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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仲裁协议书篇一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各国一般都要求仲裁协议必须具备书面形式。《纽约公约》专门就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作出规定：“书面协定者，为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其条文所称“函电”当时仅仅包括了信件、电报和电传。《示范法》第7条第2款在仲裁协议的“书面”要求方面较之《纽约公约》有新的突破，表现在：
第一，书面的仲裁协议包括了通过能够“提供协议记录的其他电讯手段”订立的仲裁协议;
第二，双方提交仲裁文件和不对仲裁管辖提出异议的行为可以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书面的仲裁协议的依据。
一、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工作组第32届会议讨论了“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和电子商务的问题，工作组普遍认为为了促进电子商务运用于国际贸易并让当事人自行商定在电子商务领域中使用仲裁手段，《纽约公约》第2条第2款应解释为包括《电子商务示范法》第2条界定的电子通讯手段。于是，在符合公约所确立的支持仲裁的精神的前提下，国际上对“书面形式”作为扩大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签署的书面协议
例如，合同是通过某一经纪人缔结的，经纪人发出了表明双方已同意的内容的合同文本，其中包括了仲裁条款，但当事人双方并没有任何直接的书面联系;又如，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是在当时一方提议的合同案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另一方并未以书面形式明示接受，但该另一方在后来的通信、发票或信用证上提及该合同;再如，在口头协议中提到一系列书面条款，这些书面条款是标准形式的，其中含有仲裁协议。按照传统的理解，“书面”常常意味着签字。现在的国际仲裁实践已不要求仲裁协议必须经各方当事人签署，一些国家的立法也明确规定此点。如英国《仲裁法》第5条规定，仲裁协议以书面形式达成，无论当事人签字与否。
(二)、通过推定认定仲裁协议的成立
例如，按照《纽约公约》，仲裁协议可由当事人以互换通讯的方式达成。互换往往意味着一来一往，一方要约，另一方承诺。也就是说，默示接受仲裁协议是不可行的。但最近的司法及仲裁实践表明，一方发出了包含仲裁条款的要约，另一方未作答复但履行了合同，视为接受了仲裁协议。又如，相同的当事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订立了一系列的合同，以往的合同成载入有效的仲裁协议，但所涉的合同并没有签字的书面凭证，或没有就该合同交换过书面意见。再如，提单上以提及方式包含该租船合同的条款以及含有仲裁条款的提单没有经过发货人或随后的提单持有人签字。在立法上，受到《示范法》的影响，无论是英美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规定，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进行讨论，即可弥补仲裁协议形式上的任何缺陷。也有一些国家这样规定，在诉讼或仲裁程序的文件交换中，一方声称存在仲裁协议，另一方在回复中没有提出异议，仲裁协议即成立。
(三)、只要有书面证据证实，口头形式也可达成仲裁协议
这一变化，使口头形式的仲裁协议与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之间的区别缩小了，有助于《纽约公约》扩大适用范围。英国《19仲裁法》，香港《仲裁(修订)条例》都规定，仲裁协议有书面证据证实，即被视为具备书面形式。
(四)、“书面形式”的其他表现
基于技术的最新发展，国际上对“书面”的解释也相应扩大，即“书面”不等于“书写”，刻录于有形介质或储存在电子或其它介质上，能以可感知的形式重新恢复的信息，都被认为具备书面形式，不但是电子邮件，甚至录音，都可能被认为具备书面形式。英国《年仲裁法》，香港《仲裁(修订)条例》(20)及美国年《统一仲裁法》等。都是如此，另外，包括1996年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在内，一些立法虽然不是专门的仲裁立法，但对“书面形式”也作了扩大解释，电子讯息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纸质文书功能等同。仲裁协议也是一种合同，如果解决了普通合同的形式问题，实际上也是解决了仲裁协议的形式问题。
(五)、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时“尽量使其有效原则”得到广泛承认
采用这一原则的典型是瑞士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该法第178条规定了数种可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只要符合其中之一，仲裁协议即是有效的。司法实践中，在认定仲裁协议效力时，跨国法律观念也得到应用。法国法院在khomseimergeb一案中认为，仲裁协议受到当事人的共同意愿支配，而没有必要适用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仲裁实践中，也有仲裁员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和需要的客观标准及当事人公平合理的期望与共同意愿等主观标准，作为确定仲裁协议有效的依据。正如一位仲裁法专家所言，仲裁协议的内容可以很简单，只要反映了当事人的仲裁意愿即可，重要的是出现了“仲裁(arbitration)”两个字。
二、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国内立法评析
我国《仲裁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涉外仲裁的相关问题，而根据第65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三章(第16—20条)有关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规定当然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同时，有关问题也可参照适用9月8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
1.形式要件的立法评析
《仲裁法》第16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解释》第1条明确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包括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可见，我国对于“书面形式”的规定较为宽松，对“书面”的解释符合国际上的普遍作法，顺应了现代国际商事交易发展的潮流。
商事仲裁协议书篇二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仲裁协议这一概念：
1.从性质上看，仲裁是一种合同
它必须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是他们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一种书面形式。所以说仲裁协议是一种合同。
2.从形式上看，仲裁协议是一种书面协议
一般的合同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仲裁协议的形式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要求要有书面形式。对此仲裁法有明确规定。《仲裁法》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从仲裁法的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只承认书面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以口头方式订立的仲裁协议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以口头仲裁协议为依据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因此，在实践中当事人应用书面形式订立仲裁协议，如果是以口头形式订立的，应及时转化为书面协议。例如，如果双方当事人通过电话谈妥了将他们之间的纠纷提交仲裁的事宜，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整理出电话记录，并要求对方予以确认，否则仲裁协议无效。
3.从内容上看，仲裁协议是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协议
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也可以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在仲裁协议中需要约定的是有关仲裁的内容。
商事仲裁协议书篇三
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即仲裁协议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包括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对法院的约束力和对仲裁机构的约束力。
仲裁协议一经有效成立，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都受到他们所签订的仲裁协议的约束。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只能通过向仲裁协议中所确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方式解决该纠纷，而丧失了就该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如果一方当事人违背仲裁协议，就仲裁协议规定范围内的争议事项向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在首次开庭前依据仲裁协议要求法院停止诉讼程序，法院也应当驳回当事人的起诉。
有效的仲裁协议可以排除法院对订立于仲裁协议中的争议事项的司法管辖权，这是仲裁协议法律效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各国仲裁普遍适用的准则。我国《仲裁法》明确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当然如果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当事人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推定当事人默示司法管辖。
仲裁协议是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案件的基础，是仲裁庭审理和裁决仲裁案件的依据。没有仲裁协议就没有仲裁机构对仲裁案件的仲裁管辖权。我国《仲裁法》第4条规定，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同时，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又受到仲裁协议的严格限制，即仲裁庭只能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争议事项进行仲裁，而对仲裁协议约定范围以外的其他争议无权仲裁。
商事仲裁协议书篇四
仲裁协议做为整个仲裁活动的前提和基本依据，有着如下法律特征：
(一)仲裁协议只能由具有利害关系的合同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或其合格的代理人订立。否则，就不可能在有关合同发生争议时约束各方当事人。如果有关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开始时提出证据，证明他不是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或订立时没有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那么仲裁协议无效，对双方均无法律约束力。
(二)仲裁协议是当事人申请仲裁、排除法院管辖的法律依据。仲裁协议一经签订，就成为仲裁委员会受理合同争议的凭据，同时在申请法院执行时，也以它作为撤销裁决或强制执行的依据。
(三)仲裁协议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是以仲裁条款的形式写入合同，那就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条款的无效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单独的仲裁协议，则可视为一个独立的合同。仲裁协议与它所指的合同本身，由不同的法律、法规调整，前者是程序性合同，后者是实体性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
商事仲裁协议书篇五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姬晓红在国际经济贸易交易中，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选择适当的争议解决方式，仲裁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承认和采用。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达成协议，自愿将争议交给第三者作出裁决，并约定双方有义务执行该裁决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为了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实质权利，出现了派生仲裁请求权。本文拟对该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作一简述。
一、派生仲裁请求权的概念
探析国际商事仲裁的派生仲裁请求权，不能不首先涉及到派生诉讼权，又称派生诉讼提起权的相关问题。
派生诉讼权是指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公司机关成员责任及实现其他权利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依据法定程序代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在通常情况下，当公司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只有公司本身才可以提起诉讼。然而，当公司的控制者或者部分股东不顾其他股东的反对，做出不利于公司的行为，并因此使得无法或难以以公司名义起诉时，股东便可以代表公司起诉。股东的此种诉讼权系由公司的原始诉讼权派生而来，是一种派生的诉讼权。
在仲裁中，与法院诉讼中的派生诉讼权一样，存在着“派生仲裁请求权”的问题。
在公司与他人之间没有订立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公司股东的请求权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公司与他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其之间的争议本应该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诉诸有关法院解决。而当公司怠于提起诉讼时，各国法律一般都明确规定或承认，股东可以依照有关要求，取得公司的诉讼权，在法院代表公司对他人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从公司原始的诉讼权可以派生出股东代表公司的诉讼权。然而，在公司与他人订立有仲裁协议的情形下，公司原始的请求权利显然不是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权，而是向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提出仲裁申请的仲裁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股东无视公司与他人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排除仲裁请求权的行使，仍然让代表公司到法院行使派生诉讼权，该股东所行使的派生的诉讼权，将是“无源之水，无林之木”。所以，当公司与他人订立有仲裁协议，而又怠于对他人行使仲裁请求权时，股东此时代表公司提起请求的权利，应该是公司原始仲裁请求权所派生的仲裁请求权，而不再应该是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诉讼权。
二、派生诉讼请求权存在的价值
当公司与他人存在交易关系，他人对公司利益有侵害行为时，公司有可能因种种原因而怠于对他人行使仲裁请求权。这里所指的“他人”，无外乎是两类人，一是与公司有交易关系的公司股东，二是与公司有交易关系的公司股东以外的人。由此，股东之所以代表公司行使仲裁请求权将出于两种主要原因：一种原因是，与公司有交易关系的股东在交易中有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自然不会同意或愿意公司针对自己提起仲裁请求，从而可能造成公司怠于依据仲裁协议行使仲裁提起的权利；另一种原因是，虽然与公司发生交易关系的人不是股东，即股东以外的人，但公司部分股东与该股东以外的人之间有利害关系，该部分股东不同意或不愿意对该股东以外的人提起仲裁，造成公司怠于对股东以外的人行使仲裁请求权。
虽然仲裁本质上是合意的体现，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必须以仲裁协议的方式确定同意仲裁，这是仲裁的原则和基本的出发点，但是，这并不排除在合理和必要的情况下，将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和作用扩大到表面形式上未签约的第三方。在可提起派生请求的事项上，如果公司与他人之间订立有仲裁协议，而公司因其股东内部原因或其他原因怠于提起仲裁请求，少数股东或部分股东应该可以援引公司与他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作为形式上的申请人对他人提起仲裁。为了保护部分股东，特别是少数股东的利益，在程序上做此种变通是必要的，也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公司各股东就解决公司与他人（包括股东和股东以外的人）之间纠纷所表示的仲裁意愿。
三、派生仲裁请求权与“揭开公司面纱”学说
在仲裁实践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公司怠于对其股东提起仲裁请求，公司其他股东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其理由是，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或实体，具有独立的人格，股东无权代表公司对有侵害行为之他人行使仲裁请求权。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有别于公司与其他非股东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公司是股东的.组成体，股东是公司的有机组成部分，股东在公司中享有经营管理权、分配权等多项权利，同时负有相应的义务，不宜僵化或机械的看待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以机械的或僵化的观点看待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绝然否定股东代表公司行使仲裁请求权，将会使公司与他人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流于形式，形同虚设。
可以设想，当某股东对公司利益有侵害行为而其他股东提出仲裁之动议时，该侵害公司利益之股东面对此项针对自己提出的动议，肯定是不会同意的。这是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当然，也许会出现以下情形，虽然侵害公司利益之股东运用其权力反对针对自己的提请仲裁的动议，但公司的印鉴掌握在其他股东手中，甚至公司董事长也是其他股东委派人士在担任，因此，其他股东照旧可以在仲裁申请书上盖上公司印鉴，签上董事长的姓名，在表面形式上能够做到公司告股东。但究其实质，显然同股东告股东并无区别。更何况在实践中，能具备此种条件，并能做到此步田地的事例毕竟是极少数。
“撩开公司面纱”学说的结论原本主要是：在特定情形下，不承认公司的独立责任，要求公司股东对公司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以避免公司股东借公司之独立人格或滥用公司人格的法律性质，逃避股东应予承担的责任，形成公司与公司相对人之间利益的失衡。也就是说，适用“撩开公司面纱”学说，其责任的指向是公司股东。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参照“撩开公司面纱”的学说探析、解释公司与他人交易所产生的派生请求权问题，其责任的指向是公司的相对人，是要公司的相对人对公司承担责任。不过，二者的责任指向虽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通过分析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将公司的面纱撩开，避免股东利用公司之独立人格逃避其应承担的责任货或义务，实现法律对“正义”价值的追求。
公司是从合营契约这种平面的契约关系上升到立体的公司实体关系的产物，合营契约作为公司组织机构的内部关系在公司成立后亦将与公司并存。公司所具有的这种契约关系和公司人格关系的二重组织性，以及公司股东之间的协同作用所表现出的机能上的特殊性和运作上的特殊性，使得与公司相关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公司不过是公司组成者之间契约上升的一种类型，是其之间合营所需的一张面具。由于公司通常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态，因而常常使人容易忘记这是一张面具。“人”这一概念意味着自由的主体，法人或实体也是自由主体。可是，公司组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自诞生时起，作为独立人格的自由便受到制约，就是说，它在作为出资人的股东之间达成的共同运作的合意这一制约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自由。
公司怠于行使仲裁请求权，显露出了公司“面具”下的真实的一面，说明了公司的独立人格所受到的约束和公司自由的被剥夺，它生动地验证了“撩开公司面纱”学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公司的独立人格和完全自由因公司本身的结构和内部组织形式以及部分股东滥用公司之独立
人格而无法得到保证的话，那么，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包括实现其仲裁愿望的权利，就应当通过法律手段加以保护，而不应有意无意的设置障碍，给权益已受到侵害的其他股东再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