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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一
摘要：本文结合周同宾的散文创作实践，对其散文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通过对作家散文创作中的思想性、表现手法、语言创新等问题的探究，概括出周同宾散文的现代性特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使他既能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最终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作家。
关键词：周同宾散文创作现代性。
在一些文学评论者看来，周同宾似乎是一个浑身“土气”的散文作家，这种“土气”明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致力于乡土题材写作，固执地把几乎所有精力倾注到故乡的土地上，倾吐对家乡父老风物的一腔情愫，是一个纯粹乡土散文作家；第二，在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上，注重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传承，很少运用当下“时尚”的西方现当代表现技巧(诸如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周同宾散文的这些特点使得一些评论者常常会对其散文的思想性、现代性持怀疑态度。本文就从分析周同宾散文的创作实践人手，对其散文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
一、周同宾散文思想的现代性。
考察作家的成熟，优秀作品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现代性的有无。现代性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成为新文学的根本属性，是与旧文学的本质区别。“一部作品是不是‘新’，就看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这当然是对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言”。
回顾新文学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和表现手法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想，现实主义方法和裂散冲突的心理描摹等。以此观照周同宾散文，基本可以对其作品的现代性问题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
首先，周同宾散文中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无疑是强烈而又普遍的。他不厌其繁地描写小人物，深入农村，接近农民，为乡野生活写照，为草根一族传神，甚至为农民写史的主张，本身就浸润着人本主义的思想，蕴涵了浓郁的平民意识。对乡土子民心理、行为的旧的残留物的展示映衬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心理的触摸与审视，呈现出文化批判色彩。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乡间个体生命价值的抑损，个性泯灭的苦难生存状态的直视，更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启蒙精神。
其次，周同宾在“写实”和“写史”主张下运用的“原生态”创作方法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直面社会现实，显示农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具陈的驳杂，凸现了乡土社会中深刻而激烈的冲突与矛盾，情歌与挽歌的吟唱昭示了作家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创作方法具有现代的属性。
第三，周同宾散文中闪耀着“新历史主义”的因素。周同宾尽管是以乡土散文作家的面目出现在文坛，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手法就必然是传统而守旧的。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一身土气，是个乡下人，固执地把注意力投向故乡的土地。但他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生的挫折和丰富阅历，使他有可能也有条件比在他之前的乡土作家走得更远。他有这种自觉意识：“散文要新生，要发展，必须改变像圣徒对待经典的那种心态，应科学地对待遗产，对待那些散文名篇。只好借鉴，不可奉为圭臬，再不要亦步亦趋，尊古炮制。当今的散文家，应该有种叛逆精神，奋力挣脱前人创造或后人设置的种种束缚，自己把自己从千古不变的散文观念、散文格局、散文创作的abc中解脱出来，根据当代最新意识、当代艺术哲学和审美趣味，根据自己独有的而不是沿袭前人的创造力，面对当今的现实生活，进行自己的观察、思考，用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
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同宾散文集《古典的原野》中。文集中《历史的乡野》通过存在的三种历史对闯王的真实形象进行思考：一个是民间传说，一个是历史记载，另一个是当代政治话语中的言说，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饥饿中的事情》在平和冷静的叙述中揭示了吃食堂饿死人惊心动魄的真相，《牛的咏叹》和《土地梦》还原了普通农民对土改及农业合作社的心态，《读农政全书》从贯通历史的角度昭现了主流话语对阶级对立和地主形象的遮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重新审视，周同宾揭示了另一个“历史”，与我们平时看到的截然不同的历史，关注了被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所忽视的个人。这种手法或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固然可以归结于民间视角或个人话语权利的获得，无疑也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
二周同宾散文的乡土情结与现代性。
作为一个乡土散文作家，周同宾除了直接或间接地用批判的眼光观照和审视乡村的苦难与落后外，也用优美甚至忘情的笔墨回忆自己的童年，表达对故乡的依恋(在这里，童年和故土是一致的，童年可以视为时间上的“故乡”)，对周同宾而言，故乡情结可能较之其他作家更重、更浓。文学评论家孙荪先生在对南阳当代文学星空做散点透视时，称南阳的作家为“故乡的痴儿”，周同宾被认为最痴的一位。如何看待周同宾创作中的这颇为矛盾的两种创作倾向?进一步说，作家创作中的恋土倾向是否具备现代性?究竟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周同宾散文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故乡在文学中的寓意问题。“城乡的划分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显著特点”。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故乡概念是与城市相对而言的，故乡、乡村、乡土、农村在使用时，具有相同的寓意，通常被作为中国传统的象征，是封闭、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城市，则具有开放、进步、文明的特质，因此，对乡土的难以割舍，往往被视为对城市文明的拒斥和逃避，是一种反现代性表现。但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农村与城市固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是必然趋势，但对农村或城市的书写并不必然产生守旧或现代意识，关键在于如何叙述农村或城市中的个人的生存状态。同时，对于乡土宁静和谐的赞美或颂扬往往加入了作者的想象成分，是对乡土的虚拟表现，这种虚拟的再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依恋不如说是对传统的重构和反拨，这种反拨，是以现代性理念为基础的。
其次，从散文本体的审美角度看，散文的诗性本质表现为主情世界与审美情志的结合。在乡土散文中，情的世界即作家主体人格的世界，当表现这个情的世界时，作家对乡土苦难、民情风俗、乡土回忆的审美情韵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并成为其生命情致的最直接的体现。乡土散文作家大都来自农村，而后又离开农村，有农村生活的体验，同时，散文是一种“情的艺术，情在散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抒写农村生活就是一种自然选择。乡土散文中的“乡土情怀”体现了作家内心感性与理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和调适。乡土散文对故乡的依恋愈深，情的感染愈强，与现代社会的反差愈大，带来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效果就愈强，这正是散文文体审美的内在要求。
第三，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模糊的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在过去的阐释中，我们曾经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移作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内容，以后随着文学史意识生长，我们又趋向于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维度上来认识‘现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无疑又将更多的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精神内涵注入其中。尽管到这个时候，关于‘现代性’我们的知识还是相当笼统和模糊的”。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对当时中国而言是现代的，但在西方，早已不具现代性；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在当时是现代性，但对今天而言，也未必具有现代性。因此，在对现代性话题进行探讨之前，必须对现代性的内涵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但这确实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本文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采用孙荪先生对现代性的解释：即看作品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现代意识主要指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思想，表现手法则看是否有创新性。这样的解释可能失之片面，但也表明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有论者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作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恰恰存在着遥远的应和关系。这样来看，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哲学思想影响还是明清小品文的借鉴，都包含着现代理念和意识。
三、周同宾散文表现手法的现代性。
“现代性表现在表现手法上，看与传统相比，是不是有创造性、创新性”。考察周同宾散文，手法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体的创新，包括新体裁的使用和旧体裁的改造。首先说旧体裁的改造。周同宾散文的类型非常广泛，有“情趣小品、哲理小品、日记、书信、序跋、游记、曲词、传知散文、传记文学等，除报告文学、杂文外，几乎含盖了现代散文的所有类型”。日记体、书信体、论辩体、笔记体、祭文等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散文体裁，但由于周同宾以平常人的视角或谈趣说理，或怀人自省，贯之以真诚质朴的精神，独立自主的风格，实质上已经对这些传统的散文体裁进行了改造，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另外，从散文关注的对象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散文发展虽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许多散文作家的作品拘囿于“小我”的藩篱，热衷于上反映作者“身边之事”和“一己之情”，不少散文作者一味追求时效性及读者群，创作中只求“短、平、快”，根本不愿、也无暇去关注和农民密切相关的题材。周同宾敏锐意识到了这一命题的沉重，“……大地茫茫，农民渺小，那些‘大腕’级作家有谁愿去荒乡僻野叩开庄户人的柴扉?我顿时产生了一种颇为急切的紧迫感，一种颇为神圣的使命感，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自一九八八年起，周同宾长年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之中，体味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全方位地，不加雕饰地写出他所知道的农村、农民，表现农民的爱与恨，喜与忧，奋斗与挫折，追求与困惑，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的评判”。散文集《皇天后土》是九十九个农民的口述实录，或说己，或说人，以质朴的原生语言，讲述了农民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再现了转型期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原生态，原生美，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沉重的历史感。这也是一个创新。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周同宾散文的显著突破体现在叙事的多元转变方面，采用了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互换的叙述视角。《皇天后土》的体式就十分独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个简短引言，是作者对口述者的介绍和描述。而后是口述者的自我独自。作家介绍是第三人称，百姓言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转换构成了一种接近于巴赫金的“复调”的多重对话，通过对外在的“他”(农民)的感知，再逐步走进“我”(自述者)的内心世界，这是周同宾散文的独创之处。此外，这种视角的变化，还取得了一种近似于心理描写的效果。由引子首先对每个农民有一个总体和外在的了解，然后通过每个农民的独白，一步步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慨，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在表现技巧上，《皇天后土》揉合了小说的审美意识，呈现出跨文体创作倾向，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肉味》中的洪保太、《晚晴》中的马留香等。更精彩的是，文章中艺术留白的设置，如绕梁之余音，袅袅不绝。仿佛中国的山水画，有山有水，但仅用线条勾勒，画面上留有许多空白，留白处尤为含蓄、隽永。比如《铁箱》中年轻美貌的寡妇陶玉菊，始终保留着丈夫生前的铁箱，面对公婆的威逼，决不再嫁。铁箱中到底装的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样，犹如一个永恒的谜，强烈而又持久地闪烁在读者的脑海。《皇天后土》每一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状写乡村情愫、酸成人生的篇目，诸如《阉牛人记》、《驴春秋》、《魂断黄叶村》、《伏牛山骑驴记》以及一些挽歌型的悼祭文字，也一样有一个或显或隐的故事内核。更有一些作品，常常被报刊编辑当作小说刊发，被读者认作小说阅读，其散文中的小说因素自不待言。
最后，从语言方面来看，周同宾的创新之处在于提炼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适于乡村表达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质，是在当地农民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既能体现农民说话的神气，语态、韵味，又是作家自己创造的艺术语言，明白如话，句短意长。既是大众的语言，农民的语言，也是一种创新性的语言。
六十年代台湾的余光中曾发起一场散文改革运动，在散文改革的宣言《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提出了现代散文的语言范本，应该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用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周同宾成熟期的散文语言可以说是对余光中“弹性”内涵的诠释，其语言具有简练凝练的特色。句式上以散句、短句为主，间以骈词对句，明快、亲切，少有冗句冗字，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艺术张力。同时，他的散文也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言语，这和古典有韵文学一起，滋养着其文字的节奏和韵律。古典字词与当地口语结合在一起，达到高度的统一，呈现出亦俗亦雅的品格。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南阳农民语言大观。从《稀奇》、《铁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阳农民语言的丰富和独特。此外，在纯粹的农民话语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歌谣、谚语，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周同宾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艺术手法和语言上都具有现代性特质，他虽然执著地用散文去表达乡土、乡情，但并没有过多地受到乡土的局限，散文创作过程中表现出可贵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可贵的创新，促使他完成对乡土的超越，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使他成为河南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二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人们对于公共管理问题越来越关注。
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已成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并针对公共管理困境，探讨了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出路和突围。
关键词：公共管理；困境；突围。
自建国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这场运动中诸多理论和观念，对我国的学术界以及政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公共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如果能够走出困境，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本文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公共管理新思维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这场运动中诸多理论和观念，对我国的学术界以及政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非西方学术界的“政府再造”、“摒弃官僚制”等改革政府机构的激动情绪，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管理观念。
目前，公共管理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已经成为人们发泄不满情绪的众矢之地，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已成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经济陷于滞胀，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都开始反思其公共管理模式，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
在这场运动中，“摒弃官僚制”成为一个最响亮的口号。
无论是英国撒切尔时期所提出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公共管理新思维，还是美国里根时期具有强烈的“新泰勒思想”倾向的公共管理新思维，公共管理改革的重点都着眼于官僚制本身，而其后历届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思维模式上，基本上都延续了同样的观点。
这些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更新了公共管理的传统观念，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注入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二、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结构需要不断完善，治理手段需要不断创新。
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和谐、政治稳定，行政生态环境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看来是好的。
但是，从社会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在公共管理上，还有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在我国的公共管理治理体系中，制度运行机制缺乏灵活性，民主化、法制化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治理主体结构也需要不断完善。
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度还需要不断增强。
利益调节和分配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在公共管理中，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
在治理能力方面，由于治理主体范畴较为宽广，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都被纳入其中，所以，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内部成员能力与素质落后，不适应新时期公共管理，还体现在协同治理能力较弱，各个治理主体自身建设有待改进，治理主体之间分工不明确等方面。
我国公共管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与现实社会发展存在差距。
公共管理技术蕴含着数字治理、风险评估、科学决策等诸多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时，虽然有许多公共管理技术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但是，由于在公共管理中，实践手段的单一性，实际作用却差强人意，给公共管理带来一定的困境。
在一些时候，公共管理主体并没有根据社会公众的意愿，采用相应的现代管理技术，进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从“显政绩”、“维稳定”等方面考虑，根据自身管理职能的需要，仍然采用单一、保守的管理手段，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引发信任危机，对公共管理的能力产生质疑。
2.“政府密集”的特点比较突出。
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中国的官僚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一般认为，“世袭官僚制”是中国古代官僚制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官僚制有着很深的思想根基。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政府在不同领域的积极介入则趋于更加明显。
在我国公共管理中，“政府密集”的特点比较突出。
然而，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已成为制约我国公共管理的一个瓶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机构改革，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政府不仅开始关注公务员整体素质，职业精神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影响，还以务实的态度，开始注重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
然而，虽然在公务员管理方面，我国政府已经先后出来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仍暴露出诸如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
如：公务员范围界定问题、公务员考试录用机制问题；职位分类、公务员考核评估等问题比较突出。
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就很难走出传统公共管理的困境。
三、我国公共管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在公共管理上，我们要加快改进步伐，加快国家治理体系的革新，协调好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新常态下，治理主体要实现多元化，要以实现社会公众公共价值为治理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将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社会各领域各层次都被纳入治理主体的范畴中，构建协同治理，合作与协商，共同治理、共担责任的体制。
然而，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独大，自上而下式的刚性的治理现象还依然存在，网络化治理手段还不到位，社会组织缺失现象还依然存在。
这些，都是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突出困境，因此，在治理方式上，应加快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刚性治理与柔性智力形结合，治理范畴必须明确化，该协商的必须协商，该政府履行的管理职能的不能缺位。
构建科学化的公共管理机制，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果。
对于中国行政改革而言，首先，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官僚制供应不足这一现实。
目前，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官僚思想，已经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一个焦点。
官僚思想不仅影响了公共管理效能，同时，还影响了社会稳定，对政府工作造成压力。
官僚思想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形象，影响了人们对官僚制的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为了走出中国式公共管理的困境，改变政府管理机构中的官僚思想作风，一直在做着机构改革的探索。
然而，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更多的关注于“精兵简政”，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精简机构和减少工作人员数量上，想通过减少公务员数量，提高工作效能。
但是，在完善政府相关制度，提升管理人员素质方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虽然进行了几次机构改革，但是，管理效能却没有获得显著提升。
因此，在新常态下，我们要树立公共管理新思维，不断提升公务员素质，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
因此，在行政实践中，我们要树立与国家发展长期目标相一致的公共行政价值观，以人为本，提升公务人员“为人民服务”意识，将“民生”作为公共管理所关注的重点，真心关注国家利益，关注人民利益，在新公共管理的务实探索中，逐步走出中国公共管理困境，构建适合社会思想经济发展的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公共管理新格局。
结语：在我国的公共管理中，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管理效能，构建社会思想核心价值观，重构良性的价值秩序，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三
“现代性困境”主要源于现有范式下现代工业技术无法解决的自身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主体性哲学下主客二分对象性逻辑思维的展开，在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之下，主体成了绝对的自我，而客体则成了失去独立存在意义而对主体“绝对服从”的纯粹物的世界。如此一来，在现代主体性思维的影响下，现代技术一方面衍生出了自身体现人类利益、实现人类诉求的工具理性，但同时又将工具理性和体现自然对人意义的价值理性强行割裂开来，使得现代技术在自身逻辑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现代二元性思维。
受现代二元性思维的影响，现代技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模式，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现代技术的社会实践始终，犹如现代技术与生俱来的垢病一般被称之为现代技术实践中的“现代性困境”。因此，现代技术在具体的社会应用中往往只重视技术的社会逻辑和技术的社会要求，忽略了自然对技术的作用和技术的自然逻辑。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应用中，现代技术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了自身的“现代性困境”。
一、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表现。
(一)主体责任困境。现代技术从本体上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只注重人对自然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这与马克思强调的人类实践双向对象化的本质是不符合的。即“人通过实践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同时也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改变身外自然，而忽略对“自身自然”改变的现代技术实践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实践”，在“虚假的实践”中，自然与人类的双向对象化关系被扭曲而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则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实践中人类的主体责任困境。
现代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利益二元对立起来，并不注重自然对自身实践的作用，往往只有在当有关自然的诉求被上升为国家意志后才能对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产生影响。这也就是说，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中，自然与人类的对象化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带有中介反馈的复杂异化模式。这样一来，自然的利益在经过中介的解释后，已经丧失了自然的本真诉求，或者说现代技术认为所接受的自然的反馈其实只是人类自己的反馈而已。
现代技术之所以呈现出“虚假实践”的模式，主要是因为现代技术过于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性，乃至于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往往依托于行政地域而非生物地域。现代技术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去中心的集体化活动，而这种“去中心”和“集体化”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要在工业文明范式的现代化大生产和经济消费全球化模式的推动下，突破民族、国家、文化等行政意义上的束缚，成为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接受、共同享用、共同推进的普适性技术。然而，却鲜有从生物和生态区域上去解释现代技术中的“去中心”和“集体化”。这样，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二者的共同利益也越走越远。
因此，现代技术很难在具体的实践中明确界定主体的具体责任。从自然的角度而言，自然的诉求并不是直接反馈给人类的，而我们也因此无法判定这种反馈究竟是不是代表自然本真的意愿，进而也就无法承担起自己对自然的真正责任。从人类的角度而言，自然对人类的影响是缓慢的，而随着现代技术在行政意义上的“去中心”和“集体化”，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的某一自然的负面影响究竟是谁带来的，这就需要全人类去为某一部分人的失误买单，而这是现阶段仍然以集团利益为中心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尽管集团关注的是所有的经济利益，但是仍然不排除其中的个体基本上还是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福利。在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影响下，其在社会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主体对自然的责任困境。
(二)伦理关系困境。
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强行将自然与人类对立起来的实践模式，使得支撑现代技术的主要伦理关系只能是人际伦理而非其他伦理形式。人际伦理是“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伦理规范，它只注重技术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而忽略了技术实践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练“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第二，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仅人类是唯一的中心主体，人类利益更是评价技术实践的唯一标准，为了能够使人类利益最大化，现代技术不惜牺牲长远的自然利益来获取眼前的人类利益。但不管如何，技术活动的实践对象始终只能是自然，无论如何它的实践也不可能完全抛开自然只在人类的价值尺度内进行。现代技术强行将人与自然的利益分裂开来的事实，使得自身在实践中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出现了失衡，从而直接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造成了人类未来长远利益的损害。一方面，现代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人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的实践模式包含的主要诉求是有关人类价值实现的诉求，因此，现代技术只承认对自身、对人的作用和责任，而不承认自身对自然的影响和义务。另一方面，现代技术要从自然中获取生产的原材料这一事实，决定了现代技术实践中内在地包含了现代技术对自然的关系，不管现代技术是否承认或者刻意规避这一事实，自然对现代技术的作用和关系总是客观存在的。在具体生产实践中，现代技术能够对人类产生具体价值的前提必须是相应的客体，即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这就使现代技术在具体生产中不得不尽可能保存自然的有用性。所以尽管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并不重视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潜意识上，现代技术却摆脱不了自然对它的约束。很显然，单纯以人际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技术并没有注意这一点:它只享受对自然的占有和利用的权利，而不主动地去约束自身对自然的行为和履行对自然的责任，于是，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很多环境问题严重至威胁到人类的长远生存和国家的环境安全。可以说，现代技术中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单向不对等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技术实践下，“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能够迎合技术主体的原因。因为“后治理”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重建自然的利益，而是因为当“先污染”的自然对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治理只是为了能够让自然再为人类利益服务而已。
(三)理性选择困境。
现代技术实践包含了理性至上的原则要求。所谓“理性至上”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对人类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现代技术的实践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尽可能地将投入的成本公有化，而将获取的收益私人化，以便让主体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然而，现代技术的这种实践方式是否真的是基于理性考虑的选择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非洲纳米比亚楚梅布地区一家啤酒厂在创业初期引进了有关啤酒生产的现代技术，希望能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提高啤酒的生产效率。按照现代技术的实践理念，在啤酒加工的三样主要原料水、啤酒花和大麦中，大麦和啤酒花是必须通过购买、作为私人成本承担的，而水则可以作为公共资源不纳入到生产的成本计算中。因此，现代技术在进行成本计算时，无形地将生产成本分为必须通过购买的私人成本鱿和不需要通过私人购买的公共成本c。而在对最终产物的收益计算中，现代技术只看到自己所需求的啤酒和蔗糖，忽视了对废水和二氧化碳的处理或者再利用，这样一来，生产产品又被现代技术强行分为能带来私人利益增加的产物和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
而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又是可以被具体划分的。如果啤酒厂采取任其排放的方式完全不管废水和废料的处理，而从长期的全局性角度出发，在下一次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公共成本(水)受到先前排放的废水的污染而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获得原材料所需要的纯净的水，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间内，凡又会带来新的公共成本被纳入到下一次的技术生产中。如果啤酒厂简单地对关于生产过程中的废料就地填埋，表面上会避免由于直接污染水资源而影响下一次再生产，但实质上被填埋的废料污染物会因为雨水的淋溶而进入到地下水中，并通过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交换而最终影响到河流中的水资源。因此，在后面的再生产过程中，同样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处理这些受到污染的水源，也会产生新的公共成本。
二、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治愈。
要真正治愈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的核心在于:扬弃现代技术中的“反生态”逻辑，以实现现代技术范式的“生态学转向”。
现代技术的“生态学转向”实际上是要求现代技术将生态学原则贯彻和落实到自身的具体实践中。生态学原则是一种可持续的整体发展原则，它将现代技术的利益指向对象从单一的眼前物质利益转变为多元的有机体利益。这里的有机体利益包括了现代技术实践对未来社会、代际关系、生态环境等多重利益关系的整合与协调，目的在于实现现代技术在科学基础、体系结构和实践效果的生态效应，本质上是让现代技术走向生态技术的技术实践。
(一)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技术生存方式主要是在一定技术范式下的人类生存方式。人的内在本性要求一种与人类各方面相宜，与人的内在个性相和谐的技术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技术生存方式从本质而言应当是能够遵循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个性的技术实践。技术实践不仅应当创造出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物质利益，同时也应是最能彰显人类精神诉求的活动。
而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使得现代技术实践仅着眼于维系人类最基本生存的物质生产，从而将不顾一切地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视作评判技术发展的唯一标准。如此一来，人类的所有诉求在现代技术实践中都被化约为最简单的物质需求。在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异化下，不仅自然的存在方式开始由原始时期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整体性与同构性走向了孤立性与异质性，人类也因此丧失了诸如主体性、批判性等“人性的因子”，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可以说，正是现代技术主客二分的逻辑范式造成了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人与自然存在方式的共同异化。在异化的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自然开始淡出人类的圈子，成为与人类发展无关紧要的存在;而人类也因此丧失了对自然的责任感，简单地将自然工具化，将人类的诉求强加于自然。这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主体责任困境”会产生的根源所在。
因此，要解决现代技术中的“主体责任困境”，首先要将自然和人类从异化的技术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在人类社会的作用和价值。这就要求现代技术按照生态学的法则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要求人类从工业文明时期的灰色发展走向生态文明时期的绿色发展，以“绿色理念”作为技术实践的指导思想，形成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顾名思义，就是将绿色环保和技术发展、人类生存价值与自然生存价值结合起来，不能只偏重一方而放弃另一方。(1)在本体论上，它主张人类的生存必须要建立在自然的生存基础上，通过对现代技术范式的改造，形成人类技术生存在生态承载力下“无极限而有条件”的发展模式。(2)在认识论上，它提倡从整个生态的角度(包括人和生态中的其他存在)出发进行技术实践，将自然的生存利益与人类的生存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3)在方法论上，绿色的技术发展观主张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技术评价的坐标体系，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技术效益共同作为评价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这样一来，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不仅恢复了自然的地位和作用，还重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使自然不再被人类当作异已无价值的存在，而与人类一起成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本真的诉求和人类对自然应有的责任也就因此包含在了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之中，现代技术的“主体责任困境”也因为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而得以解决。
(二)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生产，是现代社会沟通人与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不同的生产方式能形成不同的主客体关系，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不同的物质交换形式。一定条件下的技术生产方式对于人和自然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人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与任何时期的人类实践活动一样，现代技术范式下的生产活动也有自己的原则，即贯穿于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的“目的主义”。所谓“目的主义”是指整个现代技术的生产活动仅将人的利益和需求作为指导技术实践的唯一依据。在“目的.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现代技术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潜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物质的繁荣和经济的提高，因而受到了工业社会的顶礼膜拜。然而，众所周知，与其他技术类似，现代技术的逻辑构成也包含了两个部分:自然的逻辑与社会的逻辑。自然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自然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存在的可能限度，以及现代技术存在的“合自然性”前提。社会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社会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在存在限度内对自身最大效用的发挥，体现了现代技术的“合目的性”要“合自然性”是技术从产生到实践都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是技术在实践中能够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也是技术能够正常存在的必要条件“合目的性”是技术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为了实现技术主体的某一诉求而对自身功能最大效用的发挥。由此可见，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目的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将现代技术范式中的社会逻辑抽丝剥茧孤立出来，按照“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对其所作的“歪曲夸大地解读”。因此，在以“目的主义”为原则的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不仅技术本身的逻辑出现了断裂和异化，自然与人的关系也因这种异化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技术对自身自然逻辑的忽视不仅使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困境，其对自身社会逻辑的过度夸大，对功利主义的过分追求也使得自然、甚至人都在异化的生产方式下成为商品式的存在，而伦理道德关系也因此沦陷，产生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伦理关系的困境”。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修正和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就必须要从现代技术异化的生产方式入手，打破现代技术自然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分离状态，实现现代技术自身“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其关键就在于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指导思想。
“生态中心主义”遵循的是生态整体性的原则，它以生态科学为依据，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目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现代技术刻意地将自然与人类在实践中的对立进行了批判，要求改变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以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努力促成现代技术生产方式在具体实践中的“生态学转向”。所谓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在技术生产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3r原则:一是节省(reduce)，包括对原料、能源的节约，具体说来就是尽量使得已经被使用的有机物成为另一种有机物的生产原料;二是重新使用(reuse)，即对资源的再利用，“将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三是循环即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正好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复原的闭合链条，在闭合链条中能够实现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这样，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要求下，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就变成了以绿色循环为特征的生产实践，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也在绿色循环的生产方式下有机合为了一体，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也随着人与自然在生产中二元对立的消解得以解决。
(三)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
“理性选择”强调在一个由理性主体介入的行为模式中，所有的行为指向都是为了实现理性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样，在理性选择的理论中，对“理性”含义的理解和利益最大化的界定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也直接决定了该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具体实践方式。
现代技术对眼前经济利益的过度偏好决定了现代技术对“利益最大化”的解释就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用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相应地，现代技术关于“理性”的理解就是能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切方式，也就是说，只要一种实践方式能够用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方式就是理性的。如此一来，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首先是将技术主体设定为“经纪人”。所谓“经纪人”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假设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理性的，即他们都能以自身利益为动机在经济活动中去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能够促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中，个人利益是目的，整体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任何时候，现代技术的实践都是以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利，现代技术只强调手段的有用性和效益性，而忽略所谓的道德性和价值性。
现代技术对技术道德性和价值性的忽视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将经济利益作为人类发展的唯一诉求。从本质上讲，这恰恰是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消解的表现，同时也是现代技术中理性选择困境出现的原因。工具理性强调在行动与目的之间完全基于个人最大化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而事实上，人都是有情感、有责任感、有信仰的社会人，故很多情况下，个体完全有可能采取遵循着戒命或要求的引导而不顾及行动后果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因此，在现代技术看来“最理性”的选择往往并不是社会实际状况下最理性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而言，要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困境，首先就要实现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以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成为指导技术实践的理性原则。所谓生态理性，暗含了将生态和人类的双重利益诉求作为技术实践目的的要求，并将人类和自然视作具有同等内在价值的存在。不仅如此，生态理性还强调技术的价值理性，反对只求结果而不计手段的技术生产方式，提出技术实践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整个地球家园“有限的发展”，而并非只是人类经济“无限的增长”。可以说，生态理性从根本而言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它以“社会人”取代了“经纪人”的技术主体地位，将个人的利益偏好纳入到了具体的历史中，看到了除经济利益外人类的其他精神诉求，如对自然之美的追求，对伦理之善的渴望，等等。在“有限理性”原则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追求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而是诉诸于人类社会“有限的发展”。这个“有限”是基于自然对技术发展的限制而言的，它既是技术发展的自然前提，也是技术价值理性的表现。这样，在生态理性思维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只是着眼于物质投入与物质产出，而是将自然内在价值的恢复与保存纳入到评价技术实践的体系之中。这样，随着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衡量技术发展的标准也从单纯的“投入与产出的价格关系”变为“投入与产出的价值关系”。而相较于单纯的经济价格，价值更注重多方面的收益最优化选择，也更能够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中的困境。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渐走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多元化时代公共需求的满足和公共秩序的建构，要求不断突破以往由国家或者说政府(state)单一主体承载公共性的一元公共性格局，而不断发展出由多元主体共同建构公共性的新型多元公共性格局。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是当代中国新型多元公共性构建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整体上而言，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如何走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充分激发社会组织开拓公共性的力量，是当前中国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三种表现。
在本文的叙述中，社会组织公共性，关注的是社会组织开拓公共性的功能问题，可以通俗地界定为社会组织成员以组织化的形式思考、讨论、决定和实行“为大家好”的事情的过程并由此而带来的“为大家好”的结果。在此所述的“大家”，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相对于“私人”而言的笼统概念，可以仅仅是指涉组织成员，也可以扩展到社区、城市、国家乃至于整个人类社会。
社会组织不同于市场组织的最重要特征，在于社会组织受到“非分配约束”，亦即不以营利为目的。然而，当前中国很多社会组织以“获利”为支配性的动机，披着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外衣大肆追逐基于民众自愿捐助以及政府的政策优惠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背弃非营利性的基本原则，成为变相的市场组织。这样一种现象，表明社会组织区别于市场组织的主体性缺失，社会组织的“社会性”被“市场性”所超越，形式上以社会组织为主体而开拓的公共性实质上则相当于市场组织开拓的公共性，公共性成为追逐物质利益的副产品，社会组织公共性迷失在了市场组织公共性之中。这样一种现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成立动机不纯。有些社会组织成立的初始动机就是为了获利，缺乏基本的公共性理念。有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调查显示，89.9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允许合理回报，而近50%的调查对象认为“盈利禁止分红”和“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规定是不合理的。
第二，资金运作失范。近年来，一些社会组织出现的侵吞善款、挪用资金、账目不清、弄虚作假等“丑闻”被媒体频频报道，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资金运作失范是一种比较突出的现象。
第三，隐性利益输送。隐性利益输送，指的是向具有隐性利益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输送资金或资源。比如，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有基金会为了满足《基金会管理条例》对于公益事业支出的要求出钱资助另外一个具有隐形利益关系的基金会，甚至有基金会出钱资助亲朋好友出国留学。
二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成因剖析。
依上所述，“组织外形化”“弱正外部性”和“偏向性生长”是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三种主要表现。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是很难以完全地分割开来的，它们相互地交缠在一起，共同描述着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现实状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的不足?对此，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和制度三个层面来予以深度剖析。公共性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习俗、思想、生活方式等文化层面的因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费曾经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私”的.毛病，认为“私”在中国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的毛病，而之所以会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私”的毛病，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偏向于“差序格局”而非“团体格局”，受到了差序格局伦理关系文化的深刻影响。所谓差序格局，依据费孝通的界定，指的是以“己”为中心由近及远而推开的私人关系网络。
在这种私人关系网络中，由于“己”或者说“私”始终位于中心的位置，而“公”只不过是“私”的关系向外拓展的产物，所以基于差序格局而建构出来的公共性非常脆弱。故费孝通说:“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同时，在差序格局中，不同的人相对于“自我”而言在关系上是存在着亲疏厚薄之分的，普遍的标准在此并不发生作用，缺乏不分差序的兼爱，一个人究竟是否会对他人好、又会好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看对方是谁、对方和自己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基于差序格局而建构出来的公共性也具有明显的狭隘性特征。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五
公民道德教育虽是晚近兴起的名词，但全民的道德教育却不离乎中国固有的传统，成熟的人与成熟的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困境论文。儒家所说的圣人“神道设教”，《礼记·大学》所讲的“修齐治平”之道，都是以圣人或圣王垂范示教，教化万民。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人的治国理念中，由道德上成熟的人来治理道德上成熟的万民，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道德教育的对象是具有普遍性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但教育的方法和目标却是不同的：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治理者，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在德行上修己以治人，由“明明德”而“新民”，由“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的关键，则在于先修己身，率先垂范，示教万民，这也就是所谓圣人“神道设教”的意义。君子之德风，小之人德草。万民则以圣王为楷模，受其教化。这种由道德上成熟的人组成成熟的社会的理想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哲学论文《成熟的`人与成熟的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困境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六
本文展开对会计职业道德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当前会计的普遍职业道德情况，明确会计的发展现状。在当前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中，社会各行业均取得快速的发展，会计作为企业财务计算、报表规划等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的会计普遍存在职业道德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本文在研究中，首先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危害加以分析；其次，探讨了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具体原因；自后，重点研究会计职业道德改善的措施。
自对外开放深入实施后，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对企业发展的分析，能够明确会计是企业生产经营中十分重要的人才，通过对企业各部门对财务总结，报表分析等，对企业的未来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现阶段，不少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缺乏对会计人员的关注和重视，导致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相对较低，严重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本文通过对会计职业道德危害、问题、原因及对策的探究，为日后促进企业会计道德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现实研究价值和意义。
1.干预国家经济政策。
在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会计职业道德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存在，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干预性。通过对会计的深入分析，能够明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映企业经营现状和生产能力。根据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而形成的财务报表等相关数据，对国家财政部门实施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依据性作用。而会计人员在企业发展中，存在相应的职业道德问题，对企业财务相关数据实施违规操作，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财务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科学性。
2.影响市场经济秩序。
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存在，不仅干预了国家经济政策，同时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在以往社会发展进程中，我国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新环境下，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析，明确在此体制发展形势下，信用是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近年来，不少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普遍存在偷税漏税等问题，尤其是现象较为严重。上述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忽视了会计的重要作用，由此影响到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1.监守自盗。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相对普遍。部分企业的会计人员在从业过程中，通常存在监守自盗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企业的会计人员在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数据收集时，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膨胀，过度关注金钱利益，在一定程度丧失了基本的会计法治观念。在金钱利益的熏陶下，会计从业的职业道德丧失，存在财务数据故意伪造、隐匿或是损坏等现象，尤其是部分企业会计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利用职能的便利，挪用公款，最终造成企业和国家的经济损失。由此能够看出，目前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中存在监守自盗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水平。
2.弄虚作假。
在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企业会计从业人员不仅存在监守自盗的现象，同时也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在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弄虚作假遇监守自盗的原因基本相同，主要是由于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素养，对职业道德的认识能力不足。弄虚作假主要体现在，部分企业的会计人员在审计业务开展中，缺乏对审计业务的独立客观评价，忽视了职业道德准则在此项工作中的重要性，同时不科学、不合理的审计报告，与财务会计作假行为基本相同。此外，部分企业的会计从业人员存在故意编造数据现象，发现错误财务数据并不指明的现象，根据错误数据做出虚假报告的现象等。上述弄虚作假现象的存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会计职业道德的发展。
1.缺乏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
通过对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分析，明确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会计法律法规相对缺乏。根据对会计法律环境的掌握，了解到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为《会计法》、《总会计师条例》等。现阶段以会计为主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其法制环境相对较差。同时，虽然当前有部分法律以会计为主，但是其所出台的法律之间缺乏协调性，部分法律中并未对会计行为和责任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会计职业道德问题发生后，存在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此外，会计法律法规中也并未针对会计行为，制定出相应的惩处方案，惩处执行力度不足。由此可见，会计法律法规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会计职业道德问题，限制了企业的全面快速发展。
2.会计人员的综合能力不足。
在企业会计职业道德发展进程中，会计人员的综合能力，对于其职业道德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会计人员的综合能力不足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其一，会计人员的学历水平相对较低。部分企业的会计从业人员为非专业毕业生，对财务相关内容和工作的了解程度较低，无法单独完成相应的财务工作。其二，会计人员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受学历和见识的影响，部分会计从业人员拜金主义较为明显，缺乏对会计行为的法律关注。其三，会计从业人员缺乏系统的培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并未针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水准，对其实施系统正规的培训，导致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性不足，缺乏对工作的具体认识，由此限制了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
1.建立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
根据当前企业会计职业道德问题产生的法律原因，应建立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一方面，完善会计法律法规。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当前企业会计的发展现状，以及现有的会计相关法律条款，制定与会计工作相符合的会计条款。包括《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等，从不同程度上完善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中的条款内容。对现有和新出台的会计法律法规内容加以分析，明确其内容的完善性。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加强对会计职业道德现有法律的分析，探讨相关法律中关于会计职业道德内容的规定。在了解相应问题的基础上，针对会计行为和责任等相关问题，明确具体的职能和责任，将责任分配到个人，从而避免出现会计行为推诿责任的现象。此外，要针对会计法律法规，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惩处机制，以此提高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惩处力度。
2.加强会计人员的综合培养。
针对当前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现状，应从不同方面实现对会计人员的综合培养。第一，应充分加强对企业会计人员学历水平的关注。企业管理者要加强对会计从业人员聘用的重视，在聘用时，应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关注会计从业人员应聘者的学历、经验等。通过笔试、面试和实际考察的方式，实现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了解。其二，应充分提高会计人员的法律意识。通过条幅、公告说是群公示的方式，向企业会计从业人员讲会计职业道德法律意识，提高企业会计从业人员对职业道德的关注。第三，应充分加强对在岗会计从业人员的培训。针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水准，对其实施系统的培训，从根本上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性，明确会计具体工作，由此提高企业会计职业道德水平。
目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日益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在此新的发展环境下，会计人员逐渐成为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某种角度而言，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对于企业财务报表和资金数据等，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部分企业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问题，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从监守自盗和弄虚作假方面，展开对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分析。同时从会计法律法规和人员综合能力方面，展开对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原因分析，并从上述指标角度出发，重点研究解决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措施。期望通过本文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相关内容的研究，为日后提升企业会计职业道德水平，提供宝贵的建议。
[1]杨岚馨.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探讨[j].时代金融，2017，02(06):188.
[4]赵惠贞.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4，05(20):214.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七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推进四年多了，沉浸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深刻感受和体验到了基础教育的变化，这种鲜活、创新、丰富的课程实践启迪着我们的教育理念，丰富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催生着我们对教育改革的满腔热情，让我们憧憬着课程改革的未来。但是，在旧有课程文化巨大惯性的牵引下，一些阻碍课程顺利展开的因素仍然活跃着，并为课程改革设下了重重陷阱，甚至让课程改革在某些方面举步维艰。如何摆脱和超越这些困境，不同领域学者都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审视并分析这些困境存在的伦理制约因素，把握与借鉴当代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伦理学层面的诊治方法与应对策略。
一、困境：课程改革的伦理现状。
1.差异显著影响教育公平。
农村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是这次课程改革的瓶颈，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校，它们的软硬件条件远远低于城市，以城市为标准的课程设计无法适应农村教育的现状，面对几乎校校都存在着的大班额教学，面对骨干教师的大量流失，一些新的课程理念对于他们来说只能是雾里看花。有人甚至偏激地说，如果课程改革对于城市和条件好的学校是一个契机的话，对这些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可能是一个打击，因为如果让这些条件不好的学校和专业素质不高的教师按部就班地“灌”，他们还可以应付，真让他们预设加生成，恐怕就不知道怎么上课了。向“善”的课程改革，在“真”的教育现实面前遇到了尴尬，处理不好可能会使其走向“不善”的一面。更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信息技术上，认为可以通过信息平台让农村教育实现跨越发展，达成课程改革的均衡推进，但农村地区连一些最起码的教学条件都无法满足，危房需要改造，粉笔限量供应，怎么添置信息设备，何谈信息支撑？不由得不怀疑其对善的理解和向善的诚意。
2.平等不足挤压课程民主。
作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由政府部门推动各项改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课程改革也不例外。课程改革的决策由政府相关权力中心作出，再通过行政手段上传下达，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可以有效地解决许多问题，避免由于分权而带来的效率低下。但是在现实中，过多行政色彩的管理没能与生机勃勃的课程改革相匹配，我们还延续着过去的那套管理模式，平等、开放、专业化的课程管理还有待实现，甚至连关于课程的学术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了一些行政意味，一些研究甚至成为了行政的注解与诠释。虽然在改革初期，就不断有专家呼吁课程改革要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实际上这种对接没能很好实现，课程运作更多地是一种权力行使，是领导与下级的服从关系，而不是一种深深的责任意识，这是对平等、协商氛围的一种伤害，导致对话沟通系统不健全，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理解，一定程度上将教育民主与多方参与排除在外，一个由行政部门、学校、社会组成的课程发展共同体当然也就成为梦想。
3.伦理欠缺造成制度缺位与错位。
课程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当数量的问题不是课程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课程相关的一系列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没有到位，不能有效为课程改革保驾护航，部分规章制度与课程精神相左，不能把课程改革的核心精神有效落实下来，甚至于一些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只不过是折射到课程改革中来，课程改革是无力解决的。不仅如此，我们的一些政策和指令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我们要求教师要培养素质全面的学生，学校里却只用考试分数来衡量一位教师的优劣；当教育行政部门在全面推进课程改革的时候，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唯一的年度考核指标是高考与中考的升学率。无论是让课程肩负太多的社会责任，或者具体的政策措施与课改精神相悖，还是提出一些互相矛盾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良德性在制度与规范中的体现，说明我们没有用“心”地对待课程改革，在道德层面存在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没有理解课程改革的本意，没有把真正课程的价值取向很好地融入到制度中来。
4.道德下滑阻碍课改实践。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在相当范围内、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诚信缺失、道义不在等状况。学校不是生存在真空中，道德缺失在教育领域同样严重，教育反映出来的世风不古，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缩影。这种道德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课程改革的深入，比如，档案袋评价对学生发展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在高考和中考的终结性评价中不起作用，得不到学校的重视，仅仅用来装装门面，如果真把档案袋评价也作为中考和高考的一项评价指标，学校和教师马上就要造假，而且他们自认为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学生将来有更好的发展。比如，新课程的公开课、评优课，相当一部分是做秀的非常态教学，有的教师甚至戏谑地说，教研部门来我就把板书弄弄好，科研部门来了我就多些新颖的理念，行政部门来了，我就搞得热热闹闹。再如中考、高考中的钱权交易，只要有钱就可以上学，贫困学生考上了也交不起钱，一样没学上。一些美好的课程改革设想只能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中无奈地叹息。
二、走向：当代伦理学的关注焦点。
1.强调伦理公正。
对公正的追求，无论是东西方还是中外，都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公正的缺失会导致良知退化，加剧人际冲突，也会造成道德高调的虚伪化。公正是最基本的伦理项目，是其他一切善良美德，包括大公无私之类崇高道德的基点。一个鄙视公正，甚至践踏公正原则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也不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什么是公正”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伦理学争论的焦点。公正不同于善，善是对个体行为而言，而公正是对主体间行为而言，公正应当是主体间关系的合理状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断言：“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部分，而是整个邪恶。”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赋予公正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其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2.关注交往伦理。
交往伦理是由哈贝马斯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规范，社会世界是由规范所组成，抽掉了规范，也就不成社会。但规范性的社会世界如果离开了人的交往活动，也就仅仅是理论的虚构。交往自由需要道德条件，参与交往的人们要尊重相互之间的基本权利，而人们基于交往过程所获得的理性被哈贝马斯称为“交往理性”。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是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的两个最基础的范畴，或者说，如果没有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也就没有正常交往的可能。因此，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社会再生产领域和分配不公，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结构借助功利性的手段对人们生活世界之价值的侵入以及精英的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日常实践之间的疏离，这种侵入和疏离造成了价值领域意义的丧失、思想的匮乏、规范的失效，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导致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了控制，遭致歪曲，交往者因此生活在一个压抑与宰制的社会中。
3.呼唤制度伦理。
国外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关注公民“道德”和社会制度的伦理问题研究。可以说，制度伦理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重点。西方学者如罗尔斯、麦金太尔等非常强调道德建设中制度约束的重要性，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伦理秩序视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高尺度，重视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伦理问题研究，认为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应当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和选择，要把社会公正当作解决社会道德难题的根本价值导向。制度伦理不仅与伦理道德的建设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社会转型的核心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问题，制度伦理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实际上是某种时代精神内化为个体道德意识的过程。我们理解的制度伦理应该包括关于制度的伦理和关于伦理的制度两方面的内容，制度的伦理是对制度进行伦理约束与评价，避免不良制度对人们造成的伦理伤害，关于伦理的制度是将伦理制度化的过程，以规范与引领人们的道德成长，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
4.严守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是指维系人之为人的本性、样态、特质的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与人的本性和本质同一的基本伦理，是只要还有人性都认可并遵循的普遍伦理，底线伦理实质上是一个低度的道德共识。底线伦理实际上也是—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它是要面向和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仅仅要求其中的一部分人，或其中最高位或最有教养的少数人，也不是仅仅要求除一个人或少数人之外的大多数人。守住伦理道德底线不是代表一种悲观的情结，而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也不意味着关注底线就可以轻易放弃对人类终极价值的道德关切，更不能放弃对个人道德问题的关注，而是把人类对终极价值或信仰伦理的执着，看作是一种深厚的伦理精神资源，不断对底线进行规约与引领，实际上也只有实现对最低限度道德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达成之后，才有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并实现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与目标，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德建构路线。
三、超越：课改困境的伦理救治。
1.关注课改中的弱势群体。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领域最大的不公正来自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侵害，而不是强势群体无法平等享有课程权利。农村地区、城市薄弱学校中的学生和进城务工者的子女都是课程改革中的弱势群体，而且农村教育一直是基础教育的大头与重点，我们要想全面地推进课程改革，维护课程公正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难题不解决，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很难实现。全纳教育在国外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全纳教育要求无条件地、义务地、开放地接纳各种各样的儿童。不管是来自农村的，还是智力存在障碍，或是家境贫困的，他们都履行同等的义务和享有同等的权利。伦理公平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强制性课程政策，在相对平等的前提下，切实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课程权利，担当弱势群体的扶助者，千万不能在课程改革中进一步拉大强者与弱者的差距，这有违课程改革精神的本质。
2.建构和谐的人际伦理关系。
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氛围，首先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根本，每个人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都是一样的，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围绕课程改革要形成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要打破过去那种等级化的运作方式和官本位的旧有文化，在行政部门与基层学校之间建立平等对话的交流关系，以一种协调的交往伦理应对课程改革面临的诸多矛盾。如果没有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课程改革就会失度失衡，各项有效的措施就会迟滞僵化。交往伦理的在场将为改变单一呆板的课程管理提供宽松的环境，课程参与者要就课程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允许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承认有异己者，有不同意见才能有创新、才能有发展，才能形成一个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合作氛围，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渠道的畅通，形成良性循环，拉近课程决策者与课程实践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能互动起来，相互为对方的发展注入活力。
3.进行伦理层面的制度建设。
新课程改革必然会引发对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习惯了过去的课程生存状态和权力分配，由于惰性的驱使，有时候人们想的不是如何去认同制度、服从制度、创新制度，而是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人情、关系等去争取制度的“豁免权”，以达到对过去权力的继续享用，对过去生活的安之若泰。我们必须通过制度伦理为课程改革搭建平台，首先，这些制度要充分体现新课程的伦理关怀，把公正、道义、幸福等理念融入到课程中去，并且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让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些人文关怀，体会到新课程给予人的价值与意义。其次，要将一些伦理精神制度化，作为课程改革的保障措施，为课程改革提供伦理支撑，通过规范与制度促进课程建设者们道德的养成。最后，不同的制度之间要形成伦理的共契与协调，不能一个制度要求人们放开手脚，去创新、去生成，去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另一个制度又把人们的手脚捆住，通过各种各样的所谓质量监测、抽查，让教师们又回到原来的教学状态。
4.从最底线的道德做起。
转型期的中国出现某种程度的道德下滑是可以想见的，尤其在传统伦理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伦理又观念驳杂，更加剧了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但是，道德作为一种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完全消失，即使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底线道德仍然会发挥一定的作用。道德崇高不是不需要，而是过于崇高会让人有一种距离感和虚幻感，尤其在当下的伦理背景下，人们会对道德崇高产生怀疑，甚至造成道德的去崇高化。教育领域的道德现状绝不容乐观，课程改革更需要伦理道德的介入，伦理道德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与价值支持，但是我们应该从一些起码的道德做起，比如要尊重他人、讲究诚信、保持良心等。换言之，最起码应当有一个是非、荣辱和对错的观念，这些观念要保证课程改革在伦理层面的正义，要保证置身于课程改革中的人都有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写鼓励，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不算崇高，却是有道德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准。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八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希望大家喜欢。
摘要：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民的道德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的巨变。现今，中国的道德正在处在滑坡的时期，在道德问题面前，人们在选择时候出现茫然。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诚信与感恩的缺失。作者通过现象看本质，致力于探讨出现道德困境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对道德困境的定义杂而乱。第一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一个难题。第二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悖论种的一种。第三种定义是，对一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另外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第四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失范的一种状况。第五种定义是：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应从道德选择入手，因为道德困境是行为者在做道德选择时才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这个情境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面临令人困惑的两者取一的抉择。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德困境的复杂性。我自己则更多的理解为第五种，面临一种两者取一的抉择。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价值与无价值的、善于非善之间的选择，只要我们有向善的的意识和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就不难作出选择。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有些例子是我们鲜少遇到的。著名的电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更多时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与利益的抉择。
诚信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非常缺失的品德。我们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诚信，良心通常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丧失。前人常讲一诺千金，但是我们现在签订。
合同。
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发生。就连我们大学这一方净土也没有放过。现在普遍存在的论文抄袭问题。近年来大学有一股抄袭、剽窃之风，“文章就是搜寻、复制，粘贴”“论文就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东拼西凑”。无数学子把它当作是常识纷纷利用。学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障碍和笼罩在校园象牙塔的阴影。尽管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大学校园存在的论文抄袭，剽窃持否定态度，但是同学也表示态度和做法是两码事。
(二)感恩的缺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就讲究孝道，讲究感恩。现在我们的学校每个学期主题班会都将感恩，但是不知道有谁听得进耳朵。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就是生活中缺少，所以才要使劲地挖掘，使劲地宣传。
一个个“我”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的状况如何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组织，政府，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道德困境不是精英分子的事情，不是某个英雄的事情，而是是关每一个公民相关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自我与角色的抽离。
当今社会，许多人都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先于一切的角色。我与角色是相抽离的。“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角色”的责任是角色的责任，“我”可以不对“角色”责任负责。这直接导致了责任的推脱与道德的弱化。纵使很多人说我不是，这只是你没有反思而已，你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离了角色的我。我们在承担责任是会悄悄地选择一部分，或者选择比较轻易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理由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们都遵从与内心的本我，追求理想的自我主义，抛弃了角色责任，我们只是随意的依靠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来判断，因此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责任。
(二)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范跑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一问题，就是在人民的心目中，道德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道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就因该受到谴责或者惩罚。我们现在的道德机制都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教育存在着悖论。一旦我们触犯了这个惯例，我们受到的仅仅是舆论的惩罚，或者是其他无关痛痒的小结果。
(三)道德教育的缺失。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共鸣道德。它是用于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应该明确界定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多久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虽然我们过去在市场经济是非常提倡，如“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道德困境是一个选择善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已经全面衰落，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全面停滞。这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处于一个阶段的困难期。因此，我们要对道德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物质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社会道德正在遭遇改革的“阵痛”。
关键词：“扶不扶”;社会道德;道德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典型――“扶不扶”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20xx年“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20xx年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20xx年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xx年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0xx年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xx年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20xx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17.88%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传统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6](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2][3][4]王立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义》，岳麓书社，20xx年。
[6]，《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是》，20xx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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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自我评价。
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1)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3)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5)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建设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还需要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人改造和适应着环境,环境也影响和改造着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道德风尚和理想选择。因此,我们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离不开优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尽可能成为中国养成良好道德风尚的外因。只要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有序,民主法制日益严整完备,社会教育日益发达合理,我们就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将逐步摆脱困惑和迷失,走出道德困境。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九
在我国会计行业发展进程中，随着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推进，会计职业道德准则在运用的过程中逐渐面临着一个新的瓶颈问题——“伦理困境”。本文集中围绕着会计职业道德准则运用过程中“伦理困境”的起源、发展以及所产生的严重后果问题进行了阐述与讨论。系统的对“伦理困境”问题本身进行了分析，试图找到“伦理困境”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在文章最后提出了如何解决“伦理困境”问题的建议与措施。
针对“伦理困境”进行的研究，在西方伦理学界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1999年时，美国社会工作协会（nasw）伦理守则（1996）就给“伦理困境”这个词下过一个定义：伦理困境，就是在一个具体行业中的专业核心价值对于专业人员所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了对立与冲突；社会工作者在此时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被优先考量；而当某种方式采取行动的一个理由被不能按这种方式采取行动的一个理由抵消时，伦理困境就产生了。伦理困境的出现，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价值的多元性和矛盾性特点。它的产生是社会工作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种必然性是由其价值观的冲突、专业的道德特点以及特殊的服务对象所决定的。在伦理困境中，专业的道德特质是伦理困境产生的基础平台，专业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则是伦理困境产生的直接诱因。而在会计行业中，伦理困境冲突的核心则体现在地位的公平和平等、会计服务的效用与效率、竞争与诚信等问题上。在具体会计工作中，企业的会计人员时常面临着“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情形，在互不相容中难以抉择，这种冲突的伦理困境既是实践的困境，也是伦理的困境。
1、思维误区。
在现阶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在以这样的时代潮流为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美德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在这个过渡时期，财会领域为了更好与时代背景进行接轨，也在进行着大量的体制改革和新措施的颁布。而就在这旧体制已逐渐瓦解，新体制也还未形成的阶段之中，会计执业人员的认识也就极易出现误差了。有的会计执业人员会认为，趁着现在会计执业道德规范制度还未成形，不用那么较真，待制度完善定型之后，再循规蹈矩也不迟。这些错误认识的产生是“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所在。
2、从属性地位。
近年来，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发展的进程得到了不断加快。但是，就在这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受雇于企业的会计人员与企业的关系也由过去的半独立状态转变为密切的依附关系。企业执业人员越来越失去了最先的独立自主的状态，变得对于企业的命令言听计从。正是在这种从属性关系之下，使得会计执业人员在执业的过程中无法保持自身坚定的独立性地位，处在对于企业领导的无条件服从中。这样，会计执业人员陷入“伦理困境”之后，造成越来越多的造假账、偷税漏税与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
3、沟通不畅。
会计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需要遵守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准则来运行。而准则是死的，实际生活中所需经历的实务却又总是千差万别的，与理论的运用总是有着一定距离的。因此，会计执业人员在处理实际会计事务中，时常会陷入不知如何抉择的状态；或是会面临一些备受争议还未被准则制度所规定的实务。会计执业人员局限于自身岗位上，仅依靠自身有限的会计专业知识，不与外界进行沟通，这样，就在“伦理困境”之中，越陷越深了。
所有的上层建筑都是以基本的理论为基础的。因此，要建立一个全新而完善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首先，也必须要从基础的理论建设开始。目前我国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的内容就是那么简单的几条，对于会计实际操作中出现的具体复杂的实务不具有概括的能力。因此，我们需要重塑会计道德伦理体系，鼓励更多的人去学习会计伦理理论以及对会计伦理理论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追根溯源的探究，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会计职业道德理论体系。
2、健全的会计督查体系的建立。
“伦理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会计执业人员不具备完整的独立性，总是从属和依附于受雇的企业，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会计督查体系，可以分别对会计执业人员，企业领导者两个方面进行督查，确保会计人员的地位总是独立而不依附的存在。（1）咨询与建议：职业道德准则发布后，会计执业人员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总会各式各样的问题。职业道德准则本身的确会为执业人员提供一套框架，但理论运用到实际中仍然会存在着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必要的咨询和建议就不可或缺。（2）监督与检查：监督与检查是督促会计执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准则，确保职业道德规范得遵守的必要手段。对于会计执业人员，以及企业的领导人员，都应该适时的建立相应的监督体制进行不断督查，防止出现“伦理困境”的情况。
对于建立会计职业道德标准体系，我们还应该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问题加以重视。会计人员作为特殊的从业人员，既需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也要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在教育问题上，可以采用以下多种方式进行，如各类设有会计专业的学校，都应开设“会计职业道德课程”等等。
“伦理困境”问题的产生是必然而无法避免的。现今我国的经济体制正面临改革，新旧体制交替还未完全实现，因此，必然会出现一些法规制度无法顾及到的会计专业知识领域。会计人员在面临“伦理困境”时应保持理性态度对待，明白面临这样的抉择是再正常不过的，只要找准方法，“伦理困境”自然而然也就被破解。“伦理困境”的出现是由受雇于企业的会计执业人员的从属性和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不完善这二者相结合所出现的问题。因此，为了使得会计执业人员更好的执业，我们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修补与完善。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一
在道德层面上给予人们最大程度的自由，把道德择选的权力归还给个人，让道德可以自外在训诫规划，转换成为个人内在的本分，是现代性道德的相同特征同样，这也是现代性自我的一种相同基础价值要求现代性的自我观主要分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两者之间都具备一个相同的自我特征，即将自我视为能够和社会角色与社会经验完全地分离，也能够在不参照特殊情境，就可以做出自我的道德判定的一种原子式个体存在。
1.1无负担自我。
当漠然状态下的契约关系超过了社会共同体存在的亲昵及温情，现代性自我挣离了自我这个个体的特定以及标准，具备对善恶、真伪等所有问题的所有抉择权，对此，他们并未对善恶、真伪的判定责任履行基础性义务，而是把此等抉择权视为任性的自由，依靠着自身欲望利用权利，舍弃掉所有他们生活里与之相关的全部义务及责任，转换为无负担性的存在。
1.2主体性自我。
在经历了与实体状态分离以后，自我的了解已不再依赖外在的架构，即社会共同体及上帝，而是以独立状态下在宇宙秩序，成为一种他们自己意志中的“实体”。将全部的外在价值都进行疏离之后，现代性自我唯有依赖这个“本我”，建设起“理性的权威”，通过使用理性来破除所有外在束缚，对所有价值展开反思，以此获取自由，从自我立法至自我规定，实体成为主体。
1.3功利性自我。
近现代科技与文明创设了十分多样的物质，对人们的`生存方式造成了空前的改变，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史无前例的得到了人们的全面青睐，人们开始只单纯的关注能够考衡的事物及其技术应用所能够产生的物质成果，而逐渐不去追问其人文意义和目的。
2.道德困境。
2.1自我与道德分离。
“我”被看作独立于社会，独立于共同体形式所存在的单一个体这时，“我”在绝对意义上并非是指共同体一员，“我”能够不接收社会或共同体所指定的道德约束道德与不道德，旨全部由“我”意志所决定由于自我责任不需要受到角色责任，也需要受到伦理责任的约束，因此自我能够任意地对自身所“适合”的责任进行择取例如，在五一二地震中的“范跑跑”便是抛去了自我所存在的共同体的道德文化背景，完全以自身所谓的自由、理性、情感根据解释自己所需要负担的责任他固然有自己所谓的那一套标准，当然，任一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作为人的道德标准。这便是现代性自我所承认的现代化道德所谓“多元化”。
2.2自我与角色分离。
3.超越困境。
3.1社群主义的思路。
3.2后现代主义思路。
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道德的质疑及批判，其最初的源始，同样是存在于对现代性自我的关注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自我始于个体身心的决裂以及内在矛盾的与日俱增以该视角而论，后现代主义把其观点汇聚至现代性自我的理性张扬与主体性潜越上，认为这些因素全方位的激发了现代人的欲望，进而对人的“整体性”达到瓦解首先，导致了人在理性和非理性;意志和自然的对立其次，也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和人际的对立故而，需要把自我的“非理性化”与“中心化”进行剔除如此一来，后现代主义便架空了现代性自我的个体层面，完全消灭了自我身份，“我”既不属于自身的中心，同样也不属于共同体的中心，只是单纯的拼凑物而在现代性道德准则下，后现代主义主要朝道德的“一致性”意识进行驳斥后现代主义拥有十分清晰与强硬的边界意识，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能够进行“分化”。
3.3论证现代道德标准。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解决现代性自我所衍生出的道德困境，必然需要重新构建一个现代性自我而重新构建现代性自我，就必然要跳出现代性道德的哲学体系范畴，于各个不同的道德传统中，找寻理论资源及现实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道德传统始终是基础、是前提因为，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它都维续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二
道德困境是指一个人面临两个或多个相互冲突的道德选择时所遭遇到的困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困境，如是否告诉老师同学作弊的事情、是否隐瞒知情人的错误等。面对这些困境，人们的内心常常感到矛盾与焦虑。在我研究了相关理论并通过实际经历中不同的道德困境的思考后，我对道德困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与体会。
首先，道德困境是一种挑战人格的伦理考验。人性是矛盾的，按照自身道德观念去行动有时会违背其他价值。比如，一个人在工作中发现同事作弊，如实举报是维护社会公正和诚信的表现，但这也意味着自己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关系的机会。这种时候，内心会陷入矛盾之中，选择一方渴望的东西就意味着放弃另一方。在这种困境中，人格的品质面临严峻考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利益和自身原因选择放弃道德的一方，这是人性的弱点，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改正，坚守自己的原则。
其次，道德困境是一个人道德水平的试金石。面对道德困境，每个人都是经历考验的，决定选择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放弃道德的一方，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德行的下滑，而有些人则会因为坚守道义选择道德的一方，这种勇气使其道德水平得以提高。道德困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并做出正确的选择时，才能够真正展现出我们的道德修养和品德水平。
再次，道德困境的处理需要理智思考。遇到道德困境时，我们常常会情绪化地做出决策，依靠自己的直觉和主观意识。这种时候，我们容易受到个人感受、利益和欲望的影响，难以做出客观而理性的决策。然而，道德困境并不是让我们基于感觉去选择的，而是需要我们思考与权衡利益的冲突，判断出对于社会、对于他人、对于自己来说更加有利的选择。只有在理性的思考下，我们才能够做出更加符合公平和正义的选择。
最后，道德困境的处理需要个人品质的逐步提高。道德困境的存在是一个检验和提高个人品质的机会。良好的品质不仅需要通过自我修养来培养，同时还需要在实践中去锤炼。而道德困境正是提供了一个锻炼品质的舞台。通过反思与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不足，从而逐渐提高自己的品质。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学习道德理论与伦理道德的知识，将其运用到实践中，以更加正确地面对道德困境并作出正确的决策。
总而言之，道德困境是一种考验人性、检验人品和提高道德素养的机会。面对道德困境，我们需要坚守自己的原则，理智思考，并通过实践与学习逐渐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在不断的研究与思考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和处理道德困境，同时也让自己在矛盾中获得成长和进步。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三
人生中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困境，这些困境往往是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时出现的。道德困境是一种充满抉择和挑战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我们试图在道德约束和个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意识到道德困境并非是一种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道德困境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首先，道德困境能够考验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和品格。在困境面前，我们被迫做出选择，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权衡利弊。例如，当我面临一个既利益自己却损害他人的选择时，我会感到内心的纠结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考虑到我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以及我的内心是否能够接受这种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的道德观念和品格对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对自己的立场和信念有充分的把握，才能在道德困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其次，道德困境让我认识到道德行为的价值和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一些微小的抉择，这些抉择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道德品质。例如，是否要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或者是否要告诉一个朋友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这些看似平凡的选择在实践中确实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通过经历道德困境的挑战，我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道德行为的持有者，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利益，更要考虑到社会责任和他人的利益。
再次，道德困境对我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面对道德困境，我学会了如何进行自我反省和思考。我会仔细思考每个选择背后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对自己内心进行剖析和审视，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优劣和不足之处。这种自我反省的过程使我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善良的人。同时，道德困境也是一个让我学习和积累经验的机会。每一次面对道德困境，我都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来进行决策，以避免重蹈覆辙。这种积累的经验将伴随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成为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重要因素。
最后，道德困境的解决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更是为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每一个个体共同努力，而道德行为的实践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实践中，我们要懂得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我们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而要思考我们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只有在道德困境中学会权衡并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道德困境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抉择的情境，它考验着每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和品质。通过面对道德困境，我们能够认识到道德行为的价值和重要性，从而推动自身的成长与发展。道德困境的解决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更是为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始终以道德行为为基准，选择正确的路径，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四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信息网络技术高速发展，人们进入了全新的网络时代。计算机互联网信息传播由单向传播变成了互动交流，大家熟知的报刊、广播、电视的方式被扩展，这样开辟了人们的交流空间，它使这个空间变得开放和自由。人类想象中的情景和听上去遥不可及向往，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事实，让人们亲身体会乐享其中。在网络这个无边际的虚拟空间中，人们尽情发挥、畅所欲言，人们可以在家中享受到无穷的生活乐趣，还可以获得信息和资源，丰富自己，更可以在网上进行贸易和商贸活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有这些对人们的生存都能提供无尽的财富，人们似乎活的更丰富多彩。
网络的两面性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危害，在人们急速的进入网络时代，享受便捷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网络中的某种不良现象，它利用网络隐蔽性的特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留言板上的不健康言论进行人身攻击、谩骂，肆无忌惮的虚假新闻，充斥网上的网络色情。横行肆虐的黑客。所有这些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网络道德问题。
网络具有超时空性，它为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提供了一种立体途径，这种立体途径体现互动性、多媒体化，扩大了青少年的交往面。人们都有自己的社会属性，在网络中青少年的互动渐渐淡化了这种属性，甚至去除了交往双方的这种属性。人们在网络上的存在都是虚拟的、数字化的，人们的交往也表现为符号与符号的互动。在一项调查报告中甚至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在网上做什么都可以毫无顾忌，上网的人都缺少被监督的压力，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低约束甚至无约束的约束下得到宣泄。青少年网络道德情感的弱化主要是因为网络的高度隐蔽性，青少年网上道德的弱化会直接影响网络的建设，而且这种虚拟世界的道德弱化会影响现实中的道德行为。因此青少年的网络道德教育问题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网络文化与网络道德教育。
网络是虚拟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网上的信息资源其实是取之于现实，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的，网上信息资源其实是对现实信息的重组，相当于网络中的问题与现实中的问题是相联系的，是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的具体体现，并不是单独的新鲜事物。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现实中和在网络生活中的道德品质和素养是相联系的，虚拟和现实之间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探讨网络文化与道德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网络文化的存在为青少年构建了更加艰难凌乱的外在环境，需要青少年在困难面前积极应对，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网络道德水平，青少年要认清网络文化与道德的关系，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网络文化对人类的道德生活有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双重的。首先，网络文化它改变着人类的价值体系，并且网络文化还推动着人类活动的科学化、技术化、和知识化，也就是新的物质基础和科技基础。网络文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工作方式、生活习惯、交往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促成了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的产生;网民所需要的良好的道德心理素质正是网络文化健康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各类道德规范的形成丰富了人类道德的内容。其次，网络文化会产生负效应，网络使工作方式改变，体现在运用和传播中，由于互相之间的隔离会使人们变得孤独寂寞，导致感情逐渐变淡;网络犯罪的出现呈现低龄化、专业化、国际化等特点，它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在侵蚀青少年的头脑，传播不良内容、截取情报、侮辱他人、侵犯隐私以及利用信息技术盗窃金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
第二，道德在网络文化的运用、传播和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道德是一种社会精神，它是依靠人们所具有的某种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而形成，比如信念、习惯和受教育情况，以及舆论这个外在的支撑，所以道德可以推动网络文化的发展。其次，道德对网络文化具有评价和指向功能，评价和指向即用道德评价人们行为的善与恶、应当与不应当的评价判断，通过评判来推动网络文化的正方向，评判的依据是阶级和社会的道德标准，并通过社会舆论和人们的良心加以引导，使其方向不发生偏差。再次，道德的规范和调节功能，也就是说社会整体价值取向对个体的约束，个体之间的约束，以及利用个体自身内化来积极主动地来进行调控。
三、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的实施。
在传统教育过程中，教师作为主动传播教育的施教者，通常在道德水准和个人素质方面都可被认为是佼佼者，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考虑都具备广泛实施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的条件。
青少年的自制能力弱，好奇心强，辨真假能力差，容易受到误导误入歧途，如果想在网络生活的道路上平稳行进，就需要通过及时和良好的引导。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不是很明确，会对自己周围的人产生崇拜，可以利用教师的领导者形象言传身教，掌握德育的领导权和主动性，使学生主动接受教育并且调动其积极性。网络道德教育方式以交谈为主，教师要与学生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不仅体现在地位上的平等，还应该在生活和互联网中成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新形势下，青少年网络德育教育从观念到方法面临改革与创新的需求。树立新的网络道德教育观念;持之以恒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教育;解放思想，更新方法，建立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德育教育。
参考文献。
[1]王经涛.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现状及对策[j].中国远程教育,2001(2).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五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之一的建筑业也以呈现崭新的姿态,随着建筑业市场的发展,建筑工程的质量就更引起关注。建筑工程质量一直是工程建设中尤其突出的问题所在。本着搞好建筑工程质量的目的,本文提出几点建筑工程质量控制初探性的研究。
关键词:建筑工程质量;初探;影响因素;工作质量。
建筑工程质量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主要是指从使用功能上说,强调的是实体质量,比如说基础是否坚固耐久、主体结构是否安全可靠、采光和通风等效果是否达到预定要求是否合理等。广义-主要指的不仅包括建筑工程的实体质量而且还包括形成建筑工程的实体质量的工作质量。工作质量是指参与建筑工程的建设者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建筑工程实体质量所从事工作的水平和完善程度,包括社会工作质量、生产过程工作质量。现就广义的建筑工程质量控制做初探性的探讨研究。
一、建筑工程质量的特点。
建筑工程产品质量与一般的产品质量相比较,建筑工程质量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影响因素多、隐蔽性强、终检局限性大、对社会环境影响大、建筑工程项目周期长等特点。
1、影响因素多。
建筑工程项目从筹建开始决策、设计、材料、机械、环境、施工工艺、管理制度以及参建人员素质等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建筑工程质量。因此它具有受影响因素多的特点。
2、隐蔽性强,终检局限性大。
目前建筑工程存在的质量问题,一般事后表面上看质量尽管很好,但是这时可能混凝土已经失去了强度,钢筋已经被锈蚀得完全失去了作用,诸如此类的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在工程终检时是很难通过肉眼判断出来的,有时即使使用了检测仪器和工具,也不一定准确的发现问题。
3、对社会环境影响大。
与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质量的好坏有密切联系的不仅仅是建筑的使用者,而是整个社会。建筑工程质量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而且还影响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特别是有关绿化、环保和噪音等方面的问题。
二、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因素。
建筑工程项目在业主建设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即人(man)、材料(material)、机械(machine)、方法(mathod)和环境(enviornment),简称为4mie因素。
1、人员因素。
人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人员的素质将直接和间接地对规划、决策、勘察、设计和施工的质量产生影响,而规划是否合理、决策是否正确、设计是否符合所需要的质量功能、施工能否满足合同、规范、技术标准的需要等,都将对建筑工程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人员素质是影响工程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2、工程材料。
工程材料泛指构成工程实体的各类建筑材料、构配件、半成品等,它是工程建设的物质条件,工程材料选用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格、材质是否经过检验、保管使用是否得当等,都将直接影响工程工程的质量。
3、机械设备。
机械设备可分为两类:一是指组成工程实体及配套的工艺设备和各类机具,如电梯;二是指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各类机具设备,如各类测量仪器和计量器具等,简称施工机具设备。机具设备对工程质量也有重要的影响。工程用机具设备其产品质量优劣,直接影响工程使用功能质量。
工艺方法是指施工现场采用的施工方案,包括技术方案和组织方案。前者如施工工艺和作业方法,后者如施工区段空间划分及施工流向顺序、劳动组织等。在工程施工中,施工方案是否合理,施工工艺是否先进,施工操作是否正确,都将对工程质量产生重大的影响。大力推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不断提高工艺技术水平,是保证工程质量稳定提高的重要因素。
5、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是指对工程质量特性起重要作用的环境因素,包括:工程技术环境,如工程地质、水文、气象等;工程作业环境,如施工环境作业面大小、防护等;工程管理环境,主要指工程实施的合同结构与管理关系的确定等;周边环境,如工程邻近的地下管线、建(构)筑物等。环境条件往往对工程质量产生特定的影响。
三、建筑工程质量控制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和相关的影响因素,为了提高建筑工程质量水平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1、建筑工程项目质量控制必须实施动态控制。
建筑工程项目质量控制是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是建筑工程项目过程和管理过程的有机结合,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随时间、地点、客观条件、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建筑工程项目质量控制必须是动态的控制。是指从空间上的有关工程建设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子项目,直至每一个设备零件、材料单件,每一项工作、技术和业务,都要保证工程质量标准,才能确保建筑工程质量达到预期的水平。
2、持以预防为主的原则。
建筑工程质量控制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应事先对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各种因素加以控制,而不能是消极被动的,等出现质量问题再进行处理。所以,要重点做好建筑工程质量的事先控制和事中控制,以预防为主,加强过程和中间产品的质量检查和控制。
3、建立建筑工程质量责任体系。
在建筑工程项目建设中,参与建筑工程建设的各方,应根据国家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及合同、协议以及有关文件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1)、项目业主的质量责任。
项目业主要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和技术要求,按有关规定选择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单位,在合同中必须有质量条款,明确质量责任,并真实、准确、齐全地提供与建筑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凡建筑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建筑工程建设有关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均实行招标,依法确定程序和方法,择优选定中标者。建筑工程项目业主对其自行选择的设计、施工单位发生的质量问题承担相应责任。
2)、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相应的勘察设计任务,不许承揽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以外的任务,不得将承揽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也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单位的名义承揽业务或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业务。
3)、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
施工单位必须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相应的施工任务,不许承揽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以外的任务,不得将承接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也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单位的名义承接工程或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接工程。施工单位对所承包的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负责。应当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落实质量责任制,确定建筑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
4)、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应按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不许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不得转让监理业务,不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工程监理单位应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与项目业主签订监理合同,代表项目业主对建筑工程质量实施监理,并对建筑工程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四、结束语。
上述针对建筑工程质量控制提出了几点简单的控制措施,希望在建筑工程质量控制工程中对工程技术人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建筑工程的质量控制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只有做各环节的有效控制,才能使建筑工程的质量达到最优。如果能在建筑工程的质量控制中,我们深入细致认真的分析,有效的采取相应的策略,是可以为国家节约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无形的提高了我们的建筑质量水平。
参考文献。
【1】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戚振强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2】建设工程质量控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3】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李子新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4】工程项目管理实务范式方法与管理表格马士华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年。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六
1957年初，朱德在云南政治学校礼堂和大家一起看戏。开演前，朱德同志和周围的观众愉快地交流，这时，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旁人的搀扶下走进礼堂，朱德见老人来了，急忙起身向前，立正行军礼，礼毕又亲切地叫了一声“叶老师”，然后，朱德又请老人入座，待老人坐定后，自己才坐下。原来，这位老人叫叶成林，是朱德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社会道德氛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等等，对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关键时期的中专生的腐蚀和毒害不容忽视，这使得中专德育教育面临严峻的考验。再加上学校重智轻德的现象仍然存在，中专生在思想道德方面陷于了一个空前荒漠化的困境。因此，如何适应时代发展对道德教育的新要求，重新反思中专德育工作不足之处，并及时改进和提高德育教学内容和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专德育教育的现状。
（一）中专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现状。
中专生正处于心理发育期，面对自己身体的发育和人生环境的变化，逐渐不再依靠师长，而开始进行主动的思考。此时的他们具有对外界强烈的好奇心，喜欢独立的认知探索未知事物，并敢于接受新鲜事物。对于长辈的教导，不再盲从，而是更愿意根据自己的思考来判定是否接受，并且通常以叛逆为荣。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但由于他们自身缺乏人生阅历，并往往缺少实践锻炼，一旦缺少正确恰当的指引，在当今道德观纷繁混乱的形势下，很容易被迷惑而出现精神空虚、行为失范，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中专生具有当前青少年常见的道德问题，如：自我意识膨胀，缺乏集体组织观念；重视物质利益，追求个人享乐；社会责任感淡漠；缺少远大理想。并且由于中专生往往在中学时成绩一般或者较差，难免受到教师、家长和同学的不公平待遇，一些学生因此而性格压抑，很难接受外界善意的劝导，为中专德育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另外，大部分学生在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忽视自身的职业道德培养，这对于今后的工作将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中专德育存在的问题。
1．对德育的认识有待提高。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而中专生的主要优势在于其职业技能的熟练掌握。因此，中专教育几乎以一边倒的态势，完全以职业技能培养为中心。德育成为形式上的首要问题，“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德育是育人之首，学校单纯的追求知识与技能的教授，而忽视了教育的根本目标——培养真正合格的人才。教师对待德育工作应付了事，课堂上死板教育，忽视教学效果，缺少合理的德育考核评价标准。学校平时不重视，学生一旦出了问题，就突击教育，以德育为保护伞，企图追求短期效果，其结果显然无法尽如人意。而学生受学校和教师的敷衍态度影响，也不能严肃认真的对待德育，认为空洞无用，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中专德育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认识问题，不从根本上提高德育的地位，德育的进步和改善也就无从提起。
2．教育内容陈旧空泛。中专德育课以教材为主，教材虽然比较完备，但难免重于理论并缺少时效性。大部分教师单纯依赖教材，不能将书中理论和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缺乏实例教学来证实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脱离了实际生活的德育就失去了本身的教育意义。中专生处于心理成型的关键时期，对于其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和疑问急待有人帮助解决，对于社会的变化也需人解释指导，而目前的德育工作无视这种需求，仍按老套路走，教育内容陈旧，比如：对于恋爱、性教育、社会问题等学生迫切需要正确引导的话题，教材始终讳莫如深，教师也就正好避之不谈，学生只能从影视作品和网络等媒介中寻求帮助，但其中的信息鱼目混杂，处于此阶段的青少年的判别是非的能力还远不成熟，因此常会受到不健康信息的影响而贻误终身。
3．教育手段过于简单。目前中专德育课仍以课堂教育为主要手段，教师照本宣科，对学生硬性说教，偏于单向宣讲，缺少与学生的沟通，课堂互动性差。由于德育手段集中于课堂，不少教师急于在课堂上尽可能多的按大纲讲述教材中的各种理论，而忘记了课堂教学本应由教师组织，学生参与的一个互动学习过程。尤其是道德教育这样需要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实践中的课程，教师如果忽略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而是仍然以自己为主体，单纯的把学生看作是被灌输对象，而不能平等地与学生沟通，压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难免会使学生对德育产生厌恶和抗拒心理，教育的效果自然不会好。
二、提高和加强中专德育的对策。
（一）提高认识，重视中专教育的德育培养。
学校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专教育也不应该例外。德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方向性的作用，起着培养青少年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作用，是青少年能否成为合格人才的关键。
提高对德育的认识，首先要对德育工作者的认识进行升华和巩固。学校应该引导教师意识到德育工作的重要性。中专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思想道德观念对他们一生将影响很大。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状况如何，又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从实际来看，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技术是重要，但是个人素质和职业道德更不容忽视。学校应该端正对待德育的态度，不能再把德育作为智育的陪衬，而是强化教师对待德育的重视，提高教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德育理应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不仅在口头上，更应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从上而下都要参与进来，并把德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只有从认识上真正重视德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德育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才会真正达到德育所追求的教育目标。
（二）与时俱进，实现德育内容的.更新发展。
当今的青少年早已经不满足于教材原有的一些道德理论，他们更关注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并试图通过自己的思考来重建自身的道德观念。教育者应该关注学生的心态，紧紧跟随时代的变化，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适时调整德育内容，以引导学生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在教学过程中，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教育学生通过掌握的理论知识来分析社会现象，不仅可以正视社会的阴暗面，更可以对其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批判；把握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不仅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形势，更可以看清楚将来前进的方向。道德作为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更新发展，德育内容也必须与时俱进，在传统的道德素质培养之上，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创业意识、开放意识，才能使其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而不断更新的德育内容，比如联系国内外时事，讨论“伊拉克战事中的美国”等，无疑会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再认为德育空洞乏味，从而逐步改变学习态度。
（三）贴近生活，提高德育实效性。
中专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首先他们正处于青春期，成长中有一系列道德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另外，他们即将走入社会，相比其他同龄人，需要关于职业道德一系列的重点教育。因此，中专德育的内容必须贴近他们的生活，给予上述两方面的重点关注。
青春期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着很多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矛盾和问题，在成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学生眼里可能就是无法逾越的一道坎。德育工作要以人为本，就不能继续逃避问题，放手学生通过网络等媒体去自寻帮助，而后者很容易产生严重问题。教师通过更新德育内容，展开青春期教育，引导学生健康顺利的渡过这一人生转折点，为其今后的人生道路奠定基础。
对于中专学生，加强与职业和社会相关的道德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教师可根据原有的德育课程设置下，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专业方向等条件增减适合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和生活的教学内容，比如，“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投资与理财”、“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学习，都将对学生进入社会后的工作和生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的教学中，注意因材施教，有所区别有所重点的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素养。从实际出发的德育一定会激发学生更大的学习热情。
（四）注重创新，丰富德育教育手段。
在目前德育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情况下，必须改变以往以灌输理论为主，教师为课堂主体，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成果有限的被动局面。要加强课堂学习的互动过程，改革课堂教学方式，使德育课成为师生交流的平台。教师注意引发学生主动思考，可以通过设置实际情景和实际困难，启发学生将理论自觉运用到实践中，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在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中，真正的理解并掌握书本上的理论知识。除了师生互动，还应努力让学生参与同学间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主动探索、团队合作以及自我完善的能力。
德育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单纯依靠课堂教育是远不能达到预期教育目的的。教育者应当主动创新，探索一些其它途径作为课堂教育的有效补充。可以根据教材中可实施性较强的部分安排一些实践活动，将教育融入实际，让学生通过亲身经历或者实际动手操作而获得感性而深刻的印象，摆脱德育课枯燥的形象，并进一步引导学生通过思考将感性经验升华至理性体会，完成德育目的。
另外，一些传统的德育活动仍然值得借鉴，比如召开班会或者团会，让学生就某一身边实事或当今时政，畅所欲言，在讨论中获得成长；举办辩论会，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自我积累，在辩论的过程中吸取别人的精华而得到迅速提高；组织观看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影视作品，同样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让学生去调研、实习或参观，都可以将社会引入他们的生活，而由他们自己去发现、思考和总结各自的收获，这样的教育效果是书本和课堂永远无法给予的。
（五）循序渐进，营造德育隐性环境。
德育的主渠道是学校提供的德育课程，但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又离不开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周围的环境，人的行为以及与他人的交往中都包含着对学生潜在的教育，而社会和家庭这个大环境，就是德育的的隐性环境。隐性教育具有弥散性、渗透性等特点，其教育功能特点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学校要利用好隐形教育的功能，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环境，并和学生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敦促家长重视孩子的道德素养成长，双方多进行平等耐心的交流，共同合作，尽量为学生营造理想的德育隐性环境。
三、结语。
道德教育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整体素质，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中专学校负责培养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要向社会提供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必须要重视道德教育。广大中专德育工作者要不断创新和探索，为德育工作寻找出一条有效的新途径。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八
道德困境是一种常见且复杂的情境，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当个人面临道德困境时，常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思绪纷乱，不知如何做出决策。在我研究道德困境的过程中，我不仅学习到了如何识别和分析道德困境，并且深刻体会到了道德经验的重要性，同时也明白了道德决策所涉及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下面我将分享我在研究道德困境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首先，识别和分析道德困境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步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遇到一些复杂的道德问题，但是很多时候由于无法看清问题的本质，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对道德困境的识别和分析十分重要。在我个人的研究过程中，我学习到了通过细致观察和搜集相关信息来识别道德困境，同时运用道德理论和伦理原则进行分析。例如，一个道德困境可能涉及到权利与义务的冲突，利益的平衡等等。通过深入研究道德理论和原则，我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分析道德困境，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指导。
其次，道德经验在解决道德困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道德经验是我们在生活中积累的对待问题的一种准则，在道德决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意识到道德经验的重要性，并且学习到了如何将道德经验应用到解决道德困境中。道德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通过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我能够更加有信心地应对未来的道德挑战。此外，与其他人分享道德经验也是增强解决道德困境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与他人分享经验和观点，我能够拓宽自己的思路，了解更多的解决方法，使自己能够更加靠谱地应对道德困境。
然而，道德决策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也不能被轻视。在处理道德困境时，个人常常要面临着自身的利益、道义观念和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因此，作为个体需要在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之间做出折中的决策。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复杂的道德决策，这些决策需要我同时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经过不断的思考和实践，我逐渐认识到，道德决策是一种复杂性的思考过程，同时也需要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来坚持自己的原则。
最后，解决道德困境需要个人的责任和勇气。道德困境常常是一个个人面临的挑战，个体需要承担起责任来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我研究道德困境的过程中，我深刻地认识到解决道德困境需要个体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勇气，勇于追求真理和公正。虽然在道德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是困难的，但正是这种困难挑战使得个体能够成长并在挫折中获得经验。因此，个体应该追求正确的决策，不为困境所困扰，而是义无反顾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总而言之，通过研究道德困境，我深刻地理解到解决道德困境是一个复杂而挑战性的过程。在解决道德困境中，识别和分析问题是首要步骤，道德经验在解决问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面对道德决策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个体在解决道德困境时需要勇气和责任感，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原则。通过对道德困境的研究，我对自己的道德素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将继续努力成为一个有道德担当的人。
精选道德困境的论文（通用19篇）篇十九
“技术”一词源于古希腊语techne,意指“技能、技艺”等。技术与科学（scientia）都是人类在实践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但techne指的是主观性因素，是人们主观推断和推理等的思维方法，而scientia指的则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理性知识，是人们发现、挖掘的客观存在的但还没有被人类加以利用的知识。在我国古代，技术泛指“百工”，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技术不断应用自然科学理论，使得技术本身成为一个理论系统，成为一门科学。所以技术不再是零散的、不连续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而变成了有内在联系的、相互融会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从人类最基本的实际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出发把握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进化史。而人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因此，可以把技术定义为人类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和自身发展，把社会生产实践中的实践经验、工作原理汇总而成的理论体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技术活动，二是技术成果。在技术和理论上阐述了人对自然的积极能动行为，及日常生产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精神观念，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是认识本质力量的展现，属于直接生产力。技术可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同时，技术还可以改善自然环境，创造出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外界条件。
但技术运用不当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就需要人类在利用技术的同时，用科学道德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科技的`进步直接依赖于科学家们的科学劳动，科学劳动塑造人们勇于追求真理、注重实践、崇尚科学、遵循客观规律、直面困难、乐于开拓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作精神和态度。科学家们在长期的科学劳动中还形成了一套与科学本身的要求相一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推动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在科学精神构成道德观念重要内容的同时，科技知识也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人们道德视野的扩大，又为新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提出了新的课题，并推动了科学道德观念的更新与发展。
二、科技工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知识也需要不断地创新，但在创新的过程中，现有的科学伦理、道德会阻碍科技的进步。例如：在古代，我国的解剖学就已经萌芽了，但是由于封建礼教、道德思想观念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发展。我国古代有这样的认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这种落后的道德理念阻碍了解剖学的进步。清朝的王清任在舆论的压力下，对解剖学的探索异常艰难。当时的封建礼教维护者辱骂其为“教人于胳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而科学道德的建设没有和科技发展同步，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例如：2009年，hacker入侵花旗计算机系统，向多台遭感染的电脑下达指令并攫取资料，窃取银行账户登录信息，造成花旗银行损失千万美元。这反映了在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道德建设相对落后，没有对人们使用网络的行为及时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致使人们在利益的诱导下，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置自己于法律禁地而不顾。所以，我们在分享科学技术带来益处的同时，要关注科技的负面作用，及时完善道德建设，解决社会问题，使科学技术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三、科学道德和科学工作的辩证关系。
在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中，新的科学分支和前沿领域不断出现，对现有的科学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加强上层建筑才能有力地统筹管理社会的正常运行。科学道德和科学技术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科学技术要向前发展，在某些方面就要打破现有的落后的科学道德，从而建立新的科学道德体系。新的科学道德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对现实情况的否定和对自身发展中的问题的否定后，形成一套符合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先进的道德规范，从而更好地指导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两者是在运动中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的。
四、恪守科学道德对科技工作的意义。
首先，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提高科学工作者的自律。道德自律是科技工作者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素质,也是在科学研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科学工作者自律性的提高有利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科学精神激励科学工作者发扬求真务实，做人与做学问杜绝弄虚作假的科学工作作风。其次，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工作者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地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坚决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
再次，恪守科学道德建设，有利于科学工作者遵守职业道德,坚持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觉纠正科研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不良行为,有利于维护科技工作的神圣性与崇高性。
最后，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树立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信念，这是对科学工作者的最高伦理道德要求。这种高标准的要求有利于敦促科学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防止科技成果的滥用、误用和恶用，从而避免科技、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协调发展机制的不平衡性，有利于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等。同时，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树立生态伦理观念,有利于科学工作者按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总规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促进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的和谐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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