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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篇一
我国汽车行业的管理机关是前国家经贸委机械局（年已撤消），企业主体是各部门、各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其中部分由行政性公司变为企业集团、股份公司。按企业隶属关系看，有国家单列的四大集团，有非汽车工业部门（交通、建设、兵器、航空、航天…）和地方委厅局办分管企业，是条块多层管理体系。年底，我国汽车行业（含摩托车）目录内，共有2426家企业，其中集体、私人、股份合作制企业占24.5％。在这些企业中，汽车整车制造厂115家，车用发动机厂56家，汽车摩托车配件厂1628家。
115家整车厂中，1998年产销量大于10万辆的企业只有7家（上海大众、一汽、天汽、东风、长安、柳微、昌河），5～10万辆的4家，1～5万辆的9家。其中前13家整车企业的产量占全行业的92％。
整车制造分为载货（重中轻微）、越野、客车、轿车、底盘、其它六类。其中轿车占全部整车的比例，从1991年的11.4％，提升到1998年的31.2％，已超过了载货车，成为我国汽车工业增长的主力车种（全世界轿车产量占汽车总产量69％）。
1998年，我国汽车工业产值2787亿元（当年价），资产总计5044亿元，利润总额58亿元。汽车工业增加值占工业gdp的比重不到2％（发达国家一般占10％），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离“支柱产业”还差得远。
我国轿车工业以国家定点的8个基地为主体（就是上世纪80年代定的“三大三小”，又增加兵器、航空二部基地），现共有14个整车厂。表3－1反映了我国轿车整车厂的基本情况。
注：
1上了目录的轿车整车厂还有四家：江南汽车，吉林江北，西安秦川引进铃木奥拓，一汽顺德汽车厂引进德国大众、都市高尔夫，此处略。共14厂。
2合资情况，现有资料不全。
3另需要说明的是，统计上还有一项“进口件装配的.汽车”，共有哪些厂生产不详，1999年上半年产量6万，比上年同期增长96.9％。
4据最近报道，1999年11月，天津与日本丰田协议各占50％股权，共投资9700万美元，建“天津丰田”轿车厂，规模3万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年鉴，1999。
从上表可以看到，第一，我们八个轿车基地，到现在为止只有三家是上了5万以上规模的，其他情况不等，如二汽神龙已达到15万辆能力，有待打开市场，有的产能有限。第二，除了一汽还有自己的独资轿车厂、有独立品牌之外，其余全部合资，生产洋品牌。这就是我们轿车工业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走向。
国企机制不改，全行业效益水平低
汽车工业带有我国“传统产业”的一切特征。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短期行为，技术进步动力不足，人员包袱重，企业办社会，基建摊子大，资产负债率高等问题，普遍存在。所以，加入wto，具有国际企业制度对我国有企业制度的冲击的含义。
企业效益水平低。劳动生产率，我国汽车工业是日本的1／18。［1］“一汽”十几万员工，人均产量约1辆，日本丰田人均30～40辆。这样，我们劳动力便宜的优势被低效率所抵销。汽车全行业成本利润率，从1988年的12.88％降到98年的2.50％。全行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从1993年的2次降到1998年的1.2次。全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7％。
从轿车工业来看，高过国际市场一倍的价格，没见到形成多少积累和开发能力。－1998年，轿车业内降价竞争，立刻被认为“过度竞争”，搞起“价格自律”。
行业内效益差别较大。据国家机械工业局公布，1999年一季度，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盈利8.42亿元，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亏损2.32亿元。
经济紧缩，汽车工业受到重大影响。1998年底，全行业亏损面39.9％，截止到1999年5月，全行业亏损面达50％以上。进入同年三季度，轻型货车和轿车产销量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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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篇二
在建立高新技术板的理念明确之后，随之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高新技术板与原有市场两者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在原有深沪两地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高新技术板，还是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的新兴市场。
一、高新技术板与传统市场的角色与定位
首先，如果将深沪两地现有的两个证券市场称作传统市场的话，那么高新技术板就是一个新兴市场。两者间并不是单纯的主板市场与二板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关系。
其次，高新技术板是针对那些拥有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而设，以便为相关企业提供一个持续融资的途径，以助其尽快成长壮大。而传统市场则是针对那些具有一定业绩基础的大中型企业而设，为该类企业实现规模扩张提供融资途径。
第三，高新技术板中所容纳的上市公司具有高成长、高风险的特点，相应地，其所吸引的投资对象也要具备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而传统市场所容纳的上市公司由于基本归属成熟产业，公司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发展相对稳定，因此，资本与收益也会相对稳定，相应地，市场所针对的投资者主要是为了寻求相对稳定投资回报。
第四，出于市场定位的需要，高新技术板与传统市场对监管的要求也是不同的。高新技术板的市场特性将更加明显，在这一市场中更多地要依靠市场自身的机制以实现供需平衡，因而对监管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传统市场由于历史原因，政府监管的色彩更为浓厚。
第五，作为新兴市场，高新技术板将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制度创新的角色，而传统市场虽然在制度设计方面有诸多的缺陷，但基于现实环境的束缚，其制度的改革将是渐进的。
第六，出于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需求，高新技术板将率先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传统市场的开放步伐可能会相对慢一些。
二、高新技术板与传统市场的关系
高新技术板与传统市场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都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新兴市场，高新技术板是在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高新技术板的发展又可以进一步促进传统市场的发展。两者之间并不单纯是主板市场与二板市场之间的关系。从静态角度来看，传统市场的市场规模与地位可能高于新兴市场，但从动态来看，新兴市场的发展速度与潜力则必然优于传统市场。
高新技术板与传统市场之间隐含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界定高新技术板的相对独立性，是在传统市场框架内建立一个高新技术板，还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高科技企业市场。
利用两个市场原有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大幅减少由于建立市场所需的各种固定成本与管理费用。同时，当我们将高新技术板纳入到传统市场中时，其管理自然地归属于原有的两个交易所，而不用新设一个交易场地，这同样也是一种资源的节约。第五，基于目前现实，在原有市场内建立高新技术板有助于平衡深沪两家交易所的利益。以我国现有的证券市场规模而言，建立第三家证券交易所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想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兴市场，将现有的一家交易所转换成新兴市场将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而在此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存在两个市场的地位问题。两家交易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失去创建新兴市场的积极性。而这是不利于高新技术板发展的。在原有市场框架内各自建立一个高新技术板则是一种可行的折衷选择。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基于短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从长期来看，两个市场的合二为一却未必有利于市场效率的提高与资源的充分利用。
第一，两个市场的合二为一不利于新兴市场制度的设计。我国证券市场萌芽于八十年代末，深沪两家交易所成立于九十年代初。在这个时间段内，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受制于宏观经济体系的局限，证券市场的制度设计在许多方面都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的发展，这些制度所具有的缺陷性日益明显。但要解决这些历史包袱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将高新技术板构筑在原有市场的框架之内，在对相关制度进行设计时，就会受制于原有市场的局限，不利于新兴市场的长远发展。
第二，两个市场合二为一不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建立高
新技术板这一理念的提出，显示出原有的传统市场已不能满足资源配置及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不管高新技术板的运行基础如何，其运行规则总有不同于传统市场之处，进而也要求配以相适应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如果是在传统市场之内构筑一个高新技术板，其管理也必然是在原有市场的框架之内。这样，高新技术板的发展就会多多少少受到传统市场的束缚。
第三，从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经验来看，高新技术板运作最为成功的美国市场就是采取了绝对分立的方式。其传统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与高新技术板―――nasdaq市场就是以两个独立的市场出现的。在分立的情况下，新兴市场面临着与传统市场竞争的问题，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其提高效率、强化监管的内在冲动。当然，最终采取分立还是统一的市场建设模式还要视具体的国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高新技术板的直接推动主体。如果这一市场的推动主体是传统市场的交易场所，那么高新技术板建立在原有传统市场基础上的可能性相对会大一些；如果推动主体是来自传统市场以外的非官方机构，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高科技市场的可能性居大；如果推动主体来自于官方管理部门，则主要将视管理层对于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定位：如果更注重两个市场的竞争以及竞争所可能带来的高效率，则会倾向于两个市场的相对独立；如果更注重两个市场的短期协同效益，则会更倾向于将两个市场建立在一个有形或无形的交易场所内。
三、高新技术板对传统市场的可能影响
总体上来看，高新技术板的建立将有助于传统市场的发展。首先，高新技术板的建立体现出国家透过资本市场扶持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致力于产业升级与科教救国的宏图大略。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由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转为追求经济的质量增长。而要解决这一新的课题，就需要对现有的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进行重整，提高现有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高科技产业在整个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从宏观角度来看，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借助于宏观经济政策，扶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财政投入，减免各种税收，从而为高科技产业提供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二是借助于资本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引导资金投向与高科技相关的产业。而从我国十几年来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来看，显然是偏重于政府政策与行政手段的调控作用，而忽略了资本市场在产业升级中的主导地位，忽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也是我国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经验来看，资本市场在其产业结构调整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国经济之所以能维持近十年的高速增长，高科技产业之所以在其gdp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与nasdaq市场的迅速壮大及其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总结国内外经济转型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看出资本市场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设立高新技术板的决定正是这一认识的具体体现，反映出我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不可取代的地位与作用。
其次，建立高新技术板有助于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地位。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向来看，包括nasdaq在内的全球新兴市场正成为全球资金追逐的一个焦点。高科技企业所孕含的巨大成长潜力成为支撑新兴市场不断壮大的内在动力。虽然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仍相当有限，但从长远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将是一个必然的进程，是我国经济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需要。基于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需要，我们在构筑资本市场的框架时必需着眼于长远，为我国资本市场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提供充分的准备。而建立高新技术板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第三，建立高新技术板有助于引导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流向，形成一个相对主流的板块。我国证券市场自九十年代初建立以来，已历经十载的磨砺。虽然与十年前相比，已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资源配置的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这方面突出的'表现就是市场资金的流向并未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要求相吻合，投资者短线投机的心态过于浓烈，而长线投资的意识尚待强化。从属高科技产业的上市公司与其他上市公司相比，在股价及后续融资能力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些处于夕阳产业、业绩大幅滑坡的上市公司其市值与市盈率仍然居高不下。这种反常的现象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理念仍有待强化，资金流向仍需进一步引导。而建立高新技术板就可以凸现高科技产业及其相关企业在整个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引导市场投资者更大程度地关注高科技板块并对之寄于更浓厚的投资兴趣。如此一来，就可以在整个资本市场中形成一个相对主流的投资板块。
，还是传统市场，其中任何一个市场的波动都有可能引发另外一个市场的连锁反映。当然，这并不等同于两个市场的走势将完全一致。因为市场股价的总体变动还取决于每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动，而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动又取决于其微观企业层面状况的变化。由于高新技术板与传统市场所涵盖的上市公司的产业归属与产品市场不同，相应地，投资者也会对两个市场的上市公司业绩及其股价寄予不同的预期，因而其股价变动也会有所区别。
司较为相近，企业经营所面对的小环境也与高新技术板企业相一致，因此，投资者可能会倾向于用同一个价值标准与模型来衡量它们，并更多地将两者进行横向比较与评估。在此基础上，两者的股价走势就有可能趋于一致。如此一来，传统市场中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与非高科技上市公司就有可能出现走势上的差异。
（3）高科技板导块与传统市场的竞争突出体现在对于上市公司和市场资金的争夺上。在没有建立高新技术板之前，国内仅有a股市场与b股市场，而b股市场与a股市场的制度屏障使得a股市场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内唯一的可供投资者选择的目标市场，进而吸引了大量内地企业上市。而在高新技术板建立之后，传统市场就面临着来自于高新技术板的竞争，面临着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分流。潜在的拟上市公司选择高新技术板是无庸质疑的，那些已在传统市场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也有可能通过分拆或下设子公司间接到高新技术板上市，一些传统产业中的上市公司可能通过培植高科技业务并将与该项业务有关的资产转而申请到高新技术板上市，从而使得其具有成长潜力的核心业务实际体现在了高新技术板的股价中。
上市公司素质的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投资者的资金流向。投资者将更多地关注高新技术板的走向，增加对高新技术板的投资。而高新技术板股价的走高反过来又会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扩张，并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加入到高科技块中去，从而实现高新技术板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双赢局面。高新技术板良性循环的实现对传统市场而言，意味着增量资金的对或相对减少，意味着上市公司预期成长潜力的相对下降，从而对其股价产生相对不利的影响。
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在市场上就会造成股价的巨烈波动，从而有可能造成高新技术板走势的大起大落。这种走势特点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到传统市场，从而加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体波动风险。
（5）从投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一项金融创新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投资焦点。虽然这种金融创新的背后可能隐含着更大的市场风险。但在这种风险没有明朗化之前，投资者对于盈利的憧憬将远高于对风险的忧虑，从而造成高新技术板股价的不断推高。预计在高新技术板成立后，该板块将会有一段持续3－5年的上升趋势，并将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一个持续亮点。
中国证券报
小组合作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篇三
一、问题的提出：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与滞后的产业组织？
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欧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几乎得到了公认。按照一般的逻辑而言，产业组织应该较早地发展起来。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市场的发展促进产业组织的产生，大体经过如下进程：
市场扩大促进效益提高――促进分工与专业化――交易费用上升――经济组织出现
交易费用的上升，是由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结果，而新的经济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的产生则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中国的产业组织在传统时代成长滞缓，一直困挠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始终停留于萌芽阶段，迟迟不能破土而出。同时，中国的行会组织也一直是弱化的，尤其是手工业行会。这其中必然存在一种制度性的障碍。因为，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如果企业不存在，那么就会有一种更强大的趋势使市场在组织上膨胀，并且使更多的交换活动归于其中。”（霍奇逊，1993：216）
是哪些什么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企业等相关经济组织？当然原因是复杂错综的，涉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高度关联性，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其他因素则不拟展开。
二、市场与产业组织的产生：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科斯（1994）认为，分工经济并非企业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只有当企业制度能节省交易费用时，它才能替代市场。这一观点由张五常等人进一步发展。企业就是用劳动市场替代产品市场。诺思（1994：230-231）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
钱德勒（1977：7；11）认为，过去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源与产品可由企业来实现。“通过将生产单位与采购、分配单位几方面的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众多单位的一体化，允许货物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流动，能够通过行政管理进行协调而达成。”此外，行政协调所导致的节约，比起较低的信息与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节约，更为巨大。“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操纵和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时，这种机构（即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
杨小凯（：222）的数理推论表明，如果存在分工经济而又没有交易费用，则分工可以通过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市场来组织，并不需要企业制度。但是，如果存在分工经济，又有交易费用，则自由市场便能在其间寻求最有效率的交易组织结构。最终产品生产与中间产品生产间的分工经济是企业经济存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如果分工经济超过交易费用，而且中间产品交易中的交易效率，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中的交易效率低，则存在企业经济。杨小凯（1999：411-412）还认为，“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是：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当企业因分工而产生时，能避免对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直接定价的剩余权结构将在市场上占有优势。”这里，劳动与相关生产品在交易效率上的判别对企业的产生是必要的。
三、中国传统市场中的产业组织：制度性障碍？
无论企业组织，还是行会组织，都是与市场紧密相关的。它们都不能得到发展，是否意味着市场制度本身对它们的制约？按照制度主义者的观点，企业组织、行会组织，都属于非市场交换，它能降低相关领域的交易成本，并超过市场制度所带来的收益。而企业、行会的弱化，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它们不能由超过市场本身完成交易所带来的效益，交易成本更高，因而长期受到抑制。企业组织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因为组织本身具有较高的成本，那么其产品的成本也就会高。
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资本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成本，可能高于通过市场体系获得商品的成本。也就是说，市场的发育阻碍了企业组织的萌生。这种观点看似是矛盾的，实则是可以合乎逻辑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制度中，是可能成立的。已有一些实证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分析的基础。
伊懋可（elvin，1973）分析明清中国棉纺织业缺乏技术进步的三大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商业发达，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棉布商人无需直接卷入生产就可以顺利得到大量棉布，因此，把资本作为流动资本来使用，比起投放生产更为有利，因而商业资本很少转化为工业资本。
罗友枝（，1990)考察了19世纪晚期中国糖、茶、丝的出口，认为它们“未能适应世界市场的国际竞争，根源于中国市场结构，确切地说，根源于市场的过度竞争。”“竞争市场，本应是传统经济渡过危机、对市场变化做出敏捷反应的有效机制，在中国却成为影响工业化、生产管理与大规模企业等发展进程的因素。”
弗兰克（）分析中国衰落的原因时说，恰恰是中国过于繁荣，人口持续增长，导致了“高水平平衡陷阱”，人口增加，资源减少，人力资本便宜，工商业不再有技术创新的冲动，最终使中国失去了转化的契机。
关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关系，迄今为止以吴承明先生（1985：27）的一段论述是最为深入而具体，同时也是最引人思索的。在谈到明清工场手工业时，他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即因过份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清代苏州的丝织业，也因一些工种独立成行，由织户临时雇请，原来工场手工业的迹象反而消失。吴老揭示的这一有趣现象耐人寻思。
四、传统市场的结构特征与交易效率：中国与西欧的差异
中国传统市场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中国传统市场的效率，从纸币的行用可以得到反映。贱金属货币在中国的长期流通，是因为大量的城乡小生产者活跃于市场，分散的、细碎的交易主导着市场。（龙登高，1996）但市场的扩展，又受到贱金属货币的制约，因此创造出纸币来适应之。北宋四川的富户、南宋徽州商人都曾联合发行交子。令人不解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却仍然没有在货币体系中成长起来，即使到了明清时期，白银成为主币，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仍很有限。人们不使用贵金属货币，而别出心裁地发明纸币，可以说是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使之富有效率。
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内，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依赖于农奴主，农奴的谷物得堆放在领主的磨坊里；在法国，庄园的烘炉和榨汁机都是领主的专利品。农奴可以被推举为采邑的管事或担任管理庄园乡村经济的庄头。4-6头牛的一组犁在当时任何一户家庭都是大得供不起的一项实物资本投资。即使在市场交易上也是如此，周市就是由领主组织的庄园内部的交易。每年一个月的大型市集有利于远距离贸易，但与一般农户的联系有限。
在新兴工商业阶层中，则有严密的行会行使相似的职能，组织工商业者进行生产与交换，通过非市场化手段降低了交易成本。专业化逐渐硬化为职业行会。行会会员所能做的工作越是有限和专门，它出售其商品的市场区域范围便越大。高度专业化的行会，如佛莱芒的纺织，各道工序加以细分，并成为各自独立的行业。这一广泛的分工如此有效，以致佛莱芒的织物充斥各地，将整个欧洲的价格压下。庄园、行会，为后来的企业组织提供了制度惯例。
庄园的作用、行会的作用，在中国都由市场来执行了。例如，它们集中众多商品的职能，由市场等级体系逐级集散商品来完成，它们规定价格与传递信号的职能，在中国也由市场等级网络来完成了。中国的行会，没有渗透到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只是协调行业成员与政府的关系，也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
杨小凯（1999）通过数理分析得出命题如下：若系统中的基本元素数目并非微不足道，则层系更有效率。最优层系的相对效率随基本元素的增加而提高。如果层次数很大，则人们可以通过附近的小城镇与邻人交易，通过大城市和其他中等城市与较远的生产――消费者交易。这就是说，层次数大能减小贸易伙伴的平均距离。如果生产中的分工足够发达和/或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足够低，则一个城市系统是多中心层系。否则，它就是单中心层系。具体的分析有待实证，但大致可以说，西欧中世纪是多中心层系，而中国传统市场是单中心层系，那么，二者在分工的水平、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方面是各有特色的。
西欧的市场结构，与传统中国有较大差异。（龙登高：1992）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上引杨小凯（1999）的命题。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与中国相比，其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城市经济规模似乎也要略逊一筹，交易效率整体而言也要低一些。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
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或谓中国缺乏强劲的技术革新来带动制度创新，尤其是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应该是，技术创新是怎样产生的。诺思（1994）在谈到工业革命时认为，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保尔芒图（1983：387）也指出，产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资本集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先于技术发明的，近代大工业只不过加速并完成了一个早已开始了的演变布局。诺思（1999）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可见，制度变迁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各国的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发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存在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长达200多年。
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它更不一定能推动制度创新，而往往是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铺路。甚至技术发明并不一定会受到欢迎。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肇始于飞梭，但其发明者约翰凯的命运很悲惨，织工们控诉他想剥夺织工们的生计，制造商们拒绝他所要求的使用费用而起诉他，他只得四处逃难，到法国去了。飞梭及其发明者的命运，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
一个行业及相关行业中的各个工序，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互动的整体节奏，某一技术的改进会打破共同的节奏；或者相反，某一技术改进不能为这一共同节奏所容纳，最终只能自动退出。18世纪英国阿克莱发明的水力纺纱机，成功地加快了纺与织的产业节奏。但14世纪出现的类似发明水转大纺车在元代中国却昙花一现（李伯重，1987），未能打破当时麻纺织业及后来棉纺织业的生产节奏，相反自身消失了。元代出现的三锭纺车，至明清也未能取代单锭纺车。“纺”这一环节的技术革新，在中国不止一次夭折了，它不仅未能带动“织”环节的相应改进，反而不能不回复原有的纺与织的节奏。可见，技术的使用、推广，是由市场与社会的需求来决定的，如果缺乏这种需求，或者说需求微弱，它将难以推广和普及，并在普及过程中不断完善。英国棉纺织业则从“纺”的技术创新开始，成功地带动了整个纺织业的技术革命。
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象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的迟滞，正是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导致创新受阻。
正如英国的毛纺织业，明清中国的棉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在这个传统产业中，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应用，对于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传统产业来说，这种发明是力所不及的。因此某种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
六、交易费用与产业组织
假如一个资本所有者要创办一个企业，他将必须支付如下费用：1）土地成本，2）劳动力成本，3）组织管理费用等等。
西欧一些企业，或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体，是由庄园演进而来。在西欧的庄园中，土地是不进入市场的，而劳动力依附于庄园主，因此1）、2）两方面的交易费用不会提高。至于3），西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集来组织商品流通，它适合于大额商品的流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在这种市场体系中具有优势。因此，领主组织园内的劳动力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此时在内生交易费用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而中国的地主，要把分散的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要在高地租的土地上建立大型工场，内生交易成本要大得多。
产业组织的产生，还是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的结果。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并转化为产业资本，大体经历如下过程：
商人资本――包买商品――提供原料――提供工具――开设生产场所――完全雇佣
商人资本所关心的是买卖的差价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利润。正是为了增加买卖差价，为了占有市场卖出高价，他们才包买小生产者的产品，为了在买进价格上实现节省，他们才掌握原料，继而掌握设备，乃至工业厂房。通过资本对产业的组织与管理，他们试图降低市场与分工的扩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通过对市场的替代，来减少交易费用。
力成本不低。至于3）组织管理费用，也就是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单位产品成本减少，由于市场体系适合于个体小生产者，在原料购买与产品销售等方面，产业组织较之小生产者，将难以形成比较优势。
产业组织，因为购买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交易费用，自身管理的交易费用，不能抵偿市场的交易费用，产业组织难以替代市场。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增加，分摊到众多的个体小生产者身上而得到减小。随着市场的扩大，信息在日益众多的人中间传播，平均每个商人的交易成本也下降了，信息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下降。
在手工时代，中国的个体家庭工业，在细密的市场体系下，如鱼得水，能比较便利地得到原料供应与市场销售。其比较优势又得以发挥，以其低成本而优于企业。而企业组织因其内生的交易费用而使成本上升。――当商人能够便捷地从市场中获得低廉的商品供给时，他的资本何必投入高成本的企业自己来组织生产呢？因此，商人地主所获得的资本往往不是流向生产领域，除了流向流通领域外，还竞相流向土地市场，以稳定的地租来替代高风险的商业利润。
在西欧，无论是领主组织庄园内的资源，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等，来建立产业组织，还是商人资本通过控制生产过程而转化为产业资本，都以替代市场来降低交易费用。在传统中国，资本控制生产形成的产业组织，由于较高的内生交易费用而举步维艰，适合于市场体系的个体小生产者则具有比较优势；替代市场的产业组织，并不能降低交易费用，甚至还不如直接取之于市场来得便利。
参考文献
保尔芒图，1983，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罗友枝（）,1990,competitivemarketsasanobstaclstoeconomicdevelopment,china’smarketeconomyintransition,editedbyyung-sanleeandts’ui-jungliu,academicsinica.
弗兰克，2000，白银资本――重新审视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中译本。
霍奇逊，1993，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本。
科斯，1994，企业的性质，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李伯重，水转大纺车及其历史命运，载《平准学刊》第三辑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
龙登高a，1992，封建市场比较研究：宋代中国与西欧中古盛期，载《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b，1996，个体小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
诺思a，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b，1999，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中译本。
钱德勒，1987，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吴承明，198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
杨小凯黄有光，1999，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
伊懋可（markelvin），1973，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
张五常，1996,企业的契约性质，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小组合作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篇四
组织学与病理学都是侧重于形态教学的医学基础课，这两门课基本原理相同，所不同的是：组织学的教学主要要求学生掌握正常组织细胞的显微镜下结构，而病理学的教学则主要要求学生在掌握人体正常组织细胞形态的基础上，了解人体组织细胞在疾病状态下所发生的病理变化，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纽带，又被称为异常组织学。近年来，组织学与病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飞速的进展。
然而，这两门课程的教学仍一直沿用“理论课满堂灌，实验课看切片，老师说了算”的旧的教学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旧的教学模式逐渐暴露出理论与实践脱节、组织学与病理学教学时间衔接脱节，学生理论知识与动手能力脱节等弊端，已不能适应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对组织学与病理学教学进行适当调整，使学生牢固掌握组织学与病理学基本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实践训练，培养其利用所学的组织病理知识独立分析相关临床疾病、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正确合理的设计理论与实验教学的新模式的必要性就凸现出来。本文谨对我院以来组织学与病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成功做法总结如下。
一、理论教学
1、正确处理课程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是搞好组织病理学教学的先决条件组织学与病理学教学的侧重点不同，在教学过程中，要着重讲述正常组织与病变组织的区别。在教学实践中，病理变化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组织学与病理学的教学难点。病理学内容涉及临床教学跨度较大，教学内容中所描述的'病理变化与临床症状、体征。
对初学者来说往往觉得既陌生枯燥，又难以理解和记忆，对此，医学院通过临床交流的方法，使授课教师具有一定的临床经验，从而能在讲课过程中将各章节、各系统疾病中主要的病理变化及相对应的临床表现加以总结归纳，使其条理化，用设问的方式将每一个主要的病理变化与相应的临床表现之间的联系，详细阐述，层层展开，并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引导学生思考，注意正常和异常之间、各系统疾病之间的比较，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不断结合临床实例讲解说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合理的课程设计是组织病理学教学的关键组织学与病理学同属形态学范畴，教学目的是使学生通过正常组织细胞形态的学习掌握在此基础上发生的病理变化，具有很强的教学连续性。长期以来，这两门课的教学始终处于分离状态，虽然我院组织胚胎教研室与病理教研室已合并为组织病理教研室，但是，合并后的教研室在教材、教师、实验、课程安排等方面仍是各自为政。特别是第二学期开设组织学，第四学期开设病理学的课程安排影响到在上病理课时，学生对一年前所学的组织学知识已淡忘。在这种情况下，病理学教师在上课时不得不占用很多课时来复习组织学的主要内容，即便如此，学生对组织学的细节概念仍很模糊。因此，在病理学教学过程中，许多学生对教学内容难以理解。
二、实验教学
组织学与病理学实践性较强，组织病理学理论通过实验得到验证，学生也通过实验课直观地认识组织细胞正常与异常的形态结构，加深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实现感性到理性的飞跃。以往的实验教学一直停留在老师简述理论，学生看看标本的旧模式上，学生动手少，兴趣低等弊端逐渐显露，致使实验课流于形式，背离了实验教学的初衷。自20起，我院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实验教学进行了改革：
1、实行实验项目导师制和招标制。组织学与病理学的实验课都由理论课老师担任。由教师根据每门课不同章节的特点设计实验项目，并将相关内容串联为实验单元，实验项目从标题到步骤、结论设计完成后交学院审查，通过后向学生张榜公布，学生对各实验项目全面了解比较后报名参与其认为设计合理、新颖，具有创新性的实验项目，然后，学院根据每个实验项目的实验成本及报名人数划拨实验经费，确定教师实验课酬，正式启动实验项目。
2、培养学生独立完成实验的能力。创造性实验新模式，遵循学生动手，教师指导，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实验开始由教师简单介绍实验概况，并做教学演示，然后，由学生从解剖动物、建立动物模型，直到制作标本，独立动手完成实验的全过程。以病理学心血管实验为例，学生自己动手建立高血脂动物模型，在直观高血脂症大中型动脉主要病理变化的同时，加深了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定义、病因、发生机制及病理变化等基本理论的理解。在此过程中，以建立动物模型为主线，将组织细胞正常与异常形态的理论知识，通过实际演练展现在学生面前。这就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实现了知识认知过程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3、引导学生提高创新能力。创造性实验教学与过去实验课相比，所不同的是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实验单元结束后，不仅要完成教师布置的实验画图，掌握已学的书本知识，还要撰写实验总结，对实验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思考，谈体会，提看法。教师在实验课教学中，主要对学生起指导和引导作用，使学生逐步了解实验内容，并不断提出问题要求学生解答。
在学生掌握了课本知识的基础上，教师从启发创新思维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与临床相关的问题要求学生思考，与此同时，也请学生提出对实验课的改进意见及存在的疑问。针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教师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临床病理讨论、实验提问答疑、专题讲座、演示教学、专题辩论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使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培养。实验结束后，再由教师对实验过程进行总结评估，肯定正确的做法，指出所存在的不足，并对一些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当好实验课的裁判和引导者。
小组合作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篇五
[摘要]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历了早期的痛苦磨炼和原始积累后已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推动农民增收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开始显现。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导，才转变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农民增收有了实现的可能。基于松滋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所取得的成效，我们必须不断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发展和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助农增收。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增收;松滋市;农村经济
1理由的提出
近几年，我国农民收入进入缓慢增长时期，农民收入理由已经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首要理由，关系农村稳定和全国政治经济大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形成的新型市场主体，是抗御市场风险，取得平等市场地位，增强市场谈判能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必定要求，它顺应了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完善农村经营体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地必须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实现“两个率先”的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能力，以推动现代农业快速发展。
小组合作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篇六
面对新的形势，如何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既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理由，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理由。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所取得的成效来看，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3.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农民预期收益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大都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资金不足，管理人员缺乏经营业务有限，急需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应当像保护幼稚产业一样保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为其提供财政、税收、信贷等一系列支持和政策保护，帮助做好信息联通、融资、人才培训等工作，甚至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用地、用水、用电、交通运输上都应加以扶持。通过这些倾斜措施，提高农民的预期收益，并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壮大。
3.2健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治理机制
要规范并实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章程和制度，引导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加强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建设，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侧重于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和引导工作，真正建立以农民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运转模式。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情况，要求政府官员退出合作经济组织管理层，尽快建立合作经济组织民主管理机制。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还必须加大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打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各种壁垒与垄断，为农产品的流通和各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3.3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