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一
;摘 要：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和中国梦三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不走中国道路，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能不能实现中国梦，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光荣称号。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科学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道路决定命运，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他再次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昭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只有实现了中国梦，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组织，始终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这一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改革、发展和创新精神，带领人民不断开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规律，勇挑历史重担，主动抓住机遇，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1.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必须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性质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准确把握历史脉搏，坚定站在时代潮头，积极顺应社会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锐意改革，积极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党才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改正缺点错误，最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找到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为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人民幸福、民族振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方面，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方面，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为破除陈旧落后思想的束缚，改变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恢复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进行拨乱反正，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逐渐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正确地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其能够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和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开拓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与时俱进的品质，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正确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关系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着力推进科学发展，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以形成，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通过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终开拓出来的。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注重实干、力戒空谈、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连续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经济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贸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了30多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1400多万，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超过70%的贡献。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蒸蒸日上。
二、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正确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会有希望，国家富强就能顺利实现，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错误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可能成为泡影，国家富强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要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就必须解决道路问题。归根结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道路问题的过程，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认识和做出正确选择的过程。
十八大报告第二部分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为题，全面阐述了道路问题，明确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这一关于道路问题的最新论断，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澄清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实现中国梦为最终目标的。中国梦是我们最终的价值诉求。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离开了中国道路，中国梦只能成为“白日梦”。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
1. 中国道路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近代以来，为寻求民族自强和复兴，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寻求救国御侮之道；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洋务、开西学，向西方寻求“自强”、“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开议院，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倡导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分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2]1470历史证明，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脱离实际，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未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的探索和实践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没能找到一条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开始自觉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积极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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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中国拥有“治外法权”的国家，除了所谓“八国联军”之外，还包括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成人文盲率高达80%；在共产党刚刚接手的1950年代初，旧中国的工业能力不足欧洲小国比利时的一半。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中共遭遇到的是比它强大百倍的对手，而它打败的恰恰也正是这样的对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则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非凡”、“异常”、“非常”和“反常”，黄仁宇用来描述他所谓“大历史”的这一连串关键词，其实只消用一个“共产党式”的词语来囊括就足够了，这个词就是：不断革命。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中国遭遇的发展难局与困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失落，更深刻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危机与压力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除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除了“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硬闯出一条新路”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近代落伍了。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文明的深刻内在危机，我们就不能改革、不能前进、不能革命，就没有觉悟和自觉。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为破解这个谜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1000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1000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而发行国家法币，这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日本的侵略。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10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好人”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
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正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三门干部”的同时，必须反对“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风。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为戒。
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二、发展，超越马克思的理论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开会，7月31日，会议在嘉兴南湖的航船上闭幕。
中共诞生伊始，只不过是林立于现代中国的200多个政党当中的一个，而与近代中国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成立宣言中所倡言的“三民主义、富国强兵”理念（据1912年8月13日北京《民主报》相关报道）相比，中共一大宣言所诉诸的奋斗目标——以不懈的阶级革命最终消灭人类剥削制度，听起来似乎是太过遥远的理想。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科学和理性，并非认识活动的终结和全部，它只是真正的认识活动的开始和起点。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人类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从知识和科学理论中来，即使这些知识与科学理论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空前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建设斗争，使得共产党人认识到：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转化的复杂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种本质化的知识来把握的，高速变革的革命和建设进程，是不能用一种静态的科学理论来描述的，十几亿人参与其中的创造活动，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事先已经存在在那里——并为一种客观的理论所认识、预见的。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总体矛盾，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现代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共产党人认为：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多元的矛盾，而只有从多元矛盾的互相依存和转化，即多元矛盾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才可能观察中国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其主体和动力便是无产阶级，是单一的阶级主体，而中国人民民主的主体却是“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则是动态、互动的多元主体。
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已经占了欧洲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的新型民主，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同样是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还占不到中国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这样指出：如果说欧洲的情况是贫富分化，那么中国的情况却是普遍的贫穷，中国的中产者，其生活程度，还赶不上欧洲的无产阶级，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且更有世界上最广大的穷人。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旧的三民主义，这样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的民主，中国新型民主的基本目标，是改善最广大的平民的生活条件，而这就是他所谓“民生”，他还说，离开了改善民生，所谓的民权和民族主义，都必将在中国落空。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泊中重新举起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旗帜，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说：中国的新民主，非但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和穷人的民主，因此，中国新民主的不竭的强大动力，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民主革命的主体，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是一个“动态联合的主体”，或“多元的主体”，而不是单一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实践，超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民主理论。
三、发展，超越西方道路
日本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将中华帝国称为“世界帝国”，他把世界帝国的要点、要素概括为：世界帝国保持了世界货币、世界宗教、世界语言。而对中国来讲，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语言就是汉文，汉文的表意系统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还涵盖了韩国、日本、朝鲜等。柄谷更认为，世界帝国诉诸的法律，应该说就是现代的“国际法”理想。因为中国周边有许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来中国进行朝贡的目的之一，当然是贸易，但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却是通过到中国朝贡，来确立自己“内部的秩序”。因为在当时，确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周边的国家，此前并不承认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说，不承认有国际法，于是，其内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来确立的，因此战争、混战和叛乱非常多，而到中国朝贡，一方面可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个“普遍秩序”的意识能够确立起来，日本虽然没有像朝鲜那样引进文官官僚体制，并且顺便通过引进文官官僚体制确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进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观念，正是由于产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识，政治结构相同，法律相同，如此才能发生。作为中心的中国和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的关系，正是建立在“世界普遍秩序”这个意识的产生之上的。
1795年，康德将中国世界观概括为“友善法权”，以区别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权”，并提出，只有在“友善法权”的基础上，方才能够实现一个“世界宪政”，柄谷的研究，是对康德论断的阐发。
朝贡贸易体制和朝贡金融体制，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个全球合作型社会的理想。即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货币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能源和技术不断进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创造性的社会，而且是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团结紧密融和在一起的社会，是一个强调尊重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感恩自然的社会。
人类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发生在16世纪，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这是由欧美国家所推动并形成了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体制”为核心的西方列强主宰、分割世界的强权秩序。它是对传统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天下“大一统”的和平、稳定模式的根本挑战和革命。它的基础，就是“自然法权”。
历史的真实是：16世纪以来欧洲在资源上的危机促进了新能源的采用和工业革命，其在军事和安全上的危机促进了金融革命，而一个残酷竞争型的市民社会，则推动欧洲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帝国主义体制迈进。
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竞争体制中，为了生存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占据能量转化的核心和有利地位，就必须掌握能量转换的主动权，而这就需要一个高效的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能够把有用的、可利用的能量抓在自己手里，同时把转换中产生的无用的熵彻底排除到自己的系统之外。而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被组织起来的，就是把优质的资本、人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贫困、污染和老弱病残孤排斥在系统之外，而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欧洲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所谓“回到康德”，首先就是必须重新思考康德所提出的“友善法权”的意义，并且考虑如何在这种“友善法权”的基础上，去重建欧亚大陆之间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切断的有机联系。
当然，欧洲的这种转变引起了霸权主义国家的极大不满，美国著名鹰派人物卡根（robert kagan）最近指出：“欧洲人发明了强权政治，但是，现在却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义，可见欧洲正在背叛欧洲的传统，今天的欧洲已经沦为不分是非、不分敌我的软弱势力。”中国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之根本不同是发展理念的不同，这就是我们主张和平、合作谋发展，而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却依然把当今世界理解为“美国的战利品”，不肯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历来就有“华夏不治夷狄”的优良传统，中国从来没有想去改变美国，今天中国的发展与奋斗，与其说是要改变美国，不如说是要改造自己，即通过改变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去超越现代世界旷日持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局面，从经济上说，这就是要摆脱发展中国家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谋生存的“卖血”之路，走上依靠技术、资本和创新谋发展的健康之路，从社会上说，就是发展要以民生为本，惠及全中国、全世界的普通劳动者，从文化上说，就是重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自信与自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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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有两件与中国工业企业密切相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这是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个线下举办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次工博会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会期5天，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展览规模24.5万平方米，涵盖从制造业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笔者亲身参与了本次展会，最大的感触是：现场观众人潮汹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备而来的专业观众。让人感觉即便是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整个工业领域，依然表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
“犀牛智造”一经媒体报道，即得到了行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认为这仅仅是阿里套着“新制造”的外衣，继续拓展自身业务的外延；
也有人认为，“这能够彻底改变纺织业，让made in internet成为现实”。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稍显主观：仅凭一个不成熟的平台和样板工厂，就“彻底改变”某一个行业显然过分乐观，但是通过猜度阿里的意图来证明其价值，也稍显狭隘。
中国工业在近些年取得的发展成绩，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不仅产业链完备，而且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始终处于低端，因此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不大——关于工业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始终是重要的实践者，但是从来都不是领导者和开拓者。
关于工业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讨论始于2010年以后。当时，在整个工业领域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工业领域即将与新兴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从而实现一场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脱胎换骨”。
这样一场讨论，随后演变出两条关于工业企业未来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来自以ptc为代表的美国工业软件领导者，他们提出了最早的“工业物联网”理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工业产品一定不再仅仅是由机械和电子组成的物理产品，当传感器的性能、软件的能力和电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产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联网属性就会越高，因此工业的未来，将是一个“在产品与产品之间、产品和用户之间、产品与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起一个以改善用户应用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机制，产品将是具有的自成长能力的类生命体”。
很快，两种说法通过“数字双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两者都强调未来的工业需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既所谓智能工厂，需要通过工业物联网来实现与虚拟世界的联通；
而工业物联网在强调利用产品本身来沟联通企业与用户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改造企业生产加工环节的智能化改造任务。但是两者的区别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厂”定义的未来工业企业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产加工；
而“工业物联网”强调的未来工业企业动力源头是虚拟世界的设计、仿真和优化。
黑格尔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会重复出现的，只是第一次出现是以正剧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则是以闹剧的形式。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来讲，无论想通过学习“智能工厂”模式实现整个行业的整体升级，还是通过跟随“物联网”模式完成弯道超车，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不考虑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仅比较两者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希望通过跟随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本身就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性——中国企业需要一条不同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平台和样本工厂，而是其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不同于“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将焦点都放在工业企业本身的设计或者生产加工，中国工业企业实际上可以将视角拉开，从更高的层面，将交易环节也纳入进来，利用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和新兴技术——互联网、5g、ai等——将工业企业自身的数字化与全社会的数字化进行融合，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成为全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并将贸易本身作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的源头。
从单一工业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能够让终端用户的需求成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运行的动力源头，从而推动实现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管理方法和运营方式等方面的整体的跃迁；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工业企业则能够为整个社会以更环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这或许就是构建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经济的理想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构建数字化社会、数字经济的方式，来赋予工业企业更多的数字化价值，全球唯一可能实践的，唯有中国工业企业，因为这里是对“数字化”本身的关注度、参与度最高的地方。
从政府层面讲，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时间“新基建”一词备受社会关注。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很显然，构建一个以数字化经济模式为导向到数字化社会，正在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家战略。
从产业方面看，中国的互联网、5g等产业已经具有向国际巨头挑战的实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额日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平均达到67%，农村的互联网普及都已经达到52.3%。与此同时，5g用户已经超过1.1亿，5g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6600萬，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已经超过600个。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都出现了记录个人行动轨迹的移动端应用，通过将个人行动轨迹与疫情大数据进行比对，从而筛选和定义健康人群——这已经将“数字双胞胎”从工业领域应用到了全社会，实际上每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中国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在虚拟世界当中的“数字双胞胎”。
应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为构建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提供了一种优势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实践这样一条道路，仅凭粗糙的“犀牛智造”当然是不够的，其至少还需要来自互联网行业企业的更多投入和工业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业企业，最基础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样，直接输出自身能力。中国电商兴起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解决了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交易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终端用户的了解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试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跟随“犀牛智造”的脚步，构建更多的面向工业企业的对接平台，那么以往积累在互联网平台的海量数据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户需求，完成从社会到企业的数字流动和价值产生——这可能是目前可见的中国工业企业未来数字化实践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地区的企业短期内将难以学习和复制。
互联网行业的反哺是工业企业走上“第三条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则是关键的能在动力。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自身能力提升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工业企业在设计、生产、制造、加工等业务环节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兴it技术实践企业数字化运营相关能力的延续。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无论“中国企业制造不出一个合格的圆珠笔笔芯”是否真实，其实际都是一根心头的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构设备等核心的业务环节，缺少足够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次工博会上，笔者注意到，中国的工业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相关问题，并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位国内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苏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司研发电机及伺服驱动控制器，目标就是打破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实现在工业企业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迁。而这类的企业，虽然在本届工博会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数量众多——这或许就是中国工业企业能够保持如此积极向上的动力所在。
中国工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节点：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大环境下，如何突破重围，找到一种更加符合自身现实情况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谓是当务之急。沿着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会抵达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掘自身潜力？笔者意在抛砖引玉，相信中国工业企业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适合的“第三条道路”。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四
;〔摘要〕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一步步走出来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正确道路。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坚持中国道路，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1 〕10他强调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这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人间正道” 〔1 〕11。中国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和稳定中国。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进胜利的旗帜，规定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作用。同时，中国道路对维护整个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来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特色发展道路，是共产党人寻找到的适合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又符合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八大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这一科学概括包含了丰富内容，需要我们深刻领会。
中国道路的内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个主体领导、一个基本路线、一个制度依托、一个总体布局” 〔3 〕。“一个主体领导”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核心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它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走向富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一个基本路线”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策。“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中国道路的根本目标，又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制度保障。中国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从而促进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道路体系，呈现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布局。总之，我们党为实现中国梦规划好了路线，设置好了棋局，制定好了策略。
中国道路既涉及道路问题，又涉及理论体系和制度保证问题，是理论指导、制度建设、实践过程的有机统一。中国道路“特”就特在我们党能够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时又能够不断开拓创新上；“特”就特在能够把实践、理论、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特”就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统筹兼顾，五位一体；“特”就特在把追求国家整体和人民个体利益统一起来。
中国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特色个性的统一。从本质上讲，中国道路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通过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形式上讲，中国道路凸显了“中国特色”的个性，既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没有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它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重点不放松，又统筹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盘棋；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坚持立足中国，又坚持面向世界；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机械应用，也不是对别国发展模式的全盘接纳，而是自我探索、不断创新的结果。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实际国情的有机统一。
二、中国道路的形成
中国道路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是我们党艰苦奋斗、精心探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它酝酿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精心探索，开创于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改革开放，发展成熟于20世纪末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中国道路酝酿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精心探索。从理论上讲，在中国道路的艰苦探索过程中，我们党首先选择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毛泽东专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条件。从政治上讲，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通过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正确的政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了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从经济上讲，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集中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为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体制、管理方法等，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但由于我们急于求成，加上主观认识不足，把苏联模式神圣化，犯了如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国特色的理论，使之民族化、时代化、方法化、具体化，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否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革命和建设都会遭受挫折。第一代领导集体精心探索所取得的獨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挫折教训，都为中国道路的继续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道路开创于改革开放时期。20世纪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要和平、求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国内结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中国该向何处去、“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党通过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和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两大措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束了认为阶级矛盾是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强调中国发展的特殊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重大命题，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 〕。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成为引领我们开拓前进的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主题。我们党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先后归纳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十个”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排除法厘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因此，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空前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中国道路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中国道路”或可称为“中国模式”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道路发展成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20世纪末，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同时我国国内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党从容应对，粉碎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阴谋，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总结前苏联解体的教训，十分注重党建工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狠抓“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制定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国道路一以贯之地坚持和拓展，对这条道路的论述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创新：扩展了总体布局，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把原来的“四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补充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结了台阶式发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经验。我们党还特别论述了中国道路的厚重历史底蕴，明确告诉世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谁也改变不了，中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会毫不动摇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5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符合党心民心，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中国道路符合国情民意，顺应时代潮流，是非常正确的。只有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越来越突出；只有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三、中国道路的国内价值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艰苦探索的结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彰显了它的国内价值。
首先，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1840年鸦片战争彻底粉碎了中国清王朝的“天朝上国”之梦，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日益衰落、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不懈努力，无论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争，都不同程度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但是都没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斗争的结果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多党制等不适合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工人运动领导者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民主革命不仅找到了出路，而且经过艰苦的实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适合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只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国。
其次，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只有这个国家的发展实情能够证明一切。从1956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张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走工农业并举的道路，积极发展对外关系等，虽然发展中曾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从总体来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无论在经济、军事上，还是在科技、外交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使得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向世人证明，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国人民不仅富起来了，而且强起来了。
再次，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为中华民族找到了正确道路，即中国必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基础。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求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二是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决定的，是中国各族人民选择的。不论过去还是将来，我们都应该坚持这条中国道路。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才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才能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也才能证明社会主义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中国道路为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各種爱国力量、一心一意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开拓前进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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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受到各国人士广泛肯定和推崇。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怀好意者不断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陈词滥调，还有个别人对中国道路能走多远心怀疑虑。凡事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只有认识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道理，正确认识它的性质、条件、特点以及风险、挑战，才能对中国道路及其远大前途充满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中国道路加强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建构令人信服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结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了坚持，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始终贯穿着人民立场。什么时候坚持人民立场，政策策略就比较主动，工作成绩就比较显著;而一旦背弃人民立场，就势必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另一方面，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不同时期具体矛盾得出的具体观点、结论，以及据此制定并实施的政策、策略，则不断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总能在纠正错误中，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应时代和国情的正确政策和策略，从而从胜利走向胜利。
坚守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难就难在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意味着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存在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把这类矛盾夸大成敌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至于一些敌对力量多年来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弃瓦解中国、劫掠中国发展成果的企图，则更要高度警惕。
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才干。由于各个时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完善、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中，曾经照搬苏联经验，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中，照抄新自由主义搞所谓“彻底改革”，同样行不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确分析实际问题，大胆探索和掌握客观规律，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搞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前提。
坚定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应当一以贯之的。主动适应信息网络化新环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国道路上存在的实际矛盾和问题，讲清中国道理，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必须与时俱进的一面。为此，当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国道路与全球化两大问题，从而真正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谓中国道路问题，核心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生产力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持续积累力量。
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物质生产和文化水平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极端艰苦。面对这一困境，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通过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杀的伟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增长、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研发成功等。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其远见卓识推动实施改革开放。经过4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在这一时期，国内外始终有人从左和右两个方向攻击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极端势力从未放弃蛊惑中国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图。正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始终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形成的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成为始终不曾动摇的目标，它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操纵政府为利润积累服务的旧制度，而是国家控制资本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富强服务的新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建立“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严明了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始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才保证了它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中国当前的独立发展和自主创新之路是前无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优越的经济纵深，能够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发展生产力，经济总量、发展韧性、创新能力都形成了显著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坚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维护中国社会的团结稳定，又促使一个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场长期充满活力，从而帮助中国依靠共享发展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中国从近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动拥抱并引导全球化，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节点。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回应，在国际体系边缘地位中开始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锁，积极开展经贸、文化等领域对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形成全球化纵深发展时期的中国模式奠定坚实基础。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融入者，加快自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完全认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题。从国家发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参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开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中国方案”。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的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的机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质层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经济全球化并非一劳永逸，近年来美国不断挑起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其本质仍然是企图再度剥夺中国的全球化自主权。对这一阴谋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坚定捍卫中国自主发展的正当权利。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各国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胁，也很可能给世界带来历史性巨变。倘若这场疫情能够促使以公众福利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润积累为中心的全球化，那无疑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盘。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与在中国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和在世界经历了600余年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刚刚进入青春期，尽管成绩斐然，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尚未大功告成，而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长期奋斗。
理论上的清醒决定思想上的自觉，思想上的自觉决定政治上的坚定。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关键时刻，推进人的全面解放则有待更长期的艰苦奋斗，都需要认真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构强大的意识形态，重中之重在于正确把握并科学解答人类解放、中国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战等根本问题。以此为战略指导，进而统筹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重视当代和历史事实的传播，实事求是报道评论发展成绩、时代悲欢，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据有效地反击虚无中华文明史、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图谋，掌握历史书写权和阐释权。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学、影视、音乐、游戏等虚构类作品的创作，鼓励传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颓废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蚀社会、诱人沉沦。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钢筋水泥，舆论就如门窗梁柱。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热热闹闹、花样翻新并不难，但如果缺乏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这些活动容易沦为堆砌钢筋水泥、门窗梁柱的无用功，至多能搭建一点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却无力建筑宏伟壮丽的花园大厦。因此，对争夺当代意识形态主导权而言，同样要有讲清中国道理、坚定道路自信的战略观念，使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的大量具体工作，服务并服从于赢得战略上的胜利。
（作者：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李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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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教学目标
知识方面
知道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能力方面
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整理历史史实，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的应用能力和透过历史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想觉悟方面
通过教学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增强社会主义信念。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学生讨论归纳为主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
近代中国人民救国的奋斗历程，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
2、难点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问题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过程 设计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一、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学生自读课本
学生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找出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什么会这样？
2、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如何？
（因为学生已学过历史，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已有一定的了解）
教师总结：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象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的扭曲发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人民急切盼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没能完成救国的历史使命
学生自读课本
学生思考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近代革命志士进行的救国探索有哪些？结果怎样？
2、以上探索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
教师归纳总结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封建势力顽固而强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趋向胜利。
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们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试图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是不可能的，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只能用新的革命方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这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内容。
板书设计 ：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效果检测与矫正：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教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