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相信很多朋友都对拟合同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合同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赠与合同的法律条文篇一
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因赠与合同产生纠纷，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处理赠与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
处理赠与合同纠纷有哪些法律依据?我国《合同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婚姻法》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都对赠与合同纠纷处理罗列了详细的法律依据，下面由法律快车编辑在本文为您详细介绍。
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第一百八十八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第一百八十九条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条赠与可以附义务。
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第一百九十一条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第一百九十三条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第一百九十四条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第一百九十五条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第九条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选择符合其捐赠意愿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进行捐赠。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
第十条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
本法所称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
本法所称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第十一条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境外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受赠人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接受捐赠，并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对捐赠财产进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将受赠财产转交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也可以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分发或者兴办公益事业，但是不得以本机关为受益对象。
第十二条捐赠人可以与受赠人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数量、用途和方式。
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受赠人。
第十三条捐赠人捐赠财产兴建公益事业工程项目，应当与受赠人订立捐赠协议，对工程项目的资金、建设、管理和使用作出约定。
捐赠的公益事业工程项目由受赠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项目审批手续，并组织施工或者由受赠人和捐赠人共同组织施工。工程质量应当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捐赠的公益事业工程项目竣工后，受赠单位应当将工程建设、建设资金的使用和工程质量验收情况向捐赠人通报。
第十四条捐赠人对于捐赠的公益事业工程项目可以留名纪念;捐赠人单独捐赠的工程项目或者主要由捐赠人出资兴建的工程项目，可以由捐赠人提出工程项目的名称，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境外捐赠人捐赠的财产，由受赠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入境手续;捐赠实行许可证管理的物品，由受赠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许可证申领手续，海关凭许可证验放、监管。
华侨向境内捐赠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部门可以协助办理有关入境手续，为捐赠人实施捐赠项目提供帮助。
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赠与合同的法律条文篇二
我国合同法规定，要约是指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是一方当事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并受之约束的意思表示。而要约邀请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其目的是希望别人向自己发出要约，之后根据该要约决定签订与否，要约邀请人一般不受要约邀请的约束。
1、社会捐赠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其包括三方当事人。社会捐赠合同包括捐赠人、受捐助人、募捐发起人，涉及三种法律关系。该合同因受捐助人或者募捐发起人发出要约，捐赠人的承诺而使合同成立，需要受捐助人和捐赠人两方当事人的合意，二者缺一不可。社会捐赠合同是特殊的赠与合同，第一，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的成立先是由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然后受赠人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在此过程中，受赠人一般不是主动的，而社会捐赠合同中，受捐助人积极发出需要帮助的信息，捐赠人积极作出捐赠的行为，两者都是积极主动的。第二，一般的赠与合同中当事人都是单一的个体，但社会捐赠合同的捐赠人一般是社会上的多数人，受捐助人往往是一个自然人，有事也可能是多个自然人。第三，一般的赠与合同不需要必须具备特定目的，而社会捐赠合同必须以特定目的(主要是为帮助受捐助人度过特定困难)为前提。
2、社会捐赠合同是诺成性合同。
3、社会捐赠合同是特定目的的赠与。社会捐赠合同的特定目的是捐赠人订立合同的动因和缔约的基础。如果受捐助人不为该目的使用赠与之物，那么，捐赠人可以主张合同目的不能而撤销或解除之。
4、社会捐赠合同为不要式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社会捐赠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合同的安全指数与当事人的信誉相关。当事人可以根据其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皆可。
赠与合同的法律条文篇三
赠与合同，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送给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的合同。赠与合同可以发生在个人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相互之间。赠与的财产不限于所有权的移转，如抵押权、地役权的设定，均可作为赠与的标的。
但有些时候往往适得其反，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案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答应送的东西，因为种种原因，赠与人要么“出尔反尔”不兑现给付承诺，要么“厚着脸皮”将送出去的财产要回来。近三年，青浦法院审理了22件赠与合同案件。在审理中发现，赠与行为几乎都发生在亲人或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这些案件中涉及了赠与合同的成立、效力和撤销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如何把握赠与成立的证据、撤销赠与的标准等在实践中也较难统一，我们不妨借助案例找寻一些答案。
【案例1】
八旬老人因被儿子驱赶心灰意冷要求撤销赠与
徐爷爷和陈奶奶是一对传统的老夫妻，养育了一双儿女。儿子和父母同在农村，有自己的宅基地住房，还开了一家小店。女儿大学毕业就在市区定居生活。儿子结婚后，老夫妻与儿子住在一起，帮忙照看店里的生意，不仅没要儿子一分钱，每月还搭上不少伙食费，抱上大孙后更是忙前忙后照顾小孩。老人家为儿女忙碌一生，对孩子也是能帮则帮。
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老人转眼都年过八旬，身子骨是越来越差。都说养儿防老，父母年事已高，本该到了儿子尽孝道的时候，可儿子见父母不但没办法帮衬自己，反倒成了自己的累赘，开始心生不满。平日没有好脸色，还大声训斥，处心积虑想驱逐年迈的父母。老人一气之下搬到市区女儿家住，后来经过亲戚朋友劝说又回到儿子家。但情况依旧如此，无奈，为求得清净，老人叫来了女儿、儿子和很多亲戚，当场签订了《父母赡养及宅基地分配协议》，写明了将自己原先的宅基地、自留地及住宅分给儿子和女儿各一半。
原以为，财产都分了，儿子应该会态度好一点，可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老人心怀恐惧，又经不起轮流居住、来回折腾，心灰意冷之下，做出起诉的决定，诉请法院判决撤销这份协议。法院通过审理，从赠与合同的标的和合同效力入手查明事实，认为老人要求撤销赠与此房屋条款的诉请，于法无悖，予以支持。
【案例2】
黄昏恋遭儿子强烈反对母亲撤回赠与儿的房子
王阿姨老伴于20xx年去世了，今年经人介绍，王阿姨认识了李叔叔，双方对彼此都很有好感，于是建立了恋爱关系。但王阿姨的儿子不支持。当王阿姨计划和李叔叔到乡下宅基地的房屋里去居住时，遭到了儿子强烈反对。儿子不希望失去这栋房屋的所有权，要求王阿姨把房屋变更到他名下，双方为此发生了多次口角。
为了安静地生活，维护自己追求爱情的权利，王阿姨和儿子在居委会的调解下达成了协议，约定今后无论王阿姨是否再寻老伴，王阿姨保证将此房留给儿子一人所有，如阿姨今后另寻老伴，只同意该老伴在此房内居住，直至百年，而无任何该房产权益。王阿姨以为这纸协议能让儿子心安，不再反对自己。可事与愿违，王阿姨和李叔叔还是没能过上想象中的平淡生活，儿子仍然干涉自己再寻老伴，甚至大大出手将王阿姨打伤。此时的王阿姨彻底心寒了，她考虑到儿子这样待自己，实在不值得将房子留给他。于是，王阿姨一纸诉状要求法院撤销当时调解书上房屋的赠与。
王阿姨的儿子辩称，自己作为儿子是合格的，和母亲生活从未分过家，这栋房子本身就是家里的共同财产，不存在什么赠与。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赠与行为成立并有效，而王阿姨作为赠与人有权撤回赠与，因此支持王阿姨的诉求。
【案例3】
房屋动迁妹妹赠房予姐前妹夫认为该赠与无效
邓大姐和李大哥是夫妻，育有一子，但在儿子11岁那年，双方感情破裂，在法院调解下离婚了，当时没有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就这样过了十几年，农村土地面临动迁，邓大姐名下一套房屋就在其中。这套房子是当年他们夫妻俩和儿子共同申请的宅基地建房，当时邓大姐和大自己十岁的姐姐感情很好，因为丈夫也有房子，自己住在丈夫的房子里，所以申请建的房子实际上是姐姐家出的钱，也一直是姐姐家在居住。现在动迁了，听说可以拿到100平方左右的房子，邓大姐想着姐姐家人口多，而且原先的房子也是他们出的钱，所以就和姐姐约定自己只拿45-55平方的房子，剩下的房子归姐姐家所有，并签了一份协议。
原本这样的安排是皆大欢喜的，大家都坐等拆迁分房。但在动迁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动迁房子可能拿到3-4套房子，达到300平方左右。邓大姐觉得原先的协议对自己很不公平，因此找姐姐一家多次协商，没能商量出个结果。事情僵持不下，可眼看拆迁补偿开始了，相关利益的分配要作出明确划分，于是邓大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当初的赠与。诉讼中，李大哥作为第三人参与进来。李大哥认为这套房子自己也有份的，邓大姐不能不经过自己的同意，说送就送，她的赠与是无效的。
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份赠与协议虽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并不意味着就有绝对的效力，赠与没有经过作为共同所有人的李大哥的同意，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而本案中，李大哥明确表示不同意赠与，因此法院判决此赠与合同无效。
【案例4】
丈夫赠与“小三”六百万元妻子起诉撤销赠与获支持
蔡女士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丈夫结婚几十年，两人努力打拼，家境也逐渐殷实起来。家里的财物一直都是蔡女士在管理的，去年过完年，蔡女士查询家庭财产时发现，很多存款户头竟都成了空账，她赶紧叫来丈夫询问。丈夫支支吾吾不肯说，蔡女士本来就对丈夫的反常行为有点察觉，这次便打破沙锅问到底。在蔡女士的再三追问下，验证了心理可怕的猜想，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蔡女士说，这个女人是一家很有名气的美发店的老板，是去年丈夫到那里美发时认识的，之后常常去光顾，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并发展为暧昧关系。两人经常一起出去，丈夫还时不时给对方钱。平时给点现金，因为是小数目蔡女士很难察觉，但有很多工行、农行等银行卡的大数目汇款很可能被蔡女士发现，于是丈夫就利用朋友的账户进行转账。又是出钱买商铺，又是装修，又是置办家电，还一起出去旅游，丈夫获得开心的同时，也越来越无法掩饰自己大手笔的开销。
蔡女士对丈夫很失望，而对那位女老板更是很气愤，她认为，这些钱不是丈夫一个人的，也有她的一份，这些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怎么能被丈夫擅自赠送给他人呢?于是，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丈夫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女老板返还夫妻共同财产。
丈夫成了第一被告，他无颜反驳什么，对妻子诉求全都赞同。而美发店女老板作为第二被告为自己辩解道：首先自己和第一被告确实认识，但因对方声称已经离婚才有所接触，并没有什么暧昧关系。其次，自己从没有向第一被告要过什么，他有钱款支出也不能证明钱是用在自己这里的。那些转账并非转到自己的账户，是第一被告和案外人的业务上往来，和自己没关系。最后，即使原告能够举证赠与行为，只能要求返还赠与款的一半，而属于第一被告的一半赠与应是合法有效的。
法院通过庭审和各项证据的综合考量，认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间确实存在暧昧关系，而第一被告通过各种方式将钱款汇给第二被告，第二被告确实得到了这些利益而且没有付出相应的对价。此赠与成立但因赠与的对象是夫妻共同财产，妻子不同意赠与因此，该赠与是无效的，遂支持妻子的诉请，判决第二被告返还夫妻共同财产。
【法官说法】
以上的四个案件发生在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姐妹之间和夫妻之间，总会牵涉到亲属间情感关系，但法律作为审判的依据，在上述赠与合同案件的几个问题上有明确规定：
首先，何为赠与合同。根据法律的规定，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就是赠与合同。其次，赠与合同的效力问题。一般合同符合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法法律法规或社会公共利益即产生效力，但很多时候需要更多的特殊要件才能保证合同生效。
上述案件中就因共同财产的问题影响了赠与的效力。赠与的标的物应当是赠与人个人所有的，当赠与物是共同财产时，必须遵循共同财产的处理原则即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而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并非各自享有半数份额，而是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双方都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权利。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没有取得共同所有人同意的处分行为是效力待定的行为，需要其他共同所有人表态，若追认则合同有效，若拒绝追认则合同无效。最后，赠与合同是否能被撤销的问题。
法律规定除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外，其他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不管是双方有什么关系，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赠与而言，只要符合法律规定，赠与人有权撤销。
赠与合同的法律条文篇四
一、赠与合同有下列法律特征：
1.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赠与合同必须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才能成立。一方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另一方无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或者一方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另一方无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合同均不成立。正是这一特征，是赠与合同区别于遗嘱。
2.赠与合同以转移赠与物的所有权于受赠人为目的。赠与是对财产归属的一种处分行为，其目的是赠与物的所有权从赠与人处转移至受赠人处。赠与合同的成立，将导致赠与物所有权的转移。
3.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负有转移赠与物的所有权给受赠人的义务，而受赠人则仅享有接受赠与物的权利，并不承担对价性义务。
4.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将赠与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是没有对价格给付条件的，受赠人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无须支付对价。
5.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合同法》第185条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与传统观点把赠与合同定位于实践合同不同。按照《合同法》，赠与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不需将赠与财产交付受赠人，合同即告成立。
二、赠与合同的效力
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故赠与合同的效力主要表现为赠与人的义务及其免除。
(一)赠与人的义务
1.交付赠与物并转移财产的义务。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合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赠与物是赠与人的主要义务。赠与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将赠与物交付受赠人，同时，还应将赠与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但是，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2.特殊情形中赠与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赠与同同为无偿合同，原则上赠与人对赠与物的瑕疵不承担责任，但是，在下列两种特殊情形，赠与人负有责任：1.附义务赠与中，赠与物有下次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2.赠与人故意不告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损害赠与物的赔偿义务。《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的意旨在于设置赠与人对赠与物的善良管理义务，防止因赠与人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损害受赠人的合法利益，而一旦发生此种损害，则将损失分配给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者。
(二)履行赠与义务的免除
赠与合同虽为诺成合同，但是因其为无偿合同，在特殊情形，如果拘泥合同效力，难免使当事人利益分配失却公平。因此，《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赠与人依该条请求免除履行义务的，负有举证义务，证明自己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导致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经济状况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事实。
赠与合同的法律条文篇五
现代社会里，律师在协助社会主体认识法律权利、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救治被侵害的法律权利，促进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我们用法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与律师职业相关的若干社会条件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过去或现在，社会条件不同，律师职业的外在样式和内在机制表现便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律师职业与不同社会条件的关系，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加强对我国社会结构类型的改造，促进我国律师职业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社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试从与律师职业密切相关的若干概念范畴出发，对此进行探讨。
一、律师职业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社会经济体制可以分为计划型和市场型。计划型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产品经济。在产品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庸，生产者没有独立的经营权，生产者之间实际上不发生横向主体关系，有的只是与上级和政府的纵向隶属关系；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是由法律调整，而是由政府决定。政府则主要依据行政权力关系、行政命令、等级职位安排、红头文件来配置资源、协调关系，法律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计划型经济的社会，律师几乎没有作用。计划性经济政策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甚小，投入与产出、生产与消费等问题都由行政命令予以调整，“企业基本上没有经营决策权和利益分配权，……仅仅是生产者而不是经营者”，（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没有真正意义上交换和流通，没有冲突和纠纷，一切问题都是预先安排的，企业或生产者只有服从的义务。在这种背景下，以维护合法权利和争取合法权利为角色特征的律师职业显然是多余的了。虽然计划型经济中也有法律，但本质上是计划政策的翻版。律师是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社会主体提供法律服务，帮助其了解法律权利、行使法律权利和救治法律权利的社会角色，律师开展服务需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主体具有法律服务的需求。在计划型社会中，社会主体几乎没有法律服务的需求，因为，行政命令将它扼杀了。
与计划型经济社会相对立的，是市场型经济社会。市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商品经济或社会化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市场相应发展，不仅消费品相应发展，而且要求各种生产要素都能从市场选购，于是产生了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从而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与市场密切联系，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机制，调节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时的商品经济就发展成为市场经济。
市场型或商品型经济社会孕育和促进了律师职业的产生和发展。律师职业最早产生于古罗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律师职业的发达等现象，都深刻地反映了市场型或商品经济与律师职业的内在联系：
首先，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经济活动。商品交换是在由于分工而互相分离和独立化、同时又更加互相依赖的生产者之间进行的，为了使商品交换有秩序有成效地进行，从而满足商品生产者彼此需要，必须有共同遵守的既定法律规则，因此商品经济孕育了发达的法权体系，这为律师职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们越是相互依赖，商品交换的规模越大，频率越高，法律规则的数量就越多，覆盖面就越广，越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如果商品生产和交换萎缩，权利和义务趋于简单，法律规则的数量就相应减少，律师服务就没有了市场。
其次，商品经济所需要的主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也是律师法律服务市场机制有效运用的必备条件。律师法律服务一般是建立在与当事人自愿、平等、有偿的协议之上，这种协议的达成，只有在商品经济下才能真正实现。商品关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生产者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独立所有人，必须实现等量的劳动交换，才能收回生产过程中所作的耗费并赢得利润，使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为了做到这一点，参加交换的双方必须承认对方是商品的所有人，与自己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0页。
）“参加交换的个人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页。）商品交换的这一特性，使马克思把商品称作“天生的平等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6页。
条将这一原则具体化，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并于第7
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不以宪法与选举法所取得的政治权利为条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也先后作出了类似的规定。法律上的平等规定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由价值规律和平等交换原则所决定的商品交换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必然是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商品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纠纷，侵权事件常有出现。纠纷的存在，势必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纠纷、抑制侵权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应运而生。
二、律师职业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集权型社会的典型代表，是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最早形成封建制的国家。一般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就已基本确立，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欧洲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标志着封建制的开端，封建制在欧洲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
集权型社会不适宜于律师职业生存。从历史上看，在中西方长达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律师职业；古罗马时期孕育、生成的律师职业，到了封建社会便消亡了。政治的封闭性和独裁性，与律师职业天生的社会性、民主性、商业性等特征格格不入，水火难容。一切都由君主或皇帝说了算的社会，是决不可能允许以“唱反调”为使命的律师职业存在的。从律师的本质含义看，律师是保护个体权利和自由为宗旨的，国家设立律师及其制度，就是要通过它，听取利益各方的不同观点和主张，使纠纷公正合理地得以解决。律师以“代理人”、“辩护人”的身份在诉讼中出现，通过法庭辩论为当事人服务，这种“辩论”，本身包含“民主”的意思辩论。集权型社会与民主背道而驰。因此，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缺少律师职业生存的气候。
民主型社会与集权型社会相对立。民主，指一定国家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成员的权利自由，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民主作风和社会普遍的民主意识；指一定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等内容。
民主型社会适合于律师职业的成长。律师及律师职业最早萌芽和产生于具有朴素民主政治形式的古罗马社会，民主的社会土壤为律师职业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律师制度是一项民主制度，是司法专横的对立物。虽然在不同社会民主政体下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和本质内容，但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进程，是检验社会生活民主程度的晴雨表。古罗马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注重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因而允许律师职业的产生和存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封建集权型社会，专制独裁取代了民主政治，于是，作为民主制度的律师制度不能生存，逐渐消失了。发达的律师制度，产生于近代，它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经过同封建等级制度、宗教特权和司法专横的斗争，逐步形成的一种民主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并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程而广泛发展起来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的程度具有普遍性，因而其律师制度也都较为发达。当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的水准并非完全一致，政权结构、政治模式和政治传统的差异仍然存在，因而各国对律师制度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在政治生活中，英美国家较大陆法系国家更为民主；与此相适应，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制度较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先进、发达。
三、律师职业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1.义务本位、权利本位与律师职业
义务型社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义务是法律的重心；在法律的实效上，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权利要以义务保障；法律上的义务规定以明确的语义指明人们必须行为的事项和不得行为的事项，为人们提供比法律的权利规定更多的内容。义务型社会大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产品不需要交换，实行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其结果只能使人们从自然界里简单地再生产出自己，也再生产了出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个人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人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法权体系所注重的是社会等级和人身依附，法律调整的基本特点是以确认依附关系所注重的为基本价值目标。正是在这一法律调整的基础上，架构了义务型社会的法律文化体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封建社会属于典型的义务型社会。在封建制度下，农民或农奴与奴隶不同，有自己的小私有经济。封建主为了要实现对农民或农奴的剥削，除了依靠其土地所有权外，还必须借助于经济以外的强制手段，使农民或农奴在人身上依附于封建主。农民或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维护和加强封建剥削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封建制法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确认和保护农民或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西欧，从11世纪到15世纪盛行庄园制度。以法兰西王国为例，封建领主将一部分土地交给农奴使用，农奴取得份地后，即被固定在土地上。法律规定，农奴不准自由离开土地，封建领主有权将农奴同其份地一起出卖、抵押或转让。在中国，为了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维护封建地主和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法律严禁农民脱漏户口，“脱户口者”，“家长徒三年。”同时，封建制法公开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等级特权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社会按照人们财产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划分为不同等级。各个等级之阐界限森严，封建主按不同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社会最底层。封建主阶级通过等级特权制度，组织本阶级的力量，建立和维护统治秩序。封建社会以残酷手段维护封建主的统治。除刑种繁多、刑罚残酷外，“封建制度的残酷性、专横性还表现在实行‘族诛’（即一人犯罪而诛其亲族）、有罪推定、秘密审讯和刑讯逼供等制度上”。（注：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义务型社会不适合于律师职业生存。律师及律师职业是一种维护法律权利的社会角色，其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对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维护，促进社会法律秩序的稳定。义务型社会也有权利概念。但它更多地为统治者所享有，本质上是一种特权。特权的行使和特权的实现，大都以特权享有者掌握的国家暴力为后盾，无需律师及律师职业的帮助。广大的社会民众，在义务型社会中，更多地是承担义务。义务的履行，往往与法律制裁相联。“一个法律义务的存在不过是法律规范的效力而已，这一规范使制裁有赖于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法律义务不是离开法律规范的事物。法律义务不过是法律规范对某行为在规范中赋予制裁的那个人的关系而已。法律义务的内容是与作为一个不行为、成为制裁条件的那种行为相对立的（相反的）”行为。法律义务是不为不法行为的义务。它是国民‘服从’法律规范的义务”。（注：［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封建社会的严刑峻法，使社会民众对义务的履行表现出“自觉性”，也无需律师介入。因此，可以说，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律师职业悲惨命运的历史，义务型社会，使律师没有用武之地。
权利型社会的产生，导源于权利概
页。）因此，权利的价值表明，权利所昭示的法律理想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都享有与别人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都有义务对之给予无条件的尊重。
权利型社会为律师职业的产生和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土壤。作为维护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使者，律师只有在权利型社会中才能有所作为。在权利本位社会，任何权利主体的正当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团体利益还是公共利益，都必须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任何主体以非法形式侵害了其他主体的正当利益，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这种侵害来自于国家机关，也不例外。因此，了解法律权利的内容、正确行使法律权利以及防止和救治法律权利的侵害，是每一个法律主体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这内容的实现，往往需要借助律师帮助。权利型社会与律师职业相伴相存，律师职业发达的历史，也是权利型社会趋于成熟的历史。现代社会较古罗马奴隶时期的法权观念有了长足进展，与此相适应，现代西方国家律师制度也日渐走向完善。随着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内容的日益丰富，律师法律服务的业务范围也更加广泛，从萌芽之初的简单的刑事辩护和民事代理，律师的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保护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律师服务态势。
2.人治、法治与律师职业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
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注：郭道晖：《民主・法制・法律意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律师职业与人治型社会是不相容的。在人治型社会，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律的内容变化无常，朝令夕改；社会管理表现为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定性作用，权大于法，以人代法，以言代法。而律师职业天生是以“法律”为中心的，律师法律服务的目的，在于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符合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必须以实行法制为前提”。（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任何法律秩序的建构，都必须有相应手段。在阶级社会中，律师法律服务是重要手段之一。“当法律秩序已经认定和规定了自己要加以保障的某些利益，并授予或承认某些权利、权力、自由和特权作为保障这些利益的手段以后，现在它就必须为使那些权利、权力、自由和特权得以生效而提供手段”。（注：［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4页。）在人治型社会，法律的价值不能得到实现，律师职业的作用也无法得以发挥，因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秩序，它所建立的是一种官意秩序。官意秩序不需要律师。因此，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产生律师制度；在产生律师制度的西方，封建时期的人治，使律师制度消亡了。
法律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律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法律实施是连接法律规定和法律实现的桥梁。法律在人们心目中至上至尊，人们在法律里充分享有自由和秩序。在法治中，社会被法律连接构建成一个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集体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法治是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在法治状态下，人们都自觉地把法律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用法律来引导自身的行为，衡量他人的行为。法治是一种社会秩序状态，它是完备的法律制度被良好实施后的社会实在，是社会法治化的结果。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7―168页。）
，任何人都平等地享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任何人的法律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任何人的违法行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追究。在这种以法律规范指导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律师职业应运而生。律师是法律专家，精通法律，具有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条件，能够切实满足社会主体对法律内容的了解以及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需要。在古罗马社会，由于法律价值被广泛认同，因而萌芽了律师及律师制度，在现代社会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推动了律师职业的发展，建立了西方发达的律师制度。与此同时，律师的职业活动，又反过来对社会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律师通过开展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担任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的法律顾问，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等活动，向社会主体阐释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无疑有助于提高广大社会主体的法律素养以及全社会的法治环境，推动社会法治水平的不断优化。这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律师是一个复杂法律制度的专家。他犹如法院里的官员一样，以一种替大众服务的精神来运用他的知识，虽然法律界人士散布全国各地，并无统一组织，可是在他们之间却存在有一种‘同盟’”。“企业及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制度的力量，都得靠律师们来担负起职业责任。”（注：［美］哈罗德・伯曼：《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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