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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理论知识点总结篇一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法定机构只有期货公司而期货公司普遍存在规模小，过度竞争，市场集中度低，市场效率低等问题，难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对期货市场的要求。按照规模经济原则，对期货公司进行重组，优化期货公司结构，已成为促进期货公司乃至期货行业发展强大的必然选择。
【论文关键词】期货经纪业;产业组织;发展趋势
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期货公司是依法设立的经营期货业务的金融机构。期货公司是连接期货交易所和投资者的桥梁和纽带，其主要业务职能是根据客户指令代理买卖期货合约、办理结算和交割手续，并对客户的账户进行管理，控制客户的交易风险，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期货市场信息，进行期货交易咨询，充当客户的交易顾问等。
一、期货公司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指构成市场的卖者相互之间、买者相互之间以及卖者和买者之间等诸关系的因素及其特征，其实质反映了市场的竞争和垄断关系。
1、我国期货公司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concentrationratio)是衡量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直接反映了市场的垄断或竞争程度。
我国期货市场在过去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监管部门在期货业的行业准入方面进行严格的管制，期货公司存在着“数量多、规模小、散户占主导”的明显行业特点。从市场成交额与成交量来看，-前十名期货公司成交额与成交量所占市场份额分别为14.8%、31.6%和13%，在相对集中的，市场成交额前十名占市场比重达到了31.6%,但并没有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期货市场中各期货公司的竞争表现出完全竞争态势，通过计算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也表明我国期货经纪市场属于竞争型市场，远没有形成行业龙头公司。
2、期货经纪业市场进入障碍
进入壁垒是指进入某一市场所遇到的各种障碍的总和。市场进入壁垒的构成因素往往是综合性的，主要包括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政策法律制度、策略行为等。我国期货市场近似完全竞争，行业进入壁垒主要是来自政策法律制度，期货市场高风险的特征决定了政府监管部门对期货行业的严格监管制度。从监管体制看，我国期货行业属于集中监管体制。对期货公司的监管制度主要体现在：一是对进入和业务实行特许制;二是对期货公司业务进行严格管理，规定期货公司不能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期货自营业务;三是对期货公司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
从我国期货经纪业的市场集中度来看，我国期货经纪业近似完全竞争市场，但是我国政府部门对期货业却又进行严格监管制。从我国期货经纪业市场进入壁垒来看，经纪业的完全竞争市场还远没形成。
二、期货公司市场行为
1、我国期货公司的价格行为
我国期货经纪业市场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市场上有众多企业，每个企业都提供基本无差别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上有众多的需求者;企业和需求者对市场上各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具有完全信息。因此，目前我国期货经纪业除了市场准入限制之外，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型的市场结构，期货公司一般只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长期以来，由于期货公司的业务和经营高度同质化，行业长期陷入手续费恶性竞争，这种同质化、低层次的市场竞争，导致整个行业发展缓慢。国家尽管出台相关的监管规定，但长这种恶性竞争并没有消除。
低水平的手续费“价格战”是行业内竞争的主要手段。受国家法规的制约，我国期货公司的业务内容单一，主要是代理期货买卖，手续费是期货公司收入的主要部分，各期货公司的手续费恶性竞争严重。但是，随着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开始，这种手续费的价格战会得到一定缓和。
2、我国期货公司的非价格行为
非价格竞争行为是厂商为了达到扩张市场份额、赢得更大利润的目的，采取的价格行为之外的竞争行为。期货经纪业非价格行为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创新方面，同时期货公司并购重组行为、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行为等非价格行为，将成为未来期货行业竞争的主要形式也是期货公司需培养的主要能力。
(1)产品差异化。我国期货市场产品差异化主要表现在产品销售的地理位置差异、参与交易的投资者差异以及投资产品差异三个方面。我国期货公司发展在地里位置上表现极大的不平衡，从公司数量和保证金余额等方面衡量，东部期货公司的发展明显好于中部和西部。另外，目前参与期货交易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机构投资者，基本是散户市场。再者，在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推出之前，我国期货公司能提供的产品差异化仅限于提高期货交易的相关服务，单一的经纪业务导致期货公司同质化严重。
(2)期货公司并购、合作与多元化经营。从国际期货市场发展来看，期货公司之间的合并与联合同样是期货业发展的趋势。我国期货公司面临的困境迫使他们提高规模，降低成本，增强抗风险能力，做大做强。而期货公司之间的合并重组是实现这些要求的有效途径之一。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期货公司是作为母公司或是股东的多元化战略的一个执行者。同时，我国期货公司已经由之前的单一经纪业务开始投资咨询业务，多元化经营将会是期货公司创造更大价值的重要途径。
期货公司市场绩效
我国期货经纪业在受到政府严厉规制的同时也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市场竞争。因此，我国经纪业的'市场绩效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包含着政府规制的影响。
1、期货公司的产出不断增长
期货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代理期货交易，因而其产出物为其代理成交的交易额与交易量。在经历1993年—的清理整顿阶段后，自以来期货交易逐步活跃，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期货市场在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中的地位，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认识的深化，交易品种的增加，股指期货的推出使我国期货市场在广度与深度上得到进一步的扩展。期货经纪业不断得以壮大和发展，其代理的交易额呈现出显著上升的态势，显示出我国期货市场正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2、我国期货公司盈利水平较低
我国期货公司目前的业务范围还没有包括自营业务，期货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是通过为客户提供经纪服务所获取的手续费收入。期货公司的经纪业务利润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期货公司代理交易的规模与结构、成本与费用及佣金标准等方面。我国期货市场规模相对太小、期货公司经纪业务和盈利模式相对单一，限制了期货经纪业的成长和发展。我国期货公司一直以来主要利润来源于手续费，再加上有的期货公司通过开展有偿咨询和相关培训服务得到的有限收入，其他诸如资产管理、抵押融资等业务还都无法开展，期货公司总的收入来源极为有限。另外，由于规模小，规模经济不明显，相对成本与费用较高，因此期货公司总的利润水平较低。
产业组织理论知识点总结篇二
【正文】
（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系魏冬）
购并理论的发展和实务的发生是紧密相联的。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就发生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购并狂潮。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购并热潮，经济学家们从多种角度对购并活动加以解释，进而形成多种理论。由于有关购并理论过于庞杂，故本文只就目前西方较流行的企业购并理论作一简要介绍与分析。
一、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购并活动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支持企业购并活动。通过购并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途径有两条。
第一、规模经济。一般认为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因而该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在于谋求平均成本下降。这里的平均成本下降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在两个级别上取得：第一级在工厂，包括众所周知的生产专门化的技术经济、工程师规律等；第二级在工司，包括研究开发、行政管理、经营管理和财务方面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加上合并的“协同效益”，即所谓“2＋2＞4”效益。这种合并使合并后企业所增强的效率超过了其各个组成部分增加效率的总合。协同效益可从互补性活动的联合中产生。如一家拥有强大的研究开发队伍的企业和一家拥有一批优秀管理人员的企业合并，就会产生协同效应。
这一理论在70年代前的西方和目前的我国较流行。但是事实上规模经济效应在合并中的重要性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大。纽博尔德1970年调查发现，只有18％的`公司承认合并动机与规模经济相关。1980年考林、卡宾和霍尔调查研究后认为，“很难从他们调查的公司看出合并的规模经济效益”。惠廷顿调查后竞发现获利能力与企业规模大小不相关。这些事实都是对规模经济效益假说的反驳和挑战。
第二、管理。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企业间管理效率的高低成为企业购并的主要动力。当a公司管理效率优于b公司时，a、b两公司合并能提高b公司效率。这一假设所隐含的是购并公司确能改善目标公司的效率。在实践中这一假说显得过于乐观。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为购并公司有多余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对目标公司的管理中。此理论有两个前提：（1）购并公司有剩余管理资源，如果其能很容易释出，则购并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管理队伍为一不可分之组合，或具有规模经济，则必须靠购并加以利用；（2）目标公司的非效率管理可以外部管理人介入之下得以改善。
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购并的效率的动因。它能解释具有相关知识和信息的相关产业购并活动，却无法解释多角化购并。
二、代理问题及管理主义者
代理问题是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提出的，认为在代理过程中，由于存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不确定性等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代理成本，他们把这种成本概括为以下几方面：所有人与代理人订立契约成本；对代理人监督与控制成本；限定代理人执行最佳或次佳决策所须的额外成本；剥余求偿损失。
购并活动在代理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有以下几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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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理论知识点总结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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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及管理
科学研究院
一、引言
从历史环境的来说，在人类社会历史文明出现的那一时刻开始，伴随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产业集群的现象就早已存在。从产业集群产生的理论基础来看，经济学上的分工思想为产业集群提供了一个思想环境背景。从古代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尼罗河流域和古黄河流域的下游的集中灌溉农业区，再到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美国硅谷、128号公路电子产业集群、底特律汽车工业区，印度产班加罗尔软件的软件开发区、日本的筑波和关西，以及台湾的新竹等等，都说明了产业集群这一经济现象在提高和促进国家国际竞争力和推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二、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业集群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在当代颇具特色的产业组织形式。在当代，产业集群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现象。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都对经济发展有巨大作用。在大量研究和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世界产业集群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相似或相关的产业在相同的区域集聚，并变得日益相互依赖而具有产业集聚优势，形成产业集群。
6个、首饰集群4个。
然而，产业集群并非发达国家所独有，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类似的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些集群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推动出口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秘鲁、巴西、墨西哥、韩国、巴基斯坦、南非、津巴布韦和坦桑尼亚等国都有产业集群存在。在南非，产业集群历史从1990年才开始的，并且主要由国家政府机构发动的，分别于发布了铝业集群的动议，又宣布了珠宝制造业的集群的动议。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发展了相关的产业集群，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巴基斯坦、斯洛文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不同程度的发展了相关产业的集群。在印度，旁遮普邦的路德海阿那得金属加工和纺织工业集群、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的钻石加工业集群、卡纳达卡邦的班加罗尔电子软件业集群、北方邦德阿格拉的鞋业集群。
因此从上述可以得出，产业集群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世界各国和各地的经济增长无一不闪烁着产业集群的光芒，产业集群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其正呈现蓬勃生机、繁荣发展。
在我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也迅速崛起了一批高度集聚、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佛山的陶瓷、潮州市的食品加工与不锈钢器具、东莞的电子、家具和服装、中山的灯具、顺德的木工机械、花卉与家具、花都市的皮革和皮具、澄海市的玩具与工艺品业等，浙江嗓州的领带业、温州的服装和眼镜、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和化纤业等。在我国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现象也初见端倪，如郑州的肉食品加工业集群、武汉的光电信息业群等。可见，产业集群已逐渐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产业集群现象的大量出现以及所带动的相关产业的协同效应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由于我国的产业集群理论主要借鉴于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综合国内实际情况发展而得，所以，对于如何真正把握好借鉴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的质与量是一个难点，鉴于此理由，对国外产业集群理论进行文献综述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献综述试图对国外的产业集群理论进行整合，期待能对国内产业集群理论发展有所贡献。
三、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概况
3.1经济学中的早期分工思想-产业集群的思想基础
在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如柏拉图、色洛芬等，他们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可是他们的思想和见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他们的见解通常会与政治、法律、宗教、伦理等混合在一块，但总的说起来，他们的一些见解中包含了一些产业集群理论的端倪。
柏拉图对早期的分工思想理解主要在《理想国》中体现。柏拉图对分工思想的贡献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柏拉图认为，劳动分工是禀赋的要求，禀赋不同，则人们从事的职业也会不同；二、柏拉图认为，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三，分工格局取决于禀赋，禀赋取决于身体。由此可以看来柏拉图对于分工地思想主要从个人禀赋、劳动生产率、身体条件三个方面来理解，虽然这样的理解存在着局限性，但是从所处的时代来说，这种因个人禀赋不同而进行分工的思想，与今天的产业集群理论相比较来说，是最初的概念。
色洛芬的对分工思想的贡献主要在《居鲁士的教育》中阐述。他认为，一、分工有利于提高社会的财富的创造能力，即分工能提高效率；二、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因而可以看出他的分工思想是基于提高效率和市场规模而言，现代产业集群理论思想正是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说明集群能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打破市场的限制。这与现代产业集群的思想不谋而合。
从上述论述可见，早期的分工思想是基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市场规模的角度来阐述的，这两个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由于当时的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些思想是不成系统的，总体上是零星、散乱的。因此，在经济学早期大师们还是没有触及分工创造效率、以及分工受到市场限制的本质性原因。
3.2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分工思想和产业集群理论萌芽
他的分工理论在《国富论》中，得到了详细地阐述。
3.2.1威廉・配第的分工理论
威廉・配第的分工理论主要体现在《政治算术》和《再论与伦敦城市增长有关的政治算术》中。威廉・配第对分工理论的贡献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而直观表述了分工提高效率的思想。《政治算术》记载“譬如纺织，当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又一人拉引，再有一人整理，最后由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与只由单独一个人笨拙地负担上述全部操作相比，成本必定较低。”由此可以表明，与柏拉图和色诺芬比较而言，威廉・配第对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这一思想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是，对于为什么分工可以提高效率，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二是首次描述出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再论与伦敦城市增长有关的政治算术》记载“制造业（之间）会相互影响”。由此表明，威廉・配第觉察到企业的聚集可以提高效率，这就是产业集群理论思想的雏形，而200多年后德国区域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把这种现象定义为聚集经济。
3.2.2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1723―1790），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对经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当时零星片断的经济学学说，经过有体系的整理，使之成为一门分门别类独立于哲学的大学问。因此后人尊称其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主要体现在《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用了三章，详细地阐述并论证了柏拉图、色诺芬以及威廉・配第等提出的分工思想及其相关问题。因此，亚当・斯密对于分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三方面：一、亚当・斯密提出分工是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并且解释了分工为何会提高效率；二、亚当・斯密认为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又进一步使才能的差异成为有用，同时又使得才能的差异比天赋的差异更加重要；三、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范围对分工会有限制。
工理论以及产业集群思想中。由于亚当・斯密主要关注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但对整个社会的分工以及其相互关系演进的特点却很少论及，所以亚当・斯密在分工理论上的瑕疵是没有参透工场手工业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区别以及相互联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近代经济学时期才被打破。
3.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
西方关于集群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simth），他在《国富论》一书中首先提到了集群一词。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现象。马歇尔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把经济规模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产业发展的规模，这和专业的地区性集中有很大关系，这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外部规模经济；第二类则取决于从事工业的单个企业和资源，它们的组织以及管理的效率，这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内部规模经济。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产业集群是由外部规模经济所致。这种外部规模经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度专业化的地方性劳动力市场；二是大量廉价而又容易获得的产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三是聚集的相关产业产品先进技术和信息获取的便利性。
3.4产业区位集聚理论
（运费）和劳动成本（工资），实际对区位起作用的位置因素包括集聚因素和分散因素，并且在探讨影响集群的一般因素中利用了等差费用曲线来解释产业集群的程度。
胡佛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指出：集群的基础是某种产业各竞争区位单位间的吸引。他认为，外部经济和专业化是产生聚集的重要原因。他还指出，任何一种产业而言，规模经济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企业联合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该产业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对于城市化的经济，他认为，群体以外的其他类产品供给或活动可能增进聚集优势，如公共投入的可供性也即供给的多样性形成了城市化经济的比较优势。
巴顿将产业集群和创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熟练劳动力、经理和企业家的成长。同类企业的地理集中将促使熟练劳动力汇集和发展适应于当地工业的劳动力的就业制度。地理集中加剧企业间竞争，而竞争又加剧创新的发生；地理集中有益于商品生产者、供给者与顾客之间的信息传播，而创新是基于正确了解和掌握顾客的需求；并且往往因为企业集聚而使这种需求被众多的企业发现和做出快速反应，使该区域所有企业迅速变革和创新满足顾客新需求。
3.5增长极理论
佩鲁在其增长极理论中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地理空间的“经济空间”。他认为经济空间是一种“受力场”，是以抽象的数字空间为基础，经济单位不是存在于地理上的某一区位，而是存在于产业间的数学关系中，表现为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经济关系。只要在某种客体之间存在抽象的联系结构，就存在经济空间。佩鲁把经济空间划分为计划空间、极化空间、均匀空间三种类型。计划空间是指由原料、劳动、资本、动力的供应者和购买者之间建立的经营计划为基础的空间；极化空间是“由中心和向心、离心力的通道”组成的集合体，也就是由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中心与其作用范围组成的空间；均匀空间是指在等值的经济变量的作用与影响下的经济空间，如在同一价格管辖的工厂、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可以认为处在同一均匀空间之中。其中，增长极是在佩鲁的第二类经济空间―――极化空间中出现的。
其次，为了分析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非均衡增长，佩鲁引入了“推动性单位”(propulsiveunit)及“增长极”(growthpole)概念。所谓推动性单位就是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当它增长或创新时，能诱导其他经济单位增长。推动性单位可能是一个工厂，或是同部门内的一组工厂，或是有共同合同关系的某些工厂的集合。“推动性单位”与“被推动性单位”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性联合体，通过后向、前向连锁效应带动区域的发展。佩鲁通过对推动性单位特征及推动性单位对其他经济单位增长诱导机制的研究，指出“如果一个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空间被定义为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的推动单位就被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在特定环境中的推动性单位”，“它是和周围相联系的推动性单位”，它对其他单位(或地区)具有推进作用。
再次，佩鲁认为，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是推动性单位对被推动性单位的支配效应。佩鲁认为，现实经济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相互间的不均等影响而产生一种不对称关系,一些经济单位处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支配地位。佩鲁把这种一个单位对另一个单位施加的不可逆转或部分可逆转的影响称为“支配效应”。增长极具有技术、经济方面的先进性，能够通过与周围地区的要素流动关系和商品供求关系对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支配作用。也就是说，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是随着增长极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动。
最后，佩鲁认为，推动性单位的支配是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推动性单位支配效应能够引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是里昂惕夫乘数效应。它是通过推动性单位与其他单位间的垂直的、水平的联系产生。这种联系可分为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联系等。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推动性单位的发展能够通过投入―产出关联而对其他经济单位产生乘数效应,这是由推动性单位的投入而引发的系统产出成倍的增长，是外部经济的乘数效应;二是极化效应。当推动性单位生产的增加导致区域外的其他活动产生时，这种效应发生。极化效应所导致的区域外的其他活动可能是推动性单位的投入品供给活动，也可能是推动性单位的产品需求活动。因此,当政府将某种推动性单位植入某一地区后，将产生围绕推动性单位的集聚，再通过乘数效应以及极化效应,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增长极理论还包括缪尔达尔(myrdal)和卡尔多(kaldor)的循环因果积累原
理、赫希曼(hirschman)的联系理论等。这些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所产生的“极化效应”或“反吸效应”和“报酬递增”，将促使资本、劳动和产出在一定区域的循环积累，而其所产生的“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等，将使经济在地理空间上不均匀增长。
3.6科斯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了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减少了市场交易者单位数，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业聚集的成因。他认为，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众多，可以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聚集区内企业的地理接近，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节省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在科斯的研究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他认为，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将来的情况不确定，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所产生的成本。按照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观点，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他们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它中间组织形式，产业集群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3.7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都具有运输成本。他的中心-边缘模型证明工业活动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制造业应该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而反过来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而且空间集聚一旦形成，通过路径依赖性，就很有可能自我延续下去。他还指出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之一，产业集聚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因而克鲁格曼并没有提出政府选择扶持重点产业的观点。
3.8波特的新竞争经济理论
关于产业集群的概念定义，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1990）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的概念，后又在《产业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进一步对其完善。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产业集群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且从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产业集群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
1990年，波特通过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10个发达国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认为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竞争优势是通过高度本地化过程而产生并持续发展的，各国只能在本国有特色的产业中获得国家竞争优势。文中提出了产业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钻石体系”由四个相互作用的关键要素构成，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它们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他认为，国家只是企业的外在环境，政府的目标是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因而，评价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该国能否有效地形成竞争性环境和创新地理集中性使得各个关键要素的功能充分发挥，在互动的过程中，推动产业集群的出现。
业集群对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的原因如下：一是企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使每个企业在不牺牲大规模企业所缺少的韧性的条件下从集群中获益；二是企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集群成为创新的中心；三是集群能够降低企业进入的风险，促进企业的衍生与发展。
波特主要的贡献在于从企业竞争力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认为产业集聚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对产业集聚为何能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进行说明。
3.9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论
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他在解释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时认为，除了战争、革命、气候等外部因素之外，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和增长的非同期因素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熊彼特主要是从创新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认为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反之，创新又推动产业集聚。创新并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它需要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和竞争，需要企业集聚才得以实现。
四、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最新进展
当前，国外关于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集群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以及经济增长与企业集群的关系、基于企业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
lynnmytelka和fulviafarinelli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群、有组织群和创新群,探讨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创新群和建立创新系统,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j・vernonhenderson和anthonyj・venables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为了解释以上问题，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
sumas.athreyr通过对剑桥高科技群增长和变迁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剑桥高科技群是如何增长和变迁的、哪些微观经济要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剑桥高科技群没有达到硅谷的水平等问题，其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经济组织和集群的关系。
对英国几十个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在不同产业存在着产业集群正效应和负效应的结论。
machielvandijk和ordernomalor从需求角度解释了产业动力学，在假定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和相关技术兼容性不同的前提下，探讨新技术应用的时间和频率是如何影响产业动力的，验证了新技术应用模式和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关系。
marklorenzon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信息成本的特点，解释了不同的信息在不同产业集群的存在原因和地理接近与信息成本的关系。
oecd对不同国家的产业集群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待深化的问题:如何使产业集群更有竞争力，重要知识问题的确定，产业升级优化战略的设计，如何从传统竞争走向战略协作和差异化竞争。
斯科特用成本理论，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他认为，最具有发展动力的产业集群通常需要以社会文化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制度安排来克服市场失效。
五、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概况
我国对产业集群以及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大量开始研究则是在年以后。他们不仅将西方的产业区、新产业区、产业集群理论引进到国内，还从案例研究中挖掘具有中国区域特色的理论内涵，对于国内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培育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北京大学王缉慈是中国较早关注产业集群现象的学者，在其《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和区域发展》中，比较系统的研究了产业集群的及其竞争优势问题，认为集群是一个适合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原因是地理上临近和社会根植两组效应作用的结果，并从区域创新网络的视角探讨了新产业区地发展机制，她认为中国沿海城市的一些开发区将可能出现以柔性专业化特征的新产业区。
仇保兴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纯市场和层次之间的新型企业组织方式，它比市场稳定比层次组织灵活。
魏守华把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归纳为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包括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市场竞争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区域创新能力上），并把它归结为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和技术创新等综合效应。
魏江、叶波认为，企业集群要实现创新集成，关键在于两点：一是集群成员
间通过协调性的集群学习过程形成知识共享效应；二是要有一种良性竞争机制激励集群成员次第创新，形成“挤压效应”。
徐康宁认为,中国的产业集群和市场供给范围的扩大有关系,一般直接表现为具有很强的出口能力,可以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发挥产业集群的效应,提高产业效率,这对中国产业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很有借鉴意义。
宁钟则认为企业集群存在进入、退出劳产业集群理论文献综述-.6.5动力市场、技术溢出以及需求的动态变化过程。
叶建亮认为知识溢出是导致集群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决定了集群的规模,也影响集群组织内企业的生产函数,知识溢出还导致集群内部产品的类同和恶性竞争的发生,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是制止恶性竞争的有效手段。
陆国庆、高飞提出了产业地理集中对于抗产业衰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应用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上，指出产业区位重构、为优势产业区位创造外部经济，通过资源重组加速产业聚集，创新并维持集聚效应可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
陈剑峰和唐振鹏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定义和分类，从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经济增长等方面总结了国外产业集群的关联研究，阐述了国外产业集群的集群政策以及集群研究的逻辑关系，并综述了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成果。
梁琦通过对“新工业区”理论的介绍、以及对克鲁格曼集聚理论、波特集聚理论和其他主要经济学家集聚理论的研究，认为除了要素禀赋外，产业集聚受七大因素的影响：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外在性（劳动力市场共享、知识溢出）、地方需求、产品差别化、市场关联和贸易成本。
蔡宁等人对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体系及其集体学习机制进行了探讨。
盖文启较为系统的研究了区域创新网络，构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一般理论。他运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创新等理论建立了区域创新网络理论体系，并利用这些理论体系来解释产业集群和新产业区创新网络形成和发展。
且导致与之垂直联系的其他活动的集聚。
符正平认为，产业集群地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其中经济条件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产业集群的实际形成是网络的外部化。最先进驻区内的一家或几家企业充当网络发起人的角色，集群要获得自我持续成长的能力，企业数量必须达到某种临界规模。超过了临界规模以后，新企业进入集群的速度加快，集群将进入起飞阶段并很快达到饱和。
王道平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与持续繁荣需要良好的成长环境，其中催化剂、营养源、支持性因子、相互依存的企业网络是构成良好成长环境的基本要素。郑健壮认为，影响集群空间位置的选择和确定的因素尽管有许多，但最终是经济的自利性，经济上的自利性是集群内企业捆绑在一起的最终胶合剂，在实际的案例研究中，集群的形成可能有偶然的原因，但是偶然的背后一定存在必然的因素。他得出的结论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将对传统产业集群空间指向起到越来越重要的用。
张辉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长盛不衰的内在经济机理。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地理集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更高竞争力的区域内经济组织模式。产业集群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的衍生和最大限度地将区域内资源要素组织起来获取正面市场竞争力的，此外在集群内部又通过简化市场交易对象的方法，在外部则由单纯的一个产业集群来直接面对市场，从而拒绝了市场失灵或市场低效率，从反面获取了市场竞争力。
金祥荣、朱希伟探讨了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机制，认为任何两个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产业特定性要素和重叠性要素的竞争，而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集聚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
金雷从耗散和突变理论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制展开了研究，认为产业集群的萌芽是某个创新性企业的偶然出现所导致的，但这种偶然性事件是在“孕育着浓郁创新空气”的环境下产生的，它是必然之下的偶然，而不是完全的随机事件。在这个创新性企业的示范作用下，会有大量模仿企业的跟进，当集群萌芽发展到一定时期后，会由于某个微小的扰动而导致集群系统的突变，从而使得产业集群真正形成。
综合来说，国内学者对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管理学
等角度重点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的方向集群与技术创新、集群与产业升级等方面进行研究。
六、国外文献评述
在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进程中，分工思想对产业集群理论有着重大的贡献作用。从柏拉图到色洛芬他们的分工思想主要围绕劳动率的提高和市场规模这两个方面，在当时来说他们的思想具有前瞻性，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久远和深刻的。正是由于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产业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是不同的，这也就为后来的产业集群埋下了思想背景。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限制，他们的思想不够系统，未能找出分工提高劳动效率的本质原因。
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分析并解释了分工提高效率的原因，表述了市场规模会对分工有所限制，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产业集聚的现象，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先进的思想，在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席位。但是，由于历史背景的原因，他们所分析的市场是点状的、零散的不能具有代表性，同时企业所的代表形式是手工作业，缺少对社会的分工进行分析。
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对产业集群理论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他对技术、劳动力等外部因素的研究具有先创性。他认为外部经济导致是产业集聚的因素说明了他开始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具有重大的宏观远景。但是，马歇尔忽略了经济的组织问题，没有考虑地理区位和运输成本因素，因此没有注意到不同的产业和区位，其企业集中的程度和持续性是不同的。
如果说马歇尔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导致因素，那么韦伯就选择从微观的区位角度来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但是其理论不足的是他的研究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察。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后来者中，胡佛和巴顿在继承了韦伯思想基础上，进一步的从区位角度提出专业化、外部经济和创新等方面阐述区域产业集群形成因素。他们的理论不足是缺乏统一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分析。
增长极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关于集群的观点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工业区位
理论认为，产业集聚是从下而上形成的，而增长极理论则认为一个地区的集群和增长极需要认为的干预和培育，是可以在区域内嵌入和投资建立的。增长极理论的形成主要与比较成熟阶段的经济相联系，对于落后的地区或萧条地区的经济现象的解释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主要从降低交易费用、交易对象和信息的稳定性等方面指出产业集群的形成因素。进一步的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企业在集群内进行交易的优势。但是缺少对产业集群外的企业的研究。
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产业集聚的发展和形成归就劳动力的发展、相关企业和服务活动对核心产业的支持、信息交流对创新的贡献者等三个因素，并把这三个因素称为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但是，该理论未能深入到产业集群内部，深入探讨影响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微观要素，也未能深刻剖析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区域创新能力及其本地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传统的产业集群理论应该说重点主要放在产业内部的关联和合作上，而新竞争经济理论则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进行了详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基础。他的钻石模型是对产业集群解释最为有用的、最为典型的分析工具。但是该理论的不足是，主要集中在宏观上的国家层次，分析的背景也都是发达国家相对比较成熟的集群，是对十多个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集群经验而得出的，而发展中国家的集群成长由于制度和基础条件的差异，因此单纯的用钻石模型理论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成长。
创新集聚理论，强调的是相关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而创新又会推动相关产业集群，二者是彼此相关、相互联动的关系，在产业集群内部要注重加强合作和交流，为创新能力的提高，培育一个适宜的环境。
当前，国外的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也主要在企业产群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以及经济增长和企业集群的关系，基于企业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等方面。由于我国的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比较晚，绝大部分理论都是在研究国外的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产生得到的理论，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把引进和研究的产业集群理论与我们的实际相结合，做到知行统一，为完善国内的产业集群理论做出贡献。
产业组织理论知识点总结篇四
一、现代西方理论中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从定义上看，公债管理政策(publicdebtmanagementpolicy)即是指公债管理当局通过各种债务管理操作以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的总称。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是在公债管理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来看，广义的公债管理是指政府决策当局和公债管理部门围绕公债运行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监督和调节等一系列工作，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公债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付，还包括管理体制、债券评级、反假防伪等诸多内容，管理对象既包括债务规模也包括债务结构。而狭义的公债管理仅指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对既定规模下的公债结构所进行的调整措施，相应地，管理对象仅指既定债务规模下的债务结构。与之相对应，广义的公债管理政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债政策，它既包括公债规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债结构的调整政策。狭义的公债管理政策仅指后者，具体而言，即是指政府通过发行、偿还和调换等政策措施来调整公债的结构，以此来影响经济动向、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坂人长太郎，1987）。
西方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经历了由广义向狭义的转变过程。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公债管理政策问题就有所涉及，但由于当时还处于公债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债理论的争论焦点集中于政府是否应当借债、政府如何偿债等问题上，延伸开来公债管理政策即是与压缩债务规模紧密联系的。但是，以詹姆斯・托宾、本杰明・弗里德曼等为首的当代西方学者指出，公债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及赤字弥补方式（或盈余的使用），在现代预算管理体制下它是由一国或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审批通过的，政府无权决定。但对于公债结构，政府则完全可以自行掌握，因为政府提交审批的预算报告中通常并不包括公债的结构。换言之，政府的债务管理部门可在既定规模下自行制定公债结构的调整方案，并适时采取相应的发行、偿还和调换方式将其付诸实施(,1963)。
进一步来看，尽管形式上公债规模是由一国或地区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但公债规模也并不或不完全随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左右，这一点从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就可以看出。在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古典主义时期，西方各国政府一边高举反对借债的大旗，一边却在大肆发行巨额公债，当时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债务比率(debtratio)曾长期高达100%甚至200%以上。二战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又风靡一时，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适时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建议，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赤字和发债规模并没有随经济周期反向变动，而是呈现出连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到80年代以后，美国里根政府转而奉行供给学派的削减赤字、压缩债务规模的财政主张，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仅没降，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事实上，公债规模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所处状态（战争、灾荒等）、政府机构规模以及经济运行状况等许多客观因素，从操作层面上看它并不完全能够被“管理”，因此公债管理政策的核心在于结构调整政策。
二、资产组合理论与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公债管理是否可以成为政府用于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债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对实质经济变量（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托宾q等）产生影响，即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上。20世纪中叶，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andscott(1963)和托宾(1963)等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献。尤其是托宾发表的《论公债管理政策的原则》一文从资产组合和累积角度探讨了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开创了现代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于1952年创立的，他认为最佳投资组合应当是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和资产的有效边界线的交点。威廉・夏普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有效率风险资产组合收益率之间的连线代表了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组合。根据上述理论，投资者在追求收益和厌恶风险的驱动下，会根据组合风险收益的变化调整资产组合的构成，进而会影响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也正因为如此，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自产生以来就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包括公债管理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当中。
具体到公债管理政策问题，托宾认为，公债管理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它由技术、资源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决定，尽管在长期内有关经济政策可间接对其施加影响，但并不直接受管理当局的控制，一般认为它是恒定的；二是资本的意愿收益率(therequiredratesofreturn)，它直接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如管理当局通过调节公债的结构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资产组合，这样可以改变资本意愿收益率。一般来说，在技术、劳动等外部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即投资者希望得到的收益率比现有资本的收益率高，相应地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将低于其重置成本（即托宾q比率下降），那么投资者将减少资本持有，这样会导致投资下降，经济紧缩；反之则相反。
这样看来，由于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不变，那么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公债管理是否会影响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了。托宾是从组合资产的替代性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当政府增加短期公债的供给时，通常银行会将短期公债作为货币的优良替代（并非完全替代）手段而公众并不这样，这时银行会因短期公债可充作“二级储备”而减少对超额储备的持有，因此贷款和派生存款增加，相应地公众将在资产组合中增加存款和公债的持有，两方面作用均会导致资本意愿收益率的降低而产生扩张效应。至于长期公债，则有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公债与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要大于与资本的替代性，这种情况与前述短期公债增加的效果基本相同，长期公债增加扩大了资本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资本的意愿收益率，其效应是扩张性的；二是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大于与非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这时长期公债供给的增加即意味着资本供给的增加，资本价格（股价）下降导致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上升，其效应是紧缩性的。托宾通过论证认为前一种情况更符合现实，因而发行长期公债的效应也是扩张的。
既然两种公债的效应都是扩张的，那么公债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就取决于二者与资本替代性的比较。托宾认为，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要大于短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因而用短期公债替代长期公债所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同理用短期公债替代活期公债（demanddebt，即货币）所产生的效应则是紧缩性的。
三、公债管理政策有效
性的争论
沿用托宾开创的组合分析方法，以后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为探索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完全一致。斯科特(,1965)在对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进行研究后得出：公债平均期限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市场长短期利率的波动。但是，莫迪利亚尼和萨奇(ianiand,1967)在根据他们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后却发现，公债期限的调整对美国当时金融市场利率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弗里德曼(1978)在托宾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公债效应的组合平衡模型(mrffoliobalancemodel)，论证了如果调换后的公债与实物资本的替代性比调换前更差，那么这样的公债管理操作则可以促进实物资本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挤入效应”(crowd-ing-ineffect)。他的研究实质上是将托宾的理论进一步实证化、模型化，结论也与后者不谋而合。
罗里(,1979)则从另一个角度建立了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模型。他将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中的效用最大化思想和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多种证券均衡决定的方法应用于公债管理的组合模型中，利用拉格朗日方程推导出：公债管理对实物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组合中的方差与协方差越大，投资的风险越大，此时投资者为降低风险就会减少对资本的需求，资本需求的下降直接降低了托宾的q值，从而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政府可通过计算特定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确定不同的'公债结构调整方案，根据需要选择扩张性的债务管理政策、紧缩性的债务管理政策和中性的债务管理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在研究公债管理政策时加入了越来越复杂的统计方法，以此来精确计算公债管理对金融变量（如利率）和实物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的影响。agell和persson(1992)建立了资产组合的条件方差―协方差模型，并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估算。由于组合调整的间隔取决于投资者的时间观，他们首先根据整个考查期内的季度数据和月度数据进行了测算。其次，在实践中的某一个时点上进行组合调整的依据并不是整个考查期间资产的收益状况，而是在此之前的历史数据，因此agell和persson又采用了移动样本历史数据测算法。历史数据并不是投资者进行组合的惟一依据，根据有效市场理论，未来资产的市场价格反映了现在投资者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投资者的信息集不仅包括政府在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公债管理政策等经济政策重大调整等‘合理信息’，还包括与市场基础价值无关的谣言等‘噪声’”。为更贴近现实，他们采用了华尔街市场中的期权报价作为投资者对市场预期的真实反映。经过测算，二者发现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公债期限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不仅小而且还不稳定，这一结论随着测算方法逐渐现实化和复杂化表现尤甚。wallace和warner(1996)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与之类似的结论。
几乎与此同时，弗里德曼(1992)针锋相对地批判了agell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即使完全按照agell等人的结论――增加1%的长期债券提高市场利率0.0476%，“以美国现存公债余额的调整幅度，公债期限结构对利率的影响也不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然后，弗里德曼将roley(1982)的理论与美国的mps计量经济模型相结合，得出了美国债务管理政策无论对金融市场的长短期利率还是对产出、资本形成等实物经济要素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几乎与公债管理政策的资产组合方法发展同时，以卢卡斯为首的经济学家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问题引入到公债管理，为公债管理政策开辟了新的方法。卢卡斯和斯托基(1983)认为，在政府的行为符合时间不一致性的条件下，如果政府预先并不做任何承诺，那么在一定时期内公债期限结构的调整将可能实现包括既定承诺的最优政策。但是，如果政府事先已作公开承诺或者政策本身即是一外生变量，也就是说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信息可完全共享），那么政策有效性的结果则不成立。calvo和guidott(1990)则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上述结论。此后，persson等人(1987)和bohn(1988)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理论应用于名义债券和指数化债券的分析；bohn(1990)将时间一致性问题用于分析公债的币种结构；broeck(1997)则将该理论运用于公债的所有者结构的分析。他们均得出了与卢卡斯等人相似的结论，即政府在进行公债管理时都会遇到时间一致性的问题，即在缺少充分承诺的情况下上述诸种公债结构调整政策均会趋于无效。
产业组织理论知识点总结篇五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在70年代以来采用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使得传统的理论经历了一次划时代的革新,包括研究范式的突破,用博弈论、信息机制设计等方法论重新解释垄断行为理论、完全信息以及非完全信息下的企业行为,从而得到重新评估的结论,为政府推行管制措施以纠正市场低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肖建忠唐艳艳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人文与经济学院,武汉,430074刊名：江汉论坛pkucssci英文刊名：jianghantribune年，卷(期)：“”(10)分类号：f091.3关键词：产业组织博弈论信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