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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一
一、引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
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ruleof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
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二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宪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进取维护师生的合法利益，维护学校的稳定和师生的安全，我校建立了“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突出重点、综合治理”的工作思路，始终把依法治校，依法执教，依法育人工作做为头等大事，列入学校的重要工作日程，纳入学校整体规划之中，定期研究、总体部署，努力做到抓严、抓实、抓好。经过专题学习、宣传、讨论等活动，帮忙领导、教师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职责，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任课教师课堂抓”的工作思路，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外聘法制副校长、分管教学副校长为副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成员的普法、执法领导小组，以德育为主体，以班主任为骨干，以少先队组织为依托的学法、普法工作队伍，健全了组织机构，明确了各自职责，把普法教育和依法治校工作摆在学校工作的重要位置。构成了层层有人管，事事有人负责的良好局面。
学校注重依法建制，逐步建立、完善了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学校行办及各处室根据本部门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行政、教育、教学、后勤等管理制度，明确了学校各中层干部、教职工岗位职责。为强化学校内部规范管理，学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上级行政部门、业务部门的具体要求及其他有关部门教育法律、法规，制定了《学校办学章程》，并认真遵照执行。在此基础上，学校内部体制的改革也不断深入，在《章程》的指导下，适应课改需要的和民主管理的师生申诉制度和教育教学工作考核办法相继出台，各种规章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充实与完善。这些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适应了学校在新形势下管理的需要，有力地推进法制建设工作，构成了学校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学校实行校长全面负责，校务会保证监督，教职工代表。
大会参加学校民主管理的“三位一体”的学校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强化了校长的职责和权利，校长有职、用权、有职责。有效地改变了职权不明，效率低下的状况，促进了学校管理的科学化。
1、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学校制定并执行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教代会，完善校长决策程序，学校的重大事宜由校委会团体讨论决定，凡涉及到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热点话题，经教职工民主讨论、教代会审议表决，进一步促进了校务管理的规范化，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进取性，增强了教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意识。会议期间发动全校教职工广泛提出意见和提议，关注学校发展。教职工每年提出的合理化提议，学校尽量采纳。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三
xx县xx初中是一所全日制民办初级中学，自办学以来，坚持“以人为本，以德育人，依法为准，依法治校”的管理理念，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作，增强了师生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培养了广大师生依法治校的能力和自觉性，全面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办学以来从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得到了全县乃至周边县市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赞誉！
一所学校健康平稳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民主规范的管理。xx初中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制定学校的章程，并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教学、财务、教师、学生、后勤分配、物资采购、基建、安全等各项管理制度进行健全完善，且遵循民主、合法、公正、透明的原则，然后，汇编成册，统一发放到师生手中，利用政治学习、班会、周会等时间认真学习，反复研讨，使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xx初中实行的是xx教育集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和权利，并接受教代会的监督，每期由教代会对校长的工作进行评估，并有组织地提出批评建议。
校内管理实行岗位责任制，对每一位教职员工定编定岗，职责分明，并层层签订岗位责任书；对教育教学、安全、卫生、环保、就餐、就寝、送车等都有明确分工，做到“事事有人干，事事有人管”，通力协作，构建和谐互通的管理体系，使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能有条不紊的布置、落实，有监督检查及反馈，有评比总结，奖罚分明。
xx初中开学初便对每一位教师进行为期一周的“师德师风”教育活动，要求每一位教师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循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强化“高标意识、竞争意识、和谐意识、规则意识、服务意识”，依法实施自己的教学活动。
xx初中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积极、稳妥地推进素质教育，让每一位前来求学的学生在学习好文化课的同时，利用校内广播站、黑板报、宣传栏、文学社等形式，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定期、不定期地开展体育、卫生、绘画、歌咏、计算机操作等方面的竞赛，并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到敬老院、火车站、汽车站进行义务劳动，使学生的人格更加健全。
xx初中有着一支思想过硬、技能精湛的教师队伍，他们遵循情感教育的教学理念，因材施教，视学生为子女，对每一位学生建立健全学籍管理，对学生的家庭情况、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了如指掌。因此，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保证了良好的教学秩序，形成“校风正，班风浓”的良好局面；师生之间和睦相处，互通有无。因此，在教职工、学生中无严重违纪和刑事案件发生，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所学校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民主的决策，大家的智慧才是最科学合理的。xx初中健全了教职工大会制度和工会组织，对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都交教职工大会讨论通过，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得以认可，教代会和工会确实有效地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依法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促进了学校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xx初中实行校务公开，首先从领导班子自身做起，开学初学校便把班子成员的任期目标，工作责任，发展规划向社会公布，其次，公开选拔优秀教师，竞争上岗，按岗位定报酬，不论资排位，且向全体教师公布，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
为了能更好的取得家长和社会的认可，xx初中健全了家长联系制度，定期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不定期邀请学生家长参加学校的听评、监考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交流沟通。
xx初中严把教师“入口关”，教师一经选聘，学校就要对他们的毕业证、教师资格证、健康证严格把关，并根据《教师法》和《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签订用人协议，然后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择优上岗，学校利用业务学习，政治学习的时间加强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同时，加强校本教研，鼓励教师在岗学习，参加进修学习，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培养，促使他们尽快地由“教员型”向“专家型”转变。教师在校期间，协议中的权益会得到合法的保障，否则，教师可通过工会等组织进行申诉，使他们的权益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xx初中视学生为“子女”，学生一踏入xx初中的校园，就如同走进温馨的港湾，他们会在教师的指导下生活和学习，并有计划地安排他们的文体活动。尊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坚决杜绝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利用班会、周会对他们进行安全、国防等方面的教育，一旦发生意外事件，由学校政教处组成的应急小组会以最快的速度，及时、有效地解决，做到程序合理，处理恰当。多年来，xx初中严格按照国家物价部门制订的收费标准收费，无乱收费现象，无学生家长对学校的收费进行投诉，得到了广大家长的一致好评。
学校认真贯彻国家和教育系统“五五”普法规划，抽调专门人员负责学校的“五五”普法工作，健全了制度，制订了计划，利用广播、板块、板报、文艺汇演、邀请派出所、司法所专职人员做法制报告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同时，学校还建立了普法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增开了法制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足课时，配备师资，选好普法教材，措施得力，效果明显，学校形成了学法，用法，依法办事的良好风气。
法制工作的有效开展，得益于领导的重视，xx初中成立了以校长殷铁塔为组长，副校长孙广付为副组长、政教主任周俊杰、张谜军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长期聘请城郊派出所所长为法制宣传副校长，监督指导学校的法制活动，并做好详细地记录，期末写出总结，使学校的各项工作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良性发展。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从苦寒来”，艰辛的付出，自会有成功的回报。xx初中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捷报频传，xx—xx年连续六年荣获全县中招统考先进单位，全县学科竞赛及教学水平测试先进单位，市、县重点高中优秀生源基地学校，县八星级管理示范学校，xx—xx连续五年荣获全县教育教学年终评估先进单位，xx市民办学校先进单位，xx市绿色示范学校，xx市青少年科技教育示范学校，xx省民办学校办学先进单位，xx省民办教育百强学校等荣誉称号。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四
过去的一年，我们按照依法治校条件标准和我校《“五五普法”依法治校规划》，经常与县司法局和教育局的主管领导和主管同志联系指导工作，确保了依法治校工作扎实有序地开展，收到了依法治校的育人效果和办学效益。学校在精神礼貌、“学习型组织”建设、教育科研、德育工作、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综合目标考核等方面工作荣获省、市、县先进团体。
普法依法治校工作，不比行政、教学工作易做，易落实，为此，为了把普法依法治校工作做得扎实有效，我们根据依法治校工作特点和需要，强化了五个落实。
一是工作班子落实。根据我校普法依法治校工作的需要，我们不但成立了领导小组，并且在领导小组下设立了宣教组、督查考核组、物质供给组、档案资料组，各组人员各有工作特点，进取肯干，办事热情高。
二是工作阵地落实。学校普法依法治校工作组设有专门办事的工作办公室，教师普法学习室，青少年学生学法的多媒体教室，档案资料室等应用尽有。
三是工作经费落实。凡涉及“五五普法”依法治校工作所需经费，学校行政优先及时解决。如解决教师普法专用学习笔记本，编写印发普法依法治校宣传资料，为教师和学生购普法学习读本，定期表彰奖励学法守法用法的优秀教师和遵纪守法礼貌学生等。
四是工作任务落实。年初，我们根据上级普法依法治校的工作任务与本校工作实情相结合，制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将工作任务分解到各个工作组，以目标形式通知各组。这样使工作既做到了有的放矢，也做到了有条不紊，还做到了我们所说的“人人有事干，事事能实干”的工作局面。
五是工作考核落实。平时，我们对师生学法、守法、用法情景进行检查考核作以记载。年终，我们根据年初所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对每个组工作人员和教师学法的完成情景进行量化打分，将考核结果记入教师业务档案，作为评模、晋级的依据之一。
我校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为学校的一个重要工程来抓，把普法工作作为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建立了普法职责制，定期召开普法工作专题会议，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学校普法工作构成了校长亲自抓，领导小组团体抓，其他部门配合抓，工作小组具体落实的齐抓共管格局。普法工作做到年初有计划，年中有检查，年末有总结，工作有始有终，有序运作。
一年来，我校领导班子学习小组坚持把学习法律知识作为一个重要资料，全年团体学习10次以上，学法有笔记，写有心得体会，结合工作实际，领导带头查找学习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整改措施，进取改善，牢固树立了依法行政，依法治校的观念。
（1）抓教师的平时学法。为了使教职工能系统的学法，我们将“五五普法”中教师应当掌握的30多部法律法规的主要资料编写成一万多字的《普法知识讲稿》，每月一至二次以讲座的形式组织教师学习。
（2）抓教师的集中学法。除组织教师一月一次的普法教育学习外，我们还利用每年的寒暑假集中3——5天组织教师开展学法活动。无论是平时，还是集中学法，我们采取了学法律、专题讨论、法律知识讲座、写心得体会、法律知识考试、依法对照检查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做到了团体学习有记录，个人学习有笔记，理论联系实际写有心得体会，对教师的学习情景进行了检测，对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进行了评赛活动，评选出了学法用法的先进个人。
（3）狠抓学法专题讲座活动。为了使学法与研究工作相结合，我们将教师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重点资料撰写了10多个学法专题辅导报告，开展教师学法专题讲座。如，在学习《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编写了《我们如何做一个师德高尚的人民教师》的专题讲座辅导报告，在学习《义务教育法》和《教育法》的基础上，我们编写《如何均衡发展学校义务教育》的辅导报告，在学习《宪法》、《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规基础上，编写了《“一学”（学法律）“三讲”（讲权利、讲义务、讲职责）》的学法专题辅导报告。在学习的过程中，学校根据办学情景和教师工作实际，拟定出一些专题，组织教师进行学法专题讨论，以此这样以利于教师以法联系实际，深入教师学习效果。
一年来，由于我们严格依法治校，坚持“以人为本”，讲求科学管理学校，换来了精神礼貌建设、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教育科研、教育质量等工作方面的好成绩。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五
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重大问题实行民主决策，重要业务实行集体会审，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二）建立公平、公正、高效、便民的现代行政程序。
依法行政的主要标志，就是形成一套体现公平、公正、高效、便民原则的现代行政程序。建立高效快捷的行政运转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根据每类业务的内容和程序，科学地设定工作流程，确定工作时限，并对各类业务的办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要求的政务公开制度。
必须公开办事依据、办事程序、办事标准和办事结果，公开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密切相关的事项。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对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便于人民群众参与管理、监督政府的政务信息。
（四）建立行政责任考核、追究制度。
行政机关正确执行法律，是依法行政的本质要求。要建立、健全行政责任制度，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形成完整的责任制度体系，将行政执法的责任分解到每个岗位，落实到人，并实施相应的考核、监督、奖惩制度。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作为和不作为、乱作为，造成重大后果的，必须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六
针对本干部职工的实际情况，重点要抓好依法行政理论的学习。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组织镇干部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依法行政的一系列重要精神；学习《信访管理条例》、《xx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本部门所执行的专项法律法规；学习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从而提高干部的法律素质，促进全体机关干部工作人员行政观、权力观的转变。
（二）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为保证依法行政年度工作计划的顺利实施，成立由党政一把手为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由办公室全面负责依法行政日常工作。
（三）突出重点，稳步推进。
要明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重点，以点带面，稳步推进，力争新的突破，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四）严格检查，定期考核。
将依法行政工作作为考核各部门和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年度目标考核，定期检查，年底考核，并严格按规定兑现奖惩。
三都镇人民政府。
二0xx年二月二十日。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七
依法执政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原则，也是推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多年以来，我一直从事政府工作，深刻体会到了依法执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实践中，我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依法执政要求政府机构具备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政府的执行者和决策者，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的法规制度，确保政府行为得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合乎公正和合理的原则。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有序运行，公众也才会对政府的工作有更大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依法执政要求政府行为遵循法律的规定。政府工作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和执行者，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处理事务，我们都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不能任意扩大或乱用权力。只有这样，政府的行为才能公正、透明，也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尊重。
第三，依法执政要求政府部门加强法律意识和法制素养的培养。政府部门是依法执政的主体，执政者应该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高尚的法律道德情操。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把法律作为自己工作的基本准则。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确保依法行政。
第四，依法执政要求政府加强与法律和司法机关的合作。政府与法律和司法机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合作和沟通。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响应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要求，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共同推动社会的法治建设。同时，政府也应该借助法律和司法机关的力量，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监督和约束，确保依法执政的实现。
最后，依法执政还需要政府加强法治宣传和教育工作。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媒体和渠道，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加强法治宣传和教育工作。只有让公众了解和认同法律的重要性，才能够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法治的良好氛围。政府部门在宣传和教育中要做到客观公正，不搞一言堂，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总之，依法执政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在实践中，我们要努力做到建立健全的法规制度，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加强法律意识和法制素养的培养，与法律和司法机关加强合作，加强法治宣传和教育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推动社会的公正和发展。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八
学校成立了依法治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校长、副校长分别任组长、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年级主任、班主任为成员。学期初，学校召开依法治校领导小组成员会，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制定下一步依法治校工作实施方案，始终把依法治校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做到依法治校工作与学校各项工作同计划、同实施，并把目标任务分解到学校各个部门和具体人员，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学校以“法制进学校”活动为载体，引导全体师生学法、守法，增强教师依法治教的本事和自觉性。
做好法制教育工作，前提是要保证教师知法、守法、用法。一年来，学校下发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学习材料，认真组织全体教师学习了《教师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消防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知识。学校还先后开展了“拒绝烟毒，反对邪教”手抄报展、法制教育黑板报比赛活动，聘请法制副校长进行讲座，开设“德育教育大讲堂”活动。在平时政治学习中，进一步充实法律法规与党的各项重大决策的资料，并把该项工作纳入对教师的评优评先与考核中。全体教师学法热情高，学校效果好，没有出现一例教师违法违纪现象。
学校以活动为载体，坚持做好学生的普法教育工作。经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学生从中受到熏陶，增强了遵纪守法的法律意识。
1、充分利用宣传阵地，进行宣传教育。学校教育处、团委按照学校工作部署，充分利用学校各种宣传阵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学校橱窗与教室黑板报的作用，规定橱窗与班级的黑板报每月更新一期，组织有关处室及学生会进行检查评比，评比结果纳入班级量化考核;利用学校广播与心理健康信箱，宣传心理健康知识、法律常识、学校好人好事;利用每学段升旗仪式渗透遵纪守法教育，增强守纪守法意识;举办法制讲座，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制辅导。
2、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增强学生法制观念。学校鼓励教师主动挖掘教材中的法制教育资料，对学生进行法制观念的渗透，长期坚持，潜移默化。学校要求班主任上好主题班会，每期的班会，都要提前确定主题，联系实际，从交通安全、人身安全、预防青少年犯罪等方面开展法制教育工作，为了保证主题班会的效果，学校每个月都要组织主题班会观摩活动，会后，班主任进取的讨论交流，共享经验，共同解惑。
3、开展法制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提高法律意识。为了确保学校普法的效果，学校进取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如开展法律咨询、组织法律知识竞赛考试，举办各种法制专题讲座、组织学生观看法制电影等，把普法宣传搞活搞实，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丰富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质，并将学校法制教育引向深入。
1、建章建制，强化法制管理。学校建立健全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定贴合学校实际的《学校章程》，完善学校各种规章制度，依法规范教育、教学管理，明确职责，落实职责，使学校管理真正走上法治的轨道。
2、认真搞好行风建设，加强师德修养。在师德建设上，学校针对社会上个别教师存在的为师不正、为师不廉等不良现象，组织教师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力弘扬爱岗敬业，爱生乐业，艰苦创业的精神，进一步净化了教师心灵，纯洁了教师队伍，全校呈现出团结、勤奋、拼搏、进取的局面。今年学校与每一位教师签订了《不有偿家教承诺书》，禁止向学生推销教辅资料和有偿家教，维护了我校教师良好的社会形象。
3、坚持校务公开，强化民主管理。
学校充分发挥工会的职能作用，把校务公开，民主管理做为依法治校的重要工作去落实。
【一】是依法召开职代会，调动全体教师员工参与学校管理的进取性。本学期，学校进一步健全工会组织机构，明确新时期工会职责探讨基层工会工作新路。学校工会按《工会法》和《职代会管理条例》，进取主动地开展工作。全体教师进取参与学校决策，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工作进取性。
【二】是坚持校务公开，促进学校和谐发展。学校大力开展校务公开工作，制定了校务公开实施方案，成立了校务公开领导小组和监督小组。定期将收费、财务收支、职称评定、评优树优、干部考核、发展党员、特困生减免费用等热点问题公开。每学期末召开校务公开会，向全体教职工通报情景，理解监督。此外，学校还经过学校网等途径公布学校各个方面的信息。校务公开增加了学校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了学校和谐发展。
【三】是实行民主管理，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学校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治学，树立“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观念，增强“当自我的日子过，当自我的孩子教”的主人翁意识，让每个教师都把学校的发展兴衰与个人的学习、生活、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强化民主管理的意识，鼓励教师对学校的发展主动献计献策。对教师们的提议，学校及时召开专题会，认真研究，进取采纳合理化的提议。
4、建立家长、学生、社会监督机制。
【一】是成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召开联系会，加强学校与家长、社会的联系，共商育人之策。
【二】是建立家长、学生来信来访制度，公开校长办公电话和上级主管部门举报电话，对学生、家长来访、电话或信函投诉做好记录，限期核实，及时处理。
【三】是学校坚持以公开信的形式，每学期多次向学生、家长发放书面调查问卷，广泛征求学生、家长对学校教育、教学以及管理方面的意见和提议，对反应出来的问题，及时落实，及时处理。
学校坚持依法治校，以人为本，尊重教师的合法权利，落实和保障教师待遇。依据《教师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确保师生的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建立和实行校内申诉制度，依法处理师生与学校之间的纠纷。
一年以来，学校努力做好学校绿化、美化、维修工作，正在想方设法改善教师的办公条件。
工会依法行使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时刻关心教职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每逢节日，工会配合学校慰问离退休教职工，并给每位教师送去节日的祝福;对特困教师倾注爱心，做好帮扶工作。
学校充分尊重和维护学生的权益。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开全课程、开足课时，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求广大教师遵循教育规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人格和个性发展。学校对贫困学生给予资助，对学习优异及有重大贡献的学生给予奖励。
学校创办心理健康咨询室，经常举行心理健康教育讲座，进取探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路子，培养学生心理自我调控本事，促进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构成。学校进取开展创立安全礼貌学校活动，学校成立了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逐级逐岗签订了安全职责书，经过各种形式对全校师生进行安全知识和自救知识宣传，建立了学生安全和伤害事故应急预案、处理程序和报告制度。学校还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对学校周边环境进行了综合治理。在收取学费等问题上，学校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收费，落实收支两条线。
回顾过去一年，我校的依法治校工作做得扎实有效，成绩显著。学校先后获得“成绩突出单位”、“教工之家”等荣誉称号。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努力，牢固树立依法治校的思想，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为构建和谐学校创设良好的基础。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九
体往往创业时齐心协力、朝气蓬勃，而事业成功后却松懈涣散，终至“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一个难题。
4年后，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和破解着这个难题。面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黄炎培难题”的新求解。
科学执政是前提。
“黄炎培难题”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党如何执政才能保持长治久安的问题。它触及的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就是党对国家政权、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进行领导的体制、机制、途径和方式。讲求科学，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第一要求。
科学执政，强调的是执政要合乎规律性，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来配置和运用权力、治国理政。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要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
执政为什么要讲科学？道理很清楚，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只有尊重科学即尊重规律，才能保证事物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执政也是有规律的，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执政者，有的执政好些、久些，有的差些、短些，无数次反复，这里自然有可循规律。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执政活动要遵循的规律更为复杂，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解中，“科学执政”被排在了最前面。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破解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前提。
科学执政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制度保证和方法运用。
首先，要有科学的执政理论。一个执政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科学的执政理论的指导。
其次，要有科学的执政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的执政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政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
第三，要有科学的执政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过河，那么方法就是船和桥。这里强调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船和桥建造得不科学，不仅不能帮我们渡河，还会把我们倾覆在河中。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要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民主执政是本质。
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的是把执政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
民主执政体现了党执政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党成为执政党后最根本的问题，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不能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问题。只有坚持民主执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
依法执政是保障。
2003年8月，我国出台了一部法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这就是《行政许可法》。它的出台，标志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实质性推进。今后，政府无论干什么事，都要看看《行政许可法》是否许可，没有许可的就不能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依法执政是时代的要求。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就是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绝不谋求宪法和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权。
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任务，更需要我们提高依法执政的本领，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依法执政，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强调的是执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者并举整体推进。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不论是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讲究科学、依靠科学，增强科学性和合理性。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离开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就会失去根本意义。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基本途径和保障。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民主执政，都要严格依法办事。
一是要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紧紧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个重大问题，总结执政经验，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有益成果，从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不断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
二是要积极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机制，既要理顺党内权力的授受、运行和制约体制，也要构建党的权力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运行机制，提高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支持和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
四是要树立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要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的关系，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依法组织和领导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十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坚持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也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依法行政、执政为民，才能让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切实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真正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用法治来调整、规范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需要牢固的思想基础，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法律意识的增强。因此，必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一)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掌握并能运用法律知识处理行政事务，已成为担任领导职务的必备条件。领导干部作为各项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法制观念的强弱和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依法办事的水平。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为官要学法、为政要用法”的观念，对必须具备的法律知识，要扎扎实实学深学透，学以致用指导工作，由注重运用行政手段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转变。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建立学法规划，制定目标任务，明确时序进度。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要论述，学习《宪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等重要法律，掌握担任领导工作所必需的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达到自觉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目的。
(二)不断强化公务员学法制度。具备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是国家公务员应有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在加强公务员法制教育的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要坚持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安排公务员的学法时间，实行集中学习。同时，坚持开展个人自学。二是要坚持学习法理和解剖实际案例相结合。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讲法律知识，而且要注重剖析典型案件，通过具体生动的实例，帮助掌握所学的法律法规知识。三是要坚持经常检查与定期考试相结合。
(三)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学法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需要，是实现依法治市的根本要求。对行政执法人员要有针对性、经常性、多渠道地组织法律知识更新学习培训。要把本职工作所需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作为学习重点，熟练掌握执法活动所涉及的实体法知识。行政执法人员上岗前，要进行法律知识考试，考试合格方可领取上岗证书。总之，要通过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学习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法律规范处理行政违法案件，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程序开展执法活动。
二、致力行政行为规范化，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锻造“公共”队伍。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经济、区域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竞争更加激烈。哪里政府管理规范，办事效率高，服务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实现大的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搞好管理创新，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效率。
(一)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应当体现政府是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者、经济活动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执行经济活动规划的仲裁者及战略规划的制定者。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凡是企业、市场、社会和公民能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事，政府就不必介入。要规范政府的权力，改变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的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二是要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生产经营一线和竞争领域退出来，从“运动员”的角色转变到“裁判员”的角色，不再参与经济的微观活动和具体事务。三是要由行政指挥向综合服务转变。要改变权力导向型的管理方式，正确运用政策引导、信息咨询、经济发展规划、公共服务等多种手段，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服好务。
(二)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并减少审批事项，改革并规范审批行为，是政府职能转变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是要合理设定审批权力。政府必须放松对企业、商品的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对资源的垄断和资源的行政配置。对保留下来的审批事项，应当明确程序、时限和责任，并对外公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事后监管上，加大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二是要严格规范审批程序。以“简化”、“公开”、“规范”为原则，加强审批程序控制和制度化管理。要建立和完善职能部门内部的会审制度、审批登录制度、听证制度、重大审批事项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实行审批行为过错追究制度和终身负责制，制定政府审批工作监督管理办法，落实监管责任。三是要实行审批权与检查处罚权相对分离。通过设立专门的行政执法机构，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对审批权的监督制约，抑制和防止审批权的腐败，而且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和市场的监管。
(三)积极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形式。科学的机制出活力、出效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应突出制度创新，完善运行机制，靠机制和制度来保证政府行为的规范协调和高效运行。一是要实行依法决策。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完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决策程序。对政府决策的每个环节，都要采取适当形式，在一定公众范围内予以公开，广泛征求群众和社会的意见。同时，应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因盲目决策而造成重大失误、导致重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二是要强化程序意识。讲求程序是现代化法治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理念，也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的办事程序应当做到规范、公开、合理，最大程度地方便当事人。要充分利用程序的约束，杜绝办事人的随意性。三是要积极推行电子政务。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实施行政管理信息化、现代化步伐，进一步提高行政水平。
三、着眼行政执法制度化，着力优化发展环境，锻造“服务”队伍。
我国百分之八十的法律和全部行政法规都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执行的，大量的社会事务都要通过政府的行政行为来完成。因此，严格依法行政便成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中心环节。
(一)切实转变执法观念。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少数行政执法人员的“官本位”意识还比较浓厚，有的甚至将法律赋予的权力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执法“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仍不同程度的存在；多头执法和多层执法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转变执法观念，破除特权思想，强化服务意识。对于行政执法人员来说，要不断强化“一切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依法行政是为人民服务的职责”的公仆意识，自觉把国家法律法规作为从事行政行为的准则，坚决纠正重权轻法、以权压法的思想和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通过说服教育、示范引导、提供服务和依法治理、文明执法，做好改革发展阶段的执法工作。
(二)实行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相脱钩。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大了规范行政执法的力度，行政执法活动从总体上有了较大进步。但是，“收费养人、养人收费”、“执法就是收费”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屡禁不止。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使执法行为与经济利益彻底脱钩。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有利于部门转变职能、改进作风，从收收支支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从算小钱、较多考虑部门利益中解脱出来，把职责和主要精力真正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上来。因此，要不断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将政府各部门的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百分之百实行“收缴分离”；部门预算要全面反映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状况，提高各部门支出的透明度；要改变现有财政对行政执法部门经费的管理方式，足额供给其经费。
(三)健全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要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水平，必须把执法权力与执法责任联系起来，规范、约束执法活动，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要把政府各部门负责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职责，分解落实到具体的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依法确定职责权限、执法标准、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及保障实施的措施，确立政府及其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依法行政的第一责任人，明确每个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实行行政执法首长负责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对发生严重执法过错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承担过错连带责任，对执法过错直接责任人视情节轻重予以责任追究。
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必须强化行政权力的监督，防止行政主体权力扩张和滥用。
上的社会公正。因此，必须着眼于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即公民有权知晓政府行政权力的意图、依据、过程、结果)和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来推进政务公开制度。一是要明确政务公开的主体。政务公开不仅包括各级行政机关，还应包括具有一定行政权的国有公司，如邮电、电信、供水、供电等国家垄断性行业。二是要明确政务公开的范围。除涉及国家整体利益、个人隐私、企业经营秘密外，对一般信息，如行政立法、行政机构改革、人事制度、重大经济建设和公共福利设施建设项目、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事项，都应纳入公开范围。三是要明确政务公开的形式。政务公开应以政府主动公开为主，可采取政府公报、召开会议、政府上网等形式。除此之外，对政务公开的审查机制问题、收费问题、信息的时效性问题均应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对行政执法权的全方位监督，确保行政执法权得到依法行使。一是要加强党的监督。充分发挥各级纪委教育、监督、查处、保护的职能，加大对行政执法部门、党组织及党员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通过来信来访、明察暗访、联席会议等多种途径，调查了解执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对构成违纪的迅速立案处理。二是要强化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通过定期听取执法汇报、专项调查、工作检查、视察等渠道，加大依法监督的力度。三是要加强内部监督。各级政府要强化对下级政府和所属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四是要加强社会监督。要主动接受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及舆论监督。
五、推行公共服务社会化，降低行政成本，锻造“效能”队伍。
降低行政成本，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必须围绕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锻造“效能”队伍。
(一)继续推进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总的方向应是财权向中央相对集中，事权向地方相对分散，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提高运行效率，从而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政令畅通、运转协调。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与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科学规范部门职能，按综合职能设置机构，将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建设小机构、大服务的政府。同时，要加强对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职能的立法约束，把机构编制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二)不断降低行政成本。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增强成本意识，把成本管理纳入政府管理之中。要强化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预算制约编制的分配，控制机构、人员和经费膨胀。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通过法制化的政府采购、规范的财政支出制度促进行政成本的控制和降低。实行公务员收入透明化，杜绝在国家规定之外自行提高标准和变相发放奖金补贴。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前后财产审计等制度，有效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十一
浅谈依法信访与依法行政的关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依法信访是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从法制角度规范信访行为。我国特定国情的信访工作，作为行政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之所以能够在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说明依法信访与依法行政具有完全一致性。
依法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民主法制原则，将行使行政权力，实施国家事务管理的行为制度化、法制化。严格依法行政已成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基本准则。
首先，依法行政是我国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求行政管理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做到高效、公平，严格按照法律要求管理国家事务。人民赋予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目的是通过行政管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服务。人民通过权力机关制定法律，表达意志，再由行政机关依法落实，以确保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目标。其二，依法行政是市场经济对政府活动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经济组织成为独立于政府的市场主体，对其组织、计划、监督等国家行政活动，主要依靠法律法规进行调节和约束。其三，依法行政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要求各项工作能依法进行，实现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其四，依法信访是维护社会稳定，及时化解新时期人内部矛盾的有效手段。信访人向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或要求，受理者以依法行政为前提，处理信访问题，保障信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践证明，依法信访已经成为依法行政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五，依法信访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依法治国重要方略的重要环节。
《信访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做好信访工作，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信访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工作走向法制化，会带动信访工作走向法制化；同样，信访工作不断走向法制化，也会推动政府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三、依法信访的实现途径一是认真贯彻执行〈〈信访条例〉〉。〈〈信访条例〉〉是规范国家信访工作的行政法规，〈〈信访条例〉〉自1996年实施以来，在深化信访工作改革、推动信访工作建设、把信访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等方面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不少地方根据〈〈信访条例〉〉及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细则，明确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工作人员和信访群众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促进了依法信访工作的逐步扎实开展。因此，认真贯彻执行〈〈信访条例〉〉是实践依法信访的首要任务。二是在信访工作中引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对保障社会上的贫弱者享有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法律帮助权，实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实践看，法律援助对象所要解决的问题，大多也都是信访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二者有许多共同点，在内容上是互相交叉的。而且，二者的结合，使信访工作纳入了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过程并使信访工作更加规范化、法治化。在信访工作中引入法律援助制度，不仅可以通过法律咨询为群众解难释疑，而且还可以通过仲裁与调解为群众提供较为经济、灵活的服务。三是加强信访工作与行政复议、仲裁、司法等部门工作的结合。要疏通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的联系渠道，加强与司法、仲裁部门相互间的联系和沟通，使一些属于司法、仲裁部门处理的案件直接由司法、仲裁部门处理。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十二
依法执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只有坚持依法执政，才能够保证国家权力严格依法运作；才能够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全社会成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够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
依法执政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律治理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市场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些情况都要求党的执政活动必须适应经济活动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势，在法制的范围内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水平和能力。
依法执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要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就必须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利义务机制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使社会成员既充分享有权利、行使权利、维护权利，又切实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做到权利义务相统一，实现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依法执政是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法律通过确立和实施稳定的、公开的、规范的制度和规则，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牢固的基础、持久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我们党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必须掌握法制的手段，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发展历程和科学总结。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七大修改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以党规党法的形式把“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确定了下来，使之具有了党内最高的法律效力。这绝非偶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党长期执政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回顾我们党执政方式逐步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深刻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进一步明确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对于把握执政规律，更好地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执政方式逐步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
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基本方式，即执政党以什么样的途径、方法把其政治主张变为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执政方式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处理党政关系、党法关系、党群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到执掌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不同，执政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科学、民主、法治，始终是我们党执政方式追求的目标。
党局部执政时期对执政方式的初步探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开始。后来，适应战争形势发展和任务变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根据地政权建设为战争的胜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党在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一定领导经验和执政经验。一是始终坚持党对根据地政权、对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地位。二是提出处理好党政关系的主张。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的讲话、1942年9月1日党中央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都表明，当时我们党对党政关系的认识是正确的。只是后来为了使各抗日组织和各方面工作紧密配合，以集中全力开展对敌斗争，党在领导体制上出现了对后来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三是制定了一些法律，但主要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四是具有民主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都是民主政权。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政权性质是民主的。
新中国成立后30年执政方式的曲折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开始在全国范围执政。在如何执掌全国政权的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有初步的正确的思考和设计，但是由于种种复杂情况，这些正确的认识和理论原则难以发挥指导作用，出现了执政实践与理论原则相背离的现象。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仍然沿用革命战争年代高度集权、以党代政的那套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搞“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框架中转圈子。其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还习惯于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眼光、思维方式观察分析建设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局势。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还没有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意义上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30年执政方式的改革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们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肩负的执政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以高度集权、以党代政为主要特征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显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党中央提出了不断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思想和基本思路。第一，在党的领导格局上，解决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问题，由包揽一切、高度集权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转变。第二，改革领导体制通过制度规范来解决。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由以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转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
执政方式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位一体，共同构成党的执政方式，反映党对执政理念和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学执政强调执政的科学性，民主执政强调执政的人民性，依法执政强调执政的合法性，三者结合在一起，勾画出党执政方式的完整框架，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科学执政，尊重和符合客观规律。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所谓坚持科学执政，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其中，探索和遵循三大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执政活动，是科学执政的核心和本质，是执政的科学性之所在。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治国理政，是实现科学执政的途径、保证和目的。以上对科学执政内涵的表述，高度精确地概括出“什么是科学执政、怎样实现科学执政”这两个重要问题。坚持科学执政，必须不断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即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和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规律。坚持科学执政，必须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科学的制度作保障、科学的方法来施政。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执政实践。以科学的制度作保障，就是要科学配置和运用国家权力，用科学的制度规范执政行为，既要科学配置和运用权力，又要健全科学决策机制。以科学的方法行使执政权力，一是民主的方法，二是法治的方法。
“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中，“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讲的是民主执政的本质内涵。“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讲的是民主执政的实现途径。以上阐释，从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视角，揭示了我们党民主执政的本质特征和动力源泉，明确了党坚持民主执政的根本目的和实现途径。民主执政要以为人民执政为根本目的，以靠人民执政为动力和途径，以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
坚持依法执政，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实行法治，这是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本质区别。我们实行依法执政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我们坚持的依法执政，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法制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坚持依法执政,必须依法用权,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推进依法行政，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当代西方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及其分析。
2010年01月12日来源：辽宁大学学报浏览次数：665文字大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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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1](p29)基于这一思想，我们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过程中，有必要了解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并对此得出科学和客观的认识，从中把握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一、当代西方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
执政或参与执政是政党区别于一般政治组织的根本标志，也可以说是政党的“天职”。17世纪到19世纪，近、现代意义的政党最先在西方普遍出现，因此，西方政党执政的历史也相对较长。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西方各国政党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政党执掌政权的一系列制度法规，形成了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1.参加选举，获取执政资格。
当代西方的政党体制是竞争性政党体制。
所谓竞争性政党体制是指在一个国家中一般都存在几个具有平等竞争关系的政党，其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有单独或联合执政的可能。在这种政党体制下，最终谁能成为执政党，决定胜负的惟一途径是参加选举，选举获胜是西方民主中合法执掌国家政权的重要根据。特别是，目前欧洲许多国家在选举制度中都实行了“入选线”规则，即规定：如果一个政党在选举中得不到一定数量的有效选票（各国的有效选票一般在3％-10％之间不等），就不能参与议会议席的分配，无缘于议会这一进行权力角逐的重要场所。即是说，一个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不仅关系着能否获取执政资格，而且关系着能否获得参政的资格。鉴于此，参加选举不仅成为了西方政党执政的第一步，而且被确立为政党的中心任务，包括调查选民意向、制定竞选纲领、提名本党的候选人、筹集竞选经费以及发动宣传攻势等，其它活动都要服从或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尤其是，西方政党的中心任务是随着几年一次的大选，周而复始的。大选开始，党的中心任务就提到议事日程；大选结束，党的中心任务就暂时告一段落，政党也暂时退入后台，直到下一次选举来临，再重新活跃。即使在选举中获胜的党，也无权直接干涉政府的施政问题。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政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是十分清楚的，也可以理解为西方政党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纲领是不能等同的。了解到这一特点，我们就能清楚地解读西方社会中的许多政治现象。例如，为什么美国两党在选举时和选举后总是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对华态度，选举时，反华论调比较高，执政后，反华论调逐渐降低，这其中就有着重要的选举因素。选举时，政党考虑更多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迎合某些人的需要，而执政后政党就必须兼顾国家利益。
2.控制议会，将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
议会是西方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任何一个政党的主张，包括执政党的主张，只有在议会中讨论通过，才能具有法律效应而贯彻执行。显然，控制议会是西方政党执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议会中的政党组织即议会党团，也因此取代了议会外的党的全国委员会，成为选举结束后进入议会内各政党的决策机构，负责研究和决定本党重要的投票立场，负责统一本党议员的立法思想和行为。议会党团和党的全国委员会相对独立存在，是西方国家政党组织结构的重要特点。
按照各政党的地位和实力，西方议会中的政党一般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反对党）、多数党和少数党。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如英国，由于政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立法选举，首先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然后再组阁获取。因而这些国家中的执政党就是议会多数党，政府向议会负责，政策与立法的趋同性较强，执政党的权威性也相对较高；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如美国，由于政党的执政地位是直接通过竞选总统而获取的，议会选举另期举行，一个政党不能保证在两次选举中同时获胜。因而这些国家中的执政党并不一定就是议会多数党，政府不向议会负责而向选民负责，政策与立法的趋同性较弱，执政党的权威性也相对较低，同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党，往往是一党把持政府、一党把持议会。虽然，西方议会常常是由多数党控制的，但少数党或在野党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立法过程，牵制或阻碍多数党的主导作用，通过达成妥协，为本党争取利益。有人称西方议会中的这种现象为“搏奕规则”，即在通过何种方案和政策治理国家的策略问题上明争暗斗，而在维护现行政治制度方面却携手合作。西方议会中政党活动的这一特点必然导致议会内党派斗争的激烈与复杂，相互争吵、相互倾轧、相互牵制的现象十分严重，也使许多重要的议案得不到及时的通过和执行。鉴于此，邓小平同志曾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定，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p240)。
3.间接介入政府，贯彻和体现政党的主张。
在西方，政党赢得选举，成为执政党的标志，就是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执掌政府。但是，由于西方政党以竞选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政党与政府之间有较明确的职能划分，因此，执政党一般都不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而是以执政党的领袖出任政府总理或总统的形式发挥间接作用。尽管这种间接作用的形式，使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总理或总统有了很大的自主权，政党对他们难以实行领导和约束，然而，为了赢得本党在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为了使政府提出的议案能够在议会中讨论通过，一般来说，在实行重大决策前，执政党领袖都要征询本党议会内外领导集团的意见。所以，这种间接介入政府的形式，也多少体现了执政党组织一定的指导与影响作用。
二、当代西方政党执政模式的进步与局限。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出现两种形态的政治统治形式，即君主政治和政党政治。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君主政治是把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大权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而政党政治则是把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大权集中在一批人组成的政党之手。毫无疑问，相对君主政治来说，政党政治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君主政体下，人民毫无民主权利可言，而在西方政党政治下，尽管这一政治的实质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西方政党执政模式中所蕴含的代议制民主形式，毕竟赋予了群众一定的民主权利，保证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一般特征。
西方政党执政模式是以竞选和组阁为中心的，竞选获胜、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是政党执政的惟一途径。而要赢得选举，就必须发挥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的支持。为此，政党一般都欢迎新团体的加入，给予他们在政党纲领形成过程中的发言权。比如，美国民主党为争取工会的支持，在党纲中就强调工会权利、公平的劳工制度、福利待遇和教育机会等以吸引工人。这就是说，在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下，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包括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政党，都可以运用选举和议会这种舞台向当政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满足自己的部分要求。这不仅使群众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也大大减少了各阶级、各阶层间街头的直接对抗，在处理社会阶级矛盾中起到了重要的“缓冲”和“微调”作用，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的发生，使西方社会百余年来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保证了西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然而，我们在肯定西方政党执政模式进步意义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这一执政模式在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和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由此也给西方政党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这种消极影响和局限性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党的群众基础方面，人们对政党政治的兴趣日渐淡漠。
在西方政党执政模式下，政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参加选举，一切都服从于选举的需要。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政党努力寻求代表各类选民的利益和包容各种“世界观”，党内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应有尽有。现在有人称美国两党为驴头象尾党（驴和象分别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称），言外之意就是从党的主张上已经看不出是哪一个党了，选择谁都一样。此外，在西方，近些年来政治权力快速向权力政治转化，不少政党政治家为公益服务的精神在消失，为私利而奋斗的倾向增强。甚至为了选举的需要，政党候选人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许诺选民的要求，把对选民要求的承诺，作为玩弄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致使人们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厌烦情绪。1995年，美国社会曾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其中有88％的人批评政党在选举前乱许诺空头支票[3](p21)。同时，这种为了选举，不要原则的做法，使党的纲领日渐模糊。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一般来说，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4](p31)作为政党，如果没有一个积极明确的纲领，也就失去了可供人们判断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必然会渐渐失去群众。西方政党正是由于在党的纲领上的日渐模糊，从纲领党走向选举党，从阶级的党变为纯粹选举的俱乐部，使人们失去了目标追求，使党员没有了归属感，进而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抗衡。人们对政党政治的抗衡有的体现为拒绝参加政党或选举，由此导致西方国家政党的党员人数和民众的投票率普遍下降；有的则表现为将选票投给无力主政的政党，其中包括右翼和极右翼政党，使这些党的支持率骤然上升，这也是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政党势力抬头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对政党政治的兴趣日渐淡漠是当代西方政党执政模式面临的最深刻危机。
第二，在党的自身方面，金钱政治的实质日益暴露出来。
任何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并不能因此把政党的活动说成是金钱政治。我们之所以把西方政党的活动及其执政模式的实质，揭示为金钱政治，是因为对于西方政党而言，金钱已超出了维持政党正常运作的范围，政党已越来越为金钱所操控，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操控政党的举举。在西方，政党要获取执政资格，就必须赢得选举，而要赢得选举，就要有足够的金钱支持。可以说，哪个政党控制的金钱多，哪个政党胜选的可能性就大。据统计，在1866年-1980年间的31次美国总统选举中，有26次为支出费用多的一方获胜，最近二十年也呈现出这一倾向。而且用于竞选的费用越来越高，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总花费是3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5](p130)。那么，用于选举的钱从哪里来，途径有三：一是党员的党费；二是国家的补贴；三是社会各界主要是垄断集团的政治捐款。前两个渠道的资金是有限的，政党竞选的主要费用来源于各垄断集团的政治捐款。政党选举需要金钱，垄断集团也就以金钱为诱饵，迫使政党日后运用手中的权力以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由此，我们不难想像，垄断集团一旦用金钱操控了选举，就能够在日后左右议会的表决，影响政府的决策，金钱政治的实质是暴露无疑的。正是这种金钱政治的实质，使西方社会权钱交易的腐败丑闻不断出现。特别是作为引发腐败的政治捐款活动，有些是“合法”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和政治惯例允许的，因而由此导致的腐败，也必然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恶果，必然成为西方政党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可以预测，随着西方政党越来越热衷于选举，金钱政治的实质日益暴露，随之而来的腐败危机也将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大党、老党的垮台，如日本自民党和意大利天民党的下台，都是直接因为腐败而失去民意，在选举中失败的。江泽民同志多次告诫全党要吸取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垮台的经验教训，其中也包括吸取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大党、老党垮台的经验教训。
三、政党执政模式的客观性以及对当代西方政党执政模式的有益借鉴。
西方政党在执政上有共同的特点，形成了基本的执政模式，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又是不同的。像英美两国政党执政资格的获取，执政党与议会多数党的关系，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政党是一党单独参加选举和组建政府，而有的国家政党则是多党联合参加选举和组建政府。再如，意大利是典型的议会制的多党制，而法国则是“半总统半议会”的多党制等等。这种具体操作上的不同根本在于各个国家政体、选举制度以及政治力量成熟程度等的不同。由此表明，政党执政模式的确定同本国的国情是密切相关的，具有很强的客观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必然导致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各具特色。脱离本国国情的政党执政模式必定是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西方政党执政模式承载的是西方国家的权力动作规则、西方国家的国情和党情，因而我们决不能机械照搬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而是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全面进步，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从保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体制。
当然，坚持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和执政模式，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政党制度和执政模式的全盘否定，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对待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积极借鉴其中体现政党执政一般规律和共同要求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客观认识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借鉴：
1.坚持依法执政。西方国家宪法对政党的执政模式从来没有从根本上确定，但是就如何组建政党，政党如何开展活动都有明确的规定，有些国家还专门制定了《政党法》，对政党的活动加以规范，从而迫使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任何政党都不能高于法律之上。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议会中政党争吵激烈，在欧洲一些政党联合执政的国家，政府更迭频繁，包括这次美国拉锯式的总统选举，都没有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发生，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序运作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说，对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执政规律认识不够，以人治代替法治，是共产党执政的一条最深刻、最沉痛的经验教训，并因此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今天，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已成为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不断推动这一进程，要求我们既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又吸收和借鉴西方执政党依法运作的合理因素。
2.实现权力间的必要均衡和相互制约。分权与制衡是西方国家重要的宪法原则。这个原则体现在国家政权的组织上就是实行了三权分立；体现在执政党内部就是形成了来自议会党团、执政党政府、党的全国委员会的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谁都不具有最高的权威，彼此间相互制衡。实践表明，这种分权与制衡的做法，对于防止权力的官僚化，限制权力的滥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毫无疑问，西方国家体现分权与制衡的做法是不适合我们的，但这种思想却可以为我们所借鉴。我们应以切合自己的实际做法，例如，要改革目前“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将党内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当分开，加强党内监督；要充分发挥我国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强化党外监督等等，以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3.加强党的群众基础。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西方社会中的广大公民都享有了选举权。显然，政党要赢得选举，获取执政地位，仅靠金钱的支持是不够的，同时还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争取足够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当代西方政党都日益重视自身的群众基础建设。像一些老牌的资产阶级政党，原本都是精英党、议会党、干部党，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现在不仅建立了，而且在努力发挥基层组织联系群众的作用；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布莱尔等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还专门发出了走向社区的号召，等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执政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重要的建党原则，也是党重要的政治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能永远拥有执政资格。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刚刚执政不久，就尖锐地指出：对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6](p372)。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十三
一、引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
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ruleof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
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十四
根据《中国共产党***市委关于印发***市***年依法治市工作意见的通知》(佛发[20xx]14号)的精神，一年来，我局以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市依法治市工作部署，以依法行政、规范执法，铸造新型城管行政执法队伍为目标，围绕“执政为民教育年”活动和“公正执法树形象”主题，着力抓好各级班子建设和执法队伍建设，注重建立完善执法配套制度，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努力提升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10月(年终总结相关数据以12月底统计为准)，市及五区执法局教育、劝导、纠正违法行为215794宗次，立案查处市容环卫、城市规划、绿化、市政、环保、工商、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的违法案件25153宗，作出处罚23633宗。市局组织、协助各区执法局查处各类案件304宗，各区执法局被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7宗，其中维持5宗，正在审理2宗;被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5宗，其中维持1宗，正在审理4宗。现将我市城管执法系统依法行政的主要工作汇报如下：
一、宣传教育先行，抓好依法行政的宣传工作。
市和禅城、三水、高明区执法局今年3月挂牌运作后，全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得以全面推进。为增强广大市民的城管法治意识和参与城管的责任，贯彻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指导思想，我们坚持宣教先行、以人为本的理念，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成立对外宣传机构，建立媒体、载体宣传阵地。
我局由局领导挂帅，成立了对外宣传专责机构，与新闻媒体建立“互动”联系机制，设立了“机构职能”、“政务动态”、“网上办事”、“法律法规”、“城管之窗”、“大事记”、“行政执法”、“发展规划”、“统计资料”、“投诉咨询”、“信息刊物”和“专项整治”等城管栏目，创办了行政执法《简报》，由此，形成了以电台、电视、报纸新闻媒体和《简报》、网站载体为主的宣传阵地，加上针对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取得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效应，保障了行政执法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发挥媒体宣传优势，上路执法打响头炮。
二是制作电视广告宣传片。在办公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我局投入5万多元制作了四套城管法规公益宣传广告片，每天在***电视台滚动播出，得到了媒体和群众的好评。
三是开辟报刊宣传专栏。与***日报社联合在《***日报》民生版每周一期推出图文并茂的《共建美好家园》栏目，以案例说法形式向广大市民宣传和普及城管法律知识。
四是创办《简报》。用简报形式向上级领导和职能部门通报执法情况，宣传城管知识。
五是组织各类互动宣传。在电台、网站与市民直接对话，在街头提供法律咨询，并在市、区执法局分别设立投诉电话和投诉信箱，办理市民投诉、倾听市民意见和建议，均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教育、沟通和互动效果2016年依法行政总结2016年依法行政总结。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依法行政的综合素质。
执法队伍建设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坚持依法行政，铸造新型城管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是首要前提。
二是把好培训关。新招公务员上路执法前，我们均在军营组织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式培训。内容主要有：强化军事队列训练，养成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作风;学习上级文件、规章制度和执法手册，贯彻依法行政理念和原则;进行“五法”学习，考劝行政执法证”，获得行政执法资格;组织与执法七大职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执法业务培训，掌握执法技能和技巧;学习国家公务员常识，考取公务员资格。10月30、31日我局执法人员参加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甘文法官主讲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许可法》的讲座。
三是把好制度管理关。市和各区执法局先后建立和制定了《行政执法人员行为规范》、《行政执法人员业务学习培训规定》、《各科室人员岗位职责》、《行政执法值勤考核办法》、《执法人员十不准》等规章制度50多项，并落实用制度管人管事，促进依法行政。通过严把三关，努力铸造一支政治强、思想好、业务精、作风硬、纪律严、廉洁高效的城管执法队伍。
三、重视建章立制，建立完善行政执法的配套制度。
依法行政必须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认真学习贯彻《宪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前提下，我们重视了建章立制工作。
二是编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常用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汇编》。该汇编收集的《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等53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均是日常执法过程中最为常用的法律依据，为执法人员平时学习和开展执法工作提供了方便。
三是统一行政执法文书。根据国务院法制办赋予的职能和市政府制定的《暂行规定》，我们组织专人拟制了七大职能涉及的执法文书共五类32份。拟制过程中，在先行上路执法的南海、顺德区执法局经验基础上，本着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简化程序的原则，拟制了一套执法文书，在向法制部门和法院征询意见得到进一步规范完善后，印发各区执行，使一市五区执法局基本达到执法文书的统一。
四是编印了《规章制度汇编》。从岗位职责、政治工作、执法管理、行政管理、财务管理到文书档案六个方面制定了共50多项规章制度，以制度规范人员的学习、工作和管理，用制度管人、管事，收到良好的效果。该制度汇编正随着执法工作的深入展开和各项管理工作的实施，正在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和补充。
五是制定了相关工作标准和规则。法制方面，制定了《行政复议工作规则》、《案件处理程序暂行规定》，用以规范案审和复议工作;工作标准方面，确立了“头年打基础，二年出成效，三年上水平”的初期目标和“建一流队伍，树一流形象，创一流业绩”的工作标准，让执法机关明确奋斗目标和工作标准，并以此作为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工作动力;在职能管理监控方面，制定了《***市市容环境执法管理控制标准》，该标准旨在通过行政执法，减少市容环境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达到维护良好的市容环境目的，下一步将总结经验，逐步推进其它方面的监控标准。
四、加强执法监督，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为加强执法监督工作，落实依法行政工作责任制，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制定工作制度，落实执法责任制。
我们先后制定了《信访、举报、投诉受理制度》、《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工作制度》、《行政执法值勤考核办法》、《行政执法考核制度》、《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等规章制度，用制度来规范执法监督，并在相关制度中明确执法责任。如《行政执法责任制》明确区域(地段)执法人员的责任与要求：一是每天坚持对负责辖区或地段进行巡查，及时发现管辖范围内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并责令其立即改正、限期改正或停止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直接进行行政处罚，并在规定时限内报所在机关备案，对当场收缴的罚款按规定及时上缴;三是对适用一般程序的案件，及时进行现场勘查和制作笔录，并将调查情况及时上报，由所在执法机关立案调查处理;四是正确使用规定的执法文书。
(二)加强监督检查，把好法理审定关;根据《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规定，局监管科负责受理全市城管行政执法方面的投诉、举报和信访工作，调查处理执法局内部执法违法案件，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责任。据此，我们对执法人员依法办案、规范执法、遵章守纪和履行职能等方面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问题。如9月1日起，按照上级规定不穿制服改穿便服执法后，部分执法人员着装比较随意，监管科发现后及时向局领导汇报，经研究对穿便装执法进行了相对统一的规定，如男同志不能穿圆领衫，女同志不能穿无袖衫、连衣裙等，以大方、端庄的新面目出现在执法岗位上，维护了执法形象。
在加强路面监督检查同时，我们严格履行职责，依照依法行政、规范执法的要求，严格把好五关：一是认真把好执法文书填写制发关;二是严格把好执法程序关;三是谨慎把好适用法律关;四是注重把好证据采集保存关;五是把好案件资料整理归档关。通过把好五关，把每办一件案、每作出一宗行政处罚均能做到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能够经受得起法律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
(三)完善监督机制，强化执法行为监督。
在执法监督方面，我局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通过自觉接受社会、相关部门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工作。
一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至10月份，我局共收到城管方面的人大议案(意见)19份，政协提案(建议)29份，均由主管局领导和相关科室落实专人办理，做到件件有落实，案案有回复，办复率达到100%，各代表和委员对办理的结果普遍感到满意。如市执法局接到市人大转来的“牛皮癣”问题议案后，立即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的名义制定《***市开展整治乱张贴、乱涂写行为工作方案》上报市政府，经批准后，以市政府的名义，由执法局牵头，于8月1日至9月30日在全市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乱张贴、乱涂写专项整治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整治效果。
二是接受相关部门监督。建立重大行政处罚征询制度、处罚后续处理告知制度和监督反馈制度，如对违反城市规划法的重大违法建设案件，我们均先征询规划审批部门意见，在作出行政处罚后，及时告知规划建设部门，让其对处罚后的违法建设项目采取后续处理的措施。
三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我局设立公开举报电话和建立信访、接待制度，积极做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执法方面的投诉、举报办理工作，至10月份，我局共接到执法方面的投诉3宗，经调查核实均属态度生硬或市民对执法主体转移不清楚方面的投诉，已对投诉者进行了解释，执法机关内部以此为戒，不断改进执法方式和方法，加强对执法局执法职能宣传，进一步树立亲民形象。
四是接受舆论单位的监督。对广播、电视、报刊反映的行政执法方面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注意及时整改，处理结果在有关媒体上公布。如4月份，禅城区路边收费停车场启动后，部分市民对停车收费和违法停车罚款等存在不解和异议，并在新闻媒体上多次报导，为正确引导市民理解建立规范停车场的必要性和客观性，积极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停车行为，自觉按规定有序停放车辆，我们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停车场管理公司改进车辆保管收费方式，根据不同路段、不同时段调整收费标准。同时我局以《关注禅城路边停车收费问题》专稿形式，对停车问题进行了释疑，进一步加大了宣传力度，让市民积极配合做好规范停车的管理工作和行政执法工作。
五是建立市民执法监督联络制度。我局从行政机关、镇街基层单位和相关企业组织聘请了市民担任行政执法监督员，定期征求他们对执法工作的意见，及时整改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3、4月份上路执法初期，市民反映同济市尝普君市尝华安市场周边占道乱摆卖问题严重，我们及时组织禅城区执法局进行为期十天的整治乱摆卖专项行动，取得了明显效果，市民反映良好。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十五
一、引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
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ruleof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语。
总之，中国共产党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截至目前，共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三篇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研讨会获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其中包括一个省部级课题。
delongmao@（电邮）。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十六
党的十六大不仅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还进一步提出为建设法治国家，执政党要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问题。这是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的新要求。
对于生活在一个长期缺乏法治文明的国度，又一直习惯于行政命令式领导方式的政党，其执政方式向依法执政转变，必然要求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政治斗争式思维方式，是在战争年代形成，但却不合时宜的在和平年代光大起来的思维方式。它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斗争的至上性，强调法律对政治的依附性。人类历史已经表明，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是缺乏理性的政治。法治之所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就是因为法治将政治行为规范化、公开化、程序化和民主化。它将专制时代政治斗争的权术与阴谋转化为和平的、程序化的博奕与妥协。走向法治时代的领导者，“依法执政”就要逐步形成法律思维方式：
第一，合作思维。“依法执政”的“法”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表现来的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综合，它们是各阶级、阶层基于利益而进行博弈、妥协、合作的产物。因此，依法执政要改变行政命令或政治斗争式的思维方式，建立合作和妥协的思维方式。因为政治斗争式思维方式主要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法律式思维方式则主要强调的是阶级之间的合作。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法律则是试图在各个阶级或阶层之间寻求妥协，维持一个和平的休战状态。近代以来每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时，往往都要制定、颁布宪法和法律，不仅把战胜者的意志通过一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还会对战败者作出一定的让步，把战败者的部分意志要求也吸纳到国家意志中，使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演变为暂时的阶级合作。在和平年代，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将更多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更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更要善于倡导合作精神，协调利益关系，实现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依法执政”就要学会合作式思维，通过让步团结更多阶层，通过协商整合公众意志，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意志dd法律。
第二，权利思维。法律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一切法律活动都是围绕权利的实现而展开。所谓权利思维就是执政者要增强人权意识，清除封建义务本位的思想，保障和发展人权，保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政治思维方式的核心是权力问题，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权力的运行而展开。虽然权力运用得当可以为权利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腐性，因而常常造成对权利的威胁与侵害。所以，现代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公法的设立，旨在捍卫权利，抵抗权力的不当侵扰。因此，权利思维方式不仅要增强人权保障意识，而且还必须摒弃权力无限和权大于法的观念，牢固树立权力有限观和权力受制约的意识，明确自己手中的权力是有限职权，是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要“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十六大报告语），同时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任何法外之权，滥用职权，或者职权不作为都违背权力授予者的本意，都是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
第三，稳定思维。政治的思维方式是多变和灵活。有些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玩弄权术，背信弃义。法律的思维方式则是趋于保守和稳定，反对朝令夕改和没有连续性。政令的频繁变动和溯及既往会导致执政者的信誉下降和人们对行为结果的未卜心理，尤其是影响私人权利的政策的突然变化，必然成为有权势而胆大妄为者的专利，也必然成为社会上勤奋而信息不灵通的那一部分人的圈套。法律反对那种脱离法律的'所谓灵活性，它追求一般性或普遍性。法律的这一特点要求执政者要具有稳定的思维方式，将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决策与立法结合起来，保持改革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同时，要求执法行为要公正，同样的情况应同样地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行为方式是受思维方式支配的行为模式。依法执政的领导方式要求执政者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法律规范，体现法治的原则。笔者认为，依法执政的行为方式起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间接式。即执政党不是代替人民执政，而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组织不是代替国家政权，而是通过国家政权实现党的领导。与此相对立的则是直接式领导方式，即以党治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政党利益高于民众利益，政党意志高于国家法律，政党权力高于一切，政党机构包办一切。邓小平同志曾就此情况尖锐指出：我们共产党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以党治国”，因为那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9月26日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郑重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间接式的领导方式，要求党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础上，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支持政府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支持各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公民、法人、机关、组织都依法行使权利（职权），履行义务（职责），使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从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党的领导。
第二，宏观式。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是全面性的，但全面性不等于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依法执政不等于依法行政。后者是指政府（主要是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职责和程序所进行的，区别于立法和司法的，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其特点是微观性和具体性；而前者是宏观式的领导。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开展工作。”这种宏观式领导方式主要表现为，把党的主张，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变为国家法律，并带头自觉遵守这些法律，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办事，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第三，程序式。程序是制度化了的方式和过程。法律程序是法律关系主体在实施法律行为时，必须遵循的方式和过程的总称，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马克思早就说过：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表现”（《马恩选集》第1卷第178页）。法律程序的价值就在于其以公开的形式给人以公正感，它即能约束权力行使者的恣意妄为，也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的机会。程序将利益冲突的解决以文明的方式表现出来，排除了领导行为的恣意、鲁莽和专断。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政治领导行为的法律化和程序化。因此，依法执政在领导者的行为方式上就表现为依程序执政，不仅党的主张要经过法定程序才能上升为国家法律，党组织推荐的人选也必须经过法律程序才能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仅领导和决策要经过法定的信息收集和反馈程序（包括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等），而且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要依靠严密的制度和程序。遵循程序是法治的表现，党的领导行为的程序化，将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提高党的作为执政者的威信。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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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十七
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的“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是指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活动。其中执政是党的代表进入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这个中介从事政务活动；依法则是指进入国家政权是人民依照宪法和选举法进行的选择，执政党的代表们从事的政务活动是依照反映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来进行的。提出“依法执政”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从治国方略的高度，从法治的层面上解决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的重大举措。要实现依法执政，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当前落实依法执政的艰巨之处，首先在于能否摒弃传统的“领导”习惯，建立起符合法治要求的“执政”观念。
我国法治建设模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而我国则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自觉型的。因此在我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的形成，不仅可以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形成文明的政治过程和政治习惯，而且还可以带动全民族法治意识的提高，促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依法执政观念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观念其地位是不同。有的观念处于基础地位，有的则不然。笔者认为，要树立全党的依法执政观念，提高依法执政水平，首先必须确立一些基础的观念，只有树立、增强了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才可能全面提高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笔者认为，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包括以下相互关联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具有了一身兼二任的地位：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但是，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获取途径上，党的领导是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理想和主义、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党员无私的工作获得人民依赖和拥护，使人民自愿地跟随党前进，从而形成的一种事实关系；而党执政则是党的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是通过法律程序――选举――获得的。因此，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在法律效力上，党的领导是党将自己的大政方针、政策或者关于社会某些具体事物的看法、主张，通过宣传的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通过说服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接受，而不具有对人民群众的法律约束力；而执政则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从事处理社会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法定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从所涉及的事项范围上，党的执政主要限于国家政务，包括政权工作、行政工作和司法工作，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而领导则不仅包括在政治上领导政权，还包括领导人民群众、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其领导活动涉及到了国家政务活动和全部的社会活动。
长期以来，我们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认为“领导就是执政”，这种认识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以执政的方式领导整个社会生活，以为自己是执政党，就可以运用国家强制力在任何范围内发号施令，不注意通过倡导科学的政治理想吸引人，通过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引导人，通过组织和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奋斗精神感召人，放松了对自身思想的改造和体制的创新。二是以领导的方式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以为自己是领导党，就可以不通过法定程序直接指挥，甚至取代国家政权机关，以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导致国家法律虚无、政权机关虚置，迟滞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最终将自己放在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上。
在当前，确立和加强执政观念，最重要的是区分领导和执政的概念，处理好领导和执政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执政观：
首先，执政是一种有限的行为。执政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的代表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运用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为，其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范围不取决于执政党自己的认识，而是由宪法和法律列举。这些列举的事项就是执政者行使国家权力的范围，也是执政者承担责任的范围。执政者不能以“党的领导”为由，任意扩大自己管辖、处理的事务范围，否则就是扩大自己的权限，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
其次，执政是一种法律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并受法律约束的行为。相对于党的领导来说，执政行为更强调合法性。它不仅要求政党进入国家政权要合法――合法选举，还要求贯彻政党意图也要合法――通过法定程序将本党的治国纲领和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并通过法定主体和法定形式贯彻实施。同时这种法律行为不仅约束国民，更要约束执政者自己――执政者对于自己失信的行为、决策和执行失误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执政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作支撑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执政是政党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活动。一般的政党活动并不必须是在政权内的活动，而执政则必然是在国家政权机构内部的活动。而且，执政必然要运用国家政权机构的权力，推行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法律和政令。这种行为对全社会成员产生法定的约束力、强制性，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服从的义务。正是因为这样，才不得将党的领导泛化为党的执政，将本应由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体力行、说服、引导和教育的工作，错误地由国家权力强制推行。
二、合法观。
前面讨论了执政观问题，但这只是涉及到了政党代表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之后，应该用执政的观念，而不是用领导的观念来处理政务的问题。那么如何进入国家政权，尤其是如何取得国民的信任并长期执政呢？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当代政党发展规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能够进入国家政权，也并不是所有进入国家政权的政党都能始终如一的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实际上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党能够进入政权成为执政党，并“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前提它一方面表明执政党具有使人们认为其执政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人们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执政行为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
以前在党建研究领域，一提到合法性问题，就容易涉嫌怀疑党的领导，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并将合法性丧失解释为苏、东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谈到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时告诫人们：“如果我们把合法的政权与政治统治等量齐观，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
一般说来，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之分。前者是指执政党的政策和纲领“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后者是指执政党之所以进入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是通过真正民主的选举程序实现的。
实质合法性是执政党得以执政的内在根据。通俗地讲，实质合法性就是民心的向背，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党能够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发展和壮大。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上，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标准：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和“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执政党提出了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内涵升华到了新高度。“三个代表”已经成为解释执政党实质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成为评判执政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基本标准。因此，要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任何说教和臆想，而决定于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始终践行“三个代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
形式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除必须符合民意之外，还要符合人类公认的正当程序。即“正当的权力必须通过正当的方式取得和行使”。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而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确认而取得合法性。在和平年代，在走向法治和宪政的年代，要取得或保持执政党地位，其唯一的形式就是人民通过法定形式的选择。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所掌握的政权是人民授予的，是人民同意的结果，而人民是否同意的主要方式就是选举。民主选举是人民选择执政党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取得形式合法性的方式。共产党要经受执政的考验，实质上是要在新的执政条件下接受人民的评判和选择。如果执政党能够在民主选举中，主动观察民意，分析原因，并及时做做出检讨和调整，就可以防微杜渐，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保持执政党的形式合法性。
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是相互联系的。实质合法还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表达；而程序的合法又能保证实质合法的政党走上执政地位。脱离群众，脱离人民，不能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就不可能通过选举程序获得执政地位，即使通过操纵选举获得了执政地位，其手段的卑劣更会加剧其合法性危机。作为执政党，增强合法性观念就是要始终不忘，并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严格按照选举法和其他程序法的规定，进入国家政权机构，检验自己的政策和纲领，监督和约束执政党的党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三、人权观。
要保持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就必须始终坚持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表现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上，就是保障和发展人权。人权是人民作为主权主体和法律主体的意志、利益和尊严的具体化、法律化的确认形式。因此，执政党就应该树立人权观念，增强人权意识。
增强人权观念首先是尊重人。所谓尊重人，就是把人当作人，而且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人，当作应当享有现代社会权利的人。由于一切利益最终都归属于人，所以尊重人的观念自然就包括了尊重人本身的价值以及尊重人所享有的权益的观念。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抛弃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执政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增强人权观念还必须约束公共权力。人权的保障和发展，需要公共权力为其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腐性，因而常常造成对人权的威胁与侵害。所以，现代法治不仅强调人权保障，更强调权力制约。现代公法的设立，就是旨在捍卫人权，抵抗公共权力的不当侵扰。依法执政是法治背景下党的执政方式，因此保障人权，约束公共权力，树立权力有限观和权力受制约的意识，应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和依法执政制度框架的基本要素。
定的，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重大决策，但这样一个决策却不能以牺牲库区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为代价，对移民的搬迁补偿即是对少数人的基本人权的保护。即使对犯罪分子，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也要保障他们的人格权、诉讼权以及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否则，执政党就不是依法执政。
四、合作观。
作为执政党，既然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就要协调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法定权利。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同时，作为执政党要作到依法执政，还必须树立一种合作观。
首先，合作和妥协是法治的内在规律。当代法治尊重多数的选择，也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因此，法治之“法”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综合，它们是各阶级、阶层基于利益而进行博弈、妥协、合作的产物。没有合作和妥协，仅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不会有法治。因此，坚持依法执政就要改变行政命令或政治斗争式的传统观念，因为政治斗争式传统观念主要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现代法治则强调的是阶级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近代以来每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时，往往都要制定、颁布宪法和法律，不仅把战胜者的意志通过一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还会对战败者做出一定的让步，把战败者的部分意志和要求也吸纳到国家意志中，使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演变为制度框架内的阶级合作。在和平年代，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将更多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更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
其次，合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在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是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成为执政党后，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力求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迅速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恩格斯和列宁都说过，国家的产生和对社会的统治，就是为了使阶级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因此，作为执政党，首先就应该从合作的愿望出发，以最大的宽容精神与仁爱胸怀，兼善天下，容纳百川，以赢得民心、人心。通过合作团结更多阶层，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基础。其次，执政党还要以合作的思维方式处理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协商整合公众意志，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更要善于倡导合作精神，协调利益关系，实现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
五、稳定观。
合作是为使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体制的框架内进行，保持现有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法治是倡导稳定的，这个稳定不仅仅指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治的稳定，更主要的是指法律和制度体系的稳定、社会关系的稳定。法的规范性、可预期性特点，以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决定了稳定是法的内在品质。因此，依法执政就要坚持法的稳定性，树立稳定的观念。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艰苦的政治斗争，执政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错误地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之我国以“人治”和“权谋”为特点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以斗争为手段，朝令夕改，灵活莫测的执政思维方式。而法治强调稳定，这不仅是由于法一般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保守性，更是现代法治最反对的是没有连续性：政令的频繁变动和溯及既往会导致执政者的信誉下降和人们对行为结果的未卜心理，尤其是影响私人权利的法律和政策的突然变化，必然成为有权势而胆大妄为者的专利，也必然成为社会上大多数诚实、勤奋的人的圈套。这种状况会破坏平等、公正、秩序这样一些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长此以往，执政者的社会基础和公信力也将会丧失殆尽。
当前要倡导稳定观，最重要的是要逐步改变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式，将重大改革措施和立法结合起来，以相对稳定的法制，规范改革的方向和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源，尤其是缺乏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法律资源，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是政策调控型的。政策作为某一阶段或特定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价值标准和目标具有特定性和多变性。它讲究现实、追求实效，而并不刻意注重其价值合理性和自身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一般地说，政策一旦作为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方式，其过程的不稳定性是必然的。当然，改革意味着“变法”，加之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没能及时意识到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变法”，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执政者政治权威，对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遏制投机心理，鼓励诚实劳动，建设诚信社会的极端重要性。随着我国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执政党的改革观和改革方式也应当根据法治的要求进行转变，即由政策调控型性的改革逐步转变到法律调控型的改革，将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决策与立法结合起来，保持改革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六、结语。
上述依法执政的五种观念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坚持依法执政首先就要确立正确的执政观，尤其要明确领导和执政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把握执政行为的特点，这是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关系的关键。党的执政是党的代表依法进入国家政权并处于主导地位，运用国家政权，处理国家政务，实施对整个社会的领导。在现代文明社会，党的这种执政地位的取得，是需要一种理性标准的，这就是合法性。强调合法性观念是强调执政党必须具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和通过公正的法律程序进入政权和行使权力的政治习惯。要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核心的问题是要坚持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尤其是要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法治的要求、共产党本质的要求，也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要求。当然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除了不断提高自身的合法性之外，还要增强在法治背景下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这就要求执政党摒弃阶级社会中养成的斗争思维，树立法治社会的合作观念，不仅要有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的愿望和机制，还需要增强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以上无论是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合法性基础的增强，还是人权的保障和利益的协调，都需要一种稳定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稳定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机制。稳定是法治的要求，也是执政党执政效果的良性表现。
作者：杨亚佳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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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石家庄市学府路9号。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十八
行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有利的法制保证。”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强调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执政党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于我国专制人治历史传统、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党代国”思想的残留以及执政经验不足等原因，共产党在执政初期不是依照法律，而是采用政策、政治运动和高度集权等方式执政，曾出现“用政策代替法律——政策至上，全民学两报一刊——社论至上，落实最新指示不过夜——最高指示至上”的不正常现象。共产党不实行依法执政，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善于从成功中总结经验，从失败中总结教训，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这一科学论断，开始了富有重大意义的从人治向法治进程的重大转变。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改的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章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政党运行法律化的原则，这突出表现在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个问题上，“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等论断，充分表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建设的核心就是要实现在“法治”治党理念要求下的以制度治党，最终实现彻底根除和克服人治“治党”现象，摒弃“人治”治党模式，建立和完善“法治”治党机制。经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艰辛探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同志的法制事业再次推向前进。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方略写入党章，并载入宪法，进一步明确地把治理国家的方式由“人治”转向了“法治”，这标志着党的“法治”理论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十六大修改的新党章再次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面对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高瞻远瞩地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这一重要而又深远的课题，把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要求，开拓了“法治”治党的又一新航程。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艰辛探索出的一条治国的基本规律，亦是新世纪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二、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
首先，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突出法治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更不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是依法治国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而不是妨碍者。第一，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方向和进程。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但人民要党来代表和组织，才能保证法制顺利有效地推进，避免无政府状态。第二，依法治国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而人民的权利和利益要由党来集中、提炼和体现。第三，党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依据和灵魂。社会主义法制是党的理论、主张和政策的制度化和具体化，体现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一致。因此，在依法治国的整个进程中，始终要坚持党的领导。
其次，依法治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历史任务，是一项面向新世纪的伟大工程，它涉及各条战线各级组织的体制、机制、组织机构、人事制度和人的问题，情况复杂，困难较大。这样的伟大工程无疑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需要广大的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需要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前进。
（二）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统一的基础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必然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依法治国只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并且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础上的。
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指出党的领导的本质就在于执政为民。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都是为了发展人民民主，党的领导是发展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是发展人民民主的根本途径，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统一的关键在于依法执政。
实现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的统一，关键在于党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转变。党领导方式的转变总的来说要做到两个统一，即坚持党的领导与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统一，这是我国宪法确定的。做到第一个统一，即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一人民主权原则是党的领导的前提和归宿，因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所以党的领导是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并且只有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一原则;做到第二个统一，是因为党处于领导地位，主要靠自律很容易出现专断和偏差，因此，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把人民的意志用国家的意志表现出来，但党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身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地位的客观要求和具体体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一个基本的方面就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成为全体人们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实行依法治国，不是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具体来说，就是党要建立民主、科学的执政方式，即依法执政。
依法治国的核心内涵是使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至高无上。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得超越法律之上。它既是一种坚持“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的治国方略，又是“一种应当通过国家宪政安排使之得以实现的政治思想”。社会主义法律是由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但它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就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置于法律之下，而且更应该遵守宪法和法律，做到依法执政。党依法执政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
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共产党依法执政。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中体现，是治国的关键。同时，党的执政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党的方针政策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针，凡经过实践证明是成熟的、成功的和正确的，就应该上升为国家法律，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宪法和法律只有得到执政党的遵守，才能进而得到整个社会的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只有在执政党中树立起来，才能进而在整个社会树立起来。可见，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党依法执政，才能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促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依法执政是体现党的先进性、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和体现。党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先锋队，是“三个代表”的体现者和实践者。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在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领导职责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是领导和支持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领导与执政的最根本的合法基础是根植于民，为民谋利，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实践证明，党要代表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可靠的途径就是严格遵循以民主性、科学性和稳定性相统一为基本特征的宪法和法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要求党依法执政，支持和尊重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力。这样，党依法执政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生命力，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改善党的建设，不断把依法治国推向前进。
四、依法治国为依法执政提供制度和理念上的保证。
法律是最高的非人格化权威，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法律的统治。在实际生活中，尽管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都要由具体的人来进行，但是，问题的实质在法治精神的制度安排。
实现党的领导行为规范化，必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自觉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一是要依法决策。无论是决策目标还是决策方案和决策程序，都不能与法律相抵触，都必须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而言，法律与政策相比，更具有权威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对于广大人民来讲，政策只能起引导作用，一般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不同，它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因此，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必须克服重政策、轻法律的思想，确立宪法和法律高于政策的思想，养成不仅按党的政策办事、更要按照法律办事的习惯。二是要依法行使权力。领导者行使职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授权进行，不得越权，不得专权，更不得把职权作为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权乱法，以权代法。
（二）树立“法治”理念，为依法执政提供必要的理念支持。
“法治”作为“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式，其科学内涵不仅指法律制度和依法办事这种外在形式本身，它更注重的是一种法的内在精神理念，“法治”要求的是渗透到法的实体和程序上的一种特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原则。因此，“法治”不能单纯看作是一种治国的方略，还应看到是一种视法为最高权威并追求法的合理性理念、文化和价值，这样才能真正把握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可见，中国共产党要依法执政，仅“有法”和“依法”这种外在形式是不够的，还要求党内全体成员树立坚定的依法治党、依法执政的理念。法律权威是与人们对法律的接受相联系的，来源于人们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因此，理念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人们思想上的一种认同感和归宿感。当前，党内有不少人法治的理念、意识相当匮乏，不习惯受制于法律的约束，人治和专制思想还相当严重，这是制约党依法执政的理念障碍。
树立法治理念，崇尚法律的权威和至上性，是实现依法执政的一个重要保障。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当个人的意愿与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时，是“法大于人”还是“人大于法”，即法律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问题。“人治”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主张因人而异，推崇个人权威，即“人大于法”;“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针对事而不因人而异，提倡一般性规则，弘扬民主，法律至上，即“法大于人”。在依法执政的过程中，“人治”思想的最大要害在于以领导者个人的权力破坏法律。因此，实施依法治国，树立“法治”理念，崇尚法律权威，营造良好的法制人文环境，可以促使依法执政更好更有效地开展。
最新依法执政工作总结范文（19篇）篇十九
[内容摘要]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特别强调要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这一点，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涵义及这一课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加强党的依法执政建设重要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新时期加强党在依法执政过程中需要把握的党依法进入政权组织、依法开展执政活动、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理政的方法等问题，同时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一定的思考，提出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首要任务是强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法治观念，树立牢固的法律信仰；中心环节是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水平；重要保障是依法对权利运行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谋利益的观点，予探讨。
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就是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我们党是我国惟一的执政党。没有党的依法执政，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此，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特别强调要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这一点，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断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建设是新时期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课题，在此本人就新时期加强党有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作一粗浅论述，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内容丰富、内涵精深、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命题的内涵、背景，对提高其重要性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必须通过依法执政的途径来实现。
所谓依法执政，就是指一个政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管理活动。依法执政意味着党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等执政权力的行使，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最终实现党的正确领导。
所谓依法执政能力是执政党以国家机器为杠杆，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坚持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持续获得人民拥护，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引导社会整体进步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它是执政党为履行职责、强化效能、保障地位而进行构造、创新的系统行为过程。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建设工程，是随环境、任务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系统过程，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
（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时代背景。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领导方式，在55年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执政方式，包括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的状况等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执政碰到的第一个新情况，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现代中国走向经济繁荣的必然选择，2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对党的执政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它不仅促使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活动的主体、利益分配方式多样化，而且对文化、人的价值观念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是建国以来我们党执政的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国内来看，体制改革造成利益关系的新变化，提出了许多紧迫的新任务。比如，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都是非常重要而十分艰巨的任务。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特别是强权政治和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对我国的压力，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新的考验。这些都需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三是我们党执政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比较直接，其中政策在执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客观上要求党依法执政，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执政方式的改变，使党在执政问题上直接面对的问题是：党的执政观念能否及时改变，党的执政能力能否适应这一要求而提高。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通过实践探索，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我们党提出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表明了我们党对民族进步、对国家发展的高度责任感。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而且关系到能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呼之而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过去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的重要思想。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思想。这反映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党的执政活动的内在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正是基于我们党的历史方位所发生的变化，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出发，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不断提高党的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在宪法和法律面前，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团体、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党在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党依法执政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权力能否严格依法运作。实行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党必须依法执政，只有坚持党依法执政，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依法执政是新时期我们党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
第一，依法执政是党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必然选择。党只有自身率先做到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有效地约束任何组织、任何团体和任何个人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在整个国家形成浓郁的法治氛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二，依法治国并不仅仅是党的各级组织要抓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是，这是对党的执政行为的一个根本要求。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及其相应的程序和手续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要善于依照法定的程序来实现党的意志。
第三，依法治国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执政基础是人民群众。党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地位是否牢固，党政关系是否和谐，工作机制是否合理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看我们能否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能否高效、廉洁地为人民服务，能否始终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所以依法执政的能力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成效，反过来，依法治国的效果又是对依法执政能力的检验。因此，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迫切需要。
（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期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纵观世界，各国执政党执政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依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即体内运行；二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执政机关之上，直接对国家政权发号施令，即居高临下；三是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直接行使本应由国家政权机关行使的职能，即简单取代。第一种执政方式最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
我国在政治体制设计上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即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来执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实际的执政方式偏向于第二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党刚刚执政，内有困难外有封锁的情况下，对于提高党对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集中社会力量组织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经济活动，进行国防建设，防止重大灾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极为重要的。但是随着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变化，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化、法治化水平较低的基础上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一些地方党委包揽过多，权力过分集中。一些地方党委用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指挥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工作，不少地方党委直接做了许多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把政府变成党委的而非人大的执行机构。一些地方事无巨细都由党委出面，包办代替同级其他各种组织的事务，不少地方党政关系缺乏制度化、规范化，工作中主观随意性大，难免在工作中互相扯皮，影响工作效率。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政党、国家、社会几乎是三位一体，而党又处于各种权力的核心，是惟一的决策者和。一旦党的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往往会使国家、社会处于被动地位，成为矛盾的集中点和风险的承担者。同时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党组织接受各方面的监督。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仅使政权机关很难行使自己的职权，影响政府工作效率，还会造成“党不管党”，削弱党的战斗力，影响党的领导的整体效能。
我们党正是看到以往执政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并就如何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经过多年的初步探索，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了较大的改进。目前，从整体看，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处于转型期。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总目标应该是实现党从第二种执政方式向第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依法执政作为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转变。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依法执政不仅意味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调整，而且还意味着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地位的不断巩固。对于这一点，必须提到足够的高度，充分加以认识和理解。
（三）、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需要。
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也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显著特点。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和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大大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执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方式。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执政既是重要环节，又是必要条件。一个国家，执政党能否依法执政，直接影响着国家机构能否依法运转，从而决定着能否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只有通过依法执政，才能切实保障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真正统一起来。
三、实现依法执政过程中应当把握的几个问题。
把握问题一：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首先依法进入政权组织。
执政党依法执政，首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进人政权组织，成为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领导党。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是通过在国家政权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来实现的，而不是在国家政权之外，更不是在国家政权之上。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是通过武装斗争方式进行的。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式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要使党进人国家政权组织、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并不是任何政党都可以成为执政党，也不是任何政党以任何方式都可以进入国家政权组织。根据民主政治和法治的要求，依法执政首先意味着，党依照宪法的规定以法定的途径进入国家政权组织。我们党作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要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自觉地遵守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遵从人民意志的选择，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方式选派推荐自己的党员进入国家政权组织，依法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支配和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发展，实现党的主张。确保我们党在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把握问题二：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遵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把执政党领导方式纳入法制轨道的基本依据，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法制原则。党对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必须通过和运用法律手段。党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和政府进行领导，自觉依法办事，而绝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发号施令。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和政府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为了更好地领导和保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政党的领导权不能大于“法”。
把握问题三：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第一，各级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党的.领导并不对立。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法规，选举国家各职能机关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不能将这种履行法定权力的行为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看待。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职权，这本身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只有保障权利机关依法履行职能才是依法执政的体现。
第二，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党的领导相统一。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直接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不能将这种宪法规定的依法行政行为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看待。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各级人民政府的依法行政行为，而不是直接干预或代替它们履行职能。执掌各级政府领导权的都是各级党委推荐当选的党的干部，他们领导政府的行政行为本身就是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各级人民政府依照宪法行使权力和通过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实现对社会进行管理，也体现着党的领导。
第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党的领导相一致。根据我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授权的范围行使权力，在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只服从法律，这就体现着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律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不能由党直接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样有悖司法独立原则。
第四，各级党委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开展工作是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党委要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不能将这种支持理解为对各种组织放任不管。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各级党委要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继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的同时，保证各方步调一致地实现党的执政意图和主张。党要根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依法加强对国家政权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中党的组织的领导作用，强化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党员的执政党意识，保证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把握问题四：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要运用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
贯彻依法执政的方针，要求推进依法执政的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执政，需要运用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具体讲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依法执政的重要目的是维护宪法秩序，实现宪政。宪法是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落实宪法，遵守宪法，严格按宪法办事应当成为党依法执政的一个根本着眼点。
第二，要进一步健全依法执政的法律。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目前我们党依法执政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家政权运作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还不能适应依法执政的法律需求。因此，有必要研究和制定、健全有关的法律，科学界定执政党的领导职能、执政方式和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从法律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组织实行依法领导，保证国家政权组织依法行使职能不受非法干涉。这样，可以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巩固下来，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提供更为充足的法律保障。运用这些法律，才能更好的治理国家。
思考一：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首要任务是强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法治观念，树立牢固的法律信仰。
依法执政作为党的执政信念，来之于党对执政权力的正确认识，来之于党的为民执政的价值取向，来之党对民族与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广大党员的行动付诸实施。但是，依法执政的自觉性不会自发地产生，作为一种内在深刻的信念力量，需要培育和磨练。因此，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重点是要抓好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法治观念建设，切实强化依法执政的法治观念：
一是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宪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体现，法治的实质是宪治，因此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二是树立法律权威的观念。法律的尊严与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遵循法治的原则。
三是树立依法办事的观念。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
四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依法享有权利与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观念。
通过法治观念的逐步强化，在党内树立起牢固的社会主义法律信仰。
思考二：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关键环节是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水平。
政府是党执政的载体，是具体施政的主体，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程度、水平和效果，反映了党的依法执政的程度、水平和效果。因此，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执政为民的水平实际上就是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政府是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依法行政是宪法的要求，也是党依法执政的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的提高取决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绝对忠于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行政；第二，在业务上要熟悉、精通与政府职能部门相关的各种法律和法规。这是政府部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最基本的条件。
思考三：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重要保障是依法对权利运行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谋利益。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加强对权利运行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一是要加强党内监督。要重点强化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意识，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党内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结构，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进一步健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和把关、又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权力机构，使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行使，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二是要把党内监督与国家专门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三是要加强自我监督。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做到广开言路，听民声，察民意，发挥方方面面的监督作用，主动接受监督，以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参考文献（资料）：
2、胡锦涛.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求是杂志（01）。
3、孙学敏.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干部读本.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2。
4、赵国良.发展观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干部读本.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3。
6、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党建研究.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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