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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吗篇一
学习法律思想史是一项复杂而枯燥的任务，但它极其重要。这门课程让我们深入了解了西方法律思想的演变史，从古希腊时期到现代。在本文中，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对于这门课的印象和心得体会。
第二段：了解法律源头
通过学习法律思想史，我首先了解到了西方法律的起源。古希腊时期，人们开始在诉讼中使用理性来解决争端。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罗马帝国时期变得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这些初步发展奠定了现代法律体系的基础。此外，也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基础是通过文学作品和口头传统来传递下来的，这种传统在我们现代的法律体系中已经消失了。
第三段：品味西方思想家之智慧
在这门课上，我还在学习过程中许多优秀的思想家。其中一个例子是托马斯·阿奎那。他在中世纪的文化变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思想为哲学和法律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个例子是约翰·罗尔斯，他是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方面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对于正义、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探索非常深刻，其影响力至今不减。学习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和作品，让我感受到智慧的巨大力量。
第四段：认识法律文化
在学习法律思想史的同时，我也认识到了法律和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法律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也影响了法律的发展。从希腊到罗马，再到基督教。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影响了法律制度的制定。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思想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律思想史中的许多观点和决策。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
总之，学习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过程是丰富多彩的。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法律的起源和演变历程，还让我们从深刻的思想家和文化中领悟智慧和启示。同时，它也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文化和社会影响对法律体系和思想的巨大作用。我认为，对法律思想史的学习和深入思考，对于我们理解和发展现代法律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
思想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吗篇二
中国思想史是一门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思想家的课程。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我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心得体会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表述。
首先，中国思想史课程使我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与观点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在课堂上，我了解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考和观念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我学习了孔子、老子、墨子、荀子等思想家的思想，了解了他们对道德、政治、教育等问题的独特见解。通过深入研究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源。
其次，中国思想史课程拓宽了我的文化视野。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史，我不仅仅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也对其他文化和思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课堂上，我们也学习了印度佛教的思想、希腊哲学的思想等。通过比较和对照，我认识到不同文化的思想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观点。这使我对世界的多元文化有了更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也更能够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第三，中国思想史课程让我明白了中国古代思想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课堂上，我们学习了中国古代思想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与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紧密联系。例如，我们学习了墨子的学说与战国时期的战乱紧密相关，墨子强调爱与和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但正是因为战乱的存在，墨子的思想才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反应。这让我认识到，文化和思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具体情境相互作用的。
第四，中国思想史课程激发了我对人生和价值的思考。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生和价值的思考旷远深邃，他们的思想总结了人类智慧和经验，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在课堂上，我们深入研究了孔子的"仁"和老子的"道"等概念，以及他们对于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这让我反思人生的意义和目标，认识到只有在与他人和谐相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真正的人生充实和幸福。
最后，中国思想史课程启示我珍惜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史，我深入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这不仅让我对中国自己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同，也使我更加自豪。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我们有责任将这种独特的文化传承下去。我相信，在当代环境下，通过继续研究和传承中国古代思想，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当今世界的紧迫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思想史课程让我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拓宽了我的文化视野，让我明白了中国古代思想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激发了我对人生和价值的思考，并启示我珍惜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门课程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扇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窗口，它使我从不同的层面认识了中国古代的智慧和贡献，也帮助我在人生道路上找到了更多的指引和启迪。
思想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吗篇三
不管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还是“西方法哲学”，先不考虑它们有着怎样的关系，仅从它们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晓，它们作为理论法学，其研究的对象范围、研究的方法等都是非常广泛的，其实要完全界定清楚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容易的。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有些学校的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不科学，所以，要从根本上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必须从其概念入手，虽然并不是很明了。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概念
作为理论法学学科，其内涵、外延都较宽泛，基于这点，理论界在使用“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这两个表述不同的名称时，也无定论。所以，本文只能从几本权威专著中引用作者对这两个名称的理解，再分析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教授的定义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是以研究西方的法律观念的演化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所谓西方，即一般所指的西欧和北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史，指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约30的历史，包括近现代史。”接着他提到：“法律思想史作为一种观念史，它所研究的法律观念不是具体的部门法观念，而是一般的法观念，即在部门法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来的法观念，它面对的是法律的全体。”同时他又补充道：“法理学研究的是当代的法观念，而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是过去。”从这一界定中我们得出，“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观念。接着，我们来思考对“西方法哲学”的界定。对此，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称：“法哲学是介于法学和哲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学，研究法律的一般原理方法。”另有学者认为：“西方法学一般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中世纪社会以及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法律学说和思想。”严存生教授认为：“法哲学居于最高的理论层次，所研究的是所有的`法，包括历史上的法、现实中的法和将来的法；实在法和理想法；本国法和外国法。”同时，他认为：“法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充满情感和成见的实定法，而是通过理性才能把握的人的本性和规律，即法和法的理念。”即“西方法哲学”也研究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理念及其规律。
二、“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
从上述对这两者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研究“对象”的空间和时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学说根据一是“法哲学是对不断变化的法的哲学思考，并通过一定的、具有原创性与相对系统性的文字形式（主要是论著）予以表现，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后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些著作，并将其中涉及法的哲学思考成为‘法律思想’或‘政治法律思想（学说）’等都是可以理解的，本书题为‘西方法哲学史’，并不意味着它与已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有本质的区别”。而严存生教授也提到：“作为一门课程，有些学校把西方当代的法律思想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称之为‘现代西方法理学（法哲学）’。”学说根据二是“西方法哲学史或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问题就是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中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西方法律思想史所研究的是西方的法观念变迁的历史，这一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人物、学派（或思潮）和观念”。人物是观念的创造者和发展者，学派是观念的载体。人物和学派的研究侧重事实的研究，而观念中含有真理，真理是事物深层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因而人物史和学派史“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观念史即问题史，却是核心问题。这是严存生教授将书名确定为“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的原因，如果将三者一并研究，则可称为“西方法哲学”或“西方法律思想史”。从仅有的几本被命名为“西方法哲学”的著作中，笔者并未发现其与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更多的时候作者也将他们等同起来，所以，“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也是学界对两者的对比研究几乎没有，并在著书立说时将两者转换使用的原因。
三、对教学改革的思考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与塔里木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有相同情形的院校，应当只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无需再开设“西方法哲学”。原因如下：从教学目的上，我们法学本科教育中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法的演进的学习认识现代法的精神，开阔法学视野，树立思辨思维，避免形成狭隘的法学观念。而这样的目的，通过深入学习一门即可达到，相反，以短学时的方式开设两门，不仅不能让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法的一般理念，也有可能会让学生因教授者不同在内容上进行简单重复易产生厌烦心理，这样不仅达不到教学效果，而且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外，从本科学生的接受程度来讲，“西方法律思想史”先从人物再到观点的思路，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若再开设“西方法哲学”，无疑会引入一些抽象难以理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仅造成教学上的困难，而艰涩的内容对法学本科生而言吸引力也不够。再从课程发展的规范程度上讲，全国大多数法学院校在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在本科教学中开设“西方法哲学”者寥寥，“西方法律思想史”从学科建设到教材编写都更加系统和规范，而以“西方法哲学”命名的教材很少且都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著。
四、结语
通过理论分析引导理论法学课程设置更加规范、科学，便于明确教学内容，确定“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教学目的实现，也有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
[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第四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思想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吗篇四
3.法律只不过是我们意志的记录。――卢梭(法)《社会契约论》
4.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罗伯斯庇尔(法)《革命法制和审判》
5.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全部藏书就会变成废纸。--基希曼
6.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黑格尔
7.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费尔德
8.法律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但它自认为它是整个世界。
9.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象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
10.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阿奎那
11.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亚里士多德
12.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劳伦·却伯
14.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16.法律规定的惩罚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的利益;一部分靠有害的强制，一部分靠榜样的效力。――格老秀斯(荷)
17.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斯宾诺莎
19.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20.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
思想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吗篇五
在学习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的过程中，我受益匪浅。此课程旨在介绍西方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和思想流派，并深入探讨他们对西方法律文明的贡献。通过这门课，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历程，对西方法律文化的积淀和发展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第二段：西方法律哲学的发展
西方法律哲学的发展历程体现出一些共同的主题。从古希腊文化中的法律思想到现代西方法学，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从实用主义到理论主义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于法律的本质、目的、美德以及国家与法家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重要问题得到了探讨和回答，为法律文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段：法学伦理思想的演变
在整个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法学伦理思想一直是法学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伦理学视角，人们开始关注与个人自由、政治批判及权利保护有关的法律义务和职责的概念。这种思想的形成推动了法律伦理思想的快速发展。经典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荷马、斯宾诺莎、卢梭、康德和米尔等人对现代法学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段：自由主义与法制国家的建立
自由主义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作为现代西方法律的基础之一。自由主义思想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在这样的框架下，法制国家的概念得以建立。自此进，西方法律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法制国家逐渐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成为现代西方法律的重要特点。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为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等重要概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段：总结
总体而言，学习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是一次美妙的旅程。通过这门课，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法律文化的发展历程，深入了解西方法律文明的源头和形成，从中寻找先锋之意义所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知识架构十分重要，不仅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还为我们在日常的法律实践和学习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
思想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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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变易协调——《周易》的管理方法论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周易》十分重视管理方法，而其管理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二类，一是变易，二是协调。正是通过变易和协调来实现管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
（一）交易。“易”就是变化，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周易正义序》)，《易传》也讲“生生之谓易”(《系辞》)，认为易就是变化、变易。变易亦即变化、变通、改革之意。这成为其管理的主要方法。为什么要变易、变通、改革呢?首先，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盛德大业就不能墨守成规，或者永远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稳定”水平上，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因此说变易、变通、改革是事业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础。其次，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变化、改革才能通畅，只有通畅了才能使社会得到进步与发展，并使社会统治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周易》主张对于过时的方针、政策、制度要进行改革，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传系辞》”
（二）协调。无论哪种管理，都是对人财物的管理，实际上，管理就是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这其中尤其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现代管理学的要旨，也是《周易》所推崇的管理方法。《周易》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要求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防止各种矛盾激化，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它反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出现“太过”和“失中”两种情况。并指出太过则反，即物极必反，人就会走向反面。而失中则致于凶，会使自己(指统治阶级)处于凶险的境地，故而它提出协调的中和、平衡思想，认为“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彖》），这同孔子的和为贵以及《中庸》的致中和思想极其相似。它的协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正。《周易》认为中正是管理中追求的较为理想的协调结果。它指出“刚柔分而刚得中”，“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易传彖》），认为中正可以观天下得吉利，有利于上下级关系的协调。从《易传》对经文的解释看，经文中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二爻、五爻为得其中。因为二爻、五爻分居下、上卦之中，而传统的理解认为得其中则为吉，即使不得位的阴爻阳爻也可因其得中而吉。如《易传彖节卦》“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刚指上坎为阳卦，柔指下兑为阴卦，刚得中指九二、九五分居下，上卦之中。王弼注云；“坎阳而兑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为制主，节之义也。”故“节，亨”。
2、当位。《周易》之爻有当位不当位之说。一般说来，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实际上位是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或代表的身份。当位指地位的恰当，说到底，当位是统治阶级强调尊卑关系，让百姓民众安于现状的一种理论，因为它把阳、阴、君子、小人的关系及君臣、父子间的主从关系看作是自然赋予的一种不可移易的本性。《易传》指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因此可见，《易传》的作者把人们之间的那种尊卑、主从、依附、上下的关系当作是当位的东西。这些当位的东西不能随意变化，若变化则为不当位，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周易》把当位看作是协调的另一重要内容。
3、相应。协调也指上下相应，对立统一。因为对立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并且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协调；统一相应也是协调。所以《周易》除追求中正、当位外还强调相应与对立统一。从《易经》六十四卦看，乾坤二卦是父母卦，其它六十二卦皆由此而生，这些卦中有许多是对立统一的，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都是完全对立的卦象。这成了六十四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周易》强调对立更重视相应、相交、和谐、统一，如《易传》讲“泰：小往大来。吉，亨”，指的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彖》，把上下相交当成事物亨通的条件。并对否卦的上下不交而带来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后果深感不安。所以它反对上下不应上下不交，要求上下相亲，指出“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易传文言》）。在它看来上下相亲即是相应，相应则社会上下团结一致，从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系辞》）。总之，《周易》是要通过变易、协调等管理方法以实现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从而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民为邦本——《周易》的管理主体论
现代管理学在把人、财、物当成管理对象的同时，也把人当成管理的主体。《周易》在这个问题上更看重人是管理的主体，把人看成是社会稳定、发展，使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之所在。它的主体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民为邦本，重视圣人的作用。《周易》认为易有三道即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又称为三才。其中，天道、地道只有通过人道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它认为圣人是人类的杰出代表，正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才“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系辞》)，而设卦观象系辞主要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上)，从而“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气”以便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同上)，通过圣人而通天、地之道，察百姓之情，即“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为民用”(同上)，把天地、自然界中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给天下百姓，让老百姓运用它像包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尧、舜则“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同上)。正是圣人能通天地之道并效法“天地变化”而治理百姓，“穷理致性以至于明”，从而使人能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以发展社会。除此外，圣人还通晓人道，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传彖》)，能“通天下之志”而“民从之”(同上)，从而，“知进退之道，而不失其正”《易传文言》，化成天下，使百姓安于现状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易传彖》)。
2、重视管理者的道德修养。
由于圣人、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的代表，其道德品行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百姓的教化、管理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易》十分重视他们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崇德，并能坚持不懈加强修养。特别是《易传》对此问题的认识更高，如前所提它曾对近20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把“履”卦当成树立道德的基础，以“谦”卦为施行道德的柯柄，以“恒”为巩固道德的前提，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周易》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道德的修养与维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于生产，满足于现状。它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实际上，这是要求百姓手中也有一点财富而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综上所述，《周易》有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特别是其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它的精华。如果史料记载不错，我们的分析无误的话，那么，科层制管理可以提前到公元前余年前，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出现早了800余年，可以说，这是我国对管理学的杰出贡献。另外，其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及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周易管理思想研究》作者：杨恺钧
《论周易中的管理哲学思想》作者：李来忠
《周易管理思想探微》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第1期作者：郭继民；
思想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吗篇七
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迄今为止，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在协调自强与启蒙的关系，还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轨道上迂回前行。既要追赶西方工业化的步伐，又要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存续传承。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甲午战争。这条道路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中国思想史》不仅告诉你历史史实和历史困境，还引导读者对照历史，反思现实，为现实困境求索解决之道。这样就使书籍的生命力并不囿于过去，更在关照现实。
思想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吗篇八
重商主义: 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的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
斯密教条: 斯密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只能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个部分。马克思称之为“斯密教条”。该教条的错误在于丢掉了社会总产品和总价值重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
萨伊定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重金主义:早期重商主义的货币学说，认为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惟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惟一尺度。因此，重商主义追求贸易顺差。
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重农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凯恩斯革命: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注重的微观分析，转移到宏观分析。推翻了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经济自由主义理念的一个主要支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供求自动调节论。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而且导致西方国家经济从自由经济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折。
边际革命: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被称为边际革命。这场革命使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
数理学派:是边际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它以在方法-论上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论证和表述经济现象的规律为特征，是边际效用论和数学相结合的产物。
新古典经济学:秉承自由放任的核心观念，主张采取收入再分配和货币管理等适当的政策措施，来调和阶级矛盾和维持经济稳定。新古典学派的新发展主要在于福利经济学、垄断竞争、和货币理论等三个方面。
1、重商主义学派：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瓦解于17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的世界观，他们把流通领域看成是发财致富的源泉，奉行以邻为壑的商业政策，突出了资本增殖的目的，强调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对货币的起源和性质缺乏深刻认识，也片面夸大了货币的作用。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30年代初，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的出现和数学方法的兴起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出现，反映英国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思想。
3、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完成于19世纪30年代初。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它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
4、重农主义学派：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它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重农主义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并把资本所得以生产的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来表述的体系。
5、古典经济学派：17世纪中叶产生，19世纪初完成，它反对封建制度，提倡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了初步科学分析，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间利益对立。但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的生产方式，没有认识其历史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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