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

奋斗，是一种不服输的斗志，只有坚持奋斗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奋斗需要坚持自我，不盲从他人的意见和看法，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奋斗总结的范文汇总如下，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写作思路和参考。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一

[摘要]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数学知识，这对我国传统的数学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方数学在中国明末清初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推进对近代数学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不仅如此，通过回顾历史，可以超越“夷夏之防”的狭隘思维模式，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数学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明末清初；数学文化；中西数学；会通。

中国近代数学观念变迁的源头，大致可以追溯到万历中后期，这一时期，西方数学的传入是以修改历法为中心来进行的。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输入了西方大量的数学文化，中西数学文化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触。从万历到乾隆近两百年里，西方的数学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而且还影响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些影响未必在当时就能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作整体的考察，就会发现与后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西数学文化在明末至清中叶的交汇与融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西学东传。此层次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与我国少数士人开始翻译西方数学着作。二是中西会通。此层次主要是中国士大夫开始将西方传入数学文化消化吸收并加以会通，并将数学文化知识运用到天文历法的研究之中。三是“欲求超胜”.此层次中国士人对西方数学文化进行整理和反思，以求本国数学文化的独立性并加以对数学的研究。我们认为，明末至清中叶近200年里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毕竟是异质文化，对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对中国明末清初“实学”也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一、西学东传---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正面接触。

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文化，尤其是大量科学文化，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影响。正如徐宗泽所说：“西士所着之书，在我国学术界上，其影响不限于局部，而为整体者也。”因此，对于明末清初中西数学文化会通的历史值得我们回顾和研究。

明末至清中叶约二百余年间，在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确给传统的中国科学思想注入了一些新的文化元素，这些新的文化元素涉及多种学科。其中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历算、数学、舆地、物理诸方面。传教士们传输这些文化知识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教，如金尼阁在《基督教征服中国史》中指出：“在漫长的岁月中，上帝为吸引人们皈依他，并不总是使用同一种方法的。因此，假如我们的人设下这种诱饵来吸引鱼入套，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谁要是想从中国教会排除物理、数学、伦理哲学，就是不充分认识中国人的厌恶情绪，拯救灵魂的良药如不先抹上这种糖衣，他们是不肯服用的。”

然而，传教士们在这剂“文化良药”上所期待的功效终究没有达到，历史对此已给出了确定的答案。至于作为“糖衣”的天文、历算、数学、物理等文化知识，所发挥的效用总体上已得到学界的肯定。如徐宗泽所说：“此种学问，不仅当时发生极大影响，即今日，亦保留其权威。”

西方传教士传入的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学科知识，他们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对科学的认识和西方人治学的态度，这些跟中国传统的学术特点相比，它们更显出了自己的“实学”特征。因此，西方这种“实学”观念的输入正是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成果之一。

西方数学文化有意识地传入中国也是在明末。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西方数学着作是《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最早翻译西方数学着作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启、李之藻和薛凤祚，他们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出发，对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文化知识，抱有浓厚的兴趣。最早传入西方数学文化知识的传教士是利玛窦，他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掀开了西方数学文化传入中国的一页。《几何原本》原书共13卷，利玛窦和徐光启仅翻译前6卷。此6卷主要为平面几何学的内容。《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演绎系统的经典着作，通过几条显明的公理和严格的推理方式，将古希腊数学的知识体系串联起来，此书将严谨证明的数学文化呈现出来。但是，《几何原本》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与中国传统数学的体系和思想有着天然的区别。利玛窦和徐光启为何要翻译此书，徐光启理解了《几何原本》的知识结构及思想，指出：“《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约六卷，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虽实未竟，然以当他书，既可得而论也。”

可以看出，徐光启当时对《几何原本》是非常推崇的，他本人也力证数学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指出：“下学功夫，有事有理，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人具有上资而义理疏莽，即上资无用；人具中材而心思慎密，即中材有用；能通几何之学，慎密甚也，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光启对于明代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风是非常抵制的。

他的思想骨架是以学习西学以“补儒易佛”.在当时，西方数学文化知识已经在一部分士大夫里得到了较好的吸收与理解。康熙二十七年（1688）,喜爱西洋科学的康熙帝又命将《几何原本》转译译为满文，藏于景阳宫。这些都说明了《几何原本》在中国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明末翻译和学习西方数学文化典型人物还有李之藻。李之藻在西学知识的学习上非常勤奋：“他掌握了丁先生所写的几何学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学会了使用星盘并自己制作了一具，运转极其精确。接着，他对这两门科学写出了一份正确而清晰的阐叙”.

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圜容教义》一书，该书主要论述了十八个定理，补充介绍了《几何原本》未译出的后9卷的部分内容。该书多次在“解”或“论”时都明确指出所依据的是《几何原本》某卷某则，可以看出李之藻已经可以理解并运用《几何原本》的知识，如《圜容教义》序中指出：“昔从利公研穷天体，因论圜容，拈出一义，次为五界十八题。借平面以推立圆，设角形以征深体”.

李之藻还翻译了《同文算指》一书，该书主要介绍了当时西方数学中的算术知识。在明末，翻译的西方数学有影响的着作还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句股义》等。在清初，传教士穆尼阁在顺治年间居南京时，与中国士人薛凤祚翻译了《天步真原》。该书主要内容包括西方天文历算、三角及对数。“推算日月交食之书也，三角之输入，似以此书为始。”

康熙末年梅谷成等主持编纂的《数理精蕴》凡53卷，除了首卷外，其余几乎都是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数学。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的数学内容主要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笔算算法、三角法（包括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对数。这些数学文化知识的传入极大刺激了中国士大夫，对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产生了影响。虽然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数学着作不过是他们传教的手段，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末清初一些开明人士的世界观，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也使得中国社会开始了漫长的近现代化之旅。

二、中西会通---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深层接触。

明朝使用的历法叫《大统历》。《大统历》所使用的一切数据和计算方法来源于元朝郭守敬等人所编的《授时历》，并且很少改动。到了明朝末年，按照《大统历》的计算结果，已经与实际天象相差很大，因而修改历法成了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修改历法。徐光启本着先译西法，再“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设想，主持了《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当时有三家历法《大统历》、《回回历》和《新法》（徐光启以西洋历法所得）,到底是用那种历法人们争论不休。徐光启主张“循序渐作”、“从流朔源”,因此，他率先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口号。清初天文学家薛凤祚接过徐光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大旗，在《历学会通》中指出：“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洋？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地，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也”

在这一修历模式的指导下，经过30年艰苦努力写成了《历学会通》一书。在该书中最重要的就是介绍对数的两部着作：《比例四线新表》一卷和《比例对数表》一卷。薛凤祚这种会通中西的观点对于此后中西历算之互动有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后中西会通的主流模式。

在王锡阐的天文研究工作中，与众不同的就是他对中、西历法的评论及对西法的批评，这些评论和批评主要见于《历说》、《历策》、《晓庵新法序》和《五星行度解》。他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中，“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西说之长，而去其短”.

《晓庵新法》吸取了中西历法的优点，有所发明和创造。

梅文鼎也极力提倡中西科学的“会通”.他在《历学疑问》中指出：“中历所着者，当然之运，而西历所推者，其所以然之源”,因此“今之用新历也，乃兼用其长，以补旧法之未备，非尽废古法而从新术也”.

可以看出，梅文鼎已经有能力吸收西方所传入的各种算法，并能将这些知识加以运用。梅文鼎在中西数学会通方面也颇有创见，如利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勾股算术证明了《几何原本》卷二、卷三、卷四、卷六中的很多命题。

梁启超指出：徐光启“所谓‘会通以求超胜’，盖有俟于后起，而毅然以此自任者，则王寅旭、梅定九其人也。……王、梅流风所被，学者云起……”

明末清初，由于中国文化逐渐由先进变为落后，如何变革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摆在当时士大夫面前的一道难题。恰逢其时，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由于士大夫仍然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禁锢，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面临着许多困难。而“西学中源”说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排斥的压力，把西学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加以认识，为人们学习西方文化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理论根据。“西学中源”说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由王锡阐、梅文鼎等士大夫义明确提出，后被满清统治者利用作为维护其正统的思想武器。王锡阐在《历说》中指出：“《天问》曰：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益知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撰也”.

梅文鼎从更多的方面论证“西学原本中学”.王锡阐说他提倡“西说原本中学”,是为了纠正人们对于“西历”的过分推崇：“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

可见，王、梅提倡“西学东源”说主要在于害怕人们将西学视为圣经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地位，从而丧失超胜西方的民族自信心。“西学中源”说最初主要是就天文历法和数学而言的，后来便推广到其他领域，以致人们认为所有外来文化都源于中国。例如，黄遵宪、江衡等人说“泰西之学，其源流皆生于墨子”.因而，人们不断扩大“西学中源”

说的范围和意义，为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乃至顽固守旧派用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西学中源”

说尽管大多穿凿附会，但是在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有益于保留、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西学的中国化。

三、“欲求超胜”---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广泛交融。

西方数学文化在清代得到了较快的传播，除徐光启、李之藻等影响较大外，清代也有许多学者研究数学。梁启超指出：“历算学在清学界占极重要的位置。”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士人不仅注意到西学的“有用”,而且更加注意到其内在的规定。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不是被动吸收西方数学文化，而是有比较、有鉴别地吸取西方数学文化的精华。在数学文化交流与融汇的`过程中，他们更加注重从获得具体的科学知识转向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比如，徐光启在主持修历的过程中，对“义理”与“法数”作了区分：

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着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法立数着，遵循甚易。即所为明理辨义者，在今日则能者从之，在他日则传之其人。

所谓理，既可以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等具体知识领域的原理，也可以涉及一般的思维方法及原则。徐光启还指出：“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光启已经从思维方法的层面来把握西学科学的核心内容。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指出：“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把数学当做一切制作的基础，这无疑表现了徐光启在科学上的文化自觉性。制作器物涉及的是数学的外在明显的功能。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数学的作用更体现在内在地明理过程。这一时期，有不少中国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数学方法的作用。通过数学推论来把握事物的规律的过程我们常常称之为“缘数寻理”.王锡阐曾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必以数推之，数非理也，而因理生数，即因数可以悟理。”

这种因数以明理的观念，在当时的学人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看，科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将实验手段、数量关系及数学推导融合为一体。经典物理学的奠基者牛顿在17世纪时已经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近代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舍弃其实体形状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

虽然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家所理解的数学方法与近代科学通过数学推导而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可能不完全相同，但“缘数寻理”的方法，在一定的思维趋向上确实已带有某种近代的色彩，这种趋向，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学对当时思想界的重大影响。

再如，清代中期的著名学者焦循和戴震也都对中西数学文化做了深入研究。焦循将数学的方法既用于天文等现象的探索，也用于经学研究，特别是易学的研究。与焦循类似，戴震也表现出将实证科学方法普遍化的倾向，他将数学的方法运用于哲学的研究之中。戴震对几何学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为《四库全书》所撰的《几何原本提要》中，对《几何原本》作了很高的评价；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也多方面地运用了几何学的方法。全书每一章都先立界说（下一定义）,以《性》章而言，开宗明义即是：“性者，分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日：成之者性也。”

总的界说之后，又自设问答，逐渐展开其多方面的涵义；整个推论过程，基本上合乎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所说的逻辑方法。这种研究和论述方法在推进哲学思维的严密化方面无疑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将作为具体科学的几何学方法引入哲学领域，则又表现为科学向“形而上学”的趋近。

明清时期传教士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对于矫正中国学术固有的弊端大有裨益，总的看来，这一过程由肯定西学之“用”到关注思维方法，再到科学的泛化，似乎又预示了近代科学思潮的历史走向。

四、古今会通---数学文化层面上的现代思考。

就古代中国来说，我们虽有阶段性的科技成就，但缺乏理论体系的文化传承，故在理论上难成体系，有局部的星星之火，而没有绵延的燎原之势。徐光启已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谈论传统的历法时说：

唐虞邈矣，钦若授时，学士大夫罕言之。刘洪姜岌何乘天祖冲之之流，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无有如义和仲叔极议一堂之上者……郭守敬推为精妙，然于革之义庶几焉；而能言其所为故者，则断自西泰子之入中国始。先生常为余言：西士之精于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亦弥着，立法弥详义弥简。余闻其言而喟然。以彼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吾且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此其间何工拙可较论哉！

从这段话中可知，徐光启已隐约认识到中国与西洋在科学发展特点上的差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徐光启等人吸纳西方数学文化思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中。何兆武先生在他的《徐光启论》中也承认：“假如徐光启有可能接触近代科学，那对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会有更大的启发和帮助；但是如果整个社会物质条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使输进来些近代的先进科学，看来也未必就能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得到顺利的成长。这是世界近代历史所已证明了的”.事实证明，就是那些被认为是“保守的”、古典的科学，对于明清来说，还是消化不了。从另一方面看，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确乎给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整个文人阶层带来了启发，让他们知道中央帝国之外仍有天地。

然而，我们今天早已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比如，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过去特有的以“九数”为核心、以《周易》象数学宇宙论为哲学依托，注重实际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缺少抽象的理论和逻辑系统性，使用算筹，形成世界上独有的计算工具和程序化计算方法的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和思想方法。然而，中国传统数学文化在现代是否仍然具有可取之处呢？科学前进的动力必须求之于“革命”与“传统”两者之间的张力与交互作用。在数学文化发生改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力量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易》里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一种学术传统都不可能永久不变，近现代数学在未来发生变化也是必然之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的数学文化将为此作出更多的贡献也并非不合情理。

总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对于西方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数学文化表现出十分积极的姿态，并对这种文化采取了主动吸收与融合。中西数学文化的交流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确是具有刺激作用，但是，这种交流与碰撞仅仅在在封闭的暗室中投进了几许亮光。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往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们的动机是要传教，结果却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为后来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埋下了无数颗种子。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二

教学过程。

导入。

教师首先请学生阅读本节引言，然后进行简要分析，以便学生能在宏观把握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深刻理解本书的内容。引导学生认识，并理解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反映的原理。

教师首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分析科技落后的原因。然后，由学生填表归纳著名科学家及成果，在学生填表时教师可以展示科学家的图片。引导学生找出科学家共同的优秀品质，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认识学有所成的努力创精神。

学习过程中，要解决如下问题：鲁迅的杂文，教师可补充相关资料，与中学语文课选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等文章结合分析鲁迅杂文的时代感和爱国主义情感。民国时期小说的成就突出，可引导学生课余选读一至二部作品，以增强文学真实地反映社会各阶层状况的认识。

讲解民国时期电影事业、音乐时。教师可以提供相关的历史图片，有条件的还可以让学生欣赏电影《渔光曲》的片断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以增强学生的民族感和爱国主义信念。

讲解绘画时，教师应在介绍画家的同时，让学生欣赏部分作品。

教师依据教材内容简要说明民国时期教育发展概况，然后重点介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陶行知。关于蔡元培，教师可引导学生回顾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蔡元培的内容，让学生阅读教材所引材料，认识蔡元培的“五育”教育思想，认识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较早提出全面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关于陶行知，教师补充资料介绍陶行知生平，指导学生阅读“自立歌”，思考与教育思想的关系。提问：“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称陶行知为人民教育家？”等等。引导学生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后，提问：“蔡元培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小结。

本课所涉及的科技、文艺、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成就，说明先进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追求光明、弘扬进步、倡导科学，反对黑暗、反对落后、批判愚昧，体现了民国时期文化的主旋律。

板书设计。

1.科技落后的原因。

2.科技成就。

1.文学成就。

2.话剧、电影的成就。

3.绘画与音乐成就。

2.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陶行知。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三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她历史悠久，规制宏伟，人造物化，衣冠毕集，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是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据史家考证，至今她已有3060年的建都史。[1]从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四年（1267）正式建都大都（今北京）算起，作为全国的首都，至今也有737年的历史了。她“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形势甲于天下。”[2]明清以后，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更加得以发展、保护，许多文物古迹至今还保存完好。宫殿、园林、庙宇、陵寝举目皆是，就连基督教教堂也还保存不少，今天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本文试就北京教堂的建立，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阐述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元明清时期基督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基督教大约产生在公元4－66年之间。广义范畴的基督教，既包括今天的基督教（亦称耶稣教）同时也包括今天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等宗教。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公元313年左右，罗马帝国开始把基督教奉为正教，因此其势力逐渐增大。在11世纪初、中期[3]，基督教一分为二，即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罗马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奉天主教；希腊教会（以希腊为中心）奉东正教。16世纪，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罗马教会又分成新、旧两教。旧教即为天主教，又称公教；新教即为今天的基督教，又称耶稣教。关于基督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东汉马援征交趾时期传入的；有人认为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即关公）就是基督教教徒，但这些说法与史无征，很难令人相信。[4]历史上基督教大规模传人中国，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在唐朝，时称“景教”，该教乃基督教中被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派，现有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该碑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大秦国大德曰阿罗本者，来长安（即今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祖。法流十道，国富元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5]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因当时灭佛毁寺，波及许多宗教，景教也在严禁之列，故而从此灭迹。第二个时期为元朝，由于蒙古军队驰骋于欧亚大陆，进一步打通了东西方交通渠道，当时不仅重新传入了流行于西亚地区的景教，也同时传入了罗马的天主教，元朝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又名“十字教”，信徒多为蒙古贵族。14世纪中后期随着元帝国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逐渐销声匿迹了。第三个时期是明末清初时期，时称天主教（旧教）。此时是天主教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时期，发展较快，教徒较多。但从康熙晚年开始，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遂使其走上了衰落阶段，几至灭绝。第四个时期是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传教士纷纷来华，主要为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北京地区最早传入基督教和建立教堂，应该说是在元朝。据说当时在蒙古贵胄和色目人当中信徒不少，至今在房山地区还保存着也里可温教石碑，以及刻有“十”字的庙宇（很可能就是当时十字教教堂），[6]这可能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了。元朝政府为了管理教务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崇福司”。当时中国的也里可温教经常与罗马教廷保持着信使往来。据考证也里可温教就是天主教方济格派和多明我派，该教的修士经常以教皇（如教皇尼古拉第四）的使节的身份来华，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柏郎嘉宾及其随行本笃派的罗伯鲁和隆如美等人。他们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许可在北京建立了天主堂。14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元朝的覆亡，也里可温教在北京的活动也就销声匿迹了。又过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到了明朝晚期，在北京地区才又逐渐恢复了该教的活动，当时称为天主教（旧教）。传教士当时自称为“天教”、“天学”，其中主要为耶稣会士，此外也有一些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和方济格会士。他们开始时是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如澳门、广州、韶州（广东韶关）、肇庆、泉州、福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这些传教士不谙中国语言文字，不熟悉中国民风民俗，因此影响不大，没能站住脚跟。嘉靖十九年（1540），方济格・沙勿略来东方传教，但他也只能在印度和日本之间活动，并没有进入中国大陆，最后死于广东台山的上川岛。万历六年（1578）范礼安作为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在赴日途中路经澳门，在该地逗留了十个多月，主要是研究制定天主教打入中国的方针政策和传教的方式。接着在万历七年和万历十年耶稣会总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先后来华。其中特别是利玛窦入华对天主教在中国流传起的作用最大，影响最深。正是他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利玛窦先后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南昌、杭州和南京等地活动，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新的`传教政策，即“合儒”、“补儒”、“超儒”，也就是以学术为手段叩门而入。他本人先是身着僧装，后来又改穿儒冠、儒服，用科学知识与望远镜、自鸣钟、地球仪、洋琴等奇器以及火炮和地图等为馈赠物品，送给万历皇帝和上层人士，并专门与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打交道，以博得这一部分人的好感和同情。万历二十八年，他与另一名传教士庞迪我等八人一起来到北京，通过送礼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接见和被允许其可以长期在北京居住，同时又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甚至还打入了中国宫廷。许多在朝高官显贵（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均接受了洗礼。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传教士和教民，防止他们与明朝残余势力结合，同时也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如制造火炮、编制历法等，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了宽舒和容忍的政策，允许其继续传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有小的反复，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阶段，其影响较大。在此期间许多传教士进入宫中，为皇室服务，主要从事天文历法、外交翻译、教学、绘画、钟表制造与修理、建筑、医疗等。康熙晚期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在近代，大致可从嘉庆十二年（1807）以罗伯特・马礼逊来华为前导，后来一批接一批传教士，随着殖民主义的炮声纷纷来华，其中有天主教（旧教）的传教士，也有基督教（即耶稣教、新教）的传教士，他们在北京以及中国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均是如此。北京地区当时是重要教区之一（如在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方面，属于第一部第一教皇代理教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二、北京教堂的建立随着基督教信仰在北京地区的流行，基督教教堂也就陆续在市区和郊区兴建起来了。他们的建筑风格也由最早的装饰上十字架的中式寺庙形建筑物，逐渐过渡到完全西洋式的教堂。北京最早的基督教堂建於元代。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曾派遣方济格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从海路来华传教，至元三十一年（1294）抵达元朝首都汗八里（即大都城，今北京）。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当时人称也里可温教堂）。后来教皇克列蒙特五世得知约翰在中国传教成绩卓著，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决定特设汗八里总教一席，由约翰充任之。[7]接着便在京城郊区也陆续建立了一批教堂，如至今在北京西郊房山区还保存着类似中式寺庙建筑风格的“十字教堂”（当时也里可温教也称“十字教”，在这座建筑的屋脊上饰有“十字”）。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四

摘要: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苏州妇女服饰从朴素保守渐趋转为华美高贵,甚至逾礼越制。这一转变既与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生产技艺的精细有关,传统礼教的渐趋败落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是其重要原因。

关键词:明清;苏州;妇女;服饰。

abstract:fromthemid-mingdynastyon,suzhouwomenspursuitofapparelandaccessoriesbegantoshiftfromtheplainandconservativetothebeautifulandnobletosuchadegreethattheyevenviolated“ritualproprietyandrulesofproperbehaviour”.

themajorreasonsfortheshiftaretheprosperityofsuzhousmarketeconomy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esophistica-tionofthemanufacturingtechniques,thegradualdeclineoftheconfucianethicalcode,andwomensriseinfamilystatus.

明清时期苏州是全国一大都会,经济发达,赋税甲于天下。与此相应,苏州百姓生活相对富裕,以致有“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极一时之华侈”[1]之说。这股奢侈风气的始作俑者是一些富商大贾、巨室豪族,然而论及引领“时尚”者,则非女性莫属。在当时苏州“多奢少俭”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妇女们在服饰方面力求华美高贵即其突出表现。

一、时尚之都苏州的妇女衣饰。

明立国之初,战火甫熄,经济萧条,百姓致力于耕稼、纺织以输徭役,消费能力有限;朝廷对各色人等服饰有明确规定,以“明尊卑,别贵贱”。

在妇女衣饰方面,上至朝廷命妇,下至庶人妇女、奴婢,各有定制,禁止僭越。士庶妻女服制,洪武三年(1370)定为“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洪武五年(1372)又令:“民间妇女礼服惟用紫絁,不用金锈,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只用蓝绢布”,而“凡婢使,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长袖短衣,长裙。”[2]因此,明初妇女服饰朴素守制。

至嘉靖(1522—1566)后期,奢侈之风渐起。

服饰方面,一改明初情形,趋于华丽高贵,甚至逾礼越制。不仅富贵人家的女性突破品级规定,即便平民妇女乃至被人视为身份卑贱的倡优、婢女及隶卒之妇,也随心所欲,任意妆扮。生活于嘉(庆)万(历)年间(1522—1619)的杭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载:是时,“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礼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3]清乾隆《吴江县志》也称,明初吴江女子仅着“裙布荆钗”,“其嫁娶止以银为饰,外衣亦止用绢”,但“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4]服饰追求华美高贵,为此不惜倾家以赴,尤以清代前期为甚。当时无锡人钱泳感慨系之:“余五六岁时,吾乡风俗尚朴素……不论官宦贫富人家子弟,通称某官。有功名乃称相公,中过乡榜者亦称相公,许著绸缎衣服。

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5]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苏州人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中也说到,“三吴风尚浮华,胥隶、倡优,戴貂衣绣,炫丽矜奇”,“更有贩竖妻孥,亦皆绸缎金珠,不肯布素”。[6]即便乡间亦受此风气影响,如康熙《常熟县志》称,当地“闺媛村媪迨不免焉,而冶容炫服间亦不少”[7]。可见,从明朝后期起,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已不能限制江南百姓的日常穿戴。妇女对时尚服饰的追求并不是富贵人家的专利,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苏州妇女按照自己的喜好,追逐流行时尚,随心所欲地穿着扮相。

苏州妇女在服饰妆扮上的华丽和新奇,加上苏州地区工商业发达,使苏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时尚之都。当时人把流行的服饰与妆扮称为“时装”或“时妆”。明人袁宏道《荷花荡》云:“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8],描写苏州葑门外旅游胜地荷花荡游人画舫云集之景象。当时从苏州发展出来的新式服装有“百裥裙”:裙式用整幅缎子打折成百裥,因褶裥多而细,故名;有“月华裙”,即“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9],为一种浅色画裙,裙幅共十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轻描淡绘,色极淡雅,风动如月华,因此得名;有“水田衣”,亦称“百衲衣”,以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而成,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装织料色彩互相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这种水田衣在明末由民妇之服转成大家闺秀的服装样式,至崇祯年间尤为盛行。发髻有所谓“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种.种新式;妇人梳头有“牡丹”、“钵盂”之名,鬓有“闹花”、“如意”之号。[10]这三种发髻都属高髻,以假发掺和衬垫梳理而成,其样式豪华,高高耸立达七寸余,犹如盛开的牡丹、荷花。脑后梳理成扁平的三层盘状,并以簪或钗相固定,髻后作燕尾状,钵盂头则形如覆盂。这些发髻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样式,后由苏州传播到其他地区。女性配饰凸显苏州手工艺的精巧,如“象生花”:“穷精极巧,与树头摘下者无异,纯用通草,每朵不过数文,可备月余之用”;又有“绒绢所制者,价常倍之”[9],但不如前者精美逼真。可见“象生花”是一种头饰,由通草或绒绢制成,特别是前者不但精美逼真,而且价格低廉,是普通苏州妇女最常使用的头饰。当时人把从苏州发展出来的流行服饰称为“苏意”或“苏样”,影响遍及全国。所以,明人于慎行形容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北京城时注意到:“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11]。甚至远在西北的泾阳,时人称:“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故奢丽相慕效”,“妇女结束若三吴”。[12]可见作为时尚之都的苏州对其他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影响所及,全国各地妇女纷纷效仿,特别是各地的富裕人家都以能穿地道的苏州服装为时尚。

二、妇女服饰趋奢的原因探析。

论及明中后期以来苏州妇女的服饰趋奢之因,约有以下数端:第一,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的繁荣。经过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江南城市再度显现强大的生机。元末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王锜《寓圃杂记》描述了这一变化,明初,苏州“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1436—1464)“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至成化年间(1465—1487),已经是“迥若异境”了;待至其所处之弘治年间(1488—1505),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13]此后直至清代前期,苏州经济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它既是一个八方交汇的商业城市,又是江南丝织业的重要基地,造就了一批富商大贾和数量日增的中产家庭,而相对贫困之家也可靠辛勤劳动维持温饱,甚至步入小康。这是奢侈成“风”的前提。消费能力提高后,人们势必要突破旧有生活的模式,消费行为更加大胆超前,高消费的生活理念开始在普通民众中流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盈,财富的累积者不甘再过淡泊清苦的生活,于是社会上逾越礼制的情况大量出现。凭借金钱恣意享受的闸门既经打开,便如激流奔涌,一发而不可遏制。”[14]193自此奢侈之风兴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求“时髦”。

第二,手工业生产技艺的日趋精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苏州能成为当时流行服饰的时尚中心,和其手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当地流行时装造成对服饰消费的大量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生产制造业,特别是成衣业与纺织业。”[16]140明清时期的苏州是国内丝织、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有“衣被天下”的盛誉。不仅从业人数众多,而且产量大、质量精,苏州手工艺品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名品。在此基础上,各地争相仿效苏州人的穿着打扮,以为时尚,如前引于慎行所云京城情形:“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11]京城尚且如此,他方可想而知,所谓“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衣饰方面最为明显:“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也?”[17]第三,传统礼教的渐趋败落。商品经济发展带来开放、创新的心态,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渐被抛弃,人们开始追逐利益,重视物质享受。再加上商人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政治地位,导致传统等级身份制度的改变。

由此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不再拘泥于各种礼制和伦理道德,逐渐突破身份礼教的束缚,出现了士大夫所称的“僭越”行为。过去妇女之所以不敢学上层阶级的穿着,一则是害怕违法,一则是心中有愧,自觉不合身份。但晚明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连庶民妇女的服饰与配饰都模仿后妃命妇,像“女子饰金珠”已不再限于高官命妇了。

她们不再担心违法,更无羞愧之心。地方史志多次提到这种情况,如乾隆《元和县志》称:“妇人女子,轻装直髻,一变古风,或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倡优下贱,帝服后饰”。[18]在苏州府吴江,“习俗奢靡,愈趋愈下。庶民之家,僭用命妇服饰,加以钑花银带,恬不知愧”[19]。随着奢侈风气的盛行,各种僭越、逾分之穿着都被视为平常,人们“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20]。可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妇女观念发生丕变。她们不再以穿着不合身份的衣服感到有愧,而追逐模仿上层阶级的穿着打扮,处处追求高贵华美。

第四,苏州妇女家庭地位提高。随着苏州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夫妇并作”方式即男女皆参与农作与纺织的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自明代后期起“男耕女织”的分工生产模式逐渐确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则是因为明清时期人口的膨胀,使得人均耕地面积缩小,由丈夫一人耕种即可,妇女不需下田,可以有更多时间在家内从事纺织,培养熟练的技术,这更有利于其织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在商品经济刺激下,苏州的丝织品和棉纺织品畅销全国,从事纺织能获得更大的利润。据明末《沈氏农书》估算,一名妇女织绢的收入相当于两名男劳动力耕种的收入。

《松江府志》记载:“百工众技,与苏杭等。若花米踊价,匹妇洗手而坐,则男子亦窘矣。”[21]说明妇女已成为家庭的经济主力,妇女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男子耕种的收入,成为家庭经济主要来源。

另有一些妇女善于治生、辛勤劳作,使得家业日成。明中叶海虞(常熟)《吴敏达妻过氏墓志铭》在叙述吴敏达妻生平时提到,虽“内政纷然”,但她“治之井井有条。以至纺绩丝紝缝衣幂酒之事,靡不致勤,虽劳勩弗辞。自是家业日裕,甲于乡里”[22]28。可见妇女不仅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得心应手,而且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可以发家致富。另一位海虞朱孺人在明宣德至弘治之间(1426—1505),在丈夫去世后,“矢志弥笃,孤灯只影,茹蘖啖水者六十余年,扶衰拯坠,充拓家业,资雄于乡,乃他田宅,以赠族贫”[22]33-34。遇有男子不事生产,妻子也能挑起养家的重担,辛勤劳动,不仅是为了维持家庭,而且也为了给丈夫、子女提供一个衣食无忧的环境。

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会带来家庭地位的提高,她们逐渐在家庭内有一定的话语权,能够决定家庭开支的方向,掌握一定的经济支配权。这就为她们购买华美衣物从事奢侈消费提供了可能。康熙《常熟县志》提到:“女子不谙蚕桑,娴于络纬纺织,守礼重志节,……而冶容炫服间亦不少。”[7]由此可见,并不是权贵之家的妇女或者品德不好的妇女才艳容炫服,勤于纺织、刺绣的守礼重志的贤妇也同样衣着华丽奢侈,妇女追求华美衣饰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

结语。

明清时期苏州妇女在穿衣打扮方面普遍追求新奇、华美,时刻想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在众人面前,引领全国时尚,其他地区妇女纷起效仿。由此,一方面促进了对苏州服饰的大量需求,带动了生产制造业,特别是成衣业与纺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的手工业者,亦藉此营生,从而解决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发展。苏州女性竞逐华服的情况,说明苏州社会相对其他地区更为开放,妇女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和独特个性,这是在全国其它地方不多见的;由此蔚成的社会氛围更利于苏州进入近代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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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五

明清时期，徽商能够驾驭整个商界，是因为他们具有贾儒结合、官商相联、乡党互助的特点；有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以利润为目的的经济观念；注意学习和总结从商经验，注重职业培训；有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

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为了能使自己的经营活动适应这个社会，徽商贾而好儒，商而兼仕，与封建官僚或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中枢。除以“急公议叙”“捐纳”“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

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商帮，互帮互助。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几乎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之类，有的城市甚至不止一处。徽商会馆的主要宗旨就是“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碑记》）。

很多人一谈起徽商，总将徽商同奢侈连在一起。其实除个别商贾较为奢侈外，80%以上的徽商都是勤俭持家，并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州人经商多为生计所迫，因此作为第一代徽商，大多一贫如洗，勤俭持家就显得更加重要。婺源人李祖开始贩木时，竹头木屑都舍不得丢，加以充分利用。致富后仍是粗衣淡食，住房极其简陋狭小也不肯新建。光有勤俭思想，并不足以致富，他们还具有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歙人江遂志两次经商失败，第三次变卖所有家产一搏，终于成功。徽商经营，以赢利为目的，什么利润大，就经营什么。如徽商习称的盐、典、木、茶四大行业，都是利润极高的。注意商品市场的选择，也是徽商追求利润的手段之一。歙商程澧因苏州等地盛产棉花便经营布业，扬州是盐业集散地便经营盐业，徽州当地贫瘠便经营典当业。在不同的地方经营不同的行业，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赚钱。

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意从书本中去学习商业技能，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商业经验，注重职业培训。《士商规略》《典业须知》《水陆路程宝货辨疑》等商书，便是徽商经商经验的`总结。徽商子弟正式经商之前，一般都要跟随长辈见习一段时间，当学徒，以熟悉商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注重岗前职业培训。

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徽商还练就了一套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如取信消费者、薄利多销、抓市场信息、宣传促销等，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下列不属于徽商“官商相联”的途径的一项是[]。

a．徽商跟封建官僚相互结托，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中枢。

b．徽商用“急公议叙”或“捐纳”的办法取得官位。

c．徽商还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取得官位。

d．徽商用重金交结各级政府甚至太监、天子。

2．下列对徽商“乡党互助”的说法不准确的一项是[]。

a．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利用同处徽州一乡的关系结成生意帮会，互相帮助。b．徽商充分利用家庭亲族关系形成家庭亲族商帮，以在异地的商业竞争中更有实力。

c．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之类，有的城市甚至不止一处。

d．徽商在各地营建会馆的主要宗旨就是把徽商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追求商业竞争的成功。

3．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第一代徽商，大多一贫如洗，所以都有勤俭思想，即使致富后还是不肯享受，甚至到了悭吝的程度。b．徽商有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歙人江遂志两次经商失败，三次变卖所有家产，终于成功。

c．因为徽商主要经营盐、典、木、茶四大行业，所以利润极高，徽商大都很快致富。

d．徽商自身就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水平，他们既注重学习商业经营的理论，又注意总结商业实践的直接经验，这也是他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原因。

参考答案：

1．a。

2．c。

3．d。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六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七

1915年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新文学和新道德。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18年，鲁迅（周树人）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学的典范。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艺术革命不断发展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文学艺术家，鲁迅、郭沫若、聂耳、冼星海、徐悲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革命文艺团体的出现与发展，促进创作繁荣，团结进步力量，大大鼓励了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斗争。

新授知识。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前者由郑振择、沈雁冰（茅盾）、叶圣陶等发起。后者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

（鼓励学生活跃，回忆作家的作品）。

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左联），鲁迅、茅盾、夏衍等参加。“左联”作家不顾国民党特务的逮捕、暗杀和围攻，写出大批革命作品，展开文化反“围剿”，有力地配合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军事反“围剿”。

（板书：郭沫若历史剧）。

郭沫若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五四时代以诗集《女神》开辟中国新诗的时代。曾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作了大量有显著成效的工作。为适应团结抗战需要，他写了《屈原》、《棠棣之花》等六部历史剧。

（板书：茅盾《子夜》、巴金《家》、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放电视剧录像片段。或依次展示原书。）。

茅盾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他的小说还有《林家铺子》、《春蚕》等。

巴金的重要作品是《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通过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高老太爷专横、凶残、荒淫，觉慧兄弟在历史潮流推动下觉醒，展示了五四以后社会思想领域的巨大变革。作品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清丽酣畅。先后出版30多次，3次搬上银幕。

老舍擅长运用北京方言，细腻地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他的作品生活情趣盎然，语言生动幽默，是典型的京派小说家。

他写过《骆驼祥子》，一个拉车人的故事。《四世同堂》，写出日伪占领下北平人民的苦难和觉醒，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各类汉奸的无耻行径。

19世纪末，世界开始有电影。1896年，上海首次放映电影。1905年，中国拍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31年，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问世。我国第一部获国际荣誉（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影片是《渔光曲》。

（板书：聂耳《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播放录音，体会作曲家心声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义勇军进行曲》原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激励人民抗战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被定为国歌。

中国近代绘画艺术也有所发展，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都是著名画家。

（板书：徐悲鸿和南张（大千）北齐（白石）的绘画）。

徐悲鸿是位杰出画家，尤以画马驰名中外。他的画融合中西，贯通古今，有独到的成就。曾创作《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具有很高艺术造诣的寓以深刻进步思想的历史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多次将作品义展义卖以救济祖国难民。1952年病中将作品寄给抗美援朝将士。逝世后徐夫人将其遗作200多幅和珍藏的万余件艺术品捐献给了国家。北京建有徐悲鸿纪念馆。

张大千和齐白石都是著名画家，被誉为“南张北齐”。张大千是一位手不释卷、学识渊博的国画大师。齐白石是穷木匠出身，经过几十年辛勤努力，成为独具风格的国画和篆刻大师。

（小结）民国时期，一大批文学艺术家们抱着爱国的赤诚之心，以文学艺术为武器向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们的报国之心，酬国之志，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八

民国时期，指的是1912年至1949年间中国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国家分裂、战乱不断、政治动荡、经济落后等各种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时期的人们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刻，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思想。在我看来，民国时期是一个充满韧性、充满希望的时代，它教会了人们如何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也为今天的中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经验和启示。

第二段：思想文化。

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堪称丰富多彩，其中包括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交融。在传统文化方面，书法艺术、诗词歌赋等古代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展。同时，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新思想、新文学和新艺术的诞生，人们广泛解读着西方哲学、人文主义等。在这个时期，不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新文化，都有着极大的意义，它们为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对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段：政治动荡。

民国时期，政治动荡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北洋政府到国共两党的斗争，到第二次国共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民国时期中主要的事件都与政治动荡息息相关。这样的动荡不但加剧了社会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作为当时的一名年轻人，我们能做的就是认真学习历史和政治，为自己的未来打好政治基础，同时也向身边那些深陷于政治动荡之中的人伸出援手。

第四段：经济发展。

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多不利的因素影响。由于战乱的影响，许多工厂和企业都经历了破产甚至关闭。军阀混战更是让整个民族的经济陷于停滞状态。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很多人依然在努力创业，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他们坚信只要正视这些困难，努力拼搏，就一定能为国家的繁荣做出贡献。这样的精神也影响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第五段：民众生活。

民国时期，生活水平相对落后，人们常常经历着种种不便，例如缺水、缺食、没有卫生设施等等。虽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些情况都令人忧愁，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记忆。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虽不富裕，但是奋斗的精神是如此的积极向上。老百姓常说：“风雨大于蝗虫，我们会绝不屈服！”，这样的信念也启示着我们如何面对现实中的各种挑战。

总结：

在中国的历史上，民国时期堪称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它是一个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的时代，但同时也为中国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历史教训。回顾这一时期，可以发现，它教会了人们如何在困难中坚强、成长，如何在逆境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出路。这些对现代中国仍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让我们明白了历史的韵味和价值。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九

网络安全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或者国家安全的集中系统教育是中国在大国和强国道路上要补的课。政府要引导民众对于国家安全的长远方向和战略取向有准确熟悉。有几条基本思路可供借鉴：

第一，政府不能包办一切，需要引导社会和市场资源共同参与，从全方位多层次协调推进国家安全教育。比如，好莱坞大片是美国进行爱国主义和网络安全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电影把威胁具象化，这就是教育。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大片，当然也可以通过短视频动画等形式把安全观念具象化。信息安全集中教育的重点就是要渗透要持久。

第二，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政府企业个人在信息安全上有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安全教育首先检验的就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对网络安全的熟悉和知识储备。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政府首先要树立一个标杆，制定一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从而实现网络的自由有序。对企业来说，安全是一种成本，所以企业不太愿意在网络安全上投资。因而，国家安全教育不是单向度的对人民的教育，而是对国内各层次的系统教育，从政府官员到企业人员，再到一般民众，各行各业都要将网络安全上升为指导生活工作学习的一种准则，并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具体落实。

此外，媒体要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相关知识的传播，避开对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进行放大和煽情报道，在制造新闻的娱乐性时，不要忘记媒体的社会责任。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十

1937年以前;新疆的工业以民间手工业为主，主要有丝绸、毡毯、棉纺、皮革、玉石加工、刀具、马具、酿酒等;政府经营的有用机器制造钱币、军械物品、修配枪、纺织棉布、电灯厂、提炼石油和编织毛织物(如手套、围巾、毛袜等)的工艺厂，还有官商合办的皮革厂等。

无论是民营的手工业，还是官办的工业，均规模小，技术落后，产量很低[1]。

工业方面有以下项目：1.发电厂。

这期间在迪化、塔城、伊犁。

绥来、乌什、阿山、喀什、吐鲁番等地开办了以照明为主的电灯厂。

其中，1937年建成投产的有塔城电厂，为官商合办，装机容量为150千瓦;迪化电厂，由新光电灯公司投资主办，装机容量为250千瓦，后来改装为500千瓦;伊犁电厂，由伊犁第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办，装机容量为25千瓦;绥来电厂，系商办。

次年建成投产的有乌什电厂和阿山电厂。

1939年建成投产的有喀什噶尔电厂，招商集资承办，装机容量为250千瓦。

吐鲁番电厂是迪化新光电灯厂将一台旧发电机移去安装的。

2.印刷业。

这一时期。

新疆建成1个印刷厂、6个印刷所。

于1937年建成的有伊犁印刷所、塔城印刷所、弗可山印刷所。

均为政府主办，购买美国机器。

配有铅字铜模、石印、装订机等。

次年建成的有迪化第一印刷厂，由《新疆日报》社承办，有印刷、装订、裁纸等机器，4吨多铅字;迪化第二印刷所，由新疆反帝总会承办，有印刷、装订等机器，7吨多铅字;喀什噶尔印刷所、何克苏印刷所，均为政府主办，用美国机器[2]。

3.机器修理业。

1939年6月，建成塔城五金器件修理厂，由商会集股承办;次年6月建成迪化汽车修配总厂，官商合办。

伊犁汽车修配厂，由伊犁第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4.食品加工工业。

1939年还建成迪化面粉厂，商办，日加工量14吨。

伊犁面粉厂，由伊犁第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日加工量105吨。

伊犁食油加工厂，商办。

伊犁酿酒厂，出产啤酒、汽水等。

绥定面粉厂，商办。

昌吉食品包装纸厂，商办。

1938年建成迪化食油加工厂，商办。

塔城面粉厂，商办，日加工量10吨。

伊犁水磨面粉厂，商办。

次年建成喀什噶尔食油加工厂，商办。

迪化奶酪厂，商办，加工牛奶制酪。

迪化糖果厂，商办。

迪化自来水公司，官商合办。

伊犁奶酪厂，商办，制黄油、牛乳饼等。

5.纺织工业。

1939年年底，全省所建纺织厂拥有棉织机6.6万锭，毛织机1万锭。

在和阗、洛浦两县建了毡毯织厂。

先为官办，后改为官商合办，产品质精纹美，畅销区内外。

6.其他工业。

1937年6月建成加工木材的迪化第一、第二锯木厂。

第一锯木厂由工程委员会承办/第二锯木厂为商办。

伊犁锯木厂，商办。

均购买罗克米比例锯木机。

伊犁肥皂厂，系商民集资承办。

7.采矿业。

第一个三年建设计划，制定出开采矿业的各项章程，实行矿业注册，颁发矿业执照，鼓励私人采矿等。

阿山成立了金矿局，购买机器采矿，由政府经营。

1937年1产金1500两。

两年后“可谓开采金矿的鼎盛时期，金夫曾达三千余人”。

私人开采者达102户。

石油开采和提炼，主要在独山子油矿。

机器、人员均由苏联人主管。

职工100多人，每日可提炼原油150吨。

二、实施第二个三年建设计划(1940―1942)。

结果，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在原有基础上均有所发展。

1.矿业。

煤矿开采，1940年迪化建成宫办煤矿，甩畜力马拉起重出煤。

年产原煤1.5―2万吨，并修筑通往煤矿的公路。

次年建成迪化六道湾第二煤矿，购置提升机械出煤，年产原煤9―12万吨建成伊犁煤矿，年产原煤5万吨。

并对哈密、喀什噶尔、阿山等地煤矿资源进行勘探，政府对私人采煤在财政和技术上给予一定协助。

1942年建成塔城煤矿，年产原煤1.5万吨。

官办煤矿，政府加大投入，增购机械设备扩大生产，并继续修筑通往煤矿的公路。

据统计，该年全省原煤产量达18万吨。

采煤技术已由土法逐渐过渡到半机械化[3]。

哈密三道岭露天无烟煤，储量丰富，煤质极佳。

(2)铁矿及有色金属。

1942年对孚远县(吉木萨尔)水西沟铁矿进行土法开采，年产1万吨。

经过勘探，伊犁、塔城、拜城、库车、昌吉及迪化八道湾、头屯河等地，均有铁矿;温宿、库车、拜城、莎车、伊犁、巩哈(尼勒克)及迪化柴窝堡均有铜矿;焉耆、乌什、伽师、乌苏、阿山均有铅矿，并有小量开采。

温泉县阿拉套山钨矿未列入三年计划，1938年苏联派人勘探，1941年苏方探采并进，有工程人员60余名，矿工3000余名，至1943年停采。

开采先后二年有半，共采去钨砂50余吨。

(3)金矿。

1940年阿山哈萨克牧民**，反抗盛世才统治，政府采金受到影响。

两年后千余名矿工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开采阿山小东沟沙金，规定公私三七分成，即由公家提供给养和工具，产金70%归公，30%归工人，但实施半年未见成效，后改为私人开采。

西岔河子保持官营，公私对半分成。

从1936―1943年总计政府收购、征课、自采等，共有黄金约五六万两。

金夫最多时达万余人。

除此之外，伊犁、塔城、奇台、乌苏、昌吉、镇西(巴里坤)、吐鲁番、和阗等地均有金矿。

伊犁设金矿局，开采伊宁附近金矿。

和阗也设金矿局。

总管于阗、且末等地金矿。

于阗。

且末二地以往由乡约包采，年产金沙3750两。

万疋。

还有和阗桑皮纸、牛皮箱、玉石加工，南北疆各地擀毡、毛皮产品，伊犁、阿山等地的日用品生产，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三、第三个三年建设计划从1943年起。

此时期由于盛世才投靠国民政府，苏联对新疆政策发生了变化，苏联的进口(包括机器、技术、人员等)，均已断绝，计划未能正常实施。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由建设厅筹建金属冶制厂。

制酸厂、天山化工厂、新丰纱厂等。

金属冶制厂和制酸厂建在迪化水磨沟6天山化工厂由省府与天原厂合办，天原出机器技术人员，省方负责建筑费用。

新丰纱厂由豫丰纱厂与省府合办，豫丰厂拆移纺织机5000锭，织布机250台，出技术人员，省方负责建筑[4]。

此外，由省营商业银行筹建明新玻璃厂、陶瓷工厂、新民工艺厂等。

“新民工艺厂制造肥皂业已出货。

明新厂亦于民国三十二年开工制造玻璃，每、日产一千平方公尺。

陶瓷则约于民国三十三年春季可以大量出货[5]。

自苏联撤出新疆后，苏联专家的推出导致“许多关节等于瘫痪”[6]新疆工业经济进入停顿徘徊期。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民国时期新疆工业的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出鲜明的`时段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一是新疆主政者、政府的政策，二是新疆的政局，三是苏联的影响。

我们发现，当新疆当局积极支持工业的发展、新疆政通人和、苏联与新疆的关系相对和睦的时候，也正是新疆工业稳步前进或发展较快的时候;反之，则新疆工业发展趋缓甚至遭受严重的挫折。

这其中的内在联系生动地展现了政治与经济间的辩证逻辑关系。

参考文献：

[6]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m]第11册.兰溪出版社，1980：6407.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十一

此次学习可谓受益匪浅，培训内容十分丰富，涵盖校园安全多方面的'内容，实效性、系统性强，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解读，对下一步指导学校教师开展安全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生动的案例，给了我深深的警示和启发。

通过学习认识到，我们要把安全教育作为一项理论化、系统化的工程来抓，要作为贯穿于学校的一条主线。李雯老师在解读《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中小学安全教育“四最”，即：最蜻蜓点水、最令人忧心、最表面化、最令人思索，经常做无米之炊，资源意识浅。因此，我们在进行安全教育时，特别要注意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时期而有所侧重，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断强化，养成习惯。教会他们保护自己，防范意外伤害。

最新民国时期观后感范文（12篇）篇十二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走到大国政治的活跃前沿，国内和国际安全问题也在逐渐交织贯穿。挑战是空前的。历史经验显示，崛起的大国越接近冲刺阶段，所面临的综合压力就越大。今天的中国就站在这一微妙的历史节点上。

国家安全不仅在远处守护个人安全，也在不断与后者直接贴近，这种延伸不仅是观念上的革命，也是对国家运用力量前所未有的挑战。对这一雄心勃勃的变化，公众的态度尚不成熟，很简单以实用主义代替它的战略意义。

大国的`国家安全十分厚重，但缝隙也会很多。大众是国家安全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它不可缺场的维护者。中国公众如今在对外领土摩擦时，表现出高涨的维护国家安全热情，但在平庸的日常环境里，这样的热情并不稳定。

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契机，我们期望它带来社会层面对国家安全从理解到重视的诸多强化。说到底，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不断夯实，仅靠专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实现中国国家安全也需要类似“人民战争”的广泛参与。

国家安全牢不可破了，个人安全就有了稳定的大环境，我们对人生的筹划，以及个人成就的累积，就不会轻易被突如其来的社会及国家变故颠覆。近年国家安全的内外负面元素实际在增多，正面力量的成长不断在应付抵消它们，应当说整体形势还是紧巴巴的。

国家安全是在每个大国都很突出的概念，相比较而言，中国舆论对它的强调大概是最少的。而对维护国家安全，既要做，也要说，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强盛的价值取向：维护国家安全光荣，伤害国家安全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