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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的调研报告篇一
我市农村社区建设起步于2019年。2019年被确定为全省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政府的部署和要求，以农村居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为载体，以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机制为重点，陆续出台并实施了一揽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案。尤其是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确立了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协同、村级组织承办、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有力促进了农村社区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初步形成了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的良好格局。主要做法有：
第一，坚持科学规划，合理优化村庄布局。一是着眼群众需求。倾听民意、反映民声、让民做主、为民说话，始终把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放在第一位。二是切合地方实际。依据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水平，以及村庄自然肌理与资源环境条件，有的放矢、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不强求一致，不搞大拆大建。三是符合发展方向。坚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美好乡村建设无缝对接。在执行规划时，将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各项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在“四百工程”、城乡社区结对共建、“阳光村务”、创先争优、“平安家园”等活动载体中设置和融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标准和要求。同时，及时完善规划，体现群众需求，最大限度地调动基层干部群众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积极性。
第二，坚持改革创新，着力打破城乡壁垒。一方面，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行一元化户籍登记管理和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实户籍制度改革“1+12”方案，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了城乡低保、养老、医疗并轨，就业和社保城乡一体。目前，全市74万户籍人口已全部登记为“铜陵市居民户口”;办理流动人口《居住证》3.7万张。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围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市场配置、抵押融资、保证保险等“1+8”方案的具体内容，在明晰所有权、保障收益权基础上，完善配套政策，实行常态管理，努力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基本完成;农房测绘工作已全部结束，截至目前，累计申请房屋登记76561余户，受理65451余户，发证2623余本。建立了农村产权综合交易机构和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保证保险等运作机制，防范小额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三，坚持政策引导，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在政策引导方面，先后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明和谐幸福社区建设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攻坚。去年又专门下发了农村社区建设“五五工程”计划，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实现农村社区建设日常运行规范化、资产效益最大化、服务组织多元化、村务党务公开阳光化、服务团队专业化。在资金投入方面，几年来，市、县(区)两级结合民生工程，投入资金5200多万元，先后建成133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去年8月份铜陵县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示范单位”。同时，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小区进行综合整治，促进了社区环境明显改善，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满意度有了较大提升。在持续加大“输血”的同时，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造血”功能，积极谋划产业项目。近年来，围绕农村发展需求，谋划项目437个，总投资54亿元，其中产业项目32个，总投资50亿元。
第四，坚持民主公开，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扩大公开范围，在广泛征求基层意见、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指导县区编制《村务公开目录》，除国家政策法规统一规范的内容外，把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内容纳入村务公开目录，保障农民群众对村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创新公开形式，探索实践村务公开“6+4”工作法，统一财务审批和公开程序，做到常规性工作按季公开，固定性工作定期公开，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真正让群众参与村务管理全过程。同时，建立公开承诺制度，明确办事时限和质量，向群众公开办事程序、办事结果和决策过程。坚持民主管理，对照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要点，统一部署、适时检查，确保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一是认识基本到位，但观念转变不够。部门、县区、乡村、农民对要不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是较为统一的，但在具体推进中，一些干部对“什么是新型农村社区”理解不深，习惯于凭老经验办事，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推进，有以“物”代“人”的现象;部分群众对“谁来建新型农村社区”有片面认识，存在“等、靠、要”思想，参与积极性不高;少数部门和干部对“怎样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把握不准，特别是对如何与美好乡村建设相衔接研究不深，忽视乡土文化，以城市规划建设的思维建设农村。此外，受客观条件和经济条件影响，还有少数基层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工作中自我减压、降低标准。
二是规划比较齐全，但具体落实不够。主要原因：一是突出单个农村社区功能而忽视区域及区域间的整合。比如，就单个农村社区的规划来看，有的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甚至是应有尽有，但从整个区域来看，彼此间定位不准确、特色不鲜明、重点不突出，社区间未能形成彼此呼应、相互补位的有效体系。二是少数规划设计缺乏了论证，未能充分考虑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方产业承载能力和实际财力，客观上使基层干部和群众在具体落实中产生抵触情绪。三是由于农村村庄人口少、分布散，且人口素质与城市相比有一定差距，以中老年居多，这些也增加了规划落实的难度。
三是措施相对有力，但顶层设计不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城镇化，意义重大。若干年前，在《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就曾对相关问题有所阐述。就现实而言，一方面，从市级及市级以下层面，各级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措施十分有力，比如在推进城乡保障方面实行同城同待遇、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加速农村土地流转等措施，都有力促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仍是以“地域性”、“行业化”的特征为主，未能实现更大领域和更高层次的衔接。许多工作仍停留在“单兵推进”层面，需要进一步总结探索。
四是合力已经形成，但要素保障不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有两大经济要素：一是资金;二是土地。从资金方面来看，一是政府投入相对不足。近两年全市投入“农林水”的资金达6.8亿元，但投入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农技推广、农资补贴等刚性需求上，投入农村综合改革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份额较小。二是集体经济较为薄弱。2019年全市144个行政村，无经营收益的有56个，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下的有53个，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上的只有35个，仅占25%，难以支撑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维护。三是社会自愿投入有限。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资金投入未能实现多元化。从土地方面来看，农村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多、指标少;少数农户小农意识强，农村土地流转发展不平衡，局部地区成片流转难度大，影响人口集聚、资源整合和公共服务的延伸，给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困扰。
第一，突出规划先行，构建城乡一体发展的新格局。一是坚持城乡一体、产城联动。以县区规划、产业规划和城市整体规划为依据，做到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与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四规联动”，确保规划的前瞻性、合理性和统筹性。打通城乡之间、农村社区之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渠道，促进农村社区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和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有效组合和多向流动。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当地的交通条件、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等因素，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与周围的自然山水环境有机融合，又与未来的区域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同时，结合村庄历史沿革、村民居住习惯，合理确定社区建设规模，科学规划空间布局，稳妥有效进行合村并点，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效益。三是坚持创新模式、量力而行。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当前绿化提升、“三线三边两小”整治、美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把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建设、重大项目布点、重点产业发展统筹考虑。同时，针对村庄不同特点，采取针对性办法。比如，对具有较好经济基础和对外交通条件，有一定建设规模和基础设施相对配套，周边用地能满足改扩建需求的村庄，进行重点建设，打造亮点;对规模小、人口少或因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必须整体拆迁的村庄，进行拆迁新建;对配套设施不完善，但需要保留的村庄，进行旧村整治、改造提升;对具有特殊人文景观(古建筑、古民居)和自然景观，需要保护的村庄，进行特色保护。
第二，突出政策引领，建立多元扶持保障的新体系。一是用足用活土地政策。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一方面，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增加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拓展农村用地空间。另一方面，采取土地增减挂钩、相邻滚动、合村并点、集中连片的方式，充分整合原有建设用地、空闲地和废弃地，最大限度挖掘农村土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二是整合资金集中投入。一方面，进一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实行“五个一点”，即：通过市、县、乡各级财政安排一点，积极向上争取一点，整合政府资源筹集一点，共建单位协调帮扶一点，发动社会力量捐助一点，解决项目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监管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投入产出比。三是深化配套制度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率先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待遇”，真正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社会保障、医疗、科教文体等方面的权利。
第三，突出产业支撑，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新渠道。一是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以铜陵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大科技投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业化为目的的创新模式，不断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加快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体系。二是在产业特色上下功夫。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要求，针对目前存在的生姜、凤丹等传统特色农业产业种植规模小、集聚效应弱、加工企业少、产业带动力不强、销售平台单一、市场开拓不够等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发展的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档次，增强品牌效应，努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三是在规模生产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积极推广“公司+农户”模式，培养一批技术水平高、产品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及时兑现奖扶政策，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合作经营能力，引导帮助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第四，突出配套建设，增强农村社区服务的新功能。一是提升农村社区服务供给平台。一方面，注重硬件的提升，搞好社区道路、水电管网、通讯设施及景观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达到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净化标准，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以完善医疗计生、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服务项目为重点，加快提升已建成的集“五室三站两栏一校一场所”配置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水平，使各类公共服务真正“落户”农村、“扎根”农村。二是拓展农村社区服务供给网络。按照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建立起村、镇、县(区)一体的社区服务供给网络。借鉴城市社区的经验做法，发展壮大各类农村社区非盈利型社会组织，对市场和政府职能进行补充。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协调社保、卫生、公安、民政、文化等有关职能部门根据自身职责搞好相应服务的延伸和覆盖，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减轻社区事务负担。三是创新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模式。一方面，不断提升政府或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层次和覆盖范围。比如均衡教育向农村区域的进一步延伸和覆盖。另一方面，探索政府采取委托、补贴、购买等方式，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预见的是，当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都参与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之中，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被打破时，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管治，转向平等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的多元关系，农村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必然实现新的突破和提升。这也是xx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题中之义。
第五，突出基层民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一方面，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农村社区成立社区党组织，由原党支部书记或从合村并点的村(居)党支部中选拔优秀党员担任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在此基础上，对社区党员重新组合，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产业和行业支部，探索实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村合作组织党支部设置模式。拉长基层党支部服务产业和行业的链条，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增强群众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根据新的形势与任务，创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建立健全农村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党组织议事制度、社区协商议事会制度、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社区居民公约和社区各类专项工作制度，探索开展政府性工作、行政性任务由居民自治组织去完成，从制度上保证社区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居民权益得到保障。
第六，突出工作实效，健全各方协调联动的新机制。
一是加强领导力量。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重要工作日程，推动领导力量从过去的重城市、轻农村转变为城乡一体、统筹推进，切实发挥指导、协调和督导作用，确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序推进。
二是加强宣传引导。总结美好乡村村企合作共建机制的经验，广泛动员和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发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采取捐资捐物、献智献力等形式，开展帮扶和互助活动，形成各级各部门乃至全社会各负其责、各尽其能、支持配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浓厚氛围。
三是加强督查考核。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对各县区及有关部门的年度目标绩效管理考核范围，切实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同时加强日常督促检查，不断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通报工作进展情况，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扎实开展，走在全省前列。
社区工作的调研报告篇二
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受政府委托负责处理本辖区内的行政管理以及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工作，是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街道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面对的是最平民的事务，化解的是最初始的矛盾，解决的是最基本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步伐日益加快的新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突显，做好新时期街道社区工作任务艰巨。
常规工作是街道工作的框架和主干，已融入街道工作的全过程，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完成好这些工作必须围绕关键时期、关键环节打突击战，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是围绕发挥党员作用，分层次抓好党建工作。对离退休党员，动员他们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发挥余热;对辖区内的老劳模、老功臣、老干部、老专家、老英雄定期组织慰问，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对下岗失业党员，组织他们学习技术，提高技能，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对在职党员，加强其“八小时外”管理，鼓励其参与社区建设的经常性工作，有力增强了街道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围绕重要节日组织活动，多形式开展文明创建工作。充分利用重大节日、特殊纪念日，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营造了和谐向上的社会氛围。
三是围绕树立良好形象，全方位推进廉政建设。在强化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注重细节和务实。在日常招待用餐和外出就餐费用上必须经主要领导同意，一餐标准每人不得超过十元。坚持开展发挥批评和自我批评，定期开展典型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要求党员干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和整改。坚持把办案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围绕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主动出击查处案件，几年来5个街道办事处没有一位党员干部因违纪被查处。
四是围绕调整支出结构，全力提高工作效率。按照“人员经费按标准，公用经费按定额，专用经费按项目”的原则，突出抓好支出结构的调整，大力推行支出过程公开化、管理规范化、节约社会化、效率最大化，实现了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钱也办事。
街道的重点工作是市委、市政府交办或确定的，需要配合相关部门完成的阶段性或长期性工作。这些工作既有时限性、目标性，更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集中精力，克难攻坚才能取得好成果。
实施棚户区拆迁攻坚，加快城市建设步伐。街道协调城市建设部门和开发商，深入社区和居民家中，既做深入细致地政策宣传和思想工作，还满腔热情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为完成辖区内拆迁任务，临江街道办事处组织得力人员深入拆迁群众家中答疑解惑，按时完成了15万平方米2426户的拆迁动员任务;慧阳街道办事处为搞好南湖新村的棚户区拆迁，抽调专门人员针对存在问题的居民逐户攻坚，一天就完成96户拆迁协议的签订，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240户拆迁任务。
实施廉租房申报攻坚，确保贫弱者有其居。组织人员对申请户进行入户调查核实，以确保工作的真实有效和公开性。经过自愿申报、提供收入证明、入户调查登记等环节，对合格人员进行了15天公示，对群众提出异议的，认真核实处理。临江街两个社区工作人员连续14天起早贪黑开展攻坚战，审核登记了**户低收入家庭，圆满地完成了廉租房申报工作。
实施人口普查登记攻坚，确保信息准确高效。各街道都对领导分工进行了调整，从上到下确定了包保责任。为确保数据准确无误，设立了补报中心，对见不到人的住户，通过物业、小区主任等多渠道查找联系方式及时补登。
实施平安创建攻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是抓区域重点，整治热点难点部位。以整治城郊结合部和治安热点难点部位为突破口，会同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对公共娱乐场所、集贸市场、出租房屋等进行反复集中清理整治，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二是抓保护重点，集中清理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和市场经营行为。组织老党员、老干部成立绿色网吧监督队。加大对学校周边、各种娱乐场所、出租房屋及暂住人口的专项治理，取缔了黄、赌窝点。三是抓防控重点，强化外来人员管理。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招聘了协管员，实行违法犯罪案前管控倒查制度。
民生工作无小事。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民生问题既是难题，也是主题，更是街道工作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的核心课题。
坚持低保工作高标准抓。一抓操作公开化，二抓清查责任化，三抓操作规范化。按照《低保操作规程》狠抓调查、评议、发放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好每一道关口，做到精细化操作和管理。慧阳街在全市首先开展了低保全民评议大会活动，有67户不符合条件的被取消低保资格。
坚持就业再就业工作全方位抓。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街道、社区把促进就业再就业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狠抓四项工作。一是发挥街道社区服务平台作用，全面推进“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工作，实现了“零就业家庭”中有就业愿望人员至少有一人就业。二是探索建立信用社区、创业培训与小额担保贷款联动机制，为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创造条件，形成了以自主就业为主，创业带动就业为辅的新格局。三是加强街道社区服务平台和信息网络的建设，多渠道收集信息，及时传递给辖区居民，使下岗失业人员不出社区就能得到高效的服务。四是对困难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援助。通过送服务、送岗位、送政策、送技能、送温暖解决困难群体再就业的难题。
坚持城市管理工作统筹抓。一是落实责任，建立长效机制。协调城市管理部门明确相关职责，加快推进旧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二是做好城管进社区工作。在社区建立“一区一员”制度，公示责任人姓名和电话，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三是坚持对重点区块进行根本整治。安北街道办事处在市政府及建设部门的支持下，对白铁胡同、三角地、税务家属房等三条1520延长米的巷路进行了改造;对辖区内24处多年积存的垃圾进行了全面清理;定期对安北市场及主要街路两侧违章占道进行了整治。锦华街道办事处积极与建设部门协调，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西站2937平方米巷路改造。长虹街道办事处铁西社区与相关部门协调资金20万元，修建了35条23000延长米巷路，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居民的出行难问题。
随着我市战略的实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成为全市的重头戏。
一是全民动员积极参战。充分利用亲朋好友、同学同乡等关系，千方百计挖掘信息和渠道。**街道办事处充分发挥能人的作用，由一个副主任专职抓项目和招商，引进了地热供暖等一批经济和环保兼顾的项目。
二是机动灵活主动出击。强化招商意识、机遇意识和抢抓意识，不拘形式、不分领导群众和份内份外，结合本地经济资源和产业特色，坚持主动积极上门招商，有效提高了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效益。慧阳街道办事处融资760万元，实施了抽油泵等项目的续建工程，计划2019年再投资2500万元进行防腐耐磨油管项目的研发与生产。其他各街道也都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圆满完成了市里下达的任务。
三是真心实意跟踪服务。街道把为群众服务与为企业服务同等对待，坚持“招得来”与“留得住”两手抓、两手硬，着眼于改善招商服务质量，经常深入企业及时了解存在的困难，和企业主交朋友，协助解决存在的问题，以真诚感动了投资者，也引来了更多的项目和资金，形成了良性循环。
社区工作的调研报告篇三
街道办事处虽然成立了数年，对全县城市建设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但仍有部分领导和部门、单位对街道社区认识不到位；日常工作中，个别领导和部门、单位对街道社区支持不够，甚至有极少数领导和部门根本没有社区这个概念，对街道社区一无所知，更谈不上支持和参与。更有甚者，将社区当成其“二级单位”，直接对社区安排行政工作，一度出现“什么事都要社区参与，什么人都可以指挥社区”的不良工作机制，把社区当作“筐”，什么事都往里装，许多业务不经过部门分解，直接压到社区。导致社区承担的行政事务过于繁重，更谈不上勤于服务居民。调查中发现，驻区的部门、单位在日常工作上，只认单位不认社区，社会性工作突出部门、行业特征，根本不能体现社区特点。加之，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认识模糊。普遍认为社区就是开证明、管卫生，对社区活动缺乏了解，对社区工作参与意识不强，积极性、主动性不够，诸如此类现象的存在，延缓了社区的健康有序发展。
街道办事处办公条件简陋，不能适应新时期社区发展的需要，不能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要。当前街道社区办公场所存在如下不足之处：一是办公场所相对不固定，不利于社区的长远发展；二是办公场所太小，30名计生干部没有办公室，只能聚集到一间大会议室办公，过于简陋的办公场所条件严重制约着社区工作的顺利开展，更谈不上规模的扩大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完善；三是办公条件简陋，虽然现有十几间办公用房，但只是在一个楼层大厅内用简易的木制框架和简易木板隔置而成，冬不保暖，夏不隔热，潮温阴暗，如遇停电，整个房间、楼道一片黑暗，没法工作。而且这种简易办公房还存在极不安全的火灾隐患。四是根本达不到当前省政府提出的要建设“四室三站一场”的城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标准，严重阻碍着街道社区工作的全面发展。
街道办的职能职责不清，功能定位不准，工作内容不明。一是目前社区居委会对自身性质不明，属性不清，定位模糊，职责不明，虽然社区居委做了大量的社区管理工作，但他们的管理职权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上级职能部门的授予和法律的认可，使社区居委在开展工作时显得没有权威，缺乏力度。二是与辖区相关职能单位职责不清，混乱管理，多数部门往往把社区看作“二级单位”，直接对社区安排工作，形成“什么事都要社区参与，什么单位都可以指导社区工作”不良工作格局，而且，绝大数是只安排不投入，直接导致社区负担过重。如街道社区本无居民宅基地审批职能，但要承担土地矛盾纠纷调解等，类似情况普遍存在。三是村居混住，外来杂居，社区管理“两张皮”。红旗队村虽地处街道社区，但红旗队村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属街道办管理，党建、精神文明等其他一切工作由城关镇负责。类似交叉管理的诸多问题还很多，严重制约着街道社区工作的正常开展。
社区成立以来，在面向社区服务的同时，有关职能部门把大量的工作任务下到社区，实行了重心下移、职能下延，而部门工作任务进入社区后，却没有按“费随事转、权随责走”原则来开展工作，没有把工作或活动所需经费转移到社区，给社区带来了很多困难和矛盾。如有的部门搞一些调查工作只发一张样表，要社区按户数复印分发；有的部门下达工作任务还需社区制作画版、台帐，要完成相关部门的工作任务，还需街道社区投入大量的资金，街道社区的环境卫生要求街道办管理负责，但居民的卫生费用和其他所有收费是由城建部门收取，街道社区本身没有固定的财政来源，办公经费相当严重短缺。上述问题的存在，促使社区干部为了应付事务，设法开辟财路，但对真正应承担的社区建设等工作却无法投入精力、财力。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要把社区居民委员会建成这样一个组织，需要社区全体居民的`积极参与才行。然而(！)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广大社区居民不理解、不支持社区工作，参与共建积极性、共建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对于社区干部的下区调查、人口摸底、计划生育排查置若罔闻，对于计外怀孕、超生现象，没有任何强制性措施，工作起来显得苍白无力，看到社区干部上门干脆闭门不理，甚至有谩骂现象，许多共建单位对参与社区共建、支持社区活动也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街道社区行政级别低，对共建单位来说往往显得“人微言轻”，工作无法推进。
社区制与过去的单位制、街居制有所不同，从管理理念上来说，它强调以居民为主，以人为本，关注社区居民的物质利益、精神文明、政治参与、生活交往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方面日常事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社区干部对自身的定位较多地停留在“政府派出机构”的理念上，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以服务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因而在社区服务范围、服务方式、服务手段等方面还有待改进。在调查中同样可以看到对社区管理工作力度不够造成的负面影响，此类情况集中表现在计划生育、系列创建活动等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内人口结构更趋复杂，流动性加大，管理难度增加，存在的矛盾日益尖锐；社区计生工作承载的工作量与计生队伍管理体制形成明显反差。目前，街道办计生站仍为副科建制，队伍人员太少，与乡镇计生工作相比，明显存在管理体制不顺，重视不够。计生执法主体资格不明确，不能有效地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现在，我县街道社区人口已达到2万多人；对比外市、县城市（咸阳市渭城区文汇路办事处、富县、洛川、子长、宝塔区、**、安塞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可以看出我县此项建设严重滞后。目前，街道办人大机构只设人大联络员一人（副科）；每次人大召开会议时，辖区人民代表与城关镇人民代表一起组团；在人大闭会期间，人大代表的组织、联系和履行代表职务等各项活动，仅靠联络员一人完成，工作力度明显不足，严重影响到城市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社区工作的调研报告篇四
一、社区工作负担过重的表现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的基础工作，积极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社区下沉，将社会管理和服务向社区延伸，切实方便了群众生活。但由于缺乏政策规范，社区也被迫承担了许多超出职责范围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负担日益加重。具体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承接的管理服务多。目前，社区承接的政府延伸下来的综合治理、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民政事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体教育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事项不断增加，要求也不断提高。通过对11个社区实际工作的梳理，有26个部门的215项工作下沉到社区，任务比较多的是综治、组织、卫计、人社等部门，都在20项以上。这些工作中，行政管理事务170项，占79.07%；服务性事务45项，占20.93%。这些工作事项，有的是社区居委会依法应该协助政府完成的，但却成了责任主体；有的已经超出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范围。大多数部门没有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要求赋予社区完成工作任务的相应条件。
（二）应对的检查考核多。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对社区工作进行检查考核的有组织、纪检、综治、司法、人社、民政等23个部门，涉及到基层党建、廉政文化、综合治理、爱国卫生、环保、计划生育、就业、科普、禁毒、防灾减灾等各类事务68项，平均每个社区一年要应对140多次检查考核。有些考核评比工作频率高、要求严，如xx市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对社区几乎是天天查、周周查、月月查。此外，社区还要承担各种大型创建活动的基础任务。在大型创建活动期间，社区都是检查验收的主要对象，许多任务也都压给社区完成，社区干部成了创建活动的主要力量，成天围绕创建指标转，不是在办公室做台帐整理资料，就是在大街小巷检查巡逻，相关职能部门却成了旁观者、指挥者。
（三）完成的台账报表多。名目繁多的台帐资料和各类统计报表使社区不堪重负。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台帐资料最多的社区有68 类 293 本，最少的社区也有8类58本，平均每个社区有各类台账160多本。一些部门忽视社区实际情况，提出一些不合理、不科学的要求，导致社区在做台帐的时候随意编造，东拼西凑，有的社区不得已而互相学习、照搬照抄，以应付检查。相关部门把实际工作异化为各种文字记录和影象资料，使社区干部把做台帐当成了主业，成了“台帐干部”。同时，各级各部门还要求社区开展人口、计生、经济、文化、卫生、体育、教育、房产、第三产业等方方面面的调查统计工作，所调查的11个社区每年要填报80多种、400多份各类统计报表。
（四）出具的证明盖章多。当前，要求社区出具证明和盖章的事项越来越多，致使社区公章被誉为“万能章”。据xx市的调查，该市中心城区要求社区盖章、出证明的涉及30多个部门单位、170多个事项。其中，经常盖章的有60多项，一般性的盖章项目有80多项，偶尔盖章的有30多项，每个社区每年出具的各类证明都在1000份以上。在上述170多个项目中，不该由社区出证或虽可出证但社区难以掌握和核实情况的事项，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一些诸如居民身份、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房屋权属等证明，明显应由有关职能部门出具，但都推到了社区；一些诸如房产拥有情况、单位职工生活困难情况等部门或单位自身能够掌握的情况，也要求社区出证明；一些诸如人口伤亡、居民亲子关系等社区很难核实的情况，也要求社区出具证明。
（五）连接的信息网络多。目前，省、市、区有关部门建立并延伸到社区的网络平台有20多个，主要来自于各级组织、纪检、政法、计生、人社、民政、司法、文化、妇联、残联等部门。这些网络平台都是各个部门分别建立的，都要求录入人口基础信息，由于互不兼容、信息资源不能共享，致使社区干部重复采集、反复录入。有些信息系统即使是同一个部门建立的，也存在不能兼容、信息不能共享的问题，比如卫计部门关于计划生育的信息系统就有4个，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信息共享。为完成这方面的工作，社区干部不仅要会电脑操作，还要掌握相关技术，心理压力较大。
（六）承担的临时任务多。社区在承担常规性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各种临时性、突击性工作。比如，社区干部经常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有的是为了传达精神、布置工作，有的纯粹是去凑人数、撑场面。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每个社区每年要参加160多次会议。社区承担的临时性、突击性任务主要来源于综治、城管、信访、维稳等方面，其次是各类创建达标活动，大部分都对社区实行“一票否决”，甚至要求社区书记、主任24小时不能关闭手机，随时待命。此外，社区还要完成房屋拆迁、慈善捐赠、无偿献血、报刊征订等摊派任务。在一些地方，社区还要承担招商引资、协税等经济工作。有的地方要求社区发展商务，社区只好弄几平方米的房子，摆上一些烟酒，以应付检查。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都与社区工作绩效及干部待遇挂钩，再难也得做。
（七）悬挂的各类牌子多。所调查的11个社区，共悬挂各种牌子86块，涉及到组织、纪检、综治、公安、司法、民政、教育、工商、卫计、人社、环保等部门。不同的部门对社区挂牌有不同的要求，致使同一间房子要挂若干块牌子，有的有20多块。有的社区为了对付检查，把需要悬挂的牌子做成活动式，哪个部门来检查就挂上哪个部门的牌子。一些部门还要求在社区成立工作机构，有的社区成立的各类领导小组达50多个。这些机构被社区干部形象地比喻说，要么存在电脑里，要么贴在墙上，没有实际作用。
二、社区工作负担重的危害
社区工作任务不断增加，工作职能无限扩大，不仅加重了社区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负担，也对我国居民自治、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治理以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居民自治进程受到阻碍。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是依法组织居民群众开展民主自治活动。由于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功能大为增强，而自治功能明显减弱。由于工作任务、各种资源来自政府，考核评估等权力也掌握在政府手中，社区干部只好对上负责，竭尽全力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发动和组织居民开展民主自治活动，也不可能通过民主自治方式，引导居民表达需求、讨论社区问题、治理社区事务，导致居民社会责任感弱化、社区认同感低下。
（二）社区治理失去社会基础。社区治理的目标是要建立多元互动的格局，其立足点是通过培育、发展、壮大包括社区居委会在内的社区组织，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而不是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包揽一切。随着社区行政化不断加重，政府将社区居委会纳入政府组织框架之内，既弱化了社区居委会的社会功能，又挤占了社区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空间，这势必使社区治理的一元格局难以打破，且严重影响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社区治理失去应有的社会基础。
（三）党的群众基础受到影响。社区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协助基层政府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解决居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代表党和政府为居民群众服务。社区组织承担过多过滥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甚至把主要精力用来应付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交办的行政工作或各类形式主义的事务上，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危及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三、社区工作负担重的原因
社区负担不断加重，既有政府组织碎片化、制度保障不力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社区服务供需结构、社区组织类型结构以及社区干部能力结构等方面的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资源分割，部门各自为阵。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职能划分过细，部门数量过多，导致政府组织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一方面，各个部门掌握着大量的行政资源，且形成独立体系，在社区层面上严重分割，缺乏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各部门业务缺乏协同，彼此间不协调、不合作甚至相互冲突，造成社区工作多头指导、各自为政。比如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台帐资料的整理以及统计报表的上报等，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标准和要求，缺乏统筹协调，致使社区重复建设、干部重复劳动，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增加了社区负担。
（二）社会管理体制不顺，政社职责不清。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工作中，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作为不同的主体，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职责，有关法规都有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致使这些规定形同虚设，难以落实，从而造成实际工作政社职责的不清晰，也导致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关系错位，通常把社区居委会视为一级“行政组织”或“下设机构”，随意把各种任务、责任、矛盾转嫁给社区，使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被无限放大。
（三）社会矛盾集中社区，居民需求剧增。目前，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主要集中在社区层面。同时，居民群众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也呈现出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居民需求向社区积聚，居民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呈指数级、复杂性、多样性增长，而且，社区问题的解决和居民需求的满足的跨部门性特征日益明显。这种需求的结构变化需要供给的结构性调整，但现实是供给结构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使得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面临更大的压力、更多的任务。
（四）社区干部能力不足，工作疲于应付。当前，社区工作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性越来越强，而社区干部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脱节，他们严重缺乏社会工作的理念、知识、技术和方法，习惯于“当超级保姆”，不懂得团队协作，不懂得助人自助，不懂得激发居民参与，不懂得发现居民领袖，不懂得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不懂得开发利用社区社会资源，加重了社区干部“人累心也累”的痛苦体验，难以享受“快乐公益”，“抱怨多、满意少、压力大”成为常态。
（五）社区组织结构失衡，治理主体单一。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严重不足，存在总量少、结构失衡问题。目前，全省平均每个社区约有6个社会组织，主要是自娱自乐的兴趣类组织，志愿服务、公众参与及专业服务等组织都比较稀少。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社区居委会过多地承接了政府延伸下来、企业转移出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新生出来的各种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为政府部门向社区居委会转嫁负担提供了借口。另外，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还在倡导和探索之中，社会组织参与渠道不畅，也加重了社区工作负担。
（六）基层群众意识淡薄，不正之风蔓延。一些部门和单位群众观念淡薄、服务意识不强，推进工作进社区不是到社区为群众服务，而是热衷于设机构、挂牌子、摆桌子；有的部门主观意识较强，不顾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的实际，对社区工作指手画脚，提出一些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有的部门本位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较重，一味强调本部门工作在社区的“痕迹”，这些都导致社区干部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有些部门和单位也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本该自己做的事情交给社区组织去做，把责任和风险也转嫁给社区组织，既增加了社区工作负担，也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
四、为社区减负的对策和建议
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通过实行准入制度、建立政社互动机制等措施进行专项整治，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3月以来，xx市委、市政府出台9条硬性措施为社区减负，取得一定成效，也遇到不少阻力。实践经验和教训证明，治理社区工作负担不能就减负而减负，需要以治理社区负担为契机，以构建社区治理格局为突破口，以提升社区工作效能为目标，站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谋划，开展协调行动，实施综合治理。具体思路和对策是：
（一）理顺基层管理体制，厘清政社权责。在政府层面，要按照“大部制”的思路，对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行整合，形成一条线对下，避免多头管理、重复劳动、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确立延伸到社区的公共服务机构的性质、职能，确保政府自身的本职工作能做到位、做好。在社区层面，要理顺组织之间以及与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构建职能清晰、关系顺畅、责任明确的社区组织体系。其次，要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责权边界，实现“政社分开”，推进“政社互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诸如 “准入制”等相应的制度，禁止政府向居委会转嫁行政事务性工作，赋予居委会拒绝承担行政事务性工作的权利，促使政府依法行政，保证居委会依法自治，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协商合作机制，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转变政府工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重新配置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权力，将现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本应属于社区的权力下放给社区居委会，使社区居委会在本区域范围内成为治理主体。与此同时，推进政府改变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坚决杜绝向基层推卸责任，向社区转嫁负担。总结推广xx市的做法，对社区工作情况进行认真清理，取消社区承担的不合理的工作任务，取消面向社区开展的与居民利益无关的创建达标评比活动，取消各级各部门要求在社区设立的组织机构，取消社区不必要的工作台帐，取消社区不合理的证明盖章事项，还社区一片净土。
（三）培育发展社区组织，激发社会活力。要大力实施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工程，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力度，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服务组织，提高居民自治能力和社区服务专业能力。一方面，要大力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同时，要推进社会工作服务，培育发展社工服务组织，着力做好流动人口、老年群体、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社工服务，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另外，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来完成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任务，使社区居委会也从繁杂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四）加强社工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要根据社区工作发展的需要，针对社区工作的特殊需求，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扩大社区工作人员来源渠道，使优秀的人才被吸引到社区工作岗位上来。要建立规范化的社区工作人员培训教育机制，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重点是培训专业社会工作基层理论知识，训练他们的专业社会工作能力，转变他们的工作思路，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要建立和完善与社区工作者实际工作相匹配的薪酬保障机制、表彰激励机制，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为他们开展工作和成长发展营造环境、创造条件，使社区工作岗位留得住人才，保持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稳定。
（五）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改进工作手段。信息化工作之所以成为社区重要负担之一，主要是因为延伸到社区的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太多，而且互不兼容。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从上至下，对延伸到社区的各种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进行清理，按照共享、高效的原则，对这些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进行整合，建立规范的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实现社区事务在一个操作平台上完成，资源共享，避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六）创新社区工作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对社区工作负担进行系统治理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和持续性的机制。为保证社区负担治理工作取得成效，应建立部门工作进社区的协调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向社区组织转嫁任务的责任追究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和服务外包、公益创投、公益采购等机制，建立企事业单位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公益事业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居委会民主评议政府部门工作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工作绩效综合考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民主协商的制度和机制。
社区工作的调研报告篇五
一、农民收人究竟几何?
众所周知，我国法定的“农民负担”水平是以农民收入水平为依据的，即所谓“不得超过纯收入的5%”。但农民收入、尤其是扣除生产成本后的“纯收入”的计算历来是统计工作中的难题。在国外农业经济学中影响很大的组织——生产学派认为，农民家庭经济中没有劳动成本概念，因此根本无所谓“纯收入”之说，而只能统计出“总报酬”。这种书生之论固然不足为现实统计工作之据，但我们讲的农户“纯收入”与企业经济中不仅扣除了生产过程中物质价值投入，也扣除了劳动价值投入的纯收入(利润)概念是两回事。如果按后一概念，相当数量的农户便成了零收入的甚或是“亏本”的“非理性经济”，这当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作为社会扣除与二次分配的依据，农户“纯收入”不能具有相同数额的企业(包括农业企业)收入那样的负担能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纯收入”到底有多少?这仍然是个问题。本次调查对6省8县19个社区224户农户提出了“您家近年来家庭总收入是多少”的问题，结果只有 5县 117户提供了有效回答。分县统计如下：
所列是“总收入”，纯收入还应减去当年生产成本，但这一项数据只有极少数样本户能够给出，不少农户直接宣称这个数字没法算。一些县(如眉县)接受调查的农村基层干部还明确表示他们在报表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一栏实际上填的是农民总收入，不把生产开支剔除。“关于农村的各种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他们自己对这种填法也颇有怨言。
调查中我们试图与一些农户算纯收入账，结果还发现了另一问题“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和其它原因，农户生产开支比生活开支上升快得多，农户总收入扣除本年生产开支还是扣除下年生产开支，结果大不一样。而在生产信贷不发达的条件下(我们调查的社区中农民极少有用贷款进行生产性投入的)，农民本年开支总是由上年收入支付的，相应的本年收入则要用于下年开支。这与我们原来的算法(本年收入减法本年开支)相比，往往又有 10～ 20% 之差。
实际上，前述“各项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之语还需具体分析。各种迹象表明，如果说对于乡镇企业产值、利润的统计水分具有双向性(由于利益关系，基层对这种产值、利润除虚报外也还有瞒服、少报的倾向，以便更多地保留社区精英可支配的资源)，那么对于农户收入的统计水分则通常是单向的，因为少报这种收入不会增加社区精英可支配的财力，反而会增加提取“提留”的难度。因此对这一指标的统计误差很少有“双向互相抵消”的可能。
由此看来，对有关农户“纯收入”的估计买在应当谨慎些。毫无疑问，改革年代里农户收入的增长是明显的，这从上表所列农户“总收入”的动态统计(按：该表未考虑物价因素)中可以看出，更可以从农村消费品与生产资料销售额乃至农村储蓄总额的增长中看出。笔者认为，对于判断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对趋势而言，后两项指标比报表中直接给出的“收入”数字更说明问题，但对于某一年份农户纯收人的绝对值估计而言，这些指标便难以提供帮肋了。
二、“农民负担”知多少
这样的农民收入水平其承受的“负担”是多少?这是另一个难以统计的指标。
各地受调查户均是认定“负担加重”的远远超过认为“负担减轻”的，而且除永康外其余7县答“加重”的均超过半数，内有3县且众口一词公认“加重”而无一表示“减轻”。永康的例外则是由于该市受调查的芝英镇是个发达的乡村工业区，几无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可言。但这一例外却显示出一个事实，即近来人们谈论的“农民负担加重”主要是就农业负担而言，工商“农民”相对地少有“加重”感(不过也没有“减轻”感，而是持一种较不关心的态度)。
另外，就地区而言，反映出越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问题越严重，至少农民认为如此。强调负担加重的“一面倒”程度。
三、何谓“负担”?如何“负担”?
前述那部分关于“各种负担占总收入的百分比”的答卷中，不仅相对趋势总的来说逐年增加，而且绝对数值更是惊人，它不仅远高于国家政策规定的“人均纯收入的5%”的上限，高于各地的报表数据，而且也高干近年来一些学术研究提供的数值。那么这些数据是否有意义?这要从两方面看。首先，这些数据的社会心理学意义是肯定的，即它显示了受调查者对负担程度的主观判断(不论其正确与否)与正式的统计有相当大的差距。其次，这些数据是否具有经济学意义，即是否可以作为经济数据看待?这就要弄清楚这些受调查农户所认为的“负担”究竟是什么。
从一些个案看，国家与社区征收的制度性“负担”虽然一般都高于报表数据，但远不致于如上述答卷之甚。这里所谓的“制度性”是笔者所用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我们通常讲的政策允许的合法负担，(如国税与“三提五统”之类)，也包括各地基层“土政策”规定的各种例行负担，如按人头、按户或按田亩征收的各种摊派等。两者合计也就是城里人心目中“农民负担”的全部内容。这些负担的程度可以从以下案例看出：
j村的家计调查显示，1994年这里人均交纳了各种税费277元。该村样本户当年户均人口 4人，户均总收入11687元，制度性负担率为总收入的9.5%。
s村的家计调查显示，1994年这里人均上缴30元左右。该村户均年收入元左右，以五口之家计，则负担率约为7.5%。
镇、g乡的村民计算，1994年人均共上缴85元左右，1995年达9～100元。据报表数字，1994年镇“人均纯收入”470元，g乡为480元(均“含打工收入”)。报表与村民的算法综合，提出负担率为17.7～21%之间。
h村1995年人均上缴总额达220多元，一个五口之家全年支付了1100元。据说该村农民积欠甚多，以至上年“国家发放的预购定金几乎没有一分钱落入农民手中，全被村公所扣下，克抵往年农户所欠的各种税款”。
如此等等。这些案例中农民全年各种制度性负担总额均已明显超过“纯收入5%”的政策界限，但并没有达到总收入的30～40%之高。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农民每年除了上述制度性负担外，还有另一类支出;在城里人眼里它或许属于消费范畴.们农民仍把它归之于对“上面”的负担。分析起采，农氏的见解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些支出显然不属子正常的生产性开支或生活消费，也不属于生老病死、应付意外或传统礼仪性开支，而是一种若非农民本可不交的、身份性的社会扣除。
反常的“教育费用”即是明显的例子。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实际上如今无论城乡上学都多少要交钱，我们对此也能够理解。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农村教育收费明显高于城市，而且往往是在普遍征收的“教育经费”摊派(这属于上交所说的“制度性负担”之列)被禁止之后，转嫁到学生头上，以学费之类的名义征收的。因此农民不视之为消费开支，而视之为制度性负担的一种转移形式(本又姑且名之曰非制度性负担)，其实是不无道理的。本次调查中令人感触的一点是，在相当部分的社区农民，一提到“负担”，首先抱怨的既不是国税或提留，也不是例行的摊派，而是这种反常的“教育费用”：
“现在负担太重!一个孩子上小学一年就是好几百，如果上中学要寄宿，则一年要好几千……如果没人外出捞钱的话，就只好先卖掉谷子，结果到下年上半年就连饭都没吃的t。”(望城县 d村访谈录) “农民负担么?你看：一个小学生每学期交的学费高到200多元，一个初中生则要300多元。有两个子女上学的话，一年下来要花1000多元，供孩子念书，这对我们这里平均收入不过两千元左右的家庭来讲负担怎能不重?我们村不少小孩就因负担不起，不能不退学了……”
当调查者解释说我们讲的“负担”是指税收提留之类，学费似不能算时，一位村支书说：“不算负担?你看县城的孩子上学就不要那么多钱，这不是我们农民才有这种负担么?”这种“非制度性负担”除“学费”外还有种种形式。如眉县，国家明文规定的电费最高为0. 30元/度，但调查村农民用电却要收 0. 90元/度。当地农民跑运输，手续再齐全，也是见一次交警交一次钱，但城里的公家车却无此烦恼。据说这是国营运输企业竞争不过这些农民车而“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加以干预”所致。这类只因是农民而有的非正常开支，虽然不是按人、按户或按亩的制度性征收，却显然是“农民负担”。如果把它们都计入，则“农民负担”比率达到农民自己估计的那种水平并不是不可想像的。
总之，在许多情况下，农民认定的“农民负担”内涵与我们认定的不一样，而要真正理解农民负担问题，就不能忽视这一内涵。
农民负担是如何征收的?这似乎无一定之规。按人、按户、按劳、按地乃至按事征收都曾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实行。改革初年由于份地按人均分，人地一体，“负担”因而也以按人分摊为主。近年来土地流转增加，份地平分职能弱化，人地有分离之势，许多农村的“负担”也由按人分摊为主转变为按地亩分摊为主，这与历史上我国古代均田制瓦解后赋税制的主流发生由户口税向土地税演变的.宏观趋势(所谓“摊丁入亩”)相似。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按土地负担几乎就是按财力负担，应当说是很合理的。然而早在我国古代晚期商品经济有所活跃以后，这种负担方式便已显示出弊病，即农村的工商大户“家资巨万无一城之殖，则对国家终岁不输一钱”。改革时代市场经济潮兴，农村非农产业崛起，这种负担方式问题就更大。本次调查中我们在好几处都听到有关意见，如望城县d村村干部认为，当地富户专跑生意，多不要田或少要田，而贫困户以农为生，往往种田较多。由于负担按地计征，富有者不负担或少负担，贫困户反而成了主要的负担者。
d村本村并无企业，村干部也是种田人i对此感同身受。然而当前农村中更普遍的情况是：相对于群众而言干部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负担方式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他们“优免”的性质，而对此的抱怨也就更多地来自普通村民。
在负担“属地化”的情况下，明确田亩分布(即传统社会所谓“均定因赋”)便十分重要，然而一些地方对此缺乏重视。如河南登封县y村土地多年来屡经变迁，面积已减少约200亩，但上级一般仍按1978年的情况来计征。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率不大，这类问题不突出，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要素市场的形成，“均定田赋”的问题应当引起注意，以免像传统社会常见的那样，出现有人种“无赋之田”，有人纳“无田之赋”的不公正现象。
在负担属地化条件下，“土地改革”必然导致负担办法的改变。近年来“两田制”在许多农村中出现，农村便随之产生了这样的办法：每户按人口留少量口粮田，其余土地村里收上来，然后按好坏租(村民称为“卖”)给农民，每年种地前必须先交“买”地钱，钱多的家庭通过竞争就可以多种。这个办法有利于扩大农场规模以提高效率;但也有村民认为此举实际上是通过招标式竞争提高土地税，而且是提前预征(即改收获后交为种地前交)，因而增加了农民负担。笔者觉得如果竞争过程确实公平，此举还是利多弊少的。
四、新“一条鞭”法：“负担”改革的方向?
“制度性负担”过重、“非制度性负担”的存在与负担方式的不尽合理(如“属地化”具有的缺陷)常为农民所抱怨，然而当前农民负担问题最大的方面还是无序化之弊。“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是最令农民不满的。历史上的“摊了入亩”虽在操作时也有多样化，但总的制度还是统一的，而当前农民负担方式虽有些主流趋势(如属地化等)，但除了“纯收入5%”的上限等若干三令五申的规定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征收模式。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村目前新旧过渡时期的社会扣除(即“负担”体制不仅比改革前的公社时代复杂，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混乱，甚至与历史上传统时代相比也更加五花八门，其自行其是的程度恐怕是我国历史上在和平统一条件下罕见的。这里好的是过渡时期的制度探索有了空间，不好的是营私舞弊之徒有漏洞可钻。
减少对农村的索取，乃至对农业实行“反哺”，应当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长远方向。但在国家与社区财政需求仍有一定刚性、不能不“量出制入”、维持一定索取规模的情况下，改善索取机制、明确征收规范，使农民交纳的钱物能财尽其用，不至于流失或饱私囊，便成了当务之急。针对“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之弊，目前“并税除费加返还”的改革方向似乎成了“农民负担”改革的主要思路。它主张增虽明税，取消杂费，归并税种，简化税则，使农民易知，国家易察，书吏难以舞弊，税额不致流失。这样财政收入不减(甚至可能增加)，而农民却可免于“无底洞”之苦。近年来，这项改革已在一批试点县推行并初见成效，行政部门与学术理论界都对此看好。