条款：
(1)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产生的收益和孳息，但夫妻双方共同管理该财产产生的收益和孳息除外；(2)夫妻一方的荣誉性奖励，财产性奖励除外；(3)夫妻一方获得的具有人身性质的补偿金、保险赔偿金、福利费等费用；(4)夫妻一方用于从事职业所需要的专用财产，但以夫妻共同财产购置且价值较大的除外；(5)夫妻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期间各自的所得。
3.增设夫妻共同财产推定制度。无论法律的规定如何具体、明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型财产的关系和种类日新月异，即使再高明的立法技术，也不可能穷尽夫妻财产的所有情况。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理解的歧义，难免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之间的争议。国外解决这个问题的通用的办法，基本都是通过设定了共同财产推定制度，即除法律规定、夫妻双方约定和有证据证明确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外，对于其他不明财产或有争议的财产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结语。
世界上很多国家，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已是比较成熟。而我国在国民政府以前，并没有独立的夫妻财产制度，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也是在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中才予以明确的。在我国，夫妻财产制度是一种刚萌芽的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适用的外部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本文结合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对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特有财产作了概括性定义，进一步明确了两者的界限，同时为了解决法律没有规定的夫妻财产归属的争议，提出设立夫妻共同财产推定制度，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最后，对在我国增设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设想进行了分析论证，为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完善提供了立法建议。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优质15篇）篇十五
摘要：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困境。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二、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机构设置困难。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二)教师资源缺乏。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课程设计难以保障。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三、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路径突破。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利用公安院校现有的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二)多渠道选任诊所教师。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三)根据公安特色合理设计课程。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