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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文学字篇一
;文学教育是两岸高校教育共求文化进步的基础，台湾高校中的文学教育以其自由度高、主导性弱、与社会结合紧密的特点有序发展，但是也存在着重古典轻现代和以应试为目的而阅读的现象。笔者所进行交换学习的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创立了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并配合台湾八十年代所兴起的职业作家培养模式促进了现代作家的培养教育，值得借鉴的同时也有着令人思考之处。本文将简要分析台湾高校文学教育的现状，并介绍探讨中国文化大学所开创的现代作家培养的利弊。
一、台湾文学及高校教育的现状
（一）崇自由少教育
纵观台湾文学发展的方向，能看出它以更为自由的方式前行。虽然台湾有“诚品书店”这样的文化地标，但文学对市场的操控性并不很精准，反而与海外文学的流行趋向比较一致。台湾出现了较为颓敝的纯文学作家，同时因为受到市场的整合，造就了一批诸如张曼娟（小说）、简祯（散文）、席慕蓉（诗歌）等所谓“闺秀文学”的作家。这些作家和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以心灵鸡汤的方式让人们陶醉在“小确幸”的美好中。这是一种偏极端的文学，作家不再受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其作品不带主义色彩和导向性，根据市场的关注还有观众的品味偏重来创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此类文学已经泯灭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以纯文学的形式来讨好市场，使得文学在好的口碑中保持了纯净。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台湾高校教育中学校对老师的主导性较弱，给予了其充分的自由对文学教育进行引导。与大陆高校中的《大学语文》相似，台湾除了中文系的同学，所有系所的学生在大一时需要学习国文课程，以古文为主，包括现代诗、现代文的阅读和写作。课程内容比高中进阶一些，但老师并不会规定具体学习的内容。对于“通俗文学”这个并不精准的表达，中国文化大学文艺组开设的《创意写作》课用类型（推理、爱情、城市、旅游等）来划分文学并指导写作，而不是以传统的作家文学与通俗文学区别市场的接受度或者文字的浅白与否。
而大陆受审核等制度的制约，尽管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倍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但是从余秋雨、毕淑敏等还可看出，这些主流作家的文字还是带有启发、教育性的。因此，由市场趋向到高校，相对来说大陆学校、老师的主控性较强，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提供着阅读的范本。这些范本的类型比较单一，受到筛选的作品大多有着道德教化的作用或者包含专业知识，使得学生的写作思维受到某种非文学本身理性的制约，从而限制了写作天赋的施展。
（二）学校与社会的融合
台湾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学院氛围偏向西方，更为开放和尊重学生的天性，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都在相互配合，力求打造“没有围墙的学校”。 这与台湾日趋繁盛的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是分不开的，而文学教育作为文化兴盛的人文基础，是社会公共文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领域。
位于台南市的台湾文学馆是台湾最为重要的文学馆之一，它履行着多种职能：文学发展、文学专题及台湾文学的研究、编译;台湾文学文物之史料调查、搜集、建档、保存、修护以及复制;台湾文学网站及全国文学数据库之业务;规划文学史料与作家文物的展示、陈列等事项;出版、人才培育、推广以及国内外馆际合作等工作，以文学活动进行国际与两岸的文化交流。文学馆不定期邀请学者演讲或推出专题系列展览，并设有阅览室及图书馆。馆内定期有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导览讲解，这里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镇，更是民众尤其是学生进一步提升文学教育素养的殿堂。
同时，社会各界开放讲堂吸引公众尤其是学生与作家的互动，比如远流出版的《远流讲堂》以及笔者在台交换半年期间，蒋勋曾在台北、台南等地进行多次美学讲座。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后，有意扩充、活化故居原有的图书馆功能，将名人故居向“文学生活馆”的方向进行规划。例如位于台北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2005年10月由东吴大学受托管理，成为结合展示参观、艺文讲座、餐饮休憩的多元化空间。如今，由东吴大学学生管理的林语堂故居重新焕发生机，宁静而不沉闷，以活态共存的方式吸引着文学爱好者的光顾。林语堂故居会定期举办“有不为斋书院讲座”系列、学术研讨会及艺文活动，并召开会议或举办座谈讲习。临近春节之时，林语堂故居也结合自身资源和时节氛围开展相关的春联创作、书写活动。
中国文化大学在平时的授课中，也极为注重学校与社会的关联性。例如《通俗文学概论》这门课上，陈妙如老师特地邀请了为社区儿童讲故事的冯翠珍老师开展通俗文学讲座。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格林童话故事》中《巧妙的交易》，并指导同学如何短时间内复述故事和怎样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吸引听众。同样，《现代文学史》的郑颖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与大陆大多数高校以历史分期、人物评价、作品评析的惯用模式不同，以充满感性的认知去还原时代与作家。不以大处总结，而是着眼微小细腻的情感，在似乎亲历现场里让学生体会作家在时代中孤独或良知的身影。郑颖老师常年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从事瓷器导览，为了配合《红楼梦与现代文学》这门课，在课余时间里带领学生去华山文创园区、永康街、故宫博物院等地参观。这种无功利性和与实物结合的学习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引导学生深切可感地去捕捉文学创作的灵感。
（三）重古典轻现代和应试的阅读
这是无论大陆或台湾文学教育中都难以避免和不容忽视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校园学术界对原有传统的固守和纸本阅读时代学生对经典的抛弃。“中文系在古典文学”似乎成为一个文化共识，在传统的思维中，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是脱离古典的课外读物。尽管现代文学的阅读在市场中更受喜爱，但学校的授课中仍希望将经典作为偏重。例如，曾任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的潘重规先生被称为台湾敦煌学的“鼻祖”，他将“敦煌学”的研究扎根中国文化大学并延续至今。因此，在《通俗文学概论》这门课中，完全将“敦煌俗文学”作为了研究的重点，以小组的形式轮流讲解《敦煌变文集》。而其他文学类相关的古代文学、民间文学课堂中也因这一传统而适当加重了对“敦煌学”相关知识的介绍。在文学教育中，对经典的保留和重视无可厚非，但这确实也反映了高校中老师对古典有意地偏重及对现代文学相对地弱化。
此外，在台湾学校的文学教育中也存在着读经典人群的减少和为应试而阅读的现象。随着纸本阅读时代的衰落，古典逐渐走向过去。有教授古代文学的老师提到，自己在多个学校针对中文系不同年级的学生询问过有谁完整地读过《红楼梦》，通常予以回应的学生不到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但是教科书编材的原因，全部的学生都读过“刘姥姥进大观园”，同样，班级中读过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村上春树的学生比例非常高。这正是市场影响趋势下，可怕的教科书导向和文学基本素养的缺失。
因此，相应部门为了保证学生阅读古典的量而增加教科书内容，并鼓励学生阅读经典，因为这样可以增加考试写作中的引经据典，这正是以考试来引导阅读的趋势。台湾曾经有过几年升学考试中停考作文，但随之学生的阅读水平一落千丈，后来便又将作文加回考试内容中。学生的通常思维是只要熟悉了教科书就可以拿来考试，但是作文必须有大量的阅读积累，取材和文笔才能丰富。
二、中国文化大学文学创作的培养
（一）台湾职业作家的发展模式
虽然作为职业作家充满了生活的艰辛，但是台湾80年代时，作家可以成名这件事对各行各业还是充满了吸引力和导向性。很多从小有一定阅读量或者对文学有着热爱的同学便梦想成为作家。尤其是从国中、高中每一个阶段开始，在各类校园文学奖中获奖的学生更会将作家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同时，为了鼓励文学创作和促进文学发展繁荣，各大报社广设文学奖，全盛之时，《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日报》等有影响力的报刊全部设有文学奖。当时成名的很多作家就是这样从校园文学奖到报社文学奖，崭露风头后逐渐走向社会变成职业作家的。于是，台湾在八十年代时建立了这样的职业作家发展模式：拿到校园和报刊文学奖、报刊刊登作品、出版社出书、畅销书排行榜的位置变化，作家的成名之路更像是一个升学级，只有少数默默坚持的人才能走到最后的耀眼。当然，如今随着纸本的消失，学生阅读量越来越低，凡事速成的年代里，漫长而艰辛的职业作家之路已不再如当年那样吸引学生。
这种台湾作家的发展模式下，中国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毕业的骆以军就是典型的代表：骆以军1967年出生于台北市。1989年《蟑螂》获学生文学奖佳作。1990年《底片》得到联合文学小说新人推荐奖。1991年《手枪王》荣获时报文学甄选奖。1993年出版小说集《红字团》，四月获该年度联合报《读书人》年度十大好书。1998年小说《哀歌》入选尔雅年度小说选。1999年九月出版小说集《第三个舞者》。获该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2000年11月出版小说集《月球姓氏》。获该年度中国时报《开卷》、联合报《读书人》、中央日报、明日报年度十大好书。《五个与时差有关的故事》获得台北文学奖。小说《医院》入选九歌年度小说选。2001年11月出版小说集《遣悲怀》。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2002年获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2003年6月出版小说集《远方》。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文学类。2008年《西夏旅馆》被《开卷》评为十大好书，出版以来被认为是集大成之作。2010年长篇小说《西夏旅馆》获得“红楼梦奖”首奖。骆以军就是这样一个从校园文学奖走到报刊文学奖，逐渐受到两岸读者喜爱的职业作家典型。
（二）中国文化大学创作教育的发展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成立于1963年6月，为学校最早创设的15个学系之一，创立宗旨在于培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专门人才。这时在中国文化大学的系所设置中，现代文学还并没有从古典文学中分离出来。1969年，当时任文化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金荣华老师认为，应该让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分道扬镳，培养当代写作的通俗作家。于是他实践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想法，开创了中国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金荣华老师找当时最红的作家来授课，比如张大春、罗智成、杨泽、翁文娴等，他们都正处于三十岁左右创作力最丰沛的年纪，带领学生写小说、剧本、散文、诗……可以说，中国文化大学的文艺组当时创了新的时代风潮。逐渐，很多人都来阅读和关注现代文学并培养了现代文学教养，使它变成了平衡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更为欣慰的是，文艺组成立四十年间毕业生有二千余人，其中多数服务于教育界及文化界，同时也不乏有影响力的作家。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分为“中国文学组”与“文艺创作组”两组，“中国文学组”所开的课程以古典文学为主，现代文学为辅;“文艺创作组”所开的课程以现代文学为主，培养学生现代文艺的创作与欣赏能力，但也兼及古典。在2013年中国文化大学文艺组所制定的目标与能力中可看到，力求培养文学研究及文艺创作的人才，培养优质的中等学校国文师资，培养现代文学与文化创意能力兼具的人才，培养文学写作及运用的人才。培养的核心能力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基本素养兼具的能力，创作、批评与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中文教学与表达沟通的能力，古典、现代文学与当代教育关怀贯通的能力，文学、美学素养融入社会文化活动的能力，整合现代文学与数字科技的能力，强化文学创作及田野调查的能力，结合文艺创作、展演与编辑的能力。在课程设置上，文艺组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现代文学导读、中国文化史、戏剧概论、大陆当代文学选读、小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中国文学史、中国佛教文学、中华文化专题、文艺美学、民间文学、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原住民文学、诗选及习作、台湾现代文学、小说选及习作、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与翻译、古典小说选读、两岸当代文学专题、现代文学史专题研究、通俗文学概论、散文选及习作、词曲选读、写作实务、文学批评、先秦典籍导读、近代台湾主流小说（1949—1989）、红楼梦与现代文学、现代诗选读、创意写作等。
同时，在教师方面，中国文化大学也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谋生和学术研究的平台。因为真正的作家很少有学院资格，获得硕士学位的还有不少，但是相应需要的博士学位拥有者寥寥，几乎没有可能到大学来教书。而很多学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放了艺术教师的资格，如台北教育大学、东华大学便以其他特殊的方式聘用作家来当专业的老师。这些学校尝试开发华文创作，从翻译、实际作家教学，有些类似大陆很多作家进入高校或者研究所深造，这是对已经发现了有作家潜质的学生进行培养。
当然，高校对职业作家的培养教育也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教师以理论派身份做研究和以作家身份来创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学生扎实写作基本功之后，想成为大家也要有才气、天分和人生阅历的积淀，并且要耐得住寂寞。从实际来看，华文作家中拔尖的基本还是以天才和机缘而非勤奋取胜。文字创作者和作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学生经过培养便可成为作家，因此文艺组为社会贡献了很多编辑和文字工作者。但相对于其他中文系对文字工作者的培养，文艺创作组的优势在于其充分的学术自由更紧跟了时代的潮流。
职业作家培养面临的问题还有学生对未来生存的担忧，比如骆以军从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在体制内上过班，他成名前以给报社打零工来维持生计。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写作困境中，他疯魔般地在作家之路上努力前行，其代表作《西夏旅馆》的写作耗时四年，在此期间曾两次遭受抑郁症的折磨。同时，作为文艺组的老师也很沮丧，认为自己很难告诉学生，读文艺创作的出路是什么，凭借什么可以就业。在学校网站就业情况中显示，文艺组的就业率与其他相近专业并无大的差别。在历届毕业的杰出校友名单中，994人中只有7人来自中文系文艺创作组，这也许可以略微表明在重视仕途的传统意识了，政府和高校公职或稳定、优秀的企业家更被人认为是成功的典范，而非靠才华在社会中不确定游走的职业作家。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大学所开创的现代作家培养教育中值得借鉴的同时，社会和高校都应深入思考的现象和问题。
莫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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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文学习的鉴赏活动中，经常出现其他艺术门类尤其是绘画的术语，甚至借用绘画技巧变成文学技巧，学生由于知识面窄，对这些术语难以理解，本文结合现行高中人教版教材，力求深入浅出地对几个难度较大的术语进行联系比较的阐释，帮助学生理解。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也应极力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让学生找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运用。
【关键词】语文教学；文学赏鉴；绘画术语；联系比较；形象思维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学鉴赏中使用了大量的绘画术语，由于现在学生只重视文化课的学习，而对非高考科目要么不学，要么学了没有理解，导致知识面狭窄，阅读文学类文本出现理解上的障碍，进而答题表述不能到位。
为什么文学中会出现绘画的术语呢？这是因为艺术总是相通的，中西方早就认识到了诗歌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曾说过：“绘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我国大诗人苏轼评价王维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国画上画家总习惯在画上题一首小诗，而西方的小说和诗集总喜欢配上精美的插图，图文并茂，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文学尤其是诗歌与绘画有一个根本点是相通的——那就是空间想象，既然在形象思维上一样，两者相互印证，互相诠释也就理所当然了。文学的想象全是基于文字，想象空间更为广阔，读者再创造的空间也就更大，但对于文学素养还不高的中学生来说，也就显得更虚幻，难以捉摸；而绘画更侧重根据视觉展开想象和联想，相对更加直观，就如画中的王语嫣远比书中的王语嫣好把握得多一样。因此，借用绘画术语来诠释文学中的技法，就可以达到化实为虚，变抽象为相对具体可感的效果，进而在表达上可以更加简明准确。
下面就以高中人教版教材為例，对所涉及的几个理解难度较大的绘画术语作一些浅易的解说，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
一、白描
1.《360百科》：白描是中国画技法名，指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的画法；白描也是文学表现手法之一，主要用朴素简练的文字描摹形象。归属：描写。
在文学创作上，“白描”作为一种表现方法，是指用最简练的笔墨，不加渲染，描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这种写作手法就是白描。
2.特点：不写背景，只突出主体；不求细致，只求传神；不尚华丽，务求朴实。
即：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抓住事物最主要的特征，不加任何藻饰的勾画。
3.示例：
作者几次写祥林嫂的外貌都不写全貌，只求传神，只抓住能表现人物命运、心理特征的地方，用不加修饰的文字，简单几笔勾勒出人物形象。“一个小铺盖”说明她的全部家当仅此而已，“白头绳”说明有丧事，后面几笔写脸色，可以看出营养不良、受到打击、悲伤过度、精神恍惚。言简意丰，精当传神。
这是马致远笔下的一幅羁旅荒郊图，被赞为秋思之祖，从多方面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但作者营造意境，只抓住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事物，罗列出来，仅在每个物象前加了一个形容词，点出事物特征而已。语言之少，线条之简，无与伦比。此之谓白描。
二、工笔
1.《360百科》：亦称“细笔”，与”写意”对称。中国画技法名，属于工整细致一类密体的画法。用细致的笔法制作，工笔画着重线条美，一丝不苟。如宋代的院体画，明代仇英的人物画，清代沈铨的花鸟走兽画等。
2.特征：工整、细致、全面地描写某个场景或人物，仔细而润色丰富，而且是稍带个人色彩或观点的描写。所属：描写。
表现在文字上就是观察细腻，描写全面，刻画细致入微。
与白描相对。白描只是简单几笔，而工笔则是细细描绘，文字相对较多。
3.示例：
《林黛玉进贾府》中的王熙凤、宝玉出场的外貌描写；传统小说中的外貌描写。
从头写到脚，有些有助于刻画人物，有些对表现人物就没有任何作用或作用很小。今天已经不多用，嫌其繁琐，浪费文字。在此也不必赘述。当然也有表现力很强的，如《孔雀东南飞》中“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一节和太守迎亲的场面，作者都采用了工笔的手法，细致描摹，其效果在后面“渲染”中再解说。
三、烘托
1.《360百科》：指陪衬，中国画技法名；用水墨或淡的色彩点染轮廓外部，使主要事物鲜明突出。文学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即通过侧面描写，使所要表现的事物鲜明突出。
2.特征：通过侧面描写，突出所要表现的中心对象；与衬托略有不同，（有人将烘托与衬托等同，也无不可），衬托可以文字很少，一物衬一物居多；烘托则文字相对较多，用多个事物或多个侧面去突出所要表现的事物，多用侧面。所属：描写。
3.示例：
作者意在写罗敷之美，却未对罗敷的美貌作任何正面描写，而是通过描写行者、少年、耕者、锄者见到罗敷时的惊叹、赞赏、痴迷等各种反应，从侧面突出了秦罗敷的美貌，把读者的联想向篇处延伸、扩散，从而间接构成了极为活跃的视觉艺术效果。这就是烘托，侧面多，中心点只有一个，明写侧面，实写正面。
作者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周瑜，却从“千古风流人物”说起，由此引出赤壁之战时的“多少豪杰”，最后才集中为周瑜一人，烘托了周瑜在作者心中的主要地位——他的感慨主要是因周瑜而发。
示例3：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白居易的《琵琶行》
琵琶女第一曲弹完，作者明明是要说琵琶女的琴技高超，却把视线转向听众和景物，明写听者的醉心神往的情思，实则突出了音乐的神妙动人。
烘托由于使用文字较多，所以常常又包含了渲染的技巧，后面接着解释。
四、渲染
1.《360百科》：中国画技法的一种。以水墨或淡彩涂染画面，
以烘染物像，增强艺术效果。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对所写对象作突出的描写、形容、拱托。
2.特征：正面描写，展开的面较宽，使用文字较多。所属：描写。
理解这些绘画术语，最好多点形象思维，“线条”就说明使用语文简短，而渲染的解释中用了“涂染”二字，说明使用文字相对较多，就像用墨涂抹一样，面积较大。
3.示例：
刘兰芝即将离别焦家之时，写她穿戴之认真，打扮之精细，都细加描绘，接着不厌其烦地写其足、头、腰、耳、指、口，最后写步态。唯其如此，才能突出表现刘兰芝在离开焦家时的沉着、冷静，因为她坚信自己并无罪过，要光彩艳丽、正大光明地离开焦家，以自己的“严妆”表示对迫害自己的封建家长的抗议。同时这一段描写与开头的“十三能织素”一节相互补充，既正面为读者刻画了一个美丽贤淑、知书达礼、能干多才的女子形象，也暗示了兰芝外柔内刚的性格特点，使形象更加完整丰满，加深诗歌的思想内涵。
前三联无非是写贬谪之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却占了全诗的主要内容，层层铺写，情景交融，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下文的直接抒情也就水到渠成了。比重之大，分量之重，因而突出作者感触之深。
回答“愁”有多少，一句就够了，作者刻意用了三句比喻进行描写，效果迥异，一下就打开了读者的想象，愁之多，之深，连绵不绝，挥之不去，形象可感，跃然纸上。
渲染使用文字多是相对的，由于诗歌语言本身简洁，不一定面积非要很大才算渲染；小说、散文都用渲染的技巧，诗歌在文字用量上当然与之无法相比，只要是铺开来写就算。理解了渲染也就理解了早期诗歌的“赋”，二者内涵基本一样。
除以上几个术语之外，还有像漫画、水墨画、浓墨重彩等等，内涵相对容易理解，在此不再赘述。
艺术中术语，交叉使用很常见，除绘画外，雕塑、音乐等领域的词汇，如旋律、节奏、主旋律、变奏、交响曲等都来自音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互相阐释，要么是为了形象可感，要么是为了让读者通过想象与联想更容易把握内涵。因此，学生在学习时不能光靠死记，因为语言是艺术，文学是艺术，学习它主要靠的是形象思维，而非机械记忆；还应该粗略地了解艺术其他门类的一些基本常识，这些内容高中音乐、美术教材都有涉及，最好能大致理解，掌握了这些概念的基本特点和内涵之后，再通过联想和想象去理解语文中的这些术语就容易多了。只有理解了，才能记得更牢固，才能变成自己的，判断、赏析、运用自然会轻松自如。
作为语文教师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语文素养是语文教学的核心，语文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层面上，还有诸如思维品质、品德修养、审美情趣、个性品格等方面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在学生学习中去渗透，去培养，去矫正，而艺术的其他门类的常识，作为语文教师，也有责任在平时的教学中进行适当的渗透，以提高其艺术修养。而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更是语文教师的基本任务。总之，学生不理解，责任在教师。
作者简介：王世平（1964.2-）男汉族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研究方向：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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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文学也中不乏对理想世界的描绘，它们虽都有悖于现实生活，给人一种荒谬的不真实之感，但“乌托邦”确是承载人们美好期望的理想之地，为世人展示了生命虚无中的美好之处。值得一探究竟。
关键词：乌托邦;文学;理想世界
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在《太阳城》里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私有制，人人劳动，社会组织生产分配，拥有大智慧的“圣哲”（太阳）作为城市最高管理者的理想社会。“太阳城”是康帕内拉虚构的理想城邦。在太阳城里，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参加劳动，生活日用品按需分配，每天工作四小时，其余时间用于读书娱乐。儿童从二三岁开始接受教育，10岁前学习各种科学知识。17世纪德国神学家、基督教修道院院长约翰·凡·安德里亚在《基督城》里，描写了理想国度--基督城。在这座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城市中，由三人执政，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人人参加劳动，没有剥削和压迫，因而手工业和农业很发达，科技和文化很繁荣，人民不仅享有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享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此时，“乌托邦”就已具有空想的成分。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建构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醉人世界，汉魏时期的令人心驰神往的游仙诗，无一不体现着“乌托邦”在中国经历的本土化发展历程。而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则最早使用了“乌托邦”一词。书中严复对“乌托邦”的解释只有“不存在”这一层意思。中国文学中则沿用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中从相对性角度并上升为哲学对“乌托邦”含义所作出的界定：“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和戴镏龄译本中的‘乌攸之乡’⑤这一含义，此后，中国人便将“乌托邦”和“空想”画上了等号。
文学作品中也不乏“乌托邦”世界的建构，流连其中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乌托邦”世界无一不是“桃源梦”的复制与变形。阮籍不满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残酷，却无力做出改变，无奈感叹“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自己满腔的政治热情只能在《咏怀诗八十二首》中曲折表现。他的挚友嵇康也为当时政治所苦，隐逸山林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是“审贵贱而通物情”，其实，在游山玩水逍遥自得的背后是悲愤难平的愤慨。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绘了一个温柔富贵乡--“大观园”，无论是里面的亭台楼阁还是主人公的饮食起居，如果不是身处其境，常人只能在梦里观望它的繁华美好。时间流出近代转入民国，周作人在动荡的社会浪潮中举起了“人的生活”这面大旗，追求自由平等。而在30、4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无论革命文学还是民主主义文学，无一不对当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以批判，想要建立一个思想自由的理想国度，但是批判过后文人理想终归毁于社会现实。于是“桃源梦”的建构在后革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继续呈现。“革命样板戏”中尽情展现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体现了当时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红色经典“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或是表现残酷的革命斗争，歌颂革命者的机智坚韧;或是表现中国老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歌颂了中国儿女们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
文学中不乏对理想世界的描绘，它虽有悖于现实生活，给人一种荒谬的不真实之感，诸如康帕内拉向往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太阳城，但“乌托邦”确是承载作家美好期望的理想之地。
“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桃花源情结的系列”。汉魏时期曹植的游仙诗《飞龙篇》，寄予了作者得道成仙、超凡脱俗的人生追求。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压迫，百姓自给自足生活恬淡的世外桃源。比照当时的社會状况，“桃花源”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曹氏政权与司马氏政权的争夺，让多少的怀揣政治理想的文人成为牺牲品。寄情于山水成为阮籍、嵇康等人的保护伞。《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对统治者的期待、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在以旁观者冷眼诉说的同时，表达的是阮籍、嵇康等人对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期望。盛唐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则一吐“诗仙”心中不快，豪笔挥洒不为权贵所困的理想人生。盛极而衰的“大观园”，暗含着曹雪芹远离社会困境、重建家族辉煌的理想。大观园里的园林建筑、器物摆设以及衣食起居，汇集了人间精华与享乐，像刘姥姥一样的普通人身在其中宛若置身梦境。到了现代，“乌托邦”叙事仍没中断，周作人在“新村” 运动中积极倡导“人的生活”，反对革命暴力，追求平等独立、普度众生的超世理想。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今天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往往乌托邦也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文学正是为人建构一个虚无的世界，来满足现实生活中所无法达到和实现的一切，在这一层面上，“乌托邦”和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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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认识的老师中，有的很严格，有的很温和……可是，他们比起我们的王老师，可差远了。
王老师有一双乌黑发亮、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细长的身材，真是一位典雅的老师。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处理事情，总是条条有理，以理服人。
王老师对我们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总是不厌其烦的劝导，给我们改正的机会。
王老师像妈妈一样爱护我们，虽然她那么累，可她从不说一声苦叫一声累，她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由于我很多的地方做的不好，给王老师带来很多麻烦，比如，我上课不注意听讲，做小动作，因此成绩很不理想。所以王老师经常苦口婆心的开导我，找我谈话，帮助教育我。要期末考试了，王老师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天天早早的来到学校给我们补课，讲题目要点，使我在期末考试不掉队，我很感谢王老师。
为了不辜负有这样的好老师，我会更加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辛勤培育我的老师！
更让我难忘的是，刚开始上课时我总是开小差，王老师发现后，并不是在课堂上批评我，而是让我站起来回答题，因为我没听清站在教室里真难为情，以后，我会慢慢改掉了这个坏习惯。
今年寒假，我读了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园长、江苏省特级教师吴邵萍老师的先进事迹，觉得王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是一名优秀的老师。我为能遇到这些老师感到幸运。
谢谢王老师耐心细致地教我们读书、写字，把调皮无知的我们培育成了知书达礼的少年。
谢谢王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扫地、擦窗户，培养了我们讲卫生、爱劳动的好习惯。
谢谢王老师在我们取得好成绩时对我们的表扬和鼓励，谢谢您在我们犯错误时对我们的批评和教育，谢谢您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谢谢您，王老师。
在我们的心中，对老师的要求肯定是不同的，有的人希望老师温柔，有的人希望老师讲课幽默，还有的人希望老师聪明等等，而我就希望老师讲课幽默、认真，我很幸运，在我的身边就有一位这样的老师。
这个老师是一位数学老师。她讲课风趣、幽默，并且，每一道题她都能给我们指出重点，让我们彻底明白这道题，有时候，她会让我们先自己讨论，比如说一道判断题，她就能让我们先说一说理由，这道题为什么对了或者为什么错了，往往我们班做判断题时，就会是一个人接一个人的发言，最后，看我们说的差不多了，她就会让我们停下来，将这道题仔细讲清楚，如果还有人不会做，她就会认认真真的一遍又一遍的讲，知道那个人听懂为止。这样在我们分辨过后，她再讲，我们就会将这道题记得清清楚楚，再也不会错了。
这个老师不仅幽默，而且还很有耐心。
杨怡在我们班可是出了名的认真。每天下课，都能见到她学习的身影，有时，她在学习上碰到不会的题，就会去问同学，有的时候，同学们也解不出来，她便去问老师。这时，老师就会一遍又一遍的给她讲，讲完后，就会让杨怡再讲一遍，等到杨怡彻底弄懂了之后，才结束了讲解。
这个老师还很负责。
老师在开学之前，总要让几个女生把班里打扫一遍，装饰一番。但是，她自己没有想其他老师那样，让学生自己装饰，而是亲自来到学校，和他们一起干，有时，老师写几个毛笔字让他们贴在墙上，有时剪一朵花装饰教室。
大家猜到这位老师是谁了吗？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赵小茹老师。
有一种鲜花，我最惊羡，惊羡于它的粲然开放；有一种清茶，我最渴望，渴望在他的醉人浓香；有一种老师，我最喜爱，喜爱有他的课堂。
一头乌黑的短发，一双又大又明亮的眼睛，笑的时候特别帅气，有时候又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一样呵护我们，关爱我们。这就是我心中的好老师——李老师。李老师是一位物理老师，他工作认证负责，上课生动幽默，特别是他的声音很好听，这可是他自己也认同的哦！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也是我最喜爱，最敬爱的老师，她在黑板这片浩瀚的大海上，不停地滑动着船桨，用他的所有知识把我们喂饱。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便从一年级升上了五年级，但我们不能忘怀施老师您对我们的教诲之恩。
施老师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施老师上课的时候，总是很认真，很有耐心。
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我们都很害怕，不敢举手，生怕老师会批评我们。施老师微微一笑，温和地说：“不要怕，说错了老师不会批评你的。”听完这句话，我的心里好象有一丝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使我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手。
施老师就像一位天使，解开我们头脑中的迷团；有时像一场温柔的细雨，滋润着我们，让我们快乐的成长。施老师她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记得有一次，施老师要我们排演节目，节目的内容是《小羊和狼》。不知怎么，施老师要我去充当大灰狼这个角色。我听了很不服气，便生气地问施老师：“为什么让我扮演狼？狼是大坏蛋，我不当！”施老师听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狼虽然是坏蛋，但电视上的.小丑也不是一直演丑角吗？如果演得好就能够获得观众热烈的掌声，你说演还是不演呢？”我听了，笑了笑说：“对，我还是充当一下吧”。
到了表演的那一天，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那天，我起晚了，演出的时间快到了，看我还没到学校，施老师很着急，便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了。施老师到了我家，我一出门，施老师把雨衣批在我身上就出发了。在雨中，我模糊地发现，施老师的衣服几乎湿透了，当时，泪光已在我眼眶中闪动。到了学校门口，老天有眼，雨停了。我满怀激动的心情为施老师表演了一场精彩的节目。最终，我们获得了二等奖，虽然未获一等奖，但我已经尽了全力，可又有谁知道，为了这个奖项，施老师用了多少心血呢！
有人称赞老师是蜡烛，是灯塔，是园丁。但我认为，老师是一颗闪烁的繁星，照亮我们的绵锦前程更为恰当。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便从一年级升上了五年级，但我们不能忘怀施老师您对我们的教诲之恩。施老师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施老师上课的时候，总是很认真，很有耐心。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我们都很害怕，不敢举手，生怕老师会批评我们。施老师微微一笑，温和地说：“不要怕，说错了老师不会批评你的。”听完这句话，我的心里好象有一丝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使我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手。
施老师就像一位天使，解开我们头脑中的迷团；有时像一场温柔的细雨，滋润着我们，让我们快乐的成长。施老师她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记得有一次，施老师要我们排演节目，节目的内容是《小羊和狼》。不知怎么，施老师要我去充当大灰狼这个角色。我听了很不服气，便生气地问施老师：“为什么让我扮演狼？狼是大坏蛋，我不当！”施老师听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狼虽然是坏蛋，但电视上的小丑也不是一直演丑角吗？如果演得好就能够获得观众热烈的掌声，你说演还是不演呢？”我听了，笑了笑说：“对，我还是充当一下吧”。
到了表演的那一天，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那天，我起晚了，演出的时间快到了，看我还没到学校，施老师很着急，便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了。施老师到了我家，我一出门，施老师把雨衣批在我身上就出发了。在雨中，我模糊地发现，施老师的衣服几乎湿透了，当时，泪光已在我眼眶中闪动。到了学校门口，老天有眼，雨停了。我满怀激动的心情为施老师表演了一场精彩的节目。最终，我们获得了二等奖，虽然未获一等奖，但我已经尽了全力，可又有谁知道，为了这个奖项，施老师用了多少心血呢！有人称赞老师是蜡烛，是灯塔，是园丁。
但我认为，老师是一颗闪烁的繁星，照亮我们的绵锦前程更为恰当。
她是我心中的好老师，美丽高贵：一身象征着智慧的紫色正装，50多岁，但在我眼中依然活力四射。微黑的瓜子脸上镶着两颗修炼多年的黑宝石，眼角若有若无的皱纹宛如平静的水面微微泛起的涟漪，挺拔的身姿使她更显庄重。用千古佳句：“云想一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形容她在合适不过了。
她是我心中的好老师，循循善诱：一堂生动有趣的语文课在欢快的下课铃中结束了，课下，一位因家庭因素而一直无精打采的同学被细心的她叫进了办公室。“老师跟我说啊，爸爸妈妈虽然不在一起了，但还是关心我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忘记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从办公室屁颠屁颠跑出来的同学笑着对我们说。
她是我心中的好老师，呕心沥血：有一位男同学，一直是他的骄傲，不论什么比赛，男同学总会破那个纸一张火红的奖状来回报她，男同学是她最得意的弟子，是她的掌上明珠。四年过去了，男同学依然如此优秀，可就在五年级时，男同学的成绩竟一落千丈，上课经常心不在焉，作业也是投机取巧，一塌糊涂，如一本天书，让一向知识渊博的她无从下手。于是她便去家访，得知男同学上网成瘾，不能自拔。她便对男同学单独辅导，经常与男同学谈心，可依旧无济于事，但她还是不放弃，坚持不懈，一如既往的帮助他，鼓励他。终于，滴水可以穿石，渐渐的，男同学的成绩有所好转，她便加大马力，让同学们一起督促他。一年后，男同学果然浪子回头，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她就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优秀高级教师，狄霞。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便从一年级升上了五年级，但我们不能忘怀施老师您对我们的教诲之恩。施老师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施老师上课的时候，总是很认真，很有耐心。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我们都很害怕，不敢举手，生怕老师会批评我们。施老师微微一笑，温和地说：“不要怕，说错了老师不会批评你的。”听完这句话，我的心里好象有一丝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使我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手。施老师就像一位天使，解开我们头脑中的迷团；有时像一场温柔的细雨，滋润着我们，让我们快乐的成长。
施老师她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记得有一次，施老师要我们排演节目，节目的内容是《小羊和狼》。不知怎么，施老师要我去充当大灰狼这个角色。我听了很不服气，便生气地问施老师：“为什么让我扮演狼？狼是大坏蛋，我不当！”施老师听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狼虽然是坏蛋，但电视上的小丑也不是一直演丑角吗？如果演得好就能够获得观众热烈的掌声，你说演还是不演呢？”我听了，笑了笑说：“对，我还是充当一下吧”。
到了表演的那一天，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那天，我起晚了，演出的时间快到了，看我还没到学校，施老师很着急，便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了。施老师到了我家，我一出门，施老师把雨衣批在我身上就出发了。在雨中，我模糊地发现，施老师的衣服几乎湿透了，当时，泪光已在我眼眶中闪动。到了学校门口，老天有眼，雨停了。我满怀激动的心情为施老师表演了一场精彩的节目。
最终，我们获得了二等奖，虽然未获一等奖，但我已经尽了全力，可又有谁知道，为了这个奖项，施老师用了多少心血呢！有人称赞老师是蜡烛，是灯塔，是园丁。但我认为，老师是一颗闪烁的繁星，照亮我们的绵锦前程更为恰当。
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好老师，她清秀的身材，梳着披肩发，白皙的脸庞上总是带着微笑。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眼神中透露着淳朴、温情，她为教育事业尽心尽力，时时刻刻关爱着我们。她就是我们的好老师—刘老师。刘老师不仅是我们知识上的启蒙者，还是我们思想上的引路人和生活里的益友。刘老师教负责我们班的语文课。每一堂课她总是认真引导我们对课文进行仔细地理解和思考，让我们跨上理想的骏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让我们积极回答问题。谁的发言有新意，就带头给他鼓掌，向他祝贺。记得刚上学的时候，刘老师就任我们班的班主任，那时我们对老师还十分陌生，非常胆小，上课举手的同学也几乎没有。
我更是胆小，低着头一边想问题，一边担心着：会不会叫到我呀？“冯颖楠！”老师恰好点到了我的名字，我把头埋得更低了，几乎快碰到桌子，脸红得像个苹果，但我还是慢慢地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着，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似的，我似乎成了一只受惊的小鸟。这时，老师不但没批评我，还亲切地对我说：“回答得很正确，声音再响亮些，不要紧张，就更好了。”我看着老师那充满鼓励的目光，鼓足勇气，响亮而流利地回答完了问题。老师竖起大拇指表扬了我。就是这课堂上的第一次，使我们感受到宽松的课堂氛围，以后都能积极地举手发言。
刘老师，您讲的课，是那样的精彩，吸引着我们一双双渴求的眼睛。又是您，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教导着我们，用您的知识浇灌着我们，您为我们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啊！
我心中的文学字篇五
;摘要: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也日渐升温。但是,对现代文化刊物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冷落。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疏忽。本文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视点,通过对《东方杂志》的个案考察意在说明:在现代文学生长过程中,文化期刊同样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期刊;东方杂志;文学世界
约三百位近现代作家的创作平台
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视点考察,《东方杂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方杂志》为约三百位近现代作家提供了宽广的创作平台;第二,《东方杂志》稳健开放、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使该刊成为20世纪上半叶寿命最长的中国文化期刊,并由此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现代文学史料库;第三,在史料的具体操作层面,《东方杂志》展示了由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蜕变的蛛丝马迹,积累了建立现代文学目录学、辑佚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据粗略统计,《东方杂志》由创刊到终刊(1904-1948)45年(出刊44卷)的过程中,先后有约三百位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派别的近现代作家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这是中国三代作家{1}先后走上文坛的一个共同的创作平台。
梁启超所指出的清代学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的判断,使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位学养深湛学者的目光的犀利。我在一篇谈史料研究的文章中,曾对梁启超包括此文在内的史料研究做过初步的概括:“梁启超的史料研究即使不可避免地带有拓荒者的粗疏,但他立足现实,雄视百代的研究视野,还是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梁启超关于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根据的概括,关于清代考证的五项成绩、朴学十大原则的评析,关于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强史就我原则的强调,关于研究不能只重视史之躯干,更要关注史之神理,用史料生发学术的明确主张,以及对史料从古至今面临五大厄运的洞察,所总结的鉴别伪书十二法等,事实上建构起了一部由传统史料学向现代文学史料学转化的雏形”。{3}《东方杂志》发表梁启超的相关论文还有多篇。随着时间空间的过滤,梁启超史料研究论文的意义将会得到恰切的彰显。
早在1913年,王国维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他那厚重的学术著作《宋元戏曲史》{4}。1921年4月,王国维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研究的内容虽为唐代的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论文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却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作出了重要提醒。王国维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唐写本,内有韦庄《秦妇吟》一卷,虽前后残缺,但尚余千字。王国维认为,敦煌的发现实际上帮助我们改写了文学的历史。王国维的研究启发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同样应该扩大眼界,从书本以外的田野调查中,寻觅文学隐蔽的秩序。
除梁启超、王国维、林纾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的第一代作家还有:严复、别士(夏曾佑)、章炳麟、柳亚子、张元济、坚瓠(钱智修)、伧父(杜亚泉)等多人。他们是思想上最早觉醒,具有某种独立品格的知识者。他们的思想亦新亦旧。旧的文化解体过程中的困惑与对新的文化的憧憬聚于一身,他们是典型的过渡时代的知识者。
五四一代作家是真正的现代知识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作家,有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沈雁冰、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胡愈之、叶绍钧、钱穆、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王统照、吴稚晖、朱自清、俞平伯、许地山、李大钊、恽代英、洪深、欧阳予倩、傅东华、孙伏园、杨振声、宋春舫等。这一代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世界现代文化精神的洗礼,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化一度也有过矫枉过正的决裂;而对建设新文学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精神凝聚在这一代人身上。他们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研究国故的方法》;鲁迅的短篇小说《白光》、《祝福》(20世纪30年代被列入东方文库,出版过单行本)及翻译《为人类》;周作人的《国语改造的意见》、《苦茶随笔》;郭沫若的短篇小说《行路难》、《喀尔美萝姑娘》;洪深的剧本《赵阎王》;朱自清、俞平伯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沈雁冰的欧洲文艺思潮研究;宋春舫的戏剧研究;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以及章士钊、蒋方震、朱希祖、刘大白、杜亚泉、冯自由、孙福熙、康白情、谢六逸、恽铁樵、高一涵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较大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沉淀,其中部分作家的作品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现代文学经典。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虽然随着国内和国际上斗争形势的发展,文学上意识形态型的生死论战日益激烈,然而,《东方杂志》仍不改兼容并包的办刊初衷,在更大的范围内,广泛吸纳各派作家,从而使一批优秀作品得以先后在该刊降生。《东方杂志》曾反复声明:“本社同人对于各派一律看待,在作者或难免门户之见,而编者是毫无轩轾的,只要文章的本身确有客观的价值,无论任何一派的学说都是一致欢迎。”{2}在这一编辑方针下,巴金的小说《雾》、《新生》;老舍、沈从文、蹇先艾、王鲁彦、王统照、许杰、杜衡、丁玲的小说;梁实秋的《近年来中国之文艺批评》;朱光潜的文艺理论研究及其论文《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陈瘦竹的戏剧研究;熊佛西、欧阳予倩的剧本,都先后在《东方杂志》上与读者见面。
这是一个阵容强大的创作队伍。除上述作家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主要作家还有数十人。因为有了这些作家参与《东方杂志》的文化、文学建设,《东方杂志》宽厚而不偏狭的个性才不被简化,它的多元制衡理念形成的张力、弹性才得以呈现,文学史上曾经被忽视的声音读者才得以谛听。这份多达数百人名单背后的信息,传递出的是《东方杂志》对各流派作家一视同仁的温馨敬意。
兼容并包、稳健开放办刊理念的成功
一个普通的文化刊物,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活力,不断地推出让读者感到陌生的文学新面孔?一切都直接来自《东方杂志》的办刊理念。
《东方杂志》奉行的兼容并包、稳健开放的办刊理念,使它能够容纳各家之言,成为文学的多声部合唱,展示出了历史进程的多向度,文学发展复杂的大格局。在研究方面,《东方杂志》注重史实,始终坚持研究的学术性、客观性,这就使它在20世纪斗争激烈的文化环境下,葆有足够调适的生存智慧,能够把学术以外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就这样,《东方杂志》既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配合,又内在地坚持着相对独立的学术个性,并进而在文学流程中发挥着某种调节作用。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过两篇文章:《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以下简称《质问》)、《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2}。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忧虑自有其现实根据,可是,他对《东方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即使有些文章,作者出于对中国固有文明的保守心态有某些不当言论),轻率地把学术问题和政治复辟问题扯在一起,却表现出了当时激进主义者唯我独尊、用大帽子压人的批评趋向。
(一)中国学术文化之发达,果以儒家统一以后之汉魏唐宋为盛乎?抑以儒家统一以前之晚周为盛乎?(二)儒家不过学术之一种,倘以儒术统一为国是为文明,在逻辑上学术与儒术之内包外延何以定之?倘以未有独创异说为国是为文明,将以附和雷同为文明为国是乎?则人间思想界与留声机器有何区别?(三)欧洲中世,史家所称黑暗时代也,此时代中耶教思想统一全欧千有余年,大与中土秦汉以来儒家统一相类;文艺复兴后之文明,诚混乱矛盾;然比之中土,比之欧洲中世,优劣如何?(四)近代中国之思想学术,即无欧化输入,精神界已否破产?(五)……伧父君所谓我国固有之文明与国基,如此如此。请问此种文明此种国基,倘忧其丧失忧其破产,而力图保存之;则共和政体之下,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当作何解?谓之迷乱,谓之谋叛共和民国,不亦宜乎?(六)伧父君之意,颇以中国此时无强有力者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为憾;然则洪宪时代,颇有此等景象,伧父君曾称快否?(七)伧父君谓:古代教育,皆注重于精神生活;今之教育,则埋没于物质生活之中。今后果不采用西洋文明,而以固有之文明与国基治理中国他事之进化与否且不论,即此现行无君之共和国体,如何处置?由斯以谈,孰为魔鬼?孰为陷吾人于迷乱者?孰为谋叛国宪之罪犯?敢问。
本文不厌其烦地录出第9项质问原文,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说明质问中所涉问题的庞杂,同时也是为了展示当时所出现的非此即彼的思维特点,以及武断、极端的行文方式可能造成的恶果。自“五四”始,这种居高临下的“质问式”批判方式,时断时续绵延不绝,给现代文学史料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伤害是灾难性的。
从总的实践看,《东方杂志》基本上践行了他们的上述承诺。为了坚持这一办刊理念,《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论争,一般情况下都采取不介入、不转载的客观立场。即使对于陈独秀的非学理性的“质问”,《东方杂志》虽据理抗争,但反驳有度,无意和《新青年》意气用事的“质问”进行没完没了的纠缠。但是,他们的稳健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固执、保守。在这里,稳健与开放相互依存。1921年,随着《小说月报》改革的进行,《东方杂志》事实上也开始了面目一新的改革。
《东方杂志》对文化界人士反对北洋政府迫害的政治文件《争自由的宣言》{3},也勇敢地及时披露于刊物。“五卅”惨案发生后,《东方杂志》明确地站在上海工人一边,声援工人运动,甚至遭到了租界当局的无理控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东方杂志》发表了不少鼓励抗日军民斗争,揭露敌人暴行的作品,尽到了应尽的民族责任。《东方杂志》骨子里深藏精气神,兼容并包中彰显出了强悍的主体性。
《东方杂志》兼容并包、稳健开放的学术品格一直保持到了它生命的终点。行将终刊的最末两期,《东方杂志》没有谴责,没有颂扬,也没有任何自我解释,只在照例的《时事日志》栏写下了极为简短的三则事实:(1948年)10月2日,“蒋总统飞抵沈阳”;(1948年)10月30日,“沈阳战事结束”;(1948年)11月3日,“东北国军撤离营口”。这三条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拈来的战事消息,预示了战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也宣告了《东方杂志》历史使命的终结,{4}并为它稳健的学术理念划上了一个句号。
一座尚待开掘的现代文学史料富矿
不用说,容纳约三百位作家的创作资源,拥有成功应对复杂文学环境的办刊理念本身,当然已是现代文化、文学的重要史料。这里所要叙说的一些人和事,则多是史料操作层面的问题,有些甚至只能归于细枝末节。
应该格外看重《东方杂志》办刊初期那些描述中国传统文学由旧变新发展轨迹的文章,那些探寻传统文学与史料萌孽过渡中不断增强新质的文章。
《东方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的短文《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开门见山地指出了现代书报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夫新闻为舆论之母,清议所从出,左挈国民,右督政府。有利于社会者则鼓吹之,害于社会者则纠正之,社会所疑,昭而析之。社会隔阂,沟而通之。有所褒则社会荣之,有所贬则社会羞之。此新闻纸之良知良能也。”而报纸以至刊物的良知良能为什么不能发挥对社会的监督作用呢?除了其他复杂因素外,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官吏:“于社会中地位最高,足以为平民之代表者,宜莫如官。”为什么近来官员惧怕报纸呢?作者说:“近今风气,御史每摭拾报纸之谈,风闻言事,以此去官者固不一其人。无官则无财,无财则无命,辗转相乘,虽有所深恶于报,然不敢以河汉弁髦视之,而报纸始稍达于上官之目。”文章还特别提出报纸的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作者说,一些书“介乎不文不俗之间,以为文言,则支离诘屈,不能自明其意旨之所在”,……“设以为俗语,则又之乎者也,纷然满幅。即一说部书,已非尽人所能读,是以长于国文者,则望而生厌,粗知文义者又泛滥无归,二者皆不适于社会者矣。吾谓今之书籍,除国文教科外,宜多用白话,而以科学书为尤要”。《东方杂志》创刊初期要求语言通俗化的呼声,到了五四时期终于汇合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白话文开始占据全国报刊的主导地位。
从创刊初始,《东方杂志》就审时度势,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为依托,开始介绍欧洲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1914年,《东方杂志》较早推出了三篇介绍国外文学思潮的文章:佚名的《托斯道(托尔斯泰)氏之人道主义》(《东方杂志》1914年6月1日第10卷第12号),章锡琛的《风靡世界之未来主义》(《东方杂志》1914年8月第11卷第2号),[美]菩洛斯著、钱智修译的《布格逊哲学说之批评》(《东方杂志》1914年9月第11卷第4号)。1914年之后,译介国外文学新潮的文章更日渐增多。在倡导向西方学习,介绍国外文学思潮与作品的同时,《东方杂志》也保持较高的警惕。第2卷第1期所刊选报文《论模仿文明之弊》中说:“一若以使用多即可厕于文明之列也者,徒袭文明之皮毛,而不吸文明之精神”,“与其学南欧之奢,不如学中欧之俭”。百年前,《东方杂志》没有被文明的皮毛所遮蔽,及时地发出了警惕“徒袭文明之皮毛”的召唤,以及在极其物质化的世界到来之前,就提出不学“南欧之奢”,应学“中欧之俭”。这些箴言,至今仍然是光芒四射的思想火焰。在《东方杂志》上类似的提醒并不少见。
从纯粹的史料角度审视,《东方杂志》所提供的史料也相当丰富。1904年,陈潜就在《东方杂志》第5卷第9号上发表文章《西人译中国书籍及在中国发行的报章》。文章介绍了西人研究中国书籍的目录“汗牛充栋,大至天文舆地,下至小说歌谣,靡不译有专书,以资研究”。该文还具体介绍了德人莫林德甫搜罗有关中国书籍、杂志4639种,编为目录的贡献,而法人亨利可狄亚“又踵为之”,“提要钩元,较莫氏之书尤为详赡”。
《东方杂志》在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上的贡献,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文学研究会三个文件的发表以及《东方文库》的编纂。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半年之后,《东方杂志》集中发表了文学研究会的三个文件:《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1}。《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明确提出了编辑这套丛书的重要性,甚至把此项工作提高到了新文学运动能否实现的历史高度:“近十余年来,颇有人介绍些世界文学作品到中国来。但介绍的人,与读他的人,仍是用消遣主义的旧眼光来介绍他或读他,对于文学的轻视与误解,仍然未除。他们不是为文学界的联锁来介绍他,乃是因其新奇足资取乐而介绍他。他们也不是以他为文学作品而读他,乃是因其新奇足资娱乐而读他。因此,他们所介绍的东西多不甚精粹。所用以为介绍的方法,也不甚精粹,只要把原书的事实介绍过来就足了,原文的艺术是毫不注意的,所以也有许多很好的文学作品,遭了删节与误会与失了原意之祸患。这种谬误与轻视的见解,如不根本■除,中国文学的新运动,是决不能有实现之一日的。”“我们在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底下,出版这个丛书,就是一方面想打破这种对于文学的谬误与轻视的因袭的见解,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是编辑新文学作品最早的丛书编例之一。编例共10条,对丛书的编辑原则、体例、要求,都有较详尽的规定,是切实可行的运作规范,在现代丛书编辑史上具有开创新局的意义。《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也同样具有文学史意义。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仅仅半年之后,就一举推出了多达78种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2},充分展现了新文学初期文学研究会的实力。
在《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和30周年纪念的时候,《东方杂志》分别编选出版了《东方文库》、《东方文库续编》。《东方文库》共收社会科学各类著作82种,其中文学类著作有:《东西文化批评》(上、下两册)、《近代文学概观》(上、下两册)、《文学批评与批评家》、《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近代文学与社会改良》、《近代戏剧家论》、《近代俄国文学家论》、《但底与哥德》、《莫泊桑传》、《美与人生》、《艺术谈概》、《东方创作集》(上、下两册)、《近代英美小说集》、《近代法国小说集》(上、下两册)、《近代俄国小说集》(共5卷)、《欧洲大陆小说集》(上、下两册)、《近代日本小说集》、《太戈尔短篇小说集》、《枯叶杂记及其他》、《现代独幕剧》(共3卷)。其中现代创作6种,理论批评5种,其余为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东方文库续编》收录文学类图书6种,即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上、中、下三册),新文学创作三册:鲁迅的《祝福》、郭沫若的《行路难》及陈衡哲的《西风》。东方文库及其续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价值极大,需要专文评论。这里详列目录,以示对《东方杂志》此项贡献的重视与仰慕。
《东方杂志》上的现代文学史料,当然并非局限于上述显在的文学文件的发表,文学作品的征集编选。大量的文学史料隐匿于文化刊物所关注的一些具体事件里,一些让人回味的细节里。例如,《东方杂志》较早地提出了学术商业化的危害性问题。指出:“今人日日言兴学,日日言提高文化,顾文化依然不振,且学术独立之精神,反若远逊于从前者何哉?以余思之,则学术之商业化害之也。何谓学术之商业化,则以学术为赚钱之手段,而不以为研究之目的是已”,“此学术商业化之现象,其根本原因固在于工钱劳动制度。故近世言社会改造者,多谓非变更经济组织,使学问家脱离工钱劳动之羁绊,则学问事业必不能充分发展”。{1}读此文字,恍若该文作者90年前已经预见到了今日学术界之情状。
《东方杂志》也关注学问家的生活,认为生活涉及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保持学术的独立地位。《学问家之生活问题》一文说,“国人多太息于学术事业之衰落,而思所以振起之者,余以为欲振起吾国之学术,必自解决学人之生活问题始”。又说,“顾今则不然,社会之组织,以受西洋文化之影响而剧变,士人于求学时代,已不胜其经济之压迫,及毕业以后,社会复听其自生自灭而不为之所。故无论具任何天才之人,咸不得不以在学校时所仅得之技能,入世以谋生。士人之入世谋生,大要不出三途。一曰作官,二曰为教员,三曰为文字上之劳工。作官之与学问事业,固绝不相谋。教员与文字上之劳工,宜若与学问事业接近矣,然以其时间须受金钱之支配,著作须投社会之嗜好,亦必不能保其学术独立之地位。质言之,则士人学业未成,而其全部之精力,已为生活问题消耗以尽而已矣。夫全部之精力已为生活问题所消耗,则欲其极深研几而于学术上确所有树立,又胡可得耶”。{2}平实的文字中所显示出的忧虑,透露了作者让人肃然起敬的学术良知。
《东方杂志》也不断提醒防止当权者对报纸的封杀摧残问题,指出:报纸上如有为民请命之文字,或见义勇为之著作,报馆即“被封被禁,被驱逐惩创”。{3}为此,《东方杂志》提出,要“抵御新闻政策”,“不可曲徇社会之所好”。文章痛斥一些报纸“征歌选舞,侈谈声色,淫词浪墨,满幅淋漓,或揭个人之黑幕,或肆不经之怪谈。窃揣其意,亦无非欲迎合一般堕落社会之心理,以广其销路而已。嗟夫,此等报纸,其造孽于社会者,岂可以衡量计哉”。{4}这两篇看似不起眼的短文,实际上却带有规律性地揭示了现代文学未来的基本生存形态。
警惕文学商业化问题,解决作家、学问家的生活问题,保持报刊独立性问题,看似细枝末节,实则是《东方杂志》时代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重大问题。在这些具体史料的背后,隐蔽着编者无言的阐释,暗示了文学生长的时代缺陷。文学的继承性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即使《东方杂志》各卷的学术质量并不平衡,但我们从作者对上述问题的拷问中仍然能够读出高尚。
一群七嘴八舌、众声喧哗的作家创作的现代生活长卷;
一批高品位研究者在学术殿堂里自由驰骋的身影;
一座尚待开发的现代文学史料富矿。
事实胜于理论。事实让跨越了晚清和中华民国的《东方杂志》赢得了敬畏与尊重。
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当我们用更大的历史视野来审视现代文学,比如,既从文学期刊,同时也从《东方杂志》这样的文化期刊来开展研究,某些问题就有可能看得更为清晰一些,甚至会一目了然。
[责任编辑袁士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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