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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字篇一
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变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在于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当今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
b．古代的史学家选取史料的范围比较狭窄，他们并未广泛采用以诗证史或将小说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之类的方法。
c．王国维在《古今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
d．历史学者对《山海经》有不同认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视为史书，王国维则把它作为古史材料看待。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很多人认为《山海经》的记载荒唐夸张，与真实的历史差别较大，司马迁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史记》并不采用《山海经》。
c．谭其骧和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将神话和历史分而治之，后者则从神话中发掘史料。
d．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会产生新的传说，这些传说将来会不会成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也未可知。
b．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史学和文学归类问题上存在争议。
c．在历史研究中，当代学者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看待，在他们看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差异并不重要。
d．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史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历史学家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学术背景。
1．c
2．d
3．b
我眼中的字篇二
;民的孙少平，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面对曲折回环的人生，用自己的坚定与智慧书写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文章就孙少平的一生经历对其形象进行初略的分析与探讨，以期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有些许帮助。
关键词：孙少平 路遥 《平凡的世界》 人物形象 抗争
引言
农村生活的深深热爱的激情来注入各个故事情节，生动地描绘孙少平这一鲜活的人物形象，引起社会不少农民子弟的心灵共鸣。
一、杜少平在《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形象探微
（一）苦难中坚强地抗争形象
承担者的现实形象。
（二）顽强不屈的拼搏形象
于农村，活在农村，同时也热爱农村淳朴自然的生活，对农村的深厚情谊与浓浓的爱意促使路遥坚定地创造孙少平这一敢于拼搏的鲜活的人物形象。
（三）敦厚老实、淳朴善良、孝顺的人物形象
慧英嫂的侮辱，却在安锁子面临危险的时候，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他。这一切的一切，都彰显其敦厚老实、淳朴善良、孝顺的人物个性和形象。
二、辛酸与悲剧同存
（一）困顿迷茫的爱情
记女儿、省报记者的田晓霞最终以抢救落水儿童英勇献身来展现了现实，使作品笼罩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三、《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
最基本的小小理想和人生追求都难以实现。路遥作为文坛上唯一能够坚守平民立场的作家，对中国当时社会现状的感概与叹息卓然跃于笔纸之间。
会最低层的农民子弟，很大程度上最终以悲剧而告终，孙少平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的宿命大相径庭。
结语
不断抗争，在迷茫中不断觉醒的农民子弟们命运最终的结局大多以悲剧而告终，《平凡的世界》叙述平凡的事，同时，也叙述现实社会中农民子弟不平凡的血泪人生！
参考文献：
[1]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2]路遥文集[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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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依旧弥漫，今日却迷了我的眼。看着小路两旁的树木只剩树桩固守不变。
来到树桩旁边，看着年轮由外到内思忆着童年，不知不觉泪水滴落其间，只当是黄沙迷了我的双眼。
得知树林被砍伐时，脚步未曾从屋内走向屋外，没有再做阻拦。戴上耳麦沉沦在摇滚之间，不去听树木的凄惨鸣怨。
闭上眼。
怀念曾经的夏天，早有鸟啼，午有蝉鸣，晚有蟋蟀鸣叫其间。想起那棵古柳，听闻它曾经与战火相伴；想起几个夏天，爬上它的枝干，寻找我的弓箭；想起不小心从上面跌落，疼的大哭却不曾有人来劝。
走过的那些春天，看着枝头嫩芽，一点点伸展。走过的那些秋天，一棵棵寻找蜂窝，然后捅下，挣一些零花钱。走过的那些冬天，下过雪的清晨，树木是那样的银光闪闪。
睁开眼。
想起今天过后，这些树桩也无法再见，看着未曾腐烂的枯枝绿叶，想起不敢想起的明天，黄沙又迷了我的.双眼。
扫视一周，发现了那棵树林中最粗的梧桐树，虽然它也变成了树桩，可它依旧是那样高大。来到它的旁边，发现了好久没坐过的秋千，就在距它两步之遥的地方，想起了童年时和姐姐一起玩耍时的欢声笑语，如今却只剩下回忆。
转身离开，离开我曾经的家，我知道这里不会再有绿叶遮天，不会再有鸟雀成群，不会再有蝉鸣，不会再有我。因为这不再是我的家园，不再是我们的家园，我们都失去了最喜欢的家园。
我转身离去，心却留在了这里。
我回头发现，身后是黄沙漫天覆地。我知道它将会把我吞噬，将人类文明吞噬，就如同曾经的古国——楼兰。
黄沙迷了我的双眼，眼泪流进我的心，不是后悔，却剩后悔。
我眼中的字篇四
;这是一部小说选本的导论。题目是命题的：《民俗小说选》。这部书几经周折，现终得以完成，出版。我选的小说，屡屡被出版社拒绝，于是不得不三番五次地重选，原因是出版社觉得我选的小说多不是民俗小说，与预定主题无关。
为我们普遍接受的“民俗小说”这个概念经过一次大的缩水，至现在已经瘦骨伶仃，故我能理解出版社的苦衷。我本意是想通过这个选本展现民俗小说的原始含义，那时民俗小说还大气磅礴，元气淋漓，还不狭隘，还未偏安一隅。后来不得不折衷一下，于是我选了些明显富有民俗意味的小说，但是标准却是，尽管民俗小说已经缩过水，但这些小说须充盈着原初意义上民俗的气息，或可与原初意义上的民俗沟通。
无论如何，民俗小说这个概念在今天是出了问题。因为作家对民俗小说这个概念本身有一个预设，故民俗小说相应地就呈现出这样的风貌和品质。我在编选这部选本的时候发现，很多小说因为这个概念的影响，变得格调不高，气息微弱。它们是典型的民俗小说，但不是好小说。对民俗小说的许多评论和研究，也停留在这个层次之上。
一
俗世是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只要活着，我们就不得不活在俗世之中。俗世往往意味着单调、乏味、无聊、琐碎、重复、无趣。俗世、世俗、俗里俗气、俗人、庸俗，等词大都是贬义，由此也可见一斑。对现在的中国而言，俗世意味着上班、应酬、家庭三点一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死亡。一日如同一生，一生如同一日，这真是恐怖。于是，在俗世中的我们都渴望奇：惊奇、奇迹、奇特、奇异、奇人异事，甚至我们好奇，猎奇。似乎奇可以冲淡这个死气沉沉的俗世，可以打破重复和单调，可以抚慰我们干渴的灵魂，可以安置我们躁动的心灵。俗世让人发狂，奇让人心安；俗世让人沉寂，奇让人活力四射，惊叹不已，在苦中得乐。
20世纪一波又一波的小说流派都与奇有关：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新小说”、先锋小说等等。它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纷纷登台表演，各领风骚数年，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让人眼花缭乱。有以内容之奇取胜者：性意识、鬼怪灵异、同性恋、虐恋、心理分析、吸毒、变型、变态等等；有以小说形式之奇取胜者：小说被施以各种实验，不加标点，不分行，没有情节，没有人物等等。总之，诸多流派欲使小说不像小说，欲使内容超凡脱俗，欲让人拍案惊奇，叫好不已。怪力乱神皆备于小说，于是小说也就肆无忌惮起来。读者各取所需，或偷窥，或猎奇，大饱眼福，酣畅淋漓。世人厌倦了俗世，于是转向了猎奇。猎奇过甚，性情肯定失之偏颇。诗欲使人性情平正之本义，诗欲使人温柔敦厚之本义，亦随之丧失。
小说若流入好奇、猎奇一路，就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很多小说要尽量展现世界的千奇百怪，但最终自身从里到外都变得离奇不经了，于是走向了绝路。
世俗和奇，似乎是势不两立的概念。小说当然可以涉及奇，所谓“无巧不成书”，但这要有度。恰如小说若必不涉及奇，只求俗，那亦不是好的小说。好的小说不得不处理好俗世和奇的关系，能够在二者的张力中做到游刃有余，俗世与奇皆不僭越。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奇。小说亦是如此，小说必源于对世俗的惊奇，或者在俗世中见出惊奇。但小说的根基在俗世，哲学也是。奇是俗世开出的花，根却是俗世，无根则无花，若无花，根之美亦会隐而不彰。俗世藏污纳垢，却元气淋漓，奇之花不能生于空无之中，只能生于俗世之中。好小说就须既有世俗之根，又有奇之花。如此，小说才能既摇曳多姿，又厚实凝重。
在纷纭的小说流派中，“民俗小说”这一类较好地处理了俗和奇的关系。因为民俗本身就是俗和奇的结合，民俗是最俗的，也是最奇的，民俗有俗和奇两端。民俗是最现实的，但也是历史的，它自有渊源。这类小说尽管不起眼，甚至显得土里土气，但它们却实实在在，方方正正。不猎奇，于是小说就显得踏实厚重，有历史感；不庸俗，于是小说就显得灵动、清新、峭拔。有此二者，小说就同时避免了奇怪和俗气，就会在奇怪和俗气中求得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只要和民俗相关或者遇合，就会成为好小说，就会避免猎奇之风。民俗对小说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会又是负担。是机会还是负担，在于作者本人的功夫。如果可以借机行事，小说可能会好；如果不能借机行事，小说可能会为机会所累，于是民俗反而成为小说的累赘。小说若担负不起民俗的重量，肯定会被压垮。
在这个无奇不有、千奇百怪的时代，在这个文学不断趋向猎奇的时代，重申俗和奇的关系，并再提出“民俗小说”，追溯其本意，有其必要性。如此可以为这个猎奇的时代解毒，让读者感受到一股来自历史的大风，来自自然的清风。
“民俗小说”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的转变。流行于当下的“民俗小说”严重地缩水。俗可以相应于一个希腊词nomos，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是民族的总体规范。礼仪和法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或者俗本身就是礼仪和法律。甚至可以说，俗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俗塑造着国民性，区别着各个民族。民族中的人、事无不体现着俗，人的举手投足，日常生活莫不浸透着俗。“民族”和族人是“俗”的承载者，俗通过民族和族人体现出来。这才是民俗的本意。
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民俗小说概念不能成立。民俗是小说的基础，没有民俗就没有小说，小说因“民俗”而可能。中国小说本意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这关乎民俗，亦是民俗的体现，由小说可观政治之得失，民心之向背，风俗之美恶。故小说尽管属于小道，君子不为，致远恐泥，然终不可废。晚清之际，梁启超倡小说以“新民”，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新民”即是要移风易俗，化民成俗。民俗若能新，人会随之新，国家和民族亦会随之而新。梁启超欲以小说新民。五四之时，周作人倡民俗学、人类学。周作人身体力行，搜集、整理民谣、儿歌，谈论节日礼俗、游戏等。民俗在周作人那里似乎外在于己，不关乎日常，只关乎乡土风情、节日、礼俗、世俗或可见之器物、游戏等。由此可见，其时“民俗”内涵已经日渐逐渐缩小，已经变成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后，钟敬文先生倡民俗学研究，民俗学化为学科，更是每况愈下，古风丧失殆尽。此后，以风土人情、节日礼俗、地方特色等为主题的小说，遂被称为民俗小说。鲁迅、王鲁彦、废名、沈从文、古华、刘绍棠、汪曾祺、陆文夫等人的小说被列入民俗小说之林，他们也被称为民俗小说家。
二
民俗是一个民族得以自立的基础，小说亦建基于此。可是，民族概念缩小之后，民俗与小说结合起来演变为“民俗小说”，民俗小说遂成为诸多小说样式之一种。民俗含义之变对小说的风貌影响巨大，民俗小说若欲突破上出，首先须在俗上用力，然后亦须在小说上用力，不为俗解所囿，直追本意。民俗逐渐变轻，变小，变得无关-大体，相应地，民俗小说也逐渐变轻，变小，无关大体。民俗内涵变得狭隘，相应地，民俗小说亦逐渐变得狭隘。
若意识不到民俗的原初意义，若不能明白缩小的民俗依旧可以联系着、感应着此前的民俗含义，那么民俗小说格调肯定不高，品质亦不会好。内涵缩小后的民俗因为缺乏世俗的基础，于是会显得“奇”，因此容易流为猎奇，“民俗小说”于是成为猎奇之作。若民俗本身的厚重、重大和历史感，完全进入不了小说，则民俗只会是符号，只是小说的装饰品而已。恰如张艺谋的电影，民俗元素未能与电影情节融洽，民俗在其电影中只是一些外在的符号，意在引人猎奇。
民俗的内涵尽管缩小，但是若可以意识到其此前的含义，既看到了奇，亦懂得其基础是世俗，那么这样的民俗小说可能会好。如此，民俗就不仅仅是小说的符号或装饰品。小说若能借到民俗的气，若能与民俗的源初意义沟通，这样的小说或许不会再是小说，它或许是哲学，或许是历史，如此小说可以才真正由小说进为大说。即使不能如此升华，民俗的厚重感和历史感若能注入小说，小说亦会为之一振，神来之笔，天籁之音会来相应。
承李敬泽先生邀请，我从1995年至今的许多文学期刊中爬梳整理，选出十四篇小说，按其发表时间先后，编成这本书。意在说明除了猎奇的小说之外，尚有平实朴素的小说；亦意在将读者的视线拉回到俗世之中，在俗世中见出奇，在奇中见出俗世。真正的奇迹，不在别处，就是俗世之中。正如庄子不是出世，而是就在“人间世”之中。亦如禅家，出世间法向来不能完全脱离世间法。
所选的十四篇小说，其主题司空见惯，都是俗世中的景象，但亦可以见出传奇、惊奇和奇特。比如节日。节日年复一年地重复，但节日历经几千年的累积，其中有着大能量。节日可以强化民族意识，节日可以化民成俗。再如婚俗。婚俗常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或经历，或耳闻目睹。但婚俗大有渊源，与《礼记》等息息相关。再如艺术和手艺。琴棋是阳春白雪，被称为艺术；锔碗、修扇子、剪纸等是下里巴人，被称为手艺。但若技进乎道，如是手艺和艺术并无二致，因民族之俗凝聚其中。民俗无上无下，无高无低，在艺术中，亦在手艺中。故庖丁解牛，不是技，而关乎道，亦关乎养生。再如世俗世界。世俗世界就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其中亦有民族之俗在，且不分城市和农村，流行于天下。
大道非在远而在迩，大道不在高处恰在低处。大道就在世俗之中，只是日复一日，其光彩被庸俗和琐细之事遮蔽、抹掉，不再彰显。俗世是民族之俗的隐，奇是民族之俗的显。民俗借助奇可以大放异彩，提醒俗世不俗，其中有道。奇根植于俗世，如此才有根基和渊源，奇这朵花才会开得鲜艳而长久。故作奇异，故行奇事，故为奇迹，可逞一时之能，但事久必败。俗世与奇并生，隐与显相辅相成，如鸟之两翼，轮之两环。
“民俗”的概念尽管缩小了，但是其中还有着nomos的影子，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可以看到nomos的眼睛。小说家若有这样的眼睛，其“民俗小说”风貌会一变；批评家若有这样的眼睛，其对“民俗小说”的认识亦会随之一变。
这本书所选的小说均如此，每一篇既直接联系着具体的民俗，又联通民俗的原初意义。因此这些小说，既是奇的也是世俗的；既是小的也是大的；既是现在的也是历史的；既是轻巧的也是厚重的。
三
所选的十四篇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五类，每类集中体现一个“民俗”主题。
第一类三篇，如下：阿成《放河灯》(原载《人民文学》1996年第8期)、迟子建《清水洗尘》(原载《青年文学》1998年第1期)、郭文斌《吉祥如意》(原载《人民文学》2006年第10期)。这类主题可以名为节日。节日最能见出民俗，它是民族之俗的象。节日非于朝夕间形成，而是年复一年累积而成，亦将年复一年流传下去。在节日中，我们经历“时间的重复”，这是对民族之“俗”的落实、巩固、强调和强化。节日当天，既是现在也是历史，节日无古无今，亦古亦今。过节就是“回家”，在不断重复的“回家”中，我们或可以认识民族之俗，也能认识自己。一些节日因为民俗基础不足，在某时期内可以蔚为大观，但事过境迁也就不复被提及，政治节日即是如此。《放河灯》写清明节，作者有为亡友正名之意。清明节沟通生死，消泯生死，生者祭奠亡人，亡人享以祭祀，最能见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民风淳朴之气质。《清水洗尘》关系着春节，春节是团圆之时，一家老少共聚一堂，井然有序，辞旧迎新，其乐融融，喜气洋洋。小说以儿童视角写之，如此使得小说的世界洗尽了尘垢，清澈异常。《吉祥如意》写端午节祥和之气，“香”与“美”是小说的关键词。姐弟二人到山上采艾草，即是与天地人世的一次沟通和感通。天地、人世相安无事就是“吉祥如意”。这篇小说蕴在端午节祥和的气氛中，真是无古无今。时间不是开始了，而是停止了，古时候如此，现在亦如此。这些小说涉及的节日历经数千年，渣滓淘洗殆尽，故可得以确立，因其非一朝一夕形成，故可与民族共存亡。《放河灯》有悲凉之气，《清水洗尘》和《吉祥如意》安稳清和，有喜气，这均与节日本身的气氛有关。这些小说借到了节日之大气与元气，故《清水洗尘》、《吉祥如意》显得尤其好，都似“天籁之音”。
第二类两篇，如下：王安忆《喜宴》(原载《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郑德忱《村宴》(原载《芒种》2003年第5期)。这类主题可以归纳为礼俗，具体来说就是婚礼。节日人所共之，礼俗亦人所共之，只是节日在同一天，礼俗相同，但日子不同而已。《礼记》言婚礼“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人世前后相续，左右相连，生生不息，皆赖婚礼。《诗经》以《关雎》为首篇。《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皆言夫妇之道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因婚俗如此重要，故有种种仪式以示隆重，婚礼热热闹闹，吹吹打打，有声有色，意在告诸天地和人世。《喜宴》、《村宴》都写婚宴，但二者差别较大。《喜宴》更为复杂，“喜宴”本身不是目的，小说有弦外之音；《村宴》则单纯明了，止于喜宴本身，只写喜宴在村子中如何开展，没有言外之意。《喜宴》是知青和村民相会的一个公共场域，但是在这个公共场域中知青和村民却完全格格不入。这篇小说语调较冷，将结婚的喜气压住，以结婚的喜气反衬知青之悲凄。《村宴》比较简单，民俗气味浓重：体现于婚礼仪式、俗谚俚语和乡土风情之中。这是纯粹村人的相聚，喜宴为其提供了相会的场所，他们乘着喜气闹腾，喜宴像狂欢节，盖其中并无知青之类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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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习惯了低头，却忘了抬头能看到更广阔的蓝天；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习惯了嘈杂的都市生活，却忘了如何感受自然。
夏日的傍晚，轻风氤氲着清新朴实的草香，拂过都市街头人们紧皱的眉头，放缓了他们的脚步……我坐在大学校园操场边的长椅上，细数漫天繁星。有多久没有见到城市的星辰了？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和当初讨厌的样子越来越像了。
城市的夜辉煌明亮，往事浮上记忆。
一年多前，我们搬家了。邻居家的“猫大”也不知何时沉没在记忆中了。它的胡须早已泛白，不知是否还能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跳出来亲昵地蹭着我的手了。小区前的书报亭，也不知什么时候拆了，惟独与它同一年纪的对面的公交站台仍坚守着岗位。时间很贪婪，但它总不会吞噬所有细节。
老爷爷慈祥地让我抱“猫大”的笑颜，书报亭琳琅满目的杂志，是它们构成了我的过去，即使在变化的时代中消失在人们记忆深处，也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
新的学期，同学们似乎长高了，脸上的稚嫩似乎也褪去了一层，学习的积极性也更高了，但他们都还是我所认识的同学。小区里的银杏叶子绿了又黄了，落了又萌发新芽了，它们都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上海的天，阴了又晴了，多云又大雾了，但它还是我根在的地方。
收回思绪，目光投向来往的人群。他们或步履匆匆，或低头玩弄手机，却几乎没有一人不紧不慢踱步在夜色朦胧中，他们或许忘了，他们心中的诗和远方。
人们常常说，夜晚的星斗，是亘古不变的天堂里永恒的灵魂，那么他们也在悄悄地变化，仿若这时魔都天空中的晚霞。闭眼一瞬，天空中的云彩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模样。
几年不见的你，是否也成为了我不熟识的自己？变，抑或不变，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