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爷老师经典散文摘抄实用

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去看父母，在门前的大街上，刚把车泊定锁好，听到身后有人含混不清地叫我的小名，我回过头一瞧，楞住了，居然是我邻居的杨大爷，同时也是我的小学老师。他坐在路边一户人家门口的破圈木椅上，椅子边上放着拐杖，面颊瘦削，下巴上印着口水流过的渍，两眼混浊无神，见我递纸烟过去，胳膊抬了抬，没举起来，我看他的意思应该是想挥挥手推辞，但没能成功，随即把脸扭到一边不再看我，对面是一墙新刷的标语“搞好村容村貌，创造幸福生活”，在鲜亮的红字反衬下，大爷脏旧的外套格外扎眼。我收回纸烟，慢慢往家走。

母亲给我讲了杨大爷的情况，老血压高，舍不得吃药，前几天摔倒了，成了半身不遂，孩子们还算孝顺，可是都忙，日子又过得紧巴，没功夫照顾，只好让老头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自己恢复走路，看这样子，不恶化就不错，想康复不大容易。大儿媳妇拿着退休工资卡不撒手，二儿媳妇买什么都朝老头要钱，唉，难呀！在母亲的叙述中，我想起了杨大爷给我们上课的情景。

“一瓶墨水5角钱，5瓶墨水多少钱？”哪位同学起来回答，同学们都把手举得高高的，白蜡条做的'教杆随手一指，“你，站起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道“两元五角”，“为什么呢？”这个同学答不上来了，“有知道的吗？”，我骄傲的举起了手并站起来流利地作答。大爷回家对我父亲夸奖，这是个好苗子，喜欢动脑筋，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当时我只有二年级，不知道什么这然那然的，但父亲那天很高兴，午饭给我加了个鸡蛋，对母亲说，老杨哥的眼光很毒的，他看好的孩子都考出去了。

杨大爷教了一辈子小学，他本身就是小学文化，在乡里的完全小学毕业后，正好乡里号召每个村筹建小学，他就回到村里教学，村子小，只有一个班的孩子，他就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大一点的孩子就到乡上读上完小。村里五十岁往下的人，大部分是他的学生，乡里也曾经派过公办的老师，但都待不长，一两年就走了。他从十几岁教到六十岁，年轻的时候是一边种地，一边教学，孩子多，收入少，家里十分困难。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照顾民办老师，才转成了国库粮。收入待遇逐步提高，大爷的精气神着实高了几年，家里的日子也改善不少。

大爷一共有四个孩子，两个姑娘，一对双胞胎儿子，在农村属于有福之人，但也是不小的家庭负担。两个姑娘都面容姣好，而且冰雪聪明，上学一个比一个好，两个儿子却出奇的木讷，智力在常人之下。大的叫大羊，小的叫小羊，有尖酸的人编了个顺口溜：大羊小羊抬盒子（礼品盒，农村喜事常见），抬了一盒屎橛子，大羊拌倒了，小羊吃饱了。大小的孩子看见他们兄弟俩都唱着嘲笑他们，这种粗俗的笑话在乡村算不得什么。杨大爷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犯了一个悔恨终生的错误，两个姑娘没上完初中就被拉回家参加劳动，而他寄予厚望的两个儿子却连初中都没考上（当时尚未实行义务教育）。一次父亲和我念叨杨大爷看学生如何准的时候，我把这个疑问提了出来，父亲回答说，他眼是准的，但心迷了，姑娘学得再好早晚也是人家的人，儿子是自己的。后来大姑娘自己争气，参加自学考试，有了文凭，去了外地参加工作，再也没有回来。听母亲说，后来村里谁家有女孩辍学的，杨大爷就到人家家里坐着，什么也不说，就是一个劲儿的叹气，那家人第二天就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

杨大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年春节就格外忙，家家户户都找他写春联，他的春联不仅字写得好，而且讲究个对路。经商做生意的，他给人家写“业兴五洲，财通四海”，种地的，他给人家写“科技种田，变土成金”，家里出了大学生，他给人家写“书香传家，耕读继世”……，有时邻居们见他忙，过意不去，提瓶酒过去，他也留下，但钱是绝对不要的，逢着那些孤寡老人，他都是自己花钱买了红纸，写上“寿比南山，福如东海”，领着大羊小羊送到家给贴好。现如今，都兴了印刷的春联，没人再写春联了，只是有些年龄大的老人，还是会念叨，这些印制的春联不好看，不如人家杨老师写的有精神，有意思。

杨大爷偶尔喝几口，但酒量不大，一喝就红脸，闷着头不说话，全然没有了讲课时的风采。烟是吸的，家里经济一直拮据，买不起好的，但毕竟是教书先生，不能象庄稼汉子一样卷旱烟吸，所以一直抽那种劣质烟，前段时间做完手术，才戒了。我想起他几欲抬手而不能的样子，心里十分不忍，便请母亲将我带来的点心抽时间给杨大爷送过去点儿，母亲说，还不定能不能吃进去呢。我呆呆地坐了会儿，既是自言自语又是问母亲，大爷好象还没七十吧？心软的母亲已是泪光婆娑了。

回来后，我再没见过杨大爷，前天与母亲通电话，母亲说估计活不了几天了，我放下电话，脑海里又浮现出我的大爷老师一脸严肃上课的样子“为什么呢，谁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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