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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报告篇一
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的先进事迹经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发热烈反响。
63岁的张桂梅现任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院长。为了改变贫困地区女孩失学辍学状况，她推动创建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建校12年来已帮助1800多位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孩命运，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央宣传部近日授予她“时代楷模”称号。
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张桂梅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和一个个感人故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近日，华坪县委召开专题会议，号召全县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
“张桂梅同志是我们华坪的骄傲，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丽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坪县委书记余丽军说，张桂梅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精神在全县引起强烈共鸣，成为推动华坪发展的强大动力。
如今，张桂梅培养的一届届学生不仅遍布全国各地，在华坪县的各行各业，她的许多学生也已成长为骨干。不少学生在她的影响下，主动扎根到条件艰苦的偏远山区。
“张桂梅精神实际上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体现，也是党性和人性光辉的体现，还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丽江市委书记崔茂虎说，丽江市将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践行好张桂梅精神，以她为榜样，推动丽江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报告篇二
陈法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华坪女子高中入学时那张贴在床边、写着自己名字的小纸条。她是女高的第二届毕业生，如今是丽江市永胜县一名民警。
那一年，陈法羽16岁，心有不甘。此时有人告诉她，华坪建了所免费女子高中，专门招收贫困山区初中毕业的女孩，想读高中可以去试试。这对陈法羽来说，无疑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报告篇三
清晨5点15分，张桂梅和往常一样，从女生宿舍的钢架床上爬起，坐着宿管员的电摩来到教学楼，在学生到来前，把每层楼的灯一一打开。
10多年来，张桂梅每个上学日都坚持着这个颇具仪式感的习惯。“姑娘们怕黑，提前把灯打开让她们更安心。”她说。
爱人早年病故，张桂梅膝下没有儿女，她把母爱奉献给了女高的孩子。
每逢假期，不管工作多忙，她都要抽出时间去学生家中挨个家访。10多年来，她的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行程超过10万公里。
有年寒假，张桂梅到华坪县荣将镇家访。在街头，张桂梅一眼就看到高三学生山启燕正在路边卖甘蔗。“都要高考了，不好好在家看书，咋跑来卖甘蔗?”张桂梅生气地问。
了解到山启燕父亲患病、家庭困难，张桂梅经常偷偷给她塞生活费，直到她顺利考上大学。如今，大学毕业的山启燕已成为一名幼师。
张桂梅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她没有房、没有车，所有收入都用在了女高的学生们身上，自己一件衣服能穿10多年。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报告篇四
张桂梅老师因其关于全职太太的有关评论，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本来可以是一个具体讨论的问题，然而一些评论者撇开乡村教育这个具体背景的抽象批评，实际上偏离了真实的语境和问题，带偏了节奏和方向。我们有必要在这个脱贫攻坚的最后关头，站在大山深处来想一想，张老师这番话背后的故事。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口号，它无比正确，更无比政治正确。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实际上直到今天，教育与贫穷之间仍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路径”，这不是一句空话。
按照截至20__年的绝对贫困标准，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就达到了脱贫的门槛。如果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坚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还能更进一步去读一个高中或中职，甚至再读大学或高职，他们毕业后可能从事某个技术工种，考上公务员，当上教师，还可能自主创业、经营小买卖，他们的月收入会轻松超过4000元。而他们只需要每年拿出一点来接济自己的父母，就能够让整个家庭脱贫。
高中教育，是目前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容易被忽视的盲区。我们看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要比东部发达地区慢一个节拍。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全国的目标是“促两基”，也就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本世纪初到十八大这十年左右时间，是“促均衡”的阶段，也就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叫做实现“基本均衡”的阶段，这个基本均衡，就是贫困县脱贫摘帽必须的一个前提条件：“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有多项量化指标)。十九大之后，又提出了“优质均衡”的目标。实际上，贫困地区比全国的节奏总是要慢五到十年左右。
上面这四个阶段的所有这些目标，都是指向义务教育的。但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在于，如果义务教育水涨船高之后，高中教育的源头活水是丝毫不必发愁的。
贫困县的高中最发愁的是两件事：留不住好老师，招不来好学生。为什么非要强调好，因为高中教育本身并不是法定义务，理论上，高中有权力“挑肥拣瘦”、“嫌贫爱富”——我指的是偏好更好的生源。哪怕现实中的义务教育也在挑拣“学生”，但政策导向和道义上是不被支持的，因为它违背了义务教育要求适龄儿童少年普遍接受教育这种有教无类的基本定位。
按照贝克尔的理论，一对贫困的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到了高中教育这个阶段，就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他可能面临因教返贫的境遇，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费用固然能够减免，高中阶段对于贫困县的贫困生也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毕竟还是会产生额外的不少开销。所以一些贫困地区的父母倾向于不支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后继续读书。
张桂梅们做的是一件逆水行舟的难事。难处之一，是她要办一所不收费的普惠型高中;难处之二，是她的第一届学生完全是来者不拒、“敞开收购”，高中入学分数线之低、学生生源质量之参差不齐可想而知;难处之三，是她把生源完全锁定为女生，矢志办一所女高。迎三难而直上，真真好大的口气!
妥了，要的就是这句话，争的就是这口气，就是要办一所女子高中!
结果是，第一届的毕业生90%上了大学，一本上线率到了40%。这个数字在很多人看起来觉得没什么，但就我短短一年挂职扶贫期间对县域高中教育的了解，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早几十年，包括我们读书的九十年代，每个县的高中都有足够的各自为战的勇气、底气和绝活儿。时过境迁，今天不同了。今天的县高中，特别是贫困县的县高中，面临着自下而上的优质生源匮乏和自上而下的地市层面对于县域教育的挤压和虹吸。
教育是费钱的。要办好教育，砸钱是必要条件。地市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又因为行政层级的有利条件而具有碾压县域的政策势差，因此近年来经常出现这样一类现象：往往是州市政府举全市之力兴办一所新的高中，再在中招录取批次上给予这所高中以更大的优先顺序，在资金、师资队伍、学校管理层引进人才等方面给以支持，假以时日，三年之后，一个新的教育高峰就能拔地而起。一所州市重点高中崛起的背后，往往是无数具有悠久传统的老牌县重点中学的每况愈下。
由此再反观张老师20__年办的这所女高，能从第一届毕业生开始，连续至今保持这样高水平的培养绩效，实在是创造了奇迹。
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值得宣传呢?甚至与今天官方一再倡导的减负和素质教育的导向都是相悖的。
这就是“何不食肉糜”了。
我想大部分中国人都经历过这种高考，也知道刷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心智的摧残，但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在指挥棒规则和基本生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奢谈素质教育都未免是“装外宾”。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贫困县挂职的一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讲，素质教育真的十分有必要，因为整个城市的各个层级的招录环节乃至入学后的很多场合，都十分注重一些综合素质、口头表达、思维逻辑等方面的能力。但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我几乎每次到一个山上的小学，都看到他们九点多开始上课，十一点多就下课吃午饭了，然后午休到两点钟继续上课，五点出头又下课了。你们掰着指头算算，仅从学习时间来说，他们的负担重吗?还要减负?至少应该先拉平到和城市里的孩子同样的学习时长吧!
第二，我想起去年学校主题教育期间，邀请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来学校作辅导报告时，他讲的一个观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实际上，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成长，这种成长不是揠苗助长，而是一种自我激励式的自生长。今年长得比去年高，明年长得比今年高，就是一种成长，就是一种通过好好学习而获得的天天向上。必须看到每一个学生相对于自身的进步。张老师的第一届学生，相对于他们进入高中时的成绩而言，他们的高考成绩，当然是一种飞跃。
阴差阳错地，今年的七月又成了高考的日子。高考结束后，张桂梅老师成为新闻的热点，其实这些年来她早就因为这些近乎完人的无私奉献而名声在外。
人的选择是受到很多历史际遇的偶然性影响的。如果当初她的丈夫没有身患绝症而离世，她也许不会离开大理这个伤心地而到丽江。如果她没有在丽江那所县城的高中身患重病，如果她的同事和全县的老百姓没有热心地为她捐款治病，也许她骨子里的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激情也不会被激发;如果她没有走进大山亲眼目睹那么多辍学女孩，也许她也不会燃起为大山里的姑娘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的想法。
张老师是一步一步活成今天在世人眼中近乎完人的样子。完人，意味着无我，意味着执着，也意味着孤冷。实际上，她把数百万的各类奖金全部捐资助学而没有留给亲人一分一毫，她没有子女而又在福利院收养了不少儿女，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如果你仔细看采访视频，会发现20__年刚到丽江不久的张桂梅，肤色是鲜亮的，丽江的山水是养人的。然而今天的张桂梅，非但浑身伤病，眼角皱纹也十分明显。那皱纹，是教育扶贫的艰辛道路上，这头“老黄牛”负重前行十二年留下的“车辙”。那皱纹，也是为青青幼草遮风避雨十二载的“好大一棵树”，逐渐老去而留下的“年轮”。
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是一头扎进大山数十年的张桂梅毕生的使命和期望;而让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的孩子们不必再回母校、不必感恩母校和老师，则是她“我将无我，不负初心”的宽阔心胸与博大情怀。
中国是一个腹地纵深的大国，南北、东西，存在发展的梯度、迭代的层次，不同地区面临的发展态势和人们的观念意识都存在差异。当沿海发达地区特大城市里的父母们疲于奔命地希望学校教育能更多加压的时候，贫困山区学校里的教师们还在为如何劝返辍学儿童、巩固控辍保学成果而绞尽脑汁;而当后者刚刚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进而实现脱贫(这是脱贫的先决条件之一)的时候，前者已向着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更高质量发展目标进发许久了。
要实现各地同此凉热，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艰巨的工作要做，但目前这还不是同一个时空，所以我们最好也不要以同一把标尺来苛责他人、误伤好人。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报告篇五
李桓英，一位98岁的老人，在麻风病防治的道路上，还在继续前行。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个“拼”字来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风病是人类古老的疾病，曾经是深受歧视的“不治之症”，不但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还给社会带来莫大的恐惧。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这种错误观念斗争——病人家的水她仰头就喝，饭捧起就吃;为病人诊治，从不把自己严实地包裹起来。
1980年，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桓英，被派到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由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药物的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实验。为了争取到世卫组织免费的药物支持和试验项目，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进行走访调查。
当时，世界治疗麻风病基本都采用终身服药的办法，医学界普遍认为，一旦停药就会复发。为了缩短疗程，使有限的药物能够治疗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带着联合化疗药物在云南省的一个村子开展试点，将麻风病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这种短程联合疗法为麻风病治疗开辟了新天地。后来，原卫生部将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全国麻风病人数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万和每年发现4000余名病人，分别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__例。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经验得到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评价，1994年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一做法。
正是由于对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届国际麻风会议1998年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纪念现代麻风防治100周年特别意义的大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大会的轮值执行主席。
多年来，李桓英不断优化治疗方案，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歧视。她解决了该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她在麻风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6次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20__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20__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授予她“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
20__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这样写道：“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当年12月，李桓英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作为李桓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辛有清说，从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执着，对事业的追求!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报告篇六
杨文华觉得张桂梅太天真、过于理想主义。20xx年9月，他正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和张桂梅一起去北京录节目。途中，张桂梅提出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杨文华坚决反对。在来到教育局之前，他在华坪县第一中学当过13年老师，很清楚办一所高中有多难，光是资金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且，张桂梅没有任何学校管理经验，一直在一线教学，从未进入过学校中层。
回到华坪后，张桂梅就开始四处筹钱，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转机在20xx年，她作为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开全国党代会。会上，她身上的一条破洞裤子引起了记者注意。张桂梅的“女高梦”于是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夜之间全国皆知。回到华坪后，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市、县两级财政共拨款200万元。20xx年9月，女高还没有完成全部校园建设，就开始招生。当年的开学典礼由华坪县县长主持，市委书记也出席，规格很高，举办地点在教学楼前的一片空地，当时有一半地面还没有硬化，尘土飞扬。
华坪县给了女高最大的办学自由。张桂梅有两个要求，一是只招贫困女生，不设分数线；二是学杂费全免。按照她的录取标准，无论分数高低，首届报名的学生全部被录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后辍学4名，剩下96名。在听说女高之前，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因分数过低而即将辍学，有一个学生中考数学只有6分。但这样差的成绩进入女高后，高考上线率竟达到百分之百。在越来越多家长的眼中，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
于是从第二届开始，报名人数开始大于招生指标，此后一年比一年多。县城的学生也想挤进女高，实际上，这些学生中很多家庭并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张桂梅很快发现无法按最初的设想筛选出学生，因为贫困无法量化。
杨文华现任华坪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20xx年之前，华坪县还没有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家家都来说自己贫困，后来有了制度性规定，又家家都能开出贫困证明。女高怎么筛选贫困生？最终只能是择优录取。每年，华坪县根据张桂梅的需求为女高分配招生指标，女高根据招生指标将报名的学生分数线从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虽然理论上不设分数线，但最后仍自然出现一个分数线。
女高成立之初就来到学校任教的张红琼将其称之为参考分数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县城学生在女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张桂梅每年招生时会尽量把控县城学生的比例，比如她现在带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县城学生只有10个。虽然有分数线，但张桂梅每年仍会破格录取一些学生。女高每届有三个班，基本上每个班上约有10多个学生没有达线。
但对于破格录取的标准，《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后发现，除了张桂梅本人，无论是女高老师还是华坪县教育局领导都并不清楚。两轮摩托、房、车，这些都能成为她评判的参考标准。
“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来学校找张老师，说家里确实特别困难，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残疾，她听了后就会去实地走访，了解学生家里的情况，发现的确贫困就会录取。”张红琼说。据她观察，这些年女高录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家庭相对贫困的。
在杨文华看来，中国国情不平衡，上海的“穷”和华坪的“穷”不可同日而语，华坪县北部地区的穷和南部乡镇的穷也没法比较，所以张桂梅只好自己去决定。“她亲自去看各家的具体情况。你家里有没有洋房，有没有车，她觉得你不穷就不应该来女高，有一阵她规定，家里只要有两轮摩托就不穷，”他说。
据女高20xx级学生郑珍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其实比华坪县普高统一划定的分数线要高一些，一般在县城分数线与华坪一中的重点班录取线之间。比如她那一届，华坪县的统一线是410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是480分，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则是510分。
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虽然张桂梅数次强调女高不搞培优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届比一届好，这也是女高成绩越来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据杨文华介绍，华坪县仅有的两所公办高中，就是女高和华坪县第一中学。华坪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其重点班吸收当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质量在县城高中里处于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开设18个班共900人。但学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届学生，每年只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数时候，女高的校内承载学生都没有超过500人。对此，杨文华指出，女高一直无力扩大规模，并非不想，而是资金不够。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算过一笔账。女高每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就要3——4万，包括课本费、资料费、试卷费、高考报名费等，甚至还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费和水电、绿化、维修等维持基本运转的花费至少就要300万元。
在这个位于金沙江山谷间的云南小县，县财政自身就很紧张。20xx年，全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5亿元。据杨文华介绍，12年来，仅女高教师工资一项，县财政的总投入就有1。1亿元。
和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华坪县也经历了转型。1990年代，华坪因煤矿带来了个体经济的繁荣，一度被誉为云南的温州，在20xx年之前，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7个亿，但此后因大量关停煤矿，财政收入直线下滑。此后，华坪县尝试过很多发展经济的办法，最终选择芒果产业作为出路。目前，华坪已经成为中国纬度最北端的芒果产地，年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芒果的农民一户年收入可达10万元。但芒果属于农业，在农业税取消后对地方财政并没有贡献，也因此，近年来县财政一直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芒果对气候水土条件要求很高，只适合种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地带。华坪全县97%的地区是山区，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22。4%。在广泛分布着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高海拔地区，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贫困。
女高是边建边招，从20xx年到20xx年，先后分五期建设，共花费6000万元，其中，云南省财政投入约20xx万元，丽江市财政投入几百万，其他约400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负担，但资金筹集过程非常艰难。杨文华说，女高规模小，且高中教育并非华坪县关注的核心，义务教育才是财政必须兜底的重点，是上级考核的硬指标。全县共有70所中小学，县财政资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迁合并上。
县财政财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经费来源还有社会捐助。20xx年7月，丽江华坪桂梅助学会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过1000万元，主要用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但这些钱如果用来持续扩招，仍然不足。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透露，张桂梅目前暂时没有扩招的打算。
由于招生规模不够，女高一直没有进入到云南省一级完（高）中榜单。这是由云南省教育厅评定的一个重要排名，虽然名为完全中学，即为初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学校，但纯高中也在评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学校入选，相当于公认的100强。排名靠前的学校，每年会得到中央和省级层面一定的资金奖励。
据杨文华介绍，这个排名有一套考核机制，在教学质量上，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分别是600分以上学生占比、一本率、本科率、学业水平和统测通过率。如果仅依据这五个指标，女高早就应该进入榜单，且位居前列。但入选还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教学规模必须在1000人以上；二是学校高级和中级教师占比至少达到70%，由于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轻老师居多，职称晋升比较缓慢。华坪县教育局希望女高能进入排名，但实现的前提是女高扩招。
杨文华认为，女高无法扩招的根本原因在于，女高是全免费办学，不但免除了学生全部的学杂费，还经常要补助困难学生的生活费。他多次建议张桂梅适度收费，在他看来，女高一些学生的家庭并不太困难，适度收费既能减轻学校的资金压力，也能扩大招生规模，相当于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并不矛盾。“但她坚决不干。”杨文华说。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张桂梅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坚定，一旦认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对都要做成，绝不妥协。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说，最初要办女高，县里担心只办女子高中被说成封建，社会影响不好，建议张桂梅先在高中办一个女子班，试验一下，她坚决反对，说要办就办一所学校，多救一些山里的女孩。杨文华建议她不要边建边招，张桂梅坚持，她说，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来，杨文华觉得张桂梅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路逐渐成熟，但在她理想主义的一面，仍葆有不变的天真，“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报告篇七
全自动化码头是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技术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被誉为“大国重器”，也被称为“贵族码头”。20__年10月，青岛港经过反复遴选，任命了既有专业技术功底，又有一线实践经验的张连钢，担当“自动化码头筹建小组”组长。
“我23岁大学毕业就进入青岛港，37年来一直在码头上摸爬滚打。建设全自动化码头是我多年的梦想，而这一天终于来了!”接到任命时，因肺癌手术尚在家休养的张连钢兴奋得像个孩子。
立项之初，项目组成员连自动化码头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张连钢带领大家先后奔赴荷兰、英国、德国等国外自动化码头考察“取经”，但国外同行“连捂带盖”，技术壁垒让项目组备受煎熬：不准下车，不准拍照，不提供任何数据。
“他们说凭咱们现在的技术，做出这个码头至少10年，建议我们直接购买他们的成熟技术!”随行翻译板着脸低声对张连钢说。
“仅仅一个口岸业务的小小模块，外国供应商就报了5000工时，折合人民币780万元，如果全部用国外方案总花费更是不可想象。”团队信息技术组负责人徐永宁回忆。跑了一圈，没求到“真经”，却让项目组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还得靠自己。
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是ecs系统，当时全球自动化码头设备控制系统的唯一供货商是荷兰tba，不仅技术不开放，还有捆绑销售等问题。掏钱买人家的东西，只能用不能动，“生病”了都不知道咋治，张连钢决定：摆脱垄断掣肘自己干，与上海振华联合开发ecs系统。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报告篇八
那一束光照亮了更多的人！
华坪女高成立以来，张桂梅每天都会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上课、吃饭、自习、做操。学生们跑步去晨读、跑步去吃饭、跑步去睡觉……每一件事情都被张桂梅严格限制在规定时间内，学生们开玩笑私下叫她“周扒皮”。
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严峻。学生来自大山，学习基础差，理解能力也不强，教学难度很大。刚开始的几届学生，有些连中考录取分数线都没有过。
在张桂梅和同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的硬件条件不断改善，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建校12年毕业10届学生，上线率和升学率都是百分之百，综合排名始终保持全市第一，社会认同度不断提高。1800多名贫困女孩在这里放飞了梦想、走进了大学，成就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
人们都说，这所学校“低进高出”的背后，离不开学生的苦读、教师的苦教，更离不开张桂梅不顾生死的奋斗。
张桂梅就像一束光，一束帮助大山女孩改变人生的希望之光，一束托起无数家庭和学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之光。她无私的大爱，也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一届届学生。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报告篇九
“每一个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母亲，有杀死家暴丈夫获刑的母亲，有因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在担任“儿童之家”院长过程中，张桂梅对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得愈发深刻。
班里女孩本就不多，张桂梅发现，总有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去大山里找，发现有的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了。
“只要母亲的素质高，孩子的素质就高。要解决偏远山区的贫困问题，就必须从提升妇女素质入手。”由此，张桂梅萌发了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从2002年起，她开始为这个看来“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四处奔走。
“要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张桂梅的“宏伟蓝图”遭到不少人的质疑，但张桂梅没有放弃，为此饱尝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
“2008年1月7日，姐姐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说哥哥病危，一直喊着我的名字，盼着见我最后一面。恰好当时宣传部通知我9日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我想北京离哈尔滨近，可以去看看哥哥了。”但到了中央电视台后，热情的编导找了位企业家和张桂梅对话，争取帮她解决女子高中的困难。
那种锥心之痛，张桂梅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