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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抗疫一线先进事迹篇一
“护士长，拿套防护装备过来。”“护士长，这个表格怎么填?”2月29日10点30分，黄冈市中医医院综合科里，护士长谭青苗正忙得团团转。
谭青苗是宜昌姑娘，在黄州安家多年。如果没有这场疫情，她本该与父母、年幼的儿女共享天伦。1月21日，她的父母从宜昌来到黄州，准备和她一起过个热闹的新年。不料早在1月19日，谭青苗就已进入市中医医院感染科，回不了家。她的父亲说：“你让我来过年，我整个春节都没看到你的人。”“特殊时期没有办法。”她很愧疚地对父亲说。
1月22日晚，谭青苗转战黄冈市惠民医院。那里三层楼住了97名新冠肺炎患者。刚入院的病人还不适应隔离，每天谭青苗都得大着嗓音讲解着隔离知识，没两天嗓子都哑了。护理部主任周祥想法找来扩音喇叭，这才让她的嗓子轻松了点。每天的隔离知识讲解与安抚，让病人们慢慢接受了不能出门的治疗生活。
特殊时期又正值春节，保洁工人和护工都不好找，谭青苗就与另一名护士长承担了整个三层楼的所有垃圾清运工作。每次做完清洁，两人的衣服都是从里湿到外。“这些垃圾处理不好，容易造成污染源。”谭青苗说，就算找到清洁工人，她们也是会跟着清洁工人，指导他们做好防护：“毕竟我们也要为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
1月29日晚11点30分，有8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需要转运到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本该跟车的护士因不适应负压车无法跟车。谭青苗当即顶上，一直到1月30日凌晨4点左右才转运完成。在凌晨2点左右，一名70多岁的婆婆被抬上车，婆婆担忧地问：“我是不是好不了?”谭青苗握着婆婆的手，说：“别担心，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医疗条件很好，您一定会好起来的。”婆婆却说：“姑娘，你看起来好累，你睡会儿。”
谭青苗一回想起此事，就抑制不住感动，她说：“我一定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为这样可爱的人尽一份力。”
基层干部抗疫一线先进事迹篇二
“我们早一点发现异常，患者治疗就能再快一步。”2月15日凌晨，武汉协和东西湖医院一楼的放射科，依旧灯火通明。两台开动了一天的ct机，还在持续运转，科室主任陈志勇和他的团队也一刻不曾停歇。
两张方桌，一台机器，这里是陈志勇的抗疫战场。他的职责是为患者核阅ct片，及时给临床诊断疑似和确诊患者出具诊断依据。“核阅ct是病情评估的第一道关口。”陈志勇说，把好这道关，才能早发现早治疗。
“每天的工作量起码是400人次，最高的时候超过500人次，是平时的两倍还多。”陈志勇介绍，目前科里医师每天平均工作18小时，“夜班时，为了避免脱穿防护服，常常一整夜不喝水不休息。”
陈志勇说，有的病毒早期藏得很深，会“捉迷藏”，ct上只有几毫米大小的淡薄稍高密度影，这就需要医生细心甄别。由于潜伏期的缘故，按照诊断要求，每名患者至少会接受两次拍片检查，多的则有四五次。在高强度的磨炼下，陈志勇他们练就了“快稳准”的验片本领。“每名患者的ct图像基本都有400多幅，我们要在3分钟左右看完，并给出诊断结果。”陈志勇说，放射科ct影像的诊断结果，病人一般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内就能拿到。以最快速度、最准确的诊断，第一时间报告给临床科室，减少患者等候时间，才能尽量避免候诊大厅交叉感染。
在陈志勇看来，尽管压力很大，但必须甄别好每一幅图像，绝不能让病毒突破防线，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白色病灶。
采访接近尾声，放射科里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又来了新的ct，我得快点去核阅了。”陈志勇说。
基层干部抗疫一线先进事迹篇三
“开学季到了，最近几天都在忙着为恩施录制中小学生心理减压视频，这两天就能把视频交给他们了。”9月20日，天津安康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天津对口支援恩施州疾控工作队队员穆湘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尽管天津疾控工作队离开恩施已经5个多月了，但两地依然在“并肩战斗”。
2月12日，在湖北恩施州新冠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时刻，天津派出包括70名疾控和精神科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疾控工作队抵达恩施，与恩施州及6县2市携手并肩，开展流调、消杀、实验室核酸检验和心理咨询等疫情防控工作。
57个日日夜夜，天津疾控工作队不仅助力恩施战胜新冠疫情，还为恩施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疾控队伍，增强了恩施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突发性事件的“免疫力”。
这支队伍是先锋队、侦察兵和参谋部
“我们到恩施后，通过早发现、早阻断、早诊断、早排解，拧紧了疫情传播的‘水龙头’。”天津支援恩施州前线指挥部总指挥许颖悟介绍。
提高流行病调查速度和质量，才能做到“早发现”。
2月16日，恩施出现一名女性感染者。工作队流调专家排查了2094条信息，迅速找到了传染源。
2月25日，利川市出现同村12人腹泻，多人有发热症状。流调专家通过科学排查，第一时间排除感染新冠疫情的可能。
在恩施期间，工作队累计完成流行病学个案调查339人次，审查资料705份。“我们奔波于发热门诊、隔离点、社区等进行流行病调查，有时还要翻山越岭深入乡间农舍进行密接者排查。”工作队队员、天津市疾控中心的杨雪莹回忆，最困难的是听不懂当地方言，给靠语言沟通的流调工作平添了不少难度。队员就把方言常用词汇做成普通话对照表，愣是靠这种“笨”办法准确完成了工作。
“早发现”后，还要“早阻断”，这就需要对重点场所做好消杀工作。疾控工作队组织队员深入疫点、疫区和患者家庭，共完成场所消毒236个、消毒面积14.6万平方米。
2月25日，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一名护士出现新冠疫情症状。由于情况紧急，人手紧张，工作队队员、天津市北辰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孟庆贺等3人，需要消杀一整层楼20多个大病房。
他们用了4个半小时才消杀完毕，其间无法喝水、上厕所。“当脱下防护服时，里面衣服都能拧出水，大家都感觉快虚脱了。”孟庆贺说。
“每支小队专门配备一名心理专家，是我们疾控队的特色。”天津疾控工作队队长张宏介绍说。
2月25日傍晚，12岁女孩小丽打来热线，要找“天津来的专家”聊聊天。这样的电话，穆湘在恩施每天要接十几个。忙碌一天后，晚上还要梳理当天工作，制定下一步计划。从早上7：00起床到23：00，一天下来，穆湘的嗓子都快说不出话了。
在恩施期间，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累计接听心理咨询电话400多个，引导人们稳定情绪、配合隔离、接受治疗。
授人以渔，留下更多疾控经验
“您要戴上塑料手套，84消毒液有腐蚀性……”4月3日晚9时，在州城火车站进行日常消毒的保洁员彭大伯遇上了前来检查指导的张宏。
张宏在与彭大伯交流中发现，消毒手册有70多页，保洁人员看着很吃力。回到驻地，张宏连夜挑选针对火车站消毒的相关知识，做成一张“明白纸”，一目了然。
自3月12日起，工作队着手为恩施州及6县2市各制定了一份流行病学报告、一套疫情防控指南、一本消杀手册，提出一份疾控建议。
最终，天津疾控工作队为恩施留下了合计近10万字的防控技术资料，为恩施今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和疾控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为了给恩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疾控队伍，工作队还分成4个疾控小组和1个心理小组，赴恩施各县市开展培训。
为提高工作效率，各小组白天培训、晚上行路。“队员们赶上过雨雪、冰雹各种恶劣天气，落石、山体滑坡、树木倒伏也不时遇到。”杨雪莹回忆，最晚一次赶回驻地已近午夜。
当3月27日所有培训任务全部完成时，天津疾控工作队已开展疾控专题培训16场、实操演练24场；开展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培训14场；开展心理培训7场，受训人员超过千人。
基层干部抗疫一线先进事迹篇四
吴芬在武汉市江夏区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中医医院”)做了3年行政工作，她没想到，有一天能以这样的方式参与救死扶伤——作为一名新冠肺炎康复者，她捐出的血浆有可能被用于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2月5日，紧挨着中医医院发热病区的办公楼里，一场特殊的“救助”正在进行，8份血浆袋共2600毫升血浆被采集。捐献300毫升血浆的吴芬从这一天起称自己为抗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战士，编号“xg0002”，这是她血浆袋的编号。
作为一名晕血者，30岁的吴芬曾有过两次献血失败的经历，但这次她成功了。一个分离机将她的血抽出来并分离，再把红细胞等输回体内。“完全靠意念，如果中途晕倒，我一定又要哭，会自责，恨自己无用。”和大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及治愈者一样，吴芬的味觉与嗅觉还未完全恢复，但为了克服晕血反应，她在来之前逼自己吃了很多饭。也是从捐完血浆的那天起，吴芬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截至目前，该院共有19名康复的医务人员参与了捐献血浆，共计捐献6600毫升，经过生物安全、抗体滴度等检测后，可用于临床治疗的血浆达3000毫升。
据新华社报道，目前武汉市已有20名康复新冠肺炎医护人员捐献血浆用于救治病人，12名重症患者接受了血浆治疗。
“没想到她也来了。”捐血浆这天，吴芬看到不少熟悉的人，包括一位护士长，“她的症状在我们中间是最重的，连续高烧、情绪低迷，最严重的时候写好了遗书”。
1月17日，吴芬一看到ct结果就哭了出来，中医医院27岁的护士袁黎也在这天拿到了自己的ct结果，肺部有阴影。这之后，医院让每名医务人员都进行了ct检查。“有的医务人员虽然当时无症状，但肺部显示有炎症，之后逐渐都有了症状。”袁黎说。
该院医生秦伟(化名)说，自己当时的片子显示病情很严重，但症状较轻，到两三天后开始加重，“后来才反应过来，集体检查前的13日，我出现的畏寒、酸痛等就是症状”。
回忆感染源，袁黎怀疑是之前科室里接触的一个病人，“他的ct显示肺部大面积感染”。而吴芬还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感染上的，她是医院的行政人员，她家中有3名医务人员，“我家除了5岁的儿子，其他7个人全都感染了”。
“即使当时想做好防护，也没有足够的物资。”秦伟说，直到现在，该院的物资仍旧紧缺，“同事几乎全员上阵，一整天不休息，还有部分人员已支援方舱医院”。
“成了病患，更觉得医护的辛苦与不容易。”袁黎眼看着医院改为发热门诊，大量收治轻症患者，自己和感染同事则住在同一层隔离病区。为了减轻同事的工作量，袁黎和同病房的感染同事学习雾化等医疗操作，为自己治疗。而吴芬则学会了卷输液管，自己换药。
在近20天的住院治疗后，说自己胆小、爱哭的吴芬始终惦念着两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一位患者严重到一被碰到就咳得撕心裂肺、不能呼吸;一位患者心脏骤停，医护人员连夜给她做心肺按压”。
2月3日出院时，吴芬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难过又无力”，那是全国疫情发展相对严重的时候。
她企盼的“救人”机会很快就来了。2月4日，看到中医医院院长在微信群中分享了血浆捐献倡议，她和袁黎“迅速报了名”。倡议中写道，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的血浆可能含有抗体，输入重症患者血液中能挽救他们的生命。
袁黎说，群里康复的医务人员大部分都报了名，但能够参加捐献的是身体状况恢复良好、无基础疾病的治愈者，她几乎“想都没想就报名了”。
实际上，在2月5日首批新冠肺炎治愈者捐献血浆前，倡议者与捐献者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在缺乏特效药物和疫苗的前提下，恢复期血浆疗法仍具价值，不过，临床使用必须具备严格条件，种种风险需要警惕。此外，由于血浆较为稀缺，该疗法仅限于部分危重病人，难以大规模应用。
向江夏区几家医院最早发起捐献倡议的江夏区新冠肺炎防治专家组组长刘本德此前接受采访时介绍，中医医院这19名新冠肺炎治愈医务人员累计捐献的6600毫升血浆，被送往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经过生物安全、抗体滴度等检测后，发现可用于临床的有3000毫升”。
据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官方微博消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在2月14日举办的媒体通气会上介绍，康复者血浆一般采集400毫升左右，平均1名康复者血浆可治疗2~3名危重患者，从采集血浆到供临床医生使用需要7天。
食欲还未完全恢复的吴芬近日再次拨打了捐献电话，她与治愈出院的丈夫将在2月19日一起捐献血浆，那时她也将结束隔离，“要第一时间投入医务工作，与同事并肩作战，多救人”。秦伟也向医院提出上岗要求，他心疼一些一线年轻同事一直没休息，“从没想过该不该上岗，这不是个问题，隔离好了就得上岗”。
基层干部抗疫一线先进事迹篇五
从今年1月底开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支援湖北重症救治医疗队175名医务人员分三批驰援武汉，进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和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新冠疫情重症患者往往多合并有基础性疾病，存在多器官功能损害。医疗队队员刘丹说，一名患者入院后通过多种方式治疗，胆红素依然很高却找不到原因，通过远程支援的方式，医疗队求助了华西医院5g远程会诊平台。
刘丹：我们进行了远程连接，包括肝胆外科、消化内科，所有的相关科室共同来解决病人问题，快速地给他进行了方案的实施。
华西医院5g远程会诊平台就是将医院前后方的力量进行整合，让多学科专家参与对病例全方位的了解与探讨，提高救治效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管理部部长宗志勇：集中了我们医院最好的资源，各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解决病人的问题。讨论完了以后，我们还去查文献，查了很多资料，不断地反思，能不能做得更好。
医疗队不断创新救治模式和治疗手段。病房医护力量不足，便采取分区分级、集中攻坚的办法有针对性分配救治力量；又把华西护理模式带到武汉前线，加快不同医院护士之间的磨合；创造性地提出新方法来提升患者的吸氧量。在武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支援湖北重症救治医疗队一共接管了七个危重症病区，负责259张床位危重症患者救治，共收治667名新冠疫情患者。
医疗队队员刘丹：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提高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所以后来华西医院成功救治率比较高。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继续为我们的国民能够更加健康更加安全，作出我们医务人员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