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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一
“自在”走向“自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我国对原有的“二元”城乡关系进行了全面认识。随着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城市产生并独立于乡村，二者是“根与流”的关系，不应该是矛盾的、分离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的、互助的关系。建国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的国情，重工轻农、重城轻乡，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满足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不平等，造成城乡、工农关系的异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对于城乡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现代化，要求工农、城乡关系“返璞归真”，共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其间表明我国城乡关系由“自在”走向“自觉”。
（一）通过“城乡交流”来解决。
“三农”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是发展城乡关系的薄弱环节。在改革前城乡经济交换关系下，农民成了受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是最贫困的群体。1978年，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平均消费水平的比例为1：2．9。与城市相比，“三农”问题尤为突出。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首要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通过解决“三农问题”来加强“城乡交流”。在这个时期，“长期隔离的城乡商品、要素、人口流动开始松动，城乡联系不断增强，城乡集市贸易恢复发展，部分农产品价格和流通管制逐步放开。”五年的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到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再到推进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对农村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放活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城乡、工农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但仍然是局部地就“三农”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但只是停留在农村经济改革上，并未从城乡关系的制度层面、全局的角度来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有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逐步萎缩，使得大量农民工涌入大城市就业，极大地带动了大城市发展”。城市铺天盖地的进行改革，更多的农村生产要素流入城市和工业，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积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开始出现“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工农、城乡的关系出现了严重断层。这一阶段城乡关系的协调缺乏动力，无法对城乡关系的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注入活水源头。农村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之后，城市改革启动，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导致我国出现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面对这一形势，2002年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明确指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并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任务。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4个中央一号文件每一年都提到活跃农村经济，持续推动城乡改革，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来解决“三农”问题，不再孤立地解决，而是用联系的观点，并用全局的视野来兼顾城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纳入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任务之一”。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下，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完善支农惠农政策，深化农村的综合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通过打造新型城乡关系来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驾护航。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突出强调了我国的“三个进入”，在统筹城乡关系的制度框架下，表明我国的城乡改革稳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得了新的进展，开始逐步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关系向着和谐的轨道运行，继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国内著名学者俞思念认为，“十八大作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的新布局，把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放在新的高度上，是实现中国未来城乡关系科学发展的新突破”。2008年到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侧重于农村经济建设转向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及机制体制建设等方面，从促进农村的单项改革转向城乡的综合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所要表达的是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互联互通，实现农村和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历年来对于“三农”的投入，也繁荣了我国农村的发展。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要求必须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推进城市人口的非农化和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形成城乡关系一体化的格局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融合”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关系的严重不协调，党中央开始着手改善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进入新世纪，我国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并迈向全面小康的阶段。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认识从“隔离”走向“融合”，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理论的不断创新。
城乡破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工农业、城乡休养生息的双重任务，为此提出城乡兼顾和沟通城乡关系的发展思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工农、城乡经济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把经济重心从农村的农业生产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上来，直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制度、统派购制度使得城乡资源分离，1958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居民直接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更是直接导致了城乡分治，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追求发展重工业使得我国的重、轻、农比例严重失调，虽然有过调整，但仍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工农、城乡矛盾依然突出。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工农、城乡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小岗村“大包干”土地经营方式的成功典范，促进了全国广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这一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以及作为农村工业的主要形式——社队企业发展为乡镇企业，极大地放活了农村经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繁荣了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从根本上缩小了工农、城乡差距。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繁荣农村经济的转折点。在农村改革胜利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改革拉开帷幕，国企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放宽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放下了企业的行政包袱，促进城市工业的大发展。“邓小平确立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工业支持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强调工农、城乡要相互支持，城市要带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思想结束了建国后重城轻乡、工业农业不协调的错误思想，开启了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基点。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一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城乡资源的合法流动，极大地调动了工农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了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直接提出要“加强城乡改革，处理好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为新时期的统筹城乡思想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新世纪以来：
城乡融合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总体小康，但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站在这样的新阶段，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指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限制因素。城乡关系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大统筹之一，此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城乡关系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从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来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都普遍具有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倾向；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这一认识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也从侧面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五年的统筹城乡发展，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带动式发展。在党的十七大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写入党章，同时又强调要把“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一思想随着城乡关系的逐步改善而产生，是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新要求，“一体化”表现的是一种城乡的“融合式”发展，是城乡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的农村正发生新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凸显，要加强农村改革，到2020年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面对这一任务，“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概念到实践再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项影响长远的国家战略。”我国要塑造城乡关系的制度化框架，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成为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关键之举。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实践期，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十八大上，***指出这是一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会议，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新的目标，要高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折射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更多强调的是要释放改革红利，使改革成果能公平地普照每个人，而重点在农村、在贫困地区能享受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城乡资源公平问题。我们仍然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三农”上，继续加大城乡发展统筹力度，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会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到“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从局部到全部、部分到整体的系统演化过程，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更是理论上的创新，从而带动实践的创新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桎梏，并指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要解决这一难题则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句话，表明我们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决心与路径，因此我们要着力**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深化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进行突破，“‘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总体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除此外，还有一个新的理论突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改为市场起决定作用，“决定”一词不仅可以活跃城市经济，而且可以活跃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资源的整合与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无疑是锦上添花。
“彼岸”工农、城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要长期坚持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策略。城乡发展一体化能够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中国梦”的实现起到了价值引导。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此岸”走向“彼岸”。
（一）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
“三农”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偏远山区、贫困地区，制约着我国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如***所提到的那样就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三农”问题跳出“三农”问题的圈子，有了新的解决途径，就是从城乡一体的角度来统一解决，也就是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深度融合。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市扶持农村模式。由于“三农”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各个击破。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三大产业之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物质基础；工业作为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能够带动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我们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用工业的发展来带动农业的发展，只有处理好工农业的关系，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工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实现农业的规模集约生产，大大提高我国的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积累性贡献，其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而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拥有先进的生产要素，因而城市把先进的生产资料流入农村，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市与农村从根本上说是和谐共生的，我们经历了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阶段，并实现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已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并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只有保持城乡互惠、城乡一体，才能解决好农村问题，同时也促进城市的发展。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力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经济更加繁荣，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户身份，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服务，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我们称这一群体为“农民工”，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群体，一头连着城，一头连着乡，“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劳动者与建设者，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的建立与健全，能够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成果。***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句话，表明了“三农”的重要性，突出强调了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下保障“三农”利益。
（二）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就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下提出的，这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方式，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也有助于城镇化的实现。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理论创新表明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下，我国的城镇化实现了新的发展，进入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在统筹城乡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农村形态下农民的市民化，让更多的农民不用远离家乡外出务工，能够就近创业就业，实现城乡居民的融合。城乡之间没有隔离带，让城市融入农村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就是在以人为本的指导下实现“人”的城镇化，是把全体人民纳入在内，不只是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农民，这种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城镇化，更是追求生态财富的城镇化。2015年11月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当下我们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由追求高速增长向更加注重中低速前进的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下，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城镇化，是突破传统的、协调城乡的、宜居生态的、国内国外的、城乡共享的新的城镇化。
（三）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国“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我党“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也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我们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小康社会的昨天是总体小康的实现，今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明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三对关系是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的。昨天是今天的铺垫，今天是明天的起点，明天又是昨天和今天的果实。我们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建成全面小康。***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句理清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道明了建成全面小康的“全面”二字。全面小康不只是城市居民得以享受的，更是农村农民得以享受的，是一种新的“城乡共享”小康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实现，关键看我们能否坚持并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昨天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明天期望我们的行动指南。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了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式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全面小康在新时期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只有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才能**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连接城乡命运共同体，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才能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四）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首先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由于中国当时经济落后的国情而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侧重在经济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简称“四化”。后由于**而中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思想，把经济建设的重心重新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以“三步走”战略的形式量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由物质文明走向物质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论断，并于党的十三大上首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把“和谐”加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并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表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此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由原来的“四化”变为现在的“新五化”。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表明我国的现代化是处在动态中需要根据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另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全面的建设目标，于本世纪中叶实现，形势刻不容缓。城乡发展一体化在这一目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像***所讲，“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而且容易出偏差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城乡建设是全局中的关键要素，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对现代化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中国梦”的价值指向。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指出这不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直接把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人民的梦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形成一个“家国梦”。这不是简单的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实践的行动指南，是惠及十几亿人口、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的复兴梦。它的深刻内涵把每一个人融入进来，体现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伟大梦想，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并身体力行，这样才能筑起“中国梦”的复兴之路。综上所述，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深层次来讲正是一种追求城乡发展公正、和谐的战略思想，谋求的是城乡居民共得共享，平等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更要平等地享受社会主义建设的福祉，追求社会的公正对待，城市和农村人口都能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优越性。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攻坚区、深水区，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无法同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因此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公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创造条件。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二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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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快速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这些成绩的取得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从一个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并引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和分工体系的深刻变化。如何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40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成就，明晰未来产业发展航向，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成就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人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对其历史进程和成就进行解读。如，黄群慧(2018)以市场化改革为阶段划分标准，梳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变革，把40年改革开放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1978-1993年)，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1994-2013年)，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2013年之后)。王岳平(2018)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产业结构“拨乱反正”阶段;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以消费升级驱动的轻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基本上步入了正常演变的轨道;三是21世纪头10年以投资主导的重化工化阶段;四是2013年以来以追求高质量为主要特征的高加工度化与服务化阶段。这里试图从驱动力的角度进行划分，重点分析不同时期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及阶段特征。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0年)，是一个以加快改革为动力释放改革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2001-2012年)，是一个以扩大开放为标志释放开放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2013年以后)，是一个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释放创新红利的产业发展新时代。
1978年改革开放一声惊雷在安徽小岗村拉开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总基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0年，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土地改革、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逐步放开搞活、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并在创办经济特区方面，鼓励“杀出一条血路”。到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确立。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明确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培育的要求，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一阶段，长期以来束缚我国产业发展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得到极大扫除，全社会生产力和产业发展活力得到极大释放，除少数年份外，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快速跃升，从1978年367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超过10万亿元，跨越了两个数量级。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从1978年的第10名上升到第6位，提升了4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27.7：47.7：24.6调整至2000年的16.4:50.2：33.8，呈现出快速工业化的特征。分行业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红利效应，农业制度变革的驱动力显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显著，从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长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倍，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也比较高，由1978年的27.7%上升到1984年的31.5%，期间，1982年达到最高点，占gdp的32.8%。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农业占比才逐渐下降，2000年已降至16.4%，约为1982年的一半。工业占比稳中有升，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总体上矫正了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特点，形成了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驱动的纺织、缝纫、服装、食品等轻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例1978年为43%，到1981年就已经超过50%，并一直在50%上下波动一直到2000年。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增长较快，连锁经营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提升超过9个百分点。
从产业体系看，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独立完整的，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涵盖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并保持快速增长，在轻工业领域拥有一批量大面广的民营经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突出，在重化工业领域，一批国有企业快速壮大，并加快“走出去”部分，做好了拥抱全球大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准备。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突出的大事件。事实上，在2000年中国就已将“走出去”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只有加入wto，融入全球大市场分享全球化红利，中国制造的成本、性价比、门类齐全和规模化生产等优势才得到极大的发挥，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多种产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甚至以高科技产品为口径的全球出口排名中超过美国跃居第一并保持长期顺差，2005年就已超过2000亿美元，并加速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值得一提的是，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于2001年在多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日子正是11月11日，和现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在全中国范围内兴起并连续多年刷新成交记录的大型购物促销狂欢日“双11”正好是同一天，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0万亿元级的平台上继续快速增长，从2000年10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接近54万亿元，增长了4倍多。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实现新的跨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和重要引擎，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相比2000年继续提升了4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16.4:50.2:33.8优化至2012年的10.1:45.3:44.6，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明显，累计提高接近11个百分点，几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农业和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6.2和4.9个百分点。其中，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和吸纳就业的稳定器。这一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重化工化特征，特别是居民消费升级进入新阶段，城镇居民需求由过去的以吃穿用为主转向汽车、住宅等耐用消费品为主，带来产业结构重化工业转型。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增长率连续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国出口货物贸易总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达到11%(刘伟和蔡志洲，2015)。利用外资额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2017年达到1310亿美元。
从产业体系看，得益于扩大开放的红利，中国经济的外向度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身影，2010年以后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26.7%，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日本的总和。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在500多种工业品种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魏际刚，2015)。并且，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产业体系的开放性和全球产业链的关联不断增强，既快速地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对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2013年至今：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全面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成为新发展理念之首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着力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四个对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
这一时期，我国产业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阶段性特征。从经济发展看，虽然我国经济总量突破82万亿元大关，并不断缩小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约为美国的66%左右，但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0%以上的高速区间下降到6%—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2013—2017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8%、7.3%、6.9%、6.7%和6.9%。从产业结构看，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迅速提升，并成功地实现了“两级跳”，一是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增加值跃居首位;二是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2012—201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快于gdp增速0.7个、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0.8个、工业增加值增速1.0个百分点。到2015年第4季度，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连续14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增速，连续15个季度超过gdp增速。三次产业结构也从2013年的9.3:44.0：46.7调整至2017年的7.9:40.5：51.6。服务业正在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新依托。
在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大物移智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新能源革命成果不断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中国创新创业活力强劲，新产业、新动能不断涌现，并带动了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有利于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盛朝迅，2018)。根据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在128个经济体中名列第17位，成为第一个跻身全球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从创新投入看，我国研发经费支出继2010年超过德国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从创新产出看，我国发表sci论文数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受理数连续7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为25%，排名均高居全球首位。
主要经验启示。
40年来，我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变化，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遵循“改革—开放—创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调整产业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之路，在世界产业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好两个作用。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就，是政府和市场充分互动的结果，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中国式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税收、法规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护或者限制某些产业发展，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赶超，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没。既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深化体制改革，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瓶颈制约，聚焦产权制度改革、商品和要素市场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四大重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公平竞争、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效保护和激发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何立峰，2018)。
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开放合作是我国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我国开放遵循由点到面循序渐进的开放路径，从沿海起步，由东向西渐次推进，最终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不断扩大先进技术、理念、人才、经营管理和模式等“溢出效应”，并把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开放领域从制造业逐步向农业、服务业延伸，市场准入条件不断放宽，加快形成高水平深层次开放新态势。我国还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提高“引进来”质量的同时，加快推进“走出去”步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不断创新对外合作内容和方式，加大国际产能合作力度，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技术、服务输出转变，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向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随后，我国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在科技研发投入、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积极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和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未来方向前瞻。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水平，新动能规模较小，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任重道远，主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等问题仍然很突出。下一步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条主线”、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快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一是坚持“一条主线”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增加制度供给，加快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最大程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继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财税、金融、投融资、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抓好重点领域去产能，统筹做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各项工作，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发展，推动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深刻变革，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更多新增长点。
二是面向“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全球市场资源。要坚持产业为民，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优势，牢牢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接全球高水平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做法，缩短负面清单长度，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提升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竞争力，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举办进口博览会，搭建与世界深化开放合作的新平台，不断增强全球技术和产业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完善走出去服务保障机制，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技术和产能合作，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支持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三是加快“三大变革”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阶段变化，调整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从原来主要考核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数量指标转向考核全要素生产率、税收贡献、就业、利润等经济发展质量指标。要系统推进先进制造、垄断行业、流通等领域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数字信息、高端研发、商务服务等高生产率行业，以高生产率行业替代低生产率行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行业效率提升。要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要素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激发土地、金融等要素活力，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要深入推动流通革命，加强智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互联网+流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品牌，打通流通“中阻梗”，切实提高流通效率。通过质量变革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培育形成“中国品牌”，获取更大的市场规模和附加值，推动我国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重大转变。通过效率变革强化设计和新产品研发，着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营销网络，推动我国产业由单纯加工制造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通过动力变革着力将产业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创新驱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转变。
四是促进“四个协同”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要改革现有科技体系，真正释放科研人员活力，提高企业科研决策话语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金介用深度合作、军民融合、开放共享的创新体系，着力攻克一批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和关乎未来发展的前沿技术。继续开放创新，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国际领先企业，获得知识与技术的溢出。要加快现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现代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动的产业生态圈，发挥现代金融的资本媒介功能、跨期风险配置、财富管理、并购重组和高效支付服务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分散科技创新和创业风险，从而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厚植创新沃土，重点加强企业家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中高端技能人才等“三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吸引和培育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协同。同时，通过重塑产学研合作机制，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和教育体制，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增强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形成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学生的留学状况和和留学意向都悄然发生着改变.本项目研究前期，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江苏三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当代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留学意愿很高，大多来源于对于出国留学较高的价值判断、美好的憧憬、父母的愿景、盲目的从众心理以及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其意向也表现出盲目跟风、忧虑不安、过度依赖等问题.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按照年代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纪三个阶段，我国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伴随留学背景及留学现象的变化，也呈现出变迁的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对文献法和访谈法两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来源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出国留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期刊和报道等.深度访谈主要是应用于对于前两个阶段大学生留学意向的研究.研究选取了五位访谈对象，都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一位是80年代出国留学、两位是90年代有过留学经历，一位21世纪的海外留学生，以及一位准备出国留学的在校大学生.访谈在征得被访者同意之后，全程录音.每次访谈之后，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此外，结合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21世纪当代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研究结果，整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三个阶段中，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化脉络.
2.1第一阶段：
“初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工作逐渐恢复，在“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留学政策方针的指导下，留学生在人数方面较之改革开放之前实现快速增长，据统计，自从一九七八年扩大派出留学人员以来，截止到1982年1月共派出留学人员七千多人.80年代初，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公费派出，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他们以外出留学和出国考察形式学习先进知识，增长见识，之后回国效力，但是这部分群体数量很少，分布也较为集中，多集中在沿海及发达城市的知名高校，专业分布也以理工科为主.他们当中学习自然科学的占80%以上；学习和研究语言的占16%，学习社会科学的只占4%.随着对外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留学热潮.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5300名在读研究生中，至少65%已经向国外有关单位联系或报考toefl；1985年一至十月份，自费公派出国研究生141人，占1985年研究生录取总数的8%.但伴随着也萌生出出国留学优于国内学习、“出国是好样的”等观念.[2]与此同时，自费留学开始兴起，但人数很少，大众层面的留学还没有大范围普及，个人自费留学也处在“睁眼看世界”的阶段，多数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增长新阅历，以学习外国的语言等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留学还不流行，公费和自费留学的人数都很少，我在工作期间突然就萌生了想去国外看看的想法，并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只是想增长一些见识，多一种经历，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顺利通过了复旦大学语言班的考核，成功申请了德国科隆大学，但是当时留学没有语言基础，在国外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顺便见识一下国外的基础设施水平.（受访者唐先生，80年代出国，德国科隆大学）对于那个年代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甚至当时社会上排外的心理还普遍存在，敢于大胆走出国门的人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此外，长期的隔阂下，国人根本不知国外整体是什么情况，更不了解国外教育情况.对他们而言，出国的意义远大于留学.
2.2第二阶段：
“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科学地规划了“八五”期间和1991-2000十年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国家人事部加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努力拓宽留学人员为国家服务的渠道.加之80年代出国留学精英的回归，民众对国外具体情况的认知也逐渐清晰，许多错误、偏激的观念也逐渐被纠正.许多年轻人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立志走出国门“师夷长技”，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国外相对较好的学习科研条件、先进的教育设备及学术自由的学习氛围、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对自身专业宽松的择业范围都成为年轻人走出国门的重要原因，出国留学人数进一步增长.自己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看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去学习国外的真东西，因为对机械制造这个行业来讲，当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都无法为相关行业的科研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而日本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机械制造行业享誉世界，那个年代的留学就是为了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家，为国家工业的振兴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自己是这样，身边很多人也是这样.（受访者钟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日本工业大学）90年代，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一些新兴行业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国内教育内容相对传统，水平相对滞后，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国外管理学术界则百家争鸣，先进的管理理论遍地开花.
另外90年代，海外的一些院校也开始放宽了对中国考学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加上想要改变自己的强烈主观愿望，便选择了商科在上业界排名首位的哈佛商学院去学习.（受访者钱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哈佛商学院）90年代，自费留学已经屡见不鲜，留学无论从规模还是区域范围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数的增加是最直观的的表现，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表现得日趋强烈.其次就表现在区域的扩展，留学人员的分布不再仅仅局限于沿海及发达城市，全国各个省、市，无论知名高校或是普通高校均有分布，专业也从以理工科为主变得更为多元化，金融、工商管理、会计、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均有涉及.随着留学活动、留学形式和留学人员群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的先锋.但同时，面对国外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好的生活条件，“国外月亮圆”的思想也渐渐萌发，“学成是否归国”成为了许多留学人员考虑的问题，国家面临大规模“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效力，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据统计，截止1996年回国留学人员(主体是公派)仅占出国留学人员的30%.[4]留学生的回归问题也成为了90年代热议的焦点.针对这个问题，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留学人员高科技企业时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1993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鼓励留学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留学政策的转变推动了留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普通大学生中间开始了新一轮“留学热”.
2.3第三阶段：
多元化2000年以后，国内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井喷式”爆发.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留学生输出第一大国.“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5]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要求大量高水平人才的迅速成长，然而国内教育水平尚不能满足国家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中国的教育能力与国际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教育体系也屡遭诟病，随着留学机制的成熟和留学中介的发展，加上英语的普及和教育全球化的推动，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改变着留学的年龄结构.留学是一种深造方式，因为向往国外高精尖的技术水平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各行各业显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但国内外差距仍然很大，企业和高校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国内现状却是小企业众多，知名大企业很少；高校众多，能够出科研成果的很少.
许多人都选择国外高校，确实是有现实的需求存在，当然也有镀金的心理因素，毕竟国内外的差距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受访者冯先生，2003年出国，日本上智大学）目前就读于东南大学法学系的陈同学则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就业，拥有了‘海归’光环在很多时候更能在同等水平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在工作单位和工资待遇方面也会比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好一些.如果我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话，职场这条路可能会走的更加顺利.（受访者陈同学，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拥有强烈的出国留学意向，其中自费留学成为了主力军.留学目的也从学习技术，报效国家变得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实现职业理想、获得成就认可、对国外环境和生活的向往、受外界环境和人员影响、家庭的期盼和父母的决定、为找好工作积累“资本”等都成为了许多年轻人选择国外留学的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化竞争，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国际化商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商科也成为21世纪后留学的热门学科.因此，商科曾一度成为21世纪留学的热门专业.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迅猛发展，多数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也会选择回国发展.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归”在就业市场也备受热捧，导致国内留学一度火热.近年来留学人数日趋稳定，商科等热门专业也逐步降温，热度背后，我们也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也慢慢在寻求理性的回归，理性地选择和对待留学.
3.1意向的强烈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在留学意向上，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阶段的出国留学者表现出显著地变化和巨大的差异，似近代留学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是精英化的学习路线，选择出国深造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发展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具有留学意向，且意向也越发强烈.从每年增长的留学人数，从出国留学人员的区域和毕业学校的差异，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费方式出国留学等方面都能够看出国留学越来越平民化，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也越来越强烈.
3.2意向多样化。
意向的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出国目的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是大胆的、超前的，更多是为了语言的学习和宏观了解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下中西方的差异.90年代以后，出国留学是为了“师夷长技”，学习国外更加先进的技术.然而2000年以来，大学生纷纷都把留学看成一个更好的选择，去国外学习、交流、镀金，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国外的文化和生活，为了提升学术水平、增强综合素质和拓宽国际视野.留学目的变得多样化，不一而足.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选择方面也变得日益多样化.例如留学国家和专业的选择.之前发达国家名校和相关顶尖学科是他们的首选，而现在已逐渐打破名校和专业的壁垒.
3.3意向复杂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也从原先的较为单纯，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出国不再是精英的出路，平民化、大众化的出国留学走向，让留学者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坚定的留学信念，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也参杂了不少“杂质”.大学生的留学意向变得更为复杂，不少大学生因为盲目的从众心理出国；为了父母的意愿出国；因为成绩不佳而选择出国；为了所谓的“光环”出国等问题也频频暴露出来.80年代的留学者处在“睁眼看世界”的觉醒阶段，90年代以后，中西方的明显差距，加上国家大格局下“走出去”战略的推动，许多外出留学生主动走出国外“师夷长技”.而在中国实力不可小觑的当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留学生不仅承担着个人的报复、国家建设的责任，且已然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使者.大学生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社会发展背景的不同，也呈现出属于各自阶段的特点和“标签”.梳理改革开放至今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学意向的内外部成因，以便针对问题，为政府留学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指导高校、留学机构、家庭等不同层面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能够让我们认清历史方位，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百年;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充满艰险、充满神奇的百年;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失误后拨乱反正、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鲜明特征;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庄严使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四件大事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
如何结合国情，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既然是探索，就会有失误。我们党在取得探索成果的同时，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及影响全局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9月16日至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考察时讲：“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同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造成的危难局面，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创立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并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六
4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4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现在社会在提倡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和谐凸显出了社会的发展，和谐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和谐更表明了时代的特性，开放与开明。纵观世界，放眼国内，无处不体现这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变。工业、农业、交通、国防、教育、人民生活，衣、食、住、行处处展现迷人的风彩，让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七
“自在”走向“自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我国对原有的“二元”城乡关系进行了全面认识。随着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城市产生并独立于乡村，二者是“根与流”的关系，不应该是矛盾的、分离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的、互助的关系。建国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的国情，重工轻农、重城轻乡，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满足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不平等，造成城乡、工农关系的异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对于城乡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现代化，要求工农、城乡关系“返璞归真”，共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其间表明我国城乡关系由“自在”走向“自觉”。
（一）通过“城乡交流”来解决。
“三农”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是发展城乡关系的薄弱环节。在改革前城乡经济交换关系下，农民成了受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是最贫困的群体。1978年，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平均消费水平的比例为1：2．9。与城市相比，“三农”问题尤为突出。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首要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通过解决“三农问题”来加强“城乡交流”。在这个时期，“长期隔离的城乡商品、要素、人口流动开始松动，城乡联系不断增强，城乡集市贸易恢复发展，部分农产品价格和流通管制逐步放开。”五年的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到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再到推进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对农村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放活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城乡、工农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但仍然是局部地就“三农”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但只是停留在农村经济改革上，并未从城乡关系的制度层面、全局的角度来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有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逐步萎缩，使得大量农民工涌入大城市就业，极大地带动了大城市发展”。城市铺天盖地的进行改革，更多的农村生产要素流入城市和工业，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积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开始出现“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工农、城乡的关系出现了严重断层。这一阶段城乡关系的协调缺乏动力，无法对城乡关系的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注入活水源头。农村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之后，城市改革启动，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导致我国出现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面对这一形势，2002年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明确指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并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任务。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4个中央一号文件每一年都提到活跃农村经济，持续推动城乡改革，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来解决“三农”问题，不再孤立地解决，而是用联系的观点，并用全局的视野来兼顾城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纳入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任务之一”。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下，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完善支农惠农政策，深化农村的综合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通过打造新型城乡关系来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驾护航。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突出强调了我国的“三个进入”，在统筹城乡关系的制度框架下，表明我国的城乡改革稳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得了新的进展，开始逐步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关系向着和谐的轨道运行，继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国内著名学者俞思念认为，“十八大作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的新布局，把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放在新的高度上，是实现中国未来城乡关系科学发展的新突破”。2008年到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侧重于农村经济建设转向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及机制体制建设等方面，从促进农村的单项改革转向城乡的综合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所要表达的是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互联互通，实现农村和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历年来对于“三农”的投入，也繁荣了我国农村的发展。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要求必须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推进城市人口的非农化和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形成城乡关系一体化的格局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融合”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关系的严重不协调，党中央开始着手改善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进入新世纪，我国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并迈向全面小康的阶段。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认识从“隔离”走向“融合”，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理论的不断创新。
城乡破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工农业、城乡休养生息的双重任务，为此提出城乡兼顾和沟通城乡关系的发展思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工农、城乡经济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把经济重心从农村的农业生产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上来，直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制度、统派购制度使得城乡资源分离，1958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居民直接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更是直接导致了城乡分治，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追求发展重工业使得我国的重、轻、农比例严重失调，虽然有过调整，但仍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工农、城乡矛盾依然突出。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工农、城乡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小岗村“大包干”土地经营方式的成功典范，促进了全国广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这一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以及作为农村工业的主要形式——社队企业发展为乡镇企业，极大地放活了农村经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繁荣了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从根本上缩小了工农、城乡差距。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繁荣农村经济的转折点。在农村改革胜利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改革拉开帷幕，国企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放宽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放下了企业的行政包袱，促进城市工业的大发展。“邓小平确立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工业支持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强调工农、城乡要相互支持，城市要带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思想结束了建国后重城轻乡、工业农业不协调的错误思想，开启了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基点。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一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城乡资源的合法流动，极大地调动了工农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了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直接提出要“加强城乡改革，处理好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为新时期的统筹城乡思想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新世纪以来：
城乡融合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总体小康，但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站在这样的新阶段，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指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限制因素。城乡关系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大统筹之一，此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城乡关系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从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来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都普遍具有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倾向；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这一认识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也从侧面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五年的统筹城乡发展，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带动式发展。在党的十七大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写入党章，同时又强调要把“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一思想随着城乡关系的逐步改善而产生，是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新要求，“一体化”表现的是一种城乡的“融合式”发展，是城乡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的农村正发生新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凸显，要加强农村改革，到2020年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面对这一任务，“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概念到实践再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项影响长远的国家战略。”我国要塑造城乡关系的制度化框架，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成为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关键之举。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实践期，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十八大上，***指出这是一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会议，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新的目标，要高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折射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更多强调的是要释放改革红利，使改革成果能公平地普照每个人，而重点在农村、在贫困地区能享受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城乡资源公平问题。我们仍然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三农”上，继续加大城乡发展统筹力度，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会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到“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从局部到全部、部分到整体的系统演化过程，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更是理论上的创新，从而带动实践的创新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桎梏，并指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要解决这一难题则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句话，表明我们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决心与路径，因此我们要着力**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深化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进行突破，“‘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总体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除此外，还有一个新的理论突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改为市场起决定作用，“决定”一词不仅可以活跃城市经济，而且可以活跃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资源的整合与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无疑是锦上添花。
“彼岸”工农、城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要长期坚持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策略。城乡发展一体化能够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中国梦”的实现起到了价值引导。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此岸”走向“彼岸”。
（一）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
“三农”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偏远山区、贫困地区，制约着我国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如***所提到的那样就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三农”问题跳出“三农”问题的圈子，有了新的解决途径，就是从城乡一体的角度来统一解决，也就是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深度融合。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市扶持农村模式。由于“三农”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各个击破。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三大产业之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物质基础；工业作为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能够带动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我们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用工业的发展来带动农业的发展，只有处理好工农业的关系，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工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实现农业的规模集约生产，大大提高我国的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积累性贡献，其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而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拥有先进的生产要素，因而城市把先进的生产资料流入农村，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市与农村从根本上说是和谐共生的，我们经历了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阶段，并实现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已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并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只有保持城乡互惠、城乡一体，才能解决好农村问题，同时也促进城市的发展。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力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经济更加繁荣，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户身份，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服务，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我们称这一群体为“农民工”，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群体，一头连着城，一头连着乡，“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劳动者与建设者，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的建立与健全，能够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成果。***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句话，表明了“三农”的重要性，突出强调了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下保障“三农”利益。
（二）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就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下提出的，这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方式，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也有助于城镇化的实现。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理论创新表明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下，我国的城镇化实现了新的发展，进入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在统筹城乡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农村形态下农民的市民化，让更多的农民不用远离家乡外出务工，能够就近创业就业，实现城乡居民的融合。城乡之间没有隔离带，让城市融入农村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就是在以人为本的指导下实现“人”的城镇化，是把全体人民纳入在内，不只是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农民，这种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城镇化，更是追求生态财富的城镇化。2015年11月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当下我们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由追求高速增长向更加注重中低速前进的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下，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城镇化，是突破传统的、协调城乡的、宜居生态的、国内国外的、城乡共享的新的城镇化。
（三）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国“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我党“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也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我们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小康社会的昨天是总体小康的实现，今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明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三对关系是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的。昨天是今天的铺垫，今天是明天的起点，明天又是昨天和今天的果实。我们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建成全面小康。***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句理清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道明了建成全面小康的“全面”二字。全面小康不只是城市居民得以享受的，更是农村农民得以享受的，是一种新的“城乡共享”小康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实现，关键看我们能否坚持并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昨天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明天期望我们的行动指南。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了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式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全面小康在新时期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只有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才能**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连接城乡命运共同体，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才能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四）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首先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由于中国当时经济落后的国情而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侧重在经济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简称“四化”。后由于**而中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思想，把经济建设的重心重新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以“三步走”战略的形式量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由物质文明走向物质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论断，并于党的十三大上首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把“和谐”加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并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表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此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由原来的“四化”变为现在的“新五化”。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表明我国的现代化是处在动态中需要根据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另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全面的建设目标，于本世纪中叶实现，形势刻不容缓。城乡发展一体化在这一目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像***所讲，“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而且容易出偏差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城乡建设是全局中的关键要素，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对现代化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中国梦”的价值指向。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指出这不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直接把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人民的梦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形成一个“家国梦”。这不是简单的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实践的行动指南，是惠及十几亿人口、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的复兴梦。它的深刻内涵把每一个人融入进来，体现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伟大梦想，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并身体力行，这样才能筑起“中国梦”的复兴之路。综上所述，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深层次来讲正是一种追求城乡发展公正、和谐的战略思想，谋求的是城乡居民共得共享，平等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更要平等地享受社会主义建设的福祉，追求社会的公正对待，城市和农村人口都能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优越性。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攻坚区、深水区，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无法同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因此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公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创造条件。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八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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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九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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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十
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石，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研读相关论文，深入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我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篇论文中，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进行叙述：改革开放的背景，改革开放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挑战，改革开放的启示以及对于未来的展望。
首先，改革开放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面临了许多深刻的问题。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秩序动荡，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为社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中国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并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其次，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成就。通过引进外资、开放市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中国的经济快速崛起，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还促进了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传承等方面。
然而，改革开放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经济增速放缓、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问题成为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发展的阻力。这些挑战提醒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需要寻找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只有解决了这些挑战，才能够确保改革开放取得更加可持续的成果。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其次，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开放的心态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再次，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这些启示将指导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不断前进。
最后，对于未来，我充满信心。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过了漫长的一段历程，但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未来，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同时，我也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推动全球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研读改革开放史论文，我对改革开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我相信，随着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十一
作为出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春风里的“80”后一代，虽然无缘亲历改革开放初期的轰轰烈烈，虽然经历改革开放不过三十几年，但不可否认，我们一直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中，享受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福利。
我的父母出生在1960年后，改革开放前。那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物资匮乏。粮、油、肉、糖、棉、布等日常食品、用品，都是凭票供应。我出生在1984年，改革开放后。三餐粮足，顿顿有肉。马路两边门脸里、小摊上商品琳琅满目。
父母那个年代，精神生活比较单一，大多数休闲时间只能看看书，逛逛公园。而现如今，各地旅游景点引人入胜，荧屏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各类文艺节目繁多，文化室、广场、棋牌室、公园应有尽有，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这一切的变化始于1978年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它掀起了席卷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那支撬动改革开放的哲学杠杆。这场讨论，成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哲学宣言，不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凝聚了思想共识，而且确立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模式。
小岗破冰，深圳兴涛，海南弄潮，浦东逐浪，雄安杨波……40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华夏神州在“历史的一瞬”翻天覆地、沧海桑田，即便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会想象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史诗般的进步”。40年飞跃万重山。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中国融入广阔世界，让世界发现新中国，即便是最固执的“西方中心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和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融为有机整体，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号巨轮坚定航向，闯险滩、战激流，彻底摆脱狭小水域的困境，开足马力、劈波斩浪，胜利驶入崭新而宽广的天地。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从1978年到2017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360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00多元；基本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分别覆盖13.5亿人、9亿多人；从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中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88.3%、45.7%；7亿多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数字，记录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到比较殷实、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从凭票证购买商品到通过电商买遍全球，从单调的文化生活到多姿多彩的影幕、荧屏、舞台，从自行车王国到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一串串事例、一幕幕场景，印证着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强国复兴迈向新阶段。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奋起直追，经济总量一路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跑、领跑，神舟奔月，天宫遨游，蛟龙入海，天眼探穹，北斗导引……大国重器竞相问世，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日益强大。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国和第二进口国，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确定性、主要的动力源，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社会主义展现新天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立足中国实际、结合时代特点，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创造性的提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推出了强有力的改革举措，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我们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夺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华民族勤劳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素有勤劳的美德，它代代相传，积淀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文明久盛不衰的巨大精神力量。***总书记曾强调，爱劳动这一美德是创造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改革开放40年，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传统美德，勤于创新，勇于开拓，用较短的时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12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34%。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40年物换星移，40年岁月如歌。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澎湃前行。
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打开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开启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新篇章。今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十二
改革，汉语词语，即改变与革新。现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不管什么年代，不管是谁，都少不了邮电”，这是1990年母亲朴实的想法。那一年，我初中毕业，她因此为我选择了浙江省邮电学校，也决定了我未来的就业之路。
1994年8月，中专毕业的我骑着初中时买的金狮自行车，后座捆着被子和席子，烈日下沿着宁溧路骑行15公里赶往人生的重要一站：秣陵镇邮电支局。
技术之路。
因为专业是计算机通信，理所当然进入程控机房成为了一名机务员，从事程控交换机及配套设备的维护工作，自此走上了技术之路，开始了自己的邮电生涯。
从事技术工作是孤独的，在1994年的农村乡镇感受更加明显。虽然距离县城不过10多公里，距离市区也不过30公里，但当时的秣陵镇还是典型的农村，一到晚上通往镇政府的唯一一条主干道漆黑一片，同事开玩笑说：“到了晚上放一炮都打不到一个人。”工作在二楼机房，睡觉在三楼宿舍，吃饭在一楼食堂，成为我和同事每天生活的全部。
一个机房，三四个机务员，设一个班长，班长负责排班，大家白班夜班轮班倒，确保机房24小时不断人，设备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通信业有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家著名企业，简称“巨大中华”，寄托了大家对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的期待和希望。我所在机房安装的正是巨龙公司生产的“hjd04”程控交换机，当时的江宁县邮电局就秣陵支局一家使用此设备，县城中心机房是日本富士通公司的f150，其它20个乡镇基本是中兴公司容量为500门的交换机。
每天的故障处理、每月的出账，接待用户的话费查询、电话报障是我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已经有114查号台，但农村用户查询当地单位的电话还是习惯打到机房询问，所以我工作不久就基本记住了秣陵镇所有单位的电话号码，直到现在还记得不少。因为设备的特殊性，我所在机房每月用户话费出账等工作都是本机房机务员负责，不像中兴设备机房，机务员只需每月拷贝出话费数据交给上级部门即可。作为刚刚起步不久的国产通信设备制造商，在运行的稳定性、计费的准确性和后期账务处理程序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如时常会出现超长话单等，这就需要每月出账时进行处理，还有话费查询、打印等功能也有所欠缺。当时，县局里基本没有计算机专业的员工，这些问题只能找厂家处理，而厂家在外地，很难及时处理，从而引发用户的不满。我来到秣陵邮电支局不久，通过自学、请教厂家工程师、分析计费程序源代码，逐渐掌握了交换机的话费数据结构，然后我又利用休息时间用c语言编写了话费查询程序、异常话单处理程序，较好地解决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避免了此类问题引发的用户投诉。
1997年，江宁开发区电信枢纽大楼落成，我有幸调入新区机房开始新一程技术之旅——f150设备的日常维护。不久，我参加了富士通公司的a级培训并获得证书，但因f150设备数据的非开放性和自身工作的性质，在技术之路上，我基本走到了尽头。2000年，我的工作又再次有所调整，开始迈上管理之路。
管理之路。
2000年，中国电信江宁分公司业务收入喜超亿元，迈入了新纪元。同年，我从新区机房机务员调整到工会工作岗位，迈入了人生的新阶段，实现了从技术之路到管理之路的转变，而这一干就是14年。
从与设备打交道到与人打交道，这对于一个从事多年机务工作的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设备障碍处理、机器命令输入，需要严格遵循障碍处理规范和命令格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容不得一点错误。但在服务员工的工会工作，则不能用处理设备障碍的“死脑筋”来应对，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软实力来应对人的工作。从在职员工到退休员工，从前端员工到后端员工，从公司内到公司外，我开始不断接触新人、新事、新思维。
企业民主管理、组织员工活动、看望慰问员工……在分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围绕企业经营发展，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会工作中。在与员工的接触中，我看到了众多员工身上的闪光点，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在机房建设、线路建设和业务发展上，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一个个漂亮的机房在他们手中建成，一路路电缆光缆在他们肩头架起，一道道信息高速公路在他们脚下延伸。传统的固话宽带到无线市话小灵通，最后再到cdma天翼业务，江宁分公司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迈进大建设、大发展、大提高、大服务的阶段。
与此同时，我在企业的不断改革中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法律工作、秘书工作和宣传工作，企业员工也在不断地调整着思路和定位。我作为一名基层的管理人员，利用自己的手，利用手中的笔，不断为企业发展擂鼓助威、献计献策，组织和号召员工共同努力，一起见证并参与到江宁分公司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不断壮大的历史洪流中。
支撑之路。
我的工作岗位调整到维护安装部，在离开维护工作14年后又回到“后端”，而此时的电信网络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曾经的铜缆已经被光缆取代，曾经的f150、中兴交换机已经退网。机房内的设备已经焕然一新，odf取代了mdf，程控交换设备已经被光通信设备取代。曾经的技术至上在市场浪潮的不断洗礼中已经逐渐让位于销售至上。
技术日新月异，我已经很难再重新追上飞驰的技术快车，但是多年的管理工作让我对企业的整体情况和基层管理现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回到后端工作岗位，我开始重新审视新时期、新阶段的建设维护工作，身体力行深入到一线工作中，重点强化问题源头分析和外包队伍管理，一点一滴带领分管部门的员工分析支撑困境，明确工作思路，着手问题解决。快速支撑是分公司对后端工作的要求，也是用户对电信的要求，但是对于拥有庞大无线和有线网络的江宁电信而言，快速支撑意味着背后需要强大的管理实力，决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装维服务、资源管理、合作单位能力提升……大量的基础工作需要面对和处理，而长时间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局限，再加上管理体制的问题，使得支撑之路磕磕碰碰，步履艰难。在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我本着“正视现实、找准方向、以点带面、逐步改善”的思路，投入到我所负责的装维、资源和客户服务工作中，为支撑工作贡献出我微薄的力量。
现在，我又回到了办公室。回望改革开放的40年，是通信行业大发展的40年。从1994年参加工作开始，我有幸作为其中的一员见证了江宁分公司的蓬勃发展，如今分公司也将跨越年收入10亿元的大关，这一切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改革，离不开开放，离不开一代代电信人的努力。作为一名一直扎根基层的电信员工，我深深地感觉到，电信从规模大上升到能力强再飞跃到管理精，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面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就一定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4月1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并发表“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主旨演讲。演讲向世界宣示了改革开放的决心，揭示了历史前进的逻辑。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4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砥砺奋进，团结创新，与时俱进，中国人民用自己干事创业的双手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改革开放之初，世界上没有现成的改革方案、开放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着、探索着。经过40年来的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从改革开放当时的gdp只有几千亿美元到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正全面迈入小康社会。
跨入新时代新征程的美丽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c919大飞机、洲际导弹，火箭卫星，护卫舰、驱逐舰、潜艇、反潜巡逻机，蛟龙入海万米深度潜水器、嫦娥探月、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一号飞船、北斗卫星导航系、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到2020年我国还将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站。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片中纷纷亮相，向世人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精彩、美丽的“中国故事”，领略了改革开放40年，一张张中国基础建设的大网是如何编织起人民走向幸福，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中感受到祖国的伟大，感受到做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感受到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港珠澳大桥项目是国家从战略高度、调集多方力量干成的。港珠澳大桥，这55公里连接的不仅仅是粤港澳三地，未来因它而形成的5.6万平方公里区域，将是继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后，世界经济版图上又一个闪耀的增长极。中国的高铁和高速公路也是世界级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地理环境极度复杂的问题，但最终中国打造了十分发达便捷的交通网络，这离不开无数工程师和工人们的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长江三峡工程、京九铁路、青藏铁路、川藏铁路拉林段嘎拉山隧道顺利贯通，从中华之星到和谐号再到复兴号，中国的高速铁路速度之快，从时速350公里的“和谐号”和时速380公里的“复兴号，不时刷新世界高铁动车记录，不断让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得到有力提升。同时，整个世界不仅感受到“中国速度”“中国制造”的强大力量，更惊叹于“中国创造”的迅猛发展。一组组数据，一张张图片，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新时期激情拼搏的印记，这是无数普通百姓品味喜悦拥抱幸福的时刻，这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证明。
40年来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生活用品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令世人刮目相看，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争相前来学习，借鉴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模式。
40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一面镜子，照亮了现实，也照亮了未来。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党的十九大已为我们指明了发展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新的目标，以人民幸福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展伟大的社会革命，为民族复兴和人类发展书写新的华章。
时光荏苒，日月穿梭。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
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30年。30年与50xx年的中国历史相比虽是短暂的，但其影响却重大而深远，它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未来。
感受最深的是与我们童年息息相关的教育，它以悄然姿态，在岁月的见证下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天，我无意中在妈妈的皮箱里发现了一张长方形的小票子，仔细一看，小票子上印着“全国定额粮票”字样。于是我问妈妈：“这是干什么的？”妈妈告诉我说：“这是粮票。几十年前，因为国家粮食供应紧张。所以每家每户都要按照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确定每人每月的粮食分配数量。”妈妈还说，如果想要去粮站买粮食，不仅需要准备钱，更重要的是准备粮票。可以这样说，在粮食极度缺乏的年代里，最宝贵的是粮票，第二才是钱。你可以用粮票换到钱，却很难用钱买到粮票。哦，这下我终于明白了粮票的来历。我又问：“那么现在为什么粮票又不用了呢？”妈妈说：“因为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物资供应很丰富，生活也就好起来了。买米、买面就不用再凭粮票了。”你瞧，现在超市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而且我们还可以随时买到各种品种的大米了。再也不需要用粮票了。
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遇到下雨天，就更不要说了，穿一件雨衣，再打一把伞，和雨水进行大战，但雨水还是可以渗透进你的衣服里，把小小的身体里里外外地洗刷一遍。每次回到幼儿园，头发、衣裤已经湿透，鞋子几乎是不能穿的。虽然身子又黏又冷，任衣物上流下的水汇成“小河”。在冬天，上幼儿园也是一个艰辛的回忆，因为暴露在寒风中的双手，总是会冻得通红，一个路程下来，手指早已成了根根的“红萝卜”……学校在发展，教室里，有了录音机，电视，投影仪，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学设施走进了学校，给课堂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教师的办公室里配备了电脑，教师可以上网查资料，可以备课，可以做课件，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的教学设施，给老师带来了惊喜。这在三十年前是一个神话，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电脑，这个新时代的产物，进入了校园，使用的不仅是老师。学校里有了电脑房，学生也可以通过网络增长自己的知识。当然除了电脑房，还有自然室、音乐室、学生阅览室等等各种多功能教室。我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给我们的校园带来的巨大变化。
现在，学校门前总是车水马龙，密密麻麻停满了车子，大多是一些来接孩子的家长的小汽车，场面甚为壮观。家庭环境富裕的，甚至还有私家车接送，不用担心风雨的吹袭。其实，这正是改革开放的魅力，以教育为本，以人为本，不断改变时下的教育条件，让下一代可以享受最灿烂的阳光！
看着身边这些变得越来越美好的事物，觉得自己成长在这样的世纪里，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愿用世间最华美的词句描绘这一切，但最后我用最平凡的记忆把它们装进了心里，这就是我眼中的改革开放！
老师点评：文章捕捉了时代产物“粮票”、校园、家长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交通工具的变化镜头，写出了小作者眼中的改革开放。语句通顺流利，结构完整，最后以美好的祝愿结尾，不愧为一篇佳作。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十三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了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本文试图从这一决策出台的国内背景对其进行解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建国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通过拨乱反正凝聚了民心，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如何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要求和做法。
关键词：改革开放决策国内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道是“饮水思源”，我们必须要铭记有功于这一决策的伟人，也需要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去深入地了解这一决策出台的国内背景，才能更好的理解、继续贯彻这一英明决策。
邓小平同志一生中经历“三起三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政坛的传奇人物。他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卓越的治国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对中国的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对我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总结，真正承担得起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角色。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既是这一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指导了这一伟大的实践。
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八大以来对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的探索，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如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错误的趋向――主要是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及其实践，也为党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开类似错误提供了难得的教训。实际上，改革开放的许多理论、观点、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总结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甚至是直接发展而来的。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实事求是是指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科学态度、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而且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精髓、出发点和根本点。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而要想在实际工作中能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成就，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选择适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真正的发展。
“左”倾错误为了确保自己能大行其道，对反对抵制甚至是不合作的人都要打击，粗暴压制，这极大地损害了党群关系、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使民心不稳、社会无序、政局混乱，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国内环境不稳，使得全国人民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国家建设。而通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正常国内秩序，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宁的国内环境，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总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符合当时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既是当时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从改革开放的国内背景可知，这一伟大决策的来之不易。在当前改革开放进入到关键时期的重要时刻，我们更需要时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一切从国情出发，紧扣时代脉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为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实践中发展和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并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地形式向人民群众宣讲，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真正地理解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的国内背景。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十四
摘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35年来，在改革开放引领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到多方面的既得利益，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改革开放。
关键词：改革开放;考验;决心。
改革开放考验是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与进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截止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成就，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入列;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重大胜利。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1)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已由过去的比较单一向多元复杂转变。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地方社会治安不容乐观，中等收入陷阱亟待规避，社会不良心理和倾向令人担忧……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
(2)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出现了深刻的调整。人们的社会心理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预期较低向对改革发展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明显增强转变，就业、教育等问题成为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关注的焦点，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难度加大。如何在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而且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基础的稳固。
(3)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趋增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同时，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新思想和与此不相适应的各种思想观念并存;一些“非主流”的思想意识阻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步伐;西方国家鼓吹的“民主化”、“自由化”仍有市场。因此，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成为解决问题的难点和焦点。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到多方面的既得利益，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改革开放。党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党的结束不久，就来到广东，接连视察了深圳、珠海、广州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重温改革开放之路，***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宣示了我们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参考文献：
[1]报告文件起草组：《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
[2]顾亚奇：《伟大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信出版社，2008.
最热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论文（案例15篇）篇十五
改革开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实施使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我在学习过程中深入了解了这一历史事件，并从中得出了一些重要的心得体会。本文将以五段式展开，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个人层面阐述我对改革开放的心得体会。
首先，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注重引进外资和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建立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持，并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随后，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推行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我深切体会到，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脱胎换骨，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和生活品质的大幅提升。
其次，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的实施使得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使得中国政治逐渐向更加开放、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加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也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我认为，改革开放为中国政治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文化的变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大大加强，这使得传统文化得到更多的传承和挖掘，同时也吸纳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作为一位年轻人，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年轻一代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年轻人更加关注时尚与流行，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从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多样化。
第四，改革开放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以“铁饭碗”为主导，缺乏创新和灵活性。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行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教育的改革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特长和潜力。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改革，中国培养了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最后，改革开放对于个人而言，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自由。我作为一个年轻人，通过改革开放，可以自由选择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和生活方式。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机会，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转变。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将继续探索和发展，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实现更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我们年轻一代而言，我们应当保持进取精神，将自己的力量与中国的发展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