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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教文化篇一
第五章：晚唐至北宋时期道与术汇聚阶段的道教
1、皇道之宗
中唐至北宋时期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引起了道教中人的关注，陆希声、无能子、李约、王真就是比较突出的。经过他们的努力，这一时期的王道之术有了较大发展。
陆希声是晚唐道教学者，著有《道德真经传》等。他的思想以儒道调和为特色。他的思想特色首先体现在对体用关系的阐发上，提出“体本无用”“用因体生”，道为体，名为用的观点。在道物关系上，提出了道实用虚的观点。他还根据“道体名用”的本体论思想提出了“体道用名”的方法，“体道”就是循顺物之理，“用命”就是适应事变。这个体用模式还被他运用到了解释道与德、无为无不为的关系上，提出了道是“真精之体”德是“妙物之用”，体可以兼用，用不可兼体。道可以兼德，德不可兼道；以及“以无为为体，无不为为用”。关于如何在形而下的现实中把握道，他提出了“事理冥会”的观点。从事功践履来说就是要“动以照事”“静以照理”，“事理俱照”二者均不偏废。他还认为在实践活动中把握好事理关系的关键就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这种事理观对宋代程朱理学影响很大。
在王道之术方面，陆希声强调必须“以爱民为本”宽政于民，“上下相亲”“爱民如赤子”。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按照天道治理天下贯彻到身心性命层次，要“以百姓心为心”。权实关系是王道之术的另一个方面，他首先界定了权与实的内涵。“权”就是使偏离“正”后返还于“正”；“实”也就是“正”，就是清净无为之道。权出于实，自然也要反归于实，在权实关系中“实”是根本性的。《无能子》是晚唐因躲避战乱而不愿留下姓名的一位隐者的道家类著作，其宗旨是“明自然之理，极性命之端”，把宇宙论和性命观融会贯通，最终落实到社会、政治思想上。《无能子》认为，道浩荡无边，虚静应物，心本来的样子是如此。“自然”的心就是“无心”，无心首先是无是非、非别之心，其次是无欲、无私。无心而顺应时势就是无为，必定能无所不为。他还认为无心就是使气聚神和，为此就要顺于性，安于命。
李约是公元九世纪一位道家学者，著有《道德真经新注》。在王道之术方面，李约提出“以民为本”“爱国理民”的思想。
2、张万福与杜光庭的科仪之术
张万福是活动于唐玄宗时期的太清观道士，是继陆修静之后道教科仪的集大成者。他以“修道即修心”为指导思想，视上清经为最高品位的道经，认为持戒重在心戒，即在心中断除情欲，修善止恶。对蘸仪，他同样强调要落实到心，即必须心“诚”。
杜光庭是唐代末年另一个道教科仪的集大成者，其成就超过了张万福，对后世影响更大。杜光庭强调通融三教：“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他顺应内丹心性修炼思想鼎兴的潮流，把得到成仙的修炼归结到心性功夫上，提出了“灭心”的主张，就是使心静如明镜，不起波澜不产生欲念。“炼心”就是要处理好性与情的关系，断绝贪念欲望，驾驭住情，使它返回性，合于道。
注释不同于前人的突出特点是非常强调伦理道德，这开启了宋代之后道教伦理之术的先河。在王道之术方面，杜光庭融会儒家的“仁政”“怀柔致远”和道教的“崇道”“尚柔”“清静”“无为”等思想。
唐代以来。道士们对斋蘸别出心裁，花样翻新，斋蘸仪式变得异常混乱。杜光庭本着天人感应的思想，把道教各派的斋蘸仪式统一起来，进行了整理和修订，使之规范化。他可以说是道教科仪的完成者。
3、钟吕陈抟学派的内丹学理论建构
晚唐时期，内丹术的理论逐渐成熟，到了唐代末年，诞生了钟吕陈抟学派，他们以《道德经》《周易参同契》《阴符经》的思想为主体，通过《庄子》与佛教禅宗沟通，吸收消化了佛教心性论的一些思想，再纳入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借鉴、改造外丹学的理论模型，初步把内丹学的理论体系建构起来了。主要代表人物是：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人。
钟离权、吕洞宾的思想大同小异，他们都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炼形、炼气、炼神位方法，系统地把前人关于内丹修炼的一些零星的思想总结糅合在一起，初步建立了钟吕派内丹体系。到张伯端集大成而著《悟真篇》使道教内丹学完全确立起来。概括起来，钟离权吕洞宾的思想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以《周易参同契》《道德经》为本，内炼成仙的原理是以人身一小天地的天人合一论为基础。内丹修炼涉及性和命两个方面，必须性命双修才能成功。他们是道教内丹派的开创者，对后来王重阳的北派全真教影响很大。
陈抟著有《阴真君还丹歌诀注》《易龙图序》等。他以象数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宇宙自然观，就是以最简单的数和象显示世界在奇偶性、有序性、同构性、对称性等方面的秩序。陈抟的思想对后人影响极大，他在《易龙图序》中的河图、洛书成为此后周易象数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图式。他力图用象数的方式去描摹宇宙，对宋代理学、周易象数学和道教哲学影响很大。通过邵雍、周敦颐，陈抟的思想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4、晚唐至北宋道教的总体特点
首先，在这一时期，受政治失范、社会失序的影响，在道德阐释方面，皇道之宗取得了与重玄之宗并驾齐驱的地位。
其次，外丹术明显由盛转衰，内丹术逐渐得到重视而取代了外丹术的优势地位。总体来看，这是一个外丹和内丹并存交替的时期，内丹术深刻影响了道教理论的发展，使得道教关注的重心由外在的天道自然向心性义理方面的转化。
在内丹学催生的历史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道教理论家，这些道教理论家的工作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
但是，道教此时已埋下了衰落的根源，以林灵素为代表的神霄符箓派道教徒腐化堕落，引起了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的憎恨和不满，这是符箓派道教失去士大夫阶层信仰的开始。再则，就整体道教而言，从宋徽宗时起，道教彻底蜕变为帝王维护统治秩序的御用工具，道教鲜活的生命力开始下滑了。
总之，晚唐至北宋是道，术汇聚的阶段。
第六章：南宋至明代中期道与术圆融阶段的道教
1、太一教
养甚为低劣。
2、大道教
与太一教产生几乎同时在黄河流域出现了另一个新的道教派别——大道教，其创始人是刘德仁。大道教的创教宗旨是让人在谋生活动和伦理实践中“清净其心”，归返“众妙之门”的大道。它的戒律也很简单适用，基本上是伦理规范和处事信条。大道教实行出家的教团制度，历任掌门多出身贫寒，作风平易朴实，这决定了它难以普及到上层社会，到元代末年已基本衰微了。
3、全真教
全真教分为王重阳创建的北宗和以张伯端为始祖、由白玉蟾创建的南宗。在教义上，又存在着清修和阴阳双修两派的区别。全真教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体，教徒的文化宗教素养很高，著述甚丰，他们的政治、社会活动能力很强，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1）南宗
张伯端著有《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等，他的思想仍属于钟吕一系，他明确反对烧练外丹，主张修内丹功法。张伯端的思想以《周易参同契》《道德经》为根本。《悟真篇》的体例结构师仿照《周易参同契》所运用的易学象数模式，它的内丹理论的框架同样也与《周易参同契》中的易学象数模式相同。
道教历来强调无为，晚唐以来的内丹学派则多谈有为，这就遇到了如何处理无为有为的关系问题。张伯端明确了这一点，认为在命功阶段是有为，在性功阶段是无为，要以有为求无为。张伯端继承了钟吕的性命双修思想，又结合了陈抟的《无极图》的内丹思想，把性命双修思想作了发展。钟吕的“和光同尘”思想也为张伯端所接受，他把行善积德的伦理实践作为内炼成仙的基础。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张伯端直截了当地宣称“三教合一”。禅宗讲“明心见性”、内丹学讲“全性养命”，儒家讲“复性明理”，三者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心理上追求清净虚明，无私无虑；生活上追求自然恬淡少私寡欲，也是三家一致，所以张伯端认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张伯端把内丹修炼划分为“先”“次”“终”三个阶段，始则由儒入道，次则由道参禅，终则摄禅释性，从而把性命双修的思想完全贯彻到三教合一的观念中去，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内丹学说。
白玉蟾是张伯端的弟子，他建立教团组织，是全真教南宗的真正创立者。白玉蟾和张伯端一样援禅入道，并把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思想发展的更加周密细致。他的内丹学说以精、气、神的修炼为核心，并认为“神是主，精气是客”，强调炼丹就是炼心，也就是炼神而归性、复命、合道。白玉蟾反对传统的肉体飞升的说法，认为肉体是要死的，不死的是“神，修炼的目标就是“圣胎圆成”“阳神出窍”。全真教南宗继承张伯端和光混俗的思想，不做职业道士，居家修炼。
（2）北宗
全真教北宗的创始人是王重阳。北宗全真教倡导三教一致、三教平等、三教合同，并在初期奉行简朴的生活方式和绝对禁欲主义的信条。北宗在修炼上强调清静自然、淡泊无为；在修炼的目标上，北宗认为修炼到阳神出窍后，一旦天帝召见，便可抛下皮囊，飞升成仙长生不死。这实际上否定了传统的肉体飞升的观点，变为追求精神即阳神不死了。在实际的修行上，北宗主张先性后命、重性轻命，并且非常重视实修实证，将心性内丹修炼称为“真功”，把济世度人的践履称为“真行”。
（3）南北宗合流
在元代统一后，由于北宗受朝廷褒扬而位尊势重，南宗不得不在元代中期以后
并入北宗。李道纯、李月溪、陈致虚等人在理论方面推动了南北宗的融合。李道纯是元初著名道教理论家，他把全真教的三教合一宗旨从传教的权宜之计推进到了思想理论圆融的程度，他的《中和集》的主旨就是三教合一，教虽为三，其源则一。陈致虚的《金丹大要》在内功丹法上融南北二宗丹法为一体并做了细致的阐述，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北宗祖师王重阳和刘海蟾并列（二人同师吕洞宾），而把南宗尊为祖师的张伯端等南宗五祖作为王重阳的晚辈，这个谱系为二宗合并后共祀祖师奠定了基础，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二宗的合并。
4、净明教
净明教是尊崇许逊为教主的一个道教宗派。南宋末年以后，理学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地位上升，影响日益扩大。净明教受理学影响非常深，几乎可以说是理学在道教中的翻版。净明教用朱熹的正心诚意来诠释获得净明大道境界的方法，吸收了理学惩忿窒欲、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他的修炼目标就是净明的精神境界。净明教作为一个道教宗派的活动并不成功，但它的思想却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元明两代的统治者及士大夫对它的教义都颇加赞赏。
5、新符箓派与正一道
正
一、上清、灵宝是道教中的三大符箓宗派。南宋时期正一派受命统领三山符箓，元代之后正一教进一步壮大起来。除了三大宗派以外，南宋至明代中期的符箓类道教宗派还有神霄、清微、天心等小的宗派。江南道教诸派联合形成正一道。正一派道士可以不住宫观，可以娶妻生子。正一道以《正一经》为共同信奉的经典，主要法术是画符念咒，斋蘸祈禳。江南各派的教义、法术差别不大，这些符箓派别逐渐走向融合，向全真教靠拢。就全真教而言，这一时期也大搞符水祈禳。所以，总体来看，元代以后，道教诸派逐渐走向融合。
6、南宋至明代中期道教的总体特点
南宋至明代中期，道的阐释有明显向老庄道家复归的色彩，这一时期融汇三教的程朱理学在南宋末年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三教融合实质上变为儒学为主，佛道为辅。
这一时期外丹术继续衰落，内丹术是道教法术的主流。随着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王道之术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氛围。这一时期道教伦理之术去的重大发展，每个宗派都大讲伦理道德。
道的圆通，术的整合与精深，使道与术之间达到了圆融，这是南宋至明代中期道教发展的总体特点。
第七章：明代中期以后遁道化术阶段的道教
1、正一派的衰朽
这一时期，正一派道士的品行修养和理论素养大不如前。上层道士聚敛财富、腐化堕落，下层道士则不思学道，利欲熏心，以法术坑蒙拐骗，自欺欺人。在法术的灵验方面也大不如前。
2、全真教与东西南北中五派
全真教从元代时“七真”就各传一派，但这些支派在社会上影响都不大。明朝廷不重视全真教，全真教中也很少出现高道，因此在明代全真教就比较萧条了。总之，在明代中期以后和清代，除了与官方关系密切的正一派外，在野的道教宗派就是与全真教关系比较密切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支派，但都比较萧条。
3、道教理论的普及
化，脱离道教教团而普及到民间，大部分人不进道观、不依靠道士，只是在日常生活中靠道德修养信奉道教。这一点的重要表现是劝善书的流行，流行的劝善书主要是《太上感应篇》《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理》等。
4、道教的衰落
明代中期以后道教开始步入全面衰落，清代道教势力单薄，组织松弛，系统教义无人继承，道术流于歧途和浅陋。
道教的衰落是一系列原因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原因主要是道教为了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依附于统治者，为统治者所利用，形成了适用于统治者需要的封闭、保守模式，从而丧失了自己鲜活的生命力。内部原因是道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传播必须通过语言进行，但道教的道具有抽象性、玄虚性、模糊性、非本质定义性，从语言固有的局限性来说是确实不可能讲清说透的；道教的术也是隐语漫天，具有操作的个体性、不可重复性，表述上的语言模糊性逻辑随意性。总之，道教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内丹术。但是内丹修炼是个人在私人空间内就可以进行的，基本上不具有社会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德宗教，道教的寿终正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5、明代中期以后道教的总体特点
明代中期以后，道的因循、术的精致与深化，是道教趋于衰败堕落的总特点。
第八章：未来道教的诠道改述
1、道教的精髓
热爱生命、崇尚科学、追求实证、向往自由、讴歌太平，追求畅通无碍和整体完善，是道教的真精神。
2、道教对构建新的价值、意义体系的意义
道教未来的复兴，取决于道教界在对道的阐释上能否因应西方哲学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挑战而进行综合创新，并符合现代条件下中国人的精神需要，还取决于道教界对自己术的改造。
道的创新，术的改弃，诠道改术，是道教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
中国的道教文化篇二
二代嗣师张衡，字灵真，有长才，诏征黄门侍郎不就。张道陵羽化前，为了使其创立之教代代相传，仿效帝王传承之制，授印剑符录于衡，并戒之曰：“呈遇太上，亲传至道。此文总领三五步罡正一枢要，世世一子绍吾之绪，非吾家宗亲子孙不传。”张衡继承父志后，居阳平山，以经录授弟子，彰正一之道，为人治病，临终前他告诫儿子张鲁说：“汝祖以天地为心，生灵为念，周行天下，为民除害，建立大教，嗣我教者，非诚无以得道，非敬无以立德，非忠无以事君，非孝无以事亲，尔须遵守成训，勿违背之。”嘱罢而羽化，印剑经录又传于鲁。
张陵祖孙三人为五斗米道的前三代领袖，后人合称为“三张”。张陵为第一代天师，又称祖天师;张衡为嗣师，张鲁为系师。
张鲁字公祺，少膺祖训，以道术教人，受益者众。益州牧刘焉任命鲁为督义司马，令他与别部司马张修率兵袭击汉中太守苏固。鲁用计暗害张修，吞并了张修的部众。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继任，因张鲁不甚听话，刘璋尽杀鲁母家室，激起张鲁叛变。张鲁据汉中，以五斗米道教民，建立政权，被汉帝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割据一方。他是东汉时一代有影响的道教教主，称“师君”。他集天师与君主于一身，从陕西到四川，建立起具有宗教、政治与军事统治权的宗教王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雄踞巴蜀近30年。
几乎在这同时，由张角兄弟创立的太平道在华北兴起，十余年间吸收信徒数十万之众，结连郡国，华北方圆八洲之内无不信从。公元184年，张角发动黄巾起义。他们头带黄巾，呼叫“苍天(东汉王朝)已死，黄天(新政权)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宣传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旬月之间天下震动，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不久，起义失败，起义军遭到残酷镇压，太平道也受到沉重打击，大批骨干和道徒惨遭杀戮，从此无法公开活动，趋于销声匿迹状态。但是太平道的教义和影响并没有消失，它们改头换面流传了下来，汇入了道教的总洪流中，成为合体。天师道没有受到打击，仍保持了它的地位。
张鲁政权在汉末全国混战的形势中，能保持一方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是与他采取的独特措施分不开的。他规定初入道者名“鬼卒”，信仰坚定经过考验者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他既是宗教骨干，又是行政官吏，不再另设官员。这就精简了编制，减轻了农民负担。他们组织群众，练武种田，实行劳武结合;他又设义舍，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之，人民皆乐为之治。五斗米道在各地设有道场，为宗教和行政中心，称为治。当时有二十四治，居于首位的是阳平治，为五斗米道的总部，所以天师印刻的也是“阳平治都功印”。
汉末，志在统一中国的曹操闻张鲁势盛，发精兵十万于建安20年(公元215年)征讨张鲁。张鲁因强敌压镇，计划向巴中退却，但不准部下烧毁宝货仓库，以全部留给曹操接收。曹操对此大为赞赏，拜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其五子均列为侯，曹操还娶张鲁之女为儿媳。
然而曹操鉴于黄巾之乱，恐张鲁势大难御，遂迁汉中数万户镇京城(长安)，五斗米道亦北迁魏地，张鲁势力被大大削弱。之后，中国一下子跌入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时期，晋政权移往江南重建王朝，教徒纷纷追随晋朝南下，他感到巴蜀、魏北继续发展已不可能，必须以此为契机向江南扩展。于是他以印剑授予其子张盛，说：“大江之东云锦山，亦名龙虎山，祖师正一元坛在焉，汝可以印、剑、经录，往往其地，永宣祖教，以传于世。”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张盛奉命携经录自汉中迁回龙虎山，修治祖天师元坛故址，每岁以三元日登坛传教，从学千余人，是为龙虎宗。此后嗣传六十三代，香火不绝，中国道教活动遂由巴蜀转移到江南地带，龙虎山成了全国天师道中心.
中国的道教文化篇三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联系。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道教；民俗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最好呈现形式。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古人对一年中一些特殊的日子做出规定，成为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融合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民俗节日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春节中，处处都能见到道教的影响。“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
以祭灶的习俗为例，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小年为进入春节的开始。民间多于此日夜礼拜灶神，祭灶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俗神灶神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的目的。相传他是掌管一家生死祸福的，道教里崇尚此神，是因为灶君司饮食及火。道家一般敬灶时都要上表酬神，有送灶科仪，包括净灶、祀灶、净橱、送灶、迎灶几个部分的内容，蜡月二十四后灶君回宫，所以又要迎接他下凡回宫，希望能主一家之事，奏善定福。
民间还有扫除的习俗，“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屋”的习俗由来已久。民间腊月二十四为扫除日，又称“扫尘日”或“扫房日”。民间认为鬼魂到了腊月将离开人间，人们如果不把身体和房屋彻底打扫一下，鬼魂就会躲藏在灰尘当中，这实际上也源于道教。道教传说人身上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常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的坏话。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帝误信谣言，令三尸神把各家的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为记号，令王灵官凡遇有记号的满门斩杀。灶君发觉此事，便让每户人家扎个长扫把将蜘蛛网扫掉，将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人间避免了一次杀戮，人们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曾广泛地吸收民间的信仰内容，加以改造后纳入自己的神灵谱系，成为道教崇拜的尊神或俗神。俗神是指流传于民间而被道教信奉的神祗。主要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执掌读书人命运的`魁星神；专门保护个人、家庭和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如门神、灶神、土地神、妈祖等；护法神将关帝圣君等。但也有道教尊神直接影响民俗文化的，如三官大帝等。可见道教与民俗相互影响与促进，但是道教更系统化、规范化，从民俗中提炼出来，但又深深影响民俗，而民俗又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道教与民间习俗互相渗透的过程中，道教禁忌对民间禁忌习俗的影响，成为民间礼俗的重要内容。根据卿希泰、詹石窗的研究，道教与民间禁忌礼俗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以灶神禁忌为例，人们对灶君的崇敬，除了毕恭毕敬的祀奉外，还表现在许多忌讳上。由于对灶王爷既尊重，又畏惧，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反差，便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忌讳来。这些忌讳，主要是灶前什么东西不能放，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尤其是对女人，禁忌就更多了。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对灶君避忌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如严格规定：“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脏物送入灶内燃烧”等。人们认为做这些事情，会冒犯灶神或火神。
事实上，因为道教是从民间发显，早期的巫术、方术，甚至阴阳五行、老庄哲学、医学都浸润其间，成为道教禁忌的一部分。反过来看，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到相当的重视与信仰，其本身的禁忌无可厚非地也就影响了民间礼俗的内容，从而达到两者水乳交融的境界。
中国的道教文化篇四
正一道即天师道。天师道是张道陵创立并由其子孙世袭相传，以老子为教主，道为最高信仰，符录斋醮为手段，以追求长生不死和成仙为最高境界的一种宗教组织。由于张道陵开始炼丹修道于龙虎山，于是龙虎山可称为中国道教第一山。张道陵是中国道教创始人，他是道教祖天师，又称第一代天师。
张道陵，原名张陵，字辅汉，祖籍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于东汉建武十年(公元34年)正月十五日生于浙江天目山，汉留候张良九世玄孙。少入太学，7岁读道教德经，十余遍而达其旨，咸通天文、地理、五经，通习坟典，所览无遗，从学者千余人。天目山南30里，西北80里，皆有他讲学之所。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岁)，他26岁，任巴郡江州令(在今四川重庆)，但他素喜黄老清静养身之道，认为当官“无益于年命”，从而弃官隐修长生之道。汉章帝、和帝时隐居洛阳北邙山等地，修炼气功。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朝廷征为博士，称疾不起;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征为太博，封冀县侯，三诏不就。次年，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他已57岁，携弟子王长游淮入鄱阳，登乐平雩子峰，溯信江入贵溪云锦山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
张道陵在龙虎山用三年时间炼成九天神丹后，已六十余矣，吃了神丹容貌益少，“返老还童”，像30岁左右的人。接着又在龙虎山东北边的西仙源壁鲁洞，得神虎秘文，并建立天师草堂，广传弟子，为人治病，到他经嵩山二人巴蜀时，已经90多岁了。
由此可见，张道陵在龙虎山炼丹修道讲课时间长达30余年，这段不算短的日子，是他 炼丹学道的遗址“炼丹池”、“濯鼎池”、“习升台”、“天师草堂”等遗址仍在，壁鲁洞中的石灶石床石几俱存，多种史籍均有记载，多处遗址历历可考，正如葛洪在《神仙传》中所述：“陵初入龙虎山，合丹斗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可见他那时的道学功底已经相当深厚了。
关于张陵的降生和在龙虎山炼丹，《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中有两段充满神奇色彩的记载：
“母初梦天人自北斗魁星中将至地，长丈余，穿绣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觉，衣服居室，皆有异香，经月而不散，感而有孕，于东汉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于吴地天目山。时黄云覆室，紫气盈庭，室中光气如日月......”
“弟子有王长者，习天文通黄老，留侍左右，遂散学徒，以清虚淡薄为务，不交人事，王长负书行歌，同往云锦山居(即江西贵溪龙虎山，因“丹成而龙虎现”，故改甸为龙虎山)，而真人修玄玄之道，后乃按方炼龙虎大丹，一年有红光照室，两年有五云覆鼎，夜不假烛，仿佛有青龙白虎各一，常练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余，铒之而容颜益少，若三十许人。”
张道陵第二次携弟子王长嵩山人巴蜀已过九十高龄。为什么耄耋之年还要入蜀，一是“闻蜀人多纯厚，易于激化，且多名山”，对创教有利;二是“闻巴蜀疹气危害人体，百姓为病疫灾厄所困”，他要继续用符、丹为人治病，佐国佑民。入川后，他先居阳平山，后住鹤鸣山，还到了西城山、葛溃山、秦中山、昌利山、涌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青城山，精思炼志，著作道书24篇，足迹遍及巴蜀、陕西等地。他收徒设教，建立道教基层组织，凡入道者须出信米五斗(汉时一斗等于现在二升，五斗即等于现在一斗)，“付天仓”以备饥荒和作“义舍”之用。
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时张陵109岁)，五月一日，“太上亲降”，授以三天正法，命陵为“天师”，又授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其年七月七日，又授(陵)《正一盟威妙经》，重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太上以汉安二年正月七日申时二十四治，付天师张陵奉行布化。”自此功成道著分领二十四治，第子户至数万，道教遂大行于巴蜀一带。东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张陵123岁，是年九月九日，将诸秘录、斩邪二剑、玉册、玉印授长子衡，乃与夫人雍氏登云台峰，白日升化。
自“祖天师正一道”创立以来，历为道教所尊，认为它是正一盟威之道，是伐诛邪伪、整理鬼气、统承三天、佐国佑民、新出治世的真道，即真一无二的正道。时人尊张道陵为人天之师，又称天师道。宋元以来，三山符录统归龙虎山，遂统称为正一道，以区别金元之际在北方兴起的全真道。
关于张陵创立道教的过程，《道藏》多处记载，葛洪在其所著《神仙传》中说： “......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降，千乘马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长官......”
中国的道教文化篇五
道的“饮”与不“饮”
——道教饮食文化
《礼记》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不论是民族，还是宗教，在饮食上都会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
我们看神仙故事，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某个樵夫上山砍柴，看到仙人下棋。吃了仙人给的食物，从此可以不饥不寒，长生不老。《云笈七签》记载，某仙山“上有仙家数万人。地无寒暑，时节温和，多生神仙芝草，食之飞空而行。”
足见饮食这个事情，非同小可。连孟子也说：“老者衣帛食肉，王道之始也。”老人家能否吃上肉，竟然是王政是否实现了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所以怎么吃？吃什么？不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它甚至达到了政治与宗教的高度。
一、素食
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道教徒修持的“三皈五戒”。《积功归根五戒》第一戒不得杀生；第二戒不得荤酒。为了持此二戒，所以必须食素。道教认为：一切众生，含气以生，翾飞蠕动之类，皆不得杀。蠕动之类无不乐生，自蚊蚁蜓蛐咸知避死。
道家有许多素食规定，如：《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说：“不得杀伤一切物命”，“不得渔猎伤煞众生”，“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蛰藏虫物”，《老君二十戒》：“勿食含血之物”； 《老子化胡经》：“戒之不食肉，心当莫念之，含血有形类，元气所养活...”
二是道教主张人们应坚持身体内的清爽干净，以为人禀天地之气而生，气存人存，而谷物、荤腥等都会毁坏人体内“气”的清爽干净。因而，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云：“少食荤腥多食气。”道教把食物分为三、六、九等，以为最能败清净之气的是荤腥及“五辛”，所以忌食鱼肉荤腥与葱、韭、蒜等辛辣刺激的食物。《上洞心丹经赢诀》卷中《修内丹法秘诀》云：“不可多食生菜鲜肥之物，令人气强，难以禁闭。”《胎息秘要歌诀·饮食杂忌》中也讲：“禽兽爪头支，此等血肉食，皆能致命危，荤茹既败缺气，饥饱也如斯，僵硬冷须慎，酸咸辛不宜。”
道教饮食固然不主张人们每餐吃素，但也倡导饮食应以素食为主。饮食油腻，能使人神清气爽，更能使人远离疾病。食物有五味，即酸、咸、苦、辛、甘。五味过于厚重，则会伤及五脏。酸伤脾，咸伤心，苦伤肺，辛伤肝，甘伤肾。人们的身体假如长时间接受肥甘厚腻，不只会加重胃肠担负，使身体受损，还会使人心气混浊，以致心烦气燥。所以说，道教倡导经常吃素，注重素菜搭配和营养全面，则能够加强体质、预防疾病、增长聪慧。
然而，道教也分很多派别，虽说其教义迥然不同，但是信仰是一致的。如道教正一派道士是可以食荤的，但是他们所吃的是三净肉，即：不见杀，不闻杀，不为己杀。而在全真派的宫观里，道士用餐都是素食。
二、少食
道教经典《太平经》中说：“少食为根，真神好洁，粪秽气昏。”《神仙传》一书里写道：“食戒过多”。其它道书还讲：食欲少而数，不须顿多难消。常如饱中饥，饥中饱。多食酒肉，名曰“痴脂”，优狂无恒。贪美食令人泄痢。食熟胜于食生，食少胜于食多。多食，不但影响健康，影响体形，而且还影响精神和情绪。当我们饭饱后，往往都想睡觉。因为大量血液都要供应消化系统，相对脑部供血减少，使我们有昏昏欲睡的感觉。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饭饱神虚”。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辟谷。有人一听到说道士辟谷，就一位这位道士不吃食物了，其实，辟谷是指不吃谷物，并非不吃食物。所以，“辟谷”又称“休粮”或“绝谷”。这是道教的一种养生方法。此法盛行于晋、唐之际，到了宋、元以后出现了道教丛林，则鲜有复蹈者。
道教认为人体有“三尸”(亦称“三彭”、“三虫”)，靠五谷而生，危害人体。若经过“辟谷”修炼，便可除“三尸”，以达到“长生不死”。辟谷时，仍食药物，并兼做导引等功夫。道士服食的药物大致有两类：一类属于滋养强壮身体的，如芝、黄精、天门冬之类；一类属安神养心及丹砂之类。特别是食丹之术，唯道教独有。道教以为丹砂、黄金等金石类性质稳定的物质经炼制后能够炼成“金丹”（又称“还丹”），人服用后能够长生、成仙。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说：“金丹之为物，炼之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巩固。”但许多迷信神仙的人，辛辛劳苦日夜炼丹，炼成之后，吃了金丹，不只不能长生成仙，反而中毒以至身亡。所以古人诗中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后来食丹术渐不为人所信。
据传辟谷术源于赤松子，他是神家时的雨神，传说中的仙人。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云：“余数见断谷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轻色好，堪风寒暑里，大都无肥者耳。”《梁书·陶弘景传》中说，陶弘景“善辟谷导引之事，年逾八十而有壮容。”辟谷者不吃五谷，但可食大枣、茯苓、巨胜（芝麻）、蜂蜜、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等。
关于辟谷的故事，我们可以从明确记载在史书中的故事中选取，或许更有说服力；当然，这些故事很多充满了玄奇色彩，不妨从中看到古人对辟谷的尝试和笼罩在其上的神秘感，我们看到古老的史书，描绘的非常神奇，唐宋以后的史书，记载的趋向于我们目前理解的辟谷：
1.《史记·留侯世家》记述留侯张良禀体多病，采用导引、辟谷等术疗疾并习练轻身之功。
2.《北齐书》中记载一个隐居于琅琊山的修行者，练辟谷之术，服用松子、白术、茯苓等生药，以求长生不老。
3.《南史·隐逸传》载，南岳道士邓郁“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
4.《北史·隐逸传》称陈道士徐则“绝粒养性，所资唯松术而已，虽隆冬冱寒，不服棉絮”。
5.《旧唐书》记载一个叫王远知的人，修习吐纳导引之术，服食灵芝和白术等，活到百岁以上，且头发乌黑、步履轻捷。
6.《宋史·隐逸传》载，宋初道士陈抟居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
7.《北史·李先传》载：“(李先)服气绝粒数十年，九十余，颜如少童。”
三、养生
道教以追求长生成仙为主要目标，十分留意饮食养生，食物选择以及食物搭配等方面的考究，是道教饮食养生的重要内容，以充足的饮食营养补益精气，以合理的饮食分配、均衡人体脏腑的阴阳偏颇。
道家宣扬修炼的长生成仙，认为注意饮食养生是长生成仙的途径。南宋曾慥《道枢》卷七《黄庭篇》就说：“子欲不死，肠中无滓；子欲长生，肠中常清。”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三《极言》：“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宋陈抟《陈先生内丹诀》说：“行持下手之初，先须以饮食养和五脏，不可失饥过饱，心田安静，无忧无愁，乃可入道也。”
道教历来主张食疗，以至产生唐代道教饮食养生经典《千金要方》《食疗本草》。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专立食治篇，提出“安生之本，必资以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主张“凡欲治病，先以食疗，既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尔”。唐代食药养生在社会上极为盛行，《食疗本草》的食物疗法成为专门的学问。道教讲究修道中的饮食调养，更将饮食养生与道士修持、修养相联系。道教讲究“饮食有节，起居有度”。道教主张修行之人要“饮食有节，动静有常”。道教修炼内丹“要节饮食，薄滋味”。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三十二杂修摄引《养性延命录并序》张湛《养生集叙》说：“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云笈七签》卷三十二杂修摄引《道机》曰：“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泆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
《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丹阳问：何名太上七返？师曰：一者少言语，养内炁。二者戒心性，养精炁。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戒嗔怒，养肺气。五者美饮食，养胃气。六者少思虑，养肝气。七者寡嗜欲，养心气。是也。”这段王重阳与马丹阳的问答，反映出全真宗师王重阳的饮食养生智慧。
四、正一
在饮食上，全真道派与正一道派有所不同。全真道徒不结婚，不吃荤腥，常住宫观清修，称出家道士。正一道徒能够有家室，不住宫观，能饮酒食肉，以斋醮符箓，祈福禳灾为业，称在家道士。
天师道（正一）的饮食特点——厨会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饮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中华料理，享誉全球。天师道作为较早的道教教团，有着完整的教规教义。对于饮食，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要求。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厨会、聚餐制度。
天师洞察到了事情的本质，所以在规定“神不饮食”的同时，又推行了一套厨会制度。神仙是不饮食的，但是贡品还是要有的。这些贡品最后也不能全部归某个人吧？咋办呢？“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与其一小伙人躲起来吃，不如大家一起吃。那就大家一起吃吧，全体信徒聚餐。
厨会制度，担任着连接信众和教团之间的沟通桥梁的作用，也是天师教化百姓的一个方式。厨会的目的有几个，分别是：庆贺子女出生、嫁娶、解厄、赎罪、祈福，另外还有三会日，教区全体信众的聚餐。
天师道虽然是在家信徒较多，不忌肉食，但是有四样动物的肉是不能吃的。分别是：犬、牛、大雁、乌鱼。
究其原因据说是：
(1)牛。一辈子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终生劳作，普济众生，它太辛劳了，不能吃。
(2)乌鱼。人们常说：“乌鱼精最可恶，连自己的亲生子都吃”，但天师世家的说法与此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乌鱼一到产卵期，两眼昏花，什么也看不见，只待饿死升天;乌鱼鱼崽最有孝心，宁可自己游入母嘴，给娘充讥，也不能让娘饿死，其精神可贵可嘉，吃不得。
(3)鸿雁。失偶孤雁，终生独居，处境凄凉，矢志不渝，不再婚配，精神可嘉，不该吃。
(4)狗。古往今来，人们常说：“自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终生随主，为主效劳，不可食也。
盖牛忠、乌鱼孝、雁贞、狗义之故。
江西龙虎山，是道教历代天师修道炼丹之所，饮食文化十分丰富，并形成了独有的道教饮食文化，天师道家菜也形成了系列。
天师八卦宴是历代天师为宴请宾客，举行重大活动设的大型宴席。宴席的最大特点是，既注意菜肴的品种，更注重菜盘的摆放，饮食文化非常独特，道教的寓意也很深刻。设席时，使用的是老式八仙桌，按八卦中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方位，先上八个小菜或小吃，如捺菜、茄子干、柚子皮、霉豆腐、灯蕊糕、寿星饼、南瓜子、冬瓜糖等，八位客人各人斟上“天师养生茶”。茶过三巡，撤下小菜，再上八大菜。先是上用“红枣糯米”等原料精制而成的太极八宝饭，八宝饭放在桌子的正中，定下乾坤，然后，按阴阳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道教八卦规律，依次摆上特制的盘子盛装的八大。按道教方位规定，北为玄武、南为朱雀、左为青龙、右为白虎。所以，代表玄武的红烧龟肉放在上座的正中，代表朱雀的板栗烧鸡放在下位的正中，左右两侧正中分别是代表龙的清炖蛇和的红烧兔子肉。其它荤素菜肴便在空位摆下，正好围盛开个太极八卦图，可谓色、香、味、形俱全，文化韵味十足。
乾位（马）：扬（羊）鞭催马
宋朝时，天师名声大震。信士万崑，骑驴问道龙虎山。借问牧羊老人，天师府如何走？老汉举鞭遥指，驴警鞭猛跑。老汉大笑：“此马真怪，怕什么？”万崑思索，平时夹驴赶路慢行难达。今日怎么这么快，可能与羊鞭有关？后人按典故做道羊肉和驴肉同烧的菜，确是冬令壮阳的养生好菜。“扬（羊）鞭催马”红火了大江南北。
坤位（猪）：夜敬山神 每年入秋以后，龙虎山一带常有野猪出没，毁坏农田庄稼，乡亲无奈，请天师上山降伏。张天师叫乡亲设法打几只野猪，置锅在野地夜间用板栗烧煮野猪肉，并奉上一碗给山神，以示敬祭。从此野猪再也不敢扰民，保得了一方平安。
震位（龙）：乌龙吐珠
据袁晓初老人口述，天师八卦宴原有许多传统养生菜，乌龙吐珠是其中之一。天师府来了皇亲国戚，除了本地的山珍海味，还要买名贵的海鲜原料做菜。乌龙（即海参）吐珠（鸟蛋），是一道低脂肪高蛋白菜肴，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人群的养生菜。
巽位（鸡）：天师养生鸡
越冬以后，上清古镇常有体虚人群请教张天师有何灵丹护体。天师诚告父老乡亲，宰自家养的土鸡一只，与家鸽同炖，加入人参、当归、天麻、灵芝、冬虫夏草等中药，可以补虚、活血养颜、滋阴补肾。乡亲照方制作，确实效果良好，从此“天师养生鸡”就流传至今。
坎位（兔）：飘香乌兔
《道德经·真悟篇》“先把乾坤当鼎炉，再博乌兔药未烹”，意思说，人在宇宙本身就是一座炼丹炉，自己就有原料提炼出丹药来，如果加入乌兔和中药一起来提炼更会炼出延年益寿丹来。飘香乌兔有活血化瘀、行气壮阳之功。
离位（猴）：莲花猴头
该菜根据龙虎山莲花采不得的传说而来。取洋葱、莲藕，炒猴头菇（二十四山珍之一）食之，爽脆香嫩无比。可降血压、血糖、血脂。
艮位（虎）：泸溪斑虎
一天，张天师在泸溪河边，练剑提气，修炼内丹，见河里一群桂鱼，如猛虎般地猎杀河中生灵，天师一气将剑向桂鱼刺去，刺中一只甩到了云锦山的山崖上，其他桂鱼吓得躲入河中石缝，很少出没。偶尔抓到一只，用捺菜烧制或糖醋，真是鲜美无比。
兑位（蛇）：铁板煎泥蛇
龙虎山有一年遭遇千载难逢的大旱，河溪干涸，黄鳝暴死在鹅卵石上，被烈日烘焙。天师路遇饥民，劝其拾捡充饥，食之奇香无比。后人仿制卵石煎黄鳝（泥蛇）却成了一道美味的道家养生菜。
中国的道教文化篇六
提要：本文将就中国古代侠文化，主要是早期侠文化与在侠文化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的一些内在联系即在表现侠共同的反抗性，揭示侠特有的局限性以及以《水浒传》为界侠由超现实性向现实性的转变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通过这些分析来证明《水浒传》对整个侠文化的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反抗性
局限性
现实性
在我国，从古至今“侠”一直以一种高大正义潇洒的形象出现世人的面前，侠的行为，侠的思想对整个中华民族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我们将侠的这些行为和思想统称为侠文化。作为经典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与侠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水浒传》开创了我国长篇武侠巨著的先河，它主要描写了一群绿林社会的英雄好汉在当时那个黑白颠倒的社会里除强扶弱，主持正义及招安后的悲惨命运。这些英雄好汉们的生死与共，扶危济困，豪迈洒脱以及他们的偏激嗜杀都符合侠的特点。而作为侠文化历史长河中重要一笔的《水浒传》在受侠文化影响的同时对侠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此下文将就《水浒传》与侠文化的一些联系进行分析。
一、反抗性
侠文化很早就在我国出现并流传，但是从古至今侠文化始终都没有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一直受统治者的压制和排斥，其原因就是侠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反抗意识，无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是不会容纳这种人的存在。侠由于自身性格决定了他们追求的是随心所欲，无拘无束，任情任性的生活，他们不会接受任何人制定的任何制度的管制，准确地说这些人都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上。
同样，《水浒传》也是如此，梁山好汉中的多数人在上山之前多半都是地方的豪侠之士，他们过着“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生活，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才是他们最热衷追求的生活境界，比如景阳冈前的武松不顾店家的劝阻大醉之下打死了老虎，为了躲避官司而出家的鲁智深仍然嗜酒成性，又如整日自由游弋于江河湖海与鱼虾做伴的张顺和阮氏三兄弟，李逵整日横行霸道目无法纪。在我们看来他们这些人的生活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统治者腐败无能，当时的皇帝宋徽宗昏庸无能，受奸臣蒙蔽，百姓生活痛苦不堪，这些社会现象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这些人的生活。普通百姓门可以逆来顺受，但是他们不可以，因为他们是侠，自由独立无拘无束，不向任何势力低头是侠最本质最可贵的精神。只有保持这样的精神才能保证他们人格的独立，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无愧于侠的称号，所以他们采取的是反抗，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武松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为了替武大郎报仇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在替兄报仇后，被刺配孟州牢狱，在那里武松受施恩情，醉打蒋门神夺快活林以谢之。后遭张都监陷害被刺配恩州，在飞云浦因公人预害武松，被武松杀之。在知道自己受诬是蒋门神与张团练勾结张都监一手策划后，武松迁回孟州城，在都监府劈倒张都监家眷、仆役十多人后到鸳鸯楼上。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在楼上饮酒欢笑庆祝成功，忽然见武松上楼顿时战战兢兢。武松二话不说，举刀就砍。不多时，便将几个恶人变做刀下鬼。武松蘸血，并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字后出城，落发换服远避他乡。可以看出武松为了报仇而采取了自己认为可行的办法即杀人，在杀人之后还在墙上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在他看来这一切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甚至有点引以为荣的味道，这一切都是侠的反抗意识的表现。而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里十分常见。
无论是早期的侠文化还是《水浒传》所创造的侠形象都具有极强的反抗意识，而创造这些侠的作者的目的无非是想借侠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由于当时社会有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所以这些侠也具有极强的反抗意识，同时也迎合了大众的心理。
二、局限性
侠也有自己特定的局限性。人人都说“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2]，“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3]，仿佛报恩复仇成了一代一代豪侠们的特定的行为准则，在早期的侠文化中“朱亥是市井屠者，因为受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便为他慷慨杀人，从容捐生；谢小娥弱质女流，为了替父亲、丈夫报仇，隐姓埋名，忍辱负重”[4]等等。好像一代代豪侠们都在忙碌着这些事情。如果说是纯粹意义上的报恩复仇也并无大碍，但是往往豪侠们在报恩复仇这行为准则上的具体标准又有所不同，像《水浒传》中，李逵动辄就要抡起两把大板斧，大叫着要杀向京城，砍了狗皇帝，夺了皇帝的位子给宋江等等，但并不是梁山上的好汉都是这样，像林冲在得知高俅被俘时，提着武器就要找高俅算账，后被宋江劝退直至气得吐血而死也没有复仇，如果说林冲死的深明大义，那么像李逵这样的人就有着相当明显的局限性了，由于他们追求的是自由率直的生活，他们更倾向于一切事情由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判断，由于社会黑暗造成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的确让人气愤，加之兄弟之间难免会意气用事，其本身又有着尚武好斗的意志倾向，所以常常大开杀戒，如《水浒传》中的武松血溅鸳鸯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本是刺配孟州牢狱，因受人恩惠，为了报恩以醉打蒋门神夺回快活林来表达谢意；后发现被人利用，又将鸳鸯楼上的人杀了个精光，甚至连自己的干妹妹都不放过。仿佛只有杀光仇人和所有与仇人有关系的人才能消除自己心头的熊熊怒火。
另外，总体上看侠文化，不难发现里面有很多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地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侠文化里，大多数女性是受到排斥和歧视的，仿佛女性是自己成为一代豪侠最大的障碍，他们甚至认为女性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正所谓“红颜祸水”，《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一篇为例，此篇中的赵匡胤是一位理想的侠客形象：武艺高强，心机缜密而目光远大，但面对京娘的真挚爱情，他却表现得不近人情。在作者看来，这正是赵匡胤难能可贵之处，因而大加褒扬。至于京娘为此含恨自缢，他是视而不见的。女性的情感与生命在侠自以为是的“英雄气概”面前显得多么卑微！[4]在侠文化中面对女性追求真挚的爱情不仅置之不理，而且在许多侠文化的作品中女性往往是以一种反派人物的角色出现，《水浒传》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而其中又以阎婆惜最为典型，阎婆惜会唱曲，原与父母流浪到郓城县，本想在这里安顿，不料父亲得病死在城里，母女没有买棺材的钱，于是把阎婆惜贱卖给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阎婆惜本想和宋江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但是作为豪侠的宋江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在宋江的眼里兄弟意气才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位，对于阎婆惜的爱情只是一再的拒绝回避，可以说阎婆惜的红杏出墙宋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许多女性都只是追求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在侠看来这点要求是与自己绝缘的，在《水浒传》中不仅是宋江，武松、杨雄、卢俊义也都是如此。
可以说塑造这些侠形象的作者本身的意图是希望侠是以一种完美的形象出现，但是作者的一些自身的主观意图或者说是一些当时社会的主观思想在这些侠的身上都有所体现，所以完美的侠身上也仍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
三、现实性
在早期的侠文化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侠都带有很浓厚的超现实性。早期的侠都似乎都具有很神奇的武功，比如 《搜神记》中的《三王墓》，赤比自刎身亡之后，双手捧头及剑奉于侠客，他的头在沸水中三天三夜也煮不烂，并且还能怒视楚王；《比丘尼》中的比丘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来向桓温示警，然后又能身形如常[4]。死而复生似乎成了家常便饭。让人们在感叹这些侠的武功之高之神气的同时又在疑惑这些侠的真实性，也会发出“他们是否和我们同处一个世界”等等的疑问。
不仅如此，早期的侠似乎没有什么社会性，虽然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人间，参与社会这个系统中的事件，但是他们相好都是在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不会和任何人产生任何感情，爱情是不可能的，甚至连亲情都不可能，比如《崔慎思妾》和《贾人妻》中的女主人公，虽委身于人，但大仇得报之后，即飘然远去，甚至亲手杀死孩子以绝挂念[4]。当他们完成自己的事情便会匆匆的离开这个社会。另外，早期的侠都具有极高的自由精神，他们敢于反抗一切，惩恶扬善，帮助弱者，敢于对抗社会的法制、宗法，像朱家、郭解就是这其中的典型，帮助被官府追捕的江湖人士，对抗统治阶级等等，他们都体现了侠身上最可贵的精神。
与此不同的是，自《水浒传》开始侠似乎从虚无缥缈的空间回到了人间，回到社会，这些侠不会再有着起死回生的神奇武功，不会赤条条的出现在社会，也有了七情六遇，甚至知道如何去适应社会，这些特点在《水浒传》中都有着很明显的体现，作为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武功过人，也会因为遇到仇人高俅却不能杀之而气到吐血身亡；梁山上的好汉出身也是五花八门，卢俊义出身高贵，而李逵就是一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戴宗本是一管理监狱的小吏，而石迁就是一偷盗高手；矮脚虎王英天生好色，他会因宋江杀了他才夺来的压寨夫人而懊恼不已，最后也会与自己的爱妻扈三娘死在一起；至于这群侠如何去适应社会，宋江和他极力宣扬的“招安”应该就是最好的例证了，一方面宋江本身有着侠的一些非常可贵的精神，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因为具有这些优点，宋江在江湖上一直受到了江湖人士的尊重。而另一方面宋江又深受着“忠君”思想的影响，即使已经被统治者视为心腹大患，他也要以草野忠良自居，以“权居水泊，专等招安”自励。在众好汉的努力下将水泊梁山推向发展的最高峰时，是宋江不顾众好汉的反对提出“招安”，且不说招安的结果如何，就单宋江带领众兄弟等待“招安”这点来说，与早期的侠相比《水浒传》中的侠都具有了很强的社会意识，他们不再是一个完完全全破坏社会的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过上能达到自己标准的生活，不再像早期的侠那样似乎从来不需要担忧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将来，赤条条的来到社会然后再赤条条的离开。
可以说以《水浒传》作为开始的标志，对侠的描写开始从超现实性向现实性转变，极具人性化。他们在拥有超强武艺的同时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他们有意气用事的时候，有失意潦倒的时候，甚至还有惊慌失措的时候。就这一点《水浒传》对整个侠文化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自《水浒传》后人们在塑造侠形象的时候更加注重增加现实性的描写，比如《三侠五义》中的“锦毛鼠”白玉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俊朗潇洒，武艺过人，但又心胸狭隘，手段毒辣。虽然缺点明显，但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总而言之，侠文化作为我国众多的文化支流之一，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以及社会风俗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而《水浒传》又是一部描写绿林豪侠替天行道、扶危济贫的开河之作，它既继承了早期侠文化作品中的精辟之处，如本文中提到的表现侠的反抗性及侠本身不可抗拒的局限性等等，又在早期侠文化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进，又如本文中所提及的侠由超现实性向现实性转变等等。并且对以后的作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水浒传》上承《史记》、魏晋志怪小说以及唐传奇，下启明清长篇武侠小说，体现了侠文化的诸多特点，是我国侠文化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4]。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成为侠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注释：
[1]罗立群 《中国武侠小说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出版 p33
[2]文康
《儿女英雄传》 上海书店 1981年出版 p196
中国的道教文化篇七
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摘要：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竹子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象征。在佛典里“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常建）,” 修篁半庭影,清磬几僧邻”(唐•姚合)。禅诗里，竹与禅高度融合。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有“竹林精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紫竹林”，宋僧赞宁写过竹子专著《笋谱》，清竹禅和尚画出了传世的墨竹。大量的史料告诉人们竹的文化，竹的文明与中国佛教解下了不解之缘。
关键词：佛教；竹子；文化；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竹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现有400多竹种和360万公顷林1。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用竹、最善用竹的国家。竹子与中国文化发展习习相关。新华字典中“竹”作部首的字就有187个。用竹子制成的生活实用品、工艺美术品数不胜数;颂扬竹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人们崇拜竹子，爱竹子，赞美竹子。竹子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又与兰、梅、菊并称“花中四君子”。竹子高风亮节，“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倍受国人赞赏，奉为做人的准则。苏轼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历史上有“竹祖龙孙道崇拜”，民间有“爆竹声声祈平安”的习俗2。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誉为“竹文化的国度”。竹子被誉为“东方美的象征”。传统文化中竹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文化中无处不打上竹文化的烙印。从竹文化角度探讨佛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竹与佛教人物
在我国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有用傣语写的《二十八佛诞生记》书中记载，广西大学
“竹林精舍”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初五精舍之一。传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弘扬佛法时，中印度迦兰陀村有一长者追随释氏，对其说笃信不疑，一心向佛，遂将竹园献给释迦牟尼作为说道之处。释迦牟尼即在竹林中设立精舍，广收门徒，说道度民，后世号为“竹林精舍”。
西省平陆县的古八景中，有一个“竹林晓钟”。竹林就是竹林寺。传说唐朝睿宗时，有个和尚名智兴，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没有竹子枝棵，而地上却有竹影，细观之还仿佛见到一位老人。后在此建寺，因有竹影之盛，取名竹影寺，也叫竹林寺。竹林寺的景致，一在于竹景，二在于钟声。关于竹影，寺内的墙壁上曾有这样一首诗“夜静人无语，风吹竹有声，披衣开户看，原来是春风”。现存的一块元代碑文上还刻有“竹林胜境，天下具闻”，可见当年竹林寺香火之盛。耐人寻味的是，竹林寺内的竹子只是一种“匡庐幻境”。按照佛教说法，竹之名相不过是藏识中熏习所染因缘和合的幻相，既非竹来眼里，也非眼到竹边，只是一心所在。也就说，无论是否有竹林，只要心到，竹境总是存在，竹境总能通于禅境。
四寺院素斋里的竹
。菊花冬笋，福建福州鼓山寺有干偏冬笋尖，湖北武汉归元寺有烧双冬4。
五、竹与佛教艺木
5。
佛教故事图中有赞宁谱竹图(宋代)，杂类图中就有“竹间持咒图”。竹雕(竹刻)、竹编“佛像佛塔”:上海嘉定“竹根雕佛手”(明代);四川“普贤骑象”;浙江“竹编佛塔”等。《如意宝珠经轮咒王经》上说:“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到大海边拾取清净沙粒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可见，竹子根节与佛骨(舍利子)有关。
六、竹与佛教节庆
在佛教节庆活动中，往往要“张灯结彩”烘托热烈的场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交融的结果。这里的“灯”大多是竹编成的灯笼。九华山历史上就有“狮子灯”庆祝庙会。中国佛教的这种习俗特点，随着中国佛教的传播，也影响到日本、韩国。韩国就有“提灯游行”来庆祝佛教节日的习俗6。
七、竹与佛教教义
中国的道教文化篇八
征文活动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各基层单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为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大力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进一步激发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工作热情，凝聚全体职工的力量，抒发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美好情怀，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推动多元文化城区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局党委决定开展“中国梦〃文化梦”主题征文活动。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中国梦〃文化梦”
二、活动范围
文化系统全体干部职工
三、征文时间
2013年5月21日至6月10日（征文截稿日）
四、征文细则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实现中国梦想的美好情怀。
2.稿件须为未公开出版和发表，内容要真实可信，情感真挚，语言清新；题目自拟，文体不限，字数不超过2000字，诗歌不超过60行。
3.所有稿件均须注明作者的姓名、联系电话，纸质文稿要求字迹工整，清晰。
五、投稿方式
各单位党支部为本次征文活动的组织者和责任人，负责将职工报送的稿件统一整理后在6月10日(征文截稿日)前报送至局党办。
六、奖励方法
1.本次征文活动将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若干，对于其中的优秀作品局党委将报送至区文明办进行评奖。
2.局党委将根据各基层单位最终报稿数量，评选优秀组织奖，在征文活动结束后予以表彰。
七、要求
本次征文活动是我系统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基层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宣传组织，广泛发动干部职工群众参与征文活动。
中共************委员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中国的道教文化篇九
衣襟上
别好了晚霞
余晖送我牵匹老马
正路过
烟村里人家
恰似当年故里正飞花
醉过风
渴过茶
寻常巷口寻个酒家
在座皆算老友
碗底便是天涯
天涯远
无处不为家
蓬门自我也像广厦
论意气
不计多或寡
占三分便敢自称为侠
刀可捉
拳也耍
偶尔闲来问个生杀
没得英雄名讳
掂量些旧事抵酒价
向江南折过花
对春风与红蜡
多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
人世肯相逢
知己幸有七八
邀我拍坛去
醉眼万斗烟霞
向江北饮过马
对西风与黄沙
无情也似我向剑底斩桃花
人世难相逢
谢青山催白发
慷慨唯霜雪
相赠眉间一道疤
过三巡
酒气开月华
浓醉到五更不还家
漫说道
无瑕少年事
敢夸玉带宝剑青骢马
眠星子
枕霜花
就茅草也比神仙塌
交游任意南北
洒落不计冬夏
算冬夏
豪气未曾罢
再砥砺剑锋出京华
问来人
胸襟谁似我将日月山海一并笑纳
只姓名
不作答
转身向云外寄生涯
不必英雄名讳
记两个旧事抵酒价
向江南折过花
对春风与红蜡
多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
人世恨相逢
知己幸有七八
邀我拍坛去
醉言万斗烟霞
向江北饮过马
对西风与黄沙
无情也似我迎剑锋斩桃花
人世能相逢
谢青山催白发
慷慨唯霜雪
相赠眉尖一道疤
当此世
赢输都算闲话
来换杯陈酒
天纵我潇洒
风流不曾老
弹铗唱作年华
凭我纵马去
过剑底杯中觅生涯
当此世
生死也算闲话
来换场豪醉
不负天纵潇洒
风流不曾老
弹铗唱作年华
凭我自由去
只做狂人不谓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