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春天的印痕作文优秀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春天的印痕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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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文艺家而言，身临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时代作贡献，这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面对时代现实，无论是如实白描还是艺术虚构，无论是纵情歌颂还是无情批判，都会留下文艺家独特的印痕。而这些印痕，不但对文艺家本人是有意义的，对这个时代也是有意义的。

就眼下而言，新冠疫情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遇见过的严酷现实，不可能让这个时代的文艺家无动于衷。从严峻局势下的共克时艰，到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2020年的春天，人们一起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这样的时光还会不会再来？我们现在不知道。但至少，这样的时光不能白白度过，文艺家要为它留下同样是刻骨铭心的印痕。

上海的文艺家不负所望，他们用各种方式回应了时代。本刊在上一期的“热点”栏目里，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积极回应做了一次巡览。而本期的“热点”，则锁定视觉艺术的范畴，走近艺术家个体，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好“时代召唤与心灵召唤”这篇大文章的。大文章的“主菜”是“召唤——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美术、摄影主题展”，而“召唤”主题展的主题作品也叫《召唤》，这是一幅宽18米、高2.2米的巨幅画作，让每个步入中华艺术宫展厅的人都深感震撼，它多角度、全景式地再现了自疫情爆发以来许许多多的感人画面，引发了观展热潮。

这样的鸿篇巨制，不可能一个人完成，必然是集中了一批画家的智慧与才华。确实如此——20位老中青画家在两周时间内夜以继日，几乎以燃烧般的激情，合作完成了这幅目前为止国内最大的以抗疫为主题的巨幅综合材料绘画作品。本期刊载了这些画家的绘画心得，你会发现，这样的“合作作品”与“单人作品”相比，其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协调风格，抑或是时间进度与质量保证，都是在克服困难中掘进的。有的画家还不得不战胜“从未用过某种颜料”的瓶颈，用极短的适应时间成就了自己的艺术新境界。这些经历，对于参与者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珍藏。

在“召唤”主题展上，两位“战地摄影记者”的纪实照片，令人怦然心动。上海派驻武汉的两位“战地”摄影记者赖鑫琳和董天晔，他们直接赶赴疫区“逆行”近两个月，他们发回了各类新闻报道数十篇、拍摄数万张珍贵照片，真实展示了上海援助武汉的医务工作者在一线救助病患最珍贵、最感人的瞬间。我们今天在新闻上看到很多争相传阅的“最佳图片”，很多就是来自他们的镜头。

说得多好，是“天职”。那些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几乎无一不是在各种“战地”拍摄的。此时此刻，来自上海的摄影记者穿着防护服奋战在疫区，又何尝不是深入“战地”？今天的佳作，会不会变成明天的“不朽之作”？一时难说，但这样的作品，无疑是具备潜质。谁勇敢地选择了逆行，谁才有可能获得创作不朽作品的可能。

“时代召唤”与“心灵召唤”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文艺家只是被动地响应“时代召唤”，而缺乏发自灵魂深处的主动的“心灵召唤”，那么他所创作的作品往往缺乏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而一旦激起了无可遏制的“心灵召唤”，那么，那些刻骨铭心的历史时光，也将化为刻骨铭心的艺术印痕，成为文艺家本人以及时代的纪念碑。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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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印痕篇二

父亲的烟锅燃烧着，缭绕起耕耘嶙峋季节的豪情。被蜷缩在墙角的犁铧读懂了，闪亮着锃明的笑容不磨灭的渴望，轻轻鸣响神圣的磬音，让刚刚睡醒的土地伸了个懒腰。

孤独的眼睛里，闪过了一抹无法捕捉得猩红……

今夜，站在你的残垣断壁上，我该吟咏那一首呢？

举起一杯酒，多想邀请这轮跨过远古岁月的月亮。在今夜，在这古城里，与我同醉！

五丈原的那股风，被爷爷讲的凄凄惨惨。让我望着夜空里的星星，为古人孔明偷偷地落泪……我终于明白，智慧挽救不了生命的劫数，一切都缘于无奈。

春天的印痕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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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关童年生活的回忆几乎构成萧乾小说母题的主要来源。对于早年痛苦生活中的经历见闻,萧乾总是善用儿童这一特殊视角给以真实的展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许多作家也同样采用儿童视角进行创作,但萧乾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与这些作家们相比显示出了他独特的风格特征。

关键词:童年记忆 萧乾小说 儿童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一 儿童视野中的世俗生活场景

细读萧乾的小说文本可以发现,有关童年生活的回忆几乎构成了萧乾小说母题的主要来源。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贫穷、饥饿、备受凌辱是萧乾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主要记忆,同时也严重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基调和创作风格。萧乾小说中有大量的“底层”社会生活的描写,如受歧视的孩子、洋车夫、弃妇等等,这些无一不是童年生活在作家脑海中投下的深深的影像。对于早年痛苦生活中的经历见闻,萧乾总是善用儿童这一特殊视角给以真实的展示。

《篱下》是萧乾一篇自传体色彩最强烈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作家借儿童对人生的观察,真实地展示了世人百相。文章中出现的正处于不谙世事、少不解愁的环哥,因为妈妈被爸爸休弃,母子俩不得已投奔了在城里居住的姨妈,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是不可能像大人那样能敏感地体会到世俗生活中的人情冷暖和寄人篱下生活的悲哀和凄凉的,因此,环哥把此次出行当作随妈妈去新地方的旅行一般兴高采烈,一路上,他一边想念着姥姥家的小小铜菩萨和只要轻轻一弹就会铮铮作响的圆胖胖的磬;一边兴高采烈地看风景:“看见了一座破旧的城门楼露在高粱穗上”,他马上“乐得直颠着身子”;即使到了姨妈家里,这个在家里“爬惯了树钻惯了高梁地的孩子”依然不失淘气的自然天性,比如一见面就拉上小表弟下河去摸泥鳅;对准院里的一棵花撒尿;故意掐花坛里的花惹表妹哭;逞英雄爬上树梢摇枣子等。乡村孩子这种纯朴的自然天性,这种率性而为的“野性”举止,在寄人篱下的环境中自然是难以理喻、不合时宜的,另外,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然生命与呆板沉闷的城市生活之间也分明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反差。母亲的不断斥责,姨夫对他一丝笑容也不带的脸色,使环哥终于“开始感到这次出游的悲哀,他意识到寂寞了。热恋了两天的城市生活,这时他小心坎懂得了‘狭窄’、‘阴沉’是它的特质。”城里和乡下两个世界最终难以相容,在姨夫含蓄的逐客令中,母亲不得不重新拾起柳条箱,无奈地和不解的孩子又继续登上那渺茫的征途。

在小说的表述形式上,萧乾采用了儿童视角的叙述策略,这种叙述策略一方面不时让读者感受到儿童天地的可爱纯真和新鲜,另一方面又丝毫没有减弱小说带给读者的令人惊颤的辛酸和凄凉,在天真无邪、充满活力的儿童心理的映衬下,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显得淋漓尽致。作品中,呈现在环哥面前的显然是正处于天真未琢、懵懂无知阶段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但也正是通过环哥这个稚嫩少年的眼睛、他野性和充满童趣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的所思所感,表达了作者欲语还休、无处话悲凉的人生感悟:“城市多寂寥啊,听不见一声牛鸣,听不见一句田歌。”此外,在作者深入浅出、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我们还分明看到,天真无邪的环哥和文章中的其他各色人物,如整日愁云惨雾却又小心翼翼的妈妈,虚假伪善、圆滑多变的姨夫,规矩体面斯文的表弟妹之间无形中也有着潜在的对立或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立对照也进一步映衬出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可以说,在萧乾的作品中,孩子的天真单纯懵懂无知、孩子眼里的诗性世界和作者通过客观描述所展示的丑陋的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正是作者运用儿童视角所获得的美学效果。

三言两语之中,就已描绘了一幅非人道的社会现实,也激发了读者进行深层次的思索:二少爷一心追求的“文明”是否真的使他的生活变得幸福和文明了呢?他的文明观念到底包含着多少人道主义的因素呢?童稚少年“我”对这一切好奇又不解,使文章中出现的两个世界,即纯真无邪的儿童世界与精于世故的成人世界截然分明,通过这种对照,作者对生活原生态——生活中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描写,便显得富有震撼力。

尽管生活中饱受委屈,但一旦置身于天地万物,马上便能和身边的环境融为一体。在孩子的眼中,自然呈现着它本真美好的状态,诱惑着他那双贪婪的眼睛怎么看都看不够。读着这些充满孩子气的内容,读者的心灵似乎也在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顷刻间好像也被带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萧乾称得上是一位颇有童心的作家。

二 个性鲜明的写作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萧乾,还有许多作家也同样采用儿童视角进行创作,如萧红、凌叔华等。但萧乾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与这些作家们相比表现出了他自己的特点。而正是这特点让他在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价值。

“大家正在谈说之间,她的婆婆走过来,赶快拉了一件破棉袄给她盖上了,说:‘赤身裸体的羞不羞!’小团圆媳妇怕羞不肯脱下衣裳来,她婆婆喊着号令给她撕下来了。现在她什么也不知道了,她没有感觉了,婆婆反而替她着想了”。

这些都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添加进去的情不自禁地对周围人事的愤激、对旧中国百姓们庸俗、愚昧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和嘲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也使整个故事笼罩在一种作者主观的情绪里,显得爱憎分明。

小说采用的是环哥这一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的。这就拉开了作者用文字所虚构的那个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距离,让读者能够有一种相当宽松的空间去阅读小说。第三人称限制叙述和第一人称限制叙述所不同的,就是作者也可以获得一种和作品中人物隔开的相当距离,这就能够让作者节制自己的感情,进行一种较为客观冷静的叙述,同时,萧乾不同于萧红的特质也得以表现。

“二乖留了一小碟自己爱吃的炖肥肉,吃完饭带去给八哥,给妈妈止住他,惹得大家都笑了,怎么鸟不吃肉吗?”(《小哥儿俩》)

“他已把一只脚迈出门槛了,但看到妈愁苦的脸,又唤回适才那悲哀来。”(《篱下》)

“可怜啊,她随走随回头,那么古怪地对我笑着,傻傻地笑。她滑了一跌又爬起来,还在笑。”(《雨夕》)

阅读萧乾的作品,读者似乎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来自生活各方面的重压,令人难以呼吸,有一种浓重的悲凉之感。

参考文献:

[1] 萧乾:《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蒋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

[3] 萧红:《呼兰河传》,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

[4] 萧乾:《篱下》,《萧乾全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 萧乾:《矮檐》,《萧乾全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王晓红,女,1968—,河南新乡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焦作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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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印痕篇四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古人对春天的喜爱从这一首又一首优美的诗句中就可见一斑了。我最喜欢的季节也正是这万物复苏的春天。

每到春天，红得如火的木棉花，粉得如霞的芍药花，白得如玉的月季花竞相开放。它们有的花蕾满枝，有的含苞初绽，有的昂首怒放。一阵沁人心脾的花香引来了许许多多的小蜜蜂，嗡嗡地边歌边舞。

我喜欢春天，就像那鱼儿离不开潺潺的河水一样。我热爱春天，就像初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那样。我每时每刻都在想，春天你能多停留一会儿吗?哪怕是一会儿!

春天也恰恰和我有缘，我是春天生的，生在这个百花盛开的季节，是我觉得这一生最美好的事。每当鲜花盛开、冰雪融化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在给我唱着生日歌，轻轻的微风拂过我的脸颊，仿佛也在为我祝贺。

春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我的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昔日庭前那娇艳妖娆的花朵也早已悄无声息地凋零，落入泥土中，仅仅残留着隐隐约约的香气。我曾经最爱花朵也谢了，正如我如梦般转瞬即逝的幸福。而那泡沫般的幻影更加深了我的孤独。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瞧，这就是描写春天的诗句，多美呀!现在，我们就去大自然看看春姑娘为我们准备的惊喜吧。

我们来到郊外。啊，这是多美的“绿毯”呀!绿油油的，上面还挂着一颗颗晶莹的“珍珠”，太阳升起来，“珍珠”就发出了彩虹似的光芒，不一会儿就消失了。我想：小“珍珠”一定是架起彩虹桥去太阳神的皇宫了。这时，一股股幽香扑入我的鼻中，好香啊，走，去瞧瞧。我们先来到一株红梅前，那梅花正开得灿烂，并且还散出阵阵清香。梅花的颜色也许只有九天的织女用早晨的红霞和晴午的.白云在天机上织的轻绢，才可以比拟吧。我们又来到迎春花旁，迎春花正在开花。它开出的花非常小巧可爱，并且金灿灿的，美丽极了。我想当年大自然在创造它时，一定用了最精妙的刻刀来细心地雕刻，再用最小巧的刷子沾点金色的颜料刷上去，才大功告成吧。突然，我们听到了“呱呱”的叫声，发现一只只青蛙都蹲在碧绿的荷叶上，唱着它们的歌。它们的歌声很像鼓声，宏伟而有顺序。我们听着这宏伟的“鼓声”，感觉好像回到了古战场，战士们英勇抗敌，死的死，伤的伤……忽然，一阵“嘶嘶”的杂响窜入我们耳中，啊，原来是一条无毒的小蛇(从它圆圆的脑袋可以看出它是无毒的)。这条小蛇长得还挺美丽，穿着一身黄边黑底红纹的大衣，它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滑入草丛中，溜走了。告别小蛇后，我还去访问了小河，小鱼，小虾……一路沐浴着春风，欣赏着春天的美景。

啊，多么美丽的春天!

春天的印痕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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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唐代无论建筑还是墓葬都大量出土多为青灰色的条砖和方砖，以往提及条砖底面纹饰多集中于样式分类，鲜见对其出现原因和使用工具的分析，本文通过分析唐代条砖上出现的多样印痕，着重阐述对其制作方法和功用的认识。

【关键词】唐代条砖 拍印 标记

一、底纹样式与出现时间

1. 普通缠绕式绳拍纹、绳拍加戳印。

2. 缠绕加捆扎式绳拍纹，即“x”对角交叉绳拍。

3. 手掌印痕。

4. 竹或其它材料制造出的直压纹。

压印手法是现在能见到的绝大多数唐代条砖上印纹的主要制作方式，包括了戳印、绳拍、手印。以下列举唐代帝陵陵园建筑和几处重要遗址出土的条砖底纹情况：永康陵南门门址东段发掘中出土的条砖均为绳拍纹。献陵陵园北侧建筑出土的条砖均为绳拍纹。顺陵乳阙出土有绳拍、绳拍加戳印、“x”对角交叉绳拍、手印纹。定陵下宫北部建筑前端、桥陵南门西阙出土有绳拍纹和手印纹。泰陵东门门址出土有手印砖。建陵南门石窑采集有绳拍纹条砖。元陵南门址、下宫出土有绳拍、 “x”对角交叉绳拍、手印纹。崇陵南门门址出土皆为手印纹。贞陵西南角g1、西蕃酋殿、南门东阙出土皆为手印纹。

此类样式的条砖底纹在隋唐之前已经出现：出土于南京市江宁谷里街道九岛梦都工地的南朝手印墓砖，为右手全掌印，其下可见拍印有2组清晰的长方形细绳拍印记，砖尺寸为33厘米x15.9厘米x4厘米。隋代条砖的印记样式直接延续至唐代，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中出土条砖有“拍印斜向绳纹和戳记” 。唐初修建的扬州隋炀帝墓条砖有绳拍纹的，尺寸集中为34.5厘米x18厘米x7厘米左右；贞观二十二年的萧后墓条砖有绳拍纹、“x”对角交叉绳拍纹的，尺寸集中为30厘米x14.8厘米x4.7厘米左右。许多在隋代建筑基础上改建的唐代建筑利用到前期的建筑材料，尺寸和底纹相近，使得这两个时期的条砖不易区分。九成宫37号殿（唐代修建阶段）出土有绳拍、戳印（报告中称其在正面）、“x”对角交叉绳拍纹。青龙寺出土有绳拍、“x”对角交叉绳拍、手印纹。西明寺出土有绳拍、绳拍加戳印、手印纹。华清宫汤池遗址出土有绳拍、绳拍加戳印、手印纹。河北曲阳田庄大墓使用拍印较粗绳纹的条砖，纹饰布满一面，较特别。洛阳天堂遗址出土有粗细绳拍、绳拍加戳印、“x”对角交叉绳拍纹。

此前关于唐砖的相关研究：《洛阳唐砖浅议》将条砖的多种底纹进行了分类，用途进行总结，结论指出“手印纹砖是起着明确生产责任的作用” 。洛阳瀍河西岸唐代砖瓦窑址出土绳拍（简报中称为直绳和斜绳）、绳拍加戳印、手印，发掘者推测“其建造和使用在武则天、中宗到开元十九年之间” 。《隋唐五代时期的灰陶制品》中将唐代条砖的演化按照底纹划分为初唐、盛唐、中晚唐三个阶段，并提到“手印砖在710年的节愍太子墓时已出现” 。顺陵乳阙为天授元年（690年）第三次营建时增建，并显示出经历过一次有意识破坏，此后当无修缮，t2中出土含有手印纹的条砖。关于这几种印痕出现时间上的早晚，遗址出土物不如纪年墓葬准确，而遗迹有机会反复利用前一阶段的砖瓦，但墓葬常规清理时常不用提取砖的标本，关注点也多为规格、葬式、壁画等方面。总章元年（668年）的李爽墓砖砌棺床已使用有绳拍纹、手印纹的条砖。绳拍纹从初唐到中唐都在使用，绳纹加戳印的样式集中在前期，其它印纹较少出现。

唐代条砖制作质量和烧制温度上也存在区别，墓砖泥坯含沙等杂质較多，烧制火候控制多不及地面建筑用砖。西明寺出土条砖制作细致，表面平光，烧制火候高，质地坚硬。

二、底纹的作用与方砖在使用上的区别

唐代条砖多为局部拍压形成印记，方砖则为整面印纹。方砖背面印纹的作用既是压实砖坯，又能生成凸起于表面的多种网格形纹饰，虽然纹饰在实际使用时通常用作底面，但因其整面凸起的纹饰可以起到很好的抓紧或贴合泥土地面的目的，与陶俑、筒瓦与瓦当制作过程中为使两面结合紧密而有意拉毛的做法目的相一致；并且方砖鲜见使用如同条砖一般的纹饰和布局。条砖印痕与方砖底面印纹多采用直接压印的制作方法，部分方砖可能还使用了直接滚压的底纹制作方式。但因条砖体量仅为方砖的一半，变小的体量在制坯时意味着不需要如同方砖一样带上纹饰的再次全面压实，用力的减少，加之条砖区别于方砖在建筑、墓葬中的使用位置和安置方法，方砖主要用于铺陈地面，而条砖多用于包砌或垒砌。如定陵下宫北侧建筑前部出土的条砖有绳拍纹和手印纹，采用“五扒皮” 的砍削加工，是干摆包灰的做法，而地面砖的包灰较小，垒砌用条砖的砍削较之要大，故应为建筑立面上垒砌使用。定陵下宫西侧的桑园窑址出土条砖也以绳拍纹居多，手印砖数量较少。

浙江新昌出土的窄侧边模印“大中四年记”、“章大怅”字样的带宝相花纹饰的条砖 。晚唐时修建的扬州罗城用带戳印的条砖，铭文竖行，阳文；有少量砖除正面有戳印外，端面亦有戳印 ，与南朝铭文砖近似，是明显带有地方性和复古的例子。

三、工具判断与论证方法

1.普通缠绕式绳拍纹、绳拍纹加戳印。这种样式的拍纹位置有与条砖长边方向一致的情况；也有斜向排列叠压的，一至多组近方形拍痕皆有，部分研究者称为斜绳纹，这种印记是平拍而非拉拽形成，因为印痕两端深浅基本一致，一周形成规则的矩形浅槽，尺寸多集中为9～10厘米x8厘米的近方形，也有长方形的，绳粗2～3毫米。另一种通常为绳拍纹加戳印，即绳拍印痕上加盖有戳印，昭陵、顺陵、洛阳天堂遗址皆有出土。

另外，许多满布砖面的绳拍纹其实是由近方形绳拍重叠拍盖形成的。如昭陵北司马门出土的条砖“背面拍印3～4组互有叠压的或粗或细的绳纹。”有些条砖上的长条状绳拍纹容易被误识为一整道连贯拍痕，仔细辨别可知其是两段近方形绳拍纹尾首相接或叠压的较为贴合造成的，如顺陵乳阙出t3：6。纵向缠绕的过长印记不符合拍板制作和拍压时的发力习惯，并且此种绕绳的方式十分容易松脱，正常的拍印通常能够保持整个拍面深浅上的一致，而此类痕纹有些出现了弯曲和窄深线形槽的特点，线槽两端没有作为拍板下压后形成的较整齐棱边，故笔者推测此类窄长条状的痕纹可能是由软绳拍或梳形一类工具犁刮形成的。如青龙寺绳纹79ctqt301③：8。

2.缠绕加捆扎式绳拍纹，即通常所说的“x”捆扎绳（麻或棕）纹。通过翻制的正模可以看到并排整齐缠绕的绳纹拍板面，其上再将绳于四角处交叉形成“x”捆扎，“x”的中心为防止绳松动跑偏而有意进行了穿插固定，或单道绳或双道绳，绳直径约2毫米，如图一。顺陵乳阙出t2：3也属于此种样式，但所有线条较通常所见的绳纹平滑，或为使用较硬材质来制作。

3.竹或其它材料制造出的直压痕，形成三直线两两相交，其中两条相交线垂直，凹槽两壁较直，宽度一致，底部平，且槽线笔直，多处可见头端有按压时留下的拇指纹印，应是用竹签或铁签压印在泥坯上制作出的，随后将该种泥坯做成可反复使用的坚固拍板，尺寸约11厘米x6.5厘米左右，如图二。

4.手印纹多为伸展的手掌内侧完整造型，左右手皆有，一或两个印记，或并拢或五指张开；有按压纵向半个手掌的；有仅按压手指前两节关节于砖面，手掌处悬空的；也偶有使用手背的情况。简陵下宫范围内采集的一块手印条砖，翻模可见其是半握掌使用中节和远节指骨外侧按压出的，尚可见清晰的指甲痕迹。

全国范围现已出土唐代条砖底纹样式较为集中，鲜有出新，在出土时为无区分的混合使用。拍印方向多与砖体呈一定角度，应是制砖工匠方便挥动手臂进行拍印所造成的客观结果。说到样式流行和缺少变化的主要理由，由于条砖产量要求通常十分大，故出于制作效率要求，需要使用尽可能简便的标记工具。但无论是哪种纹饰都没有在制作砖坯时的顶面上起到平均用力、整体压实坯体或检验其干湿程度的作用，多只是出现在中部区域或是长边的一侧。以手印来看，多为顺着条砖长边方向按印，有全掌、半掌、手指等形式，按压面积较小，深度通常也较浅，且用力不均，故造成印痕的深浅不一。通过翻制正模可以清楚地看出按压时泥坯的干湿度和按压时细节，手在按压完成后抬起的不同顺序，有平行抬起的，也有先起掌腕部，后抬手指部分的。

四、结论

条砖大面中的一面较细腻平整，另一面看得到砖坯面在成型时就较粗糙，此面在加上印记后直接被用来作底面。因为印痕出现面在铺地使用时均作为底面，或使用为下层砖或面朝下方，不外露，明显区别于汉、南朝出现的画像砖等装饰纹饰的展示功用；并且因按压而形成低于砖平面的印痕，也区别于同时期方砖底纹的实用抓地目的；在用于墙体时，或丁或顺、或平或立的垒砌做法也可以排除其向内凹陷的印纹是主要为增加摩擦的认识。条砖上加印底纹存在于整个唐代，多样印纹且分布不固定，但又无明显的秩序或规则体现。综上所述，论其作用当主要是体现制砖者出产条砖数量的主要方法和依据。

参考文献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顺陵文物管理所2015《唐顺陵》，北京文物出版社。

江宁博物馆、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2013《东山擷芳——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3《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2014《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第7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8《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5《青龙寺与西明寺》，北京文物出版社。

唐华清宫考古队1990《唐华清宫汤池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第5期。

魏曙光2014《河北曲阳田庄大墓取得重要新收获》，《中国文物报》第3期。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6《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

田玉娥2005洛《阳唐砖浅议》，《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洛阳市文物工作队2007》河南洛阳市瀍河西岸唐代砖瓦窑址》，《考古》第12期。

王小蒙、陈力2015《隋唐五代时期的灰陶制品》，《文博》第1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顺陵文物管理所2015《唐顺陵》，北京文物出版社。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9《西安羊头镇唐李爽墓的发掘》，《文物》第3期。

刘大可2015《中国古建筑瓦石营造》（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潘表惠2015《浙江省新昌出土的历代墓砖》，《东南文化》第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0《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4《唐惠庄太子李㧑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6《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6期。

（通信地址：71004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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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印痕篇六

春天的印痕篇七

冬爷爷送走了大地的严寒，春少女踏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冰消雪融、万物复苏，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好美啊！

小草偷偷的从土里钻出来，柳树少女梳着长长的辫子。一阵微风拂过，带来了春的气息，唤醒了沉睡中的小动物们。小燕子随风舞动，小青蛙呱呱的叫着，小喜鹊唱着婉转的歌曲，动听极了！可爱的小白兔在采着新鲜的蘑菇，动作轻巧伶俐。

天上的白云好白呀！它们聚在一起，有的像温柔的绵羊，有的像凶猛的老虎，还有的像机灵的猴子。一团一团的伴着蓝蓝的天空，真是美极了！

忽然，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唤醒了睡梦中五颜六色的花儿，使它们睁开了朦胧的睡眼，招来了翩翩起舞的蝴蝶和辛勤劳作的蜜蜂。小草打着哈欠醒来了，享受着春少女送来的春雨。好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年之计在于春”每个人都在计划着自己的工作。小朋友们拿上自己的风筝，都在比试着自己的武艺，把自己的理想放飞在蓝天上；学生们都在准备着自己的功课，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取得好的成绩；工作者在准备着自己的工作，祝愿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老年人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祝福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春天真美啊！让我们用心感受这美丽的大自然，感受这美丽的春天！

春天的印痕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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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郭沫若的《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写于20世纪40年代,是那个时代的成果,也有着明显的时代的印痕。本文旨在通过对文章的评析,理清产生于那个特定时代的文章的脉络,通过对文章的学术梳理还之以历史的真实的面貌。

关键词:郭沫若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评析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一 郭沫若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伟人。他在文学、史学、考古等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

郭沫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先学医,后从文。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五四”时期,发表新诗《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所著《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十批判书》、《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

郭沫若的学术成就表现在诸多领域,主要表现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概括起来,其突出成就有三: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人;二是提出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的第一人;三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人。

二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的写作背景与《诗经》研究

1 写作背景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1932年达到高潮。

围绕三个问题: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焦点在于中国是否存在着奴隶制社会;二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问题,郭沫若最早肯定周代是奴隶制社会;三是关于秦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郭沫若认为是封建社会。

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40年代,《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出版;50年代初,《奴隶制时代》出版。三个时代作品成为一个系统。

2 郭沫若的《诗经》研究——历史学取向

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现代《诗经》研究历史学取向的大师。

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等著作中,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用《诗经》中的材料,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而且是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建构自己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学说。郭沫若不但是以全新的眼光看《诗经》本身,其历史理论也已是全新而有体系的,而且广泛吸收了金文和古史研究的新成果,所以他的研究具体而呈系统,且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里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该书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以《诗经》和《尚书》两部书中的材料为参考比验,论证了殷、周之际的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以及东周时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则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按他自己认定的时代先后次序,对《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甫田》、《大田》、《信南山》、《楚茨》、《七月》十首诗,依次作了剖析说解,并作了语体文翻译,从而对西周的生产方式作了很好的论述。总的倾向是进一步证成“西周奴隶社会说”,反对把周代农事诗解为地主生活的纪录。

郭沫若以诗证史的《诗经》研究有三方面的特色:一是自觉而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二是对金文材料及出土文物的重视;三是部分地采用了人类学的视角。

三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的写作目的与学术贡献

1 写作目的

用周代农事诗来论证周代社会的奴隶制特征,肯定了井田制;解决了西周社会性质问题。

2 内容

依据文章脉络,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1)从文章开头到“以上我把周代的农事诗逐一地检查了一遍,而且翻译了一遍”一句。这一部分是对10首诗的分析。其中,有肯定的方面;在具体论述中,也时有新见。

如《噫嘻》,对“成王“的解释,指出《噫嘻》篇中的“成王”是生谥,因而断定该诗作于周成王时,并依据该篇,论述周初的农业情形:农业生产的督率是王者所躬亲的要政之一;土地归国家所有,作着大规模的耕耘;耕田者的农夫是有王家官吏管率着的。又将《载芟》篇的“千耦其耘”和《噫嘻》篇的“十千维耦”相印证,说明当时耕种的规模极其广大。

(2)从上一部分的结语到文章结束

主要分析周代社会的奴隶制特征。作者指出:从周初到春秋中叶,虽然已经有五百来年,在诗的形式上却未能显示出有多大的变化。《诗》经删订,是经过儒家整齐化了,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社会的停滞性(农业社会发展的进度总是很迟缓的)却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作者又认为:在周初的诗里面可以看出有大规模的公田制,这些本分而又类似夸张的农事诗确实有它们的现实的背景,这一背景是井田制的存在,进而得出几点推论:①土田的渐渐分割与农夫的渐渐私有;②井田制是可以肯定的;③农业民族的奴隶制时代已有土地的分割;④农业社会里的奴隶,在形式上和农奴差不多,即是有比较宽展的身体自由。最后得出结论:“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见解,我始终是毫无改变”。

文章用周代农事诗来论证周代社会的奴隶制特征,肯定了井田制,解决了西周社会性质问题。作者指出:从周初到春秋中叶,虽然已经有五百来年,在诗的形式上却未能显示出有多大的变化。《诗》经删订,是经过儒家整齐化了,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社会的停滞性却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又认为:在周初的诗里面可以看出有大规模的公田制,这些本分而又类似夸张的农事诗确实是有它们的现实的背景,这一背景是井田制的存在,进而得出几点推论:①土田的渐渐分割与农夫的渐渐私有;②井田制是可以肯定的;③农业民族的奴隶制时代已有土地的分割;④农业社会里的奴隶,在形式上和农奴差不多,即是有比较宽展的身体自由。最后得出结论:“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见解,我始终是毫无改变”。

3 学术贡献

综观《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思维,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充分占有材料,进而得出自己的判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理念与治学思路,具有时代的明显特征,这篇文章无疑是时代的重要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是用新方法研究旧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社会分析法,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发去研究问题;二是以诗证史,运用二重证据法、文字考释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三是从社会学、民族学、比较史学等方面出发研究问题,如引用对彝族社会的研究成果;四是由学者的严谨和诗人的气质而形成的独特的语言风格,逻辑清晰、材料翔实、分析严谨,而又富于激情,鲜明、生动、形象。

四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的不足

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难免要带上那个时代的印痕,《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也不例外。应该说,这里指出的不足既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有郭沫若个人的主观因素在内——这一点将如实列出。

1 学术上的多变——但能够在以后纠正

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实际上总是出现变化——纠正——变化——再纠正的过程。以郭沫若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论点为例,前前后后就几经变化。最早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指出:(1)西周以前,原始公社制;(2)西周时代,奴隶制;(3)春秋以后,封建制;(4)最近百年,资本制。而到后来的《青铜时代》里,则改为殷、周两代皆是奴隶社会,并且殷末周初是“奴隶生产最盛的时候”。1950年4月,郭沫若在北大的一次讲演中宣称:“殷周应该是奴隶社会,就是短短的秦代也应该划入”。然而两年之后,他又在《奴隶制时代》中一反前说,主张“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并“附论西汉不是奴隶社会”,“把秦代划入了奴隶社会,也是不正确的。”有学者说郭沫若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的议论,历大变四,中变五,细变则难以枚举,可以说是毫不夸张的。

客观地讲,这种变化有其特定的时代原因——郭沫若不少学术观点的反复多是从“后世理论”的需要出发,而并非是真正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

如《信南山》,对“庐”字的解读,郭沫若认为“必然是芦字”,与瓜字对应。这样解释不免牵强,《毛诗正义》认为,“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比较合理。那个时代“疑古”很重,不相信《毛诗正义》这样的经典,郭沫若也不例外,在《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中就看不到《毛诗正义》的影子。

而《七月》问题最多:

(1) 时代问题,郭沫若认为“诗的时代当在春秋末年或以后”,这一点受到后来研究者的质疑,看来过于武断了。

三统三正说,系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历史循环论。“三统”指黑统、白统、赤统。“三正”指三代之正朔。夏朝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寅月以黑色为上色,朝服,车马,旗帜均崇尚黑色,为黑统。商朝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丑月以白色为上色,一切都崇尚白色,为白统。周朝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子月以赤色为上色,一切崇尚赤色,为赤统。历史按“三统”顺序循环不巳。每个朝代的开始,都应循例 “改正朔,易服色”,表示一个新朝代的统治者重新受命于天,以顺天意。虽然“新王必改制”。但三统交替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以道之实”。东汉《白虎通义》对“三统三正说”有更详尽的发挥。

(3) 地域问题,郭沫若通过“内证”,说明豳地“当得是秦人统治”之下,说服力不够。

(4) 对“一之日”、“二之日”的解读,尤为突出。郭解为“一来”、“二来”之意,未免偏离诗的本义太远,对解读诗本身肯定要产生很大的障碍了。

3 井田制问题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郭沫若用金文中“赐田和以田地赔偿或交易的纪录”来证明“周代自始至终并无所谓井田制”,“亦无所谓一夫受田百亩的农人。”然而到了1944年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这些“记录”又成了“井田制是断然存在过的”“铁证”了。

原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郭沫若由于受到前人观点的影响,视“井田制”为一项“封建制度”。这与他“西周时代——奴隶社会”的论断正相悖,于是索性将“井田制”一笔抹煞。但是井田制的存在毕竟得到大量材料的支持,郭沫若此举不免引来学界中人的商榷,况且井田制作为“解决殷周社会组织的一个极重要的关键”,将它抹去,殷周社会组织究竟如何便无从考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找来大量材料论证在井田中劳作的是“生产奴隶”,而不是“颁井受田的农人”。换言之,井田制是一项奴隶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这样一来,他的西周奴隶社会论得以维系,而井田制也可以承认了。

4 个别表述,稍显“主观”、武断。如“断然无疑”等词。

综上,《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的贡献是突出的,而不足也是明显的,我们需要辨证地看待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时代去孤立地分析一篇文章,郭文亦是如此:作为时代的成果,也必然要担负时代的不足,二者之间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是辨证的统一!作为后代学者,我们也应作到:当肯定的一定要肯定,当批判的也不容回避,这也是辩证法。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谢保成:《郭沫若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3] 吴定宇:《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邵立志,男,1971—,河北滦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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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印痕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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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儿是坡娃从狼群中舍命救回来的一匹小马驹。它通体泛蓝光的白毛，蓝黑色的四蹄，蓬松的长尾巴，是那样漂亮英俊。它和坡娃一家，还有坡娃的小伙伴瓜灯和草灵，在野狐峪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

雪儿渐渐长成一匹健壮的骏马。战争爆发了，雪儿被日军强行掳走，身上被烙上日军的火印。

日本军官河野想把雪儿训练成自己的坐骑。但雪儿心中的主人是坡娃，它不肯接受河野的奴役。雪儿因不屈的对抗而沦为拉炮的战马，不得不忍受母子分离的痛苦，并遭受种种凌辱。同时遭遇不幸的还有处在日军大炮攻击下的野狐峪村。

历经战火和苦难之后，雪儿终于被坡娃带回了野狐峪，但身上的火印，成为它终身的耻辱。雪儿在村民们面前深深地低下了头，直至它赢回尊严。

这是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先生的新作《火印》。

看完它，是在一个黄昏。光线已经很暗了，半轮明月早已挂在中天。深蓝的天幕背景上，几只大鸟无声地掠过。对面楼房的灯光次第亮起，如点点繁星。路灯下，有几个孩子和一只小狗在嬉闹着。一切是那么的温暖而安详。

我突然想到书中的那匹马和那个孩子，他们似乎正向我走来。

关于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战争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很少，以动物作为主角的更是罕见。然而，战争没有让儿童幸免，所有的生命都在遭受着涂炭。曹文轩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空白，通过精妙的故事构架及叙事方式，铺展开生动鲜活的细节，成功塑造了人物形象。

在《火印》中，所有的情节进展都突破了以往抗日题材小说的套路，让那遥远得恍若隔世的一段战火生活，在我们面前立体地显现。虚构的人物、事件、地点，却触动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些曾沉睡于岁月的记忆碎片，借助文字，与现在的我们重逢。我们穿越了时间，置身于历史，在一个虚拟空间里感受扑面而来的那种紧张、焦灼与混乱。

作者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惨痛与血腥，也不去肆意展现敌我的仇恨与对立，但战争的残忍与悲怆却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袭来。转瞬间，无数的生命都在战火中凋零；幸存的人们在生离死别之际，要面对被战争打碎的一切。

当黑暗将美好淹没，雪儿、坡娃、年轻士兵和村民们，藏起了悲伤，挺直了脊梁，把仇恨化作了捍卫家园与尊严的行动。而当雪儿载着士兵终于打败了河野，为野狐峪赢得胜利，为自己赢得尊严的时候，我们看到，战争在它的心中早已烙下了深深的伤痕，无法抹去。

雪儿是一匹马，曹文轩却把它当作有血性、有气节的人来写。他巧妙地借助雪儿的眼睛来看待这场战争，用它的经历串联起整部作品。大多数时间里，雪儿是沉默的，因此它在小说中的几处嘶鸣，格外振聋发聩。那是雪儿在苦难中抒发自己情感，是为自己的厄运呼喊，也是为所有受难的人呼喊，更是对战争的控诉。

战争是残忍血腥的，但是战争从来没能摧毁人类，没能阻止社会的进步。那是缘于人性深处永远存在着爱。这份纯洁的爱是人类社会永远的明灯，它引领着全人类走过一重重的黑暗，走向理智的光明。

《火印》就是以人性的爱作为小说明亮的底色，让读者在感受战争裂痛的同时，还心存温暖。坡娃与雪儿的心灵相依，坡娃和小伙伴瓜灯、草灵的情同手足，甚至日军小兵稻叶对雪儿和小马驹的呵护，都是战火中极为珍贵的爱与悲悯。

曹文轩借助战争中一段人与马的传奇故事，一枚特殊印记，书写了尊严、人性、亲情在战争中演绎的故事。作者站在人性的角度和高度去反思战争，审视战争对一些美好事物的摧残和毁灭，同时对友爱、尊严、温情等正能量进行大力弘扬。《火印》让孩子们在了解历史的同时，更增强对爱的感受与向往，对光明的追求与坚信。

《火印》，印刻着我们不能、不该，也无法忘记的一切！

编辑 刘建淑 31460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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