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道路作文字 成长的道路作文大全(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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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一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农民股东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5%[2]，其中，农业生产总值20774亿元，比上年增长6.3%[3]。农村经济的增长无疑是全国经济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1978年开始，农村逐步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一大程度的发展。农村绝对贫困基本被消除，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摆在农村和农民面前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发展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凸显的问题
1.农村经济难以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民增产不增收，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土地抛荒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拯救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但发展经济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4]，生产积极性不能决定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后，达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发展问题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它不能引导农村经济实现象城市经济那样的跨越式发展，农产品总产量是在逐年增加，可农民的收入却没有按人们的美好愿望增加。国家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2003年指出，当时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万，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亿1075万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亿1079万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这使得农民没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种田要赚钱”已被大多数农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实践。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土地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家乡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务工经商抛荒土地面积达8.62万亩，占抛荒总面积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积262111千公顷）[5]。恩施还是一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农民的土地观念非常浓厚，这个州的土地抛荒不会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截止1996年底，全国非农业建设闲置耕地941633亩，有些闲置达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复耕种[6]。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曾据卫星遥控指出，我国大陆耕地抛荒达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各自为“政”，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推广。高度机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碍机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实。我们一方面在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又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权按人口承包到户。这样，土地被分割成小块，由于土地面积太小，农业机械无法进入田地，机械化水平不仅无法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块土地是有权决定种什么，怎么种，这使得在同一块土地上有可能同时生长着两种或多种不适合在一起生长的农作物，在无形之中降低了作物产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担奉贤，加上经营规模小，许多农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农业科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很难很快获得市场，中国农业实现高科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增加，给城市生活、社会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随着国家对农村想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农民在长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下，开始大量拥入城市，寻求收入的增加。这给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和城市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冲击。
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素质比较低下，专业技术水平有限，在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很难找到适合他们又能赚钱的工作。赚钱梦想的破灭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4.农村公益事业无人管，农民子女教育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水库、学校等都有集体负责管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各人自扫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个人都只关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对这样的公益事业不大关心，更不愿为公益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
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农村学校条件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对其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农民子女跟着他们的父母如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条件差，无学籍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碍；如果农民子女留在农村，他们的成长缺少照顾，失去了父爱和母爱的呵护的他们极易受到他人唆使，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5.农村人才外流，基层腐败严重，给农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层阴影。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中的有文化的人为主，这些人在农村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相对于城市来说，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从某种程度是说，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种资源浪费，使农村村民自治出现“朝中无人，国中无将”的局面。
    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事实上的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在思想意思形态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领导、对领导天天有人看着，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就没有了民众的监督，我想这应该是农村基层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村应当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历史上已经存在很多。1952年开始，人民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合作化经历了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阶段。从1958年起，全国开始推行人民公社体制，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村合作化达到顶峰，只是事与愿违，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农民权益受到极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国农民心中的一块伤疤，以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轻言合作化。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集体经济[8]，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事实上的小农经济。在新形势下，农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笔者的初步构想是：采用多种形式，或由国家投资，或由国家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或由农民自己参股筹资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租用期应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内），雇佣农民为其工作，农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在有农民参股的公司中，农民股东[9]有权分红并依据自己的资产对公司负有限责任。农田的耕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产品的销售等事宜由公司统一决定，统一经营。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通过各种形式组建的股份公司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它不同于农村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合作化时建立的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包括农业互助组，初级、高级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体经济所有制。这里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商品化，促进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它也不同于现阶段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他们的性质明显不同，尽管目前的许多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也兼有一些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第二，以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相抵触。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股份公司租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内，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这种合作化不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抵触，或者可以说它只是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的一个并行的补充性措施。
三、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国家经济总体上飞速发展，国家经济整体势力增强，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经济基础。虽然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但国家经济整体上发展很快，全国经济年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经济的同期年增长率。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国家有能力直接投资，或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组建股份公司，也使国家有能力对目前的农村经济或是发展以后的农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共和国自成立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也是从沿海的工业城市开始的。长期以来，国家政策都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发展工业，农民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从农向工转移6000亿元，1992年转移1647亿元[10]。现在，中国的工业已发展得比较壮大，并继续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200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723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11]。中国工业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为了工业的发展，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也应当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2．农民土地观念发生改变，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础。从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农本商末”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上。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都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个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会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标[12]。中国共产党联合农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赖程度是相当深的，这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其土地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促使这种改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再把自己束缚在一亩三分田上，他们敢于离开土地到城市等发达的地方去闯荡；⑵ 现代文明洗礼了农民陈旧腐烂的思想`，“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消失，农民的思想观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们得以生活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⑶ 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每个家庭在保证耕种的劳动力之后，富余的劳动力都会外出打“副业”，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挣不了钱（万一这样，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家里的现金支出，包括农业生产投资所需，子女教育费用，农业税收等。
    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减弱为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扫除了障碍，它避免了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权的尴尬局面，减少了股份公司在农村的组建和运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较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得到社会认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只有让农村经济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实现农业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村经济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绝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国家或集体完全控股，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渐被接受，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或集体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国家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采用股份制。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国家由绝对控股变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国有资产带动大额资金的流转，促进国有资产的增值。
    4.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这是未来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证。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农业了。本着共同富裕的原则，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既84年之后中央发布的又一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2005年1月3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重点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国家做出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推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政策，出台了保护耕地，加大农业投入 ，严格控制农资价格和实行粮食最低价收购四项保护措施。另外，国家会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04年，投入总量超过2000亿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还会加大。
四、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义
    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仅对农村，而且对全国、全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影响了机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统一经营，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点，能够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村生产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行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之后，原来农田上无数的界沟、界碑将不复存在，一条不占面积的界线将会代替界沟、界碑的职能。这就能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意义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农村的渗入必定会带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84（以农村为1），2004年为3.2[14]。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逐渐减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国实现共同富裕。
2.有利于农村民主在的发展。胆怯农村民主在发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农民收入不高，对政治没有热情，政治参与不积极；b 农村居民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外流，农村民主在发展缺乏人才；c 农村基层腐败严重。
    新型合作化的实现会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a 农民从股份公司不仅可以获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益而且作为雇工，也会有固定的收入，农民股东还可以在规定时期内分红。工人待遇会使农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农民自会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b 在农村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闭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能够为农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人才外流会得到有效遏制，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人才将不是个问题。c 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败就无立足之地，更无生根之处。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3.就近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佣耕种土地的人之外，还需要一大批管理、销售、运输等方面的人才，农村廉价的劳动力是公司的首选。农村再不用远途跋涉去他乡挣钱，或许他们也还会叫做“农民工”，但他们至少不再受歧视。收入增加了，稳定了，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中国现阶段有农民9亿多[15]，如果农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这9亿多农民中的大部分将会演变成工人，尽管他们还从事这农业生产，但他们的本质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公司的工人。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人会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础设施建设或方便生活（如买东西，就医等），这样，一条条村街就会发展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农村、农业、农民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三农”问题的解决要从制度上下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采取办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为好办法之一。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继续坚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并行的补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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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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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近代以来看，中国道路是一条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互相交织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内涵的阶段中，中国社会形成了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中心的各种思想和话语表达方式。“站起来”是指中国人独立自主的走向现代化，这条道路后来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为核心思想的话语。“富起来”主张寻求自身发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通过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为内容的社会全方位变革。“强起来”则是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崭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自信”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强调只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一定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中国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全新的选择机会，就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讲述给世界其他国家。对此，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所以，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2〕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中国道路总结出来，形成理论，并讲给世界。

一、现代化——贯穿中国道路的核心概念

（一）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般认识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的时间起始与科学技术革命的萌芽息息相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连;现代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系统、人文情怀等等，它不是一个固定内容的概念，其中蕴含的内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充实。

现代化则是指一个国家走向现代道路的过程，当现代以一个美好愿景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时，人们便通过国家、民族等群体，向这一目标不断迈近。由于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对于现代化的解释也不同。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的过程，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现代化是指近现代以来，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第二种，现代化实质就是工业化，即经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第三种，从社会阶段将现代化解释为科学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变化的统称;第四种，从文明的角度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4〕从这四种对现代化内涵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其次，这一过程发端于近现代的科学与技术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学与技术革命带来的从价值、文明到社会系统的深刻变革。

现代性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现代化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5〕，面对这一新变革所产生了新理论、新思考，出现了新的概括，这就是现代性的内容。现代性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现代性将人类社会视为无限发展的一个过程;第二，现代性认为要保证无限的发展，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制度以保证社会的效率;第三，现代性强调资产阶级启蒙时所形成的关于人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密切联系，但又有所不同，现代化是原因，现代性是概括现代化的学理语言，正是由于有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社会变革这些现代化过程，才有现代社会属性的现代性。〔6〕如果不能够对现代化进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现代化道路的现有实践，欧美现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义，可能其他所有国家都需要照搬欧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抽象出来，按照现代性的标准，很多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同样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为我们展示的是具体的实践方法，而现代性则是提供抽象的价值标准。

（二）现代化作为中国道路发展内涵的确定与嬗变

从目的来看，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实现发展，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对这一道路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实现方法的争论，但是在目的上，从没出现过动摇。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当西方国家以“船坚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现在国人眼里时，学者们就开始探讨现代的内涵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最初的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所以满清王朝仅仅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后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进入到政治层面，这时变法、维新、立宪等思想就开始出现。五四运动之前的现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学习，照葫芦画瓢而已。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将西方现代化的属性直接总结为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更为清晰，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已经突破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经济思想、文化價值也进入到现代化研究的范畴之中;实践上，根据理论的不同观点，也开始了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尝试。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各种实践活动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潮、晏阳初、陶行知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等等。1933年《申报月刊》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词语开始使用，关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固定下来。此后，对于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已经成为定论。〔7〕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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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三

岁月时光匆匆，青春渐行渐远。它似一幅画卷，被我们挥洒的星星点点。我们的青春，背负着一种责任，一种寄托，一种祖国对我们的期待。青春不是抱怨年华流逝而感慨万千，也不是趁着年轻而虚度光阴，我们还有很多事要为之奋斗。努力做一个积极进取的中国青年，勤奋努力，奋勇拼搏，去实现属于自己的中国梦。

沙滩上有一颗闪亮的贝壳，那是中国奥运会、世博、嫦娥二号成功发射的故事。当一阵阵掌声雷鸣般响起，当世界举目投足于中国时，我知道，中国的光芒已散发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梦还在继续，我们的视线还在执着，默默献上自己微薄的力量。这是一个梦，一个叫作中国梦，一个被每一个中国人所深呼的梦。我以心的维度仰视奖牌下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倾听每一声临近中国梦的足音，俯身捧起岁月流淌过的荣誉，扬手敬礼，大声喊出自己的中国梦。

沙滩上有一颗铭记的贝壳，那是羁旅在外的中国人的故事。我清楚的看到，有人客于异国，却随身带着中国的泥土，有人在奥运会直播前呐喊中国万岁，有人在参加外国采访时说：“我是中国人，我们都共有一个梦，她叫中国梦！”是的，那就是我们的中国梦，一份信仰，一份怀念，一份奋斗，到处都迷漫着中国梦的味道。就算在异国他乡，我们都还能轻哼着国歌的旋律，心怀着祖国，铭记着中国梦，力创美好未来。

潮起潮落，我坐在偌大的沙滩上，看着眼前正在富强的中国，阳光透过云彩照射在我身上。我站了起来，嘴角轻轻咧开，怀着一份坚强，一份荣耀，一份铭记，轻轻拾起几颗贝壳，珍藏在身，勉励自己，心中已准备好，种下中国梦，创造美好的未来。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承载着祖国的未来，现在起，我们至少有一个梦想，并且要为梦想而奋斗！要让美梦成真！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带着永不放弃的精神去闪耀我们中国的未来吧！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四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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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中国拥有“治外法权”的国家，除了所谓“八国联军”之外，还包括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成人文盲率高达80%；在共产党刚刚接手的1950年代初，旧中国的工业能力不足欧洲小国比利时的一半。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中共遭遇到的是比它强大百倍的对手，而它打败的恰恰也正是这样的对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则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非凡”、“异常”、“非常”和“反常”，黄仁宇用来描述他所谓“大历史”的这一连串关键词，其实只消用一个“共产党式”的词语来囊括就足够了，这个词就是：不断革命。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中国遭遇的发展难局与困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失落，更深刻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危机与压力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除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除了“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硬闯出一条新路”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近代落伍了。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文明的深刻内在危机，我们就不能改革、不能前进、不能革命，就没有觉悟和自觉。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为破解这个谜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1000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1000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而发行国家法币，这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日本的侵略。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10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好人”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

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正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三门干部”的同时，必须反对“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风。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为戒。

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二、发展，超越马克思的理论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开会，7月31日，会议在嘉兴南湖的航船上闭幕。

中共诞生伊始，只不过是林立于现代中国的200多个政党当中的一个，而与近代中国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成立宣言中所倡言的“三民主义、富国强兵”理念（据1912年8月13日北京《民主报》相关报道）相比，中共一大宣言所诉诸的奋斗目标——以不懈的阶级革命最终消灭人类剥削制度，听起来似乎是太过遥远的理想。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科学和理性，并非认识活动的终结和全部，它只是真正的认识活动的开始和起点。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人类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从知识和科学理论中来，即使这些知识与科学理论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空前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建设斗争，使得共产党人认识到：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转化的复杂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种本质化的知识来把握的，高速变革的革命和建设进程，是不能用一种静态的科学理论来描述的，十几亿人参与其中的创造活动，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事先已经存在在那里——并为一种客观的理论所认识、预见的。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总体矛盾，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现代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共产党人认为：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多元的矛盾，而只有从多元矛盾的互相依存和转化，即多元矛盾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才可能观察中国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其主体和动力便是无产阶级，是单一的阶级主体，而中国人民民主的主体却是“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则是动态、互动的多元主体。

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已经占了欧洲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的新型民主，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同样是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还占不到中国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这样指出：如果说欧洲的情况是贫富分化，那么中国的情况却是普遍的贫穷，中国的中产者，其生活程度，还赶不上欧洲的无产阶级，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且更有世界上最广大的穷人。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旧的三民主义，这样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的民主，中国新型民主的基本目标，是改善最广大的平民的生活条件，而这就是他所谓“民生”，他还说，离开了改善民生，所谓的民权和民族主义，都必将在中国落空。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泊中重新举起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旗帜，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说：中国的新民主，非但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和穷人的民主，因此，中国新民主的不竭的强大动力，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民主革命的主体，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是一个“动态联合的主体”，或“多元的主体”，而不是单一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实践，超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民主理论。

三、发展，超越西方道路

日本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将中华帝国称为“世界帝国”，他把世界帝国的要点、要素概括为：世界帝国保持了世界货币、世界宗教、世界语言。而对中国来讲，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语言就是汉文，汉文的表意系统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还涵盖了韩国、日本、朝鲜等。柄谷更认为，世界帝国诉诸的法律，应该说就是现代的“国际法”理想。因为中国周边有许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来中国进行朝贡的目的之一，当然是贸易，但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却是通过到中国朝贡，来确立自己“内部的秩序”。因为在当时，确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周边的国家，此前并不承认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说，不承认有国际法，于是，其内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来确立的，因此战争、混战和叛乱非常多，而到中国朝贡，一方面可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个“普遍秩序”的意识能够确立起来，日本虽然没有像朝鲜那样引进文官官僚体制，并且顺便通过引进文官官僚体制确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进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观念，正是由于产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识，政治结构相同，法律相同，如此才能发生。作为中心的中国和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的关系，正是建立在“世界普遍秩序”这个意识的产生之上的。

1795年，康德将中国世界观概括为“友善法权”，以区别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权”，并提出，只有在“友善法权”的基础上，方才能够实现一个“世界宪政”，柄谷的研究，是对康德论断的阐发。

朝贡贸易体制和朝贡金融体制，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个全球合作型社会的理想。即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货币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能源和技术不断进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创造性的社会，而且是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团结紧密融和在一起的社会，是一个强调尊重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感恩自然的社会。

人类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发生在16世纪，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这是由欧美国家所推动并形成了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体制”为核心的西方列强主宰、分割世界的强权秩序。它是对传统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天下“大一统”的和平、稳定模式的根本挑战和革命。它的基础，就是“自然法权”。

历史的真实是：16世纪以来欧洲在资源上的危机促进了新能源的采用和工业革命，其在军事和安全上的危机促进了金融革命，而一个残酷竞争型的市民社会，则推动欧洲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帝国主义体制迈进。

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竞争体制中，为了生存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占据能量转化的核心和有利地位，就必须掌握能量转换的主动权，而这就需要一个高效的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能够把有用的、可利用的能量抓在自己手里，同时把转换中产生的无用的熵彻底排除到自己的系统之外。而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被组织起来的，就是把优质的资本、人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贫困、污染和老弱病残孤排斥在系统之外，而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欧洲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所谓“回到康德”，首先就是必须重新思考康德所提出的“友善法权”的意义，并且考虑如何在这种“友善法权”的基础上，去重建欧亚大陆之间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切断的有机联系。

当然，欧洲的这种转变引起了霸权主义国家的极大不满，美国著名鹰派人物卡根（robert kagan）最近指出：“欧洲人发明了强权政治，但是，现在却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义，可见欧洲正在背叛欧洲的传统，今天的欧洲已经沦为不分是非、不分敌我的软弱势力。”中国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之根本不同是发展理念的不同，这就是我们主张和平、合作谋发展，而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却依然把当今世界理解为“美国的战利品”，不肯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历来就有“华夏不治夷狄”的优良传统，中国从来没有想去改变美国，今天中国的发展与奋斗，与其说是要改变美国，不如说是要改造自己，即通过改变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去超越现代世界旷日持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局面，从经济上说，这就是要摆脱发展中国家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谋生存的“卖血”之路，走上依靠技术、资本和创新谋发展的健康之路，从社会上说，就是发展要以民生为本，惠及全中国、全世界的普通劳动者，从文化上说，就是重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自信与自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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