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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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一

甲方：______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_________族，_________年_________月出生，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_________族，_________年_________月出生，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下午________时许，甲方在________市________关区________蔬菜市场路口被一女子所踩的三轮车撞其所踩的三轮煤车，双方为此争打起来，后市场城监人员到场处理，甲方因怕被打而逃走。________蔬菜市场的保安员乙方听到有人喊“抢劫”，疑是甲方所为，乙方于是和市场城监追赶甲方，当追至民勤大排档时，乙方上前用双手抱着甲方双脚，并按住甲方的头部向地下砸了几下致其受伤。现甲、乙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经充分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________________元(包括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通讯费、精神损失费)。

二、甲方今后不得再因此事追究乙方的任何责任。

三、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________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二

甲方：甘肃景区管理委员会乙方：陈-海×，男，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略)，系受害人陈之父。

20__年10月3日16时26分许，受害人陈在景区乘游船游玩时不幸落水，已下落不明达s天，至今找寻不到尸体，已无生还可能，经双方协商一致，现就相关的事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

一、甲方愿一次性赔偿给乙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抚养费、赡养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23万元。

二、付款时间及办法：

三、保险费事项：

四、工资事项：

五、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事项：

六、搜寻尸体事项：

七、资料的提供事项：本协议书一式×份，双方各执一份，交有关部门若干份，经双方签字或捺指印后生效，双方当事人应以此为断，全面切实履行合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纠缠。

甲方：乙方：

时间：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三

甲方：，性别，，族，岁，身份证号：户口所在地：，户口性质：联系电话：

乙方：

事实概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乙方本着人道主义和和谐社会等原则，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本协议签订后日内，乙方同意再一次性支付甲方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二次手术费等其他各类费用共计人民币元，甲方须签写收条。之后乙方不再负有任何其他经济或法律责任。甲方同意放弃其他任何权利主张。

三、甲方今后出现任何问题均与乙方无关。

四、甲方今后不得再因此事向乙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不得诉讼，并不得做任何有损或影响乙方形象或利益的行为。

五、本协议的.签订并不直接或间接的表示乙方认可对甲方此事负有过错或法律责任。

六、甲方如违反本协议，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返还全部费用并赔偿其他损失。

七、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四

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日____________时____________分，高a驾驶冀____________冀____________挂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海防公路与张a驾驶的冀____________号轻型普通货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张a死亡、冀____________冀____________挂重型半挂牵引车乘车人马某某和冀____________号轻型普通货车乘车人张c受伤的交通事故。经调解，甲、乙双方就赔偿事宜，经协商自愿达成如下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

一、高a的雇主李a向死者张a的近亲属张b(死者张a的父亲)、胡a(死者张a的母亲)、张c(死者张a的妻子)、张d(死者张a的儿子)、张展优(死者张a的女儿)赔偿张a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车辆损失等，和赔偿张淑芬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42万元(大写：肆拾贰万元整)。其中，医疗费已经由李a支付了9万元，所以，李a再支付33万元(大写：叁拾叁万元)即可。

二、赔偿金支付后双方再无任何纠纷，死者张a及其家属一方不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乙方日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提出增加或提出任何补偿事宜，此事一次性终结，双方别无纠葛。

三、乙方收取上述费用后，本协议乙方人身损害赔偿事宜即处理终结，乙方不再向甲方及相关人员、单位主张任何权利。在甲方向保险公司理赔时，乙方配合甲方进行保险理赔工作。甲方理赔所需证据材料由乙方在本协议签订时提供，视为乙方已完成提供全部证据的责任，甲方与保险公司理赔事宜无论结果如何与乙方无关。

四、鉴于甲方的态度诚恳，已对乙方谅解，乙方保证不再追究甲方的任何责任(包括民事、刑事等)，乙方对甲方表示宽容和谅解，并请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不再追究甲方及相关人员的相关刑事责任，也不再采取上访及其他过激等行为。

五、本协议内容是甲、乙双方在公平自愿原则下共同商议决定，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等情形。

六、甲乙方保证在此协议签字后，双方不得反悔，甲、乙双方的所有权利义务已处理完毕，互不追究法律责任，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向另一方提出其他任何请求。如有反悔，甲方除收回已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外，还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____________元。

七、本案所发生的诉讼费用(保全费____________元、诉讼费____________元)由甲方在本协议签订时一并给支付给乙方。

八、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按手印后生效。

九、本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年月日年月日。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五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六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七

民?事?调?解?书。

（2007）张民初字第1421号。

原告王某，男，1980年8月3日出生，汉族，淄博张店旭磊钙粉厂职工，住张店区沣水镇某某村3组**号。

委托代理人某某某，山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某某，女，1970年8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桓台唐山镇唐四村某某街**号。

委托代理人刘传仓，山东正义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6年12月24日19时20分许，原告驾驶摩托车顺南田路由东向西行驶，行至南定交警中队以东，与由北向南驶上南田路的被告马某某驾驶的`鲁c-g****号轿车相撞，原告受伤，造成交通事故。经张店区交警大队认定被告马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清障费、停车费等共计50000元。

本案在审理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马某某于2007年4月28日前赔偿原告王某8000元（不含被告已支付的8700元）。

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原、被告双方不再因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互相追究民事责任。

案件受理费2010元、保全费570元，均由原告王某负担。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自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判?长：某某某。

审?判?员：某某某。

代理审判员：某某某。

二00七年四月二十三。

书?记?员：某某某。

备考：本案原告王某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八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乙方做什么事情对甲方造成什么伤害。

现双方就乙方的人身损害赔偿事宜，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本着人道主义和和谐社会等原则，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向乙方共计补偿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该笔费用是双方协商确定的甲方补偿给乙方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费用。

二、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乙方再出现任何问题均与甲方无关。乙方不得再因此事向甲方及甲方以外的任何人或单位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不得诉讼、不得干扰甲方及甲方以外的任何人或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等，并不得做出任何有损或影响甲方及甲方以外任何人或单位形象或利益的行为。

四、乙方在收到甲方全部款项后，应向甲方出具收到该款项的收条。

五、本协议的签订并不直接或间接的表示甲方认可对乙方此损害负有过错或法律责任。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按手印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九

(一)借款合同订立一样，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是在对方胁迫、欺诈等情况下，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而作出变更或解除借款合同的行为，依法应认定无效。

第九，合同当事人一方发生关闭、停产、转产的，承办人应注意审查其关、停、转是否依法进行，是否经原登记主管机关进行变更登记，或经有关主管机关指定或批准，若不按规定办事，自行关、停、转的，不能作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理由。若要求破产的，应依破产法规定办理，清理完债权债务后，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准许变更或解除合同。

第十，合同承办人应注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期限。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建议或答复，在双方协议的期限内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双方协议的期限，是指双方在原合同中规定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建议和答复的期限;没有约定期限的，就按有关合同的条例规定办理;双方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协议的时间和对方答复的时间，只有符合了双方约定、业务主管部门规定或法律规定的期限的才合法有效，否则，违反的一方要承担违约责任。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十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流程及管理也愈加繁琐，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双方极易在警惕性不高的情况下出现合同欺诈问题。本文对国际贸易中合同欺诈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国际贸易中合同欺诈的识别进行分析，再对国际贸易中合同欺诈的防范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际贸易;防范;合同欺诈。

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贸易也有了更明显的发展。相应的，在国际贸易中，合同欺诈行为也逐渐增加，直接对国际贸易的稳健运行造成影响，并且降低了国际贸易运营商的信誉。在众多国际贸易欺诈事件中，通过买卖合同进行欺诈的现象是非常多的。因此，系统地研究国际贸易中合同欺诈的方式及其对策，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一、国际贸易中合同欺诈的识别。

(1)合同主体的欺诈形态识别。

1、识别合同主体的虚构。

虚构合同主体，即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比如：“皮包企业”，这样的当事者是没有法人身份的，通常也没有资格签订合同;签订合同的相关者属于某个大型企业的下属机构，母企业的规模大、实力强，不过下属机构的实力差，并且经济上相对独立;相关者完全是商业欺诈，利用假信息、假名字、假材料等，通过多种方式来欺骗对方。

2、识别合同主体的变更。

利用主体整改进行欺诈。通常是合同签署一方认为自己不能够兑现承诺，为此表明让承诺标准更好的第三方来取代。在相关优惠政策的作用下，假如另一方并没有对有关第三方的诚信情况进行考察，并且冒然允许了第三方的取代，就可能会导致欺诈行为的发生。

3、识别合同主体的责任形式。

合同主体涉及到的种类较多，所对应的责任与义务也并不相同，国际贸易中合同签署方是以企业为主。其具备的法律特征是企业通过所有注册资本来担负责任，股东也通过出资的方式来对企业担负有限责任，因此贸易欺诈者通常选择用最少资本注册一个企业的方法，即便欺诈行为被揭穿，最终法院的判决也是让合同签署方来担负责任，这样，欺诈方付出的也仅仅是较少的注册资本，而被欺诈方的损失却更加严重。

(2)国际贸易中合同赔偿条款的欺诈识别。

通过赔偿规定进行欺诈，包括买方对卖方的欺诈，也包括卖方对买方的欺诈。买方对卖方的欺诈，一般是是由于卖方不够谨慎，买方对产品质量和设计标准进行诱惑，从而在合同约定上进行调整，让卖方认同并签署合同，但是其内容约定已经超过了卖方的实力，为此通过卖方违约这个理由，申请赔偿。

二、国际贸易中合同欺诈的防范。

(1)合同订立中的防范措施。

1、合同订立前的准备工作。

在签署合同之前，想要更全面地预防合同欺诈，一定要提前制定一些预防措施。其一是对市场行情进行了解;其二是对交易方的资质及实力进行必要的评估。和国内合同的签署相同，签署一个国际贸易合同需要对市场状况进行调研。例如买卖合同中商品的售价、质量等等，都需要有关方面先做好市场调研，摸清国际市场状态，以此来选择最佳的产品及售价，从而确保合同约定能够顺利履行。

2、合同订立中的款项内容。

买卖合同的内容都是通过各项条款明确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所以在确定国际贸易合同的各项条款时，双方当事人应当认真商讨、斟酌后再最终确定。订立时最好参照同行业的合同示范文本所提供的样式逐条逐款的斟酌，尽可能订得明确。对于那些与合同的履行及预期目的的实现有关系的条款，都应具体明确，做到条款齐备，词句严谨准确，内容合理合法。

(2)合同履行中的防范措施。

1、对对方当事人履约能力情况的.督促。

国际贸易合作达成之后。我们需要分析、考核对方的实力情况，对对方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在合同内容担责阶段，要重点分析合同签署方的计划及其诚信、资格、实力等有没有发生改变，以此来制定相应的策略;在合同签署后，不单单要分析对方是否正打算履行承诺，并且还需要督促对方根据合同规定来履行承诺。此阶段，也需要确保自己能够履行承诺。

2、对对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欺诈行为的应对措施。

若想要国际贸易中合同约定正常的履行，一定要防范合同欺诈行为的出现，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在履行承诺期间需要遵守相关的制度、要求等，国际贸易中合作双方也需要了解这些制度及要求，确保合同内容能够顺利实施。根据确定的抗辩解体系及越位权、撤销权规则，及时预防与解决可能出现的合同欺诈现象。

(3)合同赔偿条款欺诈的防范。

1、重视赔偿依据。

赔偿依据涉及到法律政策及真实案例。法律政策属于签署方的合约规定;真实案例代表着违规事例。像买方设计的产品存在漏洞，卖方预防赔偿欺诈的主要方式是本身真正掌握合约内对质量表述的具体内容及本质。卖方一定要清楚合约内对质量的表达内容是否正规，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兑现相关的责任。合约内需要选购一个方式来代表质量。

2、重视赔偿时效。

赔偿效力，代表着受损者向违约者要求赔偿的时间规定。对于国际贸易合作而言，若要想让产品的争议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一定要注意不可放置过长，避免收集及整理证据遇到障碍，并且为了让权益者及时维护自己的权益，让贸易争议迅速得到处理，一般都需要备注赔偿期限。在通常状况下，赔偿效力是在合约内详细备注的，合约里无承诺的，根据相关法律政策来明确。赔偿效力和受损者申请赔偿权益的时效性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这个时效结束的话，那么另一方是有拒绝的理由的。

三、结论。

国际贸易中合同欺诈的防范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效地防范今后变化多端的国际贸易买卖合同欺诈。在电子商务兴起的21世纪，电子合同将成为今后买卖合同的主要载体。目前防范电子合同欺诈的途径主要有数字签名和身份认证。如何进一步防范国际贸易业务中的电子合同欺诈，本文认为应从加强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科研和开发、健全电子合同立法、设置电子合同行政主管机构等多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

参考文献：

[3]方春河.信用证欺诈及防范和救济措施[j].中国储运，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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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十一

[摘要]国家赔偿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在限制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依法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完美效果，笔者从现实的案例出发就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作一浅显地探讨。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必要性构建。

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94年正式通过,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只见于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第十五条：（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有以上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二、从个案看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缺陷。

案例简介：

201月8日晚，19岁的女孩麻旦旦在其姐姐的发廊里看电视时，被陕西泾阳县蒋路乡派出所干警王海涛与派出所聘用司机胡安定强行带回派出所，进行轮流单独讯问，要求其承认曾与某男有过不正当的性行为。麻旦旦不承认，遭到王、胡的威胁、恫吓、殴打并被铐在篮球杆上。被非法讯问23小时后，1月9日，麻旦旦被送回家，随后，泾阳县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该裁决书以“嫖娼”为由，决定对麻旦旦拘留15天。接到裁决书后，麻旦旦立即向咸阳市公安局提请行政复议并提出赔偿要求。2月6日，麻旦旦做了处女检查，证明自己是处女。2月9日，泾阳县公安局再次要求其做了一次“处检”，证明其仍是处女之身后，咸阳市公安局撤销了泾阳县公安局的错误裁决。此后，麻旦旦将两级公安局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费500万元。5月19日，咸阳市秦都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行政处罚裁决、强制传唤、强迫原告做“处女膜完整”医学鉴定、使用器械等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在10日内支付原告赔偿金74.66元，医疗费1354.34元，误工费每日25.67元（从1月10日起）。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7月18日，二审开庭。12月11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麻旦旦5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未获支持。本案审理过程中，麻旦旦精神几乎处于崩溃，但为了还自己清白之名，坚持出庭，由于支撑不住不得不入院治疗。这起荒唐的“处女嫖娼案”给麻旦旦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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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十二

建筑容积率是指小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全部建筑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附属建筑物也计算在内，但应注明不计算面积的附属建筑物除外。房地产商不是根据小区的土地面积而是根据建筑容积率缴纳土地出让金，人防工程属国家所有，不计算建筑容积率。房地产商为了少交土地出让金，往往也不把地下车库算入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不同于建筑容积率，它是指小区所有建筑基底面积之和与规划建设用地之比。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是指小区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全部土地面积，包括建设区内的道路面积、绿地面积、建筑物(构筑物)所占面积、运动场地等等。

2.绿化率。

房地产商通常在广告中使用绿化率一词，根据园林专家介绍，这也是一个不准确、不规范的用词。在国家关于园林绿化的用语中，准确的应为“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两种叫法。绿地率是指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的总和与小区用地的比率。距建筑外墙1.5米和道路边线1米以内的土地和地表覆土达不到3米深度的土地，不管它们上面是否有绿化，都不计入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是指绿化垂直投影面积之和与小区用地的比率。树的影子、露天停车场可以中间种草的方砖都可算入绿化覆盖率，所以绿化覆盖率有时能做到60%以上。购房人要注意房地产商在销售楼盘时宣传的绿化率实际不少是绿化覆盖率。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十三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在整个侵权损害赔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对于两机动车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是否承担责任，已无异议。但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而言（以下如未作特别说明，机动车辆责任或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均特指此种情形下的责任），其责任承担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过程，就算是依据现在各国的法律规定，也并不一定都把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都规定为无过失责任。但是，即使那些仍然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国家，由于“过失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实际上要比其他地区严格得多，以至于在很多情形下继续把它称作过失责任已过于做作了”。[1]尽管把机动车辆责任仍以过错责任来确定是否必须承担责任，但由于附加更多条件进行限制，仍然可以达到严格责任的效果，再加上以相应的责任保险制度作为权利受到侵害后的保障，对受害人同样也能予以充分而迅速的保护，大概也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吧！不过现在许多国家把机动车辆责任都规定为无过失责任，如德国、意大利等国[2]，对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也于1955年通过《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的通过与施行确立了无过失责任。[3]其实我国早在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就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的机动车辆而产生的责任，交通事故责任其实早已适用无过失责任。但中国历来就有行政机构超越立法权限的“传统”，国务院于1991年9月22日颁布、1992年1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就以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则，该办法第19条还明确以“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并根据违章行为的作用来确定责任承担的大小或多少，把是否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不予区分，颇为混乱。该办法第44条还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但按照10计算，赔偿额超过交通事故发生地十个月平均生活费的，按十个月的平均生活费支付。”所以有人依据该办法来认为我国此前处理交通事故所采用的是过错责任，而且是推定过错，还说“如果加害人一方主张自己没有过错，应当自己举证证明。能够证明的，可以免责，不能证明的，应当承担责任。”[4]尽管对该法规的理解没有错误，但却未能深入研究其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归责原则，难免出现错误。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以及对机动车辆责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权与生命权的理解与尊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必须采用无过失责任来加强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及行人的保护，这些进步法学理论也反映到我国的立法中来。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通安全法）就确立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无过失责任，顺应历史和世界的发展要求与方向。本文就试图对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规规章的一些具体规定进行相应的分析与评介。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免除，也就是免责事由，由于交通安全法所采用的是无过失责任的归责方式，也与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是完全一样：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为“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2款也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意外事件（或称为“交通意外事故”）及不可抗力都不是当然的免责事由。在免责事由方面，我国的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免责条件与日本有些不同：依据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2款的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而依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3条的规定，免责需要三个要件，分别为：被告证明自己及驾驶者已尽相当注意、车辆不存在构造缺陷和机能障碍、受害人或第三人的故意或过失[5]。从免责条件上的不同可以看出我国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比较严格的。

二、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不同，交通安全法并未规定赔偿义务人（理论上也不应由该法来规定赔偿义务人），因此只能按照20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来予以确定。除履行职务者外，机动车驾驶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已无异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8条即有明确规定。但对于机动车所有者或保有者。

的责任，我国法学理论界尚无深入而详细的研究，由于这一部分的内容较多，限于本文的篇幅，我准备另外行文探讨，在此仅粗浅涉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负责垫付。但是，机动车驾驶员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可以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费用。”国务院的这一行政规章尽管已经越权，但却是以前处理交通事故至高无上的规则，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及法院无不遵从，但其规定却并不一定符合法学理论。例如被盗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最高人民法院在6月25日所做出的批复中就明确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尽管明确了此种情形下责任的承担者，但并未指明其法理依据，有等深入研究。又如对于车辆买卖后未办理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1911月28日做出的《关于车辆转卖未过户发生的事故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中指出，机动车的买卖“必须经过汽车交易市场并由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未履行以上二项手续的交易，应视为无效。发生事故后，由事故责任者和车辆所有人或所属单位负责损害赔偿。当事人对此若有异议，可告之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尽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无权来确定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者，但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具有一定意义。又如在借用车辆、挂靠车辆（包括强制挂靠、自愿挂靠）、擅自使用他人车辆等情况下，在使用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照该解释第5条的规定，在责任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时，赔偿权利人必须把这些共同侵权人都列为共同被告，如果未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必须追加共同侵权人参与共同诉讼。这种诉讼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不可遗漏共同被告。而且，共同侵权人之间尽管存在着责任分担比例的问题，但对受害人却应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不仅更加符合侵权法理论，也从实际上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而此前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处理事故时，人民法院一般都直接判决由各个共同侵权人各自对受害人承担具有明确比例及数额的赔偿责任，若其中一个赔偿义务人无力赔偿时，实际上使得赔偿权利人根本无法得到足额的赔偿，既不符合法理，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但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并不符合侵权法理论，该条第1款第（一）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我认为这种分担责任的方式在某种情形下是错误的（最低也是引人误解的）。因为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其损害不仅包括双方机动车上的人、财物，也会使事故双方之外的其他第三人的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害，那么按照侵权法的理论，其二者都必须共同对该第三人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对第三人赔偿后才能按照其过错程度来确定分担责任。也许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也有此意思，但交通安全法的这一语句表述给人的理解就是先予以确定分担或者是直接分担责任，实为不妥，倒不如人身损害解释第3条的规定那么明确。对于交通安全法这一规定的适用，应当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注意。尽管交通安全法并未规定赔偿义务人的确定问题，但事实上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认为无法确定赔偿义务人。我认为，关于如何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赔偿义务人，的确需要法学理论界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这不仅是审判实践的需要，更是法学理论研究的责任。

三、受害人过错与过失相抵问题。

过失相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过错责任，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无过失责任，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31条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但过失相抵也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最多的方面之一，截止到目前，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过失相抵的后果就是使侵权人减轻或免除责任，实际上混淆了受害人过错与过失相抵的概念和关系。在侵权法的过错责任中，受害人自己具有过错（有人称为混合过错）时可能会影响到侵权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承担责任的多少问题；但在无过失责任中，过失相抵作为当事人具有过错的法律后果，只能使侵权人减轻赔偿损失的数额，也就是说解决的是赔偿多少的问题。但由于我国的一些法律用语中并未严格区分，所以极容易引人误解，如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此句中的“责任”一词，立法者的意图很明显是减轻机动车驾驶人一方的赔偿数额或赔偿责任而已，绝不是涉及到归责方面。例如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四种责任划分方法，而且由于该办法所采用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所以把责任的划分与认定也作为确定赔偿比例或数额的依据，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归责原则所决定的是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而过失相抵所解决是减轻赔偿及其多少的问题，其适用范围与作用是不同的。在采用无过失责任及严格责任的归责方式时，受害人的过错并不一定是侵权人免除责任的依据[6]，而只能是在确定赔偿具体损失数额时是否可以减轻侵权人赔偿损失。不论是交通警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很多情况下都以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是否有“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主要（甚至是根本）依据，并由此来确定具体的赔偿范围及数额，这完全混淆了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与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违章行为”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也是错误的，如该办法第17条即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有违章行为，其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负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没有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行为，但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不负交通事故责任。”在适用无过失责任时，除了法定免责事由外，不论其行为是否违章，都应承担责任，况且在实践中也有当事人各方都无违章行为但仍然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呢？！而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依据，不失为一种进步。至于其第2项规定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以无过失责任作为归责原则，根本不以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具有过错从而判断其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从反面规定可以减轻赔偿范围与数额的方法，完全摒弃了“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无疑更加符合法学理论与客观事实。

由于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这里的“责任”并非归责原则中的责任，而指的是可以适用“过失相抵”，从而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数额或赔偿比例。所以我认为以防止引起误解，似乎应当修改这一表述方式。也许是受此影响，国务院及公安部的相关规定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第92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公安部于2004年4月30日颁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条也明确了责任确定的具体方法。例如该条第（三）项规定：“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这里的“无责任”是什么意思？似乎是“无须承担责任”，指的责任承担方面。但从无过失责任来讲，发生交通意外事故时机动车驾驶人即使没有过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此乃侵权法的一般常识及交通安全法的明确规定，岂能让这公安部的这一规章来予以否定？！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该条第（一）、第（二）项的规定中。以上所举条例及规章因未明确说明这里的“责任”指的是确定责任时的归责原则还是确定赔偿范围时适用过失相抵的依据，容易引人误解。更为担忧的是，如果机动车保险条款中是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确定的责任来确定是否理赔以及计算免赔率，那么机动车驾驶人在按照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承担赔偿责任后，岂不是无法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所以，我建议公安部应当对此条规定进行修改，使其更加明确与正确。

过失相抵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对于决定侵权人是否可以减轻赔偿损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此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是缺少这种过失相抵的详细而具体的标准，法官的随意性很大。在以往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如果是被公安交通机关认定为同等责任时，法庭就会让机动车一方赔偿其50的损失，很简单。而如果是认定机动车一方承担主要责任时，则一般都为赔偿70、80甚至90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时一般都为赔偿40或30的损失，很少有其他比例，且一般都会让机动车一方赔偿较多损失。至于法庭为何让机动车一方赔偿所确定的比例或数额的损失，则语焉不详，判决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也难免会出现司法不公平的现象。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可以借鉴日本的作法，对道路交通事故中过失相抵的问题作出具体的司法解释，比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过失相抵的比例基准或标准，不仅使得基本相同案件得到基本相同的裁判结果，体现司法公正，也能提高审判效率，而且也能使得机动车一方知道为什么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以及让受害人知道为什么要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增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及对交通规章的遵守。

此外，按照最高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了只有在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才“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何谓“重大过失”？此司法解释未予以指明。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时是否属于“重大过失”？不无疑问。而且是否“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的权力在于法官，也就给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我认为，在确定是否应当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时，应当适用交通安全法的这一明确规定，不适用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规定。

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与适用。

汽车责任保险起源于德国、瑞典、挪威，[7]按照邹海林先生的介绍，汽车责任强制保险分为相对强制保险和绝对强制保险两种类型[8]。交通安全法第17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按照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请求权，但从这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应为直接请求权，这也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于何为“第三者”，交通安全法并未明确规定，不论汽车驾驶人是受雇于机动车所有人还是借用人等等，由于一般都把他看作被保险人或其一方，因此通常都不视其为第三者，当然也就无法得到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护。至于交通事故车辆上的乘座人员是否为第三者，不无争议。例如在目前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现行的《机动车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项就明确规定“本车上的一切人员和财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也不负责赔偿。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4版）》条款中也有基本相同的规定。由此看来，他们都把第三者定义为被保险车辆上面的财产及人员以外的财产及人员。但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意图上看，我认为把他们也都作为第三者更为妥当。而且我认为就算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上的乘座人员为机动车所有人的家属，也应予以相应的保险赔偿。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交通事故中伤亡人员较多的机动车驾驶人却并未能得到保护，在现行商业或强制保险中由于保险公司都拒绝给予车上人员责任险较高的赔偿限额，因此机动车驾驶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或死亡时，往往无法得到充分的救治，看来对于机动车驾驶人的权利保护也应当引起各部门的重视。

作为强制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随着交通安全法的出台也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与批评，批评的焦点主要表现在不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是否具有过错，如果其受到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时，都必须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社会公众与舆论普遍担心的是可能会诱发居心不良者的道德危机，甚至也会有鼓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交通规章的可能。尽管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似不足虑，因为毕竟更多的人是珍惜自己的健康与生命，不会因为想得到这一保险的保障（并非给予货币实物等形式的赔偿给付）而置生命于不顾。我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应当尽快建立起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具体规定，特别是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施行后，不仅增加了赔偿的范围以及明显提高了赔偿的标准及数额，而且有些赔偿项目不论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一定时期内都无法予以保险赔偿，这无疑使得机动车驾驶人需要额外承担较大数额的赔偿负担。我认为，由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主要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同时也应照顾到社会、保险机构、机动车驾驶人及其所有人、受害人各方面的权利，因此必须合理确定赔偿范围与赔偿标准，并且最好能建立起最高赔偿限额制度，以免产生消极作用。所以我认为国务院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的规定，在制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时予以明确规定，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另外制订出一个新的司法解释，来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作出特别规定，以更加符合交通事故案件处理的特殊要求。

尽管有些同志曾经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和作用，似乎不屑一顾，鲜有论及，可是存在的问题却并非那么简单。最早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法规仍然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还专列一章共6条来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原则、责任的确定及责任的重新认定等问题。我认为，不论是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还是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一种证据来看待应该没有异议，但从此前学者的争论及司法实践来看，却并非如此。其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可以被申请重新认定，所以有的学者把其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复议了。但我认为尽管对证据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但毕竟在程序上还是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二是随着近几年来学者们的论述，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当作一种行政行为，有些学者从交通警察应当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一职责出发，认为其行为当然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根据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后发生的行政处罚的紧密关系（甚至称之为因果关系）来论述，也认为其应当受到法院的审查；还有学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属于一种行政认定行为，所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的规定，也是属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9]而且，近年来有些地方法院也陆续受理了一些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而起诉的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也已受理并作出了相应的裁判，并未否认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我认为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正确，但实际上却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来看，其只能是一种证据，且与物证、书证、勘验笔录等不同，他是一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根据一定的专业技能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分析与论证来确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一定责任的过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证据类型来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既不同于鉴定结论，也不同于证人证言，倒有点像英美证据法中的“专家证据”。这些学者们之所以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看作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很可能是受到以下二个方面的误解：其一是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了交通警察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必须对事故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由此推断其行为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其二是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或义务，因为交通警察机关将会依据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行政处罚，而且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也会依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来确定当事人各方的责任。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本身尽管只有一份，但却起着三个方面的作用，其一便是作为交通警察机关对违章的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也就是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使用，此外，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与民事赔偿案件中，又起着证明被告人是否有罪、赔偿义务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应当赔偿多少损失的证据作用。也就是说，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为三种不同责任领域的证据，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但其合理性（以及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第一，这三种类型的诉讼中，其证据的形式、证据的收集程序、证明的目的、证据的要求、证明的标准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同和差异，尽管很多证据可以同时作为这三种程序的证据使用，但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一“不伦不类的东西”（笔者绝无贬义，只是暂且无法将其合适称呼而已），怎么能让其当然成为认定事实与承担责任的依据？如果真是这样，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呢？事实上此前以及现在的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时确实如此，只要有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般都直接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出判决，这样多容易啊。其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交通警察机关对违章当事人的行政处罚的证据，应当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但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责任承担依据及刑事责任的依据却与证据法基本理论不符，因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应当赔偿多少损失，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据相关的证据（包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及其他证据）经过分析后才能予以确定，这根本不是交通警察机关的职责范围。明确地说，交通警察机关根本就没有权利来作出这两个方面的认定。其三，我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行政机关越权行政行为太多，比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本身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的公然违反，还有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对赔偿范围、标准、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也违反了民法通则的规定（限于本文内容，此处不予详述），且也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所以仅仅依据国务院有这样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来论证其具有可诉性，理由并不充分。那么，对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交通安全法及国务院、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又是如何呢？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名称有了变化，将原来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变成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删掉了“责任”二字。其二是也要载明当事人的责任，也就是说还是要对其责任进行认定。笔者认为，这也许反应了立法者的无奈：既欲让公安机关淡化甚至退出对事故责任确定方面的涉及，但却又不得不做如此规定，也许是对目前我国法院没有建立一套完整、具体、高效的交通事故处理规定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吧。值得一提的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2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三十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而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公安部制订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都不再规定重新认定程序，也反映了公安机关职能的转变与重新定位。所以有人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后，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够被作为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是，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或者诉讼中，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如果有其他证据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调解机关或者法院可以不采用这种证据。”[10]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鉴于我国目前并未建立专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法庭，因此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一般都由民事审判庭审理。尽管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并非什么疑难复杂案件，但我通过在广东省内各地法院及部分外省法院办理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法官对交通事故的审理并不娴熟，更谈不上精通。面对日益增长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如果都把这些案件全部交由人民法院来审理，必将大幅增加法院的负担，目前似乎并不现实。况且有些人身及财产损失较小的案件，当事人也都有尽快处理的愿望，因此保留公安机关依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的做法，尽管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毕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由于我国目前并未明确规定一部专门规范调解的法律，有关公民之间争议的调解的相关规定也散见于一些实体法及程序法中，并不系统、完整。目前公安机关进行调解的主要问题是赔偿是否公正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过失相抵的确定、赔偿项目及标准等方面。至于在条件成熟时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公安机关的调解职能，似乎更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七、预付医疗费、缴纳事故责任保证金与暂扣车辆问题。

预付医疗费、缴纳事故责任保证金与暂扣车辆，是各地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时经常使用的三种方式。但我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很有必要进行讨论。首先谈谈缴纳事故责任保证金的问题。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并未规定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应当缴纳事故责任保证金，倒是各省地方法院及公安机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明确了必须缴纳这项保证金，明显属于越权行为。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第1条就明确规定“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暂时扣留交通事故车辆并责令交通事故当事人及其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缴纳事故责任保证金。当事人拒绝缴纳保证金，或者缴纳的保证金不足额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继续扣留交通事故车辆。事故责任保证金的数额应不超过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时的损害赔偿数额。”所以在广东省各地几乎都可以看见不论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受伤或者是只有财产损失，都会出现公安机关要求肇事车辆缴纳事故责任保证金，否则就扣留车辆。我认为这个超越权限的规定尽管会对受害人提供一定的保障，以免诉讼前或诉讼时被告转移财产，以保护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充分的赔偿，但这个规定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作为地方各级公安机关与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本就没有设定任何行政强制措施的权限。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具有制订司法解释的权力，但其并未作出这样的规定，而且实施暂扣行为的机关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最高法院也不可能会越权作出这样的规定。广东省的这一规定也超越了暂扣车辆的适用范围，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规定：“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害需要抢救治疗的，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及其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应当预付医疗费，也可以由公安机关指定的一方预付，结案后按照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交通事故责任者拒绝预付或者暂时无法预付的，公安机关可以暂时扣留交通事故车辆。”也就是说，暂扣车辆的适用条件是“交通事故责任者拒绝预付或者暂时无法预付”，而不是其他任何条件或原因。其次，该条具体规定了预付医疗费的前提条件是“造成人身伤害”，而非死亡或其他，因为有些交通事故造成行人当场死亡的，并不存在预付医疗费的前提条件，但还是被暂扣车辆。还有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责令机动车所有人缴纳相当大数额的医疗费或事故责任保证金，在其无力缴纳时当然就暂扣机动车，实属不当。在交通安全法实施后，由于采用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更是缺乏必须要求机动车所有人缴纳事故责任保证金的理论与事实基础，所以，应当缴纳事故责任保证金的制度应当随着交通安全法的实施而终止。否则，我认为可以对公安机关的这一越权行为提出行政诉讼（包括此前的因强制缴纳事故责任保证金的行为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控告公安机关越权使用强制措施）。对于受伤人员的医疗费用问题，由于交通安全法采用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尽管目前仍然未能建立与实施），所以自然不能再以这个理由“暂扣车辆”。对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合法暂扣车辆，交通安全法第72条已明确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也就是说，只有在“因收集证据的需要”时，才可以扣留车辆，否则应为违法，机动车所有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保护。而且，扣留的时间也应有所限制，以免公安机关以这个法定条件为借口长期扣留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3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查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公安部于2004年4月30日发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39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当事人生理、精神状况、人体损伤、尸体、车辆及其行驶速度、痕迹、物品以及现场的道路状况等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勘查现场之日起五日内指派或者委托专业技术人员、具备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检验、鉴定应当在二十日内完成；需要延期的，经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十日。检验、鉴定周期超过时限的，须报经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第42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的事故车辆除检验、鉴定外，不得使用。检验、鉴定完成后五日内通知当事人领取事故车辆和机动车行驶证。”如果按照以上的各项规定来计算，一般情况下扣留车辆的时限分别为10日、40日，也就是说最高不能超过40日。否则，我认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安机关予以赔偿相关损失。

从要求机动车所有人预付医疗费、事故责任保证金，直至暂扣车辆，我们不难发现不仅发现屡见不鲜的行政越权现象，也发现了政府职能意识的转变。在以前（甚至是现在以及无法判断多长时间的将来），一些只能依靠司法部门来处理的事情我们总是想让行政机关来包揽，尽管对受害人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不可抹煞的作用，但也表现出了政府机构与司法机关职能不分甚至错位的现象，在实践中也损害了部分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就以暂扣车辆为例，在交通事故造成行人死亡后，由于种种原因（既有公安机关也有法院的原因）导致案件迟迟不能判决，车辆暂扣有时长达一年多近两年，等到结案后申请执行，在拍卖车辆后赔偿受害人时，由于需要缴纳数额较大的车辆保管费用（如在广州就为每天20元），以及车辆的毁损（甚至有人为的毁损）及自然贬值，基本上没有多大数额，甚至有的车辆拍卖得到的款项还不够支付车辆保管费用。出现的这一情况，不知道当初制订这一规定的“立法者”作如何想？！还不如在暂扣车辆的时候就拍卖车辆，将其所得价款提存后以用作赔偿，对责任承担者及受害人都有利。而且，更不用说暂扣车辆后给机动车所有人所造成的停运损失，也影响了机动车所有人清偿债务的能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交通安全法的实施，也标志着因考虑到民事赔偿而暂扣车辆时代的终结，也体现了公安机关职能的重新定位。从这个方面来说，此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对机动车辆责任采用无过失责任无疑是一种进步。由于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害赔偿（包括人身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等）案件在民事侵权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应当引起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足够重视，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规定确实太少，法学理论界也未能予以应有的关注，缺乏可操作性。作为一部主要规定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律，涉及到民事赔偿问题似乎可以不做规定，而由民事法律及制订相应的特别法来具有针对性的规定似乎更为妥当。例如交通安全法第76条中确定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时应当承担无过失责任以及免责事由，与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是完全相同的，显得重复。立法者的意图大概是想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甚至是鲜明）的否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所确定的过错责任吧！而且，由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过失相抵的标准或基准，这并非法律所能解决的，也需要司法机关不断的研究与探索，以正确、公平的处理此类案件，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此外，由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都是过失侵权，特别在受害人受到人身损害时，应当赔偿的范围、标准及数额等相关制度有其特殊性，而目前不论是其他人身侵权损害赔偿还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都全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来处理，其中有些赔偿标准并不太合理（我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该解释的赔偿范围与标准等问题）。由于我国的民法通则的条款过于简单，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滞后，法学理论研究的不够深入，相关制度未能建立、完善与配合，都会影响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也难免会影响到交通事故各方的利益，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认为不论是从交通事故处理的立法还是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有关交通事故处理的各种机制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应当说还是任重而道远。

定稿于2004年9月19日。

注释：

[1][德]巴尔著、焦美华译《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第1版，第483页。

[2]李薇著《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第1版，第5页。

[3]同[2]引书，第7页。

[4]杨立新著《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21页。

[5]同[2]引书，第256页。于敏著《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版，第299页。

[6]例如王利明先生认为，在过错责任的情况下，受害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可能会导致因果关系链条中断，从而使行为人被免除责任。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3页。

[7]王卫耻著《实用保险法》，文笙书局1981年版，第336页。转引自邹海林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88页。

[8]邹海林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89页。

[9]杨建顺著《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研究》，载于《法制日报》，8月20日。

[10]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司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工作小组组织编写《理解和应用》，法律出版社版，第179页。

的责任，我国法学理论界尚无深入而详细的研究，由于这一部分的内容较多，限于本文的篇幅，我准备另外行文探讨，在此仅粗浅涉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负责垫付。但是，机动车驾驶员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可以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费用。”国务院的这一行政规章尽管已经越权，但却是以前处理交通事故至高无上的规则，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及法院无不遵从，但其规定却并不一定符合法学理论。例如被盗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6月25日所做出的批复中就明确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尽管明确了此种情形下责任的承担者，但并未指明其法理依据，有等深入研究。又如对于车辆买卖后未办理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1999年11月28日做出的《关于车辆转卖未过户发生的事故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中指出，机动车的买卖“必须经过汽车交易市场并由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未履行以上二项手续的交易，应视为无效。发生事故后，由事故责任者和车辆所有人或所属单位负责损害赔偿。当事人对此若有异议，可告之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尽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无权来确定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者，但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具有一定意义。又如在借用车辆、挂靠车辆（包括强制挂靠、自愿挂靠）、擅自使用他人车辆等情况下，在使用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照该解释第5条的规定，在责任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时，赔偿权利人必须把这些共同侵权人都列为共同被告，如果未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必须追加共同侵权人参与共同诉讼。这种诉讼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不可遗漏共同被告。而且，共同侵权人之间尽管存在着责任分担比例的问题，但对受害人却应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不仅更加符合侵权法理论，也从实际上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而此前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处理事故时，人民法院一般都直接判决由各个共同侵权人各自对受害人承担具有明确比例及数额的赔偿责任，若其中一个赔偿义务人无力赔偿时，实际上使得赔偿权利人根本无法得到足额的赔偿，既不符合法理，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但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并不符合侵权法理论，该条第1款第（一）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我认为这种分担责任的方式在某种情形下是错误的（最低也是引人误解的）。因为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其损害不仅包括双方机动车上的人、财物，也会使事故双方之外的其他第三人的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害，那么按照侵权法的理论，其二者都必须共同对该第三人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对第三人赔偿后才能按照其过错程度来确定分担责任。也许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也有此意思，但交通安全法的这一语句表述给人的理解就是先予以确定分担或者是直接分担责任，实为不妥，倒不如人身损害解释第3条的规定那么明确。对于交通安全法这一规定的适用，应当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注意。尽管交通安全法并未规定赔偿义务人的确定问题，但事实上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认为无法确定赔偿义务人。我认为，关于如何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赔偿义务人，的确需要法学理论界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这不仅是审判实践的需要，更是法学理论研究的责任。

三、受害人过错与过失相抵问题。

过失相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过错责任，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无过失责任，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31条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但过失相抵也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最多的方面之一，截止到目前，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过失相抵的后果就是使侵权人减轻或免除责任，实际上混淆了受害人过错与过失相抵的概念和关系。在侵权法的过错责任中，受害人自己具有过错（有人称为混合过错）时可能会影响到侵权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承担责任的多少问题；但在无过失责任中，过失相抵作为当事人具有过错的法律后果，只能使侵权人减轻赔偿损失的数额，也就是说解决的是赔偿多少的问题。但由于我国的一些法律用语中并未严格区分，所以极容易引人误解，如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此句中的“责任”一词，立法者的意图很明显是减轻机动车驾驶人一方的赔偿数额或赔偿责任而已，绝不是涉及到归责方面。例如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四种责任划分方法，而且由于该办法所采用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所以把责任的划分与认定也作为确定赔偿比例或数额的依据，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归责原则所决定的是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而过失相抵所解决是减轻赔偿及其多少的问题，其适用范围与作用是不同的。在采用无过失责任及严格责任的归责方式时，受害人的过错并不一定是侵权人免除责任的依据[6]，而只能是在确定赔偿具体损失数额时是否可以减轻侵权人赔偿损失。不论是交通警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很多情况下都以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是否有“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主要（甚至是根本）依据，并由此来确定具体的赔偿范围及数额，这完全混淆了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与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违章行为”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也是错误的，如该办法第17条即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有违章行为，其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负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没有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行为，但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不负交通事故责任。”在适用无过失责任时，除了法定免责事由外，不论其行为是否违章，都应承担责任，况且在实践中也有当事人各方都无违章行为但仍然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呢？！而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依据，不失为一种进步。至于其第2项规定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以无过失责任作为归责原则，根本不以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具有过错从而判断其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从反面规定可以减轻赔偿范围与数额的方法，完全摒弃了“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无疑更加符合法学理论与客观事实。

由于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这里的“责任”并非归责原则中的责任，而指的是可以适用“过失相抵”，从而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数额或赔偿比例。所以我认为以防止引起误解，似乎应当修改这一表述方式。也许是受此影响，国务院及公安部的相关规定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第92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公安部于2004年4月30日颁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条也明确了责任确定的具体方法。例如该条第（三）项规定：“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这里的“无责任”是什么意思？似乎是“无须承担责任”，指的责任承担方面。但从无过失责任来讲，发生交通意外事故时机动车驾驶人即使没有过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此乃侵权法的一般常识及交通安全法的明确规定，岂能让这公安部的这一规章来予以否定？！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该条第（一）、第（二）项的规定中。以上所举条例及规章因未明确说明这里的“责任”指的是确定责任时的归责原则还是确定赔偿范围时适用过失相抵的依据，容易引人误解。更为担忧的是，如果机动车保险条款中是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确定的责任来确定是否理赔以及计算免赔率，那么机动车驾驶人在按照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承担赔偿责任后，岂不是无法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所以，我建议公安部应当对此条规定进行修改，使其更加明确与正确。

过失相抵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对于决定侵权人是否可以减轻赔偿损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此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是缺少这种过失相抵的详细而具体的标准，法官的随意性很大。在以往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如果是被公安交通机关认定为同等责任时，法庭就会让机动车一方赔偿其50的损失，很简单。而如果是认定机动车一方承担主要责任时，则一般都为赔偿70、80甚至90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时一般都为赔偿40或30的损失，很少有其他比例，且一般都会让机动车一方赔偿较多损失。至于法庭为何让机动车一方赔偿所确定的比例或数额的损失，则语焉不详，判决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也难免会出现司法不公平的现象。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可以借鉴日本的作法，对道路交通事故中过失相抵的问题作出具体的司法解释，比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过失相抵的比例基准或标准，不仅使得基本相同案件得到基本相同的裁判结果，体现司法公正，也能提高审判效率，而且也能使得机动车一方知道为什么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以及让受害人知道为什么要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增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及对交通规章的遵守。

此外，按照最高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了只有在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才“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何谓“重大过失”？此司法解释未予以指明。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时是否属于“重大过失”？不无疑问。而且是否“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的权力在于法官，也就给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我认为，在确定是否应当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时，应当适用交通安全法的这一明确规定，不适用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规定。

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与适用。

汽车责任保险起源于德国、瑞典、挪威，[7]按照邹海林先生的介绍，汽车责任强制保险分为相对强制保险和绝对强制保险两种类型[8]。交通安全法第17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按照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请求权，但从这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应为直接请求权，这也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于何为“第三者”，交通安全法并未明确规定，不论汽车驾驶人是受雇于机动车所有人还是借用人等等，由于一般都把他看作被保险人或其一方，因此通常都不视其为第三者，当然也就无法得到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护。至于交通事故车辆上的乘座人员是否为第三者，不无争议。例如在目前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现行的《机动车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项就明确规定“本车上的一切人员和财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也不负责赔偿。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4版）》条款中也有基本相同的规定。由此看来，他们都把第三者定义为被保险车辆上面的财产及人员以外的财产及人员。但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意图上看，我认为把他们也都作为第三者更为妥当。而且我认为就算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上的乘座人员为机动车所有人的家属，也应予以相应的保险赔偿。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交通事故中伤亡人员较多的机动车驾驶人却并未能得到保护，在现行商业或强制保险中由于保险公司都拒绝给予车上人员责任险较高的赔偿限额，因此机动车驾驶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或死亡时，往往无法得到充分的救治，看来对于机动车驾驶人的权利保护也应当引起各部门的重视。

作为强制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随着交通安全法的出台也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与批评，批评的焦点主要表现在不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是否具有过错，如果其受到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时，都必须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社会公众与舆论普遍担心的是可能会诱发居心不良者的道德危机，甚至也会有鼓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交通规章的可能。尽管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似不足虑，因为毕竟更多的人是珍惜自己的健康与生命，不会因为想得到这一保险的保障（并非给予货币实物等形式的赔偿给付）而置生命于不顾。我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应当尽快建立起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具体规定，特别是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施行后，不仅增加了赔偿的范围以及明显提高了赔偿的标准及数额，而且有些赔偿项目不论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一定时期内都无法予以保险赔偿，这无疑使得机动车驾驶人需要额外承担较大数额的赔偿负担。我认为，由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主要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同时也应照顾到社会、保险机构、机动车驾驶人及其所有人、受害人各方面的权利，因此必须合理确定赔偿范围与赔偿标准，并且最好能建立起最高赔偿限额制度，以免产生消极作用。所以我认为国务院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的规定，在制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时予以明确规定，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另外制订出一个新的司法解释，来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作出特别规定，以更加符合交通事故案件处理的特殊要求。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十四

劳动合同，换句话来说又叫做劳动协议或者劳动契约。是针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协议形式，对双方行为进行约束以及保证双方权利与义务得以实现。而劳动合同解除是在原有劳动合同的基础上，由于某种原因的发生或者因素的左右，使得劳动合同主体中的双方或者一方要在劳动合同中确定的合同终止时间之前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解除发生的法律后果就是劳资关系的改变、劳动关系的停止，这种行为是在合同主体的意愿控制下发生的。在社会生产经营活动中，用人单位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和价值，会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中进行不同程度的剥夺和获取，在劳动合同解除时就会针对赋予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而发生法律纠纷等。

二、劳动合同解除之经济补偿金法律制度的现状。

首先，在协商一致的情形下仍存在着区别对待的情况。劳动合同双方在协调一致的状态下解除劳动合同，从法律思维来说是一种双向运动的法律行为，虽然从常规思维上考虑而言多会认为是劳动者主动向用人单位提出劳动关系的解除，但是也存在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用人单位在某一方面存在着管理制度方面的欠缺或者企业内部存在另一些原因等。但是就目前来说，很多用人单位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进行劳动合同的解除时，多为根据哪一方先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哪一方就支付经济补偿金，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公正、不公平的，而经济补偿金制度在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环节中并没有发挥出真正效用。其次，经济补偿金制度中对经济补偿金设定的限额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很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解除之后，计算支付给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时，往往不按照法律制度规定的细节计算，而是笼统的进行计算，并且用人单位内部对经济补偿金的上限下限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最后，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也有一定的缺失现象。我国《劳动法》中规定了劳动者的工作年限以及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作为经济补偿金的计算要素，但是针对劳动者在解除劳动合同时的实际年龄与经济补偿金额度之间的对等关系并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这就造成了很多年纪较大的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由于年龄的影响，再就业的难度非常之高，然而获得的经济补偿金并不能满足生活需要，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非常不利。

（一）约定经济补偿金的规定难以实际操作。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后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向劳动者给予补偿金，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项工作的实际操作性非常差，劳动者并非是出自个人意愿来解除劳动合同的，往往是用人单位单方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用人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着很大缺陷和漏洞，有的用人单位利用职务之便，随意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后，却没有出示任何的手续，造成了劳动者离开用人企业后，无法领取到补偿金，没有劳动合同的证明，给劳动者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许多被迫辞职的劳动者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

（二）劳动者无过失情形下适用经济补偿金。

劳动者由于劳动能力不足被解除劳动关系的概念并不完善，它的概念界定方式非常模糊，使劳动者处于被动的位置，一旦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也不合理，而用人单位并没有相应的考核制度，常常对那些没有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或者是那些还是试用期内的劳动者，对他们任意行使劳动解除权。

（三）劳动合同终止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争议。

而对于用人单位未能及时向劳动者发放工资，或者并不是刻意地克扣劳动者工资的行为，劳动者如果任意行使解除权，这对用人单位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而且一些专家学者也普遍认为，用人单位是否要支付经济补偿金还有待商榷，根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拓展了补偿金的范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但是在实际情况当中，由于违反有关合同期限的原因，造成劳动者恶意索取补偿金的现象出现，加重了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增加了用工成本，本身签订劳动合同是一种双方自愿的行为，用人单位还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无特殊原因，还要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无疑是加重了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而且经济补偿金只是适用于劳动合同解除，并不适用于劳动合同终止，这就导致了用人企业为了避免提供补偿金，不与劳动者签订长期的用工合同，只签订短期合同，从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四、完善劳动合同解除之经济补偿金法律制度的思路。

（一）对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进行调整。

用人单位常常出现滥用解除劳动关系的现象，针对解除条件当中所说的“不能胜任此工作”问题，还有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重大变化的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针对“不能胜任工作”的所有情况，用人单位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而对于因为客观原因的发生使得劳动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的情况，导致劳动关系被迫终止无法延续的行为，经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后方可解除劳动关系。

由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用人单位对其内容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客观情况，即是指国家在政治军事等国家宏观环境发生了改变，致使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在法律上认为这些为不可抗力因素，不可抗力，顾名思义，就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一类因素，人们本身无法避免它的出现。而另一种情况，由于劳动者本身出现问题而引发劳动者不能从事相应的工作的，比如说劳动者身体出现残疾，疾病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死亡的，劳动合同也将被迫终止。

（二）弥补条文规定的缺陷以增强其操作性。

为了弥补有关条文规定所造成的缺陷问题，用人单位有效地扩大了经济补偿的范围，针对劳动关系解除或停止后有关劳动派遣单位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补偿范围重新加以说明，从而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绝对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必须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解除劳动关系，当用人单位解除和劳动者的用人关系时，劳动者每工作一年则必须发放一个月的补偿金，以此类推，当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时候，需发放一个月的补偿金。而当因为用人企业的有关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解除劳动关系时，比如企业破产，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进行了搬迁，裁员，由于国家建设等问题，企业无法继续生产经营下去的，用人单位必须决定裁员，对于裁剪下去的劳动者，也要根据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的时间，每工作满一年的时间，就要补偿给劳动者一个月的补偿金，如果用人单位因为违反有关国家规定所造成的行政管理处罚，除了应该发放相应的补偿金外，还要另外发放50%的补偿金，对于不按时发放工资，克扣工人工资的用人单位，要另外发放25%的补偿金。

（三）完善对劳动合同引发争议的解决机制。

我国要不断改进并且完善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制度，建立一种新型的解决机制，使得解决机制符合用人单位实际情况，对过去劳动合同有争议的问题加以分析和讨论，将企业补偿金同社会失业救济金统一，保障了劳动者失业后的生活保障，这是用人单位的社会义务，但是，在实际经济补偿中，发生劳动合同解除的情况往往是企业由于客观原因难以继续下去，必须进行裁员，但是裁员后还要给予大量的补偿金，这样更加增添了企业的负担，所以我国将经济补偿金同社会失业保障金联系在一起，形成系统，既实现了经济补偿，也实现了失业保障制度，这是一种科学合理的解决机制，得到社会各企业的广泛实施。

综上所述，经济补偿金作为劳动合同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劳动合同的解除环节时，经济补偿金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因此针对经济补偿金的法律制度就发挥了异常重要的角色意义。为了进一步增强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深入对经济补偿金制度的法律研究工作，旨在为建立绿色、平等、和谐的劳资关系而做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十五

一、试用期内提出辞职。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

三、公司没权力扣我一个月的工资吧?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五、我原来交给这个公司的离职证明可以要回来吗?

你在试用期辞职，是法律赋予你的合法权利。建议与公司好好沟通，讲清楚你辞职的.充分理由，争取公司的理解，同意并办理离职手续，支付你的工资。

精选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文（16篇）篇十六

甲方：

乙方：

根据国家有关运输规定，经过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就乙方为甲方运输煤炭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运输距离从铧尖煤矿到准大电厂，运费为元/吨(不含税)。

二、车辆和司机由乙方派代表统一管理，要服从甲方统一调派。

三、乙方在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亏损除甲方要求的正常亏损外，其余亏损由乙方自行负责。

四、乙方在运输过程发生的汽车维修费、过路费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自行解决。

五、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一切交通及其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及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概不承担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

六、付款方式：现金结算。

七、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八、乙方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换煤，卖煤等现象，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且以矿发煤价3倍进行罚款，如不交将移交司法部门解决。

九、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如有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