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作文字7篇(优质)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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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异质性；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2—0227—08

一、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中国古代文论的西化之路

（一）“学科化”：在学科“史”与学科“死”之间

中国古代文论本来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还要“中国化”？事实上，当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西化了，这门西化的学科，正规的名称叫“中国文学批评史”。要谈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必然要从这样的追问开始：“中国古代文论”（或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国诗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现当代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门学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样的一种面貌现身？为什么要把中国文论中国化？沿着这样一条路子去摸索追寻，也许能寻找到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某些最坚硬的症结所在。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产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思想倾向：一是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化进行空前深刻的质疑、检讨和反思。在对这一切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根基进行价值重估的同时，用一种革命性的激进态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样态。二是“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随着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引介，中国学界开始在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对话中解构对传统文化既有的观念，开始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介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这个思想“内发自省”与“外在进攻”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是西方化还是东方化”这样的矛盾论争。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发展的。

对文学理论的清理，最初产生于20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学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为代表。他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对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进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影响，主要还是《文学批评史》这本书。正如罗根泽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指出的：“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依我看是不够的。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①他认为，在中国本来没有文学批评这样一种称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而是说，从一种学理上进行系统清理，或者说，从学科理论高度进行观照的学术行为，还是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影响下开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评论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思想展开对比，认为“西洋所谓criticism，中国古代名之曰‘论’。……由此知‘论’是‘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则是以陈锺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标志的。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将这个范畴理论化，并且运用西方知识体系去统摄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后来者几乎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去发展的。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43)、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大纲》(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史”的角度来进行清理的，按照时间线索来进行划分，把每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论思想从传统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在三卷的论述中，其时间跨度涵盖了从《尚书》到清代袁枚的各个时期的批评思想，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各个时期文学批评做出了系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归纳。虽然所涉及的批评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论思想家。他从学科对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研究范畴。

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学科化究竟是意味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产生，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灭亡？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几乎都有着深厚的中学和西学功底，他们用这种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去进行“界定”和价值重估的时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资料，但是这种富有历史承担力的尝试后来还是遇到很多尴尬的问题：“大多数人以后又从理论探索方面撤退了。他们的研究著作，不用马克思主义时，能与之暗合；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标榜一下的时候，就常常闹笑话。”⑤而且，我们通常都认为，历史就是一种符合客观事实的陈述，这种陈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献价值的。但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思想的这些“史化”性工作，从当今的新历史主义批评（new historicism）看来，不过是构建一个历史文本，这个文本与文学文本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个体话语言说，其客观有效性是相当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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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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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主观抉择与客观条件的内在统一所规定,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场景、国际关系背景、国际共运背景和中国历史背景,因此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动摇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但要知道这一道路抉择的原点背景,而且要研究之后和当前新背景即条件的变化,才能看到发展,深刻理解和平发展的要义,也才能明了这一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历史场景

作者简介:曹泳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5)

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的抉择却是在20世纪。正如研究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脱离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研究一样,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也必须首先考察其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场景。回到最初的以及过程当中的国际国内实际氛围去认识发生的一切,我们会发现,中国国内的变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国际上也发生着变革,世界历史也有了新的进程。中国选择走和平、合作、发展的改革开放道路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也有着大的历史和现实场景的基本规定,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正因如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有着不可动摇性。

一、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场景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随后扩张到世界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以西欧体系为基准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所包含的主权概念、外交习惯(包括谈判方式)、国际法、自由贸易逻辑大都起源于西欧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现代国际体系要到欧洲的中世纪去追本溯源。在西欧国际体系下确立的崇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的国际关系观,在亚洲、非洲当时的国际社会里却不存在。在欧洲向世界的殖民主义扩张所形成的国际殖民体系中,主权原则只适用于大国列强。可以说,西欧国际体系的扩展是以整个殖民地诸地域的牺牲为前提的,它向全世界扩张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殖民体系。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掀起的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冲垮了殖民体系。新兴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从殖民体系下被奴役的客体上升为自主独立的主体,争得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主权地位。为维护国家独立和平等,新独立国家积极援用近代国际法,纷纷主张民族自决、禁止外国干涉、拥有对本国天然资源的主权。联合国宪章则是对这种主权原则的确认、维护和发展。20世纪殖民关系的彻底消失和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无疑是世界政治的最重大进步。虽然调整主权国家国际关系的国际制度和外交思想发端于西欧国际关系体系,但随着当今整个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国际制度和外交思想的原则也在变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对战争合法化的普遍否定和对民族自决权的认可。当然,新的变化还在继续。而且由于制约国际关系的生产力、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加强,同样已经出现对国家地位、民族自决原则、国家独立主权的挑战。

总之,20世纪主权国家林立于世界,并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联合国等一系列合作性的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的有效保障。这就可以说明,20世纪国际关系体系发生变化的特点就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会增添很多新内容,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也在变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传统的政治观念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而不是让新的国际环境去适应思想老套。然而观念的惰性往往比观念的发展更为突出。民族国家最早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社会,虽然在国家关系的历史上,宗教十字军讨伐式的阴影在淡化,但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依然很浓。19世纪有过东西文化的剧烈碰撞,20世纪的冷战格局是因意识形态而划分为两极体系。信息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在瓦解着两极体系。这些特征说明,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战争和冷战氛围下形成的革命外交路线结束的条件已逐渐成熟和明朗,世界历史进程的推动已让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已经发生了新变化,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所要求的科技和国内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迫在眉睫,为此,一系列变革势在必行,包括国际战略调整在内的改革举措及其改革时代就因此到来了。

(二)求发展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竞争的主题

在主权国家体系新的扩展进程中,主权国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欧洲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模式,出现了不同的民族国家类型和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等新型主权国家。新独立国家具有共同的反映主权时代特征的目标追求,一般来说,这些共同的目标追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现代主权原则为基础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在国际上维护和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三是追求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富强。这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也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独立国家的外交思想中,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围绕这些方面会有不同的认识、解释,制订出不同的外交战略。一般来说,前两个目标的国际关系大环境在殖民体系瓦解后有了根本改观,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关系规则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长期存在),但第三个目标,也就是国家富强的现代化追求,却并非随着民族独立而自然而然地顺利实现;相反,其环境却变得严峻,道路曲折艰难。尽管现代化有着不同的模式和价值导向,但在解决了独立主权之后,经济增长和国力发展已开始成为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为它既关系到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即内部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交往环境能否改善即国际安全问题。

在主权国家体制下,传统的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各种新的国际战略和发展理念也开始呈现,暴力政治逐渐被和平政治所代替。虽然政治自由主义在跨越主权问题上可能久攻不下,但此时的经济自由主义却在向主权发起新的一轮猛攻。经济依赖关系成为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被普遍思考和利用的良机,国家战略更多地围绕它而生成和变化。

总之,世界历史进程到20世纪后期的国际社会状况是,生存竞争主题发生变化,武力争夺逐渐被新的资源争夺形式所代替。在殖民体系崩溃后以及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基本结束之后,求发展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竞争的主题,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影响国家主权稳固性和国家安全性的关键因素。而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依然来自于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生产力飞跃发展。科技革命使得新生的民族国家有了飞跃发展的历史机遇,也使之面临被边缘化的巨大风险。如何解决好生存和发展问题,是新的世界历史时代所赋予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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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三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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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有历史维度上对“中国道路”历史渊源的追溯，又有理论维度上对“中国道路”理论根基的阐释，同时亦有对“中国道路”价值诉求上的人民主体性及社会实践上之坚实基础的清晰揭示。习近平深刻阐明，“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来源于真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中国道路问题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从合规律性的维度清晰阐明了“中国道路”深厚的历史渊源，又从合价值性的维度准确界定了“中国道路”价值诉求的人民主体性，还深刻阐释了这条道路科学的理论根基与坚实的实践基础;从而，也就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价值诉求、现实依据等多重维度上，为坚定“中国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究其根本，“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客观历史规律使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使然，是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及最终实现“中国梦”理想的价值诉求使然，亦为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证实和昭示。简言之，习近平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有机统一的四重根基：历史、真理、人民与实践。

一、 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

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p.26）。这一论断，从历史渊源的维度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生成的历史规律性与内在必然性。

从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进程及世界历史发展整体进程的客观逻辑看，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历经多次选择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因为中国自身历史变迁的特殊逻辑使然，亦是因为世界历史变迁的普遍逻辑使然;是因为中国历史变迁与世界历史变迁双重逻辑的深层互动，共同规定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生成。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sup[2]/sup。中国五千年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与积淀，生成了一个极具独特性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高、发育最成熟、结构最稳定的前现代农业文明①，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及以之为中心在东亚世界所形成的国际格局都远较前现代的欧洲更为复杂、更为独特。这种前现代的社会历史存在，作为历史的“前理解”已经先在地规定了西方现代化经验之于中国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也预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会比西方的现代化更复杂、更多维、更迥异。例如，经验事实已经表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结构的转型、农村社会的变迁、农民角色的转换、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现代变迁中的城市化进程等，就与西方截然而异。其他方面，如中国现代化中权力的集散，中国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以至于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国现代化变迁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现代化对中国历史发展之外源性冲断的意义，只有在中国前现代社会内部要素演进之趋向与西方示范效应的互动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范式，也不能简单有效地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经过对西方现代化示范效应的消化、吸收、转化生成，并经过对自己文明内部要素的扬弃、重估与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国独特内涵的现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现代化道路！毕竟，中国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中国的文化、历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现代社会变迁的世界历史逻辑看，以科学革命、工业文明、理性主义、民主主义、世界市场等为核心动力的现代文明，不可逆转地极速推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历史进程。这一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这一历史进程同时亦伴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战争等血腥与罪恶，其本身即具有鲜明的“善”“恶”二重性。这种二重性的历史事实表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扬弃、超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的现代文明，同样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具有价值的正当性，这已为既有的世界历史及其经验所证实。例如，世界历史进程中针砭、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伟大思想与社会运动——始于托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经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生科学社会主义，直至当今世界的连绵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并与民族主义甚至文化复古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思潮”，绵延于20世纪直到当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反省现代性的各种思潮，乃至晚近大兴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等质疑、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与运动等——其生成的深层根源不能不说即在于此。

在上述双重历史逻辑的共同规定下，近代历史开始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下，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叠加并发，还叠加进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于中国而言外植性的现代性危机。在多重危机叠加并发的历史处境中，在双重历史逻辑的内在规定下，近现代中国始终面临着“双重”超越性的历史任务：一方面，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达到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直面西方现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负面的现实，寻求超越其现代发展的既有水平，以达到其将要达到的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因此，近现代中国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之时，既必须直面自身历史、文明的独特性问题，又必须直面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发展道路必须集中国品格和世界历史性品格于一体而具“中国特色”。

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九十多年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都贯穿性规定于这种“双重”的历史逻辑与历史任务下sup[4]/sup。各历史阶段虽有不同的历史实践表征，但其深层的或本能或自觉的历史实践取向，却不能不说是连续递进的。这实质上反映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觉悟程度、认知水平及理论建构、实践战略所达到的高度。正是在各历史阶段的承继与超越中，中国最终走向了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可见，“中国特色”的历史之根，在中国文明独特性所规定的“中国国情”、“中国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之源，在“世界历史”，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规定下现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现代文明的价值正当性。

二、 中国道路来源于真理

社会发展的实践形态既取决于客观历史逻辑的内在必然性与规律性，亦源于科学的理论建构。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的有机互动，亦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p.26）

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脱离封建王朝更替的旧有轨迹，被动地走向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发展取向的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变迁进程，其直接的动因无疑是在外而不在内，在世界历史的节律而不在中国历史的节律。中国是被裹进世界历史的大潮流中的。这是一个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中国近代历史开端。

正由于这样的一个近代历史开端，使近代中国历史处境截然不同于古代历史上曾经面对的任何一次变局。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如何有效应对现代西方的强势冲击，如何科学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大势，进而科学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也就成了无法回避的极重大的课题。

为此，近代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进行了艰难的持续探索与尝试。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器物修补，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学”维度上“全盘西化”，他们走的不可不谓勇敢、决然，也不可不谓悲怆可泣！但中国落后、衰败、屈辱的境地依然如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依然如旧。原因何在？一方面，这根源于历史实践的成熟程度。毕竟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深入互动对近代中国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维性的充分暴露总要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实践发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约着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受历史的局限，当时的仁人志士还未能完全科学辩证地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还不能在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规定下科学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

艰难踯躅中，中国历史走进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胜利与夭折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一战”及其惨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现代性鲜明的“善”“恶”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苏俄道路，呈现给世界一种别样的现代性理想。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动，中国现代社会变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维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实践凸显。实践的成熟水平推进了理论选择与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因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强势传播开来，它呈现给中国一个崭新的理论图景和实践前途。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理论，它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发展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解剖，对世界现代变迁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鲜明的辩证统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进步性，又无情地批判了其罪恶性和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又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它亦建构了指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现代无产阶级。

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现代化中矛盾二重性问题的解决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观、最具建构性的。其一，它明确批判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这使其根本区别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其二，它对西方现代化中罪恶性、负面性的批判、针砭，又是最坚决、最革命、最彻底的。这使其根本区别于各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强调要解决世界现代化的负面性问题，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证否定的扬弃基础上。既不能简单地拒斥现代社会发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顾，情绪化地炸毁现代性简单了事;也不能忽视建构现代社会应有的必要基础，在落后的前现代社会基础上浪漫化地建设空想的现代社会。它还指出了后发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其明显有别于后现代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与各种民粹主义。

马克思主义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也揭示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辩证路径。这也就从根本上解开了近代中国不得不学西方却又始终为西方之“恶”所困扰的心里纠结，从而为中国指明了发展的最佳前途和历史的最终归宿。

虽然发展前途与历史归宿已经明晰，但要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还终究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变迁的具体国情与具体问题。毕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国进行革命与建设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5]（p.260）。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生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实践的多次曲折与艰难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断实现一次次深入结合;因之，有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了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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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吾亦如此。“有梦想就有希望”。这句话教育我们只要有梦想就会有希望，我们要为梦想而努力、奋斗。正如“不经历饥渴，如何能体会到清水的甘甜”所说的。

我的中国梦来自于他，是他让我的中国梦得于继续坚持下去。鲁迅弃医从文，再危机沉沦时，大声的“呐喊”，唤醒了人们，守住了希望，铸就了梦想。而我希望在雁尾默默的守护着最后撤离的大雁，希望是唤醒迷失梦想的人得清醒剂。因为梦想在，希望在；国魂在，人民在，家就在！

假使鲁迅先生没有弃医从文、没有呐喊人们、没有付出，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

还记得断臂钢琴王子刘伟吗？命运对他是如此残酷！他在10岁时因电击失去双臂，可他偏偏爱上了专门为手设计的乐器——钢琴！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刘伟，用他的信念与坚持做到了！他用脚趾，弹奏出了人间最美的音乐。听到刘伟演奏的动听的钢琴曲，你的心中是否也会震撼与感动？刘伟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努力，梦想就会实现！刘伟，他让我的中国梦更加坚定。

梦想让刘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音乐家，也让他成为一代伟人，更让他成为祖国的希望。

同样具有中国梦的，还有唐太宗。当玄武门事变后，他说：“吾登基后，一定要还万民一个政治清明、世态平和的盛世，一定要使朝政充斥着虚心纳谏的风气。”他就是唐太宗，他的这段话代表了他的中国梦，最终也实现了。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图景，他的功绩被写进了《贞观政要》和被誉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唐太宗让我的中国梦看到了希望。

我的梦就是中国梦，中国梦也是我的梦。我的中国梦就是：努力学习，在有生之年，争取为国家的某个领域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使中国走向国家统一、繁荣富强、国民具有高度环保意识的世界强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一名高中生，我要走的路还有很远。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自己的努力，共同构筑梦想，让梦想照耀中国，闪亮世界，也让自己的梦想之花绽放，开始努力吧！放飞我们的梦想，一起加油！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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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和中国梦三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不走中国道路，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能不能实现中国梦，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光荣称号。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科学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道路决定命运，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他再次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昭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只有实现了中国梦，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组织，始终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这一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改革、发展和创新精神，带领人民不断开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规律，勇挑历史重担，主动抓住机遇，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1.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必须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性质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准确把握历史脉搏，坚定站在时代潮头，积极顺应社会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锐意改革，积极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党才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改正缺点错误，最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找到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为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人民幸福、民族振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方面，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方面，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为破除陈旧落后思想的束缚，改变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恢复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进行拨乱反正，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逐渐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正确地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其能够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和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开拓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与时俱进的品质，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正确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关系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着力推进科学发展，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以形成，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通过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终开拓出来的。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注重实干、力戒空谈、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连续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经济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贸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了30多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1400多万，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超过70%的贡献。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蒸蒸日上。

二、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正确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会有希望，国家富强就能顺利实现，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错误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可能成为泡影，国家富强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要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就必须解决道路问题。归根结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道路问题的过程，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认识和做出正确选择的过程。

十八大报告第二部分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为题，全面阐述了道路问题，明确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这一关于道路问题的最新论断，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澄清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实现中国梦为最终目标的。中国梦是我们最终的价值诉求。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离开了中国道路，中国梦只能成为“白日梦”。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

1. 中国道路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近代以来，为寻求民族自强和复兴，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寻求救国御侮之道；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洋务、开西学，向西方寻求“自强”、“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开议院，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倡导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分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2]1470历史证明，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脱离实际，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未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的探索和实践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没能找到一条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开始自觉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积极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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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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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电影历史，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也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这一阶段，宋彦博士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选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个星丛式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大陆电影进行了文化学研究，勾勒出大陆电影从“新启蒙”到“后现代”、从教化到娱乐、从政治化到商业化的演变过程。这种大题小作、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广大电影学人取法。

关键词：宋彦 新时期 中国电影 文化研究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后现代被人称为“读图时代”或“镜像时代”。既然“影像是现代病的慰疗者”[1]，而且“电影所具有的叙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说更为多样”[2]，随之就有了“电影是第一艺术”[3]的说法。[1]在此情形下，电影研究就成了当下文学艺术界的一大热点。

当前中国的电影研究，以文化学研究最为薄弱。之所以强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理解电影，就是对它进行理论总结和阐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语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的，等等），并且运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这就很有必要把我们讨论电影的着眼点拓展到超出胶片所限定的范围”[4]。但中国电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这可以巴赞作为反证：巴赞的《电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满实践精神的电影批评文集，它只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研究摄影和电影的本性，还没有形成体系性的电影哲学。但是巴赞却被称为“电影的亚里士多德”，《电影是什么？》被奉为“电影的圣经”，评论者多以之为圭臬。这就说明了当前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水准。实际上，细数当下中国大陆的电影研究学者，也只有戴锦华、王志敏、陈墨、陈犀禾、周星等寥寥数位学者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带，并真正可以与世界对话。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识结构更优化、学术视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学者，“于薄弱中发现了丰厚”，他们找到了电影研究的诸多空白点与学术增殖点，成为促动电影文化研究与中国电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东轻工业学院人文素质教研室主任宋彦博士主持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结题成果《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学者电影文化研究的一项代表成果。

宋彦长期担任“影视作品欣赏”教学与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细读案例为她的立论提供支持，这使她的论述言必有据，史论结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没有选择流行的“类型研究”，而是选取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个星丛式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对20世纪以来的大陆电影进行了历时性梳理与文化学研究。难能可贵的是，宋彦没有纠缠于这两个概念的多义与歧解，而是直指“审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内涵中具有可对比性的层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内涵、文化特征、镜像风格等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描画出中国大陆电影从“新启蒙”到“后现代”、从崇高到狂欢、从教化到娱乐、从政治化到商业化的演变过程。

很多研究者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看作是断裂、质变的两个时代或者对立的两种文化。其实现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新阶段。宋彦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她发现在大陆电影内部存在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纠结与交错，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的：一方面电影艺术要消解极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为生民立命，树立人的尊严；一方面要采取拿来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将电影从政治意识形态捆绑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却必须让它负担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启蒙，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大众化的语境……在宋彦描绘的图景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电影的发展道路是光荣的，也是艰难的。

宋彦的可贵在于她没有决绝地站在某一立场上捍卫或批判历史现象，而是以生态伦理的眼光看取各种现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评价于20世纪80年代电影的“启蒙理性”，认同巴赞的观点：电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价值，应有教化大众的职能，就像医学、法律、宗教、教育，因为电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艺术的界域，点燃人的内心激情；电影应当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应成为“‘高尚’的最后避难之地”。但她同样肯定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更对其美学风格保持尊重。因为她要做的不仅是对电影艺术的文化批评，更是对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的电影风格流变或电影发展流潮的省察与历史描述。这是一种真正的学者态度，一种学与思的辩证，这是她超越巴赞的高明之处。

宋彦的著作是学院式的学术研究，而非观后感式的印象批评。她将镜像背后的隐喻与象征做了仔细的翻刨，令人对电影语言的理解升华到文化哲学层面。比如宋彦论述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未完成性，就举了几个经典例子：《黄土地》中顾青的来而复去——启蒙者消失了，而被启蒙者梦醒了，却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杆以启蒙者的身份要将文化知识传授给小牧童：“我认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头，不顾而去。[5]这样的例证在此书中比比皆是，让人赞叹宋彦作为女学者所特有的敏感与知性，很多复杂而沉重的话题就这样被她以比喻的方式举重若轻地诠释清楚了，颇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而读者读来却知道她并非消解启蒙，而是隐含着惺惺相惜的慨叹。

电影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也照见了“人的成长”。在文学艺术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与人性”三维坐标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稳定结构，由“宇”“宙”“人”标识出文学艺术的高度、广度与深度。如果说本土性是经线，现代性是纬线，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维。以此三维标准估定现代中国文学艺术，既要看到其对世界文化的“横的移植”，也要看它对本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纵的继承”，更要看其对“现代人学”的开掘深度。当宋彦将电影置入到这个三维坐标之中，她不仅看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电影艺术的进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时代的觉醒、迷失与异化：主体意识、欲望叙事、成长叙事、同性恋叙事、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等，都在电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说中国第三、四代导演在“文革”后努力“要从历史中赎回人质，从历史的污血中洗净个人，同时也赎回并洗净自己”[6]；那么第五代导演塑造了大写的新启蒙英雄；第六代则重新以新写实手法关注平民、底层、边缘人、生态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镜像映照出了时代的进步，电影也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热爱。就此而言，大陆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历史，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历史”，也是中国“入世”的历史。笔者认为，宋彦这种大题小作、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作为省社科项目完美收官的同时，笔者还有几点借题发挥的建议：一、中国学界应努力建构真正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现在国内学界分析中国电影时运用的理论大都来自西方。我们已意识到：中国电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场、模仿西方大片的迹象，这有可能使中国电影成为西方经验的实验场。那么中国学界操持西方话语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这是值得中国电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宋彦在建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的工作中应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台电影”应是“中国电影地图”中不可缺少的板块。宋彦可以向港台电影“开疆拓土”。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许多电影因种种原因被禁，比如宋彦专著中提到的《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东宫西宫》《小武》《赵先生》《鬼子来了》《苏州河》《站台》《十七岁的单车》《盲山》《盲井》《天浴》《北京杂种》《阳光灿烂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阳和人》《爸爸》等，现在大都已解冻。笔者以为，历史不可避讳，学术研究应正视、重视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诉人们它们被禁的原因；而这些影片从被禁到解冻的过程，也许更能显示中国的进步！

（本文为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文科研究生创新意识薄弱问题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sdyy08070。）

注释：

[4]王志敏：《电影美学：从思考方式到理论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锦华：《犹在镜中》，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6]李二仕：《〈电影理论新发展〉翻译的背景说明》，见[英]帕特里克·富尔赖著，李二仕译：《电影理论新发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彦：《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8]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李钧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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