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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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一

“大大连”战略的提出，是我市建市思想的一大飞跃。它是市委、市政府根据我市发展的实际，按照我市建设的历史阶段，遵循城市建设的客观规律提出的科学决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连市城市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大连市现有的地域规模和基础设施已经逐渐成为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大大连”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不求最大，但求最佳”城市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无疑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是，“大大连”的大决不仅仅是空间或地理意义的“大”。如孙春兰书记等市领导所说，“‘大大连’不是简单的‘圈地运动’，空间划出来了，里面要有内容有项目，是要大力发展产业的”，“它实际代表的大连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和全面发展”。因此，“大大连”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了城市规模扩张、功能提升、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形象改善，政治和文化更先进，要求方方面面的不断完善和在世界城市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大大连”代表着一种社会进步，它将开创大连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大连市建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连市的司法系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法律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司法不能够确保公平，势必导致社会不稳甚至动荡。失去稳定，就谈不上任何发展。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深切地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近年来，依法治国、依法治党更成为全国、全党的共识。在我市的各项建设中，依法治市也成为了一条基本的原则，“大大连”战略同样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这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法治需要在“大大连”的建设中去体现，而“大大连”战略需要法治去保障。在“大大连”战略风正帆悬之际，如何确保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成为摆在全市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实现司法公正和高效关键在人，在于人特别是执法者的素质提高和制度完善，同时要做好配套工作的及时跟上。当然，法律的运行主要分立法、执法和司法及守法几个环节，本文主要从司法方面进行论述。

提高法官素质，狠抓作风建设。

作为超然中立的裁判者，法官最优秀的品质应当是不受法律以外因素干扰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备精深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素养。法官起码应当是博学的，中立的，正直的，廉洁的，超然的。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够做好工作，真正维护正义，解决纠纷，赢得尊重。

努力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在西方不少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是经过严格而系统的法律学习后，从律师中遴选出来的，因此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他们要求法官应当是一个法学家。在我国目前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一要求选任法官。但是，提高现任法官业务水平，却是迫切的任务。近两年来，大连市法院系统对法官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不少法官开始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本科生、硕士生大批充实进法院系统。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学历并不代表水平，也不能代替能力。我们的法官切不可为了一纸文凭而沾沾自喜，重要的还是不断学习，学法律，学外语，学wto规则，学习国际贸易和法律规则，在不断学习和不断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改变作风，提高政治素质。“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大连市和组织的行风评议给大连的法官们上了生动一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监督形式，有利于非常有效地鞭策后进，鼓励先进。如果能够和一定的责任制联系起来，使先进者上，后进者下，从责任人切身利益的处分上配合这一制度，将会更加有效。）我们欣喜地看到，法院系统的工作确实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坦率地说，法院的整体形象仍不能够完全和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相匹配。在“大大连”建设中，城市的发展空间和城市地位更进一步提升，如何切实贯彻“三个代表”精神，切实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为关系服务，将是摆在我们每一位人民法官面前的永远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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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二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法院曾建莉。

（一）效率与司法效率的含义。

按照通常的理解，效率意指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因此，如果工作是计时的，则在每个时间单元里完成的工作件数越多越有效率；如果是计件的，则完成每件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少越有效率（2）。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提示了在时间投入和数量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把它运用于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是：在单位时间里裁判的案件越多，或者裁判每个案件所用的时间越少，表明效率越高，反之说明效率低。

不过，对效率的常识性理解尽管简明直观，却不够准确，从而容易让人起疑，从根本上说，效率确实涉及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关系，但是，投入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包括人力，物力，才力等各种费用的投入，产出也不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量优劣高低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种费用的因素以及质量的因素纳入效率思考的范围，则会出现一种复杂的图象，即时间短、数量多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效率高。实际情况可能是，时间花得虽少，费用却很大；数量虽然可观，质量却一塌糊涂，因而同样没有效率可言。将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引入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对以下几种情况都可以视为正效率的表现：

(1)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2)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3)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4)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司法效率的情况，是在法院既定资源状况不变的情况下说的，是法院通过内部改革、挖潜来实现的，从中国的实际和今后的发展看，法院无疑应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投入。只有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然，资源永远是短缺的，即使法院获得了更多的投入，也不得不考虑司法的效率问题，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问题。

（二）追求有效率的司法公正。

公正是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效率是公正的保障和体现。“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句古老的名谚充分说明诉讼效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曼・罗兰曾说：“如果你有一根手指夹到法庭这个鬼机关里去了，那就连胳膊也要再见啦！赶快砍掉胳膊，不要迟疑，要是你不想整个身体都陷进去的话（3）。”传统司法的恐怖有一半来自诉讼的久拖不决。列宁曾经这样批评司法中的官僚主义：案件的久拖不决，实质上是使貌似公正的判决变成一场骗局（4）。诉讼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得到惩处，使争议得到解决，如果诉讼不讲求速度和有效性，必将使犯罪得到放纵、使社会发展陷于停顿，这将从根本上背离诉讼的目的。在案件数量和法官人数不变的前提下，诉讼效率与程序繁简、审限长短、诉讼期间、审判方式、法官敬业精神等均有密切关系，通过精心设计程序可以在其他要素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效率。

同时，公正的程序还必须符合效益原则。效益是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具体到程序法中，效益原则要求以最少的诉讼成本，实现最大的诉讼收益或效果。国家设立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调处矛盾、解决纠纷，虽非交易行为，但尽量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学原理仍然可以适用。诉讼周期、诉讼费用、诉讼程序的繁简、裁判结果的公正率等等，事关诉讼成本，都可能影响诉讼效益；而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公正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对纠纷的预防和抑制等等，虽然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但它们之于国计民生，地位之重要远甚金钱，这些加上通过“定分止争”带来社会资源的加速流转和最大利用、通过诉讼挽回的经济损失，构成诉讼产出，应当在诉讼中谋求最大值。公正的程序应该同时是投入少而产出高的程序。

我国目前在程序公正和效率建设上应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笔者认为原因在于：1、公正是比效率更重要的价值。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2、相对来说，我国更欠缺程序公正的观念。

只有对法官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法官才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执法过程中，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法院领导和全体法官要继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着力在解决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上下功夫，牢固树立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为民执法的观念，确保在审判活动中，依法正确的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审判权，公正高效地审判好每一起案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2、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

因为法官只有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在办案过程中，才能严守审限规定或在审限内有能力缩短诉讼周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公正有效地审结每一起案件。所以要大力加强法官的职业化培训，通过学历教育，岗位培训等多种方式，尽快培养一批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相关学科知识丰富、司法业务纯熟、司法技能高超的专家型法官。又因法官的学历教育只是法官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一个初级阶段。一个人纵然受过良好而完整的法学教育，如果没有相当的司法实践经验，那么对于案件事实的分析、证据的判断以及双方当事人或代理律师言词的鉴别等，就不可能做到得心应手，甚至可能出现法庭被当事人或律师所把持，法官被牵着鼻子走的情形。所以，法官在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前提下，还应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要苦练基本功，掌握审判案件的技巧，提高驾驭庭审的能力。丰富自己的实践能力。只有具备了业务能力和实践能力完美结合的法官，走进司法正义提高司法效率，才不是一句空话。只有法官整体素质提高了，整个司法体制才能呈现良性循环状态。

3、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

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总之，为了法官职业的纯洁和尊严，为了维护法官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为了保障司法职责的正常履行，法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法官通过公正的司法活动（完全可以理解为职务中的良好品行）维护社会正义，赢得公众的尊敬；通过良好的个人品行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获取公众的信任，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维护法官职业的信誉，增强司法的公信力。这是法官职业对其职业道德的特殊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标准》，要求法官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公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准则”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道德自律体系。法官职业道德最核心的是公正，最关键的是廉洁。公正是审判的灵魂和生命，是审判工作全部价值所在，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

〈1〉积极探索审判专业化分工，构建在民事审判格局后，根据完善、调整、优化、提高的原则，按涉案法律关系的不同在全院设置专业审判庭，然后在各专业审判庭内按受案类型将庭内审判资源再一次分工细化，设立专门处理某一类或某几类案件的专门合议庭，努力培养专家型法官。

〈2〉大力推行简易案件速裁方式，实行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不断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除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不得因主观原因拖延办案，造成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

〈3〉继续深化审判长选任制的成果，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继续还权于审判长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主要进行全局性审判工作的指导，原则上不再研究个案的审理，促进审判权利与责任的统一。

最近一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逐步加强法官队伍建设的力度，去年7月更明确提出了建设职业化法官队伍的目标，可以说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为此，最高法院相继制定了一些颇有实际意义的举措，全国各级法院也都积极地根据各地情况予以实施。但是，由于体制和司法环境的影响，使相当一部分法官在判案时忽略法律依据或是在案件环境和背景的影响下解释适用法律。但如果每个法官都有明确坚定的职业观念，这种情况可能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应该使每个法官具备角色意识，明白自己是法官而不是官员，明白自己服从法律就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是天职；明白自己的所有司法行为都是代表社会和国家，而不是任何政府或党派。法院讲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培养教育法官树立明确和坚定的职业观念。

注释：（1）参见李海涛著：《公正与效率》，法律出版社5月第1版，第12页。

（2）张志铭主编：《用效率阐释公正》，中国方正出版社6月第1版，第25页。

（3）参见范愉：《小额诉讼无法逃避公正与效率之实现》。

（4）刘基业主编：《当前审判工作中司法理念的创新》，法律出版社年3月第1版第5页。

（5）参见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

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三

如何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而新闻界，则习惯于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于传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这两者的差异正是本文企图厘清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应处于根本对立的态势。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也确实出现过媒介不大正确的意见压力，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和工作性质的差异。差异在于：

第一，媒介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东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消弭纠纷。

第二，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而司法审判的时效要宽松得多，以经得起时间考验。

第三，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司法讲求用词严谨，要求前后的一致性。

第四，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是指以法律为准绳，有确凿的证据的事实。

第五，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司法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

出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问题在于需要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二

现在，我国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都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某些司法部门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越权和扩张权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驱动下，以舆论监督司法的名义进行炒作，这种非规范行为对司法的损害是很大的。这里开的是传播学界的研讨会，所以特别就传媒关于司法报道的炒作态势多讲几句。

我国传统的犯罪案件报道，本来有“声讨、公审、枪毙”的模式，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较深厚。现在又多了一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出现干扰司法审判的情形增多。例如在报道蒋艳萍经济犯罪案件时，各媒体的报道一边倒，难以看到或听到不同的、客观的评说。法庭还没有庭审调查，报道中就说起诉书“言之凿凿”（那么何必还要法院审判呢？）；审理过程中，又把律师和蒋的申辩斥责为“强行狡辩”、“百般抵赖”（那么何必还要设置辩护制度呢？）。再如张君抢劫杀人案审理时，某家全国性报纸发表《重庆满街声讨“魔头”》的通讯，抢在法庭判决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诸如“张君该千刀万剐”、“杀一儆百”、“用张君人头祭奠亡灵”等等极端的语句，缺乏基本的'文明。这种“文革”式的对案件报道的热心，显然会妨碍司法的公正审判。

针对这类情况，可以考虑一些解决问题的应景措施（作为道德性质的要求，它们尚是相当软弱的）。例如，媒介对于司法的监督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现出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

第二，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只宜评论已有的审判结果，而不是在未判决前对审判施加影响。

第三，媒介的评论文章，限于意见范畴，不能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不带有民意审判意味。

第四，要于与上级司法和纪检部门保持联系，以得到支持，这可以保障监督的分寸适当，以较高的职业化操作面对那些明显非职业化操作的司法行为。

三

现在司法腐败方面的问题较多，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还要考虑到，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司法要给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赖感。如果当事人规模化地找寻记者解决各种纠纷，这是很不正常的，说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鉴于这方面的担心，出于平衡报道的考虑，要考虑以某种形式，有系统地报道一些司法公正的正面事例，说明什么是法，司法如何保障社会公正，给媒介受众指出一条通过司法正确解决纠纷的路子，给他们以信心。

司法方面也要致力于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与权威，加快法制体制的改革，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同时必须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现在传媒介入司法越位较多，除了传媒自身的原因外，也与司法体制上出现较多纰漏，以及人员素质较差有关。重建司法救济手段在公众中的威信，会有助于减少传媒监督司法中较多的越位现象。

四

从长远考虑，这个问题仅凭介绍几个做得较好的舆论监督司法的媒介栏目是不够的，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这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媒介与司法关系的法律框架：

一，界定媒介的地位和基本权利与义务。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独立，不能违背“无罪推论”的原则；在此前提下，传媒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如果报道失误，传媒应承担后果的责任。

二，明确舆论监督权与公正审判权相互冲突与协调的制度空间。这需要考虑规范传媒介入司法的程序和范围、传媒评论司法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限定（不能诽谤、侮辱和有失公正与平衡的原则）、健全监督的外部环境等问题。

三，改革司法，减少司法公正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样有传媒监督的广阔天地，可以像监督一般人一样，监督司法人员的非职务行为、职业行为中违法行为；同时应监督各种干预司法独立的司法外部的行为。

在这些法律框架还没有成形之前，法学界和新闻学界要有经常的学术交流，首先要在职业道德方面达成共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然后，争取形成较明确的法律框架，最后形成法律或法规。

总之，活跃而健康的舆论监督，不是司法独立的障碍。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正。

（作者：陈力丹（1951―），江苏南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精神交往论》、《舆论学》、《世界新闻传播史》等8本书，已发表论文约300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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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四

四川蜀泸律师事务所赵永忠。

摘要：在现有国情下，由于法院存在地方保护、人情案、部分法官素质低等情况，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造成法院的公信力下降，司法权威得不到真正维护。为有效解决现有的矛盾，在保持现有我国两审终审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笔者提出了“当地审理异地判案”这一新思路，与大家商榷。

关键词：地方保护人情案法官素质异地判案。

在世界各国，最受尊敬最具公信力的国家机关是法院，最受欢迎的官员是法官。在法治化的社会中，在司法最终裁决的原则下，人民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是公民权利的最后防线。公民对法治的信任和对法院的尊重，是通过法院的公正判决、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严肃执法等公正司法行为来建立的。

毋庸置疑，我国通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广大老百姓的法制意识在不断增强，对法院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但司法腐败问题依然严峻，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受到了严重挑战。笔者认为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地方保护主义依然严重。

更会为其撑起保护伞。地方行政权干涉司法权已是中国一大特色，由于我国司法体制长期以来是依照国家行政机关的模式来构建的，地方法院在某些人看来是地方党政机关的组成部分。法院在财政、组织、人事编制等许多方面都是由地方行政机关负责办理，甚至管理。法院资金由地方财政供给，法院的人员编制更是由地方机构编制部门来核定。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受到当地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压力，受到少数地方党政权力机关和个别领导的不当影响、干预、乃至控制，从而法院不能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力。外地企业、外地人不敢到异地打官司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人情案、关系案、勾兑案依然困扰司法公正。

最近，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的严重。大多数基层法院的法官生在当地，长在当地，与当地的关系非常密切，亲戚、朋友、同学、领导关系错综复杂。一些法官不能恪守职业准则，将个人感情带入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将司法公正置于人情之下，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下。有些法官与律师形成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搞“暗箱操作”，损害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人情案、关系案、勾兑案虽然不是主流，但他严重影响了法院形象，大大挫伤了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和追求公正的积极性！

三：部分法官的专业能力和个人素养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原因之一。

法院的判决维系着公民的生死荣辱。因此在许多国家，法官的.选任是非常严肃的，总是要经过一道道严格程序的筛选才能得以委任。我国虽然颁布了《法官法》，但由于过去法官的出任条件宽泛，导致法官的来源复杂。在以前，法院等司法机关往往是复转军人和本单位子弟的安置地。现在我国大多数法官虽已达到了大专以上专业水平，但熟悉中国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现状的人都知道。除了真正的全日制大学和自学考试含金量较高外，目前专门为有关部门设计的函授班、电大班、网络班是有很大水分的。再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从律师队伍中选拔优秀法官的选任制度，也没有建立按照不同专业素质评定不同等级法官的标准，也没有完全废除按行政级别、工龄评定法官级别的不合理标准。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人才差距很大。据报道，我国还有260个县没有一个律师，从中我们也不难想象到这些县的法院现状。总之，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法官素质是无法达到应有水平的。因此，法官素质仍然是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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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五

[摘要]：立案权与审判权的分立、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的分立、当事人与承办法官的分立，是审判流程管理存在的价值基础；而监督管理与服务的结合、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结合以及审判流程各环节之间的结合，是完善审判流程管理、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证据交换、庭前调解、再审听证等制度是审判流程管理的新突破。

[关健词]：基础、分立、结合、突破。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级法院都在推行审判流程管理模式的经验和做法，还有一些法院进行了其他有益的尝试。这些改革一扫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流弊，高举程序公正的大旗，将整个审判活动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以公开保公正、以公开促高效，是在当前体制下从法院内部解决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由于司法公正本身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部分内容，如何使这两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程序公正有效地保障和促进实体公正，是当前法院审判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存在的价值基础。

目前实行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是在法院内部实现立审、审执、审监分立，特别是在立案权与审判权分离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对审判程序的动态管理与控制，从而使审判工作各环节相互衔接、相互监督，达到分权制衡、权责统一，以促使审判公开、公正、高效、有序、文明、廉洁地进行。

这种改革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实现司法的公正，笔者认为有以下的理论基础：

第一、立案权与审判权的分立。在立审不分的情况下，一个案件能否受理，往往要受到多种因素尤其是实体因素的影响，比如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案件审理的难易程度、案件当事人的背景等方面，而不完全取决于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一定都能被受理，有些案件被排除在法院的大门之外，从而排除了司法管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自然得不到保障，司法的公正也就无从谈起。实行彻底的`立审分立，有助于立案标准的统一，能够改变当事人有冤无处伸的状况。只要符合法定的立案条件，从事立案审查的法官就应依法受理，而不应也不需要去考虑审判案件的法官如何判决的问题。这样就解决了“告状难”，防止了“踢皮球”现象，减少了社会上潜在的矛盾，为当事人有效地解决纠纷铺平了司法道路。另一方面，立审分立也是出于保障案件公正审理的需要，防止审判案件的法官在审查起诉时形成主观预断，或产生某种偏见，或不适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至于对以后的判决产生不良的影响。

以立审分立为基础和中心，进而实现审监分立、审执分立这三个分立，是减少和遏制诉而不立、立而不审、审而不判、判而不执等司法怪现象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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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六

「关键词」检察院法律监督检察监督法院侦查控诉审判。

作为一项国家活动，刑事诉讼流程涉及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仅从权力主体的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流程分别关涉三种国家权力，即警察权、检察权、审判权，这三种国家权力之间应该如何分配和组合，这是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中心问题。尤其是检察权，上承警察权，下启审判权，无疑具有诉讼枢纽的作用。正如学者所言，“有谓检察为刑事司法运作之中枢。另一方面，又有谓检察为埋没于警察与法院之山谷间。双方固均道出一面之真实，但无论如何，检察功能之健全运用确为对我国司法制度构成致命性重要事”。因此，本章拟以检察监督原则为视角对检察权的配置与功能进行初步探讨。

一、“大检察观”：检察监督原则的理论基础。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据此，人民检察院作为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实行法律监督，这一原则被称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简称检察监督原则。在理论上，检察监督原则因与国外关于检察权作用的规定大相径庭，而一直被视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特色原则，它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色。根据本书的分类原则和体系，检察监督原则无疑应被划为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体系中的政策性原则。

从渊源上考察，检察监督原则的法理依据直接来源于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中检察权作用的理论以及前苏联刑事诉讼体制中关于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的设置。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当是统一的，“法制不应该卡卢加省是一套，喀山省又是一套，而应该全俄罗斯统一，甚至应该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为了维护法制统一，就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一般是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显然，在公、检、法三机关中，适宜承担这一任务的只能是检察院，列宁指出，“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检察机关对法律执行的监督，是全方位的监督，不仅涵括公法领域，而且覆盖司法领域，“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我们容许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只是扩大国家干预‘私法’关系的范围，扩大国家法废除‘私人’合同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法律意识运用到‘公民法律关系’上去。”为此，“不要之顺从‘西方’的愿望，而要进一步加强对‘私法关系’，即对民事案件的干预……不要放过扩大国家干预‘民事关系’的任何最小的机会。”据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应当延伸至民事领域，代表国家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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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七

一、从一个案例谈起[1]。

先来看一个案例：甲方在本地开户银行存款450万元作为保证金，开出银行汇票，同乙方做钢材生意。后该汇票从乙方转到持票人丙方的手中，丙方在外省向另一家银行申请贴现。汇票贴现之后，贴现银行向出票银行发来收款委托书。但是，出票银行暂未付款。理由是：出票银行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甲方与乙方经济纠纷案件，查封了该汇票，法院做出了《民事裁定书》，撤消了贴现银行对该汇票的权利，并将汇票的保证金划给了甲方。看到这类的裁决书，笔者难以理解：该地方法院和该法官办案好像没有了“底线”。为什么会给人造成这种感觉呢？因为这个除权裁定书失去了基本的公正标准。就好像下面的情况没有多少区别：假如甲方住在旅店期间，同乙方签订了供销合同。后来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双方诉讼到了法院。法院做出裁定，判决乙方败诉，而且，还判决酒店无权向甲方收取房费。再如甲方在饭店用餐期间，同乙方签订了供销合同。后来甲乙双方发生了纠纷，甲方起诉到了法院。法院裁定，乙方败诉，并且，还裁定饭店无权向甲方收取餐费。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有出租车、飞机航班、商店等。更何况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在市场上等于现金，银行对汇票的贴现等于贷款，该法院怎能将银行对借款人收回贷款的权利除掉了呢？这是两件不相关的事情，该法院应该是知道的。据说，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纠正了该法院的裁定书，要求撤消对贴现银行除权的裁定。但是，保证金已经划回给了甲方，甲方由于经营状况不好，已经没有偿还能力。该法院无法再将甲方的资金执行划转。由于该法院的除权裁定，造成出票银行对贴现银行要履行垫付的责任。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该法院面临行政诉讼。法院败诉后，将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由于该法院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赔偿，所以，行政诉讼的实际效果也可能不理想。

二、什么是公正的“底线”

什么是司法公正的'“底线”呢？笔者采用“底线”，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司法办案要具有的最起码的程序标准。假定将司法公正性分为两个级端：“0”代表能够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最低公正的程度，“1”代表被社会接受的最好的司法公正的程度。[3]在“0”至“广之间，可以分为若干个级别。这样，”0“就是司法公正被社会接受的”底线“。低于”0“，就出现负值，就没有了公正的”底线“了。法院在处理民事纠纷案件中，当我们谈论司法公正问题时，大家都是在这条”底线“之上，也就是在”0“以上的基础上讨论公正问题的。司法公正用”0“来衡量的话，”0“表示的公正”底线“，就是司法程序和诉讼管辖的界限。司法活动不能越过程序和诉讼管辖的界限，超越了界限，就会突破”底线“。

三、研究“底线”问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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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八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提出了“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这一法治化的科学命题，其基本内涵是：人民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要做到审判公开，程序合法，审限严格，裁判公正，依法执行。这一主题高度概括了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法院职责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特征和目标要求，揭示了人民法院在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反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法律和法治的内在要求。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对公正与效率的理解和感受，以求教于各位学者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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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九

司法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环节，司法活动是维护社会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司法公正是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从依法治国的意义上讲，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根本不会有公正可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不会实现。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赃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1]可见，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和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在国内理论界，学者们较多从制度层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笔者认为，观念是制度的灵魂，再完善的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观念与之相配合，也不能得到推行甚至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要实现司法公正，关键问题是要在全体社会成员的观念层面进行深刻变革。而一个社会的观念形态反映了一个民族所有文化的积淀，它具有传统性、民族性、稳定性和保守性。因此，观念的变革也是最难的。由于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传统观念仍有着深厚的根基，其对司法公正所造成的阻滞作用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观念性的障碍分析，主要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一、重人治轻法治观念。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2]法治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从古代起，西方人便激烈而无休止地讨论着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这种争论奠定了法治观念的基础。”[3]法律至上、权力受到制约、变专制为民主，这样才能达到法治状态。然而，中国缺乏法治的传统，有的是人治的遗产。人治是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古代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只是专制统治方法的分歧，从未涉及民主和专制问题。无论是古代圣哲孔子，还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都是典型的人治主义者；无论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儒家学说，还是法家、道家思想，都是经典的人治主义。从《礼记·中庸》中以孔子名义提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格言，法家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思想来看，两家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前者倡导以德服人，后者主张以力服人，其实都是主张用“人”来推行“严刑峻法”。因此，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情愿依赖于秉公执法、明镜高悬的“包公”为民作主。这种残存于许多人潜意识中的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法律权威的确立和法治观念的形成，直接导致“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人治大于法治”的阻碍司法公正的现象产生。

二、重义务轻权利观念。

“义务”是“权利”的对称，是法律上关于权利主体应当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是一个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作出符合权利享有者行使权利的相应行为，借以维护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权利”是法律上所规定并给予保障的权利主体，具有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比如法律赋予人们享有的某种权益，权利人有权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和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相应的行为等。在自然经济、宗法结构、专制政治三位一体的社会中，强调一定的个体对其他个体的依附性和对某种社会集团及国家的从属性，于是，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一定集团及国家的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则是以义务为本位和以官为本位。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抑制商品交换和流通，商品经济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形态。“重农抑商”、以“商”为“利”、以“利”为“罪”成为古代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的一种共识。这就必然导致人们商品意识淡薄，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民事权利要求也未能得到健全的'发展。此外，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向以重刑轻民为特征，义务性、禁止性规范较多，而授权性规范极少，几乎所有被视为民事的律条，也往往都伴有刑罚的制裁规定。这种传统的义务本位观念所造成的权利意识淡薄的影响，使我们至今难以形成现代意义的权利观和义务观。因此，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机关“暗箱操作”、不公开审判、司法人员不认真听取诉讼当事人的意见、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侵犯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缺乏权利意识，大多数公民不依法行使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三、重特权轻平等观念。

《人权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这是对平等含义的最集中和最具代表性的理解和法律上的界定。一般来说，特权是剥削阶级国家法律上明文规定允许统治者个人、等级或社会集团在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享有的特殊权利，或者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在实际上享有超越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利。中国传统的“尊卑上下”、“贵贱有别”的特权等级观念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主要内容。按等级贵贱的不同，中国封建制法律在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上存在很大差异。由于民众被剥夺了权利，皇帝、官僚等被赋予了种种特权，人们的平等观念必然受到压抑。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特权等级观念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一种顽固的力量，至今还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导致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对权力充满信心，而对法律缺乏信仰，更不会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一些地方党政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干预、过问、插手具体案件，个别权力机关对某些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施加压力或下令更改司法机关的裁判等现象仍十分严重，造成人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对轻视、漠视和虚无。此外，根据审判权的性质以及法官的职责，法官所享有的审判权都是平等的，法官之上不应当有法官。然而，在法院内部实行的“疑难案件”请示制度，不仅难以保证裁判的公正性，而且与司法的现代化要求也相距甚远。

四、重伦理轻法理观念。

争斗式的竞赛，而是一种父母官型的诉讼，官吏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待诉讼当事人。这种“父母官诉讼”是无讼观的一个体现和根源。此外，由于中国封建司法实行纠问式审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因其专横、残酷而使人们产生了惧法和厌讼的心理定势。因此，久而久之，不仅法的观念与权利的观念不能从诉讼中产生出来，而且人们的诉讼观念也因此受到阻抑而弱化。

五、重实体轻程序观念。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司法活动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做出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程序公正是指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受到对待是公正的，权利主张的机会是公正的。前者是司法公正的目标，后者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二者共同构成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并且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马克思曾经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6]正当的程序本身就是立法者设计的保证法律得以准确适用的规则和常规机制。任何良好的法律都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才能体现应有的价值。我国深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实体公正普遍受到重视而程序公正则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司法程序不当、程序规定被严重违反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使法官行动积极主动、律师行动低调被动。“暗箱”式的操作过程使诉讼参与人及公众无法对裁判结论产生信服，降低了司法的公正性。“绞肉机”式的裁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法官的思维方式是从众多的法律规范中找出与案件事实相吻合的法律条文，通过推理获得结论，这种状况更不利于司法公正。而相互争夺管辖权、故意拖延办案、对疑难案件的“请示制度”等明显违法司法程序规定的作法更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

六、忽视法律职业的专门化。

按照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的观点，所谓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7]法律职业者是一群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实际操作和运用法律的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应当受过良好的法律专业训练，具有娴熟的运用法律的能力和技巧。

由于司法活动维系着社会公平、正义和秩序，要保障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必须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因此，法律职业的专门化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观念上对法律职业者的地位、作用以及其所具备的专业素质要求缺乏必要的认识，而一直将法律职业者等同于一般的政法干部，强调其政治表现，注重其行政级别的安排，忽视了其技术性和职业的专门化。比如法官的名称曾一度被取消而改称为审判员，直到1995年我国《法官法》的颁布，法官一词在法律上才得到正式的确认。我国的律师早在1986年便开始实行统一资格考试制度，而法官的从业资格考试制度迄今为止仍没有建立。有关法律对法官的法律专业素质的要求极不明确，任职的资格条件要求也较低。我国法官队伍素质不高突出表现为知识结构与专业结构不合理。法官队伍非专业化现象极为严重。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1997年底，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占5.6%，研究生仅占0.25%。”[8]法官数量的增加与素质的提高不能同步，造成相当部分法官在立法加快、审判方式改革、案件及执法环境复杂化等新形势下，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直接导致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

笔者认为，司法公正的实现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根本上说，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有序运行，民主政治得以制度化、法律化，精神文明建设能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现代权利与义务观念的自觉守法公民。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司法公正的实现既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更需要观念的更新。制度建设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观念的变革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观念的变革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能否真正实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反映着我国文明进步的程度。

【参考文献】。

[1]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3]［美］埃尔漫：《比较法律文化》，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92页。

[4]《论语·颜渊》。

[5]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7]［美］哈罗德·伯曼编：《美国律师讲话》，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8页。

[8]参见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十

公正与效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体系的两大价值目标，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所应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是相伴相随的、两位一体的概念，司法公正本身就含有对司法效率的要求，没有司法效率，就谈不上司法公正；司法不公正，司法效率也无从说起。我们的司法改革，应当紧紧抓住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两个核心环节，找出两者的结合点，找出它们赖以实现的各种保障机制。

司法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司法观念的现代化。目前影响我国司法实现现代化的落后的司法观念，主要有法律虚无主义的司法观、政治工具主义的司法观和程序工具主义的司法观。

法律虚无主义的根本表现就是不重视法律在司法程序中的支配作用，有法不依，以言废法，以权压法，权大于法。在这种司法观的影响下，《宪法》所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不能不流于形式。比如说，人民法院受理某些类型的案件，一定要首先取得同级政府的同意，否则不予受理，这就是法律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法律虚无主义的存在，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还缺乏一种法治国家所必需的“法律至上”的观念，还缺乏一种“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精神。其结果，司法机关必然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必然要求我们摒弃法律虚无主义的司法观，实行司法法治主义。所谓司法法治主义，就是严格依法司法，要求司法机关处理任何案件都必须“一断于法”，必须依照严格的程序和方法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必须实现司法权的国家统一性。

政治工具主义是一种把司法当作实现一定政治目标的手段或工具的司法观。它有专政工具论和经济工具论两种表现形态。

专政工具论认为司法就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用来维护阶级统治和镇压敌对阶级或敌对分子的“刀把子”。在这种司法观的影响下，我们的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治民”心态和行为取向。比如说，长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司法人员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司法程序的超职权化模式，刑、民诉讼程序的同构化，以及超期羁押、超期审判等等现象，都与司法的专政工具论有密切关系。

经济工具论认为司法应当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司法机关应当主动揽案，“送法下乡”，担当起企业、政府法律顾问的角色。这种司法观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司法工具主义的一种反映，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司法权的自身性质，背离了客观存在的司法规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地方保护主义就与这种司法观密切有关，地方政府以“司法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名，经常干预司法，也是受了这种司法观的影响。

无论是专政工具论还是经济工具论，它们都与我国目前提出的“依法治国”这个大目标相违背，也与我国司法机制的现代化变迁存在矛盾，因而应当摒弃，而代之以人权保障的新型司法观。

程序工具主义的实际表现是“重实体、轻程序”。这种观念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它认为，实体法是主法，程序法是助法，程序法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的工具和手段。既然程序仅仅是一个工具或手段，那么，这个工具就成为可有可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任意之物了。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们的诉讼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诉讼中违背程序法、规避程序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先定后审”这些现象，就是程序工具主义司法观的一种表现。

程序工具主义的观念显然不符合法治现代化的要求。法治现代化要求司法程序首先实现现代化，要求我们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承认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将实体与程序并重。我们要弘扬司法优越、程序本位或法律的正当程序的观念，以程序正义来阐释和论证实体正义。我们不能将法律仅仅看作是规则，而应当把实现规则的过程也看作法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实现法治不仅在于法律规则的建设，更重要的在于法律规则的实施，即司法的强化与进步。

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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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十一

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十二

段落一：引言。

司法公正是现代法治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原则，也是司法体系的基石。而医保作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需要司法公正的保障。本文将从个人经历出发，探讨司法公正如何影响医保制度的运行，并提出一些建议。

司法公正对医保制度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正的法律和司法判决能够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医保领域中，公正的法律能够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应有的保障，避免以权谋私、作弊骗取福利等不正之风；其次，公正的司法能够打击医保领域的违法行为，净化医疗市场，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只有通过司法手段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才能建立健全的医保制度。

虽然司法公正对医保制度至关重要，但在现实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司法资源的匮乏。由于司法资源的紧缺，很多医保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限制了司法公正的发挥。此外，在医保案件审理过程中，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存在主观偏见和个人利益冲突的问题，导致案件的处理不够公正。

段落四：提升医保领域司法公正的途径。

为了提升医保领域的司法公正，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首先，应加大对司法资源的投入，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确保医保纠纷案件能够及时得到处理。此外，还需要完善医保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权责、细化程序，从而为司法公正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对于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司法观念，确保案件的处理不受个人因素的干扰。

段落五：个人体会和建议。

在我个人的经历中，我曾目睹因医保领域的不公正而导致的社会悲剧。我深感司法公正在医保领域的重要性。因此，我建议政府应加强对医保制度的监督，并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医保资金的使用情况。此外，加强对医保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提高社会监督的力度，确保医保制度的公正运行。

总结：司法公正是医保制度正常运行的前提，司法公正的不足也是当前医保领域存在的问题之一。通过加大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素养培训等措施，我们可以提升医保领域的司法公正水平，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公平享受到医保制度的保障。我相信，随着司法公正水平的不断提高，医保制度也将更加完善，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公正司法的论文（专业13篇）篇十三

司法效率低下似乎是伴随司法制度而生的一个顽疾。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将“法律之迁延”（law‘sdelay）称作人世间的几大苦难之一，他用“待到草儿青青，马儿已经饿死”这样的谚语对司法拖延提出谴责。直到今天，司法系统不能对案件和纠纷作出及时的处理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包括拖延在内的司法效率低下乃是司法公正之大敌。案件与纠纷的公正处理离不开法官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采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记忆会模糊不清甚至颠鹿倒马。某些证据可能会完全灭失，从而使事实坠入永远无从查考的茫茫黑暗之中。拖延可能使某些案件的判决变得毫无意义，效率低下会令当事人的生活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之中，在诉讼的战车上进退两难：退则代价已付，心有不甘；进则定案无期，代价尚不知要再付几多。迟到的判决会加剧执行的困难，胜诉方拿到的判决书更可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或司法“白条”。低效将削弱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和信心，他们只好知难而退，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

因此，司法低效不仅仅是个纠纷与案件及时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依法治国事业的成败。

观察今天的司法体系及其运作，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损害司法效率的若干因素。首先是法官不独立。司法管理体制中根深蒂固的行政化模式将法官纳入到了一种等级服从的格局之中，对于自己所听审的案件，法官很少有排他性的决策权；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等都可以对法官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这种无视法官独立地位的制度削弱了法官的荣誉和尊严-“既然迅速而公正地判决案件跟我个人的荣辱没多大关系，我何苦来？”更由于环节太多而使得司法的效率大大降低，仿佛关卡林立的道路难以畅通无阻。

通过损害独立进而降低效率的因素还可以在法院之外看到。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说，我们的司法决策还难以做到宪法所要求的“依法独立审判”，其他非司法或非法律因素常常影响甚至左右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仅如此，我们现行诉讼制度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也无从确立决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例如，“审判监督程序”，即在案件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当事人仍然可以提起申诉，要求法院对案件再审，再审当然又可以推翻从前法院作出的已生效判决。如果这样的再审要求得到检察机关的支持，法院则更需认真对待。在审判监督程序下，人们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最终确定的判决。司法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无法做到“双赢”，必须判决一方当事人败诉。从人性的角度说，败诉方不可能喜欢相关判决。如果案件一经终审，便不可能改变，败诉的当事人也就不作推翻判决之想，而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审判监督程序开启了欲望之门，让败诉方不断地求助于各种正当的或不正当的途径，以图推翻对自己不利的判决。于是，我们就看到，多少人终年路途奔走，权门呼号，多少资源耗费在这试图让每一个案件都达到完美结局的无尽追求之中。我们该记住西塞罗的话：“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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