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闻实训报告心得体会篇一
上述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打击士气的嫌疑，而且对学院的付出和期望亦是一种不忠，但是这的确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观感。实习到中段的时候，王军老师来犒慰我们这些在南方电视台饱受就餐之苦的同志们，饭桌上逐一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收获。我说，在这么多实习故事之外，我并没有经历什么不平凡之处，我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独立作品；而电视媒体的运作方式和视像新闻的操作方式也使我产生了疑惑——我将来是否该从事这一行业，抑或应该去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谋求立足之地？当然，我可以找出很多现实中的很多限制因素来说明我为什么没有独立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台里有规定实习生不能操作机器而他们参与报道的新闻也不能附上他们的署名，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更多是有关我的性情，其次则是能力和态度。
在我们正式报到之前，广州大学和复旦大学实习生已经来回穿梭于办公室间，或是手拿资料文件匆匆赶稿，或是跟随记者外出一线。频道的黄副总监带着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训导说：你们是来做贡献的，不仅仅是来学习的，你们的付出就是你们的学费。之后采访部的杨副监制则在复旦的实习生面前说：汕大的师兄们操作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以后你们多跟他们学习学习。这句话让我们暗自欢喜了一阵，但是不足以成为我放下担心的理由。在此后若干次的采访拍摄中，某摄像师看着在一旁将脚架挪来搬去的我，说：你过来，将这张文件上拍下来，我要的这些、这些、还有这些字眼的特写。我顿时一阵紧张，手忙脚乱地将那笨重的机器切到脚架上，调白、对焦、构图，忙活了好一阵，该摄像问：你以前用过这机器么？我面无表情地答道：没有，我们以前都是用小机的。他用手一挥，“行了，走开，我来吧。”我更加忐忑不安了，心想我刚才回应他时的那个表情一定让他很不高兴，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来自父母的遗传常常让我在紧张的时候就变得脸色很难看，而此后的几次临阵被撤也没能让我省悟过来——无论你天生的表情是怎么样的都好，面对你的老师的时候，都要尽量给出一个淡定的笑容来；又或者，你为什么不干脆对他说：老师，不好意思，可以多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曾经在我的实习申请上写下了我的缺点和劣势，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反应很慢。我承认这是一个可以逐渐得到改进的缺陷，但是，在分秒必争的新闻现场，我怎么能够以这样的理由在记者面前应付我的工作呢？有一次跟随一个跑政法线的记者去采访一条关于汽车诈骗案的新闻，在采访受害者的时候，由于来的媒体记者众多，受害人被围成一团，摄像记者则肩扛摄像机推着挤着在拍摄。意外的是该受害人讲得声泪俱下，将受骗过程的细节一一道来，摄像记者们则脸色惨淡，肩头酸痛双手发软。我站在外围插不进去，完了我们的女记者出来破口大骂：你怎么搞的？人家摄像在里面扛了半个钟头都不止，你却在外面闲着！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扛脚架的！我无言以对，照样是脸色苍白，极其不讨人喜欢。过了几秒钟，我终于鼓起勇气对摄像记者道歉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但是，此事却让我再次认识到，这是一个不打无准备之战的战场，没有人会听你的解释，甚至道歉都没有用，因为错过了现场就永远不可以再挽回。
这是我的第一次实习。在我未实习之前，则因为课程的缘故胆大妄为地设计过实习的报纸专刊，并且在上面发表“学而实习之”的“大论”。但是真正实习的感觉却远非如纸上谈兵那样简单。南方电视台是一个省级台，机构精简，也没有兄弟台那样的众多冗员，因此在我们新闻部的办公室里，整天可以看到记者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上班的时间并不太早，又异于我最初的想象；但是来到之后便立即着手找选题，联系外访，或者一有突发立即赶赴新闻现场。我们这群为数大概三十人的实习生们，则早早来到办公室，尤其是那些安静沉默的女生们，早早地便守在机旁，帮他们的老师“找料”。本地的电话并不多件，反倒是东莞等工业城市的来电占了绝大多数。我每每听到有关拖欠工资不给反打人之类的.投诉，只能按照接听热线的常规程序，用“中立”的态度向他们表示我们会跟进此事，如果领导审批之后需要采访我们则会立即与之联络。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除非发生重大的事故或者灾难，这些外地的新闻往往是得不到上镜的机会的，毕竟南方台是一个立足于本土化的媒体。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内心常常感到矛盾，既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责任重大，又感到自己并非是万能的救世主而无奈万分。类似的投诉每天听上几百个，耳朵渐渐地感到迷糊，而过后反省，才感慨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要保持恒久的良心和责任心是何等的艰难。
我所跟随的马记者也是汕大的毕业生，但我还是称呼他为老师而代之师兄。他跑的是交通线，火车站是常去的地方，据说那里的便衣警察和小偷都已经到了可以跟他打招呼的熟悉程度。身材短小的他在办公室里经常遭领导和同事的讹揄，他却总是以嘻嘻的笑脸相对，完全没有生气的迹象；但是到了编辑室里，如果看到摄像拍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要求或者不够水准的时候，他便毫不顾忌地破口大骂，骂完了之后则会告诉我哪些镜头不能那样拍等等。写稿是我们实习生应尽的义务之一，但是我写的稿件却没有给他看过，只是直接就交给了总监，想想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因为那样就失去了一个修改和进步的机会。
实习将近结束的时候，我和秀彬跟随频道的王副总监和“台里最杰出的摄像”单记者去罗定拍摄城市宣传片，在时事新闻操作之外了解了宣传片的拍摄和制作过程。我们两个作场记，兼作扛机器的伙计，而当地的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则尾随我们，看我们拍摄当地的建筑和民俗。每到一处，我们便受到上等的招待，而我和秀彬的实习生身份因为并没有得到“揭露”，所以也享受一样的礼遇，当地的领导甚至在工作的倒数第二天极力推荐我们去桑拿沐足，走的时候亦给我们捎上大量的当地特产，只是有没有给红包我就不得而知了。颇为讽刺的一次是我们到当地的一个镇去拍蔡廷锴先生故居，而当地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则在餐桌上跟我们大谈进行正面宣传报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令陪同我们的市宣传部门领导很不好意思。在此前的采访拍摄中，我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或者说，见识到在现实中的新闻操作果然跟书上的颇有出入。
新闻实训报告心得体会篇二
在法治版组实习，遇到的采访事件会很杂，但都和法律有关系，为了不至于让自己太手忙脚乱，也稍微补充了一点法律方面的知识，不至于当个“法盲”。遇到的采访事件各种各样，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20xx年7月11日上午9：00在王四营法庭公开审理的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纠纷案，我就得提前了解背景知识，以前对这方面的知识完全不涉足，可是现在我知道20xx年4月8日，北京市建委发布了京建住225号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规定未满五年经济适用房不能按市场价出售；并全面停止办理未满五年经济适用房过户。如果我当时没了解到这个，我可能对这件事就一头雾水，完全不知所云。
朝阳法院20xx年7月29日上午8：40开庭审理培训中心被诉没有办学许可证，学员要求退学费一案，当时去了很多记者，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新闻价值的新闻，华尔街一个如此出名的英语培训机构没有办学许可证。可是结果却令所有去了的记者失望，华尔街一方申请不公开审理，坚决申请，他们认为这件事跟他们机构的商业机密有关，没办法，这个好新闻只好错过。
有几次电话采访的经历，有一次是有个消费者李先生购买了橱柜，厨柜在使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出现柜门面板变形、人造石台面断裂问题，将北京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具广场有限公司和厨柜生产厂家北京美嘉赛罗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至法院。由于那天时间紧，只能电话采访，提前我就已经想过，电话采访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一定要争取得到有用的信息。给红星美凯龙的第一个电话打过去了，没人接，接着打了四、五遍，还是没人接，但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又拿起了电话，电话那头有了回应。接电话的是个女的，一听我是法晚的态度一下就强硬了。因为实际中出现过这种当事人态度强硬的拒绝采访的问题，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发生。我赶紧解释，心平气和的说我就是通过法院知道的这件事，并不是那位李先生让我找的您，我只是想听听您方对这件事的看法。听我这么说，红星美凯龙那边的态度慢慢转变了，我和她聊了半个多小时，从谈话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有时会很为难，因为当事人太过热情。有一次老师说第二天去安贞法院，是报社的一个同事托咱们组去的，把当事人的电话留给了我。我头天晚上便与他联系好了，他说一定要请我吃饭，我婉转的拒绝了，因为老师说过他要请吃饭千万别答应给东西千万别要。第二天中午，他给我发短信，说在旁边的酒店订好了位置几点在那见，我真不知所措了，只好告诉他我手头有事还没忙完。下午采访完，我急忙告个别就走了，我真怕他在请我吃饭。谁知第二天他又发短信说出去喝个咖啡以表示对我的感谢，我只能回我真的有事。没办法了，我给老师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老师乐了，说别害怕，别理他了，发短信你别回就行了。
实习期间接触过三个刑事案件，每一次都让我心里特难受，我挑一个说。朝阳法院20xx年9月10日上午9：30公开宣判一成年男子教唆未成年人盗窃一案。未成年人只有15岁，还是个孩子，脸上的稚气未脱，可就是这么个孩子，如今用手铐烤着双手，成了被告。宣判那天，孩子的母亲到庭旁听，眼泪就没断过。幸运的是，他由于情节不严重，年龄还小等原因，被当庭释放。听到这个消息孩子和他的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泣不成声。庭上只是大概说了一下作案的事情，我觉得这方面读者可能不大会感兴趣，在宣判后，我向那个孩子和他的母亲提出了我想知道的问题。我问孩子被放了之后还会留在北京吗？他说不。我问为什么？他说他想回老家了，想呆在父母的身边，不想再离开。母亲当时的心情还很不平静，我觉的还不适宜提问，就半蹲下来与母亲平视，拉着她的手，当庭所有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成为那个母亲暂时的依靠，可以给她一点力量。先劝抚她不要太伤心，孩子还小，会犯错，但是他改了，如今也当庭释放了，您别太伤心，他会好的。那个母亲也拉着我的手，用力的点了点头。等母亲心情平复下来，话也多了，我一直当倾听者，虽然只是听，但收获不少，知道了很多我没想到的情节。等她说完了，我问她孩子的未来要怎样计划？母亲说我想带他回老家，不会再让他犯错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个细节，开庭前在休息室等候的时候这个母亲有几分钟特别激动，当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把自己的疑问向母亲提出，母亲说因为当时我从门缝里看见儿子被押了进来，我心里难受，我想他。这一天的采访很成功，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挖掘出了读者可能想知道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就是影响颇大的由“小三儿”引起的“死亡博客案”。女白领姜岩因丈夫王菲有了第三者感情破裂而跳楼，“死亡博客”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网友“口诛笔伐”声讨王菲。饱受舆论谴责的王菲为此将转载“死亡博客”的三家网站北飞的候鸟、大旗网、天涯网告上法庭。开庭期间，法官在第二次提醒旁听人员不要做记录的时候，一个旁听的女士举起了手，情绪很激动，她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网友，不认识姜岩，但一直很关注这件事，她说她有权利也有义务还原一个真实的现场，她说她很少跟贴，认为王菲很有问题。由于情绪过于激动，被法警带出了法庭。法院的联系员跟记者说不要把旁听人员被法警带出法庭这件事登出来，但是我觉的这件事很能抓眼球，重点并不在法警把人带出了法庭，而在于庭上有旁听者会突然爆发，发生的很突然，完全没有人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当时就想，不管能不能登，新闻一定要写，登不登是领导的事情，写不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既然这是事实，又被我看到了，我就可以写，这是我记者的责任与义务。很幸运，这篇报道登了出来，并且配的图片就是那位旁听被法警带走时的照片，如果当时我软弱了，没坚持，这篇报道就文图不符了。期间原告的律师说了一句话：以键盘为武器，砍下他的头，给死者作祭品。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冲击力，当标题很合适，我很幸运，这个意见被采纳了。
当记者一定要守时。第一次出去采访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我是提请一个小时到达的目的地，我就是怕迟到，早到总比迟到好。每次采访，我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左右到达，找个地方坐下，多数是马路牙子，把今天的采访任务好好想想，理清思路。唯一的一次迟到是因为联系员告诉错了地方，打车赶到的时候迟到5分钟，感觉特别不好，打那以后，我更加谨慎了。
这个暑假非同寻常，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在报社更是明显的感觉到一切为奥运服务，每周开例会的时候都会听中宣部的各种要求，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开例会的时候还会讨论下周的选题，但由于我是实习生，不用报选题。奥运圣火在北京传递的第一天，我早上6点就到报社，一边看电视，一边抓细节，一边写稿，细到每个火炬手跑了多少步。编辑问我每个人跑多少米，我说30米，编辑说确定吗？我就有点二乎了，不敢确定了，做新闻不能想当然，任何即将变成铅字的事情都得得到证实，必须严谨。
新闻实训报告心得体会篇三
一次在和曹骑士(曹筠武老师)、嘉欣吃面的时候，聊起了各自的大学。嘉欣说去过武汉大学，那天看到的都是垃圾。我很不服气地反驳道她一定是走错了，或者至少是看错。几番争论下来，双方貌似也都没什么办法说服对方。最后都被曹骑士嘲笑说：“真的还是小孩子，都说自己学校好”。其实说自己学校好的不光是小孩子，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了也还是要说自己学校好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成长，这生活过的一草一木便是最亲切的。
当时我就想说，现在不允许别人说自己学校坏话的人，将来走出去理所当然也会说南周是个好地方。成长身体的地方是哺育之所，塑造灵魂的地方则是神圣之地。
南方周末是我心目中的圣地。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恰恰相反，她经常背离我们的期许——很无力，就像《生于1984》里说的，有时候只是证明着“我们相互关注着，我们没有被抛弃”，而却难以改变任何东西。但越是无力，这状态便弥足珍贵。我们时常哀其不幸，恨不得她真的有通天的能量，可以说出自己所有想说的话;我们有时也怒其不争，对于追求理想的人们，眼下的情况，似乎总不那么理想。追求理想的人就是这样，背起行囊走在路上便是他们的全部生活，能够达到的应许之地或许就不成其为应许之地，因为停下了脚步，理想便随之而终。海鹏老师说，我们不能永远年轻热泪盈眶，但永远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富士康的一个月，带给我如此之多的成长，我从未想到，我的文章可以让老师夜不能寐，几欲泪流。那些转变与思考之前已有提及，在此不再赘述。之前我会写擦鞋稿，会写学生稿，也会写自己文青式的小怨念，而一旦想到要为这张报纸工作，并把它们印成铅字，所有的沉积便都来自编辑部里那一份份或油墨香未散或泛黄的纸张里。从01年的南周一直读到当下，她的启示很简单，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并不放弃对一个美好世界的希望，以达致“他日有人要来知道中国的历史，定要来翻检我们的报纸”。有时候坚持这些令人极为痛苦，可是一个曾在南周实习的师姐告诉我说，除了真诚和善良，她不知道还可以怎样走下去。
富士康之后的一次评报会上，老实说我完全懵在了大家的掌声中，就像一个凡人闯入了奥林匹斯山，言不能自已。坐在编辑部里，除了能经常吃到罚款买来的零食之外，还能听到诸神之激烈争辩，作为一个凡人，诚荣幸之至。
广州大道中289号，在这栋老旧的高楼里几乎可以看到当今中国传媒的所有形态：市场化前沿的党报，全国性扩张的都市报，高端化经营的周刊，信奉专业主义的财经杂志……还有一份周报，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南方周末。从“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到“在这里，读懂中国”，在这个连章鱼保罗也无法准确预知的全世界最复杂的媒体环境中，她有所坚持。她的楼顶上有一个不算很奢华的红色灯箱，但是每到黑暗降临时，它格外明亮。
亨利·鲁斯的教堂在近70年间栉风沐雨，传到中国，显然已变了模样。可毋庸置疑的是那仍是一所教堂，守卫她的人们拾起哪怕一瓦一砾，构建他们心中的图景。
南周所告诉我的是，大教堂，她塌不了。谢谢，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许多人仅仅缺少一个坚持的理由。
灞桥折柳，终有一别。后会有期。
此前各媒体已经披露了不少关于富士康扑朔迷离的“内幕”，但连续自杀这个极端的死亡方式仍旧在逻辑与情感上都让人难以接受。于是编辑部决定派遣记者，以打工者的身份亲历富士康，还原真相。出于年龄上的考量，我有幸成为了最终人选。
去往富士康之前，我从未想过 “潜伏”、“富士康”这两个关键词会成为我的准记者生涯里的第一次巨大挑战，可能面对的一切或许都是未知的。然而未知，却成了让我前行的最大动力。这次特殊的调查，从4月10日晚踏上前往深圳的列车开始。
进入之前，我与几个在厂内工作了很长时间的老乡取得了联系。他们的回答让我有些诧异，之前媒体上很多的所谓“黑幕”，他们确有听说，但是涉及层面似乎并不那么广。例如保安打人，门禁严格，稽查苛刻，他们甚至都有自己的一套“化解方法”，就像是在学校里逃避老师的管理一样，学生们总能各显神通。那么这样一个厂区，何以自杀频发?所以进入前，我最大的担忧并不在于会面临多少未知的危险，而是如果厂区里一切正常，根本发现不了什么问题，即便有问题，也只局限在一个很轻的程度与很小的范围内，难以由此为因，导出自杀之果，那么这篇调查要何以为继。但是与两位老师的讨论让我暂时搁置了这种疑虑，因为这种极端结果的接连发生，由结果来看，是不可能没有原因的，背后必然有某种制度或文化上的原因。我的想象或许还是过于单纯了，进去之后只需完整客观地反映全部细节即可。
经过7个多小时的排队，一整天的体检，岗前的教育、分发，我随那一批的3500多人人一道，最终顺利进入富士康开始工作。前三天的工作甚至让我觉得太过轻松：没有什么活干，新人不让加班，工友彼此之间也还不太熟悉，采访任务也不急于开始。这样节奏的生活，与调查自杀两件事，仿佛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我进入之前最担心的事已然发生了。此时我的“日记”便带上了明显的“有色眼镜”，试图把每种现象每个细节下一个结论，试图把员工们的生活状态往压力过大、没有自由、管理制度有问题等等方向上靠，那段时间甚至只要从员工嘴里说出“压力”两个字，都能让我变得无比兴奋，我会立即记录下来。我总觉得在一步一步接近答案。但事实上，真相这个时候却在远离。
第一次以“卧底”记者身份与杨继斌老师碰头是正式工作的第一个周末。一个酒店十几层上的咖啡厅，大致说了说工厂里的基本情况，然后望着高楼大厦胡发了一通感慨，很兴奋于自己又暂时回到了真实的身份。关于选题，当时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杨老师问到“你觉得这个题是语文题还是数学题”，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语文题”，也许是因为我还并没有做“揭黑”之类调查的经验，也许是因为对于环境的一种直觉，我总觉得这一周我看到的东西，即便是戴着“有色眼镜”往那几个能逼死人的方向上靠，也显得牵强无力。但杨老师提示我这应该是“数学题”，一环一环的故事与细节最终要导出自杀的结果，报道才能成形。如果不能建立这样的逻辑关系，那么这篇调查就是失败的。当然，一切还在进行中，选题的变化还要看进一步的材料积累，“你也别抱太大希望”。我的作用只是忠实地做好一台摄像机，与一台文字输出机，“有色眼镜”必须摘下。
既是一台摄像机，那就不必想太多啦，取景器里是什么景色，带子上写入什么内容，关你这机器什么事呢?恩，这样反倒也轻松自然，每日保持“电力”就好。
这之后的文字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观。每晚发回的文字已经客观真实，我动用身体上的一切感觉器官，我只求细致与鲜活，而更少或者根本不去考虑调查的结论。工友们开心、幽默、青春、时尚，我也都一一记录下，甚至有时候篇幅比他们的焦虑、无奈更长。这样的记录让我很安心，因为我只需与看到的真相、感受到的情绪站在一边。
为了不在打工者中过分突出，我特地挑选了平日里最不常穿的几件衣服，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个刚从学校出来的打工仔。在小商店里购置日用品时，几乎全部选的是最廉价的商品。嘴上说的话也一概去掉“对不起”、“请问”、“谢谢”等，唯恐太文质彬彬而受欺负，或是显得与众不同。事实证明，这些“隐匿”的方式让我的生活看上去与他们全无二致，说话的方式改变也让我不自觉地融入了他们的谈话之中。气场相合，方能聊出更多的信息来。这也成了后来得到不少故事的“语言基础”。
但是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采访大学生时，我要化装成正在进行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与他们平等地交谈;与线长组长交谈时，不光要想出让他们注意到你的“噱头”(事实证明，只有我说不想干了，他们最会和我谈)，还需要拿出更多一点的见识来，去与他们探讨这个大工厂里基层干部的升迁与前途。当我号称自己“要离职”而与线长“谈心”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要留我的，但我完全不关心“我自己”的前途，却只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巨大的工厂：人多，机会少，基层干部压力大，带的人流动性太强，出不了成绩，就爬不上去——这都是我这些天观察的结论。他仿佛换了个人，不像和别的有离职意向的员工交谈时那种家长式的“教诲”，而是真正谈起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说起自己的学习经历，在富士康等一些类似厂里的工作经历，现在作线长压力大了，但级别没动，工资一点也没涨。最后，连他自己也说“没办法，富士康就是这样的”，“要是情况还没有起色，也许我也就干到今年年底了”。坚持隐匿，但有需要时也不必害怕“出众”，极大地延展了我的“潜伏”体验。我甚至逮住一次占理的机会，直接与另一线的线长发生了争执，去看最终会怎样解决。
成功地变换2-3个身份，去与受访者平等地交谈，才是获得故事最好的途径。当然，“卧底”期间，兼有的身份越多越危险，所以这种变换最好在后期完成，以防有变。
对于受访者的名字使用，我们之前的想法是，只要不涉及工人们的负面信息或者隐私，用真名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做也是出于报道的真实性的考虑。但是报道出来之后，有个别员工不愿意自己的真名出现在报纸上，有关自己的细节被误读，现在他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情绪也十分激动。这是我们所未想到的。
尽管未涉及负面、虚构或隐私情节，且新闻事件的公共价值也很大，但每个人的情感与认知都不一样，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去苛求。在面对预计不到的后果时，个人更信奉“最小伤害原则”。在未经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还是使用化名进行写作更为稳妥。如果要增强其真实性，可以在联络到受访者本人，征得同意之后使用真名。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中就注明了“所用名字为化名”这一点，力求弥补。由是看来，“有不说的真话，但决不说假话”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因为真话与假话一样，可能伤害无辜的人。
进入富士康之前，我与傅剑锋老师、杨继斌老师仔细分析过作为“卧底”的我可能出现的风险：其一，被发现真实身份，结果无外乎是开除，问题不大;其二，可能被分配到危险的岗位，此时我所做的就是必须要想办法调离，或者，放弃这个岗位，再出来排一次队。最终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但为求稳妥，如果在出发前能够有一个成文的风险应对策划，则更为完备，其中可以包括对各种可能的危险的判断、应对，乃至结束后的心理疏导。
于现在的我而言，我倒希望尽快地揭掉身上的“富士康”这个标签，它只是我的作品，而我并非它的附庸。一个好记者必须不断地靠好作品来说话，而不是成为新闻的一部分。但要去掉这个标签只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停止努力，直到被大家忘掉，这个很简单;其二是马不停蹄地再次踏上某辆通往某地的“列车”，走去通往新闻的路上，这个难度更大、更未知。但我由衷希望是后者。
新闻实训报告心得体会篇四
目前，很多用人单位提出的招聘条件都要求有工作经验，但是对于整天在学校上课的大学生来说，缺的恰恰就是工作经验。因此，上学期间的实习就显得十分重要。对大学生来说，实习是接触社会的一个极好机会，是提前接触未来的实际工作，感受以后可能要从事的工作氛围的重要前提，尤其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而言，需要极强的动手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然而，对于一直处于家庭庇护下成长的学生，很少与社会交流，不懂得怎样为人处事。因此，社会经验往往比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显得更为重要。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找到实习机会很困难，在实习过程中也常常碰到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解决实习的问题？怎样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通过这份调查，来初步探讨一下新闻专业大学生实习的问题。
随着大四长达半年的实习期的到来，我为自己该选择什么实习单位着实好好考虑了一番。首先，这半年的实习，我希望能够跟未来的工作挂钩，最好在实习期好好表现，将来留在该单位工作。第二、电视台的一些栏目组，对学历要求不高，但是对工作能力要求很高，工作强度很大。奥运期间，我在北京电视台实习，当时栏目组的制片人倒是提起过将来愿不愿意留下来，但我想当时那种已经达到癫狂的工作状态，我支撑不了多久，甚至于那时的工作对我的身心都消耗极大，我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感到十分恐惧、排斥，所以我想，这份工作我肯定干不好，不是长久之计。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身边一些朋友的情况。他们为了找到实习机会，到处面试，有些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开始实习生活后，觉得烦闷无聊，后悔不已，没干几天就想离开，更谈不上好好干、对工作负责。有些一心想找个喜欢的职位实习，可是苦于没有途径，说着手准备考研，可是又看不进去书。我自己也是迷茫犹豫了好久，想了很多，也一次次的做了自我否定。所以我想做这样一份问卷，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能好好问问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根据调查显示，一半以上在媒体实习的人都是通过人脉关系获得机会的，自己寻找的几乎没有。我在实习时也是凭借认识人才进去的，和我一起实习的人全都是这样。我在报社时，曾听到有人打电话询问有没有实习岗位，报社里的人直接说：“我们不招实习生。”然后就挂了。由此看来，新闻媒体的实习岗位基本上是呈现“封闭”、“不开放”状态。
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实习机会的渴望似乎从一开始就强于其他专业的学生。一方面是由于新闻专业本身的专业知识不像其他专业那样，需要非常认真的学习，要好好打牢基础。新闻专业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学习怎样去为人处事、学习怎么去观察理解这个世界、学习怎样去健全自己的人格和价值观，然后才能谈及引导社会舆论。当然，从事新闻工作需要很强的思维能力和大量的知识积累，但这些往往都是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就慢慢培养出来的，真正靠进入大学后再现补实则已经晚了。尽可能多的融入社会中，积累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是新闻专业学生的首要问题。因此，新闻专业的实习机会往往是一拥而上，而新闻专业的学生多，新闻媒体的总数少，实习机会就变得不容易找了。
新闻专业实习机会的“裙带制”所带来的麻烦不仅仅对于学生。很多媒体在职人员表示寒暑假到来，办公室里实习生人满为患，弄得办公环境吵杂混乱，影响工作。而且很多实习生
只是为了应付学校差事，到了实习单位不干正经事，就是玩玩闹闹，由于是熟人介绍来的，又不方便说什么，所以只能任由他们在办公室里呆着，也不敢委以重任。
我想可以对新闻专业实习生进行一个招募，这需要学校与媒体加强联系，可以设置某种能力资格，通过学生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来评定他们是否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这样一方面，有能力没有关系的学生可以得到实习机会，新闻单位也不用发愁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实习生。
这份调查问卷中有几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今后想从事新闻传媒方面的工作吗？你认为实习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对你今后的工作帮助大吗？你认为自己目前的实习能保证将来的工作吗？如果不能保证就业，你是否会考虑换一个单位实习？你目前实习主要是为了什么目的？
这些问题是我在实习过程中渐渐产生的。我从大一第一次在报社实习了一个月之后就清楚了自己不适合做记者，性格孤僻，不爱跟人接触，；写稿子，不喜欢很正式、很古板的，喜欢调侃聊天的方式，喜欢加入想象力，与新闻报道要求的客观真实不符，所以种种迹象表明我不适合做记者。在北京电视台提起留下不留下这个问题时，我曾犹豫过。这是个很大的诱惑，是个大媒体、工资一般但是待遇还不错、说出去是电视台的记者也比较好听，而且家里人的意见是不管什么工作先干着。但是今年暑假回来，人家问我还去不去的时候，我还是没答应。我想起自己以前实习时的生活，那时别说快乐，基本上都是咬牙挺过来的，严重的时候，在实习结束之后，我会有一段时间自闭起来，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所以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找一条别的路走。其实我对这个工作这么排斥的话，也肯定无法专心工作，人家也不会让我留下。要想把一份工作做好，首先要热爱它，然后才会涉及到发展上升空间的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人中，对前途比较确定和不确定的大致各一半。其中说在新闻媒体实习将来保证能留下的，我想他们的各方面条件和机遇应该都很不错，所以
是不太会为工作发愁的一类人。另外的一部分，在模棱两可间、徘徊不定的人其实在大学生中很常见。现在人大都没什么理想、目标，从小就没有，甚至连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不清楚，随大流，走一步算一步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
我想人不怕别的，就怕愚昧、麻木，在这么复杂、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如果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明确，那肯定无法立足。所以，我们应该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给自己多一点思考的时间。
在参与调查的人当中，有一半的人声明自己不在乎工资，只为积累经验，实习也不见得就是想留下工作。在这次找工作之前，我实习也从没考虑过钱的问题，甚至在有了一定的经验，又学不到新鲜东西之后，实习有时候就是玩。但我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说自己不在乎工资的人，肯定没想过不再依靠父母，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独生子女大部分都没有独立意识，被父母养着一辈子也理所当然。
我在这次选择实习单位前简单算了一笔账：去年夏天在电视台实习了将近两个月，花了差不多3000—4000块钱，包括每天上下班车费、饭费、手机话费、还有一些不得推辞的工作应酬，而我过去实习过的电视台和报社刚开始都说有稿费，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么一来，真是又倒贴人力、又倒贴财力。然后我想，实习两个月就三、四千，这要是实习半年呢，得多少钱？而且随着工作量的加大、工作任务的重要程度，花的钱只会越来越多。这样投资，究竟最后能有多少回报？正式开始工作之后，能减缓多少入不敷出的情况？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回报是不是物有所值？由于我自己将来不想从事新闻工作，所以如此昂贵的实习学费我不舍得教。
我的实习经历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新闻，大部分的采访都是我在跑，稿子也是我在写，在电视台的时候，把采访甚至拍摄提纲都写好了，然后人家拿走去拍，实习生接着寻找下一个选题。我总看到正式的记者们喝着啤酒、抽着烟、玩着cs、聊着qq、甚至再过分点的，去会男友了。而里里外外忙活的全都是实习生，最后把稿子写
好，记者们审阅一下，大概改改，就交上去了，一天一份稿子，任务算是完成，回家去了。我时常感觉他们是我的子女，我辛辛苦苦的养着他们。后来看到一篇文章中说，新闻媒体很不容易，这么辛苦还兼顾教育实习生，而且还是免费的，没有收任何实习费用。我当时心想：我没跟你要一半工资已经很不错了。
前些年，社会上总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大学生眼高手低，太骄傲，应该挫挫他们的锐气。现在呢？有几个大学生出来不是低声下气、点头哈腰的？为了更好的实习，家里也是倾尽人力物力财力，托人找关系、请客送礼；想要独立的毕业生，为了找到好工作，硬说工资不用很高、能糊口就行，然后过着省吃俭用、入不敷出的日子。这难道就是正确的态度吗？ 付出劳动，就应该有相应的报酬。很多公司、单位，就是仗着“现在工作不好找，来我这儿应聘的多了，你爱来不来。”这种“霸王条款”故意克扣刚毕业的学生的工资，以减少公司的支出。而大学生们诚惶诚恐的心态也助长了这种现象越来越“正常化”。我认为国家应该出台相应法律对于刚毕业的学生的工资待遇制定一个标准的额度，并且保护“学生工”的劳动付出，保护学生的权力利益，规范市场。因为大学生是社会未来的栋梁，只有让他们得到更好更充分的发展，社会才能得到更大的回报。
新闻专业实习的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就形成这么一个模式了，改变它，不容易。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这条路走不通，赶紧停住，四下望望，看看哪条路更顺更通畅。然而在未来的工作生活中，大学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应该更懂得自尊自爱，保护自己的权益，不被社会坏风气轻易地击败投降。上了四年大学，说自己比别人到底多了解了什么，专业知识？生活技能？我想最根本的是比别人更清楚的理解了人格和尊严，以及生命的庄严和神圣，为什么贤人雅士能生活得比别人都好，因为他们更尊重和善待生活。
不到要独立生活的时候，不会真正的明白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理应该比其他人更明事理。聪明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了的，但至少我们要做个明白人。对于自己的未来，只有自己最能说了算，所以出于对自己负责，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一下，多想想、好好想想。
新闻实训报告心得体会篇五
在学校学了三年的课程，中间利用暑期和课余时间也曾在新闻单位做过短期的实习，只是接触了一些新闻采编而已，新闻专业报社实习毕业实习报告范文。从xx年7月大三暑假开始，一直到今年2月大四寒假，前后半年多的时间，作为“全职”实习，收获与以前的短期实习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半年多，我也没想到，自己会“跑遍大江南北”，这其中有许多人生的机遇，抓住的，失去的，但我觉得抓住和失去都有原来想不到的价值。下面就按时间，以实习时不同的单位来做个总结报告，算是对我毕业实习画上一个句号。
一、东方今报阶段（xx年7月—xx年8月）
放假前，托人帮忙与东方今报胡杨副总联系好了实习岗位，一放假，我和新闻班的惠万里就到了今报热线部实习。今报的记者都很年轻，大家关系都好相处，带我的杨海霞记者和与我座位相临的孙旭阳记者对我特别好。
到那后，第一次出去采访是和一位做实习摄影的同学一起跟着杨文哲和摄影记者邱琦去做个车祸稿子。是一位农民开一奔马机动三轮卖菜，可对他们郑州市区是禁止进入的，当在一路口交警要将他们拦下时，农民可能心里一慌，车子没控制住就把交警给撞飞了。我们接到线索时，也没有现场，受伤交警被拉往医院，农民正被带往交警队。我们就直接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受伤交警正接受检查，一名女士扶着一名儿童（交警的女朋友和外甥）都在哭泣，哭声充满了惊恐。
第一次见到如此的场景，我吓呆了。哪里还会采访新闻当事人，就跟着他们乱转。等把交警安置住院，我们就离开了。离开时，杨记者问我“你怎么不采访啊？”我说“我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不知道该怎么采访，他们在痛哭啊！”“这算什么啊，以后比这更惨烈的场面多的是！”他有点生气的对我说。接着邱老师也发话了，“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不问一个不拍，以后还这样就不带你们出来了！”我们两个听了，都低着头。
杨海霞老师让我做的第一个稿子就是个大策划，是“重磅阅读”版上的，主题是探讨社会上出现的“啃老族”（就是子女长大了但养活不了自己，不但不赡养父母，反而倒吃父母的年轻一代）问题。她只把选题告诉我，让我去郑州的都市村庄里去采访寻找这样的案例，她也找案例并且采访有关专家。我就一个人到都市村庄里去找，以租房的名义，边谈房子边和房东老太太们聊他们的儿女，让我庆幸的是，我去的每一家都算比较有典型意义，有新闻价值。就这样跑了三个都市村庄，第二天又去了两个街道办事处，问问他们年轻人有多少事业登记，及这些人的基本情况。就这样，光这一个事，跑了4天，写好稿子，等了一个周，稿子终究没有刊登。接着又做了黑龙江某地恢复婚检和大学生可以结婚规定的“重磅阅读”稿，我就一个人去河南财院、河南农业大学、郑州大学工学院等校园转悠，采访大学生对可以结婚的看法。碰巧遇到了一位来自武汉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学校就有一名女大学生结婚了，女孩出嫁当天也也经历了。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没事。但等我回去，被杨老师一提问，才发现自己问的好不详细，许多细节都没有问到。稿子写好就刊登了，但没有署我的名。这个虽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还是可以接受的。与此同时，做了其他的一些小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