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范本是积累和总结多个作品的精华，可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学习素材库。范文范本的选取是经过精心筛选和整理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一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
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
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
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
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
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
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8、9的西汉了。
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
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1米的环首刀。
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300年时光直达隋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
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
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
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
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
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
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1米长的单手刀，到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贪腐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
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
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
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
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
于是战国便有了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
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
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
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
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
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
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
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
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
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
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3米。
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
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
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
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
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
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
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
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
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1-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
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
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
但戟也存在缺点。
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
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
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
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
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
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
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
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
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二
三字经有云：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一个四岁的孩子就懂得谦让之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注意，后来以他为楷模浇铸出来的成批作品，可没法跟这个始作俑者相提并论)。
有关孔融，还有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典故。
孔融十岁，随父到洛阳，时李元礼有威名，登门者须隽才之士或有清誉，又或是中表亲戚，阁人始肯通传，孔融独自到李府，向门官言道：“我是李府君亲。”门官为他通传后请人府相见，李元礼问道：“君与仆有何亲?”，孔融对日：“昔先祖仲尼(孔子)与君先人伯阳(老子)有问礼之谊，是以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个十岁幼童之口，李元礼及在座宾客莫不奇之。时有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得闻此事，便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能佳。这倒是很常见的事，不过却是对孔融的不以为然。没想到孔融应声答道：“想君小时，乃当了了。”
这里用了一个歇后手法，意思说陈韪现在是“大未必佳”。陈韪遭此反击，大为尴尬，一时语塞。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句话堵得名士张口结舌，孔融才思之敏捷，实在令人赞叹。
但是孔融的神童段位，仅仅停留在辩捷的层次上。而这种没有智慧作后盾的辩才，除了得罪人之外，于人于己，实在没有更好的用途。孔融成人之后，先后担任过北海相，青州刺史，少府，大中大夫等职。在职期间，除了空发议论，作一些修复城墙重建学校的形象工程之外，基本没干过什么足以证明他有政治才能的事。
大凡能说会道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对于干活的人总是指手画脚一百个不顺眼，孔融也没跳出这个窠臼。他依附于曹操的翼护下，得以在盗贼蜂起的军阀割据时代作着“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香梦，但是对于曹操的政策却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如果说他劝阻曹操伐刘备是“兴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虽然迂腐但是还带着点为天下计的味道，那么他为讽刺曹丕纳甄氏而编造的“想当然”的故事，就纯粹属于徒逞口舌之利，完全是过把瘾就死的嬉皮士心态。
三国时代的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通常有着惊人的耐性，但是曹操的耐性终于还是被逼到了极限。公元2，曹操把孔融满门抄斩。当时还有一个令人凄然的花絮：孔融被捕的时候，大儿子九岁，小儿子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专心地做着某种游戏。孔融还怀着一种侥幸心理问使者：“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能不能放过我的孩子?”没想到他儿子秉承了他的硬骨头精神和早慧特征，慢慢说道：“父亲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两个小孩子口中造出的。从这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他的孩子在遗传了他的口才基因之外，还有着超乎他上的非凡见识。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三
研究汉字的起源问题，在国内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先秦传说造字者为仓颉，《旬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史学家徐旭认为，文字的出现，应与仓颉有关。那时制定历法需要文字记载，制定神谕也需要行文，因此，仓颉应是颛顼部族人。他“生于斯，葬于斯”，故造书台北有仓颉陵墓。他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世纪。据此推测，四、五千年前，我国的文字就比较成熟了。
到了现代，有人在承认仓颉的同时又扩大了造字者的队伍。比如鲁迅先生，他认为“......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鲁迅.门外文谈》。也就是说，汉字当然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许许多多的像仓颉这样的人慢慢丰富起来的，仓颉只不过在这些人当中比较重要、起的作用比较大而已。我们所重视的不是到底是不是仓颉造的汉字，而是造字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汉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走进了由文字记载的时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件大事，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仓颉造字。
仓颉，姓侯刚，号史皇氏，黄帝时史官，汉字创始人，被尊为“造字圣人”。今南乐县城西北35华里吴村有仓颉陵、仓颉庙和造书台，史学家认为仓颉生于斯，葬于斯。
相传仓虬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和刻木的方法，远不能适应需要。，这就有创造文字的迫切要求。黄帝时是上古发明创造较多的时期，那时不仅发明了养蚕，还发明了舟、车、弓驽、镜子和煮饭的锅与甑等，在这些发明创造影响下，仓颉也决心创造出一种文字来。
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按自己的心意用符号拼凑成几段，拿给人看，经他解说，倒也看得明白。仓颉把这种符号叫作“字”。
资料。
但鬼为什幺要哭呢?有人说，因为有了文字，民智日开，民德日离，欺伪狡诈、争夺杀戮由此而生，天下从此永无太平日子，连鬼也不得安宁，所以鬼要哭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
有一次，仓颉就是从这些绳结记录的史书给黄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致使黄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愧而辞官云游天下，遍访录史记事的好办法。三年后他回到故乡白水杨武村，独居深沟“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整理得到的各种素材，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
仓颉的字都是依照万物的形状造出来的。譬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红圆的模样勾的;月字是仿着月牙儿的形状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仓颉首创文字的事后来被黄帝知道了，他大为感动，乃赐仓姓。其意是君上一人，人上一君。再后来，上天知道了这件事，下了一场谷子雨奖励仓颍这便是人间谷雨节的由来。
从白水县城出发，沿渭(南)清(涧)公路下洛河，然后再改走白(水)洛(川)公路。吉普车在高原的沟岔间跑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来到了仓颉庙所在的史官村。这座已有1800余年历史的仓颉庙已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告别「结绳记事」的年代。
中国古书上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记载，这是早期记事常用的方法，可惜这些物质无法长久保存下来，所以当时的记事情况已无法知晓了。但安阳小屯发现了十五万片甲骨卜辞，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总字数达到3500个上下。从甲骨文字结构来说，除了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应用。可见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文字已达到了相当完备程度，那幺在它以前一定有个更长的发展过程。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龟甲上刻划符号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文字的出现既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所以仓颉很可能是总结整理文字，为汉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的一个代表人物。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四
谢道韫身出名门，系东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谢世家，在魏晋南北朝那是响当当的字号。即使在门阀林立的东晋，王谢两门也自视极高，婚嫁除了入宫攀龙附凤以外，都只在两族之内进行。他们两家在晋朝消亡之后仍是风光不减，直到梁武帝时大枭雄侯景向两族求婚被拒绝遂视此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时顺便将王谢两族彻底诛绝。王谢的数代风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刘禹锡的一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人怀咏。谢道韫还是个小mm的时候就相当了得。
一次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中何句最佳?”，谢道韫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大赞其雅人深致。不要小看这一赞，谢安何等样人，不说他在淝水之战中的镇定气度，也不说他权谋机变的高超政治手段或者是一心只想归隐的澹泊心态，只说后世的诗仙李太白向来眼高于顶，有着天子呼来不上来的狂气，然而他生平唯一服膺的人就是这个东山不出的谢安石。其时天下号称名士的何止千万，能得谢安一赞几乎可以藉此荣耀终身。
另一则故事就更经典了，一次冬日谢氏家族聚会，正赶上大雪鹅毛般片片落下，谢安于温酒赏雪之余，雅兴大发，问在座的谢氏后辈，飘飘大雪何所似?谢道韫的堂哥谢明接口：“撒盐空中差可拟。”
(这位老兄空中撒盐何故，难道想人工降雪?：))。谢道韫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风起。”简单一句，谢道韫的诗情才气相比她堂哥何啻宵壤!谢安大声称善，夸奖道韫敏慧过人。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五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影响的具体表征及过程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所载，参以考古资料，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一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
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据历史记载，由于夏初国弱，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预注)。
“少康中兴”后，夏政权得以稳固，与东夷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今山东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东潍坊。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许多学者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证明夏王朝方国众多、夏王朝统治区域广大，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
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据调查，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体饰绳纹;缸平口内敛，上腹微外鼓，外饰有捺痕的附加堆纹。
阎寨遗址中的夹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饰绳纹;小口高领瓮沿外饰一小扳，广肩鼓腹。
这些遗物都明显包含有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颍河)崔庄晚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从形制、胎质、纹饰及制作风格看，均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遗物类同”，“(董庄)晚一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所出的陶器多为器表饰细绳纹的泥质灰陶，其中花边口沿罐、圆腹罐、腹部多带鸡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同类器相类同”。
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纹饰与器形，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头状、三角形鼎足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也有发现，高领罐与洛阳东干沟二里头早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与豫西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
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薛家岗h25中通体饰细绳纹的锥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细腰斝、高柄浅盘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与中原二里头晚期的同类器相似。
寿县斗鸡台遗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纹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锥足鬲、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都与中原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
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
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屠城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
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
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
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二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
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
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
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
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
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
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
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
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
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
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
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梁山青堌堆、济宁凤凰台、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苏铜山丘湾等处，在济阳邝家、邹县西朝阳村，以及滕县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
)、邹平丁公、章丘乐盘(p36)、青州萧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窥一斑而知全豹，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在海岱地区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到黄海之滨[23]。
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已发现近300处，依受晚商文化影响的程度，高广仁先生将此分为三个地区[24]，其中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重。
鲁中南地区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晚商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铜刀、铜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觯等的器形、纹饰和整体风格，都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当数量的红陶和一两种器物具有一点地方特色。
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盛行的含玉含贝的葬俗也明显地影响到淮河下游地区，在济南大辛庄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庄、刘家庄等为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还发现了与商王畿形制、花纹基本相同的青铜礼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发掘，与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觯等及玉器、铜胄，从造型到制作方法与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号坑出土的马车，两马一车的驾驭形式、车体的大小结构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非常相似。
该地区所发现的陶器有绳纹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这一地区，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可见是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也相当密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仅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27]，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死者为东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村，桓台南埠子、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桑家庄、鱼台、呙宋台等多处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28]。
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
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时东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这一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国力量的强大与文化的进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最终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其铜器中非商式的高领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多与典型商式器物有较大差异，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鼎为垂腹、柱足，颈饰简疏云雷纹;甗为素面，仅在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制作淳厚质朴，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潍西、鲁中的商文化，表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鲁南与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
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也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但由于淮夷与商交往日浅，其地又非商王朝经营的重点，所以淮夷的皖西类型、斗鸡台类型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相对较疏远。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
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六
身体是人生之根本，但关于身体的问题，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关注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西哲学都曾试图超越身体，甚至想要抹杀身体的存在。西方哲学长期持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或灵魂才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而身体则被纳入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哲学虽有注重修身的传统，但亦实以“心性之学”为中心。自尼采、福柯以来，哲学开始关注身体与思想之间的隐秘联系，尤其近些年来，“身体”开始进入西方思想和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身体和身体哲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下面发表的两篇文章，代表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20世纪上半叶，在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纲领的感召下，现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轻的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种种业已被视为不易之论的本体论假定给予大胆质疑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再造传统而先行奠基的哲学上的“寻根”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虽种种新见迭出不穷，但最具颠覆性和原创性的工作则属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对所谓“身体”的本体论意义的木曷橥。与传统西方种种业已意识化的哲学不同，梅洛-庞蒂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称：“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其实，梅氏这一宣言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致思取向的根本纠拨，而且也为我们真正切入中国哲学、为我们溯寻中国哲学之“根”提供了路引。也就是说，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国哲学之“根”，既非西方传统思辨哲学中的那种“意识”，也非晚出的中国哲学中的所谓“天理”或“人心”，而是诚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见奇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活生生的身体之中。
这种根于身体的哲学本体论，除了表现在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终极性思考不是发端于对世界的“惊奇”而是始于对人自身人身处境的“忧患”之外，还集中地表现在其以一种“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诚”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体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在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古老的《易经》中，这种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就是所谓的“太极”。“太极”的“太”字即为“大”字的引申义。而“大”字按许慎《说文》，其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体形状。这一字形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后来的铜器铭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因此，该词源学的考察表明，对于去今已远的中国古人来说，其是通过一种所谓的“依形躯起念”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极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体现。而要真正理解这一“下学可以上达”的奥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古人对“身体”概念的独特的理解，以及我们称之为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身体现象学”理论。
中国古人之于“身体”概念理解的独特性在于，与西方人那种作为纯粹物理对象的躯体不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之身除作为物理对象的躯体之外，正如古汉语“身”字字义所表明的那样，还兼有突出的“亲自”、“亲身”和“亲自体验”等等内涵。因此，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中国古人对身体的一种现象学式的还原。经此还原，一方面，身体由一种异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还原又同时保持着现象的充盈丰满而不牺牲身体的外部具体体现。因此，这一中国式的身体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对人类哲学史上种种二元论学说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诸如人与物，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本我与非我等对立项经由一种亲身性的身体真正融为一体。而宋儒张载所谓的“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张子正蒙·诚明》）的论断，以及为中国古代众多哲人所大力阐扬的那种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正是以这种现象学式的身体概念为其真正滥觞。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这种现象学式的物我合一的身体也即一种“体用不二”的身体。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已不再局限为我的七尺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非实体化的“潜在的身体”，也即“可能活动的身体”，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经由行为向无穷无尽的大千世界显现和开放，乃至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视为是人身体行为的“目的论的项”，乃至于“人身虽小，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被视为人自身的'身体场。而《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永远“未济”的宇宙图式，与其说是对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不如说恰恰是对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这一生命之旅的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学说不仅表现为把人自身的身体视为宇宙的起点和本源，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以人自身的身体的发生生成机制来解读宇宙本身的发生生成机制。这最终导致了在所谓“阴阳哲学”的名下，中国古人从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这一中国哲学的哥白尼式发现。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这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之身体来自男女这一发生学的原理其实就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深不可测的东西。相反，“易则易知”，它就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发端，而且也从中径直开出了关于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创世纪”的宣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老的《易经》不啻可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性学”经典。从指代男根女阴的阴阳两爻，到《系辞传》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性活动的直白，这些被今之道学家们视为“不正经”而三缄其口的“身体书写”，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首经的堂殿以至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语言”。同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与“男女”相提并举且作为不易之论而业已成为老生常谈。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传》），所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正是基于这一彻底的泛性主义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被还原到每一个个人。中医理论坚信每一个体身体生命都可阴阳辩证即后者的印证，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黄帝内经》后不无诧异地惊呼，黄帝的身体竟是双性同体的，这样，西方人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
综上所述，就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学说而言，无论是其有关本源问题的理解，还是其有关发生机制的认识都无不系于身体，该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基于思维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谓的“存在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根于身体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谓的“生活的哲学”。这也充分说明了何以中国古人的终极性思考始终与身体性思考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致力于所谓“安身”、“守身”、“贵身”、“返身”、“省身”的问题永远是古之贤哲的第一等事，而对执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种所谓的“以身为殉”的原始的焦虑始终使其忧心忡忡。同时，也正是从这种身体主义的宇宙论出发，才使中国古代“世道”同于“医术”之说得以成立，孙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医”，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人们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尼采所谓的哲学就是医学或生理学这一在西人眼里惊世骇俗之论，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了无新意，早已被中国古人目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中国哲学中这一身体性特性除了集中体现在其宇宙论理论外，还普遍地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如中国古代伦理学中之于所谓“修身”的强调、之于社会伦理“造端于夫妇”的肯定、之于血浓于水的“亲亲”的推崇，以及中国古代宗教观中所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慎终追远”和“祖宗崇拜”的思想，中国古代认识论中所坚持的以象征和体验为特征的“身体思维”的理论，如此等等，都无不打上了身体的深深烙印。因此，身体性作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规定，其已驾一驭万地统摄了中国哲学中的所有论域和原则，舍此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舍此我们就无从把中国哲学和其他哲学加以严格的区别。
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从沉重的历史出发对这种身体哲学作出厚今薄古的评判，然而我们却无法规避其现代语境下积极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对中国哲学中身体性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之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面对当今人类普遍的“无根性”和“贫血症”的生命现状，它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抗议和批判，并为我们向一种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提供了坚实的铺垫。此外，这种身体哲学所推崇的作为“原发生命机制”的男女互济的“太和”之道，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所固执的“同一性”原则的有力反拨，又可对后现代哲学所沉迷的“差异性”原则给予矫治，从而为我们拓出了步出当代人类哲学困境的一条希望之径。它毋宁说告诉我们，当今人类最深重的和原发性的危机，乃是日隆的男性权力话语和与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导致的生态性危机，而医治危机的根本良药，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国古老的《易经》中为我们所昭示的那种“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作者：谭玲艳李国俊作者单位：大庆石油学院人文科学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8刊名：大庆社会科学英文刊名：daqingsocialsciences年，卷(期)：”“(6)分类号：b221关键词：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现实思考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八
摘要:中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哲学思想极其丰富,以《周易》为发端形成的多种流派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人的成长、进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职业指导工作,就应认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国文化当中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精华,建立符合中国社会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指导人的成长,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关键词:生涯发展;人生哲学;职业指导。
“生涯”一词很早就有,如《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南朝沈炯《独酌谣》“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超”等,这些文献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现在,“生涯”则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又称职业生涯。或者说“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生涯发展则是指人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
中国自古就关注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释家等,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生涯发展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长期指导着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它们运用到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指导当中,以建立符合我国文化背景、能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
《周易》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哲学的中心是人生论,它把对宇宙本体及其属性的形上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在宇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中确立人类的精神家园,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关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认为处世有三大法宝: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无视个体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对他人的诚信要发自内心;第三是“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要保持和谐、顺畅。《周易》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达地面对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目的。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居易使命,与时偕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们的座右铭。
《周易》以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规律,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法则,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成长和进步,可谓生涯发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周易》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儒家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有两个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正名就是建立一种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仁”。仁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独善其身,其次是在个人修身完成具备道德力量以利大众时,开始群体生活的人际关系,达到自己的完善,成为兼济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顺应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样,孔子也感叹人生苦短,因此他认为在人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顺时应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论语为政篇》中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对人生过程深刻的阐释,是最早关于人生发展阶段的理论。孔子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后人,人在二十岁以前应该好学,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从而为实现个体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作好准备;三十岁追求内在的独立,建立心灵内在的自信;四十岁不再为是非公平所困扰,淡定从容;五十岁不怨天,不尤人;六十岁能悲天悯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别人的所思所为;七十岁建立内心的价值体系,将人生的种种压力转化,潇洒自如地应对世间所有的事情,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还非常注重对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讨,对人生立志问题的认识极其深刻,《论语》中对“志”有多处论述,专谈立志问题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篇》)。孔子还强调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严格要求自己,对高贵应“不为苟得”,对生死应“无求生以害仁”。他提倡顽强的奋斗精神,不计较生活的好坏和环境的优劣,要努力奋斗、绝不灰心,坚韧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篇》。另外,“志于道”(《论语述而篇》)、“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篇》)等论述,也都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
孟子更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就必须经风雨、见世面。他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所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孟子主张“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三、主张自我发展的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备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经》虽寥寥数千言,却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则对人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性原则是从自我中找到人生的真谛。老子认为,一个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间的独立性问题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源,人生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在于社会的混乱、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际关系的疏离,而在于人与自己的疏离。也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虽会引诱人堕落,但导致堕落的真正原因还是自己定力不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能止息它对外界的欲望。所以,人要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开启心灵,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谐,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认为,人不仅要知人、胜人,而且要自知、自胜。也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靠自己发挥,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自己,不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胜,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丰富和充实。自胜要求自我修炼,使自己具备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观对客观的应变能力。自胜的人能时时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静又积极主动;能理智地认识环境,使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受到不应有的诱惑和干扰。自己对眼前的物质享受必须有所知足,若终日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则会欲壑难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强者,才能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无所为,而是效法“道”的顺应自然,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质是无,“道”的作为是无为,而无为的成果和功能却是有为。因此,无为绝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调整心态,抑制情欲,拒绝诱惑,使自己不受尘世利欲的熏染,从而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道”为基础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善化心灵,约束心性,实现无为到无所不为的飞跃,这对现代人排除各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完善自我有借鉴作用。
四、正确对待释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观。
释家是佛教的别称。释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们通过在生活实践中的修学准确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进而从容于世界,最终使“真我”实现完全彻底的自在圆融无碍。在人生态度方面,释家非常重视修行,重视“出世”和“入世”。释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们远离社会现实,而“入世”则是要人们服务社会,二者的结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释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要求净化自己,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在人生价值方面,释家的主要思想体现是人生是否有价值、如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释家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所在。在对待“苦”的问题上,释家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释家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入圣”“普度众生”。释家从“人生是痛苦的”这一价值判断出发,主张个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进入涅境界。“涅”是释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这个阶段也就真正断除了欲望,超越了生死。虽然释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体内容不可取,但这种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发展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先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价值观,终极关怀则是人的成长和发展。虽然他们所提倡的人生价值的具体内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关于奋发图强、树立远大理想、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建功立业、奉献社会、轻物质追求而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却是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在今天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体系,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和形成,现在我们要认真进行挖掘、整理、充实和完善,将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运用到具体的职业实践当中,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我们的职业指导过分依赖西方的理论和技术,性格测试、心理测评、职业测评等手段被盲目运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将西方国家人的价值体系嫁接到我国,片面提倡自我发展,这就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使职业发展教育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因此,我们要积极发掘我国古代生涯发展的智慧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这样才能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从而保证职业发展教育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生涯问题很多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不一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去解决不可,我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够使问题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罗移山.《周易》的人生价值论与当代国民人格塑造[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林之满.周易全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邬昆如.人生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黄东桂等.佛教人生观探微[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九
一看人员组成。
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用的规则。
如果是男士较多的餐会可适当加量。
二看菜肴组合。
一般来说，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全面。
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点些荤食，如果女士较多，则可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请的重要程度。
若是普通的商务宴请，平均一道菜在50元到80元左右可以接受。
如果这次宴请的对象是比较关键人物，那么则要点上几个够份量的菜，例如龙虾、刀鱼、鲥鱼，再要上规格一点，则是鲍鱼、翅粉等。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点菜时不应该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或是讨价还价，这样会让你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
一、座次。
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
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则以离主客的距离来看，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相同距离则左侧尊于右侧。
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
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如果你是主人，你应该提前到达，然后在靠门位置等待，并为来宾引座。
如果你是被邀请者，那么就应听从东道主安排入座。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老板出席的话，你应该将老板引至主座，请客户最高级别的坐在主座左侧位置。
除非这次招待对象的领导级别非常高。
二、点菜如果时间允许，你应该等大多数客人到齐之后，将菜单供客人传阅，并请他们来点菜。
当然，作为公务宴请，你会担心预算的问题，因此，要控制预算，你最重要的是要多做饭前功课，选择合适档次的请客地点是比较重要的，这样客人也能大大领会你的预算。
况且一般来说，如果是你来买单，客人也不太好意思点菜，都会让你来作主。
如果你的老板也在酒席上，千万不要因为尊重他，或是认为他应酬经验丰富，酒席吃得多，而让他/她来点菜，除非是他/她主动要求。
否则，他会觉得不够体面。
如果你是赴宴者，你应该知道，你不该在点菜时太过主动，而是要让主人来点菜。
如果对方盛情要求，你可以点一个不太贵、又不是大家忌口的菜。
记得征询一下桌上人的意见，特别是问一下“有没有哪些是不吃的?”或是“比较喜欢吃什么?”让大家感觉被照顾到了。
点菜后，可以请示“我点了菜，不知道是否合几位的口味”，“要不要再来点其它的什么”等等。
点菜时，一定要心中有数。
点菜时，可根据以下三个规则：一看人员组成。
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用的规则。
如果是男士较多的餐会可适当加量。
二看菜肴组合。
一般来说，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全面。
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点些荤食，如果女士较多，则可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请的重要程度。
若是普通的商务宴请，平均一道菜在50元到80元左右可以接受。
如果这次宴请的对象是比较关键人物，那么则要点上几个够份量的菜，例如龙虾、刀鱼、鲥鱼，再要上规格一点，则是鲍鱼、翅粉等。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点菜时不应该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或是讨价还价，这样会让你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
优先考虑的菜肴1、有中餐特色的菜肴。
宴请外宾的时候，这一条更要重视。
像炸春卷、煮元宵、蒸饺子、狮子头、宫爆鸡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但因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受到很多外国人的推崇。
2、有本地特色的菜肴。
比如西安的羊肉泡馍，湖南的毛家红烧肉，上海的红烧狮子头，北京的涮羊肉，在那里宴请外地客人时，上这些特色菜，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海鲜更受好评。
3、本餐馆的特色菜。
很多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
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菜，能说明主人的细心和对被请者的尊重。
在安排菜单时，还必须考虑来宾的饮食禁忌，特别是要对主宾的饮食禁忌高度重视。
这些饮食方面的禁忌主要有四条1、宗教的饮食禁忌，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
例如，穆斯林通常不吃猪肉，并且不喝酒。
国内的佛教徒少吃荤腥食品，它不仅指的是肉食，而且包括葱、蒜、韭菜、芥末等气味刺鼻的食物。
一些信奉观音的佛教徒在饮食中尤其禁吃牛肉，这点要招待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同胞时尤要注意。
2、出于健康的原因，对于某些食品，也有所禁忌。
比如，心脏病、脑血管、脉硬化、高血压和中风后遗症的人，不适合吃狗肉，肝炎病人忌吃羊肉和甲鱼，胃肠炎、胃溃汤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也不合适吃甲鱼，高血压、高胆固醇患者，要少喝鸡汤等。
3、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偏好往往不同。
对于这一点，在安排菜单时要兼顾。
比如，湖南省份的人普遍喜欢吃辛辣食物，少吃甜食。
英美国家的人通常不吃宠物、稀有动物、动物内脏、动物的头部和脚爪。
另外，宴请外宾时，尽量少点生硬需啃食的菜肴，老外在用餐中不太会将咬到嘴中的食物再吐出来，这也需要顾及到。
4、有些职业，出于某种原因，在餐饮方面往往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禁忌。
例如，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不准吃请，在公务宴请时不准大吃大喝，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餐，不准喝烈性酒。
再如，驾驶员工作期间不得喝酒。
要是忽略了这一点，还有可能使对方犯错误。
三、吃菜。
中国人一般都很讲究吃，同时也很讲究吃相。
随着职场礼仪越来越被重视，商务饭桌上的吃和吃相也更加讲究。
以下以中餐为例，教你如何在餐桌上有礼有仪，得心应手。
中餐宴席进餐伊始，服务员送上的第一道湿毛巾是擦手的，不要用它去擦脸。
上龙虾、鸡、水果时，会送上一只小小水孟，其中飘着拧檬片或玫瑰花瓣，它不是饮料，而是洗手用的。
洗手时，可两手轮流沾湿指头，轻轻涮洗，然后用小毛巾擦干。
用餐时要注意文明礼貌。
对外宾不要反复劝菜，可向对方介绍中国菜的特点，吃不吃由他。
有人喜欢向他人劝菜，甚至为对方夹菜。
外宾没这个习惯，你要是一再客气，没准人家会反感：“说过不吃了，你非逼我干什么?”依此类推，参加外宾举行的宴会，也不要指望主人会反复给你让菜。
你要是等别人给自己布菜，那就只好俄肚子。
客人入席后，不要立即动手取食。
而应待主人打招呼，由主人举杯示意开始时，客人才能开始;客人不能抢在主人前面。
夹菜要文明，应等菜肴转到自已面前时，再动筷子，不要抢在邻座前面，一次夹菜也不宜过多。
要细嚼慢咽，这不仅有利于消化，也是餐桌上的礼仪要求。
决不能大块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这样会给人留下贪婪的印象。
不要挑食，不要只盯住自己喜欢的莱吃，或者急忙把喜欢的菜堆在自己的盘子里。
用餐的动作要文雅，夹莱时不要碰到邻座，不要把盘里的菜拨到桌上，不要把汤泼翻。
不要发出不必要的声音，如喝汤时“咕噜咕噜”，吃菜时嘴里“叭叭”作响，这都是粗俗的`表现。
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人聊天。
嘴里的骨头和鱼刺不要吐在桌子上，可用餐巾掩口，用筷子取出来放在碟子里。
掉在桌子上的菜，不要再吃。
进餐过程中不要玩弄碗筷，或用筷子直向别人。
不要用手去嘴里乱抠。
用牙签剔牙时，应用手或餐巾掩住嘴。
不要让餐具发出任何声响。
用餐结束后，可以用餐巾、餐巾纸或服务员送来的小毛巾擦擦嘴，但不宜擦头颈或胸脯;餐后不要不加控制地打饱嗝或嗳气在主人还没示意结束时，客人不能先离席。
四、喝酒俗话说，酒是越喝越厚，但在酒桌上也有很多学问讲究，以下总结了一些酒桌上的你不得不注意的小细节。
细节一：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酒。
敬酒一定要站起来，双手举杯。
细节二：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细节三：自己敬别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视乎情况而定，比如对方酒量，对方喝酒态度，切不可比对方喝得少，要知道是自己敬人。
细节四：自己敬别人，如果碰杯，一句，我喝完，你随意，方显大度。
细节五：记得多给领导或客户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或客户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
比如领导甲不胜酒力，可以通过旁敲侧击把准备敬领导甲的人拦下。
细节六：端起酒杯(啤酒杯)，右手扼杯，左手垫杯底，记着自己的杯子永远低于别人。
自己如果是领导，知趣点，不要放太低，不然怎么叫下面的做人?细节七：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细节八：碰杯，敬酒，要有说词，不然，我tmd干吗要喝你的酒?细节九：桌面上不谈生意，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心里面了了然，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了跟你喝酒。
五、倒茶这里所说的倒茶学问既适用于客户来公司拜访，同样也适用于商务餐桌。
首先，茶具要清洁。
客人进屋后，先让坐，后备茶。
冲茶之前，一定要把茶具洗干净，尤其是久置未用的茶具，难免沾上灰尘、污垢，更要细心地用清水洗刷一遍。
在冲茶、倒茶之前最好用开水烫一下茶壶、茶杯。
这样，既讲究卫生，又显得彬彬有礼。
如果不管茶具干净不干净，胡乱给客人倒茶，这是不礼貌的表现。
人家一看到茶壶、茶杯上的斑斑污迹就反胃，怎么还愿意喝你的茶呢?现在一般的公司都是一次性杯子，在倒茶前要注意给一次性杯子套上杯托，以免水热烫手，让客人一时无法端杯喝茶。
其次，茶水要适量。
先说茶叶，一般要适当。
茶叶不宜过多，也不宜太少。
茶叶过多，茶味过浓;茶叶太少，冲出的茶没啥味道。
假如客人主动介绍自己喜欢喝浓茶或淡茶的习惯，那就按照客人的口胃把茶冲好。
再说倒茶，无论是大杯小杯，都不宜倒得太满，太满了容易溢出，把桌子、凳子、地板弄湿。
不小心，还会烫伤自己或客人的手脚，使宾主都很难为情。
当然，也不宜倒得太少。
倘若茶水只遮过杯底就端给客人，会使人觉得是在装模作样，不是诚心实意。
再次，端茶要得法。
按照我国人民的传统习惯，只要两手不残废，都是用双手给客人端茶的。
但是，现在有的年青人不懂得这个规矩，用一只手把茶递给客人了事。
文档为doc格式。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十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郁的美学精神，中国古代美学深植于天人合一、美善统一等哲学基础，并在古人们的心理、意识、趣味、好尚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文章旨在通过对其精神取向以及在艺术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来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趣味特质。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衍生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永恒魅力、不可磨灭的美。中国古代美学形成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这个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意识、心理、好尚、趣味之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组成我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世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本文择以审美趣味视阈，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
从意识形态的范围来看，我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以至整个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无疑是一切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这一点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美学。而如果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国古代美学指的实际上就是以古代儒家和道家学派为代表的美学思想。
首先，“天人合一”的观点，即宣扬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它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认为天与人有着共同的本性。正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就是说，善的本性得到了充分地张扬，也就懂得了人的本性;而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天命了。道家也有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而作为美学范畴，“天”与“人”所探讨的是关于美的本原与审美的归宿问题。“天”在古人看来即是“人”及万物的本原与归宿，因此，对于美来说，也是其本原以及审美的归宿。中国古代美学由于深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无所不适作为其最高审美境界，因而在追求美、表现美的过程中也总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统一。
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善”指的是对人有用、有益、有利的功利价值。与伦理学上所讲的“善”的概念相比，它有更为广泛的涵义，不仅包括人的道德行为方面的功利价值(即对人有用有益)，还有各种社会事物的功利价值(即是否与人类的目的性相符)。而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最先将“善”的概念引入审美领域。他的哲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也为其美学理论打上了鲜明的伦理烙印。据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时，竟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他感叹：“《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在这里，“美”即是对美的形式的最高评价，而“善”则是对符合一定的道德观念的内容的最高评价。在孔子对“美”与“善”的论断中，他提倡的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不仅把“善”和“美”联系起来，甚至把二者直接等同起来。同样，孟子的“充实之谓美”里的“充实”也是指将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化为自己的精神，使之充盈全身，这就是一种美。荀子也曾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在这里的美就是善。总之，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文艺家、美学家都肯定了道德感和审美感的一致性。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人们接受某种伦理道德原则，既非受法律的强制，也并非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体的情感，通过情感的感染而接受的，这就使古代美学在艺术上对情感的表现更为关注。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这一中国古代美学的古老命题，其中就阐明了艺术是情感表现的萌芽，之后又通过《乐记》《毛诗序》及其他着作得以明确和具体的发挥。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情”与“理”相统一。古代美学认为真正的艺术无一不是真实无伪地体现了灌注于个体全部人格中“善”的情感，“理”和“情”不能分离，应融为一体。因而古人日：“言，心声也;画，心画也”。以画竹为例，西方画竹，往往只画出竹本身的特点，把竹画得维妙维肖即可;可是竹作为中国画的题材则不然，它更强调要在运笔中表现出作者的精神和人格。中国画中的笔墨不仅是气韵的表现，而且也是作者精神的灌注。
中国古代美学以审美境界为其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和“美善统一”两个观点之上的。“美善统一”的观念中，虽然儒道两家在关于“善”的最高境界上有所争执，但最终都遵从“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有所不同的只是在于达到此境界的途径以及对其意义与价值上的理解。而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既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境界，由于它的高度自由，因而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在古代美学中，如果达到了至善，也就是在最广阔最根本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美的境界。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美学是以“天人合一”为源头，而从中分流出“美善统一”、“情理统一”、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等等几股纯朴的如清流般的观念。也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品格，成就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
“趣”与“味”，二字的解释在古代颇多。
先说什么是“趣”。有解释为意旨、意味。《列子·汤问》中有“曲每奏，钟之期辄穷其乐”。“趣”不单单用在音乐上，而且还运用在绘画上。顾恺之在论画时，评《孙武》像为“古趣神奇”，又评《醉客》像为“变趣佳作”。还有说为兴会、兴趣，比如《晋书·王羲之传》中就有“恒恐八辈觉，损其快乐之趣”。可见在古代，“趣”就与艺术和人的心情有了紧密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十一
人力资源绩效审计贯穿于人力资源投入、运行和产出的整个过程之中，主要有：
一是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决策依据。通过对人力资源价值绩效进行审计，可以使管理者了解到人力资源上已经花费和将要花费的支出和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能力，为企业关于人力资源招聘、培训、使用和开发等决策提供依据。
二是为计算人力资源的报酬提供价值参考，人力资源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依据是人力资源价值，根据人力资源在企业产出中的贡献大小决定人力资源的收益。
三是从员工和直线主管那里获得对人力资源管理效果的反馈，发现人力资源管理的不足及影响工作绩效的组织系统因素和员工个人因素，帮助人力资源部门在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时改进职能和角色，有利于提高管理者与全体员工的综合能力。
四是通过绩效管理有利于协调部门关系和员工关系，打造出高绩效的组织团队。
二、目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人力资源审计目前还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第二，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热衷于挖人才，节省开发成本，不愿在开发、提升员工素质方面投入资金，注重短期目标实现，缺乏人力资源管理的长远战略规划。
其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1）理论定位缺乏可操作性；（2）审计实务缺乏推动力人力资源审计未能广泛开展，主要还是由于缺乏需求和动力，而缺乏需求和动力的主要原因是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性地位的认识不足；（3）缺乏专业审计人员现阶段国内外并没有专业的人力资源审计人员资格认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虽然与人力资源审计人员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高质量的资格认证可以保证获得者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源管理素质。
应该采取的对策有：政府早日开展并完善人力资源审计，从法规、准则的制定到实务上积极推动人力资源审计的发展，以保证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管理，有效规划和利用。审计人员应以已得到普遍认可的管理理论或模型，例如人力资源指数，作为评价的主要工具，结合自己的经验以及同业广为赞扬的组织管理模式，以定量指标为主，辅以定性指标，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做出适当的评价，针对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工作技能进行培训和资格认证，将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关资格认证作为衡量人力资源审计人员任职资格的尺度。
参考文献。
[1]李雪,陈茂芬.人力资源基本问题初探[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5).
[2]郑炜,李静.开展人力资源审计的重要性及制约因素[a].商业研究,,3.
[3]丁晖.人力资源审计与企业的发展[c].特钢技术,,3.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十二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生动性。
（一）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三）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一）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二）文化的积淀和学养的提升。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华美的乐章，是文化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绵延不绝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受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者，因此必须加深他们的文化积淀，提高他们的学养。学养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学审美素养，广博的文化素养。通过这门课的教学，要使学生具备比较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能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线索，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评述古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指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背诵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为学生列出必读书目和背诵篇目，定期检查，让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知，提高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提高赏析能力，比如讲《曹刿论战》，如果让学生把文中所有的情节全部去掉，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较，学生们就会发现《左传》善于将事件情节化，而且情节之间的连接已经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讲《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围”，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司马迁在这儿要加上一个“霸王别姬”的细节，学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感悟，有人认为以美人为陪衬写出了项羽慷慨的末路情怀；有人认为染浓了悲剧气氛，让人更觉悲壮；还有人认为用美人为英雄刷色，更见其悲歌慷慨。讲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如果把澄江换成秋江好不好呢，学生们讨论认为还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静，静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体验，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三）人文精神的引导及人格的建构。
人需要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面对矛盾、分离、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我们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支撑，就会有疏离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中就已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通过知识传承、环境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成为个体生命人格的、修养的、精神的一种内在品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学会求真、求善、求美，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古代文学那丰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暗示、引导，逐渐形成心理积淀，具有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形成质文相宜的人文素质，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
1.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品性。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表现出原始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和忧患之思。孔子对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严酷现实忧思难抑，奔走呼号。屈原一生都在为“存君兴国”而上下求索，“岂余心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绩”，历代文人墨客之忧国忧民，无不受其启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忧烦，在教学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以此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强烈的进取心和“忧道不忧贫”责任感，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及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则更是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爱国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
2.自强不息与人格尊严。
《易经》中喊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铿锵之声。古代文学的许多优秀篇章都强调了对自我修养的重视，对立身处世的重视。《大学》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修身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要培养的“浩然之气”是以德配焉，强调的仍是内心的道德修养；即便是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也要求人们努力达到“含德以厚，比如赤子”。不仅如此，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对人们日常行为做出的具体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则使得孝悌成为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谨慎、信用、宽厚成为华夏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诫人们要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表现出一种和谐、体让的自我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更是强调了对气节、人格尊严的重视。这种主体修养通过内在的充实而达到个体价值的外在体现，表现的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取向。当一个人尽了应尽的责任，有了目标和理想，生命就显得充实。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走一条“目中有人”的人性路径，让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生命，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十三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神话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素材和文学样式，也提供了精神典范和文化心理。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和材料库。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它不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神话提供统一的民族精神。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1]。虽然我国上古神话受到种种破坏，但人们依旧能够从中看到古代先民的智慧与理想。
一、神话为我国文学发展提供了最早的统一的族群心理和精神取向。
神话中乐观进取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征服自然的气慨，对后世文人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古神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为质朴的纪录。上古神话中蕴含着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源泉与脉络，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或者不如说，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2]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文人精神。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总是依照某种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自己的思维构建，阐述某些思想。所以，神话作为最初的文学的渊源，神话中催人奋进、乐观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逐渐融入我国的民族精神中，对我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上古神话展现了人们不屈服自然，勇于与自然的斗争的精神。
原始人们不屈于大自然的神秘莫测的威力，幻想通过神力战而胜之，借神话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神话中所表现的人类先祖与大自然积极抗争的生动情景，一直给人们一定程度的力和美的享受，鼓舞人们在逆境中奋起反抗。首先，神话带给现代人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神话的现实性引导人们直面现实的生存环境;神话的抗争性指引人们勇于挣脱各种各样的束缚，保持一种死而不己的反抗精神;神话又使人们深思自身的存在价值，特别是一直流传下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引导人们面对生存做出种种思考和抗争。比如屈原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塑造，遨游天阙，驾驭众多神灵、御飞龙乘鸾凤遨游昆仑仙境的神话就来自上古神话的精神追求。后世诸多文人的诗词歌赋寄予的众多神话形象也都蕴含着某种激昂奋进的民族精神，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展现的神话人物有着丰富的民族性格，其实也是文人自身的精神底蕴。
神话促进我国文学发展。
一、神话促进中国各种文学体裁发展。
神话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神话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神话具有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
二、神话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神话是原始先民面对自然生活的夸张想象。神话的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原始神话认为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有神灵，如河出现神、山神、水神、雷公、电母等神灵。
初民在创作神话时，一般是从现实生活中具体个别的事物出发，通过想象和幻想，赋予具体个别的事物以一定的概念和思想感情。鲁迅先生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赌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4]初民把每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力都看成是由神灵在操纵着。战国时的《庄子》一书中不少寓言就是根据神话改编的。如《逍遥》中的鲲、鹏就是《山海经》中北海神兼风神的化身。汉代的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就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
三、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及表现手法影响了后世文学。
神话是原始人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
神话中的各种精神和理想抱负为以后的文学提供了借鉴。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后世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屈原对清明政治的追求，陶渊明对桃花源式的乐园的向往，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遨游天际的畅想，屈原《离骚》《天问》中对神话人物信手拈来的潇洒化用，李白诗歌中的神话人物更是被赋予了众多浪漫开朗明艳的思想感情，让后人拜读之后自然而然兴起的对中国远古神话的畅想。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思考和感受，包含着浓郁的情感因素。神话对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神话包含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
结语。
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我们可以更好地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因为由神话开创和莫基的精神特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巨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它们都曾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进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只要秉承这些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精神品质，一个崇尚道德、境界高远的华夏民族将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1]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57.
[2]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华夏出版社，1990：146。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人民出版社，1972：113.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十四
一完善征信业监管体系的必要性。
完善征信业监管体系的目的是通过运用征信法规开展征信监管实行行业自律等方式,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维护征信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征信业健康稳定发展,保障被征信人的合法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我国征信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维护被征信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
(三)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保障。
二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选择与启示。
(一)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概述。
由于征信数据及其处理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敏感,因此不论哪一国政府对征信行业都要进行监督管理,但各国对监管体系的选择有很大的区别目前国际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监管模式：
1.美国模式——以征信公司商业运作为基础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2.欧洲模式——以中央银行建立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3?郾“政府驱动型”监管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二)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启示一：政府对征信业的管理方式与该国征信业法律体系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启示二：各国监管机构不仅管理征信业,而且还代表政府直接推动征信业发展。
启示三：征信业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是各国选择征信监管模式的主要依据。
三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现状。
(一)征信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尚未形成刚性的市场监管。
(二)行政监管模式尚未成熟,未能形成统一的市场监管。
行政监管是法律监管的必要补充,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之前,行政监管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征信业监管模式尚未成熟,主要表现在：
(三)征信行业缺乏自律机制,难以达到规范的市场监管。
四借鉴国外监管模式,完善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借鉴国外监管模式应遵循的原则。
(二)完善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规范我国的征信市场秩序,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而征信业监管体系的完善无疑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我国征信监管中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十五
宋朝前后延续了300多年，其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山水画发展到宋代，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达到了中国古代山水画的顶峰水平。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从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都更加的多样化，出现了一批有杰出成就的画家，他们以古人为师,以自然为师,以吾心为师,创作了具有丰富审美特色,面貌各异的山水画杰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典范,在美术史上树立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山水画坛在五代的基础上人才辈出,风格技法多彩纷呈,成就突出，这一时期宫廷美术全盛，画院规模齐备，名家层出不穷，佳作硕果累累。画坛上山水画最为突出，水墨格法空前发展，出现了讲究笔墨韵味的皴、擦、点、染等技法程式，山水画造景重造化、重理性，审美特色由政教、宗教精神逐渐转向人文精神，这一时期美学著述独到、艺术思潮活跃、绘画作品精湛，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发展源头。下面就两幅名画作说明。
《情恋萧寺图》是流传在国外一幅影响较大的传为李成的作品。此图作为高山峻岭，深沟巨壑，前景突兀巨石，以边平缓，一边峭拔，产生一种体积感和重量感。岩石的轮廓线，用笔坚实有力，所组成的表面结构具有质感。中景山涧瀑布飞流直下前景深潭，与远景处一悬瀑形成互相呼应之势。途中造型曲尽变化的“蟹爪树”，树干枝杈笔法稳健有力，树态展枝摇曳，显得生动活泼。亭台楼阁的飞檐很有特色，是李成山水画的特点。纵观全图，笔法娴熟老健，用墨层次分明，浑厚苍劲。构图呈自然开合状，节奏明快，气势雄逸，使观者犹如身临其境。
《溪山春晓图》作者惠崇。
此图画江南平远山水景色。画面前后始终以重山叠岭为背景在这山溪河流中间，岗峦起伏，平渚相牵，其上林木葱郁，花开烂漫，竹林深幽，垂柳依依。画中布局取平远之势，但崇山叠岭，云气蒸腾，亦显境界深幽，而萦绕于山间的河流、湖水与云气融为一片，又使其境空灵渺远。画中笔法温和平淡，近山、林木等勾皴外，山石多以染法，随形变化，浓淡相宜。其敷色简淡，醒目异常，增强了画面春日融融的明丽气氛。在这些平凡的景物里，画家感受到万物复苏的欢欣。苏轼咏惠崇《春江晓景》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在欣赏诸多山水画名作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的经典之作都是以寒林、雪景为题材，而这种情景较集中地出现在北宋时期，在其他时期则比较少见。只有北宋时期稳定的文化氛围才能使得一种绘画题材稳定化、持久化。毫无疑问，北宋山水画的艺术水平及成就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顶峰。南宋山水的“一角半边”似乎是当时残山剩水的真实写照，作品的完整性无法与之比拟。元代由于汉族文人士大夫没有进入仕途的机会，所以并没有太多展示他们艺术才华的机会，他们的艺术也只是“在野”的。明清时期更是趋向于笔墨技巧自身而渐渐忽略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技法和艺术内涵本末倒置是无法使他们的作品达到最高水平的。只有在北宋时期，统治者崇文抑武，使得文化和艺术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画家们才有宽松的环境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雪景寒林山水画的空旷之美也正是北宋文化博大空间的体现。
中国山水画不讲究形似，而是讲究意境，以简洁飘逸的笔法给欣赏者带去精神上的享受。中国山水画让人看上去就感到宽广，气魄非凡，有“方寸之间见万里”“气象万千”的气度。
“奇”；中国山水画既强调多样性又强调统一性，反对平铺直叙，反对景物雷同。
“远”；具体说就是散点透视。“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中国山水画不采用西方那种平视静观构图“所见不周”的焦点透视观察景物的方法，而是采取了视点活动的“三远”表现法，打破了光阴和时间的限制。
重视立意构思的重要作用，提倡艺术形象是为了表达内心与外界之间的交流，“敢于使用程式化、装饰化与夸张变形的手法，为对象传神，为作者达意”；创造了独特的“计白当黑”审美观念，色彩是以墨为主，以色为辅的，这种化繁为简的创作方法更符合中国儒道思想所追求的那种平淡中庸、清心寡欲的境界。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十六
主要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
人力资源财务审计的总目标是人力资源财务报告或财务报告中与人力资源有关信息的公允性，人力资源合法性审计的总目标是与人力资源有关经济活动的合法性，人力资源管理审计的总目标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益性。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十七
摘要：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文字论文（实用18篇）篇十八
我国古代水源崇拜中最重要的是河流崇拜.河流自古以来就与人类息息相关.先民们将河流神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河流神.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对河流神虔诚的奉敬及隆重的祭祀.殷商的甲骨卜辞中就多有记载,其中有关黄河神祭祀的`不下五百条.在祭祀中,人们常常把大量牛、羊等物沉入河中,甚至用人作祭品,以示诚意.除黄河外,流经殷都及其附近的洹水、漳水、淇水、水等河流,也是殷人祭祀的对象,只是受祭的规模与次数远不如黄河神.周代出现了所谓“四渎”的说法,具体指长江、黄河、淮水、济水四条著名河流,官方主要祭祀它们,民间一般只祭祀自己居住区附近的河流神.这一礼俗到汉代成为定制,此后,一直为历代所继承,甚至列入祀典.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时黄河瓠子决口改道,屡塞屡坏,于是汉武帝便亲临黄河祭祀河神.可见古人对河神的信仰程度之深.
作者：魏子任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158信箱刊名：华夏文化英文刊名：chineseculture年，卷(期)：“”(2)分类号：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