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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开封篇一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清承明制，继续以北京为首都，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13朝，于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宣布退位。历经268年的清北京，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不仅在国家统一、疆域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推动了多民族、多地域、多宗教文化的交流，对于商业贸易的繁荣和传统学术文化的兴盛乃至对外交流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清北京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古都鼎盛时期，也为我国都城从传统向近现代国家首都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清入关之前，后金政权的都城并不在北京，但随着后来统一进程的推进，清政权将都城迁往北京便成为了必然之势。早在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此后，逐步统一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又称兴京）称汗，建立后金政权。随着统一进程的发展，为了取代明朝，努尔哈赤又不断迁都。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由兴京迁都辽阳。天命十年又自辽阳迁都沈阳。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于此，扩建沈阳城并营建宫殿。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定国号“大清”。清统治者非常清楚，要想统一中国，就必须“底定中原”“建都燕京”。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向朝廷建议：“盖京师为天下之根本，兆民所瞻望而取则者也，京师理则天下不烦挞伐，而近悦远来、率从恐后矣。”（《清世祖实录》卷五）摄政王多尔衮也说：“我国建都燕京，天下军民之罹难者，如在水火之中，可即传檄救之。”（《清世祖实录》卷五）八月二十日，顺治皇帝自盛京启程，前往北京。九月十九日，顺治帝自正阳门入宫。十月初一日，顺治帝“以定鼎燕京，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清世祖实录》卷九）
顺治帝大典，不仅宣布清政权正式迁都北京，而且实现了从地方到全国一统的转变，北京自元、明以来的全国政治中心地位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清朝定都北京后，不仅清政权站稳了脚跟，而且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终于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清朝的统一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统一，并最终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和版图，它发生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之前，也发生在西方列强大规模侵略中国之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北京作为清代都城，政治大一统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对清代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促进了本土文化的融合
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入关定都北京后，清政府大量内迁八旗人口，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下令圈占北京内城，汉官、商人、平民等，除投充八旗者及衙属内居住之胥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尽迁外城，而分置满、蒙、汉八旗于内城。有清一代，北京内城一直是八旗人口的集中聚居区，而且八旗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其中除了满族、蒙古族、汉族之外，还有达斡尔族、锡伯族，甚至朝鲜族、俄罗斯族等。外城不同于内城，清初政府全部圈占内城之后，外城即成为清代北京汉人、汉官和商人的集中聚居区。此外，随着很多喇嘛寺庙的建立，不少藏族僧人也遍布北京城。因此，清前期北京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而多民族的聚居自然也带来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多宗教文化的交流。自元明以来，佛教、道教就在北京有长足的发展，清代多宗教文化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清代北京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直接带来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渐渐形成了上至朝廷皇室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积极参与的一些民俗活动，比如“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这些蕴含着藏传佛教文化的宗教活动，逐渐地融合、演变为北京民俗的一部分。
多地域文化的交流。当时北京的商铺大多由各地富商开设，在崇文、宣武门外出现了很多地方会馆或商务性质的同业会馆。“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颜料行会馆碑记》）这些会馆和商铺一样，传递的同样是各地域的文化内容。众多会馆中不仅说着乡土乡音，吃着地方菜，而且唱着地方戏，供奉着各地神祇，简直就是地方文化博览会。
多地域的文化交流和融汇在清代北京文化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饮食就汇聚了南北口味。乾隆末年杨米人在竹枝词中写道：“两绍三烧要满壶，挂炉鸭子与烧猪。铁勺敲得连声响，糊辣原来是脚鱼。爆肚油肝香贯肠，木樨黄菜片儿汤。母鸡馆里醺醺醉，明日相逢大酒缸。”又写道：“不是西湖五柳居，漫将酸醋溜鲜鱼。粉牌豆腐名南炒，能似家园味也无？”（杨米人等《清代北京竹枝词》）可见，当时的京城不仅流行北味，而且南方菜也很多，更形成了一些不南不北的四不像口味。
促进了首都经济的繁荣
大运河作為中国传统社会中大规模调集物资产品和商业交流的主要运输方式，对于城市的兴起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以都城北京作为枢纽的大运河不仅影响中国传统城市的兴衰变化，而且还影响城市的分布和体系。运河营造了城市，城市推动了运河的不断发展，城因运河而兴，运河因城而凿，运河与城市一起又推动着运河城市经济的繁荣。
以首都功能需求为主导的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开凿运河，它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紧密地联系了国家政治中心与江南各个经济区域，带动了沿途市县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要道和经济命脉，对于维护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早在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来到北京，西方文化元素就开始进入北京。然而，相较于对传教士所带来宗教和西学的拒绝与抵触，传教士所带来的生活元素则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明朝末年，利玛窦一到北京，就向皇帝敬献了自鸣钟。当时的明朝万历皇帝对自鸣钟很感兴趣，把玩不已。利玛窦还将所带来的西洋器物公开展示，像地球仪、天体仪以及精美的油画圣母像，很多士大夫和民众争相观看，深为吸引。
尤其清乾隆时期，朝廷虽然严厉禁止传教士在地方传教，但对于进贡物品是不禁止的。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为祝贺皇太后六十大寿，在京二十二名传教士共同向乾隆帝进贡，其中就有著名的“万年欢”的机械装置。这件精心制造的西洋奇器，投乾隆帝之所好，皇帝甚是喜欢，为此还重重赏赐了西洋人。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李俊贤、潘廷璋所进两种贡品：“新法远镜”和“验气筒”。对于“新法远镜”，进单上特别说明：“远视便捷，其长一二尺，可抵旧法一二丈有余。”“验气筒”的标注是：“验气应用鱼缸、鸟笼、铜铃、铜管等物，大小共二十六件，验气应用玻璃罩筒等物大小共二十五件，俱有图样并解说。”对这两件物品，乾隆皇帝都很喜欢。蒋友仁记述：“皇帝尚未决定收下望远镜，他先要了解这是何物，有何用处。”蒋友仁被派去进行解释，在场的太监和其他大臣对望远镜都很满意，皇帝用完餐后，一切安排妥当，“太监们便请他当场试验，君主感觉到这架望远镜比他见过的都要好。他派两名太监带着它随时跟在后面并吩咐我教他们使用和操作方法”。对于乾隆帝的西洋情趣，钱德明在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有着精辟的观察与论述：“这位君主的爱好就像季节一样多变。他原先喜欢音乐和喷射的水柱，现在则喜欢机械装置和建筑物。惟有对绘画的偏爱几乎没有变化。皇帝也可能会重新喜欢他曾經喜欢过的东西。”（《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西式建筑也开始在北京出现。早在明末利玛窦到达北京，四年后即在宣武门购得房产，建起北京城内第一座教堂，是为南堂。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汤若望神父又重建，成为北京城内第一座大教堂。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南海西岸蚕坛建起教堂，是为老北堂。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费隐在王府井建教堂，是为东堂。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德里格在西直门内购置土地建设了西直门天主堂，即为西堂。西洋建筑风格在清北京的影响还体现在宫廷苑囿之中，其中的代表作就是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由谐奇趣、黄花阵等十余座西式建筑和庭院组成。整个建筑采用当时欧洲最流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建筑风格。
西洋物品不仅流行于宫廷之中，一些东西也开始进入民间，甚至成为一种风尚。桐城杨米人于乾隆末年写成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三针洋表最时兴”句，反映了当时人对西洋钟表的爱好。钟表之外，西洋眼镜也是京师社会中的流行风尚。试看：“车从热闹道中行，斜坐观书不出声。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近视人人戴眼镜，铺中深浅制分明。更饶养目轻犹巧，争买皆由属后生。”（《清代北京竹枝词》）总之，西洋器物虽然也被很多人视为“奇技淫巧”，但不像西学一开始就受到各个层面的提防和反对，它作为一种生活元素更容易融入了清初北京的物质文化中。
可以说，北京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都城，不仅身处中外文化交流的舞台前沿，展示了大国气象，也经历了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从而见证了中国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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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出于川端康成的《古都》，是川端康成出于对传统的切实的追求，写了《古都》。《古都》的故事由紫花地丁娓娓道来：讲述了佐田千重子和苗子这对孪生姐妹相离，相遇，相知，相认，最终又相离的凄楚动人的故事。
古都是指日本东京，也许我们看待日本时会带有贬义的眼光，但在作者笔下，古都是那般繁华，那般充满着日本独特风情味的一座城市。在这样一个充满韵味的古都，那茂密的树林，特有的古风长桥，千重子和苗子也相遇在那樱花之下。
在我看来，千重子和苗子，两个不同的人生，一个相同的灵魂。若千重子是一树飘飞的樱花树，而苗子则是那个冬晨里微化的细雪。在那一个暖意的下午，我品着一杯暖茶，走进一个梦境，看到一个绝美的“八重樱吹雪”之宴。于我，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
在漫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珍惜所拥有的幸福，接纳命运的坎坷，以一颗易感动，易感恩的心慢慢成长。
望见，古都，那股繁华。
古都开封篇三
西安，中国西部重镇，曾经的古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历史留存，有多少故事传奇，浓墨重彩，绚丽辉煌。我有幸光顾此地，略为浏览。
那是1993年5月，公司组织赴西安参观学习。我与同事小杨、小桂（芙蓉酒楼）一起，参予了此次活动。回忆起来，颇有印象。
我们乘火车，经十几小时的历程，下午5时抵达西安。到了西安市下属的唐朝酒店。东道主安排我们品尝了仿唐宫廷宴。有葫芦鸡、水晶莲菜饼、奶汤锅仔鱼等。菜肴之丰盛，赏心眩目，让我们体验了一番大唐年代的味道。
第二天，我们到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参观。那庄严的建筑，肃静的氛围。再现了秦、唐时代的雄伟辉煌。馆藏品有兽首玛瑙，舞马御杯银壶，皇后玉玺，陶俑等。听着讲解员的介绍，我不由想起战国年代和唐代的历史画面，真是金戈铁马，群雄争霸呀。
下午，我们到了誉满天下的第8世界遗产之兵马俑展览馆。在硕大的展厅内，我们隔着栅栏，观看了那一排排似真人大小的陶土俑。那武士、将军、马车等栩栩如生，展现了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原，一统天下的雄姿。
晚上，我们参观了市容，古城古貌，令人感概。我们还登上座落在西安市中心区的古城墙。上面有四股车道般宽，箭楼齐全，环绕着古西安城，门楼4座。迄今为止，已有1400年的历史，保存完好，颇有固若金汤，气概非凡的味道。站在城墙上，环视四周，俯瞰了西安城，那夜暮下的风光，万家灯火，华灯璀璨，留连忘返呀。
第三天，我们来到慕名已久的西安饺子宴饭店，品尝了“西安饮食三绝”之一的饺子。哇，足足有25道。各式饺子用小蒸笼盛着上桌，丰富可口，形状各异，香气四溢，令人味蕾大开，味觉爽也。据同行们介绍，此饺子宴颇有来历。其中之一，是在唐玄宗年代，贵妃杨玉环想吃一种带馅的.食品，而且是蒸的。聪明的厨师知道她喜吃鸡肉，就用鸡翅肉做蒸饺，貴妃吃后很高兴。又据说，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太后逃到西安，想吃饺子，厨师们用鸡脯肉包成小巧玲珑的珍珠饺，用火锅的鸡汤，当面煮吃。后经传承，就成了闻名遐迩的太后火锅，即饺子宴的压轴之菜品也。
在余下的2天内，我们拜访了饮食同行，交流了技艺，学到了陕西菜的精华。又去观赏了秦始皇陵，碑林，大雁塔等古迹。即熟悉了历史，又学习了西安菜的真谛，收获颇丰。
此次西安之行，使我体会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历史的厚重。虽历经数年，然记忆犹新，久久难忘！
古都开封篇四
;殷墟，商王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25公里小屯村一带，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或“殷”。商王室在此共传八代十王，史称“殷朝”。约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将都城从今天曲阜附近的“奄”迁到“殷”。此后将近三百年，殷一直作为商朝的都城，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11世纪时，商纣王昏庸无道，众叛亲离，周武王起兵伐纣，纣王自焚于鹿台，商朝灭亡。商朝灭亡后，小屯一带的繁华不再，逐渐荒芜，后人称“殷墟”。
有关这一古都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还有一段传奇故事。1899年，著名金石家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身患疟疾，太医诊断后开了一张药方。他按药方购回药材后进行检查时，忽然发现里面的龙骨似乎与往常有异，拣起来仔细一看，只见上面有许许多多的刻划痕迹。这一发现让他惊奇不已，立即戴上老花眼镜，坐在几案前仔细地审视起来。他发现这些排列有序、刚健遒劲的刻划不像是自然生成的，很类似于他长年研究的金石铭文。后来经他仔细研究考证,此系远古图形文字,多记载商代帝王之名,“始知为商代卜骨”。他追踪寻源,找到贩卖龙骨的古董商人,其人为获得暴利，故意含糊其辞,隐瞒龙骨的真实产地，乘机连贩近千块甲骨，从王懿荣那里捞了不少好处。后来古文字家罗振玉用高价买知龙骨的真实产地为安阳小屯,从而揭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甲骨文的发现轰动海内外，对中国考古和文化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殷墟规模宏大、遗存丰富、分布密集，其总体布局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形放射状分布。雄伟壮阔的宫殿宗庙基址、等级森严的王陵大墓、星罗棋布的居住遗址和家族墓地群，密布其间的手工业作坊和以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构成了殷墟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现出殷商王都的宏大规模和王者气派。
殷墟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是殷墟最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发现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形制阔大、气势雄伟，按照一定的格局由南向北依次排列，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组、乙组、丙组。殷墟宫殿宗庙区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是殷墟都城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中心，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都城建设的水平，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著名的妇好墓位于宫殿宗庙区丙组基址西南。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女将军，他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文武双全深受商王的宠爱。据甲骨文记载，她多次带兵打仗，取得赫赫战功，为商王朝的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后来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武丁很悲痛，破例将她厚葬于宫殿区内。妇好墓中陪葬的各类文物共1928件，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墓葬。它的发现为研究殷商文化、艺术、礼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探讨商代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水平，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遗迹。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6万片，震惊了世界。这些甲骨文字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田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档案库”和“百科全书”。
在以小屯为中心的殷王都周围，密布着许多手工业作坊和家族墓葬群遗址。这些遗址群，围绕宫殿宗庙区呈环状放射性分布，构成了以宫殿宗庙区为中心，轮廓完整、规模宏大、分布密集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遗址出土的遗物以青铜器最为典型，而陶器数量最多，除夹沙灰陶、红陶和泥质灰陶之外，还有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等。白陶、硬陶及原始瓷器为数较少，大概是供贵族使用的。出土的青铜器有礼器、武器、工具和车马器等，为数较多，特别是礼器，素为中外学者所瞩目。其中司母戊鼎，是世界上已知的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青铜器。成批器物的发现，首推妇好墓，墓中出土青铜器四百六十多件，几乎囊括了殷墟出土青铜器的所有类别。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和殷墟科学发掘以来，殷墟发现的大量都城建筑遗迹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展现了中国殷商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奠定了殷墟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古代都城的地位。
今年7月13日，在第三十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殷墟不仅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还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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