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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字篇一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哪个阶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记忆中,故事都是传承历史的重要媒介,是陈述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那么关于宋朝重大历史事件有哪些呢？下面是本站小编为您整理的宋朝重大历史事件，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王安石变法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是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请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没被仁宗采纳。
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遂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并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王安石认为，北宋国家贫苦的症结，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农民之所以贫苦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财富国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是积极开源而不是消极节流。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神宗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并要求其尽心辅佐。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熙宁三年(1070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改革科举制度;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靖康之耻又称靖康之乱、靖康之难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0xx年)因而得名。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耻导致北宋的灭亡，深深刺痛汉人的内心，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靖康二年二月六日(公元1120xx年3月20日)，金太宗下诏宋钦宗被废为庶人。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当金人逼迫徽、钦二帝脱去龙袍时，随行的李若水抱着宋钦宗，不让他脱去帝服，还骂不绝口地斥责金人为狗辈。完颜宗翰初时想招降李若水，过了几天看看无效，就随便让手下处理他。李若水骂不绝口，被宗翰的手下割裂咽喉而死节。
1120xx年4月20日，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金人在扶植张邦昌的同时，再次搜刮金银，即使妇女的钗钏之物也在掠取之列。开封府担心金银不够，金人无端挑衅，便在开封城四周设立市场，用粮食兑换金银。由于京城久被围困，粮食匮乏，百姓手中的金银也无所用，便纷纷拿出来换米。这样，开封府又得金银几万两。然而，开封城已被搜刮数次，金银已尽，根本无法凑齐金人索要的数目。金人只好作罢。
此时，金军统帅得知康王赵构在河北积极部署军队，欲断金人退路，又担心兵力不足，不能对中原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因而，在立了傀儡政权之后，准备撤军。在撤退时，金人还烧毁开封城郊的房屋无数。“东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汉上，北至河朔”，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地区，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这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罪行滔天，令人发指。
四月一日，金军在掳掠了大量金银财宝后开始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宋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已于前三日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宋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几个不肯屈服的官员，沿郑州北行。被金人掳去的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等，被驱掳的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北宋王朝府库蓄积为之一空。金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如此惨烈的灾难，给宋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
靖康耻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也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是大宋这个王朝的百年国耻。而这场大劫所产生的根源更是后人必须深刻总结的重大教训，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在此之间，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
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史称“乾淳之治”。宋孝宗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在内政上，宋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而且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吏治腐败。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宋高宗时期政府加重税，又使农民造反。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于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后，颇欲有番作为，改革朝政，力图恢复，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战派，锐意收复中原。重新拜张浚为相。并且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
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乾淳之治”，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历史事件字篇二
春秋后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争霸战争更加激烈。在这个动荡变化的时代，百家学派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治世强国的主张和思路。
孔子提出要恢复周礼。存王国，继绝世，也就是恢复周朝的政治、法律、行政管理制度和道德文化习俗，强化周天子的威仪，达到天下大治。因为各国本来就是周天子分封的，他们的先祖国君要么是天子的兄弟儿孙，要么是跟周天子一起参加的革命，共同推翻商纣王的战友。
另一大派如强大的齐国，当时的主流政治家管仲、晏婴们，却是重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货积财，因俗简礼，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称霸。
就在这个时候，齐鲁以南的吴国兴盛起来，成为初秋时期的大国。自周章接受周天子的封号下传到寿梦已历15代。寿梦做吴君时，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国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国力增强，已敢于与中原强国抗衡。吴王寿梦生有四子，其中四子季札精通中原文化，智慧而又仁义，有远祖太伯、仲雍遗风。寿梦想把王位传给他，季札认为这样做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度会引起内乱，坚辞不就。寿梦只好立长子诸樊为太子。寿梦临终时留下遗命，将来一定要传王位给季札，吴人也要求立季札为君。季札为了躲避就君位，离家逃到了荒野之中。诸樊不得已只好做了吴王，并立下规矩，他百年后，君位继承采取兄终弟及制，一定要把君位传给季札。封四弟季札于延陵，故季札又号延陵季子。因季札通晓周礼，曾代表吴国出使中原诸国。他和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叔向、子产、晏婴都有过交往。尤其孔子8岁时，季札曾出使保存周代礼乐文化最完备的鲁国，观看同代乐舞，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他对周礼的精通和独到理解，赢得了鲁人的敬重。
在齐国，季札与齐国政治家晏婴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深谈。当时齐国已政出私门，齐重臣陈完已控制了齐国政局，他削弱公室，扩张自己的势力，先后灭掉了栾氏、高氏等齐国公族。在此形势下，季札劝告晏婴明哲保身，交出自己的权和封邑，以免除灾祸。晏子采纳了季札的建议。《史记》说晏婴是以免栾高之难。
在郑国，季札和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相谈投机。他向子产预言了郑国政局的走向，并忠告子产说：现在郑国政治腐.败，国家将出现困难，到时您会掌握大权。希望您当政时要谨慎，以礼治国。不然，郑国将会出现一场大混乱。后来子产果然当政，他进行改革，铸刑鼎，倡导依法治国，引起了一场大争议，连北方晋国大臣叔向也写信批评子产铸刑鼎将会导致上下秩序混乱。
后来，他又到了晋国。时值晋国国君正渐失权威，韩、赵、魏、范、中行、智氏六家异姓卿大夫掌握着国家的大权，其中以韩、赵、魏三家发展势头最盛。季札当着韩宣子、赵文子、魏献子的面说：晋国的归宿将在你们三家身上。临行前叮嘱叔向说：现在晋国越来越弱，大夫们的势力都发展起来了，以后政权将归于韩、赵、魏三家，先生一向坚持道义，不肯屈从于时势。我奉劝先生早想存身之道，以远离灾难。
季札受阖闾委派出使中原诸国，途径徐国时，遇到徐君，徐君非常喜欢季札的`佩剑，但不好意思开口索要。季札看出了徐君的心思，因为还要出使他国，不便立即解剑相送，想等回来路径徐国时再相送。不料回来时徐君已死。季札凭吊了徐君之墓后，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随从的人问季札：徐君已死，为何还要送给他佩剑?季札回答说：当时,我心里已把佩剑默许给他了，只是不便相进，现在岂能背信弃义，违背自己心中许下的诺言。季札死后葬在上湖(今江苏省江阴申港)中的小岛上，孔子因推崇季札之德，曾手书十字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吴人为纪念季札，在他墓旁建庙，世代祭祀。
公元前515年，周敬王五年，鲁昭公立二十六年，孔子在齐，时年36岁。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好国家，孔子明确回答：整个社会体制内的各个角色。要到位，不能越位。国君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行使君王的威权，大臣要尽好自己职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做孝顺儿子。齐景公长叹一声：是啊，就是啊。如果国君没了国君的地位权力，臣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话，儿子要捣蛋，即使有饭吃，我怎么能够吃得下!(原文见《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能得而食诸!)
因为孔子明确反对破坏礼制、危及国家安全、权臣超过公室的现象，所以，齐国形势越来越紧张。公元前516年，齐大夫扬言欲害孔子。齐景公也对孔子说：我老啦，禁止不住了。
这一年，正好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齐国。随同他来出访的还有他的大儿子。季札是孔子敬仰多年的政治家，他也看出齐国的政治危机了，除了向齐国总理相国晏婴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外，他还劝说孔子也赶紧离开。为了防止途中孔子被加害，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季札建议孔子和他的使团一起走。
于是孔子只好从齐国返回鲁国。返鲁时迫于形势险恶，仓促中把正在淘的米未及做饭即提起来一面走路一面滤干。(见《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
不幸的是，他们从临淄经过淄川、博山再到赢的时候，途中季札长子暴病去世!时值夏天，到吴国首都至少还得二十多天，只好就地安葬(港里村东北)。孔子认为季札是吴国最熟悉礼乐制度的，他除了安慰和帮助季札外，还认真地观看了季札长子的殡葬仪式。从规格、程序来看，季札做得完全合乎周礼规范!
孔子赞叹道：吴国有这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家，国家一定保持稳定、人民安乐、生活和平、国家昌盛!
现存于莱城区口镇垂杨村的"孔子观礼处碑，就是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
历史事件字篇三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传承的国家，大家知道怎么样书写中国历史事件的论文吗？以下是小编整理好的关于历史事件的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历史比较类难题可以从可比性、区别等方面来考虑，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比较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在历史学习中，学生常常会遇到比较类题目，解答这类题目要求学生熟悉知识并对知识有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理解。这类题目概括性、综合性强，解答起来有一定困难，需要学生多做练习、多思考，然后在此基础上注意总结答题规律，形成解答这类问题的一般思维，同时也提高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而作为教师，我们主要是从宏观方面给学生提供一般的答题思路和注意事项，以启发学生思考。这里试以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为例进行简单说明。
既然是比较，必须首先明确问题的可比性，也就是它们之间的相类性。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都是在本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由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领导和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而且都是以保留君主、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为前提。抓住这一点，就找到了这两个问题的可比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关注的是它们之间的不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两者很好地区别开来。因此要注意以下几点。
日本在国门刚刚被打开不久即兴起大规模的倒幕运动，并最终推翻了幕府的反动统治，重新确立起的统治权威。而且反抗幕府的斗争主要由幕府统治的基础――武士来完成。由于武士本身“恨主如”和外来侵略对这一矛盾的加剧，使得这场斗争有明显的彻底性，这就为即将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再加上列强此时的关注重点在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的中国，从而使日本的外部环境相对宽松。而中国戊戌变法的背景则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经过两次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后已大大加深，出现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且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完全控制了光绪帝，掌握了实际统治大权，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依托没有实权的皇帝而开展了一场纯粹的社会变革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决不愿看到中国变强大而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更不愿因中国的强大而丢掉刚刚到手的肥肉，尤其是顽固派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定设置重重障碍，并最终通过戊戌政变而扼杀了这次变法，使得变法仅仅进行了103天就悲剧性地结束了，维新派在顽固派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无力还击。
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上废藩置县，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较好地消灭了封建制度、封建割据，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改革土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而有效地动摇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促进新的生产方式的推广;文化上推行“文明开化”制度，提倡新的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旧的封建文化，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壮大军事实力。为了巩固刚刚还政的实权，对这些除旧布新措施进行了有效推行，从而加速了日本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步伐。相反，中国的戊戌变法虽然也采取了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措施。但资产阶级的核心主张如设议院、开国会却只字未提，更未对土地制度等封建制度基础造成冲击，实际的改革行为比它的主张倒退了很多，这必然造成这次改革既不能成功更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
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推翻幕府统治后，在权威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危机并很快成为亚洲强国，挤入了西方列强的行列。但由于保留了制，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特别是领导这场运动的武士阶层本身就来源于好战的旧势力，这场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日本由此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使世界特别是亚洲深受其害。而中国的戊戌变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变法前没有对旧势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且维新派本身（包括光绪帝）完全受顽固派控制，这就决定了这场运动必然失败。此后，由于顽固派的妥协和卖国，中国在八国联军侵华并被强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
当然，这两次变法在改革者的成长，向西方学习的深度、广度以及与本身的融合度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区别，正是这些区别影响着它们后来不同的走向。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在回答比较类题目时既要注意比较对象的相类性，这决定了进行比较的可能性，更要阐述清楚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通过比较加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获得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历史事件字篇四
1916年，德国统帅部决定把战略重点西移，德军总参谋长法金汉将打击目标定在法国境内著名要塞凡尔登。
凡尔登是英法军队战线的突出部，它像一颗伸出的利牙，对深入法国北部的德军侧翼形成严重威胁。德、法在这里曾有过多次交手，但德军皆未能夺取要塞。如果此次德军能一举夺取凡尔登，必将沉重打击法军士气。同时，占领了凡尔登，也就打通了德军迈向巴黎的通道，占领了巴黎，法国就不攻自灭了，剩下的英、俄两军就不足为奇了。1916年1月开始，法金汉就悄悄结集部队准备攻击凡尔登，同时，德国明目张胆地向香贝尼增兵，做出要在香贝尼发动攻势的姿态。
法军总司令霞飞果然上当了。自1914年德军无力攻克凡尔登而转移进攻方向之后，法国人就认为凡尔登要塞已经过时，霞飞在1915年即停止强化要塞。而此时德军向香贝尼移动的动作使霞飞异常警惕，他认为德军会向香贝尼进攻，然后从这里进军巴黎。
然而，德国人正在继续往凡尔登方向悄悄结集兵力。随着结集迹象的渐渐明显和暴露，英法联军终于弄清了德军的真正意图。霞飞慌了神，火速下令向凡尔登增兵。但到2月21日，仅有两个师赶到凡尔登。而这一天，德军开始向凡尔登进攻。
德军炮兵团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凡尔登要塞，然后发起了冲锋。凡尔登战役的序幕拉开了。德军的1000门大炮如雷霆一般轰击着，轮番的冲锋一浪高过一浪。
凡尔登要塞司令贝当指挥守军和增援来的军队拼命抵抗。但因增援部队只赶来两个师，加上他自己的两个师，总共才有四个师的兵力，头一天就被德军推进了6公里。不过总算稳住了阵脚。
战斗对于法军来说是艰苦的。德军有27个师，1000门大炮，而法军只有10万人，270门大炮。但好歹算抵住了德军的进攻。待法国援军赶到之后，双方开始了拉锯战。
德军未在头天一举拿下凡尔登，已经失去了战机，双方都在向凡尔登增兵，摆开了决一死战的阵势。激战到4月，法军的兵力已与德军相当。德国人急了，由皇太子亲征，并首次使用了毒气弹。但法军仍将德军的攻势一次次阻止在要塞前。7月，德军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高潮，但仍被法军抵挡住，到秋天，法军开始反攻了。
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投入了近200万兵力，伤亡人数共计达七十多万。德军在这一战役中耗尽了元气。法军反攻开始以后，逐次收复了凡尔登以东的大片土地，德军节节败退。到1917年，德、奥阵营日益衰败，终于在1918年战败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结束。
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和转折点，德军未能实现它夺取凡尔登包抄巴黎南路的计划，在耗尽兵力后再也找不到出路，最终失败。
历史事件字篇五
关于明朝的历史事件有哪些呢?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从上古的女娲传说到现代的改革建设,每一个故事记录了一个国家历史性的成败与荣辱。以下是本站小编精心整理的明朝的历史事件，希望能够帮到你!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八月，俺答遂引兵东去，自古北口入犯，长驱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时勤王兵四集，仇鸾也领兵来。
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地震发生最为频繁的朝代，其中以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腊月十二(1556年1月23日)的大地震最为著名，史称嘉靖大地震。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陕西省华县，据历史记录，地震强度为8至8.3级，烈度为11度。由于地震于午夜(子时)发生，多数人还在熟睡之中，因此逃生者寥寥。这次地震最终导致83万人死亡，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
据了解，此次地震共有101个县遭受了破坏，分布于陕、甘、宁、晋、豫5省约28万平方公里。地震使当地民房、官署、庙宇、书院沦为废墟，较坚固的高大建筑物如城楼、宝塔、宫殿全部倒塌。由于地震时正值隆冬，灾民冻死、饿死和次年瘟疫大流行造成的死者无数可计。地震发生后，陕西等地的地方官员第一时间便将灾情上报给了中央。
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一旦出现隐瞒灾情不报的情况，该省督抚罚俸一年;如果延误上报时间超过三个月，地方官就会被革职。 然而，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灾情到达京城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此外，中央在接到灾情汇报后，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政令才能到达山区。朝廷派出的赈灾官员——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到达灾区时，已经是次年二月了。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地方官员和当地缙绅便成为灾后救助的中流砥柱。
在明代，中央政府得到灾情报告后，会临时派遣钦差大臣前往震区坐镇抗灾，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赈灾机构，救灾工作一般由户部来承担。明代中后期吏治腐败，国库空虚。由于当年财政全部用于救灾，导致嘉靖三十四年财政亏空 229 万两白银，嘉靖三十五年亏空 186 万两白银(《明世宗实录》)。尽管灾难频发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可谓雪上加霜，但这些专项救济款还是陆续地发放到了灾民的手中。
在古代社会，人们常常将灾害归结为上天的惩罚。所以每次地震发生后，在位的天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祈求上天的原谅。嘉靖皇帝虽然没有就此次大地震下发“罪己诏”，但他派遣钦差大臣邹守愚到灾区“祭告境内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祀典所载神祗，其死者收瘗为厉坛以祭之”。此外，嘉靖皇帝在地震后还鼓励百官积极上言，批评时政。
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但欧洲海上列强着坚船利炮已打到中国门口了。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处游玩的时代，明朝还是处在生命的中期，但已开始显露出暮态。(图为檄海道副使汪鋐)
明朝第一次接触西方船只，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达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的商船。当时的欧洲商船都备有大炮，亦商亦军。葡人到中国南方沿海后，一方面力图占据广东沿海屯门一带为据点，做为推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又派使节入北京，要示与明朝建立关系，从政治、经济上打开中国的大门。
正德十二年，葡驻满刺加总督派安特拉德与特使托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放铳声如雷”，震惊全广州。因当时外国朝贡入明港口均无鸣炮行为，且葡萄牙又不属明朝规定的朝贡国家，地方官员拒绝葡人登岸。
葡人最终靠中国番译火者亚三交结上了正德皇帝，得以滞留广东沿海，实际上一开始葡人船队用蕃货贿赂了当地官员，又和当地富商贸易，双方的关系还算可以;1520xx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船队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职位，西芒与中国官员来往时，粗暴无礼，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他的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
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与广东官员的关系，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团使命的失败。葡人由此显示出海盗与殖民者的本色，盖房建栅，配以火药枪炮，俨然成一堡垒，又掠夺往来商船，甚至掠夺当地儿童贩卖到海外为奴。如《名山藏》记载葡人“盘留不去，劫夺行旅，掠食小儿，广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给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称：“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烹食婴儿”之说纯属荒诞不经谣言，“掳掠男妇”则确实有之。
因此明朝官员都要求驱逐葡人，但因为火者亚三有正德皇帝宠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为后台，所以正德年间葡人仍在屯门立足脚跟。但武宗死后，火者亚三被处死，比莱斯也被押到广州关押。随即明军准备进攻屯门驱逐葡人。
关于屯门之战，很多史料都提到明军从出兵到胜利花了近一年时间，比如《东莞县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0xx年)出师，嘉靖壬午(1520xx年)凯还”。此战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的部队，总计有数万人。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门史》和葡人回忆录等资料曾记载：“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而在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20xx年9月末，费尔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⑥甲港”，所以我们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门的兵力最多不过700-800人。
中西第一次武装冲突的过程有多种说法，综合《广东通志》、《东莞县志》、《明史》以及外国史料的论述，可以看到这场理应明朝大军轻而易举胜利的战役并不顺利。
《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该文指明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还提出冲突后期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官军获得佛郎机铳的方式——即由敌方遗弃的。《东西洋考》因而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瑞典人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说：“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0xx年)”。
概括中外多种说法，我们知道汪鋐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人，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得来的。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使明军在交战初期战败。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优势改速决战为持久战，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之后，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对手。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西门的四只船有三只逃出了包围。明军应该仅仅是占领了空荡荡的屯门岛而已。当时的人已经认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的威力，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为后来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战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